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

2024-05-18

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共6篇）

篇1：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

本文的章節架構與安排，大略可以分成幾個主要部分說明：

第一部份：相關理論分析與探討，是從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理論切

入，他認為資本、慣習、場域會影響人的實作理路，並以文化藝術為例，探討人對日常生

活中的品味區辨能力。研究者採用其主要的文化理論概念與社會學視野，希望從這樣的詮

釋路徑中尋找新的研究方向。

第二部分：研究者認為文學經典的建構與文學評論的力量不可分割，兩者可謂一體兩面，沒有文學評論的努力，就不會有經典的出現，因此特闢一章探討文學評論的內在本質，以

及介紹中外書評媒體的歷史進展，希望從歷史的發展中看到當代從何而來。由於這個部分

多屬史實陳述，背景介紹的意味濃厚，是瞭解文學評論特性與發展的入門知識。第三部分會佔本論文最多篇幅，也是研究者試圖結合理論與實際案例的部分，由於本研究

援引西方文化社會學為主要的理論架構，大都是抽象概念，難免予人天馬行空之感，所以

願將此理論實際運用在現實世界中，不僅自己容易把握與理解，也讓讀者藉由案例容易進

入理論的抽象思考中，進而在詮釋過程中觀察理論的適用度與可信度。

第四部分則觀照當代媒體在文學經典建構中扮演的角色，媒體提供的文學評論版面發揮了

什麼功用？又受到什麼因素影響而有不同的發展？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觀察，報章雜誌在

文學中居何種位置？這些都是論文最後要關注的問題，也是日後隨著傳播科技改變會繼續

發展的問題。

[論文目次] 目錄

第一章緒論──────────────────────────1

一、研究緣起────────────────────────1

二、研究問題與方法─────────────────────3 第二章相關理論分析與探討───────────────────6

一、Bourdieu社會學的主要概念與邏輯─────────────6

二、從文化社會學看當代生活風格───────────────12

（一）生活風格與品味的理論基礎─────────────12

（二）從當代消費理論看文化資本─────────────15

三、從文學社會學看書評───────────────────17

四、理論的實踐與反思────────────────────20 第三章創意的背叛──文學評論的歷史流變與形成─────────25

一、評論是什麼？──────────────────────25

二、文學評論的歷史考察───────────────────28

（一）英美書評史的形成與發展──────────────28

（二）中國書評史的發展─────────────────32

（三）小結───────────────────────35

三、文學評論場域的形成與建構────────────────37

（一）文學評論的外緣分析────────────────39

（二）文學評論的內緣分析──辯證的美學─────────42

（三）小結───────────────────────49 第四章典範的追求──文學場與評論場的共生性──────────51

一、歷時性的建構──文學史的思考──────────────52

（一）歷史與文學兼治──────────────────54

（二）方法與實踐──當代文學經典如何生成？───────56

二、從雅俗之分看張愛玲研究─────────────────60

（一）通俗文學與海派言情小說──────────────61

（二）張愛玲的創作與評價歷程──────────────65

（三）資本、習性與場域──文學社會學的觀察───────70

三、當代經典的認同與焦慮──────────────────74

（一）戴上桂冠之後──從高行健現象看起─────────74

（二）文學副作用──經典認同與焦慮───────────79 第五章當代經典的建構與反思──媒體裡的文學評論────────82

一、媒體與當代經典建制───────────────────82

（一）當代經典的生產流程與權力運作──以《中國時報‧開卷》為例──────── ─────────────────83

（二）文學評論場域裡的文人圈生態與資本流動───────87

二、媒體書評與當代文化消費─────────────────94

（一）文化消費裡的資本運作──從誠品《好讀》看誠品風格─96

（二）文化消費指南之外──媒體聲譽的象徵資本──────98

（三）文化行動與日常實踐──當代文學評論的發展與侷限──99 參考文獻────────────────────────────102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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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五四女作家群体在她们的作品中表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体现在三方面: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女性群体意识的唤醒。

论文关键词:五四运动女性文学女性意识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道:“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1],其中“一间屋子”象征写作环境。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为女性创作提供了“一间屋子”。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应运而生,如陈衡哲、谢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凌叔华和苏雪林等。

这些女作家对女性自身的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正如杨义所说:“妇女题材是她们心灵世界的聚光点。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她只有一个小说集)共十篇小说,有六篇是写妇女的。冰心的小说接触面较广,但她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还是妇女题材的小说……庐隐的小说写女性的占了她作品的百分之八十。凌叔华的《花之寺》和《女人》集的十八篇小说几乎全写妇女。石评梅的作品,现在看到十几篇,有九篇是写女性的。冯沅君的三个小说集,除《劫灰》中有一两篇不是纯粹写妇女的,其余作品都以描写新旧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为主”。[2]本文将深入五四女性文学文本中,对其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分析。

