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缓刑后再犯罪范文

第一篇：判缓刑后再犯罪范文

审判长回应“行贿251万判缓刑，承诺行贿128万判十年”

审判长回应“行贿251万判缓刑，承诺行贿128万判十年”

谢洋/中国青年报

2015-01-16 17:49 来自 一号专案

【编者按】

“行贿251万获缓刑，‘承诺行贿’128万判十年”，广西争议判决再次引发媒体关注。继澎湃新闻1月5日报道后，中国青年报今天(1月16日)也发表了题为《广西两起行贿案判决争议的背后》的报道。

两起行贿案的审判长陈世忠回应中国青年报称， 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的司法解释是造成两起案件判决结果差异大的原因，他认为律师提出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并不适用此案。不过，有律师向澎湃新闻表示，陈世忠的回应是在认定两案都有行贿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中一案当事人离开侦查阶段后即翻供，且侦查机关存在诱供指供行为，但陈世忠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中青报的文章提到，有录音显示行贿251万元的当事人判三缓四是律师运作的结果，“按行规，主办案人、庭长、审判长一般要打点3万～5万元，分管副院长要打点5万元、院长起码10万元。” 陈世忠认为当事一方抛出这种说法的目的，是为了让媒体炒作，给司法机关压力，达到媒体绑架司法的效果。不过，澎湃新闻此前的报道中并未提及此事。

以下为中青年报报道全文：

近日，广西北流市人民法院对两起行贿案件的判决引发舆论关注。1月5日，澎湃新闻以《广西争议判决：行贿251万获缓刑,承诺行贿128万判十年》为题进行报道后，引起法律界人士的质疑：“法的‘同一性’就这样丧失了。”

这两起案件的审判长陈世忠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案情相似的案件，所判处的刑罚应当基本均衡。但这一规定是针对一般通用的情况，这两起案件在判决过程中，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导致出现特殊情形，判决结果才会出现较大差异。

两起争议案件的背后，是存在“同案不同判”的司法不公?还是当事各方对法条有不同的理解? 查处贪官牵出行贿商人毛绍烈

2010年7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打黑战役中，经广西钟山县涉黑犯罪人员举报，曾任钟山县县长、县委书记多年的毛绍烈进入办案人员视线。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时任广西贺州市政协副主席的毛绍烈陆续交代了其利用职权，帮助一些个体老板承揽工程、房地产项目开发而收受他人钱物1000多万元的问题。

涉嫌向毛绍烈行贿的犯罪嫌疑人贺州市个体老板陈纪普和湖南省江永县个体商人何中方随之浮出水面。

陈纪普是毛绍烈接受调查时第一个交代的向他行贿的个体老板，也是涉嫌向毛绍烈行贿金额最多的人。北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陈纪普行贿金额为251万元，其中包括151万元现金和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一张。庭审中，陈纪普对此指控无异议。

2012年12月14日，北流市人民法院对陈纪普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已构成行贿罪。陈纪普无自首情节，但在归案后，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认罪、悔罪态度好。最终，以陈纪普犯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据公开媒体报道，专案组在对毛绍烈进行前期调查时，发现毛绍烈妻子胡某某与一名叫何中方的商人有过账目往来，调查人员推测何应该是毛绍烈的重要关系人。毛绍烈归案8天后，尽管交代了超过1000万元的违纪违法问题，依然没有提及何中方。调查人员决定启动对何中方的外围抓捕行动，通过突破何中方印证毛绍烈的交代是否真实。经过一番较量，毛绍烈陆续交代了为谋取私利，引进湖南江永个体商人何中方开发建设钟山县新世纪广场步行街项目，收受其钱物等问题。

2012年12月25日，何中方涉嫌行贿案在北流市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检察机关指控，2004年4月～5月，何中方在毛绍烈的支持下，获得钟山县市政项目——新世纪广场商业步行街项目的建设承包权，其后将承包权转让给温州商人获得256万元转让费后，决定将其中的128万元作为好处费送给毛绍烈。毛绍烈同意接收后，要求何中方暂时代为保管，需要时再由何中方给付。

旁听了一审庭审的何中方前妻刘女士回忆说，一审开庭后，刚进入审判庭内，何中方就高举双手，大呼是办案人员逼着他说向毛绍烈行贿128万元，如不配合就要把他跟艾滋病人关在一起。庭审期间，何中方否认了检察机关的指控，称检方的讯问笔录没有按他的本意记录，歪曲了他说的话，并辩称步行街项目是合法取得及转让，去除前期拆迁款、工程款、水电费等投入资金，转让后纯利润为10万元左右，不可能向毛绍烈行贿128万元。

