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贸易关系现状与发展论文

摘要：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关系大体上保持着稳定前进的发展态势，少有的关系波折来自于双方对人权问题的意见分歧，因此人权问题成为塑造中欧关系发展脉络的关键因素。由于中国在欧盟各国实施的文化政策受到中欧总体发展态势的影响，因此人权问题也成为塑造冷战后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关键因素。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中德贸易关系现状与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德贸易关系现状与发展论文 篇1：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德双边贸易现状及潜力评价

摘 要：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研究中德双边贸易潜力对中德及时调整对外贸易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和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中德双边贸易现状，继而用2014年37个主要国家的贸易数据，从两国GDP、人均GDP、两国首都之间距离、是否加入WTO和是否加入APEC五方面，运用EViews软件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德贸易发展潜力进行预测，得出以下结论：中德双边贸易规模较大，增长速度较快，贸易逐渐深化；中德商品结构有较强的互补性；德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正由弱变强，中国对德国的贸易结合度有减弱趋势；中德双边贸易潜力值在波动中增大，且大于1.2，属于“潜力再造型”，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上升空间狭小。

关键词：贸易；潜力；中国；德国

0 引言

近些年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1]，而德国又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德国都占有明显的比重优势，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进口来源地和最大出口目的地[2]。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加强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的决心[3]。德国是“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国家和重要的目的地[4]，所以研究中国与德国的贸易潜力，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引力模型起源于物理學中牛顿的“引力定理”，后被修正改进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是学术界探析影响贸易相关因素的重要手段。学术界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范畴的是Tim Bergen和Poyhonen，他们认为两国或两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总流量与两国之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呈正向关系，与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成反向关系。之后很多学者开始扩展引力模型的解释变量，并对不同地区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5-8]。目前学术界对中欧贸易的研究已比较丰富，但对中德双边贸易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宋坚梳理了中德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中德双边贸易的现状和发展前景[9]；厉无畏、陈继勇、毛蕴诗、刘爱龙等分析了德国在华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并对中德双边贸易进行了简单分析[10-13]。孙楚仁等将1978年来中德两国的贸易情况分为三个阶段，细致研究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并总结了影响因素[14]。周建明分析了1906年～1934年中德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得出当时的中德出口商品结构基本相似[15]。董芳、高金田等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结构收益性指数及出口相似度指数来测度中德两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竞争力，进而分析影响中德两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主要因素，得出中国出口商品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偏低等问题[16-17]。杨解朴研究发现，德国在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更大的依赖性，进一步研究两国贸易结构发现中德贸易产品的互补性较强，中德双边贸易规模扩大在未来依然有巨大的潜力[18]。梅兆荣认为新形势下中德贸易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德经贸关系在新时期新情况下面临着一些误区，这制约了中德贸易的发展[19]。

综上可以看出，学术界现有研究更多从定性分析的角度关注中德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德双边贸易的现状及前景、德国在华投资、两国出口商品结构比较等五个方面，而定量分析中德双边贸易关系的文章较为缺乏。本文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和引力模型，利用2014年37个国家的数据，定量分析中德双边贸易的发展潜力，为进一步深化中德双边贸易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

1 中德双边贸易现状

1.1 增长速度较快，贸易逐渐深化

1998年～2014年，中德双边贸易规模不断增大，增长速度较快，贸易总额从143.75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777.16亿美元，增长了12.3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7.86%（图1）。除2009年和2012年出现小波动外，其他年份中国对德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均呈现上升态势。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德双边贸易额有所下降。2012年是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叠加年，受美、欧债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主要表现为：对于中国而言，处于“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地政府上项目热情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对于德国，其正处于政府选举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进出口额方面，1998年年～2014年间中国对德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从70.2亿美元和73.54亿美元上升至1050.13亿美元和727.0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13.96倍和8.89倍，增长显著。中德双边贸易进口、出口和贸易总额的增长率方面，1998年～2002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远高于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增长率和中德贸易总额增长率，2003年开始出现大反转，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增长率高于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和贸易总额增长率。

此外，中德双边贸易逐渐深化。特别是中国作为贸易伙伴国在德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上升较快。如图2所示，中德贸易额占德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2年的2.51%增加到2014年的6.53%，增加了接近两倍，并且还有上升的态势，这也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德国重要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年平均值为4.47%，也不容小觑。

1.2 中德双边贸易有较强的互补性

2012年～2014年，中国对德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杂项制品等，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表1）。德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有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光学/钟表/医疗设备等，多为资金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品（表2）。虽然从比例上来讲，机电产品是中德两国贸易的主要产品，但是两国贸易的产品等级不同，中国向德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大多属于加工贸易，而且多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而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是附加值更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他们更注重技术、品牌、质量等非价格因素。

这是由中国和德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德国工业起步早，资本丰裕、技术先进，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德国的产业结构特点决定了德国位于全球价值链条的顶端，参与全球的高端专业化分工。德国主要从中国进口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是初级加工产品，然后对其进行深加工，增加其附加值，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工业化起步晚，资本积累相对较少，技术比较落后，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需要从国外引进大量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两者都是德国的强项。因此，中德双边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2 中德贸易结合度评估

贸易结合度指数（TI）是由经济学家布朗（A.J.Brown）提出，后经过小岛清等人的研究得到了完善，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贸易结合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TCDab=（Xab/Xa ）/（Mb/Mw） （1）

式中：TCDab表示b国作为a国出口市场的重要性程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的出口总额；Mb表示b国的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的进口总额。如果TCDab和TCDba均大于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出口市场。如果TCDab和TCDba均小于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松散。

