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百度文库幼儿园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伴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而来的新型版权保护问题，无论从实践还是立法的角度，我国的版权保护都应该不断进行新模式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应该是基于对现有版权法律法规、版权保护实践、行业企业和技术发展的平衡之上。
第一篇：百度文库幼儿园论文
文库营销,烟草网络营销全新通路
网络文库营销是网络营销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在广义上它和传统的网络营销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企业借助互联网来推销自己或者自己的产品。
2010年11月25日，尽管和盛大的网络著作版权之争还没分出胜负，不过百度文库上线一周年庆生活动如期进行，以“知识需要分享”为主题的百度文库正式版也于当日上线。与此同时从美国传来消息，与文库形式完全相同的谷歌电子书商店年底前将在美国上线，2011年初将在全球推广开来。
毫不夸张地讲，网络文库时代已经到来，对于正在积极探索网络营销新通路的中国烟草行业来说，网络文库完全可以成为网络营销的“新战场”。
何谓网络文库
提到网络文库就不得不提豆丁网，2007年美籍华人林耀成和好友麦刚一起创办了当时国内第一家文档分享网站——豆丁网。豆丁网是全球优秀的C2C文档销售与分享社区。豆丁网允许用户上传包括pdf、doc、ppt、txt在内的数十种格式的文档文件，并以Flash Player的形式在网页中直接展示给读者。
2009年12月8日，“百度知道文档分享”更名为“百度文库”。自上线以来，凭借着强大的用户资源，百度文库的文档数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到目前为止，百度文库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用户主动上传文档数量一举突破了1000万份，其中教育类文档占到了80%。不仅如此，每天还有超过15万份的新增文档资源被乐于分享的人们源源不断地传送到这一平台上，并实现了每天文档资源下载量650万份，用户浏览量7000万次的奇迹。
说白了，网络文库是建立在互联网主流价值的基础上，继博客、社区、网络视频、SNS社区、微博之后的又一种网络分享形态。而与上述这些网络形态不同的是，网络文库更多的是专业课件、习题、考试题库、论文报告、专业资料、公文模板、法律文件、文学小说等文档。
网络文库营销
网络文库营销是网络营销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在广义上它和传统的网络营销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企业借助互联网来推销自己或者自己的产品。从狭义看，由于全新的表现形式以及众多的受众支持，网络文库营销让企业在开展网络营销上有了更多的灵活的选择。
首先，与博客、论坛、网络社区、微博等网络信息载体最大的不同是，网络文库更像是一个资料搜索引擎，网友选择使用网络文库更多的是去主动搜索信息，比如寻找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考试题库等。如果进行逆向思考，对于通过文库进行营销的企业来说，网友是在“主动”找广告看。
其次，在各种低俗、恶俗的炒作充斥互联网的时代，网友对博客、论坛、网络社区、微博上内容的信任度在逐渐降低，甚至是抵触。但网络文库通过分享的形式向网友提供各种专业资料，同时网友需要经过遴选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因此网友对网络文库的资料的信任度更高。这让企业在进行网络文库营销时更容易获取信任。
再次，网络文库可以通过网友的使用行为对受众(用户)进行进一步细分，比如浏览考研资料的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人群，寻找公务员考试资料的又是哪类人群，下载公文写作文案的又是何种职业。这让企业可以精准地找到或者“被找到”自己的受众，以便开展营销活动。
文库，烟草营销全新通路
近年来，在开展网络营销方面，我国烟草企业的观念在逐渐开阔，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广东中烟的“五叶神”品牌，他们在世界杯期间与门户网站网易联手推出“五叶神最酷进球大选”有奖评选活动，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参与。贵州中烟也推出了世界杯“竞猜游戏”。也有烟草企业推出了自己的网络娱乐社区，如广东双喜的“喜悦之城”。值得一提的是， 2010年10月4日，红云红河网站的访问量突破了1000万，随后红云红河集团于2010年11月2日在昆明召集各大门户网站以及视频、社区负责人举行了烟草网络宣传营销论坛暨“印象庄园”创意大赛颁奖仪式，共商网络宣传、营销大计。
但是，摆在我国烟草企业面前的问题仍非常严峻。2011年1月9日我国应实现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全面履约，这其中就有对烟草企业开展互联网营销的种种限制。未来烟草企业能否继续开展上述网络营销活动仍是一个未知数。
