职能弱化

职能弱化（精选六篇）

职能弱化 篇1

关键词：会计监督职能,职能弱化,方案

一、会计监督职能实施的现状

国内市场经济的环境中, 经济呈现出多种经济形式和利益主体的格局, 种格局一方面调动了不同部门、单位和企业的积极性, 促进了我国经济事业的发展, 一方面也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管理矛盾。表现门和单位受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的驱动, 违规违纪、弄虚作假, 造成会计工作秩序混乱, 会计信息失真, 严重影响了投资人、债权人及社会公众的利益, 同时也阻碍了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正常进行。这些问题如不解决, 势必对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进行有效的会计监督。

1、会计的基本职能

会计的监督内容是会计的职能之一, 是我国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会计工作己发生了很大变化, 会计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 业务处理也日趋复杂, 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等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时效、范围、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2、企业制度下规范会计行为

企业制度下如何加强会计监督己成会计界热衷讨论的焦点。为了规范会计行为,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加强会计监督己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一项重要内容。会计具有监督的职能, 这在我国经济领域中已被广为认同、接受。

二、会计监督职能弱化的原因

1、监督体系的失控, 会计机构难以发挥监督职能

企事业单位是会计监督的基层机构, 也是会计的执行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企事业单位独立性越来越强, 这时虽然有的单位内部监督体系健全, 但在这一监督体系的运行中, 一些企业的经营者、领导者独断专行, 进行以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坑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在一些经济案件中, 必然有些企业会计人员知晓或参与, 但由于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使其向集体利益倾斜, 单位领导的打击报复使其不能依法办事, 从而放弃会计监督。强调以人为本的和谐内控, 应重点把握两个度。一是如何把握授权的度。权力授予也要讲究“度”的限制, 不然容易产生新的舞弊土壤。二是如何提高被控对象的受控度。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对企业经营的现在所有环节和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所有个人实施全方位控制。

2、社会监督不利造成监督弱化

新《会计法》构建了单位内部监督、国家监督及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模式。当前不仅国家监督、单位内部监督弱化, 而且社会监督不力。完善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监管, 我们应调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职能, 由政府制订或颁布各项执业准则和监管制度, 由独立监管机构监督查处和评价惩戒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的业务质量, 各级注协除代行财政部门对注册会计师的行业管理职能外, 其主要职责是服务、协调和日常的执业质量检查。

3、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 会计监督的职能就难以发挥作用。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委托经营者对企业财产进行监督, 为维护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是很必要的。但有些企事业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 尤其缺乏各种监督制度, 连起码的内部审计机构或人员也不设置, 有时连简单的内部牵制制度也不要。随着计算机在会计领域的广泛运用, 作业人员技术要求较高, 操作单一化, 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难以落实, 违纪违规行为呈现出智能化特征, 会计监督难上加难。

4、法制环境和法规不健全

法制观念淡薄是我国公民的普遍现象, 在多数人的意识中只有《刑法》才是法, 而对违反了《会计法》却并不以为然。这样的意识必然造成财会人员有意或无意的违法。并且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 一些企业经营者、领导者无视法律屡有越权行为, 企业会计人员虽有监督职能, 却无力监督。执法不严也是造成会计监督弱化的原因。

5、会计人员自身素质低下

会计监督问题根本是人的问题。人们的行为既要受法的规范, 也要受道德的规范。会计信息失真, 其实质是:一部分人受益是以大部分人利益受损, 尤其以国家利益受损为代价。

三、强化会计监督职能方案

1、内外审计结合, 简历注册会计师监督体系。

内部会计监督和内部审计监督是基础, 国家审计是主体, 民间审计是补充, 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同时并存的体系结构, 已经与现代企业制度不相适应, 应当建立起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财务会计监督体系。

2、接轨国际, 强化民间监督参与

在国家管理制度中, 与国际接轨, 由国家授权民间职业团体直接领导和管理会计工作, 脱离政府的直接管理, 从根本上理顺政会关系, 以确保“公正性”。在企业财会工作中, 要使会计人员和内部审计人员成为公众的代理人, 充分发挥经济监督职能。为了达此目的, 应该由注册会计师来审计一切业务, 符合社会各界要求对财务信息的鉴证应无任何立场偏向的原则。

3.建立完善审计举报制度

为改变目前会计集中核算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现状作出积极的贡献。建立完善审计举报制度, 增加信息获取渠道, 更加广泛地获取审计线索。为审计监督和其他监督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制定条款明晰、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责任追究制度, 以制度来约束和制止不利方面, 以制度来促进相关事业的发展, 充分发挥制度的制约和保障机制作用。

参考文献

[1]强安试论会计信息的双重作用[J]财会月刊, 2005, 6.

