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审查的是是非非

标准审查的是是非非（精选五篇）

标准审查的是是非非 篇1

作为研讨会的参加者之一, 我个人不但在会上的发言中, 也从自己的心底里十分赞成做好这件事。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我想, 会议本来是大家聚在一起议事, 议必有异, 有异才议, 议才有义。可是这些年下来, 中国的会议文化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往往是异口同声, 议并无异, 尤其是在那些看起来事不关已的事情上, 许多人常常是, 嘴上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 心里想的不一定是手上做的, 因为人们已从太多的经历中感到直言无益。个人认为, 此乃世风所致, 不知从何时起, 人人都变得言不由衷起来。

个人之所以从心底里支持做好这件事, 这与我一直对标准界的某些现象心存隐忧有关。我从不讳言, 这种隐忧, 不仅关系到标准界存在的图虚名, 不务实;只重数量, 不顾质量;只管申报立项, 不管实际应用的状况能否得到有效扼制, 也关系到在反腐纠风过程中, 如何治理弄权和寻租行为, 维护用于标准化界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防止空耗纳税人银两, 甚至引发腐败的不良状况发生。至少在我看来, 这些现象是存在的, 程度不同、范围不同而已, 在当今习总书记领导下, 防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趋势面前, 当事者们不可不防微杜渐。

国家标准技术审查部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内部是个虚设机构, 全部人员和工作职责都委托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审查部本身也是中标院所属的一个正处级事业单位, 在业务上受国家标准委领导, 工作经费由国家财政通过质检总局和标准委拨付。这几年, 随着审查部领导班子的更新, 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开拓性工作, 改变了过去单纯埋头审查修改标准草案, 履行报批手续和接受标准备案的工作状态, 不仅转而从事标准研究, 也在完成原有标准审查工作的基础上, 积极走出中标院, 到基层广泛开展调查研究, 结合实际抓试点, 积极传播标准化专业知识, 组织培训标准化专业人员, 有目的地培养骨干, 挖掘典型, 以点带面, 赢得了各界的普遍好评。

有人说, 标准审查部的工作出现这样的转变, 是当初我当院长时逼他们做出来的。其实, 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说对, 我确实是逼过他们, 甚至经常放言标准技术审查这个部门本来就不该存在。这不是言过其实或信口开河, 我这样说有自己的理由, 在下面的述说中我会进一步做出说明。说不对, 是当初我提出要让中标院的科研人员和标准化工作者走出中标院, 并不只是针对标准技术审查部说的, 我是针对中标院全院的标准化科研工作而言, 向着全体标准化工作者说的。所以有这样的主张, 是因为在我看来,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 中标院自身的工作有许多还是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格格不入, 如果不改革, 就难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飞速发展对标准化事业的需求, 就会偏离全球标准化事业发展的大趋势, 甚至渐行渐远。学过哲学的人都知道, 鸡蛋之所以能够孵出小鸡, 而石子却不能, 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鸡蛋本身具备了孵出鸡来的内因, 如果让鸡妈妈趴在哪怕是很像鸡蛋的石子儿上, 无论它怎样着急, 也无论它给予石子多少体温和关爱, 石子还照样是石子, 永远不会孵出小鸡来。审查部的变化也一样, 领导逼是逼了, 只有当他们自己从内心里知道了改革对他们生存的重要性, 认识由感性到理性出现了飞跃, 产生了求变的内在动力, 这时事情才会开始做得好起来。

