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郎咸平经典语录语句
郎咸平简介
郎咸平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2003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搜狐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被中小投资者赞誉的“郎监管”，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畅销书《公司治理》的作者。 在大众心目中，郎咸平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86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郎教授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郎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其论文在美国最富盛名的《2000年金融经济学期刊》、《2002年美国金融学会期刊》发表，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郎咸平作为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根据统计：郎咸平的破产论文和另一篇有关公司兼并论文同时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金方面论文。有四篇论文被《金融经济学期刊》评为“明星论文”。郎咸平作为金融学家在经济(管理)学界极富盛名。被列入200
2、2003年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中。而且大多数世界通用的金融管理教科书均引用郎咸平的论文。郎咸平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 以及“集体诉讼” 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他的观点受到媒体， 学术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 因此被媒体尊称为 “郎监管”。众多的知名媒体报道了郎咸平对各项法律、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根据《深圳特区报》的统计，郎咸平的观点以网页数而言列全国财经人物之前矛。2003年6月提出制度化解决民企原罪的问题，并被远在海外的仰融委托，出任“独立第三方”，为制度化解决日益突出的民营企业与主管部门矛盾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2003年9月，当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讨论进入白热化的阶段，郎咸平在广州某论坛一语“人民币应该再贬值2%以打击进入中国市场的游资”，再次惊动天下人。2003年以来，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企业战略研究，为企业高管人士进行“公司治理与企业战略”剖析，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教父”。2004年郎教授提出“中国企业如要做大做强，只会造成悲剧!”的论点，又在中国企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2004年
八、九月间郎咸平教授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质疑某些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引起巨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郎旋风”。
第二篇：郎咸平 热点的背后
关于宏观调控与房地产
货币政策有三种方式：调整利率、调整准备金率、发行公债。
以GDP为纲造成社会资源大量被转移到建设相关的部门，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经济体系”。一面是与建设有关的部门过热，另一方面是民营经济过冷。银行再收紧银根，导致二元经济进一步加剧，严重“冷热不均”。企业家大量把原本该用于生产的钱投向房地产，造成房价居高不下。
楼市何时到达拐点?郎咸平没有说明。但是根据他的理论，只有解决了根本性问题，也就是二元经济体系与投资经商环境恶化的问题，楼市才会到达拐点。
关于中国股市
对于一个好的开发项目，要让老百姓来做，让老百姓参与，大众持股，而不是由政府或者某些企业垄断，闷声发大财。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受益。
证券监管部门应该做的本职工作不是去插手股市操作、打击泡沫，而是对股市进行有效的监管，严打内幕交易，保护中小股民，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可惜我们的证券监管部门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乐此不疲。
中国的银行改革太过于盲目，比如建行盲目上市，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美国人坐收渔利。