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弱化的原因分析 篇2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既表明法律监督是我国检察制度的根本属性和理论基础，检察机关必须忠于职守，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又表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是国家权力机关授权性的法律监督权，是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的延伸，具有国家法定性、权威性和专门性。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法律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制度，这是我国在确立集权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吸收分权制衡制的长处建立的完全符合国情的.一种先进的监督制度。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督职能发挥得如何，不但关系到我国法律能否得以统一正确地实施，而且关系到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然而，目前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弱化令人堪忧，与宪法定位要求极不相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如有谬误，恭请批评指正。

第一是“先天不足”。所谓“先天不足”，主要是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现行检察机关管理体制不科学。

(一)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是立法存有缺陷。

一方面，国家高位法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和宽泛，缺乏可操作性。目前我国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法律规定主要散存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之中，由于根本法和地位较高的基本法的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对检察法律监督做出具体翔实的规定，而低位法又缺乏规定和不便规定，更没有专门的监督法，因此检察机关监督职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仅以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为例，作为检察三大诉讼监督中两大监督的民事检察监督和行政检察监督，在长达二百七十条的民诉法和七十五条的行诉法当中，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分别只有五条和两条，并且内容比较原则抽象，监督的范围限定在判决生效之后，监督的方式仅仅是抗诉(基层院仅限于提请抗诉、建议提请抗诉和提出检察建议)，不但忽视了程序监督和监督透明度问题，而且即使抗诉成功且判决结果公正，也只能是迟到的非完全意义上的公正。这种事后的监督，不仅难以实施，难以及时避免造成诉讼当事人不应有的损失，也缺乏监督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我国加入WTO之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和任务将更加艰巨繁重，现行高位法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宽泛的问题，对于专门法律监督的力度、效果以及司法透明度的影响不言而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法律监督的有关立法存在缺失和空白。实施法律监督的首要条件必须有相应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然而，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中，一般法律监督较之司法(诉讼)监督显得更薄弱。由于现行法律对于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方法等界定不清或没有界定，因此造成了监督上的许多盲点和空白。例如，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部分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以及几乎所有行政执法活动，都游离于法律监督立法之外，而这些恰恰是执法不严和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领域，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尤其是缺乏国家高位法的强力支持，所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只能“望洋兴叹”。即使有法可依的监督，由于缺乏具体实施监督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规定，致使监督刚性不足、措施乏力。例如立案监督，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应当通知其立案。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检察机关“立案通知”的指令性便显得苍白无力，只能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又如，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然而，没有规定批准决定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后多长时间内将通知送达检察机关，造成检察

职能弱化 篇3

[关键词] 财富差距 功能弱化 累退性 遗产与赠与税

一、“再认识”税收调节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作用

19世纪下半叶，阿道夫·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指出：“从社会政策的意义上来看，赋税是在满足财政需要的同时，或者无论财政有无必要，以纠正国民所得的分配和国民财产的分配，调整个人所得和以财产的消费为目的而征收赋课物。”这是对税收调节收入及财富分配作用的最早的系统论述。

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65，逼近0.47，而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则更高。个人收入及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给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基于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当给予收入及财富差距足够的关注，完善税制的收入及财富再分配职能。

二、财富及收入差距的现实情况

1.视线之外的差距——财富。目前，更多的关注聚焦在收入差距，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人们拥有财富的不平等，它包括住房设施、商业及工业用设施、家庭耐用消费品、土地以及金融资产等。在我国,财富分布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我国最低收入10%的城市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城市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城市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如果将我国的8亿农村人口纳入分析，我国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的比例将会更低，其差距会更加巨大。

2.目前的焦点——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收入差距的日积月累会导致财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出现，从而当期收入差距更进一步的拉大。2005年，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将广大农村纳入考虑，其差距在10倍以上，当前我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已经到了差距悬殊的边缘。

三、现行税制调节收入及财富差距职能弱化及不完全的表现

我国现行税制中，能对收入及财富分配起调节作用的税种包括：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个税收入从绝对量上看近年来维持了稳定增长，但在总税收收入中的比例近年来却一直维持在7％左右。如此之低的相对地位，是难以发挥其调节作用的。在构成上，也存在着个税调节“抓小放大”、方向偏离的现象。2004年，个税65％来自工薪阶层;而占總收入一半以上的高收入者，交纳的个税仅占20％。此外，可归结为财产税类的房产税、契税,以及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等，从绝对量上看是逐年递增的。但是，总收入份额却比个税更低，仅维持在4％左右。财产税的调节功能相对更加弱化。

四、必要的调整与改革

1.个税调整方面。自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对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一定的纠错和强化。但是，一些问题依然存在，进一步的改革依然需要。目前个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其问题表现为:一是分类所得税制未能真正体现税收公平原则;二是各类所得的税率设置不合理，现行个税法中工薪所得最高一级税率为45％，而对财产转移所得、股息、利息、红利、偶然所得统一执行20％比例税率。