回过头来说说我对标准技术审查的看法。国家标准委刚刚组建的时候, 在领导班子分工中, 综合计划部归我分管, 标准技术审查部是综合计划部工作的一部分, 很自然也在我的分工范围内。2002年初, 我带领国家标准委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 去了德国、法国, 以后又去了英国。初出茅庐的我, 当时对国际国内的标准化事情均见闻不多, 印象寥寥, 所以在出访中我对欧洲的标准化机构、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法等等一切都很感兴趣, 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耻下问, 抓住一切机会恶补标准化这一课。对于许多在访问团其他成员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情, 我也常常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想比较出国外的做法到底有什么和中国的不同。也许欧洲的标准化同行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来自中国的这样一位有身份的学生, 所以他们对我也感兴趣, 愿意毫无保留地向我介绍我想知道的一切。正是在这一次访问中, 我惊讶地发现, 国外的同行们无论在机构设置还是在工作安排上, 根本就没有标准审查这一项, 当然更没有标准出版社和专门的印刷厂。我很奇怪, 同样搞的是标准化, 从现代标准化而言, 欧洲比我们还要早过百年, 为什么他们的很多做法和我们不一样?带着这样的疑问, 回国后我也一直没有放松过探究。从2003年至2005年, 由于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ISO理事会, 我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多地了解其他国家的经验和作法。随着视野的扩大, 思路比从前开阔多了, 知道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标准和标准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准和标准化到底有什么不同。以后我又带着问题访问了美国、日本、新加坡和南美洲几个国家。最终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天下标准化是一家, 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标准化组织形式和标准组织的性质有所不同, 可是标准和标准化的作用却是相同的, 标准制定的程序、方法和运作方式也大体相同。

经过反复认真的比较和思考, 两年后, 我得出下述个人结论:标准是一种产品, 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标准的使用价值就是标准的有用性。也就是说, 无用的标准就是废品。和其它的产品一样, 标准是否有用和有用性的大小, 取决于标准的质量。我当过厂长, 管过质量, 知道产品的质量是生产出来的, 不是检验出来的。同样的道理, 对于标准这种产品而言, 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是各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他们才是标准质量的责任主体。因此,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要对标准的质量负总责。事实上,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标准化组织都没有专门的标准技术审查部, 而是分别由各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专家全权负责。包括国际标准组织ISO、IEC在内的各种标准化组织的职责, 只是包括制修订标准在内的所有的标准化活动的组织者和协调人, 它们不是政府的行政机构, 也不是直接起草标准的专家, 只有在经过国家或权威机构的授权, 他们才有权批准和发布标准。另外, 社会发展到今天, 标准和标准化活动已经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从事标准的技术审查, 除了专门领域的专家之外, 谁有能力胜任全部?所以叫国家标准技术审查部的名称本身就是个错误, 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 充其量不过是对标准格式的复核, 是形式审查和付印之前的文字把关而已, 而这样的事情从技术委员会的功能和责任来看, 早就应该是覆盖其中了。

基于这种认识, 从2003年国家标准委举办第一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培训班开始, 我就不厌其烦地向全国的标准化同行们讲述和宣传我的上述观点, 不仅著书立说, 后来也写进了标准化基础教程。从理论上说, 这样的结论, 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全世界标准界同行根本没有, 只有中国自己存在的国家标准技术审查机构存在的意义。

在3月6日的研讨会上, 长期在标准审查部工作的葛颖研究员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往事, 她说有一次一个发达国家的知名标准化专家到中国来讲学, 这位专家说到:“让人惊讶的是, 在中国, 似乎什么事情都和别人不一样, 是倒着来的。”葛颖说的这位专家我熟悉, 他来自德国, 曾经担任过ISO的副主席, 我多次和他打过交道, 只不过我和他交往时没有当面听他讲过这样的话, 但我明白他讲的意思。比如标准立项, 是从市场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出发呢, 还是从领导的主观臆断出发?标准审定和发布, 是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集体讨论, 投票表决呢, 还是由行政领导最终拍板定案?标准制定和发布后是由企业自愿实行呢, 还是由政府以行政督办加经济处罚的方式强制执行?在他看来, 中国的做法都是以后者为主, 所以是倒着来的。

