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分裂国家法本质分析论文

2022-04-27

摘要新世纪初期主要是指2000年至2008年陈水扁执政时期。，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美国整体实力衰弱，日台政局变动的复杂背景下，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安全互动态势逐渐走向明晰化，日台安全关系呈现出新的重要变化。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反分裂国家法本质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反分裂国家法本质分析论文篇1：

在中国历史中寻求反分裂的经验

万众瞩目的《反分裂国家法》当仁不让地成为本年全国“两会”的焦点话题。

其实，从古到今，反分裂从来就是华夏民族永远的政治议题。在几千年漫长的文化演进中，在“分”与“合”的历史轮替中，“国家统一”宛如烙印般提醒着每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

2005年初的全国“两会”把反分裂作为一项核心议题，从而继续延续了中国人对分裂的否定和对统一的追求。

分裂是中国历史的“变态”

1987年的夏天，黄仁宇坐在纽约赫逊河畔的书斋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这段曾经促使很多历史学者重新研究秦汉史的文字，一语道破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所有玄机。

一个小的细节或者可以说明问题。《孟子》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大意是指春秋战国期间，黄河边上的各诸侯国把邻国作为自己的泄洪区。仅仅从治水的角度来说，中国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

像黄仁宇说的那样，“中国在公元前就统一，而且自赢秦以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书同文、车同轨”的秦朝并未像嬴政期待的那样历万千世，但是赢政确立的基本制度被后世奉为圭臬，万世不改。“大一统”的政治模式由此在中国扎下了根，并深刻影响中国至今。

长期研究古代大一统制度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杨松华认为，“这一制度包含两个层面，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国家法律及行政、军事制度属于正式规则，非正式的主要是指意识形态、社会习惯、传统教化等。”

也就是说，在“体”和“用”的两个层面上，中国都倾向于统一这个方向。

中国古代就有了对付分裂的原则

无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候，基本上都经过了长年累月的战争。通过战争完成“由分到合”的过程，几乎是所有统一王朝的必由之路。

南京大学文化史学者赵益认为：“中国古代对付分裂的原则就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必须要有一个一统的政治。”

杨松华说：“在分裂时期，地方武装可能有无数。但是他们都自称是惟一的天子。比较明显的是三国时期。”

从近代历史来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先后通过第一次国内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建立了新中国。

和平方式的统一也不是没有。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西北大学教授刘文瑞说，“由于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及其相关的政治思想，这种和平统一，主要表现为周边地区的归属和依附，或者是小王朝生存不下去的投诚。这一方面，我以为，由于历史原因，对当代借鉴意义不大。”

刘文瑞说，从汉代起，就有了对边疆民族的特殊对待办法。到了唐代，这种政策更加成熟，就是羁縻府州制度。

赵益认为，“以藩邦制、朝贡制的方式达到全国疆域的统一，算是非武力的方法。”

以文化抑制分裂是这种大一统思维下的另一个特征。北魏孝文帝改汉姓易汉服，就是为了使中原百姓易于接受这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有学者分析道，由于农耕文明是农业社会时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往往都被中原的农耕文明所同化。

杨松华说，“不论如何，主流的观念，还是抗拒分裂。历史上所谓的少数民族最后都变成了主流民族，比如蒙古族与满族，最后就融合出来中华民族。只要大的政治共识不丢，强调统一，具体运作方式有很多。

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疆域广袤的国家。从汉至唐，在5个世纪的分分合合之中，一种新的思路才逐步清晰起来。

面对一个由农业、牧业、渔业等不同经济文明区域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的生态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体多元”的政治模式应运而生。

杨松华指出，这种模式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体”是指，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实行全国一盘棋的一体化管理。

这些重大问题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高度统一，政治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统一，中央政府在全国的绝对权威和政令畅通，国家版图的不可改变，在全国性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时中央调遣力量的权力等。

“多元”是指对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复杂多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行多元化的灵活管理，如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实行民族自治，甚至维持其原来的社会制度，各地区政府可以对本地区的经济实行灵活的调整，地方有部分独立财权等。

就这样，在元朝，云南甚至可以应用当地传统的贝币，与中央政府发行的纸钞同时流通，但是在全国力推纸币。

一体多元的政治模式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和而不同。刘文瑞认为，这种思想上的兼收开蓄，对现代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统一?说明中华民族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实际上就是这种政治智慧在世纪之交全球化视野里的中国的具体体现。

