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泽东实践论读书笔记
毛泽东《实践论》读书笔记
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7月写下了这篇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蕴意深刻，内涵丰富，对于纠正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推进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给处于水深火热的抗日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今天，《实践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提高自己对于人生、世界的认识，依然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文中，作者用唯物辩证主义的观点论述了认识的过程，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是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和推理的阶段。至此，认识运动还没有完结，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指出：将预想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因此，从认识事物，到形成正确的思想，做出正确的判断，再将这种想法投身于实践中，是一个连贯的过程。
文章中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观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作者曾说道，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因此，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
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还有就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就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就好像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刻思考。
文中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这就说明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这就要求我们学会探索，学会发现，学会思考，从经过我们缜密推理和判断的抽象思维中，我们往往能获得更加可靠的答案。
文中说到，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正如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有个成语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
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文章的最后也写到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是的，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我们通过自身的实践去认识这个世界，发现其中的现象，从而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当这种思想不断完善和发展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时，就可以用它反过来去指导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而产生巨大的实际能动作用。由此，我们找到了一条提高自己的很好的途径。
而从全文来看，从党和国家的高度出发，第一，《实践论》中关于主观、理论和实践、知行统一的原则，要求我们要用认识来能动的作用于实践，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个进程中先后诞生了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正确的认识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二，《实践论》关于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的原理，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把握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充分认识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针对性。第三，《实践论》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必须用改革的实践来检验改革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的正确性。
不仅如此，《实践论》对于我们自己本身，也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作为一个机械专业的学生，我们以后要走入社会，走入企业和公司，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要保持严谨的心态，不能有麻痹大意的思想。同时，我们在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必须有精湛的业务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要学会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比如，在绘图设计产品时如果没有按照标准尺度和规范随随便便，下一步的加工就无法进行，再多的心血也是白费。而在大学生活中，我觉得我们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认识的过程。实践和认识的统一，才是根本。没有认识过程的进步和积累，实践就永远是虚无缥缈的。只有正确对待实践与认识过程中的辨证关系，才是观看事实的真相和本源。虽然实践第一，但是不能忘记，理性认识的获得，还应建立在感性材料上的收集、提炼和推理的基础上。这时，就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诺大的大学宝库里找到自己想要的，获得自己想学的，同时也要总结自己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所犯下的错误，如此，才可以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从而以后在大学毕业后更好的去适应这个社会。
总之，《实践论》引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思想，应用于我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在实践中获取成功，在实践中得到经验，并最终走向成功。
第二篇：读书笔记毛泽东