早在国家标准委成立之初, 我就曾经亲自组织做过全面调查, 当时的国家标准近万项, 却有20%早已过时, 不再适用;有65%的标准超过了复审期限, 亟待更新;只有15%的标准现实好用。当时发现, 许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分委会空有虚名, 成立后并没有有效工作。有些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虽然在工作, 却是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套取国家标准补助经费以维持生计。为此, 国家标准委党组决定, 用三到四年时间,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国家标准清理整顿工作, 包括重新审核、修订和补充标准;撤消、合并和重组一部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针对性的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人员展开专业培训等等。前后经过四年的努力, 国家花费了6300多万元资金, 2005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总结大会, 终于使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规范化管理也上了轨道。哪里想到, 几年以后, 不但又重蹈覆辙, 反而愈演愈烈。在3月6日的研讨会上, 来自各方面的标准化专家结合工作实际, 纷纷列举近年来国家标准制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说明了这些问题若不尽早解决必将会对国家标准化事业带来严重危害, 特别指出, 这次征集汇编的标准研制和审查案例, 不仅要有正面典型, 也要有反面教材, 这样才能发人深省。在这些事情上, 恐怕标准技术审查部的同志们才是最有力的见证人, 因为他们每日每时的大量工作, 就是不停地筛选已经报批的标准草案中的残品、次品和废品, 有的要经过他们修补, 有的不得不被退回, 但是许多退回给标准技术委员会的标准草案却常常变成泥牛入海, 从此再无消息。为什么?很遗憾的是, 所这些残品、次品、废品的费用, 都已经由国家全部埋单, 照付不误, 从此再也无法追回了, 这样的事情叫人想起来就会心痛。

水利技术论文的标准审查 篇2

1审查的主要内容及原则

各阶段的审查主要依据《细则》和《作业指导书》，在“国际合作与科技业务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对材料和程序进行审核把关。

1.1材料完整性材料包括电子和纸质材料，完整性主要包括各阶段纸质材料按《作业指导书》资料清单要求准备，电子材料需上传“系统”，各阶段必须提交的材料包括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开会或征求意见通知、会议纪要（含专家签名单）及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材料格式需符合《作业指导书》相关要求，纸质材料与电子版应一致。

1.2程序符合性程序审查主要包括标准项目是否属于《水利技术标准体系表》[8]范围内，体系外项目需通过专家论证和进入体系论证，通过签报后方可列入体系内；项目需通过年度计划论证、大纲审查、征求意见、送审稿审查和报批稿审定、审签等几个环节，对于局部修订的标准，通过年度计划论证后，可略过大纲审查和征求意见；大纲审查、征求意见和送审稿审查三个环节需会签主管机构，原则上尚未通过会签的标准项目不予审查。若主持机构和主编单位相同，应由主管机构召开各阶段审查工作会。

2审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各阶段材料审查主要集中在编制说明、标准文本、意见汇总处理表、会议文件、变更情况等。

2.1格式不符合要求《作业指导书》包含22个附件和附表，对标准项目建议书、申报书、工作大纲、编制说明、意见表及其处理表、变更申请表等内容的格式均有明确规定和要求。但是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不少提交的材料格式仍千差万别，除不符合相关要求外，材料的往复修改和审核也从一定程序上影响了标准编制进度。

2.2内容填写不全主要集中在编制说明基本信息填写不完整；技术要素未填写或填写不全、未正确界定、与相关标准协调性不足等；意见汇总处理表中部分采纳或不采纳意见未说明理由或沟通情况、采纳情况未在标准文本中得到落实等。

2.3标准文本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标准文本看，其编制内容及过程应符合《标准的编写》相关要求。标准的体例格式是标准的表现形式，是标准区别于任何其他行政文件及科技著作的显著特点，其是否规范不仅直接关系到标准质量，而且影响到标准被接受的程度和执行的效果。体例格式主要依据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SL1《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及《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水利技术标准可分为工程建设类与非工程建设类，其体例编写格式应符合表1的规定。主要问题包括体例格式未按要求编写，语言不够简练，规范性、指导性不强，内容纳入角度不当，技术含量不高，层次结构划分不合理，科学性欠缺等。不少标准在审查或征求意见时，邀请单位或专家地域范围及专业领域较窄，仅限于某一相关或熟悉的领域，未邀请相关业务司局、标准化专家参会，专家代表性不足，造成标准使用范围或对象过于单一，甚至出现标准审查质量不过关，严重影响标准质量，造成后期标准被暂缓发布或结题的现象。无论是水利技术行业标准还是国家标准，参会或征求意见的单位和专家都应具备一定代表性。邀请参会或征求意见的单位或专家不能与编写组人员重复，应避免发生自编自审的情况。对于征求意见阶段反馈意见条数较多、处理时部分采纳或不采纳条数较多且沟通尚未达成一致情况的单位或专家应邀请参会。标准审查应邀请相关标准关联度较高的主编单位或主要起草人参会；邀请相关业务司局人员参会；邀请标准化专家参会。如果是国家标准，为保证审查的全面性，应邀请相关部委、其他非水利行业单位专家参会。