由中德贸易结合度指数可以看出（表3）：第一，无论是TCDcg还是TCDgc的值都小于1，说明中德之间的贸易联系还不够强，而中德之间的出口商品结构又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也就意味着中德双边贸易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二，TCDgc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中国日渐成为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德之间的双边贸易潜力巨大。第三，2005年以后，中国对德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在波动中减小，主要原因在于中德双边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逆差加剧，相互间摩擦逐渐增多。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提高，而中国对德国的出口没有同比增长，因此中国对德国的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与此同时，中国从德国的进口额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上升，从而对中国对德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产生影响。

3 中德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贸易潜力进行测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指数测算分析和引力模型回归。相比较而言，引力模型不仅具有操作简易、数据处理过程方便的特点，而且还能探析相关因素对贸易潜力的影响大小及程度，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本文选择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德贸易潜力进行测算和分析。

贸易引力模型的计算公式如下：

Xij=A（YiYj）/Dij （2）

其中Xij表示i国家对j国家的出口额，A表示常数项，Yi表示i国国内生产总值，Yj表示j国国内生产总值，Dij表示i国和j国的空间距离，一般用两国首都距离或经济中心距离来衡量。

3.1 中德双边贸易流量分析

（1） 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双边贸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主要包含GDP、人均GDP、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区域贸易合作、政治关系及文化背景、国家科技进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参考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20-22]，根据中德两国国情，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指标的可度量性，本文主要选取中国与伙伴国的GDP、中国与伙伴国的人均GDP、中国与伙伴国首都之间的绝对距离、中国与伙伴国是否同属于APEC、中国与伙伴国是否同属于WTO等5项指标进行模型回归分析（表4）。

（2）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爱尔兰、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芬兰、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哈萨克斯坦、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秘鲁、摩洛哥、墨西哥、南非、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泰国、西班牙、新加坡、新西兰、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和智利等37个国家2014年的数据，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选取原因在于，首先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规模较大，有利于对中国国别出口潜力的估算和分析；其次，这些国家分布在各个大洲，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及生活水平各不相同，极具代表性，可以较好地反映总体的特征。中国与各伙伴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来自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各国的GDP及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国首都与各国首都之间的距离由Google Earth软件测量而得。

（3） 模型构建

为使引力模型转化为线性模型，两边都取对数，然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新的模型为：

LnT=？琢0+？琢1LnYYj+？琢2Ln■■j+？琢3LnDS+？琢4WTO+？琢5APEC+？着 （3）

式中，T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总额，即双边贸易流量；Y表示中国的GDP；Yj表示贸易伙伴国的GDP；■表示中国的人均GDP；（■）j表示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DS表示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WTO和APEC为虚拟变量是否加入WTO和是否加入APEC，加入时取1，反之取0。

（4） 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8.0对包含5个解释变量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 OLSE 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结果（表5），得到回归方程为：

LnT=3.28+0.48LnYYj-0.06Ln■■j-0.77LnDS+0.56WTO+0.65APEC （4）

回歸结果表明，整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50%，在0.05的置信水平下，F统计量通过了检验，这表明回归方程整体通过了检验，模型检验比较成功，且解释力比较强。

具体到每个指标来说，在0.05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的GDP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两国人均GDP呈较弱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国的GDP，贸易流量的大小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息息相关；而人均GDP对双边贸易有微弱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不断完善，消费者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进而使进出口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伙伴国的GDP每增加1%，两国的贸易流量增加0.48%。在0.05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距离每增加1%，两国的贸易流量减少0.77%。这是因为两国之间的距离大小代表两者贸易的运输成本大小，是阻碍双边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区域合作组织内部经济合作机制将促使双边贸易流量增加。在0.1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是否同属于APEC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属于APEC对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的促进作用是0.65%，这表明与贸易伙伴国同属于一个经济组织，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同样地，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是否同属于WTO也是正相关关系，同属于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正向拉动作用要小于同属于APEC的拉动作用，究其原因在于，同属于APEC的国家之间，地理位置相近，贸易联系更加密切。

（5） 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

根据建立的贸易引力模型，将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的数据代入，得到中德两国双边贸易额模拟值。与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图3），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增长相对稳定。受2008年金融危机和美、欧债危机的影响，2009年和2012年，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出现小幅下降，但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在该年份仍表现为小幅增长，主要原因为模型选取的变量中缺少经济环境方面的变量，忽略了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德双边贸易的影响。2003年以来，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和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之差逐渐扩大，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远高于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这说明中德双边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

3.2 中德双边贸易潜力估算

用实际贸易流量与运用引力模型计算的模拟贸易流量相比较以估算国家间双边贸易流量发展的潜力（表6）。根据刘青峰和江书竹关于贸易潜力的分类，实际双边贸易额与模拟双边贸易额比值大于1.2 的称为“潜力再造型”，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潜力非常有限，双边贸易只有在发展新的积极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才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比值介于0.8和1.2之间的称为“潜力开拓型”，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贸易潜力，具有一定的扩大双边经贸的空间；实际双边贸易额与理论双边贸易额比值小于0.8的称为“潜力巨大型”，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潜力很大，可尽量排除双边贸易障碍以推动贸易的正常发展[23]。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估算只是在现有条件基础上进行的，其他新影响因素的出现还会使贸易潜力发生变化。