毛泽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辞海》)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R1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了他的国家。”“不论怎样,毛是我触及的历史人物中最伟大者之一,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他永远与中国与世界同在。”迈克尔·H1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列榜》中,将毛泽东列在第20位,排在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之前,并且大大超前于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等。这足以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已超越国界,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能创造奇勋伟业而获得如此辉煌大成呢?其根本原因是他获得了真正的学业大成,即获得了人生和事业大成所需要的高超本领和素质。毛泽东又是怎样获得学业大成的呢?他实现了真正的学习革命,解决了“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三个不同层次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而获得了学习的最大效益。1902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生时代历时16年半,其中小学(含私塾)9年,中学2年,师范5年半。小学阶段,他一边读书,一边劳动,熟读经书,爱看“杂书”,也读过一些新书。中学阶段,他关心时事,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结合,以新学、西学为主。师范阶段,他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以社会科学为重点,博览群书,为改造国家社会储才蓄能。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境界与人生抱负的主要发源地就是湖南一师。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1918年夏至1923年春(调上海党中央工作之前),毛泽东两度从事教育工作,两次赴北京、上海,一面读新书、马列书,一面投身教育实践,开展革命活动。
一、为何学———“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何学”,指求学目的或求学目标,也是理想、志向和抱负问题。请看毛泽东是怎样立志为祖国而学的。他8岁开始读书,27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条深刻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时代精神和浓厚个性色彩的求学道路,伴随着求学的行程———韶山(东山)→长沙→北京(上海),相应的求学目的为“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改造中国与世界”。11“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对贫困农民苦苦挣扎的情景,毛泽东从小在忧国忧民中萌发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他不喜欢读经书,而爱读《水浒传》之类反抗皇室官府的“杂书”;他不讲以读书来做官发财,而常和人谈论“富国强兵之道”;他钦佩中外历史上振兴民族、挽救国家的英雄人物,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同学互勉。基于对祖国命运前途的高度责任感,他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自主恢复学业,于1910年秋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从此,离开了闭塞的山村。他这种独立不羁的品质,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大成作出了第一次选择。
第三篇：从毛泽东读书笔记看如何读书
从毛泽东读书笔记看如何读书(节选) 2009-10-21 19:39:42 来自: 小贩
第一种：摘录式笔记
在读书时代，毛泽东的笔记以摘抄为主。他身边经常带着两本本子：“讲堂录”和“读书录”。讲堂录里记载的多是老师上课的课堂笔记，在其中重要的部分都做了重点标注。读书录大多是在自修时完成的，里面抄录了全篇文章或一些精彩的段落。毛泽东在学生时代记了大量此类的读书笔记，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史料保存下来的非常少。现存的一本中抄录了屈原的《离骚》、《九歌》。
第二种：符号式笔记
在毛泽东读过的书上常常能发现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代表了毛泽东对书中内容的褒贬见解。他在读德国鲍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时，逐字逐句用毛笔标上圈、点、单杠、双杠、叉等符号。文章如果写得好，他就划圈，哪一句写得好，就划哪一句，全文写得好，就在标题上划圈。谢静宜在回忆毛主席的读书生活就提到过“三个圈”的故事。她回忆道：“开始我不明白，琢磨以后我曾问他，„主席，是不是划一个圈的您认为比较好，两个圈的很好，三个圈的特别好呢?‟他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第三种：批注式笔记
除了符号外，毛泽东经常在书页上写下读书的思考和领悟，在《论理学原理》一书中，很多页面上都留下了主席工整的小楷字、在行间还有12100多字的批语。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两个版本时，写在书眉和空白处的批语达13000字，既有对原著的扼要概括，又有赞同的评语，更有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对某些观点的引申、发挥，很多读书笔记得非常精辟，有些直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第四种：日记式笔记
读书日记是毛泽东比较特别的一种笔记方式，除了记录下读书的心得之外，更主要的是能督促自己读书，记录下阅读的进度。
1937年毛泽东反复精读了李达的会关系《社会学大纲》，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在“读书日记”的第一篇写道“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l—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从此以后，他每日认真记了读书进度。
第五种：纠谬式笔记
毛泽东一直强调：不可尽信书。他对书中的谬误，包括错误的观点或引用不当的材料等非常敏感，一旦发现就立即在书页上指出来。例如《新唐书·徐有功传》说“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毛泽东指出这种说法不恰当，认为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南史·孔靖传》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指出此说不对，十岁为盗，长大不一定为盗，可惜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今天也还有之”。在《辨证唯物论教程》旁批中，他用“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指出了其中的不正确处。毛泽东读书非常认真、仔细，即使对错误的字和标点，也决不放过，而是—一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一书中把“四分五裂”错排为“四分五烈”，他就予以改正。