巴菲特与索罗斯等金融炒家的不同在于，巴菲特不靠短期狙击而靠长期持有。他通过各种严谨的数学模型来确定方向。他是一个特例。
中国金融国际化的风险在于，和美国公司不同，中国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一旦引入国际金融大鳄，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约束无异于引狼入室。
老百姓认为经济要萧条了，那就一定引发萧条。因为当你认为萧条时，你的行为一定导致萧条。
人民币的升值更取决于广大人民的预期。大家都认为人民币要升值，人民币就一定会升值。要让人民币贬值，唯一的方法是打破人们的预期，如突然升值，再升值，再贬值，再升值……让人捉摸不透。
人民币升值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原因，中国的GDP组成有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外汇储备过高。二是国际原因，国际热钱不断涌入，国际炒家压迫人民币升值。
美国一流的人才大多进了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只有二三流的人才会去念理工科。中国正好相反。
世界上的大学生就业都应该是专业不对口的，因为大学是通才教育，不是专才教育。培养行业的专才，那是专科的工作，而不是大学本科。
香港大学生就业率很高，因为香港经济完全以服务业为主，所以对大学生的需求量很大。而内地则相反。只有服务业才需要更多的大学生。
《士兵突击》的成功在于它反映了当前人们的心理困境。许三多成功的一个因素是：把该做的工作做好。这其实是一个管理学上的“信托责任”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普通的信托责任缺失。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精神。
香港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法制的健全以及市民的守法。香港市民非常具有法制意识，新加坡也一样，这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内地一直无法解决的交通、反腐等问题。
- 大国如何崛起?关键在于法制化，而不是很多人以为的民主。只有法制健全，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了，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之时。而健全法制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第三篇：郎咸平在复旦的精彩演讲
我再来复旦因为复旦是复旦，我的那个国有企业大讨论就是从复旦开始的。
今天我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要改变你们的一辈子，改变你们对事物的看法。
我小时候很笨，大学毕业了考沃顿商学院，托福只考了550，GRE只考1630，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年全世界招生10个，可就只报了7个。(全场笑)
我一辈子不觉得我聪明，但是我很用功，我两年半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读书，引进现代制度时，不知道欧美历史。第一个股份制在哪一年建立的?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是在西元10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欧洲处于中世纪的神权时代，神父们集中了57%的地产，但是，神父是不能结婚生子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引入“职业经理人”来帮他们在管理和生产。所以说管理权与所有权分开是不得已的。你们知道“有限责任”是如何起源的吗?那也起源于神权时代，债权人不还债务人钱了，于是吵架了，不得不到神父那里去审判。
因为教堂是“保护上帝的殿堂”，所以为了保持“上帝殿堂”的安静，所以规定了债权人如果还不了债的时候，就不用还了。然而现在，“有限责任”却变成了“保护上帝的罪人”的制度
一个不知道检讨和怀疑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之后又讲了会计和律师的起源，都是产生于中世纪欧洲，都有比较荒谬的背景。这里从略)任何一个现代制度的起源都是荒谬的。开始的原因是对上帝的崇敬。股份制，有限责任制都是起源于对上帝的崇敬和畏惧。股份有限公司在诞生3，4百年以后，腐败了。因为教会垄断了所有的财富。他们开始花天酒地，甚至没时间来接管普通老百姓来捐献的土地了。于是他们发行了赎罪券(让老百姓把土地卖了，直接拿钱来换赎券)。后来他们又觉得拿赎罪券过来也太麻烦了，于是建立了一些“接口”来收集，这就是连锁店的由来。宗教革命是如何来的呢?加尔文有一次去向教皇汇报工作，看到教皇正在床上做“龌龊”的事情，他很愤怒，拿起教皇的权杖，扔在地上摔碎，说了句名言：“我让你永远受地狱之火的煎熬”。于是他开始了宗教革命，他宣称，赎罪的价格弹性为0.于是欧洲的老百姓开始把目标由下一世放在了今生。城堡的产生，国家的产生，都是源于此，贵族要保护农民，就收保护费，那就是税收的起源。然而城堡里面的贵族的吃喝玩乐又开始了，贵族们的亲戚就看不惯了，因此产生了贵族革命，产生了上议院，这就是一