一.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对旧家庭观的的猛烈攻击,旧家庭制度在理论层面上虽已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但在实践层面上却仍然岿然不动,依旧延续着对女性的箝制功能,特别是对于中下层女性,尤其如此。在苏雪林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中,主人公杜醒秋的母亲便是旧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她写道:“惟有那做婆婆的,终日与媳妇厮守在一起,旧式妇女,多不读书,不明大义,气量又比男性天然来得仄狭、自私、琐碎、喜于猜忌,她对于一个媳妇,若感觉不满意,磨折起来,那简直是附骨之疽,疗之不愈,剜之不可,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两脚一蹬,那做媳妇的才有出头之日……醒秋的母亲,便是这种不良家庭制度下牺牲者之一。但她自十六岁嫁到杜家起,一直到现在‘大衍之庆’的年龄止,始终是她婆婆跟前一个没有写过卖身契的奴隶,没有半点享受,没有半点自由。”[3]由上可见,醒秋的母亲便是大家庭结构和家长专制的牺牲品。醒秋对母亲的深情里饱醮着同情,这种感情贯穿着她人生的重大选择。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醒秋艰难的求学既是为理想的圆满,又是为改善母亲的生活状态,“那时我的愿望并不大;只望学成之后,在教育界服务,每月有一二百元的进款……便将母亲从乡下接出来,住在上海,雇个细心女仆伺候她。”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棘心”,是取《诗经・凯风》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之义。她以旧家庭的反叛者的姿态欲废去包办婚姻,但预料到这一举动将使母亲代受其“过”的结局,“不过祖母的咕哝,叫母亲怎受得下?这一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饱受新思潮影响、满脑子充塞革命观念的醒秋,固毫无办法,对于那多年绝对服从她的媳妇,则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过她的关系压迫孙女的”。为了母亲,醒秋放弃了毁婚的念头,她感到:“我终不能为了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3]由此可推断,若不是对母亲的同情与爱怜,醒秋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醒秋之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那个时代的家庭女性共同的命运。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是醒秋对母亲的敬爱之情,也是对那些在旧家庭里忍辱负重的所有女性的关怀与同情,以及对旧家庭制度的强烈不满。

石评梅在《董二嫂》一文中讲述了“我”回家省亲的一段见闻。“我”沉浸在“穆静慈爱的环境”中,突然隔壁传来一阵女人“惨呼哀泣”的声音,打听得知是董二在母亲的怂恿下笞打董二嫂。董二嫂“是给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妇,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谁都惹不起她;耍牌输了回来,就要找媳妇的气生。董二又是一个胡涂人;听上他娘的话就拼命的打媳妇”。[4]“我”热衷于女性解放运动,欲劝说董二娘,因家人曾经尝试此法,反遭诬陷,故叫“我”放弃了努力。过几天得知了董二嫂死的消息。这事使“我”震惊:“‘十年媳妇熬成婆’,大概他们觉的女人本来不值钱,女人而给人做媳妇,更是命该倒霉受苦的!因之他们毫不干涉,看着这残忍野狠的人们猖狂,看着这可怜微小的人们呻吟!是环境造成了这个习惯,这习惯又养了这个狠心。”家长专制和夫权统治仍像绳索一样牢牢地套在广大女性的颈脖上,一个女性生命在家庭暴力中消逝,政府和周围人“视若罔睹”、“听若罔闻”,“董二嫂死了!不过像人们无意中践踏了的蚂蚁,董二仍然要娶媳妇,董二娘依尽要当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旧。”[4]在既存的性别制度和家庭制度下,董二嫂的遭遇也是中国女性的普遍遭遇。

二.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人们是带着旧的社会关系去迎接新的观念。许多男性此前因袭传统习惯,在家已娶妻生子;而在外求学或工作期间,感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不满于既有的婚姻,渴慕与新女性自由恋爱,于是就酿出了一幕幕为另寻新欢而休妻弃子的悲惨故事。女性小说在讴歌自由恋爱、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时,也对那些被抛弃的女性寄予了关怀与同情。石评梅在《弃妇》中,讲述了表嫂被弃的故事。表哥家是一个专制的旧家庭,表哥结婚后到上海读大学,爱上一个女学生,于是要求与表嫂离婚,并写信向“我”解释此事。“我”的嫂子得知此消息后,责备表哥,“表哥也太不对,他不会为这可怜旧式环境里的女子思想;他只觉着自己的妻不如外边的时髦女学生,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又会应酬,又有名誉,又有学问的好。”[4]

在石评梅的另一篇小说《林楠的日记》里,“我”――林楠在家养老抚幼,丈夫琳在外工作,夫妻俩恩爱情深,“我”日夜盼望着琳的归来。他终于归来了,可是这次态度冷漠,举止反常:“我情似水,怎奈君心如铁,从前那样温柔深爱的琳,近在咫尺远若天涯。”原来他爱上了女大学生钱颐青,“我”十分痛苦:“上帝呵!我没有伟大的力量,灭熄我心底的悲愤之火。但是琳有个力量逼迫他,离开我,遗弃我,令我的生命沉落。这种局面一布置,我自然是一个最痛苦最可怜的妇人。”[4]“我”成为弃妇,“维系我幸福的链子断了,我将向黑暗的深洞沉落下去。”