更重要的是，上述营销活动要么是过于单一，要么是过于局限。比如，“五叶神最酷进球大选”有奖评选活动看起来更像是一次促销，对于提升品牌内涵没有任何帮助;而广东双喜的“喜悦之城”只是一个封闭的网络社区，难以像传统的SNS社区那样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与分享，所以对于企业推广自己的品牌力度有限。
网络文库却不同，它能给烟草企业带来一个更为广阔且精准的受众群体，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且用户广泛的网络资料提供平台，每天有上百万人上传下载资料。同时，它可以让烟草企业根据浏览资料群体的不同去寻找自己的核心用户，比如，下载考研、GRE资料的大部分是年轻精英群体，他们会对哪种香烟品牌感兴趣;而下载公文资料的大部分是政府公务人员，他们又有怎么样的香烟购买需求。
而且，网络文库资料呈现形式更适合手机、平板电脑这样的阅读终端，便于网友下载收藏和广泛地分享传播，不受空间限制。比如，如果网络文库中的某份教案被教师下载后当做教材使用，那么它的传播范围就更大而且更为深刻。
更重要的是，网络文库是一个开放式的网络资料上传下载平台，它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由网友负责编辑、上传，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于企业进行网络营销的种种限制，让企业的营销活动变得更加灵活。
烟草行业怎样进行文库营销
尽管目前网络文库人气正旺，但是对于企业特别是烟草企业来说，开展文库营销切不可“一蹴而就”，而需要有系统、有步骤地去传达自己的企业理念、产品内涵。
与企业整体战略统一。网络文库营销应该是企业整体营销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实现企业总体经营目标所进行的，它要与企业的整体营销战略统一。烟草企业进行网络文库营销不应该是简简单单地把自己的广告或者促销信息贴在文库资料中，它不能独立于企业营销体系之外，而应该是事先有一套完整而明确的文库营销战略，并根据这个战略分步骤进行营销活动。
注意信息植入方式。这是烟草企业通过网络文库进行营销的最关键点，由于文库的呈现形式，烟草企业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企业信息和产品资讯编制成精美的PPT文档供网友浏览，但是很显然这并不符合文库用户的需要，甚至会让人厌恶。
因此，烟草企业进行网络文库营销一定要根据自己受众群体的细分，巧妙地将企业或者产品的信息植入到各种资料当中去。比如，在某个商业案例解析的文档中放入自己企业的信息，在某部小说添加自己产品的描述。必须注意的是，植入的手法必须高明，切不可像我国目前大部分电影的植入广告那样，让人一眼就识破，反而令人恶心。
“人海战术”要不得。由于豆丁网会根据浏览量以及下载次数付给上传资料的用户费用，百度也有庞大的用户群和积分奖励制度，因此现在的网络文库中充斥着大量重复的资料。而网络文库的一个优点是可以根据浏览内容明确地划分自己的用户，所以烟草行业在进行文库营销时，只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植入即可，切不可让自己的信息填满整个文库。
及时调整“投放”战略。在网络文库里网友浏览内容有很强的“时效性”，比如一些考试资料、正在流行的小说、当前热门的大量的新闻资讯。因此，烟草企业可以及时根据文库中热门内容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投放”战略，以达到最佳的营销效果。
作者：水 牛
第二篇：从百度文库案看我国版权保护新模式探索
伴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而来的新型版权保护问题，无论从实践还是立法的角度，我国的版权保护都应该不断进行新模式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应该是基于对现有版权法律法规、版权保护实践、行业企业和技术发展的平衡之上。
在印刷媒介作为作品复制传播的主要方式的时代，作品版权保护相对简明，法律对版权侵权相对容易做出明晰的界定(比如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和48条的规定)。至少版权在大多数具有版权立法的国家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不论这种尊重仅仅是停留在法律条文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传播成为作品传播的全新形式，数字版权概念也随之出现，版权保护开始呈现复杂性，因网络传播而产生的版权侵权以及涉及的新类型版权保护等已经成为新型法律问题。
数字版权保护正引起诸如出版业、互联网行业、法律界、广大权利人以及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的因由是，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日益普及后，内容在网络上的传播变得海量、易复制、不可控。版权所有者的权益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内容阅读者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相对严重的对立，同时，现有版权保护机制面对浩瀚的互联网似乎显得非常脆弱。也正因为如此，在版权法律、内容创作者及内容版权所有者与网络服务供应商和网络使用者之间一旦出现某些涉及版权的纷争，人们的关注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版权保护新课题的讨论也就顺理成章。在我国近年的版权实践中，与百度相关的版权纠纷最为典型，所受到的关注也最为强烈，它反映了网络时代权利人与互联网行业对版权保护新的需求和矛盾。