种对税的分赃。但是由于有了上议院，国王要用钱就必须首先经过上议院，他觉得太麻烦了，于是想出来建立国营股份有限公司，从海关直接到皇宫，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现在国王也开始花天酒地了，老百姓们不爽了，他们爱开Party，有一次大概喝多了，于是有人说我们去和国王分赃吧于是成立了下议院。这就是政党(Party)的诞生。
欧洲的战争使得欧洲的国家民穷财尽。国王又想法子怎么样搜刮钱财。于是，第一张债券就诞生了。但是显然国王没钱还债券的嘛，于是发的债券都是“打白条”的。随着债券越发越多，那么在国王这里的存量(Stock)也越来越多。怎么办呢?有人又替国王想了个办法，不如我们设立一个Market吧，这个市场就是Stock Market，用来专门出售国王的白条。那么怎么会有傻瓜来买呢?有人又替国王想了个办法，就是以“未来的现金流”作为购买这些“白条”的收益，那么这些“未来的现金流”又在哪里呢?在中国，在印度，在南非。这就是股市的来源。欧洲这样搞是不行的阿，这样就是一群傻瓜骗第二群傻瓜，
第二群傻瓜骗第三群傻瓜，所以欧洲在17，18世纪经历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我看我们国家现在的金融危机和那时候的很像那时候的金融危机阿。
没有良心的股票市场永远是没希望的。那时候欧洲的内幕交易，坐庄，用银行钱炒股比比皆是，这种垃圾东西在欧洲已经衰弱了，却被中国引进了。在欧洲这么一个危机时刻，亚当?斯密出来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国富论》，他说“政府要建立一个法律体系，以市场化为主导”等等。你们是看不懂《国富论》的，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有听了我今天的演讲，你们才看得懂。因为你们都是精英***的代表，我们都是精英***的可怜虫。我在美国时，90年我的论文排在当年美国引用率第一，我很得意阿，觉得自己是一个精英了。有一次曼哈顿南区法院邀请我去当陪审团，我很高兴啊，因为我是精英。去了以后，才看到其他11个陪审团成员，原来是11只猪，6只黑猪，5只波多黎各猪(郎的原话)。我觉得自己很丢脸啊，怎么和这些猪坐在一起。后来法官过来询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精英。(全场大笑)“那你出去?ww.luo8.com狈ü偎担4“郎先生，像你这种人，讲个股份制就会激动地要死，说难听点，你就是偏执狂，神经病一个。而其他的人，他们都是普通人，她们的价值观是社会哺育的，他们有着”普遍价值观(Common View)“。他们只凭直觉来判?希4是社会意见的缩影?ww.luo8.com痹谄胀ǚㄏ倒家，英美的股票市场好，而在大陆法国家，法德中等国家，股市就差。银广夏的案子，在大陆法中就没有先例，不能判。而在普通法系国家，觉得你有罪你就是有罪(只要违反公共意见，就判你有罪，公序良俗)。
欧洲的三次金融危机，能够化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普通法。普通法系的监管才能真正创造财富。我一直很纳闷怎么英国的股市没有监管，却有如此好的表现。我又去查资料了，原来在1533年，250个伦敦商人，买了3艘船，雇了200个海员，向北去找中国。但是这需要很大的Trust阿。我喜欢把Trust翻译成“信托责任”。他们在挪威遇到风暴，船沉了两艘，后来就到了北极，200个海员滑雪橇2000公里，遇到了欧洲传说中的恐怖大王埃文。他们用钢笔，墨水换恐怖大王的貂皮等，回来了以后，这个有“信托责任”的船长，下次出海时就拿到最高的奖金。(最高的市盈率)。从此，在英国人的血液中，信托责任就从此留下了。
中国没有信托责任，国企老总没有信托责任，今天的产权改革，可以打两个比方。第一个是家很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以后，保姆就变成家的主人了。还有一个例子，家很脏，但家值100万，现在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保姆说，你就给我200元的你家的所有权吧，但是，家的价值却是由保姆定的，保姆说，值2000块吧，这样，十个月后，整个家也就归保姆了。你们说合理不合理?(下面齐声：不合理)
中国股市在这种体制下，没得救
还有人混充学经济的，说只有私有化，自己的东西才珍惜。那是人类最原始的兽性阿
我给企业家上课，问他们韦尔奇厉害还是你厉害，没有人敢说自己比韦尔奇厉害。但是韦尔奇在GE干了20年，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退休时才拿走1亿美元。但是我们现在的老总，公司才GE的十几万分之一，但是一拿就是几个亿，十几亿，还不罢手
有信托责任心的人，才能真正的富?场鼓掌)
(下面讲了美国的股市的故事，略了，主要是讲美国是如何从一个混乱的国家步入一个法制化的国家。)
美国的股市好，所以，才能藏富于民，才能吸引退休基金，保险基金，中小投资者把养命钱投入。因为他们由真正的信托责任。而现在，中国根本没有信托责任，所以你现在入市，就是摧毁当前的财富。你把保险金入市，就是摧毁未来的财富……
演讲完了，我还要赶飞机，谢谢大家。
第四篇：《郎咸平说》的读后感
粮食危机
阎帅
“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是句老话，如果我们依然死守着这种僵化教条不放，很难真正地融入到国际主流社会。如今的“帝国主义”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凭着坚船利炮到处横行的国家了，其主要目标也不再简单的是原材料和劳动力。现在，帝国主义的武器从武器炮弹，变成了战略物资，金融工具，如粮食，石油，汇率，变成了“洋文化”，软实力。更可怕的是，一颗颗用蜜糖包裹的毒药，用礼品伪装的炸弹，正在“洋大人”微笑的诱惑下，送到我们手里。我们的确不应该再时刻抱着敌意对待他国，但是它们对中国的态度真的全都是善意的吗?