调查显示，我国财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其财产结构中金融资产和家庭经营资产比重明显高于社会家庭平均水平，不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股息、利息、红利所得在我国富裕家庭所得中的比重都高于普通家庭。对他们实行统一比例税率，其累退性一目了然。对于偶然所得，举例来看,一位企业高管，月薪5万元，适用30％的个税税率,应纳个税14520元;另外一个人,彩票中奖50000元,该笔收入属偶然所得，税率为20％,应纳个税10000元。劳动所得的纳税高于偶然所得，这不是一个社会应该鼓励的。

综上所述，应该改变目前对财产转移所得、股息、利息、红利、偶然所得统一执行20％比例税率，改为实行超率或超额累进;偶然所得、财产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应该高于工资、薪金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

2.财产税类建设方面。对财富不平等影响最大的财产税是财产转移的课征。遗产与赠与税在这方面的责任责无旁贷。美国经济学家理查·A·马斯格雷夫和皮吉·B·马斯格雷夫认为遗产与赠与税的目标可以为:社会希望不断增加对代代相传的个人转让遗产的权利限制;或者社会希望限制每个人在没有经过自己努力的情况下通过遗产的方式来获得财富;或者社会有取得财富更公平分配的总目标。笔者认为,理查·A·马斯格雷夫和皮吉·B·马斯格雷夫关于遗产与赠与税的认识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受到重视，遗产与赠与税的开征目的应该集中在财富不平等的调节上，防止财富向少数人过分集中。

目前,国内关于遗产与赠与税的讨论，对遗产与赠与税多持反对意见。笔者认为，一些客观制约条件确实存在,比如征管水平、个人财产的不透明等，但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制度安排、设施改进来改善的。早在1598年,荷兰就已经开征遗产税,所以客观制约条件不应该成为阻碍遗产与赠与税开征的理由。关键在于明确遗产与赠与税的重要作用及意义,将其提到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的议程中来，并逐步实施。

参考文献:

[1][美] 理查·A·马斯格雷夫，皮吉·B·马斯格雷夫著，邓子基等译: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2]中国税务学会课题组.税收如何调节个人收入分配[J].税务研究，2003年,第10期

[3]张斌:税收制度与收入再分配[J].税务研究，2006年，第8期

[4]高亚军王银梅:财产税功能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5]丁芸:论我国财产税制的重构[J].税务研究，2006年，第9期

职能弱化 篇4

▲▲一、会计监督职能弱化原因

1.会计监督的基本职能界定不清。内部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共同构成会计监督体系, 但他们之间的职责、目标、实施手段以及承担的责任等存在很大差异。有关规定明确了三种监督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国家财经法律、法规, 但在要求上并没有具体化和体现三者之间应有的差异, 导致三种监督职能混同。另一方面, 在实际操作中, 三种监督并没有完全按照设定的目标进行, 有的甚至以平衡预算和“创收”为目的, 更加弱化了原本就很弱的监督职能。

2.会计环境的影响。会计是在一定环境下行使其职能的, 会计监督职能发挥的效果必然受会计环境的影响。从企业外部环境来看, 一方面, 会计受整个社会监督体系乏力的影响, 社会监督体系片面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督而忽略了平行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 致使会计监督由层层领导决定, 会计人员牌被动地位。另一方面, 会计法规立法不具体、执法不严是会计监督弱化的重要原因。从企业内部环境来看, 一方面, 会计机构负责人是由厂长经理聘任、解聘及决定报酬, 因此, 造成会计人员对会计监督有错误认识, 使会计难以发挥监督职能;另一方面, 企业内部缺乏实施会计监督运行机制, 会计监督便成了纸上谈兵。

3.会计监督的基本机制不合理。监督的基本原理, 一是制衡和牵制, 即通过上下左右的相互制约以及时纠正偏差;二是威慑, 即通过对违纪行为的重罚, 使被监督者不敢轻易违规。而现行的会计监督采取普查式, 一对一的监督认识方法, 从理论上讲这是最直接也应当是最有效的监督方法, 但在实际执行中普遍存在轻打轻罚现象, 使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4.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困难重重。虽然《会计法》对会计人员委以重任, 赋予会计人员监督本单位经济活动 (也包括监督本单位领导人) 的职权, 但是, 会计人员作为监督者并不具备独立地位, 特别是其利益关系依附于本单位和本单位领导人, 会计人员的监督一般很难坚持下去。除非出现特别严重的问题, 否则, 政府部门实际上不能解决会计人员因实施会计监督而出现的诸如被打击报复的后顾之忧, 从而严重挫伤了会计人员坚持原则的积极性。这就出现了会计人员“顶得住的站不住, 站得住的顶不住处”, 或者“一切听从于领导”的现象, 致使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形同虚设。

5.会计监督体系不够完善。在会计监督方面, 尽管建立了国家、社会、单位内部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 但在外部监督体系中, 由于财政、税务、审计等会计执法部门间缺乏有效衔接, 致使外部监督工作不能形成合力,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会计法》的监督职能。

6.会计管理体制方面。现行的会计管理体制强调会计应为国家服务, 这一体制曾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 现行会计管理体制赋予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 把会计人员推进两难窘境。现行《会计法》要求会计人员以双重身份执行会计监督, 既要维护企业的利益, 又要代表国家利益, 监督企业的财务收支, 这一要求在实际工作中, 造成会计人员左右为难, 不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反而削弱其监督职能。