从百度文库案看数字版权保护的纠结
2012年6月1日，作家维权联盟诉百度文库侵权案在北京海淀法院开庭，这是自2011年3月15日近50位中国作家联合发表《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以来业界所称的百度文库案的最新进展。尽管最终结果尚需等待法院判决，但这并非百度遭遇的第一起版权侵权诉讼。2005年9月，百度曾经在另一场版权纠纷案中被判侵权，原告方是上海步升音乐传播有限公司，也是由北京海淀法院进行审理的。此外，轰动一时的盛大文学诉百度侵权案也以百度一审败诉以及终审前百度撤诉而告终。加上2011年中国文字著作权保护协会等高调支持作家向百度文库维权，凡此种种，百度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和目前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成为众多企业和个人版权维权的焦点对象的这一现象，引发了学界、业界、法律界以及公众对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密切关注。
在分析百度的上述三个案例时人们不难发现，步升诉百度案涉及音乐作品的网络传播和下载，盛大文学及作家维权联盟诉百度案涉及文学作品的网络传播及下载，前者百度作为网络服务商提供了下载链接站点，后两者则是百度文库直接提供了由网友上传的作品内容供阅读和下载。2009年12月百度文库正式被推出，其运行机制为：百度文库是供网友在线分享文档的开放平台。在这里，用户可以在线阅读和下载涉及课件、习题、考试题库、论文报告、专业资料、各类公文模板、法律文件、文学小说等多个领域的资料，不过需要扣除相应的百度积分，平台所累积的文档均来自热心用户上传。百度自身不编辑或修改用户上传的文档内容。用户通过上传文档，可以获得平台虚拟的积分奖励，用于下载自己需要的文档。下载文档需要登录，免费文档可以登录后下载，对于上传用户已标价的文档，则下载时需要付出虚拟积分[1]。百度文库的推出很快受到了众多用户的追捧。即便在2011年3·15百度文库受到作家维权联盟和包括文著协等机构在内的猛烈抨击甚至被起诉以后，百度文库上的文档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以百度百科上的百度文库条目提供的最后一个文档数字看，到2011年5月8日20：00，百度文库的文档增长至19074407份[2]，可见用户对类似百度文库这样的网络平台非常欢迎。这一点我们从豆丁网等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网站情况也可以得到佐证。
而从以韩寒等作家为代表的广大创作者和版权所有者以及文著协等版权保护机构的反应来看，这种网络服务形式明显受到激烈的反对。他们保护自己版权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法律规定，任何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复制发行、在信息网络上传播其作品的行为，都是侵犯作者版权的。由于上传作品的都是个体百度用户，直接侵权人也是这些个体，但由于这些用户注册身份并非实名，要追责显然十分困难。“权利人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无法向该注册用户追究责任。这是作家将其矛头直接指向百度文库的经营者——百度公司的重要原因” [3]。
从上述两方面现象可以看出，目前在数字版权保护上存在某些纠结，其中最主要的是网络用户个体利用类似百度文库这样的网络平台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上传传播与版权所有者对这种行为的愤慨和维权的艰难，以及对类似百度文库这样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侵权的认定。还有一点便是对版权先授权后传播原则在网络化条件下的处置，这对网络数据服务供应商如龙源期刊网、中国知网等无疑也存在巨大的纠结。政府一方面要支持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保护版权所有者的权利，这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纠结。总之，网络时代数字版权的保护既归结为对版权的真正保护和尊重，同时又存在着网络服务行业行为与版权保护之间的取舍和纠结。
版权网络侵权的两大表现及我国法律法规的应对