在这两篇小说中,集中表达了对弃妇的同情。弃妇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群体,承受着新旧两种文化的箝制。一方面,她们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甘居家庭,通过为媳、为妻、为母来实现价值,充当了旧时代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新女性所排挤,成为新时代的弃妇。时代的前进已不容她们躲进传统观念和生活中寻求庇护,而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又将她们抛离,新旧文化的双重压迫造就了她们可悲的命运,在被弃后找不到生命的支点。但她们在现实中的被弃并没有导致在女性作品中的被弃,女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同情之余为她们立言,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寻求出路。林楠的好友黛――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劝林楠道:“时代已经变了,而且你也是师范毕业的学生,受过相当的中等教育,犯不上真个屈伏在如此家庭中过这样的痛苦的日子。”[4]顺应时代,迎赶时代,才是弃妇的自救之路。

三.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

此时期的女性作品中还表现出了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在庐隐的小说《秦教授的失败》中,秦教授的母亲,一个饱受丈夫多妻苦楚的女性,诘问丈夫:“哼,世界上就是你们男人是王,我们作女人的应当永沉地狱,对不对?”“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让她受这种龌龊气吗?”[5]以全体女性的名义大胆地向传统性别观念、多妻制度宣战。凌叔华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6]这些女性都是旧制度和观念的牺牲品,都有着悲苦的命运,但她们并不哀叹自己的不幸,也不谴责某一个给她们带来不幸的男人,而是着眼于女性全体,质疑性别观念和制度本身,表明她们已具备了女性群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萌发了以女性群体的抱团合力来改变女性处境的愿望。在庐隐的小说《蓝田的忏悔录》中,蓝田说:“我如果能与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那么我忏悔以前的,同时我将要奋斗未来的。”[5]这说明女性已从沉梦中醒来,去追逐解放的光芒。

女性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五四女性小说中凸显出的女性意识,既反映了少数精英女性具有了女性意识,也激发和唤醒了女性群体的女性意识的复苏,在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三联书店,1989:2.

[2]杨义.杨义文存[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05.

[3]苏雪林.棘心[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3-4,159.

[4]石评梅.石评梅散文小说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247,248-250,436-437,528-533.

[5]庐隐.庐隐散文小说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392,393,378.

篇3：台湾高校文学教育中的文学创作

一、台湾文学及高校教育的现状

(一) 崇自由少教育

纵观台湾文学发展的方向,能看出它以更为自由的方式前行。虽然台湾有“诚品书店”这样的文化地标,但文学对市场的操控性并不很精准,反而与海外文学的流行趋向比较一致。台湾出现了较为颓敝的纯文学作家,同时因为受到市场的整合,造就了一批诸如张曼娟 (小说)、简祯(散文)、席慕蓉 (诗歌) 等所谓“闺秀文学”的作家。这些作家和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以心灵鸡汤的方式让人们陶醉在“小确幸”的美好中。这是一种偏极端的文学,作家不再受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其作品不带主义色彩和导向性,根据市场的关注还有观众的品味偏重来创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此类文学已经泯灭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以纯文学的形式来讨好市场,使得文学在好的口碑中保持了纯净。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台湾高校教育中学校对老师的主导性较弱,给予了其充分的自由对文学教育进行引导。与大陆高校中的《大学语文》相似,台湾除了中文系的同学,所有系所的学生在大一时需要学习国文课程,以古文为主,包括现代诗、现代文的阅读和写作。课程内容比高中进阶一些,但老师并不会规定具体学习的内容。对于“通俗文学”这个并不精准的表达,中国文化大学文艺组开设的《创意写作》课用类型 (推理、爱情、城市、旅游等) 来划分文学并指导写作,而不是以传统的作家文学与通俗文学区别市场的接受度或者文字的浅白与否。

而大陆受审核等制度的制约,尽管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倍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但是从余秋雨、毕淑敏等还可看出,这些主流作家的文字还是带有启发、教育性的。因此,由市场趋向到高校,相对来说大陆学校、老师的主控性较强,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提供着阅读的范本。这些范本的类型比较单一,受到筛选的作品大多有着道德教化的作用或者包含专业知识,使得学生的写作思维受到某种非文学本身理性的制约,从而限制了写作天赋的施展。

(二) 学校与社会的融合

台湾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学院氛围偏向西方,更为开放和尊重学生的天性,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都在相互配合,力求打造“没有围墙的学校”。这与台湾日趋繁盛的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是分不开的,而文学教育作为文化兴盛的人文基础,是社会公共文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领域。