这些笔记是毛泽东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最好例证，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读书精神。
第六种：评荐式笔记
毛泽东每读到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彩篇章，总是热心向全党或党的领导干部介绍推荐，有时还写了书评。例如;50年代，他读了《三国志》“张鲁传”“郭嘉传”，就向党内推荐。为”张鲁传”写了400多字的书评，深刻地指出，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段斗争史。在推荐“郭嘉传”时，他希望领导干部读后得到启迪，讲话。办事一定要“多思”“多谋”，不要草率武。1965年，他读了《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因传”，觉得很值得一读，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有关同志都及时地认真阅读了。这对全党的读书风气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一、在书上做笔记：就是一面读书一面用笔把书上重要的地方划出来，或者做上各种各样的记号(如：～～，△△△，○○○等)，便于找出重点，加深印象。你如果对文章的观点材料有疑问，可以在页边的空白处画上“?”号，或者加上旁注和眉批。对那些比较长的段落，还可以用阿拉伯数字标出层次，使其眉目清楚，条理系统，便于复习和记忆。
这种在书上做笔记的方法只限于自己的书。如果是借别人的书，可以用书签或小纸条代替，便于复习的时候引起注意。
二、做摘录：就是把书中主要的观点，重要的内容，或者精采的章节、段落、名言、警句等抄录下来。在摘录的时候，注意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改动字句和标点，还要注明出处，包括书名、作者、版本、页数和日期，以后引用的时候便于查找核对。摘录笔记可以记在笔记上，也可以记在卡片上。有的同学看书的时候专门抄录一些华丽的词藻，作文的时候生搬硬套，这不是好的学习方法。
三、做提要：这种方法比较复杂。首先要把原文读通，读懂，抓性要点，然后把基本内容概括出来，文字力求简明扼要，但是不要把自己的看法或感想写进去。同学们在练习写提要的时候，可以经常看一看每本书前面的内容提要，也可以练习编写文章的段落提纲，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四、写心得：就是读了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以后，将自己的感想和体会用自己的话写下来。写心得笔记，一要注意联系实际，这个实际可以是当前的社会实际，也可以是自己的思想、学习、工作的实际;二要有真情实感，不要只做检查、表决心、发誓言;三要紧扣原文，突出重点，不要脱离文章的内容空发议论或者不分主次，面面俱到。
“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难。”让我们从现在起就养成认真读书和做读书笔记的良好习惯，一分耕耘，必然会有一分收获。 一.毛主席做读书笔记 [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同志非常赞赏的他的老师徐特立的读书方法.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的身体力行这条成功的治学经验.而且坚持不辍.他常说.读书的方法要[四多"--多读.多写.多问.这里说的多写.也就是多做读书笔记.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有以下几中形式: 内容摘录.毛泽东青年时代.课堂听讲写[讲堂录".课后自修写读书录.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摘录精要的摘录本.共有好几网篮.毛泽东长期保持著这种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延安时期.毛泽东看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摘录.约三千字.他写信给这位哲学家.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些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这样就把读书与研究.探讨结合了起来. 标记符号.毛泽东每读一本书.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早年读的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毛笔加以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延安时期读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列宁关於辩证法的笔记>.<史达林选集>.许多段落.章节都作了圈点与勾划.五十年代初开始一直陪伴他的一套乾隆十二年武英殿版线装<二十四史>.850册每册都有他圈点.勾划的标记.现存中南海的毛泽东藏书.由於不少书反复阅读.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圈点.勾划.以至朱墨纷呈.点线交加. 旁注批评.<伦理学原理>全书十万多字.但毛泽东用工整的小楷写在页边.行间的批评就有12100多字.延安时期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两个版本.毛泽东在书眉与空白处写了13000字的批评.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他用秀丽的行草字体写了近千字的批评.对原著作了扼要概括.既有赞同的评语.又有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对某些观点作的引申.发挥.他在<旧唐书>中<李义府传>.<杨再恩传>.<刘幽求传>的页边上分别写道:[李义府笑里藏刀". [杨再恩是佞人".[刘幽求能伸不能屈".寥寥几字.把读书的[意见和感想"表达得相当精辟. 读书日记.1937年.李达把刚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反复精读这本好书.并续写中断的读书日记.日记第一篇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此后.他每日认真记下读书进度. 改错纠谬.对书中不正确的观点或引用不当的材料.也用笔记形式改正.如<南史>的<孔靖传>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指出此说不正确.十岁为盗.长大不一定为盗.可惜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今天也还有之".在<辩证唯物论教程>旁批中.毛泽东用简略的话指出不正确处.如:[此例不甚清".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等.毛泽东读书非常仔细.连书中错别字.不妥当的标点符号.也一一加以纠正.这反映了毛泽东的严谨治学精神与刻苦的功读精神. 评价推荐.毛泽东笃志嗜学.博览群书.孜孜不倦.读到具有现实意义的要篇时.就热心向全党或党的领导干部介绍推荐.五十年代.他读到<三国志>的<张鲁传>.<郭嘉传>.向党内作了推荐.在推荐<郭嘉传>时.他希望领导干部从中得到启示.说话办事情要[多思".[多谋".反对少谋武断.读到汉代文学家枚乘的<七发>.他又写了千余字的书评.一起印发党内.1965年.当他读到<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时.又认为两人的传值得一读.在反复研读后.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毛泽东这种独特的读书笔记对全党读书学习风气的形成.无疑是个有力的推动.