▲▲二、解决会计监督职能弱化的对策

1.建立科学的会计监督体系。尽管理论界对会计监督的认识存在分岐, 但在实际的会计工作中, 会计监督职能越来越受到重视, 且《会计法》明文规定了会计监督的职能, 会计监督是会计的核心职能, 是由会计本质和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且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变得日益重要, 并成为会计的灵魂。同时应建立科学的会计监督体系, 充分发挥体系中各种监督形式的作用, 理顺相互间的关系。

2.加快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现行会计管理体制, 使会计回归企业。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 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企业内部发展需要有效的管理和正确的决策, 就必然离不开会计管理活动, 从而要求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的会计管理体制, 让会计回归企业, 解除会计所代行的国家行政监督职能。只有这样, 会计人员才能轻装前进, 大胆地监督。

3.创造较好的会计监管环境。从外部环境来看, 一是要加强社会监督体系, 健全权力约束机制, 使会计监督由被动变为主动。二是建立和完善会计法规, 为会计监督提供监督标准。从内部环境来看, 一是要更新监督观念, 把会计监督作为企业内部约束机制的重要环节。二要提高会计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三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实施会计监督机制。它包括会计监督的实施程序、业绩考核、奖励和处罚手段等。会计监督的运行机制是实施会计监督的核心和保障, 每个企业根据各自的情况在企业具体会计制度中规定会计的程序, 业绩考核指标和标准, 严格奖罚措施, 只有这样才能把监督落到实处。

4.完善会计信息管理机制。目前, 由于会计监督职能弱化而致使会计信息失真, 要治理这问题, 必须要建立一种真实、完整、准确地组织会计核算, 建立内部会计管理责任, 可以明确单位领导人, 总会计师, 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会计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 可以明确各个会计工作岗位的职责与权限;建立内部牵制制度与内部稽查制度, 可以加强企业会计工作的内部控制;建立各种原始记录管理制度, 定额管理、计量验收制度, 财务清查制度以及各项财产物资、财务收支的领报、审计制度, 可以为会计核算做好基础工作等等。建立总会计师制度, 可以从组织上为发挥会计的反映、控制职能创造条件等;另外, 强化企业约束机制, 对将法人高置于法制之上、在法律之外自行支配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 可以实施有效的制止和纠正。

5.改革对会计监督的监督体系。建立以外部审计监督、税务监督、行政监督为主的外部监督体系和内部审计为主的内部监督体系, 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从各层次的监督体系中分别制约。对企事业单位, 外部监督机构主要监督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是否依法核算, 依法监督各项财务收支, 内部监督体系主要核算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 各项经济指标对财务主体的影响, 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行为是否合格。对行政机关的财务人员, 外部机构主要监督是否严格根据国家法律和法规, 执行国家各级政府的年度预算, 严格经营支出和依法现列帐, 内部机构主要监督其是否履行职能, 及时向所在机关或上级反映情况, 注意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职能弱化 篇5

一、财政公平收入职能弱化的主要表现

(一)初次分配:居民利益受损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统计分析表明,2007年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为1∶3.3∶2.8,居民收入小于企业所得。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为2007年的39.7%。深入分析发现,劳动报酬率的低下和占比的持续下降是居民部门占比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劳动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以2000年为例,美国分配率为58.31%,德国为53.84%,英国为55.27%。我国的情况如何?国家社科院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显示,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15年下降了12%。

与居民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相反,政府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占比持续上升。1992~2005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上升了2.65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与此同时,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也上升了3.3个百分点。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是企业利润的2.4倍,到2005年降到了0.43倍。劳动力价值处于被资本严重剥夺并日趋恶化的境地,企业收入分配日益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利润挤占工资”现象严重。

政府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收入占比的上升,必然导致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进而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产生广泛的不利影响。

(二)再分配:分配不公加剧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由于强调要素分配,必然导致效率优先,有失公平。如果政府不对收入分配结果加以宏观调控,势必造成两极分化。政府调整后的再分配格局如何?统计分析发现,经过再分配调节,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在一段时间明显下降后,自1994年后大体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居民部门在1999年以前曾因再分配得益,收入份额一度提高。然而,从2000年开始,再分配对居民部门出现调节失灵,甚至在2002年出现逆向调节,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占比反低于初次分配占比。此阶段中,收入分配占比相对上升的唯有政府部门,2000年之后尤甚。1992~2000年,政府再分配占比仅上升了0.32个百分点,而此后的5年中,该占比就上升了3.42个百分点。由于企业占比收入基本稳定在初次分配水平,因此,政府部门的收入相对上升是以挤占居民部门的收入份额为前提的。

总之,在再分配中,政府不仅没有纠正市场失灵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反而借助再分配从居民部门掠夺了更多的收入份额。从这一角度看,政府的再分配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矛盾。