由2002年～2014年中德双边贸易潜力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图4），2001年中国刚加入WTO，贸易摩擦有所减少，中德两国之间的贸易逐渐深化，2002年～2003年贸易潜力表现为潜力巨大型。2004年～2012年，中国与德国的双边贸易潜力均大于1.2，说明中国与德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双边贸易只有在发展新的积极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才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13年以后，虽然贸易潜力值仍大于1.2，但是下降明显，这与“一带一路”战略息息相关，“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德双边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两国的贸易领域得以扩大，双边贸易得到加强。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1998年～2014年中德两国双边贸易规模大、增长速度较快、贸易逐渐深化。从贸易平衡角度来看，中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且逆差越来越大。从整体性贸易结合程度来看，中国与德国的贸易结合程度现在处于较低水平，但是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特别是中国作为德国贸易伙伴的地位逐渐加强。商品结构方面，中德两国的商品结构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主要向德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德国主要向中国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贸易潜力分析的结果看，2002年～2014年中德贸易潜力值在波动中增大，说明中德的贸易潜力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

基于上述分析，中德两国应该保持现有的有利因素，并积极培育和发展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首先，两国应在互相尊重、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共同进行市场、文化等方面的调查，科学分析中德两国消费者偏好和消费市场特点，利用两国逐渐增强的贸易结合度，以及商品结构的互补性，促进两国的经贸发展。其次，改善贸易市场环境，德国应改善市场准入条件，正视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吸引中国投资者；对于中国而言，要建立透明的法律制度，积极引进德国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从而提升生产水平和贸易产业结构。第三，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培育中德自由贸易区，促进商品流动、投资和技术合作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双方除在贸易、金融、保险、旅游等方面开展合作外，还可在高科技、农业、环保等行业进行合作，拓宽服务贸易领域。此外，要以“一带一路”为抓手，重视中小企业的投资与合作。德国大多以中小企业为主，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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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tential evaluation of

Sino-German bilateral trade based on gravity model

ZHANG Jun-ling， ZHANG Yu-ze， ZHANG Xiao-qing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Key words： trade； potential； China； Germany； gravity model

作者：张俊玲 张玉泽 张晓青

中德贸易关系现状与发展论文 篇2：

冷战后的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探析

摘 要：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关系大体上保持着稳定前进的发展态势，少有的关系波折来自于双方对人权问题的意见分歧，因此人权问题成为塑造中欧关系发展脉络的关键因素。由于中国在欧盟各国实施的文化政策受到中欧总体发展态势的影响，因此人权问题也成为塑造冷战后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关键因素。从微观上看，人权问题将冷战后的中国欧盟文化政策分为波折起伏的三个阶段。从宏观上看，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又总体呈现出不断发展与成熟的前进态势。面对当前中欧共同面临的双边关系新局面，中国需要从问题根源、政策工具、实施内容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自身的欧盟文化政策，以此增进欧盟各国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牢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民意基础。

关键词：中国；欧盟；文化政策；人权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欧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1991年12月，欧共体各成员国在马斯特里赫特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欧盟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成立。2002年1月1日，欧元现钞开始流通，货币的统一大大加深了欧洲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到2007年，欧盟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随着欧盟在冷战后成为至关重要的国际力量之一，中国外交战略对欧盟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其中，文化政策是中国欧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要素不仅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

一、影响因素：利益与分歧的共同作用

对欧盟文化政策是中国对外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所谓对外文化政策，是指由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构建的，用以应对跨国家文化条约、习惯和交换项目的外交活动。2003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阐述了中国对欧盟的主要政策目标和措施，以及未来五年中欧关系的发展走向。其中，文化方面的对欧政策要以开放的姿态，巩固和深化中欧双边在多个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主要包括文化交流、教育、科技等关键领域。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因此，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自然也受到中欧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总体走势的影响。最终，双边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意见分歧合力生成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或顺畅或波折的发展脉络。

中国欧盟文化政策的不断完善源自双方的经贸合作与利益融合，也源自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共识。冷战之后，基于实现复兴的相似愿望，中欧在经济与政治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中欧在经贸关系上渴望实现互利共赢，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欧盟则拥有先进的技术经验和雄厚的资本。另一方面，中欧都倡导合作与对话的外交理念，都抱有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战略目标，并且对全球问题拥有同样的担忧。这种广泛存在的共同利益成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推动力。在经贸上，截止2011年，欧盟已经连续7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则以4282.87亿欧元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占欧盟贸易总额的13.3%，仅比美国少0.5个百分点。在政治上，中欧双方互动频繁，高层往来密切。1998年，中欧建立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并确定“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10月，在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之后，双方决定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到2003年，中欧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实现三级跳。中欧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的持续快速发展，这势必为双方深入推进文化交流扩展空间，夯实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发展根基。

共同利益的存在无法掩盖中欧双方在多个领域存在意见分歧的事实。经济上，欧盟始终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日趋严重。2010年11月9日，欧盟出台外贸新战略《贸易、增长和世界事务》，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市场开拓策略，并指责中国的工业和宏观经济政策。欧盟还抱怨中国大量储备美元而忽视欧元。实际上，欧元区虽然有统一货币，但没有统一的债券，各成员国的债卷利息不一、风险不一、流通性也不太好。除此之外，中欧双方在价值观等观念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2010年，根据美国马歇尔基金所做的一项跨大西洋的民意调查显示，53%的美国公众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足够的共同价值观以实现国际合作，但却有 63% 的欧洲公众认为中欧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值观差异，不可能进行国际合作。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差异主要围绕人权问题展开。在西藏问题上，中欧面临着尤为严重的人权问题分歧，欧盟质疑西藏的人权现状，污蔑西藏“始终被剥夺宗教和文化权利”①。即使在军事领域，价值观的差异仍然决定了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的现状，人权是欧盟对华军售禁令这一困扰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上的重要因素。②意见分歧的存在势必会给中欧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或大或小的阻碍，这也会为深受政治、经济局势左右的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在利益与分歧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与欧盟的总体关系呈现出小波折中不断前进的螺旋递增格局，中国与德、法、英的双边关系发展过程证明了这一走势的存在。因为这三个国家，尤其是德、法两国主导着欧盟对华政策的方向。由图1映照中欧关系，它在1999年之后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这要归功于经贸、政治等共同利益的推动效应。仅仅在2004年中国与法国，2008年左右与德、法、英三国出现了明显倒退。其中，后一处关系伤痕波及了中国与整个欧盟的关系发展态势，它的发生根源于中欧双方在以西藏问题为代表的人权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和法国总统萨科奇先后会见达赖。所以，经济领域的意见分歧没有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巨大阻碍，震荡并决定中欧关系发展走势的关键因子是人权问题。只要人权问题分歧凸显，中欧关系便会脱离稳定前进的一般轨道。由于中国的对欧盟文化政策与中欧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所以，人权问题分歧也勾勒着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发展态势。