二.钱钟书的读书笔记
当代中国第一博学鸿儒--钱钟书.成就始于笔记
已故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有趣的是.他自己的藏书却很少.他的书斋中有两三个不大的书架.放着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作者赠送给他的书籍.他藏书不多.著书却不少.这当中博览图书馆书籍时所作的大量的读书笔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书须作笔记.钱钟书开始并不以为然.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自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连课堂上听讲都不作笔记.更不屑于课外读书作笔记.他进清华后虽立志 [横扫清华图书馆".看书时却只在书上用铅笔写划.并不作笔记.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 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钱钟书在清华.[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在备课.写文章的实践中.方认识到读书单凭记忆是不行的.遂开始读书必作笔记.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四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从1939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为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其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56年.钱钟书接受了编写<宋诗选注>的任务之后.到北大图书馆和社科院文研所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宋诗纪事>.<宋诗钞补>.<宋诗钞续补>及各种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遂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1972年3月.钱钟书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开始偷着写<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学术宏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钟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这些素材是他多年读书心血的积累.整理成书稿又费时三年.自然还是用札记形式.1979年此书一出版.便轰动了学术界.此后一版再版.成了学者们书架上的必备书.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此言不差.熟悉钱钟书的学者都认为.钱的记忆力是惊人.几十年前读过的东西还能记住.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外国学者说他的记亿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笔记是钱锺书攀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钱钟书先生尚且如此.对于记忆力一般的人来说.读书作笔记就更为必要了. 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读书笔记
(2009-11-25 17:47:46) 转载
标签：
分类：毛邓思想
杂谈
毛泽东为什么能去的如此之大的成就：历史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学习和实践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由于敌人的封锁要弄到一些书籍报纸非常困难，他常常为看不到报纸，不能了解外界情况而焦急。为此，他曾经专门派一个营以搜缴书报为目的，去攻打国民党占领的一个据点，不惜付出人员伤亡与弹药消耗的代价，弄回一些资料。(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在吃喝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仍然不忘读书读报学习，我现在在天大这样的好地方，正应该利用这难得的好条件，好好从书中吸取养料，好好把学习和实践相结合起来。)
列宁《两个策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东西。
古为今用，以古喻今，举一反三，把古老的内容赋予其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才叫活学活用呢，不用就不要浪费时间读书)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仅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等四篇军事著作中，就引用了中国古代战例13个，外国战例9个。
思考：在股市学习实践中，也要注意积累实践的成功和失败的战例。同时还要尽量的占有国内外著名大师的成功失败战例。
毛泽东：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
思考：从股市前辈的理论中学习，从股市实践中学习，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来回学习。
毛泽东：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2页)
思考：客观环境和条件你不能改变，但你却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解放你的思想，选择你的道路，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1928年夏，总结了1927年秋以来工农革命武装游击作战的失败、成功经验，提出了著名的游击战争原则：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成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石。(这些经验是从多次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而且主要是从失败的教训中，逐渐摸索，不断总结提高，一步一步加以完善，最后由毛泽东加以概括形成的。)(十六字诀把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如此巧妙的结合起来，完整地体现了战争的本质。)
思考：对于经历过的重大重要事件，要及时中总结成功失败经验教训，并且最好以简练准确的话语总结出来，方便记忆。从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中我们也能总结出这个道理，任何大事业起初都不会顺顺当当的，总要经历许多艰难曲折的过程，而且经常会遇到生死存亡的关头。犯错误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不能失去信心，也不要稀里糊涂，遇到挫折时一定要注意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为以后的行事提供正确指导。在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之后，我军的力量是薄弱的，这时候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投资有同样的道理，作为散户就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坚持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而不是一味效仿这个大师那个大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操作。
毛泽东在当时秋收起义前夕也是计划在南方几省起义后，应当立即在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建立工农兵政权。认为此政权一经建立，必将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起义后，也曾想围攻长沙，结果失败了。面对现实，毛泽东的弯子转的很快。他带领起义队伍立即退出湖南，上井冈山打游击。经过几个月战斗，他摸索出一条真理，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必须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战略战术。
思考：伟人也是从平凡犯错误中走过来的，之所以是伟人在于能知错就改，脑子转的快，不犯钻死牛角尖的毛病。这里说的转的快并不是不坚定，而是选准了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是一味埋头苦干傻干，而是要机动灵活，但是对于选定目标却始终保持坚信。
游击战：不和强大的敌人打正规的堂堂之阵。游击队像疾风和流水一样，又游又击。你打我时叫你打不着我，我打你时就吃掉你一小部分，争取每战必有所收获，以缴获的武器补充自己，这样就可以集小胜为大胜，从而达到既消灭敌人，又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八路军一开始就和强大的日军打正规的运动战，很可能陷入极大的被动，过早地削弱自己的军力。弄不好，也可能在不利的决战中招致失败。