2013年5月21日，北流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行贿行为“情节特别严重”判处何中方有期徒刑10年。 判决争议的背后

陈何两人均无自首立功情节，且都是以行贿罪判处，但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媒体报道后，引发外界“同案不同判”的猜测和质疑。

1月14日，在北流市人民法院，两起案件的审判长陈世忠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他表示，2012年审理陈纪普案时，对其定罪量刑是依据刑法第389条和第390条的规定，当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形下是行贿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加上陈纪普认罪态度好，非常配合查处，他们就按对被告人有利的司法原则判处此案。而何中方案是2013年判决的，此间最高法出台了关于行贿案件的司法解释，何中方案即依据这一司法解释作出判决。

2012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外公布，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解释，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应当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何中方的辩护律师李春华对此并不认同，他表示，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是《刑法》明文规定的适用原则，当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当事人不利时，不能适用加重当事人惩罚的法律、司法解释，如果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当事人有利，则可以适用。

陈世忠认为，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是指新的司法解释跟旧的司法解释相矛盾冲突时，要采用对被告人有利的司法解释。但此案判决前，并没有这方面旧的司法解释。依据2001年12月7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在李春华看来，争议判决的背后，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2014年12月7日下午，他在玉林市区一家茶楼会见了陈纪普案的代理律师钟家友。李春华从谈话中了解到，当时钟家友为了“把人弄出来，做了不少工作”。在李春华提供的当时的谈话录音中，钟家友表示，主办案人、审判长肯定要找，如果主办案人不是审判长，还要找审判长，此外，分管副院长、院长也要找。“至于如何打点，如果(经济条件)宽裕一点的话，事情就宽裕地办。”“按行规，主办案人、庭长、审判长一般要打点3万～5万元，分管副院长要打点5万元、院长起码10万元。”

对此，钟家友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个案不一样，陈何两起案件没有可比性。对于陈案轻判是不是因为律师给法院做了工作的说法，他表示“没有的事，我不方便说什么”，还没等记者问完便挂掉电话。

对于法院收受当事人好处作出不同判决的说法，陈世忠表示这首先要有证据，如果确实存在这种东西的话，他们有责任向相关部门去反映，去控告。陈世忠认为当事一方抛出这种说法的目的，是为了让媒体炒作，给司法机关压力，达到媒体绑架司法的效果。 办案程序遭律师质疑

一审判决后，何中方向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7月19日，该案二审公开审理。二审期间，检察机关先后于2013年7月29日、10月17日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向法院建议延期审理，法院均于同日决定延期审理;同年8月18日、11月15日，法院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恢复审理。

2013年11月21日，玉林市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北流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北流市人民法院2014年1月13日开庭重审此案。

李春华认为，造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关键之处就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代为保管的128万元好处费，“行贿人”和“受贿人”在庭审中都坚决否认。其次，即使存在这个约定，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也没有认定行贿款已经给付的事实。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表示，刑法最大的特点，是只惩罚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惩罚人的思想。法律要求有严格性、明确性，这种明确性如果不加以羁束，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法律规定行贿受贿，必须有给予和收受，假如没有给予和收受，就构不成行贿受贿犯罪。

2014年5月6日，这两起案件的另一名核心当事人毛绍烈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一案，在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时，毛绍烈对总共37笔受贿指控几乎“供认不讳”，但唯独在何中方128万元的问题上断然否认。他当庭表示，在前期接受调查的过程中，“搞了将近10天”，他最后按办案人员拟定的对128万元好处费“收而未取”的版本交待才得以过关，后来的讯问笔录都是按照最后定的版本交待的。毛绍烈明确说，其实何中方从没跟他说过“这256万元，一人一半”。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表明认识比较到位，而且当时他得了皮肤病，全身奇痒难忍，精神处于崩溃状态。

一名北流法院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毛绍烈案是自治区级的司法机关主抓的大案，作为关键证人，陈纪普的认罪态度较好，对查处毛绍烈受贿罪案件起到很好的印证作用，但何中方在法庭上拒不认罪，对毛绍烈案件的查处、证据的落实是非常不利的。

在何中方案重审期间加入辩护团队的陈光武律师表示，此案涉及公权力是否滥用的问题。他调取证据时发现，北流市看守所的提讯证上记载，2012年4月27日23时40分，何中方被办案人员从看守所提出来“指认现场”，直至4月28日13时10分才送回收监。“检方主要证据之一就是2012年4月28日11时16分～12时40分对何中方做的讯问笔录。前一天半夜提讯他去指认现场，十多个小时外提审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所严厉禁止的‘疲劳审讯’情形，所得到的审讯内容肯定是非法的。”陈光武说。