由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欧双边对人权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很长时间内，欧盟将中国视为压制人权的国家，中国则认为欧盟打着人权旗号敌视中国。即便在当前，中欧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人权观念差异。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中欧之间的人权差异集中在三个方面，人权的基础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人权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③又有中国学者将这些差异细分为：中国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欧盟人权观则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中国人权观主张丰富多彩的相对主义，欧盟则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中国主张权利与义务统一于“个人”，欧盟将二者割裂；中国主张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内部管辖问题，欧盟人权观则带有反对公共权力的性质；中国仍十分重视从道德而非制度角度看待人权问题，欧盟则有将制度置于道德至上的传统。在实践中，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集中表现在藏独、疆独、对华军售等多个敏感问题上。

综上所述，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因果逻辑顺序可以概括为：人权问题影响着中欧关系的宏观走向是否稳定，中欧关系的整体态势又塑造着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宏观走向。基于广泛的经济合作、有效的政治对话，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将长期处在持续发展的健康过程中，其政策波动将始终控制在理性范围之内。与同期的中美、中日关系相比，中欧关系的波动破坏性较小。与此同时，在有限震荡的过程中，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则决定着中国欧盟文化政策的波动频率和幅度。最终，在中欧人权问题分歧时隐时现的变换背景下，中国持续调整着自己的欧盟文化政策，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政策特点和色彩。

二、发展脉络：波折与前进的动态并存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在波折中持续向前发展。如上文所述，作为中国与欧盟关系中最活跃的观念性因素之一，人权问题成为理清与划分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发展阶段的核心坐标。具体来看，面对人权问题为中欧关系塑造的不同背景，中国在冷战后对欧实施的文化政策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在文化交流、教育和科技等三个关键领域都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相异的态势。

第一阶段从1991-1997年，中欧在人权问题上激烈对抗，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发展缓慢。1989年，欧盟在马德里会议上公布了针对中国的8项措施，包括在适当的国际论坛上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一态度在冷战后的很长时间内得到延续。面对人权问题带来的阻力，中欧文化合作与交流也随即降至低谷。欧盟减少了与中国的文化和科技合作项目，延长中国留学生签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中欧关系因人权对立立场的松动而逐渐好转，但文化内容依然没有受到重视。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第一个《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正式宣布同中国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但文化政策却并未提及。同样，中国将经济贸易和政治合作放在发展中欧关系的首位，忽视了文化政策。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时提出了中国发展同西欧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包括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加强国际事务的磋商与合作。④文化政策没有在双边政治、经济关系改善的影响下实现发展，其战略边缘性十分明显。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政策少有的亮点，且都集中在教育领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政府与欧盟教育合作的第一个重要项目，于1994年在上海成立，它是一所专门培育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的非赢利性教育机构。根据协议，它享有完全独立的办学自主权，开设全英教学的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和高层经理培训等课程。1996年5月，中国外经贸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官方合作协议和文件，开启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以此提升中国学者对欧洲研究的兴趣和理解。该项目为期四年，欧委会提供总额为975万欧元的活动经费。这两个项目折射出了当时的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中国尝试制定了针对欧盟的文化政策，推动中欧文化合作，接受欧盟的资金投入与先进经验；但不难发现，这些合作的领域单一，中国在项目运作中更多地受到欧盟的资金、技术或经验的支配，独立性有限，“单一被动”色彩突出。

第二阶段为1997-2005年，中欧在人权问题上展开对话与合作，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迅速发展。1997年3月，法、德、意、西、希等国决定不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联署人权提案。自此之后，中欧在人权问题上进入对话时代，每年举行两次人权对话和司法研究会。在这一阶段，欧盟委员会陆续发表了三个对华政策的友好文件：《建设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 （1998年） 、《欧盟对中国战略》 （2001年） 、《成熟的伙伴关系》 （2003年） 。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也由“单一被动”发展到“多元主动”的新阶段。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政策领域分布更加广泛；另一方面，中国变被动接受欧盟的文化支援为主动塑造中国形象。在文化交流领域，中国积极地向欧盟各国推销中国文化。2000年10月，中国政府在巴黎开展了名为“中国文化季”的活动。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又在法国举办了以“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文化年”，涉及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多个领域共300多项活动。2001年9月，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第三届柏林“亚太周”。2002年4月，中德签署了《关于中德互设文化中心的会谈纪要》。