中国无论从土地还是人口上来说都是大国，1981年我国人口接近10亿时，专家学者计算出我国的合理人口数量应该不超过7亿，即全中国的各项资源养活6亿多人比较合适。1991年，中国科学院发表报告《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表明，我国环境人口容量为16亿，我们现在人口14亿，已经非常接近16亿这一阀值。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国内民生和政治稳定，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近年，食品价格却在逐渐提高，不仅仅是国内通货膨胀的原因，粮食已经成为某些国家用来控制他国经济和民生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以人类现有生产力计算，每年的粮食产量养活100亿人都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在非洲依然有人饱受饥饿，在不发达国家人们依然为食物而苦恼，不仅是因为某些地区食物浪费严重，更主要的是归结种种原因只有一个，即政治。发达国家更多地把粮食看做战略物资，用来支撑本国经济体系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黄澄澄的金子被黄澄澄的粮食取代，成为了支撑美元的新一代主力。
美国是粮食出口大国，不仅得益于其高度机械化的耕作，与政府的补贴与支持更是分不开的。美国低廉的农产品价格为何很难惠及国外消费者?究其深层原因，我们发现世界食品大宗买卖大部分都是由四大国际粮商操纵的，它们再联手华尔街农产品期货市场，“枪”已经擦亮，无论瞄准哪个国家都将是很可怕的情况。
先通过低廉的农产品和种子倾销，使一国国内农产品企业亏损，再炒高农产品价格，使农产品加工企业大量囤货，华尔街再做空农产品，加工企业还没来得及生产就先亏损，甚至倒闭，国际粮商再迅速出击，控制了国内的大量农产品加工企业。
这种做法通过一涨一跌，使大量国内企业受制于外资。如果只是控制一个领域或产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往往连同整条产业链都被外资控制，这样利润不仅可以最大化，还可以紧
紧保护住自己占领的产业链，不给其他资本进入和侵吞自己“领地”的机会。因此，整个国内市场的定价权也被外资所操纵。在通胀压力较大时，发改委曾经约谈各农产品企业，暂缓涨价。其实这些企业面临的成本上升压力也非常大，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话语权并不在自己手里。
另一个与农产品密切相关的即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刚出现时就备受争议，因为农作物的基因是被人类修饰改造过的，人类吃下去后也许不会立刻出现影响变化，但是后代出现畸变或者基因受到影响的几率并不确定。我们国家批准了转基因的商业化，其主要原因是看重了其增产的特点，却并没深究其“质”的特点。国际知名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的产品之一“先玉335”被调查发现，其父本作物就是转基因农作物。吃过这种作物的动物都出现了很严重的疾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持续不断，我们应该想到，如果未来发现转基因危害了人类健康，谁应该为其负责?
基辛格曾经说过，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4%，一半的石油都从国外进口，使我国的经济命脉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石油储量其实并不丰富，在开采过程中浪费现象还非常严重。在某些地区，一吨原油只能有效开采100多公斤，剩下800多公斤都被浪费了，再加上我国油质整体并不优秀，原油提取出的汽油更少。相比美国，西部地区原油大部分为轻质油，开采出的油质极好。所以我国石油产出量很难满足国内石油消费量。
在石油缺口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我国的汽车消费却在飞速增长。2009年我国大力扶持汽车产业，汽车消费猛增。随之而来的情况是，燃油需求大量增加，使我国石油负担加重。汽车量增加的同时，道路状况和停车场面基并未改善，大城市拥堵状况更糟。尾气排放严重，环境更加恶化。
如今的帝国主义已经不再是100年前的帝国主义，其侵略扩张的方式和工具也都发生了改变。他们深谙敌人的法宝，懂得对手的战略，向对方学习，使自己的牙齿利爪更加锋利。我们的确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接受外资，但同时也应该时刻以提防的心态保护好自己的核心利益和关键领域，由此才能更充分合理地“洋为中用”，“洋人”时刻向对手学习的态度更是值得我们效仿。
第五篇：郎咸平-与其仇富 不如仇腐
2007年1月23日 星期二