3建议

3.1加强标准的编写及体例格式等相关内容的宣贯培训在主编单位开展编制工作前，对编制组及管理人员展开标准编写及体例格式等方面的培训，尤其是GB/T1.1、SL1及《作业指导书》的培训。同时，应结合具体的标准和相关要求，与编制组就常见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从一定程度上提高标准编制质量，加快编制进度。

3.2提高水利技术标准基础工作的研究目前水利技术标准的审查主要依据《作业指导书》和“系统”，不少主编单位反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提交的`材料较多，程序较为繁琐，加大了工作量，影响了编制进度，“系统”的操作人性化不足，行标审查和国标审查要求应不同等问题。因此，应真正从提高标准质量、切实做好管理工作的角度出发，除加强培训和沟通外，应做好相关基础工作的研究，优化顶层设计，简化材料和程序。

3.3完善专家库建设专家在标准审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需完善相关领域专业技术型专家库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标准化专家库的建设，积极吸收不同领域的专家，完善和优化专家库，为不同标准提供专家咨询和指导。

以道德标准评判是非 篇3

这种现象实在叫许多正经八百的人难以理解。人生的道路本就短暂，识字能读书，挣钱能糊口，结婚能养育后代，那么“网上婚姻”能做什么？除了说说肉麻的话，过过口瘾外，怕是什么正经儿的事也做不成。更让人费解的是，有人调侃，就有人发神经，竟在“网上情人”的“婚礼”上热烈地表示“祝贺”，还说上一堆“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麻辣辣、酸溜溜的话儿。是荒诞还是无聊？真叫人找不出合适的形容词儿。这要叫种庄稼的农民来说，让做工的工人来说，那就叫“吃饱了撑的”。

前不久，有报道说“台湾寡妇大闹网吧”。说的是丈夫迷恋网吧后，身心巳不在老婆身上，整天沉迷于网吧间里，浑然忘了家中还有位眼巴巴盼夫归的妻子。被逼无奈的、怒火中烧的妻子只好大闹网吧，发泄心中的仇恨。这位丈夫只是名副其实的“网虫”，还没有在网上和其他的女人谈情说爱、谈婚论嫁地叫别人为老婆，“寡妇”就受不了了。要是丈夫将自己的身高、体重、学历、相貌等资料输进平台，再乐颠颠地输入自己意中的情人要怎样的美丽可人，那有夫之妇们还不与丈夫闹得天翻地覆！

也许有人会说，反正是网上虚拟的情人，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权当解闷聊天，何必那么认真？但这些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人有中国人做人的标准和道德规范。在社会人群中，“老婆”、“老公”的叫法是指特定人的，是有一定的“专利”权的。否则，你当着自己的老婆或老公的面，随便叫其他的人为“老婆”或“老公”试试，很可能狼烟升起，家无宁日。这也和“儿子”的称谓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叫“儿子”，是一种亲昵的称呼。可你若是无缘无故地管别人的孩子叫“儿子”，怕是要挨上一嘴巴，人家才解恨。

我国的婚姻法早巳明确规定中国人施行一夫一妻制。由于“网上婚姻”没有实质性的婚姻，自然也没有夫妻之间的肌肤之亲，那么这种现象算不算触犯了中国的婚姻法呢？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破坏家庭和婚姻关系的作用。一位因妻子与“网上丈夫”进行婚外恋而导致离婚的男子，曾到成都某律师事务所咨询。他想起诉与妻子在网上“结婚”的男子，而且他对妻子的“外遇”感到困惑：“网恋”、“网婚”是否也是婚外恋？法律能否对其约束？而福州市一中学的女教师陈女士在进行法律咨询时，更是义愤填膺。因为她向丈夫的网上婚姻提出抗议和指责时，丈夫却不屑一顾地笑着回答：“只是玩玩而已，何必当真？”让人担心的是，目前的电脑技术还没有完全普及，许多人当然也包括已婚夫妇还没有学习和掌握好这项新的信息技术。如果有一天，人们都掌握了这项技术，会不会有更多的人要去网上“玩玩”，那么对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家庭结构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冲击和破坏力？