位于台南市的台湾文学馆是台湾最为重要的文学馆之一,它履行着多种职能:文学发展、文学专题及台湾文学的研究、编译;台湾文学文物之史料调查、搜集、建档、保存、修护以及复制;台湾文学网站及全国文学数据库之业务;规划文学史料与作家文物的展示、陈列等事项;出版、人才培育、推广以及国内外馆际合作等工作,以文学活动进行国际与两岸的文化交流。文学馆不定期邀请学者演讲或推出专题系列展览,并设有阅览室及图书馆。馆内定期有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导览讲解,这里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镇,更是民众尤其是学生进一步提升文学教育素养的殿堂。

同时,社会各界开放讲堂吸引公众尤其是学生与作家的互动,比如远流出版的《远流讲堂》以及笔者在台交换半年期间,蒋勋曾在台北、台南等地进行多次美学讲座。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后,有意扩充、活化故居原有的图书馆功能,将名人故居向“文学生活馆”的方向进行规划。例如位于台北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2005年10月由东吴大学受托管理,成为结合展示参观、艺文讲座、餐饮休憩的多元化空间。如今,由东吴大学学生管理的林语堂故居重新焕发生机,宁静而不沉闷,以活态共存的方式吸引着文学爱好者的光顾。林语堂故居会定期举办“有不为斋书院讲座”系列、学术研讨会及艺文活动,并召开会议或举办座谈讲习。临近春节之时,林语堂故居也结合自身资源和时节氛围开展相关的春联创作、书写活动。

中国文化大学在平时的授课中,也极为注重学校与社会的关联性。例如《通俗文学概论》这门课上,陈妙如老师特地邀请了为社区儿童讲故事的冯翠珍老师开展通俗文学讲座。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格林童话故事》中《巧妙的交易》,并指导同学如何短时间内复述故事和怎样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吸引听众。同样, 《现代文学史》的郑颖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与大陆大多数高校以历史分期、人物评价、作品评析的惯用模式不同,以充满感性的认知去还原时代与作家。不以大处总结,而是着眼微小细腻的情感,在似乎亲历现场里让学生体会作家在时代中孤独或良知的身影。郑颖老师常年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从事瓷器导览,为了配合《红楼梦与现代文学》这门课,在课余时间里带领学生去华山文创园区、永康街、故宫博物院等地参观。这种无功利性和与实物结合的学习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引导学生深切可感地去捕捉文学创作的灵感。

(三) 重古典轻现代和应试的阅读

这是无论大陆或台湾文学教育中都难以避免和不容忽视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校园学术界对原有传统的固守和纸本阅读时代学生对经典的抛弃。“中文系在古典文学”似乎成为一个文化共识,在传统的思维中,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是脱离古典的课外读物。尽管现代文学的阅读在市场中更受喜爱,但学校的授课中仍希望将经典作为偏重。例如,曾任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的潘重规先生被称为台湾敦煌学的“鼻祖”,他将“敦煌学”的研究扎根中国文化大学并延续至今。因此,在《通俗文学概论》这门课中,完全将“敦煌俗文学”作为了研究的重点,以小组的形式轮流讲解《敦煌变文集》。而其他文学类相关的古代文学、民间文学课堂中也因这一传统而适当加重了对“敦煌学”相关知识的介绍。在文学教育中,对经典的保留和重视无可厚非,但这确实也反映了高校中老师对古典有意地偏重及对现代文学相对地弱化。

此外,在台湾学校的文学教育中也存在着读经典人群的减少和为应试而阅读的现象。随着纸本阅读时代的衰落,古典逐渐走向过去。有教授古代文学的老师提到,自己在多个学校针对中文系不同年级的学生询问过有谁完整地读过《红楼梦》,通常予以回应的学生不到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但是教科书编材的原因,全部的学生都读过“刘姥姥进大观园”,同样,班级中读过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村上春树的学生比例非常高。这正是市场影响趋势下,可怕的教科书导向和文学基本素养的缺失。

因此,相应部门为了保证学生阅读古典的量而增加教科书内容,并鼓励学生阅读经典,因为这样可以增加考试写作中的引经据典,这正是以考试来引导阅读的趋势。台湾曾经有过几年升学考试中停考作文,但随之学生的阅读水平一落千丈,后来便又将作文加回考试内容中。学生的通常思维是只要熟悉了教科书就可以拿来考试,但是作文必须有大量的阅读积累,取材和文笔才能丰富。