(三)第三次分配:社会调节缺位

发展慈善事业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兴旺发达。根据霍普金斯大学在22个国家所进行的全球非营利性事业比较研究报告,公益捐款总额占这些国家GDP的4.4%。但是,在我国慈善捐赠一直被称为“最短的短板”。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民政部接受的直接和间接捐赠款项和物资折合人民币近45亿元,估计2006年我国各种募捐总额不足100亿元。目前我国慈善捐赠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低于1%,并且有80%来自海外。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有助于促进分配公平的第三次分配基本没有发挥调节作用。

分析表明,虽然通过了三次分配调整,但居民部门占比份额并没能有效提高,收入分配日益呈现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企业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特点。

二、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弱化的主要原因

在公平收入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存在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在政府层面上并存收入的集中与支出的分散。二是税收政策与支出政策缺乏协调。由于这两个制约,使得财政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普遍体现出效率优先原则,而忽视对公平原则的系统性关注,导致财政在收入分配各环节的乏力、失灵、缺位和逆向调节。

(一)初次分配:财政调控失灵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源头,从财政角度看,主要有如下原因:

1.“效率优先”的税制模式,使税收扩张成为必然。

统计分析表明,1992~2005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上升了2.65个百分点。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增加值和生产税净额,其中,作为政府资金来源的增加值与作为政府资金运用的劳动者报酬基本上相互抵消,因此,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上升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税净额占比的上升。而生产税占比的上升,主要沿用1994年确定的“效率优先”的税制模式。这种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使得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生产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年以两位数速度超常增长。生产税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劳动者获得的原始收入,从源头上抑制了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为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埋下隐患。

2. 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不规范,使国有收益藏富于企业。

从1994年税制改革至2006年,政府一直放弃了以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导致大量的税后利润聚集国有企业。同时很多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以行政垄断方式免费或廉价占有国有资源,而由于相关资源税费制度的缺乏,使得超额垄断利润无法纳入国家调控范围。这种局面一方面直接剥夺广大居民对国有资源收益的分享,同时也削减财政公共产品投资,间接增加了居民公共物品消费支出。此外,这类行业普遍执行的工效挂钩工资分配制度,必然使得大量垄断收入流入个人收入分配范畴,加剧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

3. 企业负担沉重,“利润挤占工资”不可避免。

从初次分配角度讲,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须督促企业增加劳动报酬的支付。虽然我国早就通过《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和《劳动法》确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然而,制度的执行远不如人意,其中地方政府对税费的追逐导致企业沉重的“税费”负担以及企业在税费压力下利润的摊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长期来看,政府征税会加重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由于我国现行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体,加上个人所得税制的缺陷及征管效率的低下,必然导致企业成为税负的主要承担者。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私营企业利润的中位数为21万元,而纳税额的中位数达26万元,二者相差5万元,企业税负沉重可见一斑。

除税收外,政府还会以各种形式的收费、摊派及其它额外负担参与企业收益分配。据统计,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职工住房、医疗、学校教育等方面的投资约占企业总投资的15%~20%,离退休人员退休金及在岗富余人员工资占职工工资总额的50%以上。而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私营企业的非税收负担占企业税后净利润的1/3以上。

众所周知,税费、工资和利润都是来自企业的收益。在企业税费负担沉重的前提下,企业必然压缩职工工资来确保利润规模。

总之,在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对国民收入的过多分享,必然制约居民收入增长,为收入分配不公埋下隐患。

(二)再分配:财政调节错位

在当前中国,充分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是从再分配层面解决收入差距的一条极好的通道。但我国现行的财税调节手段不完善,导致财政调节错位,公平收入分配的目标难以实现。

1. 税收收入调节体系不健全,“调高”手段失灵。

按照国际惯例,政府一般依托所得税、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通过构建个人收入税收调控体系实现“调高”目的。但我国现阶段税收发挥作用的条件尚不完备,第一,税收调控体系不健全。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是依靠个人所得税制,其他相关税种要么没有建立,如社会保障、财产转移方面的税种,要么功能不足,如消费税、财产税。而个人所得税,不但其制度本身有不完善之处,而且它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过低,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发挥空间相当有限。2006年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7.0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现行税制体系的不完善,特别是具有重要调节功能的个人所得税的缺陷,对个人存量财产及财产转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遗产税、赠予税的缺失,使税收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远未发挥出来。第二,税收征管水平低下。税收征管是税收发挥作用的实现条件和保证。目前,由于税收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加上个人收入监控体系的不健全,大大削弱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税收征管低效无序必然会导致偷逃税行为的发生,降低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累进性,助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 基本民生公共投入力度小、效果差,财政“扶低”目标难以实现。