思考：弱小的时候就是埋下头来发展自己，等待时机，等待敌人露出破绽时再进攻，进攻过后马上转为防守。继续耐心等待下次机会来临。从一次一次的小胜中逐渐积累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
完善的理论都是在经历了实践后，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失败和成功后总结出来的。或者说最后汇总提炼出来的，刚开始也都是一点一点的经验，时间长了，经验多了，穿起来也就成了理论了。
这就是为什么成熟的理论总是看起来很牛逼，但你完全照搬应用它去实践就会行不通，因为时间空间环境不同了，
就像那句古希腊语所称。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就是说没有完全一样的条件，所以应用理论应用书本知识必须要真正掌握其精髓，在现实中灵活应用，理论才会成为神奇的理论。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的用兵和战争规模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如果按照原来的作战意图再实行南线出击战略，势必与国民党军主力迎头相撞，势必要在不利的情况下在战争初期就与国民党军决战。
毛泽东果断的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思想和作战计划，也就是彻底放弃了外线出击的作战方案。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改变是正确的。它又一次说明毛泽东对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指导，是以敌我双方实际情况为依据的，是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这也正是毛泽东指导战争善于从实际出发的高明之处。
思考：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计划要认真做，但当情况发生改变时也要又很强的应变能力，这样才能够逐渐强大起来，不死钻牛角尖才可以。s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s 毛泽东：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敌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
第四篇：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读《水浒传》)
[毛泽东的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泽东是1902年9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又在韶山一带换了6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年他14—15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在私塾所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这类传统文化中规范的启蒙读物。但毛泽东说“不喜欢它们”，所以，上私塾时他背着教师读《水浒传》和历史演义这类被视为“禁书”和“坏书”的作品，即使辍学在家务农的时候，他也“继续读”。这一点，很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小时候起就逐步形成的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小说，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这与古典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说，除《红楼梦》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说：“村里的老人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
从文化环境来说，农家子弟毛泽东自小就喜欢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类“杂书”，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逆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带普遍牲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话艺术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创造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析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当然，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渐渐的，他从好奇的欣赏走向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毛泽东所列举的爱读的“旧小说”中，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水浒传》、《西游记》，有“造反”内容，一是《三国演义》、《隋唐》等，传播历史知识。但它们有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颂扬英雄人物。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小爱读旧小说的一个心理起点。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也叫《水浒全传》，传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在山东、河北、江苏一带地区，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由南宋到元末愈传愈盛，反映人民爱憎分明，成为宋元时代许多农民起义的富有典型性的艺术概括。《水浒传》的主要版本有：
(一)百回本。最早出现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又插入了征辽的故事。
(二)一百二十回本。现存最早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杨定见本。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这些书都将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插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为所谓“文间事繁”本。杨定见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文均繁”本。
(三)七十回本，这就是清初出现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贯华堂本。该本终于卢俊义一梦，无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叹扬言得到了“古本”，说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写，前面又伪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实际上是他作了删增。后人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叹这样做，实出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反对“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这个本子流行极广，很长时间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它包括了《水浒传》的精华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此后，出现了许多影印、石印、排印、铅印的七十回本。
(四)七十一回本。这就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该本把金圣叹的批语删除，他伪造的卢俊义的一个“噩梦”作为结束，亦予以删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相应地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这样，全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这是建国后最为通行的版木。到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20次。
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这从他1975年8月关于《水浒》的谈话中便可知道：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几十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又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这段评语印在前面。”