二、中国文化大学文学创作的培养

(一) 台湾职业作家的发展模式

虽然作为职业作家充满了生活的艰辛,但是台湾80年代时,作家可以成名这件事对各行各业还是充满了吸引力和导向性。很多从小有一定阅读量或者对文学有着热爱的同学便梦想成为作家。尤其是从国中、高中每一个阶段开始,在各类校园文学奖中获奖的学生更会将作家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同时,为了鼓励文学创作和促进文学发展繁荣,各大报社广设文学奖,全盛之时, 《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日报》等有影响力的报刊全部设有文学奖。当时成名的很多作家就是这样从校园文学奖到报社文学奖,崭露风头后逐渐走向社会变成职业作家的。于是,台湾在八十年代时建立了这样的职业作家发展模式:拿到校园和报刊文学奖、报刊刊登作品、出版社出书、畅销书排行榜的位置变化,作家的成名之路更像是一个升学级,只有少数默默坚持的人才能走到最后的耀眼。当然,如今随着纸本的消失,学生阅读量越来越低,凡事速成的年代里,漫长而艰辛的职业作家之路已不再如当年那样吸引学生。

这种台湾作家的发展模式下,中国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毕业的骆以军就是典型的代表:骆以军1967年出生于台北市。1989年《蟑螂》获学生文学奖佳作。1990年《底片》得到联合文学小说新人推荐奖。1991年《手枪王》荣获时报文学甄选奖。1993年出版小说集《红字团》,四月获该年度联合报《读书人》年度十大好书。1998年小说《哀歌》入选尔雅年度小说选。1999年九月出版小说集《第三个舞者》。获该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2000年11月出版小说集《月球姓氏》。获该年度中国时报《开卷》、联合报《读书人》、中央日报、明日报年度十大好书。《五个与时差有关的故事》获得台北文学奖。小说《医院》入选九歌年度小说选。2001年11月出版小说集《遣悲怀》。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2002年获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2003年6月出版小说集《远方》。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文学类。2008年《西夏旅馆》被《开卷》评为十大好书,出版以来被认为是集大成之作。2010年长篇小说《西夏旅馆》获得“红楼梦奖”首奖。骆以军就是这样一个从校园文学奖走到报刊文学奖,逐渐受到两岸读者喜爱的职业作家典型。

(二) 中国文化大学创作教育的发展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成立于1963年6月,为学校最早创设的15个学系之一,创立宗旨在于培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专门人才。这时在中国文化大学的系所设置中,现代文学还并没有从古典文学中分离出来。1969年,当时任文化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金荣华老师认为,应该让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分道扬镳,培养当代写作的通俗作家。于是他实践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想法,开创了中国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金荣华老师找当时最红的作家来授课,比如张大春、罗智成、杨泽、翁文娴等,他们都正处于三十岁左右创作力最丰沛的年纪,带领学生写小说、剧本、散文、诗……可以说,中国文化大学的文艺组当时创了新的时代风潮。逐渐,很多人都来阅读和关注现代文学并培养了现代文学教养,使它变成了平衡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更为欣慰的是,文艺组成立四十年间毕业生有二千余人,其中多数服务于教育界及文化界,同时也不乏有影响力的作家。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分为“中国文学组” 与“文艺创作组” 两组 ,“中国文学组”所开的课程以古典文学为主,现代文学为辅;“文艺创作组”所开的课程以现代文学为主,培养学生现代文艺的创作与欣赏能力,但也兼及古典。在2013年中国文化大学文艺组所制定的目标与能力中可看到,力求培养文学研究及文艺创作的人才,培养优质的中等学校国文师资,培养现代文学与文化创意能力兼具的人才,培养文学写作及运用的人才。培养的核心能力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基本素养兼具的能力,创作、批评与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中文教学与表达沟通的能力,古典、现代文学与当代教育关怀贯通的能力,文学、美学素养融入社会文化活动的能力,整合现代文学与数字科技的能力,强化文学创作及田野调查的能力,结合文艺创作、展演与编辑的能力。在课程设置上,文艺组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现代文学导读、中国文化史、戏剧概论、大陆当代文学选读、小学 (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中国文学史、中国佛教文学、中华文化专题、文艺美学、民间文学、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原住民文学、诗选及习作、台湾现代文学、小说选及习作、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与翻译、古典小说选读、两岸当代文学专题、现代文学史专题研究、通俗文学概论、散文选及习作、词曲选读、写作实务、文学批评、先秦典籍导读、近代台湾主流小说(1949—1989)、红楼梦与现代文学、现代诗选读、创意写作等。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写道:“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因而确实很少有大学开设此类课程,中国文化大学开创文艺创作组,将培养科班出身的现代文学职业作家作为目标,这一创举实施的可能性便是学校认为写作的基本功是可以传授、作家是可以培养的。这种可以教的基本功主要是指文学的基本素养和写作的手法、技巧,这就为对写作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了更高的平台来深造。骆以军就是受到这些优秀的文学创作者的启蒙开始创作的,尤其深切地受到以后现代主义、魔幻写实主义、后设小说技法出名的张大春影响。骆以军曾表示:“在课程中,我学到了不是小说技巧的讨论,而是小说本质的东西。”