就目前而言，数字版权在网络上受到的侵权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两种：第一，未经版权所有者许可，直接将作品扫描或输入上传到网络进行传播。这种行为可以是个体读者所为(如将作品上传到个人博客上等)，也可以是个体利用网络服务平台进行上传(如用户利用百度文库进行作品上传等)，也可以是网络服务商的企业行为。这种行为可以以赢利为目的，也可纯粹以扩大传播非赢利为目的。第二，以直接或间接赢利为目的，未经版权所有者许可，进行作品的数字化传播。这在传统纸质出版机构开展数字出版的早期较为明显，即未经作者许可或者已经在图书出版合同约定的期限之外将图书内容数字化转换后上载传播获取收益。事实上，百度文库案中版权所有者所主张的权利基本都涉及上述两个方面。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版权侵权的前提是未经版权人的许可。但是，由于法律的制定总要落后于现实，因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出版及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国内外都针对版权网络侵权等问题进行了立法上的补漏。美国于1998年10月28日开始生效的《数字千禧年版权法》(DMCA)可以说是国际上第一部以数字版权为主体立法对象的版权法。该法中首次提出了涉及互联网和数字版权的“避风港”(safe harbour)原则，主要用于解决涉及类似谷歌、YouTube等网络服务平台服务商的侵权纠纷处理。所谓避风港原则，是指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当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ISP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ISP不承担侵权责任。后来避风港原则也被应用在搜索引擎、网络存储、在线图书馆等方面。
我国版权立法和行政法规也逐步接受了避风港原则以应对随着互联网普及而产生的版权侵权问题。在步升公司诉百度一案前，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于2005年4月29日联合发布并于5月30日起施行《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以对网络搜索服务供应商的行为进行规范。该办法第五条明确规定，“著作权人发现互联网传播的内容侵犯其著作权，向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或者其委托的其他机构(以下统称“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采取措施移除相关内容，并保留著作权人的通知6个月”。这一条体现了避风港原则的两大内容，即“通知+移除” (notice-take down procedure)。此后，2006年5月10日，国务院通过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于7月1日起施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比较全面地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各相关方面的一部行政法规。该法规也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的“避风港”，涉及数字图书馆的避风港、远程教育的避风港、ISP的避风港、搜索引擎的避风港、网络存储的避风港等若干方面。百度文库对于权利人的诉求提出的抗诉主要依据便是该条例的第22条和23条的规定[4]。
2012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国家版权局关于修订著作权法的必要性说明的第二条便是，“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使用，我国著作权保护面临的现实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的动态性，与著作权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性矛盾十分突出，著作权法律制度遇到了严峻挑战。为适应新形势、新情况，需要及时全面推进修法工作”[5]，这说明修订著作权法是对科技发展的回应，尤其是针对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以及传播技术的变化而引发的版权保护的新的需求进行的修订。在修改草案中，信息网络传播权被明确列为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利之一，复制权中也明确规定了数字化形式的权利，第69条则明确收入了避风港原则及该原则中的通知移除规则。这将为我国版权保护实践中处理类似百度文库案及探索数字版权保护新模式确立法律依据。
我国版权保护新模式的探索
伴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而来的新型版权保护问题，无论从实践还是立法的角度，我国的版权保护都应该不断进行新模式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应该是基于对现有版权法律法规、版权保护实践、行业企业和技术发展的平衡之上，任何立足于自身所处行业需要而无视版权保护根本的诉求都会对版权保护尤其是数字版权保护产生不利影响。比如，互联网行业从业者曾站在行业实践的角度提出现行数字版权问题中存在着对版权保护先授权后传播原则的挑战，希望版权新法规能够基于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需求作出新的变化 [6]。作为一种私权，版权的保护和传播之间并不矛盾。以许可授权为前提的版权保护反映了对版权作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尊重和保障。