反分裂亟需新思维

刘文瑞说：“一国两制的提出，我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智慧在新时期的发挥。”

他认为，台海问题已经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与古代把中国认为是天下中心、以华夷之辨对待边远地区，有了本质的差别。

在台湾问题上寻求不断突破，也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中央统战部干部刘正明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可以淡”的新提法受到广泛关注。

这是根据“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没确‘改变。台湾同胞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意愿日益增强”的现实情况提出的。“三个可以谈”富有新意和回旋空间。

第一个“可以谈”过去多次提出，现在重申，增添了一个新作用，使民进党不能以国民党已下台、国共内战的敌对状态不复存在为口实，制造分裂条件。

第二个“可以谈”以“与其身份相适应”取代“民间性”的限定，显然给子台湾方面以更大的想像空间，也切合台湾民众某些现实要求，是一个具有吸引力、针对性强的谈判议题。

第三个“可以淡”直指两岸关系僵局的症结所在，相对于过去避免直接触及，是一个明显突破。

“三个可以谈”体现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时代特色，既不失原则性又富于创造性，体现了祖国大陆的恢弘胸怀利务实精神，对于打破两岸政治僵局、推动两岸对话与谈判、反对分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贾　葭　沈　亮

反分裂国家法本质分析论文篇2：

新世纪初期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的“双重规制”作用分析

摘要

新世纪初期主要是指2000年至2008年陈水扁执政时期。，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美国整体实力衰弱，日台政局变动的复杂背景下，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安全互动态势逐渐走向明晰化，日台安全关系呈现出新的重要变化。对于新世纪初期日台安全关系的转变，作为日台安全保障的主导者，同时也作为台湾问题最重要的外部作用力量，美国无疑在其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新世纪初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为了维护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所谓核心安全利益，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施行了一种“双重规制”策略，集中体现为美国对待“美日台安全同盟”的微妙态度。一方面，面对中国在亚洲迅速崛起的态势，美国一定程度上支持“美日台安全同盟”，促使日本与台湾强化相互安全关系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另一方面，为了顾及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美国又对“美日台安全同盟”持一种“谨慎”态度，保持对日台安全关系发展的一定限制，尽量不让日台在军事安全方面过于亲近，以免刺激中国大陆，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均衡态势。

关键词美国双重规制离岸平衡日台安全关系

1972年日台“断交”后，日台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日台之间始终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时远时近，似近而远，既维持一种密切交往的状态，又一直没有达到民进党等亲台势力与日本“台湾帮”所期待的亲密状态。在日台关系中，日台安全关系是核心内容，也是重要敏感点，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牵动亚太地区中美日台三国四方之间的互动关系。新世纪初期，国际格局起伏动荡，台海局势复杂变幻，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受挫，中国大陆迅速崛起，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台湾民进党上台执政，于此情境下日臺安全关系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重要变化，并对台海乃至亚太局势的影响作用日益加深。新世纪初期，在日台安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作为日台安全保障的主导者，作为台湾问题最重要的外部力量，美国无疑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此关于新世纪初期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的具体影响作用，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一直以来，由于日台之间的安全关系相对较为隐秘，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不多。国内对日台安全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台湾研究著作的部分章节以及一些期刊论文，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厦门大学李鹏教授在其《台海安全考察》一书中就专门用一节分析了日本在台海拥有的战略利益和所奉行的安全政策李鹏：《台海安全考察》，九州出版社，2005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吴寄男的《日台军事互动的现状、背景及未来走势》从整体分析了日台军事互动的基本态势、背景及其未来走势吴寄男：《日台军事互动的现状、背景及未来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9期。。综合来看，目前学界对日台安全关系问题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尤其是对日台安全关系影响因素的分析，虽然在日台安全关系研究中多有提及，但大都只是一种简洁的事实性论述，缺少一种系统性的、理论性的专门分析。

鉴于日台安全关系的现实发展与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主要运用“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相关理论，深入考察新世纪初期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的复杂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概述“离岸平衡手”的相关理论框架，并提出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双重规制”的理论假说；其次论述新世纪初期日台安全关系的基本态势，然后通过事实论证和“美日台安全同盟”的案例分析，着重探讨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的特殊规制作用；最后做出结论，将新世纪初期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的影响作用归结为“双重规制”。