同时,在教师方面,中国文化大学也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谋生和学术研究的平台。因为真正的作家很少有学院资格,获得硕士学位的还有不少,但是相应需要的博士学位拥有者寥寥,几乎没有可能到大学来教书。而很多学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放了艺术教师的资格,如台北教育大学、东华大学便以其他特殊的方式聘用作家来当专业的老师。这些学校尝试开发华文创作,从翻译、实际作家教学,有些类似大陆很多作家进入高校或者研究所深造,这是对已经发现了有作家潜质的学生进行培养。

当然,高校对职业作家的培养教育也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教师以理论派身份做研究和以作家身份来创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学生扎实写作基本功之后,想成为大家也要有才气、天分和人生阅历的积淀,并且要耐得住寂寞。从实际来看,华文作家中拔尖的基本还是以天才和机缘而非勤奋取胜。文字创作者和作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学生经过培养便可成为作家,因此文艺组为社会贡献了很多编辑和文字工作者。但相对于其他中文系对文字工作者的培养,文艺创作组的优势在于其充分的学术自由更紧跟了时代的潮流。

篇4：台湾高校文学教育中的文学创作

一、台湾文学及高校教育的现状

（一）崇自由少教育

纵观台湾文学发展的方向，能看出它以更为自由的方式前行。虽然台湾有“诚品书店”这样的文化地标，但文学对市场的操控性并不很精准，反而与海外文学的流行趋向比较一致。台湾出现了较为颓敝的纯文学作家，同时因为受到市场的整合，造就了一批诸如张曼娟（小说）、简祯（散文）、席慕蓉（诗歌）等所谓“闺秀文学”的作家。这些作家和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以心灵鸡汤的方式让人们陶醉在“小确幸”的美好中。这是一种偏极端的文学，作家不再受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其作品不带主义色彩和导向性，根据市场的关注还有观众的品味偏重来创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此类文学已经泯灭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以纯文学的形式来讨好市场，使得文学在好的口碑中保持了纯净。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台湾高校教育中学校对老师的主导性较弱，给予了其充分的自由对文学教育进行引导。与大陆高校中的《大学语文》相似，台湾除了中文系的同学，所有系所的学生在大一时需要学习国文课程，以古文为主，包括现代诗、现代文的阅读和写作。课程内容比高中进阶一些，但老师并不会规定具体学习的内容。对于“通俗文学”这个并不精准的表达，中国文化大学文艺组开设的《创意写作》课用类型（推理、爱情、城市、旅游等）来划分文学并指导写作，而不是以传统的作家文学与通俗文学区别市场的接受度或者文字的浅白与否。

而大陆受审核等制度的制约，尽管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倍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但是从余秋雨、毕淑敏等还可看出，这些主流作家的文字还是带有启发、教育性的。因此，由市场趋向到高校，相对来说大陆学校、老师的主控性较强，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提供着阅读的范本。这些范本的类型比较单一，受到筛选的作品大多有着道德教化的作用或者包含专业知识，使得学生的写作思维受到某种非文学本身理性的制约，从而限制了写作天赋的施展。

（二）学校与社会的融合

台湾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学院氛围偏向西方，更为开放和尊重学生的天性，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都在相互配合，力求打造“没有围墙的学校”。这与台湾日趋繁盛的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是分不开的，而文学教育作为文化兴盛的人文基础，是社会公共文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领域。

位于台南市的台湾文学馆是台湾最为重要的文学馆之一，它履行着多种职能：文学发展、文学专题及台湾文学的研究、编译;台湾文学文物之史料调查、搜集、建档、保存、修护以及复制;台湾文学网站及全国文学数据库之业务;规划文学史料与作家文物的展示、陈列等事项;出版、人才培育、推广以及国内外馆际合作等工作，以文学活动进行国际与两岸的文化交流。文学馆不定期邀请学者演讲或推出专题系列展览，并设有阅览室及图书馆。馆内定期有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导览讲解，这里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镇，更是民众尤其是学生进一步提升文学教育素养的殿堂。

同时，社会各界开放讲堂吸引公众尤其是学生与作家的互动，比如远流出版的《远流讲堂》以及笔者在台交换半年期间，蒋勋曾在台北、台南等地进行多次美学讲座。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后，有意扩充、活化故居原有的图书馆功能，将名人故居向“文学生活馆”的方向进行规划。例如位于台北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2005年10月由东吴大学受托管理，成为结合展示参观、艺文讲座、餐饮休憩的多元化空间。如今，由东吴大学学生管理的林语堂故居重新焕发生机，宁静而不沉闷，以活态共存的方式吸引着文学爱好者的光顾。林语堂故居会定期举办“有不为斋书院讲座”系列、学术研讨会及艺文活动，并召开会议或举办座谈讲习。临近春节之时，林语堂故居也结合自身资源和时节氛围开展相关的春联创作、书写活动。