2007年开局，中国的经济变化继续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而中国政府此时开通土地增值税，再次显示其对调控过热的房地产的决心。而不容忽视的是，内地已经出现粮油等民生要素的显性涨价，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越发突出。但是过去四年来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遭遇到中国各地腐败势力集团的敷衍和抵制，因此，我深信，要贯彻落实调控政策，中央政府只有继续坚决反腐，才能抑止腐败官员肆无忌惮的扩张冲动，防范经济畸形过热，维持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国际社会带来稳定。
粮油涨价因腐败引起
2006年秋天以来，全国大中城市面粉价格涨幅超过10%，食用油的价格涨幅更超过20%。那时候粮油价格普遍上涨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以往的数据与经验，十一月秋收之后，一般粮食价格应该下跌，粮食上涨的季节往往是
三、四月份。但是，2006年秋天的大丰收之后，中国的粮食价格上涨了。
这一经济异常事件背后，其实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次粮食涨价，有人说是海外粮食价格上涨导致，有人说是中国在粮食期货上做了赔本生意。是的，这些原因多少确实有影响。不过这些说法还未能深入到粮油骤然膨胀的真正成因。
据我的观察与研究，粮油等牵涉基本民生的支出通胀的深层原因，乃是内地腐败势力的大量存在。腐败势力为牟求私利而不择手段用公帑投资，导致经济畸形过热，使国家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最终令全体人民不得不每吃一餐都要多付百分之十几的支出来为腐败埋单。中国粮油的大幅涨价，表面上看是数字的微小变化，但是这一变化放大到生活中，却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由粮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多个行业成本和收益的加速变化，正快速传导到整个产业链。老百姓以往常常抱怨房价贵，买不起房子。事实上粮油的大幅涨价，比起高房价更有杀伤力。粮食涨价一成，就意味着你的储蓄资产相应贬值，通货膨胀恶性出现，怎么说都是老百姓的灾难!
我们经常抱怨，今天的社会，不花钱办不了事，抱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官员"黑"，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贪腐官员的所得，都会成为全社会的成本，粮油的价格膨胀，就是贪腐带来的危机之一。换一句话说，是老百姓在为这些贪腐势力的腐败利益来埋单付帐。
宏观调控确有必要
这种恶性的粮油涨价，预示着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正在暴露，这也正好验证了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着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这也是我为什么四年来多个公开场合呼吁支持宏观调控的基本理由。
大家应该记得，这一届胡温政府执政伊始，便着手宏观调整，抑止经济过热，正是为避免经济结构发生大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理财相似，必须均衡，要有全局观念。过分扩张，过分投资，就会带来无穷后患。前几年，大量地方腐败官员不计后果地大幅投资扩张，房地产业以及相关行业吸引了大量热钱流入，中央政府进行调控，防
止出现经济失衡，保障民生福祉，是理所当然、合乎情理之举。所以过去四年，公众看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一系列严厉调控手段，但是令人惋惜的是，过去四年，即使在中央政府强力调控下，并没有能够收到希望中的成效，通货膨胀终于再度探头。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问题的症结值得全体民众关注!那就是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之中，在保护中国经济不出问题的中央政策推行过程之中，遭遇到大批既得利益集团组成的贪腐"铁三角"，为了小集团私囊罔顾国家民族利益，导致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不能完全见效。