《水浒传》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性、意志和品格，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对斯诺谈到：“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和向往这些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多少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不自觉地在实现自我角色的转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着《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事有凑巧，这种转换和认同，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水浒》等小说故事的那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世界里的事情竟也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接二连三的重演。而这些故事用他的话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如数家珍似地讲起小时候听说和看到的一些事件。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逃出长沙，把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同学们展开了讨论。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而毛泽东在回忆中却说：“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一带还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泽东接着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于是，当他“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他发觉“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说，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还要寻求真和善的价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不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说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原来，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份的不均等。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提出，毛泽东最早是从上述表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受到“革命”的，或许是不过分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水浒传》以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后面还有条目叙述。这里再顺带说一下毛泽东后来读历史演义和其他“旧小说”的情况。
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刚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便专门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发了封电报：“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941年1月31日，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又特地给他们寄了一批演义小说和传奇，据他所开列的书单来看，其中包括：《精忠岳飞传》2册，《兰花梦奇传》1册，《峨眉剑侠传》4册，《小五义》6册，《续小五义》6册，《水浒传》4册，《薛刚反唐》l册，《清史演义》2册，《洪秀全》2册，《侠义江湖》6册。
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
1967年10月12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这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爱读旧小说的原因。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读施耐庵《水浒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困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
[解析]
这段评论表明，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着某些联系。这样，他让人们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关于宋江投降的描写，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其实，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
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
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
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大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上面所引的他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传》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毛泽东评<水浒>真相》)几次谈话，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不用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方腊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唬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奠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泽东看来“是好的”;并认为金圣叹砍掉《水浒》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实”，掩盖了宋江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事实，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支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在江青、姚文元等搞的评《水浒》运动中，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休所起不到的作用，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路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问题;等等。(参见：《红旗》1975年第9期《重视<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8月31日《评<水浒>》;《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的这些话，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荒唐。但这在那个年代却是搞阴谋政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使毛泽东也无法接受了。他批评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闹剧才逐渐收场。
第五篇：读书笔记(毛泽东传)
《毛泽东传》读书笔记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学时就熟背的《沁园春·雪》是我最熟悉的毛泽东的作品，从那时就知道毛泽东的文学成就，很少能有人能媲美，一首《沁园春·雪》足以傲视群峰。
我从小就知道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知道是毛主席让一个受百年欺辱的民族屹立起来，但是却从没有对毛泽东的思想有过深入的了解。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让我进一步的了解到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加上课余时间自己读了《毛泽东传》，更是对这样的一个拥有雄才大略伟人有太多太多的钦佩，对那一段历史有太多的感慨。
《毛泽东传》不仅体现出作者对历史事件高度的敏感性，也渗透着政治学视角的理论穿透力，对人物的情景分析更是出神入化，引导我去体味“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和制度机制，把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与挑战性的理论创造联为一体，从而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壮观图景。展现了这位带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别样的人生。