在教育领域，除原有的合作项目外，中国又推动或参与了多个中欧教育合作项目。中欧青年经理培训项目始于1998年，旨在培训熟悉中国国情和语言文化的欧洲经理人和企业家，共有162名欧洲青年经理人来华接受了培训。中欧工业职业教育项目则起步于2000年，试图通过培训来提高在华中欧合资企业员工的素质。④与旧项目相比，这两个新项目既体现了欧盟了解中国市场的迫切心情，也反应了中国在双边关系政策制定中的地位提升，政策目标由“让中国了解欧洲”向“要欧洲了解中国”转变。在科技领域，中国科技部和外交部于1999年10月在北京共同主办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亚欧科技合作”大会。此次会议通过《部长公报》和《主席声明》，确立了亚欧科技合作的原则。⑤同一年，中国—欧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布鲁塞尔签署。从此，欧盟具有重要影响的示范框架计划和我国的“863”计划等彼此向对方开放。在这一阶段，中国多个科研单位参与了欧盟组织的多项科研计划，中国政府旨在与欧盟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战略伙伴。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等共同利益的累积、文化政策的升级为下一阶段中欧关系的发展、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走向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为2005年至今，中欧在人权问题上再次经历多次分歧，但中欧关系迅速实现恢复，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也基本未受影响，趋于更加成熟与稳定。2005年6月，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进程再次停滞。欧盟多次提出希望中方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释放有关在押人员，暗示以此作为解禁的先决条件。2008年，虽然欧盟反对抵制奥运，但在部分成员国依然出现了阻碍圣火传递的不和谐声音。同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奇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名义会见了达赖。为此，温家宝总理取消了原定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中欧首脑会晤，中欧关系出现倒退。但这一寒流持续时间不长，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月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绕道法国，访问了德国、西班牙和英国，中欧对话和峰会重新启动。摩擦的快速弥合说明中欧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内走的更稳、更实、更快，广泛的共同利益弥补了意见分歧带来的消极影响。受此影响，中国对欧盟的文化政策也没出现严重波动。与第一阶段相比，在同样的人权分歧恶化的背景下，此时的中国没有再次实施消极的对欧文化政策，而是更加灵活、成熟和更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政策。

为消除欧盟的对华误解，中国在文化交流和教育领域推行了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政策。中国在若干国家建设了开展汉语教学的“孔子学院”，以增进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欧洲地区成为孔子学院密集程度最高、分布范围最广的区域。2007年3月，中国驻欧盟使团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奖学金项目，每年向欧盟提供100个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名额，用于资助欧盟国家大学生来华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同年11月，中国宣布启动新的中欧语言交流“欧盟窗口”项目，以进一步支持欧盟国家的汉语教学。在科技领域，“欧盟—中国科技周”活动于2010年6月15日在上海开幕，中国政府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公共健康、基础和前瞻性研究、大科学工程、中小企业合作等六大方面加强欧盟的合作。总体上看，不论在文化交流、教育还是科技领域，这一阶段的中国政府策划并实施了更为深入与多样的文化畅想与政策。其文化政策触角更长，最终目标是促进中欧加深政治互信，丰富经济合作，探讨人权问题，缓解意见分歧。

梳理3个发展阶段，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伴随着人权问题经历了波折与发展。从阶段视角来看，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演变是一波三折的：从最初的无视冷漠、被动接受，发展到积极合作、主导推动，然后又呈现出克服矛盾、深入调整的魄力。从整体视角上看，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又呈现出稳步提升的健康走势。1997年之后，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对欧文化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波折仅是暂时的关系表象。尤其在2005年之后，尽管中欧围绕人权相关问题经历了多次意见分歧，但在共同利益的作用下，中国的文化政策基本没有出现波动。总而言之，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已经认识到文化政策在对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人权问题意见分歧的时隐时现已经无法扭转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前进方向。

三、未来方向：中国对欧盟的文化政策选择

当前，中国和欧盟共同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这为中国面向未来制定欧盟文化政策提供了新背景。这种新背景主要反映在：第一，中国和欧盟都面临着转型和挑战，但是双方转型的内容互不相同。⑥欧盟面临欧债危机，中国面临发展转型期。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机构降低希腊的信用级别，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随后，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在漩涡中倒下，欧盟正经历着欧元区成立之后最严重的危机。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诸多转型问题。在国内，中国正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存型”经济发展阶段转向“发展型”；传统的低成本粗放型工业化模式进入调整阶段；城镇化将延续快速发展态势；体制改革则呈现新的特点。⑦在国外，中国面临美国重返太平洋施加的巨大压力，东南亚部分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争执，朝鲜金正恩政权上台后的核政策走向尚不明了。面临不同的挑战，中欧都需要做出重要的政策抉择。

第二，中欧之间的意见分歧日趋表面化。我们想象的欧洲，欧洲期待的中国，与实际情况都有出入。纵观中欧关系的发展历史，共同利益明显多于意见分歧，稳定前进始终是中欧关系的主旋律，当前更是如此。不过，中欧双方仍要警惕人权这一观念问题充当双边建设“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绊脚石”。在媒体传播更加迅速和透明的新形势下，观念差异将更加深远和明显地影响着双边关系。它主要从三种途径上塑造着外交政策：在对自己的利益不明确时，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当存在着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观念能够起到聚焦或粘合剂的作用，使持不同选择倾向的各方形成合作共识和联盟；观念可以植根于制度当中，形成长久性的影响。如何在新时期克服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观念矛盾，进一步发展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政策根源上讲，中国要巩固“不让分歧干扰中欧整体发展”这一基础共识，与欧盟积极展开人权对话。首先，中国政府需要集中关注和研究欧盟的人权观念，了解双方的差异所在。在这一认识过程中，司法、研究、教育等人权问题相关机构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对于欧盟的有用内容，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以服务于本国的人权建设。其次，中国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建立与巩固人权对话的平台，鼓励中欧双边互访、学术研讨，以此增进欧盟各国对中国的理解利用多种场合与机会宣传和阐述中国的人权理念、政策立场和中国在发展人权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再次，对于欧盟各国利用人权问题攻击中国体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国要坚决抵制并展开沟通。在“藏独”、“疆独”问题上，中国要阐明自己维护领土完整的立场和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政策。在对华武器禁售问题上，中国要尽量避免欧盟将解禁与人权问题挂钩。