这里有一个举国热谈的例子。房价的高涨，可以说都是腐败惹的祸!开发商的土地获得，基本上供应方是垄断的;购置土地的款项和营建物业的资金，主要都来自融资。在中国，开发的融资又主要是和银行有关。银行，同样带有强烈的垄断色彩。再加上开发过程时间长，而且牵涉的审批流程长，要盖数百个公章。一个地产项目由筹备到最后卖给消费者，历时两三年之中，无论是卖地的官员、融资的银行以及审批的部门，贪腐势力都有机会层层伸手。开发商打点这些腐败势力的费用，又会一分不少地打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尤为其甚的是，随着房价上升，开发商收益增加，贪腐势力对于地产项目的灰色收益的期望值也不断提高。以前三五万元能办下来的手续，很可能官员的胃口已增加到十几万几十万。而且贪婪之心如同蛇吞象永无厌足，这样下来，层层加码，房价焉能不涨。同时，为保私利，面对过去四年的中央调控政策，贪腐势力想方设法地敷衍拖延，是阳奉阴违之恶果，不仅仅是老百姓总等不到房价合理的一天，更可怕的是，当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不当的吸收了社会上大量的资金，而国家为其他必要的生活性支出比如平抑基本物价，就只能增发货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可一旦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是国家民族之祸。
压抑官员寻租冲动
对贪腐官员来说，他们天然有着"卖"和"买"的冲动。因为他们只有在买卖之中，才能寻租。而对贪腐官员来说，最适合卖的就是土地和国有股权。因为这两宗物品，标的金额大，涉及法律复杂，行政审批的权力很大，特别适合官员从中牟利。所以，我们总能看到，大凡贪腐官员，在卖地和卖股权方面特别积极，近年揭发的很多大案，都是和土地交易腐败以及MBO问题有关。贪腐官员除了卖地卖股权，还都热衷于投资，盖大楼、盖广场，上马大项目。如此热衷的道理也是同样，因为通过搞大项目，贪腐官员又能雁过拔毛、上下其手，获取腐败的收益。
解剖房地产业狂热暴涨之谜，我们就知道，贪腐官员一日不严厉整肃，地方以及部门打着改革幌子的盲目扩张冲动就一日不能遏制，中国经济的危机因素，就会越来越多。
最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城。此人近年执政，公然对抗中央调控，罔顾民生福利，公然打出房价越高越好的旗号，为其寻租贪污公然造势。试问，若不是依法查处此类高房价书记，青岛的经济怎么可能正常?老百姓生活怎么可能安康?
2006年6月，中央政府以雷霆手段向北京市作风败坏的副市长开刀，然后拿下天怒人怨的上海市委书记，这是对症下药。因为胡温政府知道，如果给一众乡愿腐儒所误导，仅仅在经济领域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吐出收益，稳定经济，那是不可能的。试想，如果陈良宇不被查处，他指使包庇的动用老百姓养命钱给自己牟利的奸商，能顺利曝光吗?前一段，有贪腐
集团放出风声，认为中央反腐，只是点到为止。而由中央的新举措来看，反腐绝对不象贪腐官员幻想的那样会偃旗息鼓，而是将在2007年继续深化下去。
四年来，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所谓主流派，总是对宏观调控口诛笔伐，认为是中央政府不懂经济之举。2006年10月底，我借接受路透电视台访问之际，曾提到过胡温政府比起主流派经济学家懂经济。因为，他们已经看明白，在中国现实之中，不能局限在经济领域去处理经济问题。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安全和健康发展，社会的进步，皆取决于能否制止特殊利益集团无休止的贪欲，取决于能否遏止贪腐官员借发展经济为名的疯狂贪敛。
社会应有反腐共识
由于不断有人为腐败势力辩护，令我想起，中国社会近年有种可悲的现象，就是社会"仇富"而不"仇腐"。对富豪以及有钱人，舆论往往严厉抨击，但是每每流于情绪，未必能够持平对待。而另外一方面，就像社会学家孙正平一篇文章《腐败的力量》之中提到的，腐败势力在中国日益嚣张，有些群体对腐败行为不以为耻，甚至以为这样就是市场经济，是进步，严重颠倒黑白。我在去年秋天指出的腐败"铁三角"，他们更是在逐步控制舆论媒体，为腐败辩护正名乃至吹嘘。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恶劣行为的正确判别和鲜明态度，那就非常危险。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没有理由盲目仇富，而是应该理直气壮地"仇腐"。中国社会在进步，经济增长，合法致富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因此，社会心态要对富人保持客观的评价。但是，对腐败势力，我们则应该与之坚决斗争，而且人人有责。事实上，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但是对那些健康和有尊严的国家而言，有两个基本观念是相通的，那就是爱国和反腐。前几年，我炮轰几个问题企业家，被一些糊涂人标签为仇富。这是混淆了仇富和仇腐。我从来不是盲目反对民营企业家，但是对于哪些违法乱纪敛财的所谓名人绝不宽贷。无论他们是经过包装的大商人还是道貌昂然的官员，我呼吁社会一起对他们加以整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