一、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双重规制”作用的理论探讨

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基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性，大国为了生存需要，获得最佳的安全保障，总是倾向于追求权力的最大化，致力于成为体系中的霸权者。然而，由于水体的限制作用，一个大国难以征服和占领被海洋隔离的地区。因此在地缘因素限制下，大国的主要目标一是建立所在地区的霸权，二是通过塑造地区均势局面充当“离岸平衡手”来阻止其他对手获得霸权。对于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的大国而言，当地区其他大国选择不利于大国均势变化的不同战略时，受威胁的大国通常主要从两种策略中做出选择：一是进取型的建立均势，二是保守型的推卸责任。“通过建立均势，受威胁的大国本身必须参与遏制危险的对手。换言之，它必须直接担负遏制和必要时抗击对手的重任。而采取推卸责任的战略，它就设法让另一大国承担遏制挑战者的重任，自己则冷眼旁观。”[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二战结束以来，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美国在欧亚大陆长期扮演着“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新世纪初期，在台海地区面对中国大陆的所谓“威胁”，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美国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离岸平衡”战略，即在建立均势的深度介入与推卸责任的低度介入之间选择一种中间水平的适度介入，关于如何来定位这个“适度”，笔者认为这个“适度”在于恰好能维持台海地区“不统、不独、不武”的稳定平衡现状。简言之，美国力图通过一种有选择性的适度干预来维护其主导下的台海均势局面。从横向来看，新世纪初期美国的中和式平衡战略表现为一种双向政策，一方面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充分考虑中美日益深厚的利益依存关系，另一方面重视发展台海同盟关系，利用台日来牵制和防范中国大陆。

进一步来分析，新世纪初期，在台海地区，在美国特殊“离岸平衡”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发展带有一种明显的“双重规制”意图，一方面，尽可能地利用日本和台湾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促使日本与台湾加强、加深相互安全联系；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美日同盟、美台准同盟自身的功能来对日台安全关系发展进行有效的限制，“规制”台湾与日本。

二、新世纪初期日台安全关系的互动态势

二战结束后，日本追随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美日防卫合作方针》的有关条款声明，与台湾维持着一定的安全关系。但直到21世纪之前，日本与台湾的安全关系基本处于一种隐形状态，其目的在于服务、配合美台安全关系，并主要体现在《美日安保条约》的相关声明上，并无太多实际作为。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美日国内政局变动以及台湾政党轮替的背景下，台湾与日本除了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上加强紧密联系之外，在军事安全“禁区”亦有所突破。新世纪初期，日台之间的军事安全互动从无到有，逐渐浮出水面，日本与台湾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接触与交流活动开始出现并日益频繁，主要包括促进加强安全对话；推动军官将领交流、任职；加强双方指挥、通讯、情报合作，“变相”联合军演等。不过，新世纪初期双方的安全关系始终维持在一种相当有限的水平上，相互军事安全交流不仅层次低，而且也主要是在低调、保密原则下以非正式名义展开。日台官方之间并无任何相关的军事安全合作协议或正式声明。总之，新世纪初期虽然台湾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接触交流开始出现并增多，但日台安全关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日台安全关系始终维持一种不近不远的微妙状态。

第一，在安全对话方面，日台双方积极创造安全对话平台与机制，推动双方安全对话走向框架化、机制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方在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2002至2008年间，台湾智库与日本冈崎研究所及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及Vanderbilt大学共同举办“美日台三边战略对话”，在六年间分别于台北、东京及华盛顿举行两轮、八回合闭门会议，其中台美日安全战略是对话磋商的重要议题。2016年4月26日，台湾智库在台北举行“美日台三方安全对话”，时隔八年后重启美日台三方安全对话平台，与会人员包括美国与日本高阶退役将领、台湾国际事务及战略安全等领域学者专家，共同商讨未来台美日三方在亚太区域的安全合作。另外，台日双方安全对话层次也明显提升，例如在2003年与2005年的 “日台论坛”中，台湾方面都是由“总统府”秘书长这样的政权中枢人物带团出席。《日台论坛2005年东京会议召开》，载[台]《中文导报》，2005年9月15日。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类平台和机制主要是由日台的一些高校和民间智库组织推动，即使背后有官方支持，其政治影响也有限，所探讨的日台安全合作的议题多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转化为政策执行。