最关键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也应巩固和加强自身的人权建设。当前，我国人权建设的关注点主要包括：自由权，人权制度的轴心，它统摄着其他各权，为其余各权功能的实践提供着动力；平等权，人权制度的骨架， 它为其余各权的展开提供着前提正义条件；财产权是人权制度的基础，它为其余各权的发展提供着物质保障；生存权是人权制度的安全阀， 它为防止和克服某一单一权别畸形发展构筑起最后一道防线；发展权是人权制度的连带装置，为消除种种随意限制、阻碍、克减和侵犯人权全面发展的现象提供着制度保证。⑧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中，各项人权很难齐头并进地发展，所以决策者必然根据国情确定发展与实现各项权利的先后步骤。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关注人民的平等权及发展权，以此获得和平发展的内部张力，完善我国的人权建设。人权观念差异的改变十分困难，经济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彻底消除这一矛盾。只有从文化政策上入手，欧盟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认知才会更加准确。只有抱有更加公开透明的政策态度，欧盟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

从政策工具上讲，中国需要加强媒体的外交作用。在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媒体成为中国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工具。根据传播科技的发展水平，媒体外交可以分为传统媒体外交与新媒体外交。在传统媒体外交中，以CNN、BBC为代表的电视媒体占据着信息传播的核心位置。新媒体外交指网络外交，它利用互联网平台展开对外宣传的外交活动。面对当前中欧共同面临转型的新形势，中国媒体也应该及时进行调整和发展。首先，实现媒体外交内容的多元化，克服国际传播的语言障碍。在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媒体既要传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忽略展示当代中国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推动中国文化政策的传播，媒体还需要更多更好地开办与发展外文版面。在开放的国际社会，面对外国公众的中国媒体需要适当调整没有活力的“八股”文风，使用受众习惯的表达方式。

其次，满足媒体外交对象的受众需要，注意传播客体的国籍差异。在对欧文化政策中，欧盟公民舆论是衡量中国文化政策效果的核心坐标，所以中国媒体外交的工作重心应该从传播者转向传播受众，着眼于向欧盟公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新形势下，尽管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但各国之间依然存在差异，因此中国的媒体传播依然要以具体国籍为导向。最后，提高媒体外交渠道的透明度，减弱一般媒体的官方色彩。媒体外交过程的透明应该秉承信息传播的客观性与公开性，这需要媒体从业人员具有辩证的新闻视角。作为监督政府的社会角色，中国媒介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听取意见和采纳观点。为此，中国应该取消一些人为的官方限制，从之前的被动政策转向主动，走一条客观、公正、透明的媒体外交道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媒体外交才能取得欧盟各国公民的信任，进而收获成功的接受和认知效果。

从政策内容上讲，中国需要在文化交流、教育和科技等多个领域继续与欧盟展开沟通与合作。在文化交流上，中国的文化政策应该继续扩大交流和传播的规模和范畴。政府可以通过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从宏观上带动双边人民的交流与沟通。2012年是“中欧文化对话年”，这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交流的一项关键措施，将为构建长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民意基础。中方由文化部牵头，外交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等15个中央部委与全国性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中方将以思想文化对话与文化艺术交流为主线，组织落实9个大项超过150个具体项目，涵盖哲学、艺术、文学、语言、新闻出版、青年交流、旅游等各个领域，覆盖欧盟27个成员国。除此之外，政府的单方面努力往往效果不佳，还需要文化团体、演艺公司等各种文化团体“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中国文化。

在教育领域，中国政府也需要继续加深与欧盟各国的合作。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决定着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所以，中国需要加强与欧盟的青年和人才交流。2011年是“中欧青年交流年”，其活动目标是增进中欧青年之间的理解和友谊，鼓励青年关注和支持中欧关系发展，促进和深化中欧伙伴关系。2012年，双方还启动了高级人才交流机制，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环境问题突出的中国需要继续完善这一机制的构建。目前，中国赴欧与欧洲赴中留学生的比例是7：1，所以中国应该为更多欧洲青年到中国学习提供机会，让他们了解中国，消除误解。在科技领域，中国需要通过与盟国各国合作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新形势下，欧洲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中国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将中欧科技合作推向更加高端和全面的层次。以中德合作为例，两国合资的海利派克直升机责任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在德国爱森纳赫市奠基，双方开始联手研发制造高尖端超轻型直升机，这对于中德两国未来的双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开端，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与欧盟其他国家的高端技术合作。

四、结语

2012年2月1日晚，随着《罗莎之舞》和《临池》在布鲁塞尔美术宫上演，“中欧文化对话年”的帷幕拉开。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开幕式上说，文化将同政治、经济一道，成为中欧关系的三大支柱。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经历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漠视到当前的重视，它在中国对欧盟政策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高。审视中欧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欧文化交流便很少再受到意见分歧的影响而受到大的波动，中欧双方均在良好的合作互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共同利益。回顾影响双边关系的意见分歧，中欧在人权观念上存在着关键性的巨大差异。尽管人权在当前仅仅给中欧双边带来了短暂的摩擦与波折，没有影响中欧关系前进发展的大势，但它却时刻如暗礁般威胁着中欧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在新形势下，中国不能对人权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而是要深化中国与欧盟的文化政策，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态度推动中欧人民之间的理解，增进中欧双边友谊。只有这样，中欧之间的不确定性才能不断降低；只有这样，中欧双边才能真正建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注释：

①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2003， pp.12.