中国文化大学在平时的授课中，也极为注重学校与社会的关联性。例如《通俗文学概论》这门课上，陈妙如老师特地邀请了为社区儿童讲故事的冯翠珍老师开展通俗文学讲座。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格林童话故事》中《巧妙的交易》，并指导同学如何短时间内复述故事和怎样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吸引听众。同样，《现代文学史》的郑颖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与大陆大多数高校以历史分期、人物评价、作品评析的惯用模式不同，以充满感性的认知去还原时代与作家。不以大处总结，而是着眼微小细腻的情感，在似乎亲历现场里让学生体会作家在时代中孤独或良知的身影。郑颖老师常年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从事瓷器导览，为了配合《红楼梦与现代文学》这门课，在课余时间里带领学生去华山文创园区、永康街、故宫博物院等地参观。这种无功利性和与实物结合的学习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引导学生深切可感地去捕捉文学创作的灵感。

（三）重古典轻现代和应试的阅读

这是无论大陆或台湾文学教育中都难以避免和不容忽视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校园学术界对原有传统的固守和纸本阅读时代学生对经典的抛弃。“中文系在古典文学”似乎成为一个文化共识，在传统的思维中，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是脱离古典的课外读物。尽管现代文学的阅读在市场中更受喜爱，但学校的授课中仍希望将经典作为偏重。例如，曾任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的潘重规先生被称为台湾敦煌学的“鼻祖”，他将“敦煌学”的研究扎根中国文化大学并延续至今。因此，在《通俗文学概论》这门课中，完全将“敦煌俗文学”作为了研究的重点，以小组的形式轮流讲解《敦煌变文集》。而其他文学类相关的古代文学、民间文学课堂中也因这一传统而适当加重了对“敦煌学”相关知识的介绍。在文学教育中，对经典的保留和重视无可厚非，但这确实也反映了高校中老师对古典有意地偏重及对现代文学相对地弱化。endprint

此外，在台湾学校的文学教育中也存在着读经典人群的减少和为应试而阅读的现象。随着纸本阅读时代的衰落，古典逐渐走向过去。有教授古代文学的老师提到，自己在多个学校针对中文系不同年级的学生询问过有谁完整地读过《红楼梦》，通常予以回应的学生不到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但是教科书编材的原因，全部的学生都读过“刘姥姥进大观园”，同样，班级中读过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村上春树的学生比例非常高。这正是市场影响趋势下，可怕的教科书导向和文学基本素养的缺失。

因此，相应部门为了保证学生阅读古典的量而增加教科书内容，并鼓励学生阅读经典，因为这样可以增加考试写作中的引经据典，这正是以考试来引导阅读的趋势。台湾曾经有过几年升学考试中停考作文，但随之学生的阅读水平一落千丈，后来便又将作文加回考试内容中。学生的通常思维是只要熟悉了教科书就可以拿来考试，但是作文必须有大量的阅读积累，取材和文笔才能丰富。

二、中国文化大学文学创作的培养

（一）台湾职业作家的发展模式

虽然作为职业作家充满了生活的艰辛，但是台湾80年代时，作家可以成名这件事对各行各业还是充满了吸引力和导向性。很多从小有一定阅读量或者对文学有着热爱的同学便梦想成为作家。尤其是从国中、高中每一个阶段开始，在各类校园文学奖中获奖的学生更会将作家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同时，为了鼓励文学创作和促进文学发展繁荣，各大报社广设文学奖，全盛之时，《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日报》等有影响力的报刊全部设有文学奖。当时成名的很多作家就是这样从校园文学奖到报社文学奖，崭露风头后逐渐走向社会变成职业作家的。于是，台湾在八十年代时建立了这样的职业作家发展模式：拿到校园和报刊文学奖、报刊刊登作品、出版社出书、畅销书排行榜的位置变化，作家的成名之路更像是一个升学级，只有少数默默坚持的人才能走到最后的耀眼。当然，如今随着纸本的消失，学生阅读量越来越低，凡事速成的年代里，漫长而艰辛的职业作家之路已不再如当年那样吸引学生。

这种台湾作家的发展模式下，中国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毕业的骆以军就是典型的代表：骆以军1967年出生于台北市。1989年《蟑螂》获学生文学奖佳作。1990年《底片》得到联合文学小说新人推荐奖。1991年《手枪王》荣获时报文学甄选奖。1993年出版小说集《红字团》，四月获该年度联合报《读书人》年度十大好书。1998年小说《哀歌》入选尔雅年度小说选。1999年九月出版小说集《第三个舞者》。获该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2000年11月出版小说集《月球姓氏》。获该年度中国时报《开卷》、联合报《读书人》、中央日报、明日报年度十大好书。《五个与时差有关的故事》获得台北文学奖。小说《医院》入选九歌年度小说选。2001年11月出版小说集《遣悲怀》。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2002年获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2003年6月出版小说集《远方》。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文学类。2008年《西夏旅馆》被《开卷》评为十大好书，出版以来被认为是集大成之作。2010年长篇小说《西夏旅馆》获得“红楼梦奖”首奖。骆以军就是这样一个从校园文学奖走到报刊文学奖，逐渐受到两岸读者喜爱的职业作家典型。