加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投入,是财政间接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的重要举措。但基本民生公共投入的不足,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基本民生公共投入力度小。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97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中国正步入公共产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但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却远远不能满足居民需要。以教育为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都较高,如韩国(1997年)为20.5%,泰国(2000年)为22.44%,墨西哥(1999年)为25.54%。而我国2006年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5.18%,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都处于较低水平。二是社会保障功能错位。社会保障本来是应该促进实现社会公平的,但是自建国以来就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没有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反而加剧了本来就严重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城乡差距来说,1991年,城乡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分别为250元和5.1元,比例为50∶1;到2001年,分别为1324元和13.2元,差距比例达到100∶1,且差距的数额为1310.8元,相当于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2。有关分析表明,虽然2006年单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3.28∶1,但是如果加上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那么这个比例就是5∶1甚至6∶1。

3. 财政支农效果打折。

促进农民增收,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着力点。近年来,财政虽加大了投资力度,但财政支农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缓慢。从1978-2005年,财政支出中支农资金的比重由13.43%下降到7.22%。最近几年,财政支农支出的相对额几乎出现历史最低点。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惠农效果不明显。统计分析表明,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60%至70%左右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导致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通过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增收目标难以实现。此外,通过农业补贴支持农民增收的政策见效缓慢。因为我国财政农业补贴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较高,据测算,通过流通环节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农民才能收益1元钱,财政支出惠农效果差。

4. 财政转移支付出现逆向调节。

财政转移支付,其本意是为了平衡地方财政资源,使全社会成员公平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但由于如下原因,此举却引发收入分配上的逆向调节:第一,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税收返还采取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体现了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的倾斜原则,形成“贫者少返、富者多返”的一省一额的转移支付制度,从而加大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第二,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缺乏规范。规范的资金管理制度,是确保转移支付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滞后、资金使用的效益考核指标体系和审计监督机制缺失,导致转移支付不透明。这种情况一方面会引发政府寻租行为,滋生腐败,加大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也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第三次分配:财政激励缺失

虽然造成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很多,但财政激励政策的缺失无疑是重要方面。

1. 财政扶持力度不大。

由于慈善组织以创造社会公益、减轻政府的负担为目的,因此,政府通过一定财力扶助慈善组织发展已成为一种国际惯例。在国外,政府资助往往是慈善组织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如美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资助是私人慈善捐助的两倍,其他发达国家政府援助的比例甚至更高。而目前公共财政在此方面基本没有作为。

2. 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不够。

一是对捐赠者的捐赠行为激励不够。按现行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捐赠可以享受“一定量捐赠不纳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由于激励手段单一、优惠力度不大、限制条件过多等问题,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反而成为慈善捐赠的制度障碍。二是对慈善组织的扶持呈现政策空白。如美国政府对所有慈善组织都免缴销售税、财产税、增值税、关税和其他直接的税收形式,并实行所得税豁免政策。但目前我国尚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3. 遗产税缺位。

在国外,促使富人热衷捐赠的重要原因,是高额的遗产税税率以及慈善捐赠的抵税的规定。在我国尚没有开征遗产税,富人捐赠诱因动力缺乏,富人慈善捐赠的积极性不高成为必然。

财政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的激励不足,导致了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滞后发展,阻碍了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

三、强化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财政公平分配功能的弱化,主要是因为税收制度、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收入差距的财政杠杆还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实现财政分配公平的目标,需要对现行的财政分配政策进行系统调整。

(一)转变财税思想,强化财政收入分配职能

受社会发展程度及理论认识的制约,一定时期的财政职能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我国在经济转轨和起飞时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是正确的,但是一旦公平问题兼顾不够,分配不公导致效率的严重损失,就必须从公平的角度出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实现在相对公平状态下的效率。否则,不公平与低效率可能会同时出现。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不公必须得到一定的矫正,否则将会破坏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而且社会主义的本质也要求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作为社会主义财政担负着更重要的公平收入分配的职能,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必然要得到加强和重视。

(二)调整税收设计思路,优化收入分配调控体系

收入分配调控体系是公平收入分配的重要前提。健全我国收入分配调控体系的重点是完善税制,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功能。在税制体系的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到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从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搭建一个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在税收调节的层次上,要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来源的收入;在税收调节的手段上,可以使税种、税率、税收优惠等结合在一起,配套使用;在税收调节的范围上,要充分考虑收入流动的各个环节。具体而言:1.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强化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2.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3.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调节存量财富的分配,防止财富过度集中。4.健全财产税,加强对收入存量的调节。5.深化改革消费税,将一些高消费项目或服务列入征税范围。6.开征教育税,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促进收入分配的机会公平。

(三)调整税费格局,理顺政府分配关系

在我国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之外日益膨胀的收费问题,已成为分配不公的重要导火索。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应在客观分析现存的各种收费项目的基础上,按照取缔、规范、转制、改税的思路进行改革。第一,进一步强化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主体地位,加快费改税的步伐,把一些公共领域的、明显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如社会保障费、教育费附加等)改为征税,增强政府运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份量。第二,加强财政监督,坚决打击各种乱收费和腐败行为。政府部门及官员的不廉洁行为一方面直接加大个人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对企业的乱收费,必然导致企业大大压缩职工工资水平,使整个社会进一步远离公平、和谐。第三,将必须保留的收费项目进一步规范,严格收费标准和审批程序。并统一纳入各级政府的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