② Peter Brookes，" The Lifting of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The Rise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rms Supplies，ESF Working Paper，No.19，April 2005， pp.4.

③ 刘小林，盖伊·希斯考特.试论中欧人权观念的差异与认同要素[J].欧洲，2000，（05）：27.

④ 中欧青年经历培训项目，该项目为期五年，欧盟方面投入1164.5万欧元，中方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负责执行。中欧工业职业教育项目为期五年，欧盟方面投资1510万欧元，湖北省政府提供了价值380万欧元的配套资金。该项目先后由湖北省商务厅和教育厅监督执行，包括西门子、联合利华在内的400多家企业参加了培训，共培训员工3200余人，培训师资126人。

⑤ 张菊.中欧科技合作的现状与前景[J].中国科技论坛，2003（01）：141.

⑥ 莫伟.“未来十年的欧盟于中欧关系”——中国欧洲学会第八届年会综述[J].欧洲研究，2011，（03）：150.

⑦ 常修泽.中国转型：理论与方略——关于“中国未来几年发展转型研究”的学术报告[J].改革与战略，2010，（11）：2-4.

⑧ 徐显明、齐延平.论中国人权建设的五大主题[J].法治现代化研究，2003：74.

作者：孙衍彬

中德贸易关系现状与发展论文 篇3：

解读中德创新伙伴关系

2

014年10月，李克强总理出访欧洲三国，德国是他此次欧洲之行的第一站。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与默克尔总理共同主持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双方签署50项商业和政府间协议，双边贸易与相互投资及技术合作协定总额达181亿美元，共同发表以“共塑创新”为主题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在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两国着力发展创新伙伴关系。就此，“创新”成为发展中德关系的关键词。

用“创新”打造

中德利益共同体

中德关系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合作内容与领域不断扩大，形成了包括政治、经贸、金融、财经、科技、环保、能源、教育、人文、法治等多领域的合作关系。近年来，中德合作已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各领域、各层面交流对话活跃，并在中欧关系中发挥着领跑者的作用。经贸关系是发展中德关系的基石。2013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1615.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德出口673.6亿美元，对德进口942亿美元，中国从德主要进口机电设备、运输设备、化学品、光学、医疗设备等，中国对德主要出口电器、机械设备、纺织原料及制成品、化学品和玩具等。在日均15亿美元的中欧贸易往来中，近三分之一来自中德贸易。两国不仅是对方在各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更成为企业投资兴业的最重要目的地。截至2013年底，有8193家德资企业在华落户，德方投资金额达218.4亿美元；有超过2000家中企到德创业，投资额达39.4亿美元。双边交通运输和人员往来密集。每周七十多个航班往返两国十余个城市，中欧已经开通的三条联运班列中，有两条通往德国的杜伊斯堡和汉堡，每年有超过100萬游客来往于中德之间。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府磋商、战略对话、法治国家对话等两国政府的六十多个对话、合作机制运行顺畅，在维护世界和平、地区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等国际问题上，两国也日益紧密地开展沟通与合作。

2014年3月，中德关系积极良好的发展态势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习近平主席访德期间，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全方位”体现出更加立体的中德关系。中德作为两个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作为全球两大贸易国和两大经济体，两国关系的发展早已融进彼此的发展中。从产业发展水平、市场规模以及需求格局看，中德经济互补性十分突出，合作空间广阔。中国市场和德国技术的结合，将极大促进两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习近平主席所言，这种合作“利在两国，惠及欧洲和世界”。同时，中德不仅是经济伙伴，还是政治伙伴和战略合作伙伴。因此，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德国总统高克时提出“打造中德利益共同体”，这意味着“中德关系需在现有高水平基础上，进入一个精确磨合和深度对接的新阶段”，需要用创新的方法赋予中德关系新的内容和新的思维。

此次李克强总理访德，对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进行了细化，在“创新合作”的主题下，双方共同制定和发表的《纲要》纳入两百多项具体合作倡议、项目和举措，涵盖中德合作二十多个细分领域，是迄今为止中德之间内容最丰富的一份共同文件，也是中欧之间合作领域规模最广泛、合作项目最多的文件。这一文件应视为中德两国为中长期发展所做的顶层设计，是在创新思维下，为打造中德利益共同体制订的路线图。《纲要》最为核心的思想是建立中德创新伙伴关系，共塑创新未来。

中德创新伙伴关系的内涵

一、互利共赢是发展中德创新伙伴关系的基础

德国经济的发展繁荣需要中国的市场，而中国经济和产业转型需要德国的技术，两者彼此找到了利益契合点。中国目前是德国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五大出口目的国。在欧债危机中，中国市场对于德国出口的拉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在欧元区的出口萎缩。德国目前是中国在全球第五大、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欧第一大外资和技术引进来源国。德国的优势在于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在机械、化工、电子等产业方面，德国拥有世界最领先的技术。另外对于新工业革命的许多认识和理念比较超前，在新技术开发和新能源的应用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中国产业结构也面临转型升级，中国将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性调整，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从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在这个阶段，德国的技术、标准、理念对于中国都大有裨益。而从促进创新的角度看，将德国所拥有的先进技术与中国这样的大市场结合，推进技术商品化，可以进一步促进德国的技术创新，对创新形成良性的促进作用。