（二）中国文化大学创作教育的发展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成立于1963年6月，为学校最早创设的15个学系之一，创立宗旨在于培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专门人才。这时在中国文化大学的系所设置中，现代文学还并没有从古典文学中分离出来。1969年，当时任文化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金荣华老师认为，应该让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分道扬镳，培养当代写作的通俗作家。于是他实践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想法，开创了中国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金荣华老师找当时最红的作家来授课，比如张大春、罗智成、杨泽、翁文娴等，他们都正处于三十岁左右创作力最丰沛的年纪，带领学生写小说、剧本、散文、诗……可以说，中国文化大学的文艺组当时创了新的时代风潮。逐渐，很多人都来阅读和关注现代文学并培养了现代文学教养，使它变成了平衡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更为欣慰的是，文艺组成立四十年间毕业生有二千余人，其中多数服务于教育界及文化界，同时也不乏有影响力的作家。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分为“中国文学组”与“文艺创作组”两组，“中国文学组”所开的课程以古典文学为主，现代文学为辅;“文艺创作组”所开的课程以现代文学为主，培养学生现代文艺的创作与欣赏能力，但也兼及古典。在2013年中国文化大学文艺组所制定的目标与能力中可看到，力求培养文学研究及文艺创作的人才，培养优质的中等学校国文师资，培养现代文学与文化创意能力兼具的人才，培养文学写作及运用的人才。培养的核心能力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基本素养兼具的能力，创作、批评与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中文教学与表达沟通的能力，古典、现代文学与当代教育关怀贯通的能力，文学、美学素养融入社会文化活动的能力，整合现代文学与数字科技的能力，强化文学创作及田野调查的能力，结合文艺创作、展演与编辑的能力。在课程设置上，文艺组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现代文学导读、中国文化史、戏剧概论、大陆当代文学选读、小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中国文学史、中国佛教文学、中华文化专题、文艺美学、民间文学、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原住民文学、诗选及习作、台湾现代文学、小说选及习作、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与翻译、古典小说选读、两岸当代文学专题、现代文学史专题研究、通俗文学概论、散文选及习作、词曲选读、写作实务、文学批评、先秦典籍导读、近代台湾主流小说（1949—1989）、红楼梦与现代文学、现代诗选读、创意写作等。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写道：“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因而确实很少有大学开设此类课程，中国文化大学开创文艺创作组，将培养科班出身的现代文学职业作家作为目标，这一创举实施的可能性便是学校认为写作的基本功是可以传授、作家是可以培养的。这种可以教的基本功主要是指文学的基本素养和写作的手法、技巧，这就为对写作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了更高的平台来深造。骆以军就是受到这些优秀的文学创作者的启蒙开始创作的，尤其深切地受到以后现代主义、魔幻写实主义、后设小说技法出名的张大春影响。骆以军曾表示：“在课程中，我学到了不是小说技巧的讨论，而是小说本质的东西。”

同时，在教师方面，中国文化大学也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谋生和学术研究的平台。因为真正的作家很少有学院资格，获得硕士学位的还有不少，但是相应需要的博士学位拥有者寥寥，几乎没有可能到大学来教书。而很多学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放了艺术教师的资格，如台北教育大学、东华大学便以其他特殊的方式聘用作家来当专业的老师。这些学校尝试开发华文创作，从翻译、实际作家教学，有些类似大陆很多作家进入高校或者研究所深造，这是对已经发现了有作家潜质的学生进行培养。

当然，高校对职业作家的培养教育也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教师以理论派身份做研究和以作家身份来创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学生扎实写作基本功之后，想成为大家也要有才气、天分和人生阅历的积淀，并且要耐得住寂寞。从实际来看，华文作家中拔尖的基本还是以天才和机缘而非勤奋取胜。文字创作者和作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学生经过培养便可成为作家，因此文艺组为社会贡献了很多编辑和文字工作者。但相对于其他中文系对文字工作者的培养，文艺创作组的优势在于其充分的学术自由更紧跟了时代的潮流。

职业作家培养面临的问题还有学生对未来生存的担忧，比如骆以军从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在体制内上过班，他成名前以给报社打零工来维持生计。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写作困境中，他疯魔般地在作家之路上努力前行，其代表作《西夏旅馆》的写作耗时四年，在此期间曾两次遭受抑郁症的折磨。同时，作为文艺组的老师也很沮丧，认为自己很难告诉学生，读文艺创作的出路是什么，凭借什么可以就业。在学校网站就业情况中显示，文艺组的就业率与其他相近专业并无大的差别。在历届毕业的杰出校友名单中，994人中只有7人来自中文系文艺创作组，这也许可以略微表明在重视仕途的传统意识了，政府和高校公职或稳定、优秀的企业家更被人认为是成功的典范，而非靠才华在社会中不确定游走的职业作家。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大学所开创的现代作家培养教育中值得借鉴的同时，社会和高校都应深入思考的现象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