日本移民的申请条件和审查标准 篇4

日本移民的申请条件和审查标准

一、申请条件

1.主申请人年满20周岁

2.在日本成立公司，注册资本金500万日元以上(约合人民币30万元)

3.在日本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4.配偶和21周岁以下子女可随行，18岁以上子女需保持全日制在读

注：主申获得为期1年经营管理签证，配偶和子女获得家族滞在签证

二、审查标准

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在留期间分1年、3年和5年三种，根据满足以下文中审查标准的程度来签发和续签。

1.满足有500万日元注册资金

2.确保事业经营场所和办公设备的存在

3.除经营者以外雇佣居住在日本的常勤职员2名以上。关于常勤职员，即使没有雇用，也有获得签证的可能。

4.业务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和连续性

5.实质性经营

三、审查要点

A.投资资金要有500万日元以上，其投资额的估算，不仅仅是公司的基本金，还包括办公场经营场所的租金、复印机、自动化办公机器、从业人员的工资等。有很多设定公司的资本金在500万以上。在公司设立手续方面，不仅公司法，还会产生和入管法相关联的事项需要注意。

B.关于办公经营场所的面积，也设定了审查的基准，必须确保能够安定事业经营的足够空间。自住房的一部分想要作为办公经营场所是否可以?居住部分和办公经营部分如果能够明确分开也有可能，但是各自的住宅布局不同要个别判断。

C.常勤职员雇佣2名以上，在这方面经常有误解的人。入管法的条文上确实这样记载，但是审查时有入管局内部的审查基准。有时候，即使没有雇佣2名常勤职员，只要投资金额实际担保，也有很多案例成功获得了经营管理签证。

D.关于常勤职员的雇佣保险，在日本即使雇用1名常勤人员，也有义务加入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可向社会保险劳务士咨询。

日本移民常识

1、交通情况

一旦进入日本，移民人士很快就会发现他们需要一张便宜的公共交通通行证，并且很容易在各个火车站和便利店加油。购买通行证还可以节省时间来计算购买哪张票。日本的大多数城市都有非常繁忙的道路，如果您确实决定在那里开车，请注意日本人在左侧开车。

2、日本饮食

您将有机会定期享用日本料理，但移民人士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朋友或同事会把他们带到餐馆，这些餐馆将根据他们愿意吃的东西来测试他们的界限。例如，对于那些新来的人来说，一个受欢迎的选择是一种叫做纳豆的传统菜肴，它是用发酵的大豆制成的，它具有非常强烈的味道和不寻常的气味，许多外国人发现食物难以忍受。虽然日本料理很受欢迎，但外国食品的趋势很强烈，因此有各种国外食品店供应国际美食。

3、气候环境

日本本身由群岛中的四个主要岛屿组成，有大量的野生动物。该国大部分地区由山脉和森林组成，参观这些地区将是一次有益的经历。日本的生物多样性是英国或新西兰的两倍，其中大部分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气候带多种多样，这意味着移民人士会发现在寒冷的天气里他们需要保暖的衣服，特别是价格合理的靴子和衬垫夹克，另一方面，夏季的一些城市可能非常炎热，湿度很大。除了多样化的地理位置，日本还拥有迷人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有助于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创造独特的体验。

4、医疗保健

日本在医疗保健服务质量方面排名第三。虽然日本的医疗保健系统非常好，但找到一个可以用外国人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人，即使这会使其更加昂贵，也会有所回报。有很多移民人士和_网站提供这种语言信息以及其他使用外语的服务，他们还需要注册健康保险并携带他们的健康卡。

毫无疑问，日本正在为外国人才提供更多机会，而且在一个礼貌和效率与各种文化特质并存的国家，商业正在蓬勃发展。如果您正在打算移民海外，日本将是一个不错的移民选择。

日本移民的六大优势

一、申请条件的优势：最低投资投资金额为600万日元，约合30万人民币;对申请人没有年龄、语言、学历、工作经验、管理经验要求，无面试，门槛低。

二、申请时间的优势：日本投资移民申请人一般只需要2-3个月即可获得日本入管局核准，3个月即可拿到准移民签证。

三、资金安全的优势：申请人的投资金额不是投资在政府指定某个帐户上，而是存在申请人自己在日本开设新公司的帐户里，所以资金也相当安全。

四、日本护照的优势：日本的护照是亚洲用的护照，也是世界上用的护照之一，免签国家数甚至超过美国，也是亚洲能和西欧诸国一较高下的护照。

五、生活、医疗的优势：CT，MRI，内视镜检查，手术，先进的再生医疗技术等都是世界一流，完善的国民健康保险去除全家的后顾之忧;10万人口中凶恶犯罪事件的发生率远低于美、加、澳。