第二，日台双方还积极策划现役或退役军官将领互访或到对方办事处任职，推动军官“外交”，拓展双方安保对话直接管道。2003年，曾担任日本统合幕僚部企划部部长和日本驻华武官的陆上自卫队少将长野阳一以提前退役的方式出任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成为日台“断交”以来第一位赴台任职的日本军事要员；而台湾则派现役中将王伟先以“国安局特派员”名义到东京“台北经济文化代表事务处”任职，自此日台双方可以通过办事机构进行更加直接密切的军事防卫交流。2002年11月，日本前陆上自卫队东北方面队总监谷川重孝、前自卫舰队司令五味睦佳等一批自卫队退役将领赴台，与台军“国防大学”校长陈镇湘等现役将领一起磋商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及台湾应对所谓的大陆“武力威胁”问题。冈本智博：《对“台湾海峡紧急事”的思考》，载《问题与研究》，2003年3月号，第30- 31页。同时，从媒体报道来看，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日台之间的军官交流多在低调与保密原则之下，以非官方的名义进行。例如2005年，“国防部”总政战局长胡镇埔曾低调赴日，与日本军方就区域安保议题进行会晤。2006年8月，胡镇埔再度以观光名义赴日观摩自卫队举办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另外，日本访台的军事官员仍限于“课长”级别，日本派驻台湾办事处任职人员也只限于退役将领。

第三，日台军方努力推动双方指挥、通讯、情报合作，谋求实现联合军演。2006年3月，台海军在紧邻日本领海的台湾东部海域，举行大规模“无预警海鳖操演”“台美日安保防线串联”等演习，演习军事海域直接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划定的西南防空作战区相连，与日本控制的海空域实现了“无缝衔接”，而台军与美日在武器装备、指挥通讯系统等方面具有极强通用性，当军演海域连为一体后，日台双方完全可以实现军舰、战机的互联互通，从而达到联合军演的实际效果。2004年，台军根据日本“顾问”的建议将“康平”演习的时间由原定的3-5天改为与日海上自卫队类似演习例行的两星期左右，演习还首次邀请了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少将随舰观察。但是，可以看到虽然日台双方积极策划各类“对接”“合作”，力图变相搞“联合演习”，但在中美博弈的台海安全局势下，双方难以突破红线，尚未以任何方式实现正式的联合军演。2004年，日台双方曾计划以“巧遇”方式进行联合海上搜救演习，但此构想因双方战略对话未能继续实施而胎死腹中。另外，日台海军使用的都是美国开发的战术数据信息链，彼此间通过美国中介，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情报共享。2010年美国宣布对台出售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之后，美日台防卫联结体系有所加强，但在美国主导下三方军事合作主要是美日、美台个别连线，并非台日直接连线，日台防卫安全合作并未取得明显突破。

三、美国对于日台安全关系“双重规制”的事实论证

新世纪初期，日台安全关系的互动态势，固然离不开日台各自内部因素以及中国大陆因素的作用，但由于日台双方都处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体系下，仰赖美国安全保障的日台发展相互安全关系更多的考量因素还是美国，美国是影响决定日台安全关系的关键力量。对于台湾而言，一直以来其对外安全关系很大程度上都是直接由美国决定的；而二战以来由于美日安全同盟关系日本对台政策长期从属于美国，虽然冷战结束后日本在台海博弈中的权重有所增强，但美日同盟的存在使得日本的对台政策整体上依然要依附于美国的对台政策。

正是在美国因素的主导作用下，新世纪初期的日台安全关系始终保持一种若近若远的微妙状态，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维持在一个有限的程度内。具体来看，新世纪以来，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的态度存在“双重性”，主要可以从以下两点来展开分析。

其一，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是遏制中国大陆。进入新世纪后，在中国大陆实力快速崛起、美国整体实力衰弱的背景下，为了有效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布什政府上台后积极加强对亚太地区的介入，调整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其主要举措就在于强化美日同盟，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借助日本力量来平衡亚太权力分布。在台海地区面对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态势，为了维持其台海战略主导权，美国必定不能完全推卸责任，要有积极表现。首先是在不明确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情况下通过加强美台军事合作来展现维护台海现状的决心；其次是不断强化扩充美日同盟，积极促进日台联系共同遏制中国大陆，加强推动“以台制华”策略。