因此，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时代，对于版权保护新模式的探索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 继续加强版权保护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对出版企业和互联网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版权知识的普及。对版权保护和尊重的基础是全民版权意识的加强，而这正是目前我国版权立法跟现实版权知识不普及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目前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到目前为止，很多出版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从业人员对版权和著作权这两个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分不清。而在作者中间，将版权当作是出版者的权利的也不在少数。理应对版权和版权保护知识熟悉的人群还存在这样的问题，遑论其他人群了。
2. 版权立法和版权保护应进一步强化权利人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强调版权的私权性质。在此基础上，全面进行中国特色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建设，积极应对网络和数字时代版权保护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当我国的宪法以及类似物权法等都已经明确了公民的私权时，版权立法就更有必要对版权的私权属性予以强化，并给予足够广泛的保护。
3. 结合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探索版权保护特别是网络条件下版权保护的新形式、新模式。有学者提出建立“三部曲”式的网络搜索服务责任认定体系来促进新型数字版权保护，即统一公示获授权网站，予以著作权集体保护，明确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建立“帮助侵权”理论[7]。这不失为一种从实践到理论都具有一定操作性的版权保护思路和模式，值得进行有益的尝试。
4. 提倡版权集体保护，通过成立各种专业类型的版权集体保护组织促进版权保护的广泛性和普及性，并通过版权集体保护组织形成从版权授权到保护再到维权等的有效运作机制，改变目前个体版权所有者单打独斗、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而放弃甚至在无奈中姑息侵权行为的状况。
5. 充分发挥地方版权保护协会等民间或半官方机构和协会的作用，培育专业版权法律人才，形成由司法、政府、版权法律工作机构和人员、行业、版权所有者等组成的全方位版权法律保护、版权行政管理、版权行业保护体系。针对互联网行业的版权管理，立法或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应严格监管，主动承担起作品版权保护的审查义务，最终减少或者避免类似众多作家针对百度文库的维权控诉。
我国的版权立法和版权保护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针对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版权保护问题不断地完善，我国国民的版权知识和版权意识也日益得到普及与加强。从版权保护的角度看，百度文库案将对我国版权立法和互联网时代的版权保护带来有益的促进。当权利人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当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而不断规范，法律朝着其实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目的前进，版权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便将不断达成共赢和谐的新关系。
作者：张宏
第三篇：民国时期中国学者赴日本内阁文库访书概况
摘要：内阁文库，现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是日本重要的公立藏书机构，藏有大量汉籍文献，其中颇多中国罕见之本，犹以明清小说戏曲的收藏为富。民国时期，张元济、傅增湘、董康、孙楷第、王古鲁等赴日访书，内阁文库是必到之处。中国学者的访书，各有其侧重点，有的是传统的目录版本学家，有的是出版家，有的是古典文学研究家。
关键词：内阁文库 傅芸子 访书 傅增湘 张元济孙楷第
清末，杨守敬以驻日公使随员身份来到日本，观察到日本公私收藏的汉籍，有很多在中国已经失传。当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脱亚入欧”等理论影响下，对汉文古籍不甚重视。杨守敬尽力搜罗汉籍三万余卷，撰写《日本访书志》，介绍了日藏汉籍的分布及特点。杨守敬开创了近代中国学者赴日访书的历史。内阁文库是日本政府的藏书机构，历史悠久，所藏明清小说、戏曲非常丰富，成为中国学者访书的重要目标。