我国移送审查起诉证明标准 篇5

摘 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六十条中规定了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表述上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坚持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与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并无二致。这样的证明标准并不符合不同诉讼阶段的诉讼任务，也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本文拟以美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参考进而对我国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进行修正，以期建立一个理性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 侦查阶段 证明标准 层次性 法律真实

“所谓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对待待证事实的论证所要达到的真实程度。”①证明标准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需要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其中包括双方当事人的取证、举证和质证活动，这是证明标准存在的前提，如果没有证明活动，证明标准也就失去衡量的对象，证明标准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二是立法中设置的证明标准，即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的证明活动达到一定程度，而这一程度就是裁判者对被追诉方有罪或者无罪的标准。而所谓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是指侦查机关认为自身对于犯罪事实的侦查达到了可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程度。侦查活动只是一个取证的过程，并没有举证也更没有质证的过程，所以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的设置也就应当与取证这一阶段的任务相适应。

一、我国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之立法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法条中明确提出“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之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2012年《刑事诉讼法》还首次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予以细化，其中包括三个条件：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据以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庭程序查证属实；三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合理怀疑。令人惊喜的是，“排除合理怀疑”首次被引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这表明立法者不再以意识形态的眼光来对待“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而是用更加包容的心态来吸收外国的先进立法。此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案件事实清楚；（二）证据确实、充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经过侦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写出侦查终结报告，并且制作起诉意见书。”以上规定说明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院均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

值得注意的还有《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标准和法院做出有罪判决的标准均使用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由此可见，我国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证明标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标准以及法院的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实际上是相同的。②

二、移送审查起诉中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证明标准偏重客观真实，易造成错案的发生

我国诉讼法学界关于证明标准的学说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客观真实说，二是法律真实说。由于受苏联传统诉讼法学说的影响，客观真实一度在我国的诉讼法学界占据统治地位，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更多西方法治国家的法治思想传入我国。法律真实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我国进而被更多的学者们接受，传统的客观真实说的主导地位也随之受到了挑战。“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是一种典型的客观真实说的表述，这说明在立法中客观真实依然占据主导地位。2012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标志我国的证明标准正在逐步走向理性，也有人据此认为我国现在的证明标准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折衷说并非合理的表达。不可否认的是对证明标准的认识从客观真实说到折衷说确实是一个进步，但是这只能表明我们的立法者还没有做好全盘接纳法律真实说的心理准备，而只是小心翼翼地对法律真实说循序渐进地接受。相信随着刑事诉讼法理论的不断发展，我们最终也会像法治国家最终确立以法律真实说为理论依据的证明标准体系。

在理想状态下，侦查活动应当以查明客观事实为最终追求目标，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囿于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重现以前发生的事实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侦查活动也是如此，证据提取的困难程度远非我们所能想象，虽说随着科技的进步侦查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但是科技进步也必然导致罪犯的反侦查能力的提升，而犯罪活动的隐蔽性更是妨碍侦查活动推进的重要因素。这些都为“客观真实”的发现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如上文论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过于重视案件事实客观方面的认定，而缺乏对办案人员主观方面的羁束，案件事实如何就算清楚，证据如何算是确实充分，这本身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实和同样的证据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而如果不对公权部门的主观判断进行一个明确的限制的话，势必会导致公权部门的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權力的扩张性也将很导致任意性的自由裁量，使得被追诉方难以预料自身的结果。所以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缺少了对侦查人员的主观认定标准的一个设置，而是单纯的规定客观事实方面的内容，这明显与主客观一致的认识论原理不相符。