正是在美国积极介入台海地区的背景下，日台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才能得以展开。进一步来分析，首先，由于日本在日台军事安全关系互动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日台军事安全关系的发展主要是日本对美台军事安全合作的直接“跟风”效应。在美日同盟强化背景下，日本配合美国行动是基于自身战略现实利益的考量。正如上海國际问题研究院吴寄南所分析的那样，“日本当权者之所以尝试突破‘禁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美台加强军事合作的刺激，是冷战后美国通过强化美日同盟、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的必然结果。”吴寄南：《日台军事互动的现状、背景及未来走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9期，第56页。其次，日台安全关系的发展也离不开陈水扁当局的大力推动。在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刺激下，陈水扁自认为台湾在美日同盟的战略地位得到提升，因而努力抓住良机向美日靠拢，积极谋求突破对日关系，以求为“台独”寻找“保护伞”。总之，新世纪初期日台之间军事安全互动是在美国的认可下进行的，日台安全关系突破的背后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是美国加强台海介入力度，强化台海同盟关系的必然产物。

其二，对美国而言，为了维持其主导的台海均衡态势，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加强台海介入力度，推动日台联手遏制中国大陆的同时，也要谨慎注意其介入分寸，考虑中美关系发展大局，对日台安全关系的发展进行一定限制。具体来看，美国限制日台安全关系主要考虑三点：其一，美日同盟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拥有充分的战略契合点，但也存在明显的利益分歧，美国与日本对台湾的战略定位存在差异。对美国而言，台湾只是其全球战略中的一个局部环节，其重要性随着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日益下降；而由于地缘政治关系，在日本新世纪的国家战略中，台湾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台湾海峡及台湾以东海域，沿琉球至日本本岛的航线是日本的生命线”。[日]古泽忠彦：《台湾与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防卫研究中心，2005年。鉴于台海利益需求的差异，日本实质上比美国更加反对中国统一台湾，一直存有全面介入台湾问题，争取台海地区主导权，分享甚至替代美国台海利益的想法。其二，鉴于日本民族极端偏执的特性，再加上二战的历史渊源，右倾化日益加剧的日本政府在介入台湾问题上往往容易缺乏理性判断，采取“激进”行为，进而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局面，因此美国对日本在台湾的作为必须加以戒备和牵制。早在1972 年，尼克松访华时提出美方对台湾问题的五项原则，其中第三项就表述为“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使其不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独’”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其三，日台安全关系具有复杂性、敏感性的特征，直接关系台海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局势。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不管是为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还是考虑历史矛盾、地缘政治因素，一直都对日台安全关系表示严重关切，一旦日台结成安全同盟，可以预见中国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将急剧上升。美国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简言之，新世纪初期日台安全关系的发展直接受制于美国，日台安全关系的有限性是美国控制台海介入尺度，充分考虑中美关系大局的结果。

总体来看，新世纪初期，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感到台海压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利益依存关系亦不断加深，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步下降。鉴于此，为了维持台海均势局面，寻求台海利益最大化，美国对日台关系主要采取一种“双重规制”的策略。一方面加强台海介入力度，强化台海同盟关系，积极促进日台加强联系联手遏制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又谨慎注意台海介入分寸，充分考虑中美关系大局，把日台安全关系发展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新世纪初期，面对日台在军事安全领域逐渐展开交流互动的态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支持的同时，也不希望日台安全互动过于紧密，或者影响美国在台军事利益，或者导致台海关系紧张乃至军事冲突，影响中美关系发展大局。

四、“美日台安全同盟”案例分析

二战结束后，为了有效地防范与牵制中国大陆，在美国主导下美日台之间建立了一种“一主两从”的三边关系，美国分别与日本和台湾确立了安全同盟关系，但日台之间并未形成安全同盟关系。在美国、中国大陆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日台双方直接建立安全同盟过于敏感且受限太大。因此新世纪初期，在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美日共同遏制中国大陆意图明显加强的背景下，处于美国安全保障下的台湾与日本都将日台关系放到美日台关系架构下加以考虑，努力推动台湾融入美日同盟，试图通过建构“美日台安全同盟”来寻求突破日台安全关系。首先，在美国不断强化美日同盟的背景下，以小泉内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在全力支持、配合美国行动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现实利益考量一直都在积极把台湾拉入美日同盟的安保范围，加强日台安全关系。其次，随着美日同盟的强化，陈水扁自认为台湾在美日东亚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因而努力拼凑美日台安全同盟，积极抓住良机向美日同盟靠拢，为其“台独”举动寻求保护伞。由于美台准军事同盟关系业已确立，陈水扁推动美日台安全同盟的主要目标就在于突破日台安全关系，建立日台安全同盟。