二、不断开拓合作的新领域、新层次、新思维与新机制，是发展创新伙伴关系的途径

中德创新合作领域不应固化，应从整体上、全面地理解创新的内涵。创新合作并非局限在科技创新，双方将重点开展工业、科技、农业、教育、环保、城镇化、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创新合作。对于已经开展合作的领域，例如经贸合作，需进一步提升合作的质量，加深相互合作的程度，提升合作的层次。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中德携手合作造福中欧和世界》署名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中德合作是两大文明的交流对话，是两个伟大民族的相互学习，是两个经济奇迹创造者的携手并进”。随着两国合作的日益加深，双方均会发现对方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同时还能寻找到创新合作的新思维，新方法。在实践中，中德已尝试将新思维引入创新合作中，例如在《纲要》中，“标准”一词被多次使用（双方提出要加强在计量标准、海关标准、环保标准、电动汽车领域标准的合作，特别强调将“工业4.0”纳入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的讨论议题）。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范围内通行的规则和标准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德能够联手为世界经济的某些领域确定标准，那么中国的市场结合德国的技术，在全球竞争中必将获得先机。发展中德创新伙伴关系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引入新机制将中德关系引向务实合作、“良好管理”的双边关系。目前，中德通过政府磋商、对话机制、论坛、合作委员会、合作中心、合作项目、各种主题年、大型博览会等多种机制加强合作，其中中德政府磋商是双方政府间级别最高、涉及范围最广的磋商机制，被视为中德两国间的“内阁会议”。另外，两国商定于2015年上半年启动由两国外长主持、国防部代表参加的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中德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相对于此前的中德关系来说，是一个创新领域。

三、相互包容、相互调适是发展创新伙伴关系的保障

由于中德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双方在某些理念上存在差异；中德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也往往导致双方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和判断不同。德方已经认识到，不能套用德国的标准评判中国。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德合作中双方都比较有顾虑的问题。此次出访前，李克强总理在德国《世界报》发表题为《让开放创新引领中德合作》的署名文章，提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而是会越开越大，市场机遇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将努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为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各国在华企业营造更加公平、透明、规范的市场秩序”。默克尔总理在2014年7月第七次访华时表示，“德方将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投资，愿积极采取措施，便利两国人员往来”。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纲要》都制定了具体的举措。在发展创新伙伴关系中，两国将会面临许多新分歧、遇到许多新问题。能否包容分歧将是对两国关系成熟度的考验，而相互调适、解决问题的能力则决定了两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中德创新合作的

必要性及创新合作举措

近年来，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失业率持续走低。但在世界经济下行、欧元区经济持续萎缩及乌克兰危机带来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经济发展暗藏隐忧。2014年10月，德国政府下调了2014年和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2014年GDP增速预期从1.8%下调至1.2%，而2015年的增长预期从2.0%下调至1.1%）。目前，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粗放型增长，正转向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的中速可持续型增长的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和产业升级转型挑战突出，同时面临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调整所带来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双方都有很强的合作意愿和动力，通过优势互补，开展创新合作的必要性就尤为突出。

在《纲要》中，中德对包括政治合作、经济与金融合作、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创新合作制定了中长期规划，开启了中德全面创新合作的大门。主旨是不拘泥常态、不满足现状，通过总体政策设计，以创新为主题，强化两国合作，塑造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在中德创新合作举措中，有一些突出的特色。

以务实合作争取全球新工业革命中合作共赢。两国将开展以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为代表的战略性大型合作项目。通过进行联合研发、联合生产，推进两个制造业大国的合作。中德将就工业数字化（“工业4.0”）进行合作，这一合作将打破两国在工业数字化领域各自经营的局面，转向深度合作。在《纲要》中，双方提出该进程由双方企业自行推进，两国政府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并将“工业4.0”议题纳入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双方将以中国担任2015年汉诺威电子、信息和通信博览会（CeBIT）合作伙伴国为契机，共同开启“2015中德创新合作年”，拓展智能制造、物联网、新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这些是中德创新合作中被细化的领域，希望彼此借助对方的力量实现共赢。

以创新合作促进多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两国共同努力创建公平的市场准入待遇、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就可再生能源进行重点合作，推动加强可持续能源供应领域的创新。加强两国在清洁水技术上的创新合作，推进水和污水处理技术创新。着眼基建、环保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支持在农业和粮食领域制定有效的未来方案，加强在交通领域的创新合作。

以中德合作促进中欧关系。充分发挥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人民币在欧洲离岸业务。中德将共同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该协定的早日达成将有助于签订一项全面深入的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中德将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充分挖掘中欧国际货运班列潜力，拓宽陆上贸易走廊，促进双向商品稳定流动，促进中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生产要素融合。

以签证互惠增加人文交流。以将短期签证审发时间缩短为48小时为目标，并推出多项签证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将2016年确定为中德青少年交流年。“人文交流就像一个解码器，能够解开彼此的隔阂，织密心灵和情感的纽带。”扩大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人往来，可使中德关系扎根深处、更加稳固。

实施中德创新合作的影响

首先，中德实施创新合作后，将翻开“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新篇章。在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精密、优质的“德国制造”以及德国创新能力将为“中国制造”提高质量、为中国经济升级加速。而中国的大市场可以促进德国技术商品化，为德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

第二，中德合作创新、联合研发将促进高科技产品市场化，双方对标准、规则的创建速度也会随之加快，中德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的话语权也会随之增加。因此，中德创新合作的展开将全面提升中德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综合实力，增强两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经济竞争力。

第三，中德创新伙伴关系的建立，对于中国发展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乃至建立“中欧利益共同体”具有示范效应。中欧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而中欧贸易仅占全球贸易的1.5%，中欧两大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间。

第四，中德创新伙伴关系的建立，为有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历史文化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创新的思路。

总之，中德两国的创新伙伴关系，不仅会造福两国，其积极发展的态势亦会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推动中欧各领域合作，并为不同类型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提供借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作者：杨解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