而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更是容易引发错案的发生。虽说我国的证明标准对于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要求已经相当严苛，但是如此严苛的证明标准并未带来高质量的案件。从近年来曝光的错案来看，错案的发生多是由于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所致，那么这样获取的证词所办理的案件怎么能说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呢，这样的案件怎么能够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呢。所以说过于强调客观方面的证明标准只是人们对于自身认识能力的所拥有的自负，而没有可能达到的证明标准在侦查实践中只能被束之高阁，丝毫不起作用。对于客观真实的盲目追求最终也被证实这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犯罪活动通常具有过往性、隐蔽性、不可回复性，罪犯也具有逃避制裁的本能，因此国家追诉犯罪的活动困难重重，”③而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使案件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侦查人员也是不得不铤而走险求诸于一些非法的手段（如刑讯逼供）来迫使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以符合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所以，没有对侦查人员的主观方面的限制扩大了自由裁量权，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错案的发生。

（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侦查中心主义

前已述及，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起诉和法院作出有罪判决设置了相同的证明标准。与西方国家奉行“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理论不同，我国刑事诉讼的设置一直是以“侦查中心主义”理论为基础，所谓刑事诉讼阶段，“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按顺序进行的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各个部分iv”。在我国，整个刑事诉讼被划分为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以及执行五个独立的阶段，不同的诉讼阶段有着不同的诉讼任务、诉讼主体、需要实施的诉讼行为，刑事诉讼就好似一个生产车间，案件经过不断地打磨而成为一个“成品”。但是在各个诉讼阶段中，我国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中心主义。社会中对公检法三机关有这样形象的评论，“公安是做饭的，检察院是送饭的，法院是吃饭的”，这样的评论未必完全准确和适当，但不可否认这样的评价也确实是反映出了实践中公检法的关系，即公安局的地位要高于检察院和法院。所谓的“饭”就指的是案件，而检察院送什么“饭”，法院吃什么“饭”，这都得看公安做什么“饭”。而且不论“饭”做成什么样，检察院都得送，法院都得吃，无论好吃还是难吃。这也是侦查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即公安局侦查终结的案件会一路绿灯的走到法院的“饭桌”上，而基本上这些案件都会被宣告有罪，这也就相当于移送审查起诉就基本等同宣告了犯罪嫌疑人有罪。

笔者认为，我国的证明标准的设计对于我国侦查中心主义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了三个相同的证明标准，这也就相当于侦查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在各自的诉讼阶段终结时使用了同一证明标准。如果侦查阶段对于事实的认定即达到“事实清楚”，证据收集也已经“确实、充分”，那么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此说来，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的设置难免会让人感觉有架空审查起诉和审判的功效。公安机关做的“饭”已然是珍馐美味，检察机关岂有不送的道理，法院又岂能不吃。而且在现在三机关中虽说法条中明文规定是“相互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关系，但是实践中却是配合有余而监督制约不足。所以，笔者认为，设置相同的证明标准虽说意在促使办案人员扎实办案，提高侦查质量，但是实际上却是抹杀了各个诉讼阶段之间的差异，造成了检察院法院二机关的司法活动受制于侦查活动形成了侦查中心主义。当然，形成侦查中心主义的原因有很多，相同的证明标准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改变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进而明确各个诉讼阶段的诉讼任务，将会有效改变我国目前的以侦查为中心程序的司法现状。

三、我国移送审查起诉证明标准之我见

基于以上对于我国移送审查起诉证明标准的不足以及美国证明标准的分析，笔者认为，根据证明标准层次性的原理，我国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应当适当降低。

（一）证明标准的层次性考量

所谓证明标准层次性共分三种情形，一是不同诉讼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例如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应当适用不同证明标准；二是不同的证明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如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与辩方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明标准就应当不同，当然这里并不是指辩方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而是指当辩方提出自己无罪或者应当减轻、从轻或者免于处罚时，对其提出的事实应当降低认定标准；三是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例如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量刑情节以及程序性事实应当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移送审查起诉证明标准的修正依据的正是第一种情形。