新世纪初期，尽管陈水扁当局一直都在极力推动建立“美日台安全同盟”，积极向美日同盟靠拢，而日本也极力促成美日同盟纳进台湾，但实际来看美日同盟的主导者美国政府对于“美日台安全同盟”的态度却颇为微妙。新世纪初期，对于“美日台安全同盟”，美国政府并未做出任何直接表态，但在与“美日台安全同盟”有所关联的台海安全问题上美国明确介入的态度似乎逐渐从模糊走向清晰。2001年4月，小布什当政百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要“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进行防卫。《小布什要“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自卫”》，载《参考消息》， 2001年5月22日。2002年2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时又公开表明：“美国将记得对台湾人民的承诺”。林贤参：《日关系与美日安保条约》，载何思慎、蔡增家主编：《“七二体制”下日台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台北：远景基金会，2009年，第117-152页。2005年美日“2+2”会议后，美日更是首次在正式声明中明确表示对“台海安全”的关切，成为新世纪以来美国官方关于台海安全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公开表态。

2005年2月19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日本外务相盯村孝信、防卫厅长官大野宫统在华盛顿举行了“2+2”美日安全咨商委员会会议。会后美日发表共同声明，列出12项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其中一项即为 “鼓励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海峡相关议题”。此一确定新世纪初期美日防卫合作协议基本方针之文书，是美日两国首次明确地将台海安全列为同盟追求的共同战略目标，法新社引用一名不愿具名的国务院官员表示，“台湾问题是我们不常——几乎不曾——在正式声明中提及的一项议题”。《媒体关注美日共同声明列入台海问题》，载《北京青年报》，2005年5月22日。美日安全磋商共同声明纳入台海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面对陈水扁冥顽不灵的“台独”分裂行为，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自2004年底开始中国大陆就开始筹划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而2月19日美日将台海列为“共同战略目标”，正好是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反分裂国家法》于2005年3月1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在当天经胡锦涛签署并立即予以实施。前半个多月。《反分裂国家法》在有效震慑“台独”分裂势力的同时，显然也让美国感受到中国大陆对于台海局勢的强势态度，从而感到自身主导的台海局势受到威胁，为了确保台海地区的战略主导权，维护台海同盟利益，美国必然会做出一定回应。对于美国而言，冷战结束后中国被视为其亚洲霸权的最主要竞争对手。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迅速崛起，美国愈来愈感到其主导下的亚太局势受到威胁，因而加强亚太地区介入程度，加紧遏制中国的态势逐渐加剧，但“9·11”事件的出现使得其重心不得不暂时偏向中东，2005年，随着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美国全球战略开始“西缩东进”，向亚太倾斜。在日台积极推动建立“美日台安全同盟”的背景下，美国主导美日同盟修改防卫合作目标，将台海地区纳入安保范围，不仅可以视为美国政府对于“美日台安全同盟”的一种正面回应，而且从根本上反映了美国支持日台安全关系发展，强化台海同盟力量加紧遏制中国的意图。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分析，在美日安全磋商联合声明中，美日同盟虽然首次在正式声明中明确承认对台海安全问题的关切，但美国政府实际并不想过度介入台海安全问题，特别是因声明给日台所传达的错误讯息导致“台独”势力与日本右翼势力铤而走险，以至于破坏台海及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局面，最后引起中美直接面对面对抗，损害中美关系发展大局与美国国家利益。鉴于此，首先，在联合声明中美日尽量用“谨慎”语言表达对台海问题的关切，表示“鼓励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海峡相关议题”；相形之下，关于朝鲜问题则言辞“直率”，直接表示对朝鲜问题有“极深的忧虑”，同时要求朝鲜无条件重回谈判桌。其次，在联合声明发出后，美国国务院一再坚称声明并未改变美国的台海政策，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Richard Boucher）多次表示，美日“2+2”会谈，完整讨论的是亚太地区的安全，并不是扩张美日安保条约，也没有改变美国的两岸政策。最后，在2007年5月的美日“2+2”会谈中，会谈原定要商讨制定一个如果大陆进攻台湾，美日两国协调行动的军事计划。但在达成两国共同战略目标前的最后一刻，美日双方一致同意删除共同战略目标中的有关“台海问题”内容。《美日“2+2”会议的战略趋势》，载[台]《‘中央’日报》，2007年5月11日。