对于律师的质疑，检方公诉人在庭审时回应说，公诉人所举出的证据均是合法取得的，足以证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截至记者发稿时，何中方案重审和毛绍烈案一审均未宣判。

第二篇：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 未满16岁犯罪一般不判无期

新京报讯“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作出的规定。

司法解释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我国现行刑法第61条的内容是：“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司法解释明确，行为人在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前后均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能依法追究其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在年满18周岁前后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对其年满18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为人在年满18周岁前后实施了同种犯罪行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对年满18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适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剥夺政治权利，解释规定“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犯罪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这一司法解释已于2006年1月23日起施行。

关键词1 “年龄”

年龄无法查明推定不负刑责

司法解释明确，本解释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案件。刑法第17条规定的“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2天起算。

司法解释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查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裁判文书中应当写明被告人出生的年、月、日。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过去的规定是：“年龄没有查清„„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关键词2 “性过错”

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不算犯罪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司法解释第六条界定了这一情形的“罪与非罪”，而过去只是规定“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这一新规会否在无形中助长少年性行为蔓延的势头?一位基层法院法官这样表示：“控制性行为的低龄化趋势，给青少年以正确的引导，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各种社会力量配合。而法院作为司法审判机关，首要考虑的是司法公正，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尤其要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这一新规并无不当。”

关键词3 “赔偿”

赔偿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补齐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规定，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

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判处，并根据犯罪情节，综合考虑其缴纳罚金的能力，确定罚金数额。但罚金的最低数额不得少于500元人民币。对被判处罚金刑的未成年罪犯，其监护人或者其他人自愿代为垫付罚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

司法解释规定，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有个人财产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监护人予以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被告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关键词4 “量刑”

明确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标准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量刑标准予以明确。

司法解释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明确，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9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具有上述规定情形的，一般也不认为是犯罪。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其他未成年人、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关键词6 “盗窃”

盗窃近亲属财物可不算犯罪

“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这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作出的规定。

司法解释同时明确，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根据这件司法解释，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3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3种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这3种情形是：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或者被胁迫;具有其他轻微情节的。

关键词7 “缓刑”

具备监护帮教条件应宣告缓刑

司法解释对未成年犯罪宣告缓刑的具体情形予以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

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时“可以”宣告缓刑的条件，“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司法解释则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量刑时“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初次犯罪;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具备监护、帮教条件。”

关键词8 “假释”

假释比照成年罪犯适度放宽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规定，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6种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

这6种情形是：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已经成年的，对其减刑、假释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第三篇：房某信用卡诈骗案—银行催收因素造成犯罪时间延后至缓刑考验期内应认定为新罪

房某信用卡诈骗案—银行催收因素造成犯罪时间延后至缓刑考验期内应认定为新罪

【裁判要旨】被判处拘役缓刑的罪犯透支信用卡行为发生在前罪判决前，银行催收条件满足于缓刑考验期内，应认定为新罪，撤销缓刑，将前罪判处的拘役与后罪判处的有期徒刑并罚，并分别执行。

【案号】一审：(2012)普刑初字第520号 二审：(2012)沪二中刑终字第634号

【案情】

房某于2007年11月至2009年2月先后向深圳发展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等5家银行申请办理了信用卡，后持卡消费及取现，至2011年5月透支本金共计人民币53967.02元、美元299.57元。房某因恶意透支平安银行信用卡，于2011年7月，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缓刑考验期自2011年7月16日至2012年1月15日止。在该判决前，光大银行、中国银行针对尾号为438

4、0014信用卡的所涉透支本金人民币9714.49元、美元299.57元的欠款两次催收，房某超过3个月仍未归还欠款。在缓刑考验期间，上海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国银行针对尾号为57

58、346

8、5887信用卡的所涉透支本金共计人民币27305.66元的欠款两次催收，房某超过3个月仍未归还欠款。在缓刑考验期结束后，交通银行针对尾号为0429信用卡的所涉透支本金人民币16946.87元的欠款两次催收，房某超过3个月仍未归还欠款。2012年3月21日，房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

【审判】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房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的规定，超过规定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依法应予处罚。被告人房某的恶意透支行为发生在前次判刑之前，属漏罪，且发现本次犯罪时前次判决的缓刑考验期已届满，依法不应撤销缓刑。被告人房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房某退赔了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