(四)改革支付方式,培育财政支付公平机制

从理论上讲,收入分配不公平包括机会不公平和结果的不公平。为了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目标,财政应减少直接投资行为,将有限的财力用于供应包括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公共物品上,通过直接和间接调节手段对机会和结果的不公平现象进行调节。为了提高公平分配的长效性,今后的财政调节应以直接手段为主,间接手段为辅,促进更大的机会公平。近期内,改革的重点是完善直接调节方式,纠正财政逆向调节。具体而言,一是取消不分收入高低对所有城镇居民实行的副食品补贴,将这部分资金用于补贴低收入个人,减少财政逆向调节。二是在提高职工离退休金的标准的同时,对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予以相应的补贴,进一步打破城乡差别。三是在提高城镇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员的救济标准的同时,改革发放办法。应根据相应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财产拥有水平等指标来发放。四是在政府各项转移支付实施过程中,应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同等对待。五是打破城乡分割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由于间接调节手段有助于机会公平,所以财政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投资力度,给所有人创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使教育资源能够得到公平有效的配置。

(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首先,完善低收入群体增收政策。经验表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问题完全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通过政府的分配途径,在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和倾斜,如补贴和救助等。所以,加强政府分配调节职能,必须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作为重要着眼点。只有处于社会收入结构底层的困难群体的收入提高了,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才更坚实。其次,强化农民增收机制。我国现行的收入差距,归根结底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近年来,在促进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中央和各级政府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要把这些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到实处,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卫生、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构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使农民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再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重要环节,也是政府发挥再分配职能的重要途径。着眼于通过再分配途径促进收入分配关系合理化,应把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别是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摘要：分配不公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本文以三次分配为视角,系统分析财政在各分配环节的公平取向,研究发现,由于财政在决策过程中注重效率优先原则,忽视对公平原则的系统性关注,导致财政在收入分配各环节的乏力、失灵和缺位,财政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弱化。为强化财政分配功能,文章提出了转变财税思想、优化收入分配调控体系、培育财政支付公平机制和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财政职能,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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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弱化 篇6

关键词：独立董事,监事会,监督职能

一、关于独立董事功能定位的探讨

1、独立董事功能概述

独立董事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一元董事会”的公司治理结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关于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功能, 当下流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1) 监督功能。独立董事有资格来选择、监督、考核、奖励和惩罚企业的经理层, 可通过减少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来提高企业的效益。

(2) 战略功能。独立董事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背景, 凭借自身的学识和经验, 可在公司发展、运作管理、资源配置等重大战略性问题上做出独立判断, 协助董事会制定合理的战略规划。

(3) 政治功能。当政治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较大时, 企业中具备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作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桥梁, 可为企业提供具有洞察力的意见, 帮助企业分析和预测政府的相关行为。

2、我国监管层关于独立董事的功能定位

与美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度分散不同,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 董事会容易受到控股股东控制, 出现控股股东滥权现象。为了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从而引入独立董事。

从我国现有法规可以看出, 我国监管机构对独立董事的定位为监督者。就《指导意见》全篇内容而言, 其内容是为实现独立董事监督公司运作而服务的。《指导意见》对独立董事所提出的“独立性”要求, 并不是要求其发挥顾问、战略管理等功能, 而是其有效履行监督职能的前提。又如《指导意见》第五节独立董事具有的特别职权, 将重大关联交易单独作为第一项且需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事项, 也是对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的明确。此外,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也强调了独立董事应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运行现状及困境

1、独立董事监督职能弱化, 具有荣誉化、顾问化倾向

根据上证所和深交所的一项调查问卷统计: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独立董事, 认为独立董事应当主要为上市公司提供专业知识或技术支持的比例均略高于独立董事应当主要发挥监督执行董事和管理层作用的比例。这一结果说明,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被弱化, 更多的是以一种顾问的角色存在, 没有真正实现证监会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

(1) 咨询职能比监督职能更容易为上市公司接受。目前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监管要求, 或者是为了提高公司的社会地位、增加公众对公司的信任度, 而不是公司治理的自发需求。因此, 独立董事提供咨询服务比监督其董事会或管理层更容易被上市公司所接受。

在现有独立董事提名及选举模式下, 由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 因而董事会往往被控股股东控制, 导致独立董事的提名和选聘基本由控股股东和董事会包揽。试问作为被监督的对象, 控股股东和董事会怎会愿意独立董事行使其监督职能?因此, 这些控股股东和董事会在选择独立董事时便已“把好关”, 青睐那些不能参与公司治理, 但可提高公司社会地位或带来资源的社会名流。独立董事来源构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据上证所的问卷调查统计, 来源于学校 (主要是高等院校) 的独立董事比例为38.55%, 专业人士所占的比例为23.71%, 15.73%的独立董事来自于有关行业协会、政府机构或退休群体。