整体来看，新世纪初期在台湾力推、日本暗助建构“美日台安全同盟”的背景下，美国对于“美日台安全同盟”的态度颇为微妙，首先是通过发表涉台安全正式声明，表示对于“美日台安全同盟”的支持声音，同时又在声明措辞、官方发言上做出柔性解释，显示出对“美日台安全同盟”的谨慎态度和保留意见。由于日台推动“美日台安全同盟”的主要目标就是想借此突破日台安全关系，美国在“美日台安全同盟”问题上的微妙态度突出体现了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既限制又利用的双重性质。一方面，美国一定程度上支持“美日台安全同盟”，尽可能地利用日本与台湾来制约中国大陆，促使日本与台湾联手合作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另一方面，美国又对“美日台安全同盟”持一种“谨慎”态度，保持对于日台安全关系发展进行一定限制，尽量克制台湾与日本在安全上过于亲近，以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均衡态势。从本质上来看，美国在“美日台安全同盟”上的微妙态度反映了新世纪初期美国在台海地区特殊的离岸平衡策略。

五、结论

新世纪初期，在台海局势复杂变幻的新情境下，美国在台海地区实施的是一种特殊的“离岸平衡”策略，即通过有选择地适度介入来维持其主导下的台海相对均衡态势，维护台海 “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特殊“离岸平衡”的臺海战略下，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为“双重规制”：一方面，面对中国在亚洲迅速崛起的态势，美国深感其主导下的台海相对均势受到威胁，因此积极加强介入台海的力度，不断强化台海同盟关系，尽可能地利用日本与台湾来制约中国大陆，同时乐见日本与台湾在遏制过程中加强接触，加深相互安全联系；另一方面，随着中美之间利益依存关系日益深厚，美国又不愿过度介入台海局势，导致直接对抗中国，损害中美关系发展大局，因此美国又始终保持对日台安全关系发展进行一定限制，防止台湾与日本在安全上过于亲近，以免过度刺激中国大陆，破坏台海相对稳定的均衡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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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382.

[8小布什要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自卫[N].参考消息， 2001年5月22日.

[9]媒体关注美日共同声明列入台海问题[N].北京青年报，200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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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耀武.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与台湾问题[J].日本学刊，2001（3）.

（责任编辑：崔建树）

作者：黄继朝

反分裂国家法本质分析论文篇3：

试谈思想政治课堂提问的逆反处理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的思想政治课堂，应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也就是学生参与课堂的主动意识和活动能力。思想政治课作为课堂活动相对较少的科目理应侧重课堂提问，增强师生问答互动。此文以辨证的方法对初中政治课堂提问的逆反处理提出几点看法。

【关键词】深题浅问；浅题深问；直题曲问；曲题直问；整题零问；零题整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老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因此，注重课堂提问艺术，对强化教师引导，提高教学针对性、实效性，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课堂提问中，如果能恰当运用辨证的观点对课堂提问做一些逆反处理，会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深题浅问，水落而石出

粤教版八年级下册“维护消费权”一目中，“为什么要维护消费权”？对于这一问题，直接提问学生，会产生高深莫测之感。在这里，我们可引入近期消费市场的食品安全事例，提问：这一事件带给我们怎样的危害？这样的问法较之直接提问要浅显明白，而真正的意图仍是指向“为什么”。

在深题浅问中，要注意找准中心，一语中的，决不拖泥带水，牵强附会。若以时事热点、通俗故事佐之，则更显优越。

二、浅题深问，拨得云开见月明

在课堂提问处理中，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粗糙处理，一则不能领会知识的本质和深意，二则不能唤起学生情理上的共鸣，激发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热情。浅题而深问，则可避免这种尴尬。

粤教版八年级下册“社会合作与公平”。我们可以尝试对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社会深入。

我们身边的清洁工任劳任怨月收入800元，技术工运用其知识和技艺月薪6000元。提问：这公平吗？说说你的理由。

这一设问的意图是让学生理解“绝对的公平其实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有能力让事情变得更为公平”。

浅题深问，要注意挖掘内涵，有的放矢，切忌无中生有，为问而问。

三、直题曲问，柳暗花明又一村

佛山中考中有一道试题，材料是国家《反分裂国家法》高票通过，提问：为什么说《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和平的法律？

设问的真正意图是想问“《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有何意义”，而试题将“反分裂”用“和平”二字来替换，提问曲中求胜，既新颖别致又提高了难度，是直题曲问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