不同诉讼阶段应当适用于不同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如下：（1）刑事诉讼阶段论。刑事诉讼阶段划分主要是基于对一定诉讼阶段的直接任务、参加诉讼的机关和人员、实行诉讼行为的方式、诉讼法律关系的特性以及诉讼的总结性文件等因素的考虑。“不同的诉讼阶段的直接任务的设置反映了立法者对于该诉讼阶段作用与功能的期待，而证明标准往往是与此相适应的。”④侦查阶段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初步证明的阶段，其直接任务在于收集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起诉阶段检察院的任务是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将案件提交给法院审判。审判阶段中，将集中并最终确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阶段。由此，不同的诉讼任务决定了应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侦查阶段只需要达到初步证明即可，检察院应当认为具有较大的定罪可能性，而审判机关则必须进行全面而充分的证明，应该设立最高的证明标准。（2）证明过程论。整个诉讼活动实际上就是控方的一个证明过程，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证明过程即为一个认识过程。证明主体就是认识的主体，证明对象即为认识的客体。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指出，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应当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从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犯罪活动作为一项发生在过去时间的事实，总是需要办案人员去进行侦查活动，逐步的对案件进行证明，经历一个由实践到认识的反复循环的过程，并逐步的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此，偵查、审查起诉、审判三阶段处于不同的认识阶段，其对犯罪事实的认识水平也是不同的，所以应当根据不同的认识阶段来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

（二）我国移送审查起诉证明标准的修正

前文已经多次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于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姐的证明标准做出了相同的规定，根据以上对不同阶段应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进行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对我国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予以修正以区别于其它阶段的证明标准。侦查阶段，其活动的目的仅仅在于收集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根据无罪推定的原理，此时犯罪嫌疑人并未被证实有罪，因此在法律上，犯罪嫌疑人与普通公民并无二致，只不过是犯罪嫌疑人被怀疑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且，执掌侦查行为的主体是侦查人员，其并不是审判人员，也不是提起公诉的人员，因（下转第58页）（上接第29页）此，他们是无法参与到最终的审判当中，更无法对案件做出有罪的认定。此外，侦查阶段只不过是对案件的一个初查，此阶段对于案件的认识尚处于一个粗浅的阶段，此后的阶段应当还有检察院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这也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因此，并无将移送审查起诉与做出有罪判决设置相同证明标准之必要。

设置一个较高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固然有考虑到保护人权的考虑，但是如若一个证明标注设置过高，不合诉讼规律的话，那么实践中这样的证明标准势必会被虚置在一旁，成为一个花瓶样式的摆设。这样便造成了侦查机关无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可依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降低证明标准，而在一个没有司法审查制度的侦查阶段中，证明标准降低的危险便是侦查机关的职权愈发强大，犯罪嫌疑人沦为侦查客体，最终的结果便是人权得不到保护。由此，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的设置应当更为理性，而非是“乌托邦”式的建构。笔者认为，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应当修正为“侦查机关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结语

我国证明标准体系中共设置了五项证明标准，包括立案的证明标准、逮捕的证明标准、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看似在每项程序终结均有各自的证明标准，但是我国的证明标准设计的大多不合理，不合诉讼规律。此外，对于辩方无罪的证明标准、罪轻需要减轻、免除处罚的证明标准、程序性事项的证明标准、各种司法令状签发的证明标准均为进行设置，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在一个追求保障人权，追求科学立法、精密立法的时代，若不对自身立法进行以理性为指导的修正，势必会造成更多的冤假错案的发生。证明标准只是诸多法律漏洞中的一项，希望立法者能够尽快予以补正。

注释：

①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44.

②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的含义不同于英美法系中的证明标准含义，英美法系中的证明标准特指法院对刑事案件做有罪判决时的认定标准，即对被告人作有罪认定必须具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否则，如果有合理怀疑，就构成了无罪释放被告人的充分理由。而我国基于传统认识则认为不同诉讼阶段甚至不同诉讼环节均有证明标准，而不只是做出判决时的认定标准才叫做证明标准。

③左卫民.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J].法学研究，2005（4）.

④李学宽，汪海燕，张小玲.论刑事证明标准及其层次性[J].中国法学，2001（5）.

⑤汪海燕，胡长龙.刑事证据基本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2：126.

参考文献：

[1]汪海燕，胡常龙.刑事证据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陈卫东，刘计划.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J].法律科学，2001（3）.

[3]莫永成.侦查终结证明标准之我见[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

[4]段书臣，刘澍.“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论争之检讨——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