(2) 独立董事行使咨询职能比监督职能更易实现。站在独立董事的角度, 独立董事发挥咨询作用不存在实际的障碍, 但若要对控股股东或管理层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显然受其时间精力、信息及职权限制, 同时需要公司积极配合, 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首先, 目前部分独立董事对于自身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并不十分清楚, 不熟悉公司经营管理, 行使监督职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 目前独立董事多为兼职, 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全面系统地了解公司运作情况, 不少独立董事就连董事会会议也都是以通讯方式表决, 没有同管理层现场沟通以了解议案实质的可能;最后, 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 其行使职权依赖于公司的配合, 若公司不向独立董事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资料, 则独立董事不能了解相关议案的真实内容, 也就无法做出独立客观的判断。因此, 独立董事的表决权往往流于形式, 不能对董事会的决策进行有效监督, 只能发挥其咨询顾问的作用, 甚至成为了所谓的“花瓶”。

2、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监督职能的冲突

重引进、轻改造、轻执行是我国制度引进过程中的一大弊病。在未对监事会制度进行深入反思和更深入实践的情况下, 又引入了同样作为监督机制的一元制下的独立董事制度, 将两种产生背景完全不同的监督机制强行简单综合在一起, 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也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通过对比有关法律规定不难发现,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职权有明显的重叠和交叉, 即主要都是对经营管理层的经营行为和财务状况进行重点监督, 但同时又都未对各自的具体的监督范围进行有效的界定。在两种监督机制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 目前尚未有相关制度对两者的职能分工进行协调。明显的职能重叠和交叉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和模糊了现行的公司内部组织架构, 增加了监督成本, 降低了公司的经营效率。因此, 把监督权同时模糊地赋予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做法, 将导致重复监督或无人监督, 其结果最终是两个制度皆失效。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政策建议

1、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体系

(1) 改进独立董事选聘机制, 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选任提名是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关键的环节, 决定了独立董事能否真正独立。目前我国很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提名选任都是由控股股东决定, 这让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备受怀疑。

为完善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 建议一个股东只能提名一名独立董事, 在制度层面保障中小股东在提名方面的权利。此外, 为保证选举的公正性及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在选举独立董事时, 提名股东及与其有关联关系的股东不得参与表决, 并要求当大股东控股比率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公司应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独立董事, 以限制大股东在独立董事提名与选举中的影响力和干预力。

(2) 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纯粹以现金形式固定地给付独立董事报酬。独立董事的薪酬若是拿少了, 就难以保证他会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公司事务;若是薪酬拿多了, 独立董事在经济上可能依赖于当董事的薪酬, 则其独立性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以致削弱。

因此, 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 需要把握独立董事薪酬的“度”, 使独立董事既能保持独立性且又有动力有效履行职责。另外, 在独立董事薪酬构成方面, 还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 通过给予适量的期权或期股等长期激励方式, 来建立灵活的薪酬制度, 使独立董事更加关注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发展前景和长期利益。

(3) 完善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制度。我国目前未对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单独作出规定, 而是统一规定在董事的法律责任下。但独立董事作为一类较为特殊的董事, 在承担一般董事的法律责任的同时, 因其特殊的地位, 法律责任方面还应与其他董事有所差别。首先, 应制定独立董事制度的具体指引或规范, 进一步明确独立董事的特殊职责及其未尽职责所应承担的责任。其次, 应借鉴国外经验, 在客观、可行的基础上, 为其提供必要而适当的免责安排。最后, 在适当的时候, 可引入相应的责任保险机制, 同时通过保费和可赔偿范围的合理界定, 平衡保证独立董事权益和防范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

2、加强独立董事队伍培养, 成立独立董事行业协会

独立董事作为综合性人才, 应具有相当的企业管理经验和一定程度的教育背景, 能够做出审慎判断, 并有直抒己见的勇气和魄力。目前应加强独立董事的职业化队伍培养, 成立行业自律组织———独立董事行业协会。

独立董事行业协会应发挥以下功能:首先, 确定独立董事的薪酬指导标准;其次, 对独立董事行为做出细致规范, 组织进行任前辅导和业务培训, 帮助其真正做到勤勉尽职;再次, 建立并维护独立董事数据库, 包括各独立董事历次担任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 形成相应的声誉机制;最后, 当独立董事在履职时受到公司方面不公正待遇或刁难时, 协会应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降低履职风险。

3、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能, 形成监督合力

制度安排功能的充分发挥不仅取决于每一种制度自身功能的完善与否, 还取决于制度之间的协调与否。要使独立董事与我国现行“二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无缝接入”, 必须结合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特点, 重新界定和整合二者的功能, 避免功能上的冲突和无人负责的情况。首先, 对各自的具体监督范围进行有效的界定, 并对两种监督机制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地方进行协调。其次,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并相互监督。最后, 建立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信息与资源共享及磋商制度, 两大监督机构可以联合对特定问题展开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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