从清末到民国期间，中国的学术界旧学未灭，新学兴起。中国的思想界对国学的论争非常激烈，有主张全盘西化，抛弃国学的；有主张整理国故，以现代学术体系规范整理国学的；还有“国粹派”的国粹保存主义。受此影响，中国学者赴内阁文库访书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有的在传统目录版本学视野下访书；有的在新学的人文学科视野下访书，为新的人文学科建立提供资料。
一、内阁文库与所藏汉籍
内阁文库本是日本政府的藏书机构，今隶属于日本公文书馆。在二战之前，内阁文库是不对外开放的，对前去查阅资料的学者有资格上的限制。内阁文库的历史非常悠久，其所藏图书几经转隶，其前身是德川幕府的藏书机构。德川氏在前代藏书的基础上，又大加搜罗，另有私家进献的图书典籍。
内阁文库藏书主要源自德川氏红叶山文库和昌平坂学所。德川氏搜罗珍贵典籍，将前代金泽文库等精品图书纳入红叶山文库。私家向德川幕府进献的图书也纳入红叶山文库，比较著名的有佐伯侯于文政丁亥年（道光七年）献于幕府的两万余册图书，以及市桥长昭于文化五年（嘉庆十三年）进献的三十余部宋、元珍本典籍。昌平坂学所，是由私学转化而来的幕府官学，其藏书后来移交给内阁文库。因部分珍品汉籍曾被抽出送往宫内省图书寮，故内阁文库所藏宋、元本汉籍数，不如宫内省图书寮。但内阁文库所藏汉籍以种类丰富而著称，其中，明清小说、戏曲尤为丰富，这一部分图书也成为中国学者访书的重点目标。
二、赴内阁文库访书的中国学者
从访书目的和学术背景角度，赴内阁文库访书的中国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传统的目录版本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出版家和图书馆家等几类。
（一）传统的目录版本学家
赴内阁文库访书的传统目录版本学家，主要有傅增湘、董康等。
傅增湘，字沅叔，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傅增湘对古籍善本珍爱有加，他校勘古籍，广择版本，不迷信古人。傅增湘收藏古籍善本，思想很达观开通，书籍随收随散，藏书而不为书所役，注重古籍的流通、传播。傅增湘对日本所藏汉籍关注已久，他曾结交杨守敬，杨守敬去世后，观海堂书籍将要流出之际，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建议政府收购。傅增湘与张元济、董康等交往密切，张、董二人相继赴日访书，使赴日本访书在当时产生一定影响。
傅增湘于1929年10月至12月在日本访书，相继造访东京、京都两地的公私藏书，归国后将在日本所阅之书汇辑成《藏园东游别录》。据《藏园东游别录》载，傅增湘著录内阁文库宋刊本9种、元刊本10种、元明间刊本1种、明刊本10种、清刊本2种、抄本2种、五山版1种、日本旧抄本4种。傅增湘在内阁文库访书的主要目标是宋元珍本，以及明清罕见典籍。傅增湘每著录一书，必记载其行款格式、板框、藏书印、字体、刻工、序跋、版本异同等。傅增湘是目录版本大家，他所藏之书、经眼之书不计其数，他访书时对版本的真伪、时代、刻印地、沿革多有论断。例如，内阁文库所藏宋刊本《东坡集》，傅增湘从行款格式、字体、《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断定其为杭本。宋刊《颍滨先生文集》，傅增湘断为麻沙本。
董康，字授经，近代藏书家、出版家、司法学家。董康多次赴日本访书，其日记体著作《书舶庸谭》记录了其中四次访书的经过。董康于1927年、1933年、1935年三次赴内阁文库访书。董康在内阁文库访书的重点是宋元旧版和明清小说、戏曲，他与内阁文库典藏室主任樋口龙太郎交谊颇深，[1]获赠《内阁书目》一册。
董康在内阁文库所访宋椠有《陈后山诗注》《钜宋重修广韵》《东莱诗集》《笺注陶渊明集》《淮海集》《豫章先生文集》《子略》《史略》《司马温公全集》《东坡集》《颍滨集》等，每书记其卷第、序跋、印章、行款格式、板框等信息。小说、戏曲方面，董康著录了《全像古今小说》《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辽海丹忠录》《花筵赚》《醋葫芦》《李卓吾评水浒传》《玄雪谱》《丰韵情书》等，每书做提要，记其目次，简要考证。董康是民国著名刻书家，他曾希望刻印内阁文库所藏《二刻拍案惊奇》，先后通过内藤湖南、岩谷温介绍此事，惜无后文。
（二）古典文学研究家
造访内阁文库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主要有孙楷第、王古鲁、傅芸子、傅惜华等。
孙楷第，字子书，古典文学研究家。孙楷第研究古典小说戏曲得到马廉、杨树达等的指导，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東京所见小说书目》，是古典小说目录方面的开山之作。1929年，孙楷第从国内的公私藏书入手，开始编辑古典小说书目。1931年，孙楷第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托，赴日本调查中国古典小说，此行多得杨树达、长泽规矩也、田中庆太郎等人指导。对于日本所藏中国古典小说概况，孙楷第有如下论述：日本所存中国小说，多聚于东京，犹以内阁文库为最多，东京以外所存不过十二三耳。[2]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以朝代分为宋元、明清两类。明清类又分为短篇、长篇（讲史、烟粉、灵怪、公案、劝诫、传奇、通俗类书、子部小说）。该书著录小说的格式，以内阁文库藏《熊龙峰刊小说四种》为例，著录行款、字体、插图、刊印机构、刊印时间。每篇小说做提要，长篇小说记其回目，小说集记其篇章，部分小说抄录序跋，做考证。孙楷第在编目的同时，也是在做古典小说的研究，他对三言二拍形成源流的考证，对了解明末小说选集的编撰、出版、演变有很大的帮助。