毛泽东缔造了一个新中国，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从而，一个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结束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重新屹立在亚洲东方，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她的巨大作用。
他领导了红军长征，直接指挥军事，四渡赤水，穿插川黔;奔袭云南，巧渡金沙;强越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走沼泽，通过无人区;最后完全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获得新生。这万里长征在地球上绘就了“红飘带”，是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壮举。他指导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转战陕北。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在两孔窑洞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这两次都是毛泽东创造的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他的卓越的军事战略和高超的军事艺术的生动体现。
他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斗争道路，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道路。
他铸造了光耀世界的三度辉煌业绩：抗日战争时期的辉煌，解放战争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八年的辉煌。
这样的成就更加激起我对这位伟人思想的品读和探究。
我认为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方面，能取得更为卓越的成与他的一些个
人特质是分不开的。
他出身农民家庭，与中国农民的天然联系，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他具有极高的领悟能力，能准确地把握马列理论的精神实质;他求知欲极强，通融古今，为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注重社会实际调查，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党创立的第一个伟大思想理论，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有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已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它还将是继续哺育新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乳汁。
毛泽东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始终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毛泽东从制定古田会议决议始，就一直加强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为强调党的品格的重要教材：《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也体现这一点。
在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历史、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反映到党内来，会腐蚀党的机体。从井冈山斗争始，毛泽东就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将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政治组织，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强调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党的强大战斗力。
在革命胜利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后，能否继续保持它的先进性，这是毛泽东始终重视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直把加强执政党建设作为党的工作的首要任务。他从严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明确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尽管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功劳，但决不姑息。这以后，他采取许多好的重要举措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腐败和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使党在全国人民中保持了良好形象。
多少年过去了，毛泽东三个字再也不代表一个个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和自由的信仰。发展毛泽东的伟大事业在缅怀毛泽东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时，也不能不谈到他晚年的错误。
我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不小的。就文化大革命而言，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人不能不负主要责任，何况他是“始作俑者”。然而再回头反思历史，恐怕不能这么说。以种种理由来减轻这错误对党的事业的危害的观点和做法是不可取的。作为马克
思主义者，要直面它。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是故意将错误说轻抹淡，而是要将他的功绩的分量讲够。别的不说，单就他缔造了一个开辟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新中国，创立了一个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塑造了一个汇聚大批民族精英因而具有优良品格作风的党，仅这三条，就是功德无量。据此，他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竞折腰”的无数英雄和称得上“一代天骄”的历史伟大这个行动中，占有突出地位。《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符合党的实际的，不仅能经受住已往历史的首肯，也能经受住未来历史的检验。
不能否认，领袖人物的性格品质，会对历史的走向和特点产生一定影响，并打上个人的色彩和印记。但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简单地归结为个别的领袖人物的某种品格，这从来不是严肃的科学的分析历史的方法。仅就领袖人物的品格而言，同任何普通人一样，他们不会没有弱点、缺点，但能成为领袖，其优点、长处就是主要的。领袖人物的弱点、缺点，会对历史产生负面影响，但更要看到，其优点、长处对历史产生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因而，即使讲领袖人物的性格品质对历史的影响，也应作多角度和多侧面的分析，而不能只是单挑出某一个方面论说。再则，讲历史，仅仅讲领袖人物的品格，它充其量只能表面地描述历史，而不可能深刻地提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更何况把领袖人物“妖魔化”、“丑陋化”、“恩怨化”等，这本身就没有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又怎么可能正确地说明复杂的历史事件呢?这样的结果，只能扭曲历史，而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毫无疑问，毛泽东晚年有复杂的心态，但要分清哪种是主导的、基本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状况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状况很不满意，违背了他过去倡导的要区别“延安和西安”的认识问题的方法，错误地将“延安”当做“西安”来打倒。他提出的错误理论，表现出的错误作风，采用的错误方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将某些个人的因素片面夸大，最多只能说明其一二，而很难说明整个历史进程。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他的一生是值得去学习的地方很多很多，学习的是毛主席的成功，学习的是毛主席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华夏儿女，我们要遵照继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纠正他晚年的错误，发展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