王古鲁，江苏常熟人，古典文学研究家，曾翻译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在1920年—1926年赴日留学，后于1928—1941年在东京文理科大学及东京帝国大学任教，开始搜集、整理古典小说戏曲。王古鲁长期在日求学及任教，有更多时间访书，他在日本拍摄的珍本小说12种、戏曲集3种、书影若干种，另外手抄了若干种书。
王古鲁在日本访书，花了很大精力用于抄书和拍摄书影，为研究古典小说、戏曲提供了大量资料。根据王古鲁撰写的《摄取日本所藏中国旧刻日本小说书影经过志略》，他共拍摄内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早稻田大学、静嘉堂、尊经阁、慈眼堂等机构和个人所藏110部中国古典小说的书影，共计2034页。在王古鲁拍摄的110部小说中，藏于内阁文库的就有67部，可见内阁文库所藏中国小说之富。
傅芸子，戏曲理论家，1932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任教。傅芸子于1938年冬至1939年，在东京内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尊经阁调查戏曲文献。傅芸子在内阁文库访书时，青木正儿告诉他，内阁文库的小说戏曲大多购于日本宽永、正保（明末清初）年间。傅芸子著录了内阁文库所藏12部中国古代戏曲选集，著录为明版的有《葫芦先生杂剧》《三义记》《渭唐梦》《易水歌》4部，著录为明末的有《玄雪谱》，著录为天启刊本的有《衍庄新调》，著录为万历刊本的有《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乐府南音》《琴心雅调》。从内阁文库所藏戏曲选集，可以看出明末万历、天启年间的戏曲非常繁荣。傅芸子对各部戏曲集所选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戏曲声腔发展演变的规律。他认为，《词林一枝》是记录万历时期昆腔兴起，与弋阳腔、余姚腔残存并存状况的绝好资料。阅读过《八能奏锦》后，傅芸子提出，昆腔在万历初年，已经由吴中发展至安徽一带。此外，傅芸子还总结了明代戏曲选集的几种样式，一种是以《词林一枝》为代表的：内分三层，上下两层为所选戏曲，中间层为小曲、散曲，每卷中有插图、绣像，这是万历间戏曲选集的一种通行样式。另一种是以《摘锦奇音》为代表的：分两层，上层载小曲、酒令、地名，下层是所选的戏曲。
傅惜华，傅芸子之弟，戏曲理论家。傅惜华于1939年由长泽规矩也介绍并陪同造访内阁文库，他访书的对象是明清小说和戏曲。傅惜华将所访之书分为五类：通俗小说（人情小说、讲史小说、公案小说、灵怪小说、小说总集）、文体小说、通俗类书、笑话选集、南北戏曲。所著录之书，记其目次，做提要，并做简要考证。
（三）出版家和图书馆专家
造访内阁文库的出版家，代表人物是张元济。张元济，字菊生，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曾主持汇编《四部丛刊》。张元济在汇编《四部丛刊》时广择善本，其《四部丛刊续编》所收的宋版《东莱先生诗集》即选用内阁文库所藏之本。1928年，为了搜求佚籍，为《四部丛刊》广择善本，张元济赴日本访书，遍访东京、京都公私机构的藏书。张元济回国之后，商务印书馆继续派员在日本拍摄古籍。1929年，傅增湘在内阁文库访书时，正值商务印书馆拍摄《东莱诗集》。
1933年，董康因事赴日本期间，曾受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之托，协助北平图书馆摄印古籍。拟摄印书籍中属于内阁文库的是宋版《淮海集》《广韵》《史略》和明版小说《辽海丹忠录》。对摄印古籍之事，董康有如下记载：（1933年12月3日）杨鼎甫、长泽偕写真师来，商略印书事。[3]
三、中国学者赴内阁文库访书的意义
民国期间，中国学者相继赴日本内阁文库访书，克服了种种困难。虽然访书的目标以及方式各不相同，但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日藏汉籍的回流和传播。中国学者赴内阁文库访书，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意义。首先，对此类域外汉籍的寻访、整理，使目录版本学家看到了很多在国内失传的版本，扩展了目录版本学研究的材料。其次，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为通俗文学学科的建立做出很大贡献。再次，中國学者访书，一般都有日本的汉学家、目录学家陪同引见，访书的过程也是两国学术交流的一道桥梁。
参考文献：
[1]董康.书舶庸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3：259.
[2]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董康.书舶庸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3：197.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7SJB2030）。
（作者简介：李晓攀，男，硕士研究生，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古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作者：李晓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