(四)项、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之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房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赃款依法予以追缴，发还各被害单位。

判决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一审判决认为房某犯罪属于漏罪，未撤销缓刑，法律适用确有错误，导致量刑不当。理由如下：1.法律已经将“经发卡银行催收拒不归还”作为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2.根据在案证据，房某的上海银行、中国银行及深圳发展银行三张信用卡透支行为虽发生在前次判决前，但两次催收及3个月归还期限届满均发生在缓刑考验期限内。3.房某系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将前后罪并罚。一审判决不当认定漏罪，未撤销缓刑予以并罚，导致量刑偏轻。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抗诉机关提出的抗诉意见，并认为原审法院以房某透支行为发生在前次判决之前为由，将信用卡透支行为发生时间认定为犯罪时间，以漏罪的处罚方式判处，系认定事实错误，致适用法律量刑不当。据此，提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

原审被告人房某上诉提出，原判量刑过重，在前判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已对本案所涉的全部信用卡犯罪作出交代。指定辩护人提出，银行催收方式不应以书面催收为限，上海银行、中国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分别于2010年9月、2010年11月、2011年1月开始电话催收，经两次催收超过3个月不归还的期限均发生于缓刑考验期之前，故原审法院认定房某犯漏罪是正确的，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考虑房某系自首、认罪态度好、积极悔罪、主观恶性不深等情节，对其从轻处罚。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房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的规定，对持有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超过规定期限仍不归还，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房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案发后，房某退赔了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房某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依法应撤销缓刑，将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予以并罚。原判认定房某的恶意透支行为发生在前次判刑之前，属漏罪，且在前次判决的缓刑考验期届满后方被发现，依法不撤销缓刑，属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抗诉机关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见正确。据此，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第一款第

(二)项，和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

(四)项、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一、维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2)普刑初字第520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赃款依法予以追缴，发还各被害单位。

二、撤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2)普刑初字第520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被告人房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房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撤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1)普刑初字第436号刑事判决对房某宣告缓刑6个月的执行部分，连同该判决判处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6个月，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

首先是事实认定问题，有效催收的方式是否以书面形式为限?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书面催收信函来认定有效催收。第二种观点认为，电话催收形式亦有效。

其次是法律适用问题，房某所犯罪行系漏罪，还是新罪?第一种观点认为，房某的恶意透支行为发生在前次判刑之前，属漏罪，且发现本次犯罪时前次判决的缓刑考验期已届满，依法不应撤销缓刑。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房某的恶意透支行为均发生于前次判决前，但应根据法律规定将“经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作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成立的要件，来认定具体成罪时间。房某既存在漏罪，又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还在缓刑考验期届满后再次重新犯罪。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撤销缓刑，予以并罚。

最后，若认定系犯新罪，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撤销缓刑，遂涉及有期徒刑和拘役如何并罚的执行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按吸收原则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采用分别执行的做法。现分析如下：

一、有效催收的事实认定

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银行催收方式多样，一般采用短信、电话催收、向户籍地或持卡人预留的其他地址发催收信以及上门催收等。持卡人恶意透支后往往采取各种方式逃避银行催收，拒接银行电话、更换手机号码或拒收催收信函。司法实践中，对于有效催收的事实如何认定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催收信函记载了透支信用卡的卡号、欠款金额、催收日期等详细信息，可直接证实催收的内容。而银行电话催收记录有其单方面性，且电话无录音或其他证据佐证，难以采信。银行提供催收信函，只要证明根据持卡人所留的地址实施过催收行为，则不论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持卡人收悉(如挂号信回执、持卡人短信回复)等，均应视为银行尽到催收义务，该催收均为有效催收。否则，将不公平地增加银行的催收义务。

另一种意见认为，银行信函催收还是电话催收，都是催收方式之一，不论形式如何，均需要其他证据的印证，即查证属实的，方能认定为有效催收。对于银行向持卡人寄送的书面催收函，实践中可能存在持卡人长期在外地工作，同住人签收信件后未转交给持卡人等情况，因此，仅凭银行提供的催收信函存根及挂号信记录仍无法证实持卡人确已收悉，按照有利被告人的原则不能确认该催收的法律效力。银行必须证明催收已经及于持卡人本人，否则会不合理地加重持卡人的刑事责任。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原则上银行应当证明其催收内容、催收已及于持卡人本人，否则不能认定催收的效力。这种证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由持卡人在催收函回执上签字认可，或者有电话录音的印证。信函催收的，如果持卡人外出，则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也可以视为持卡人签收，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持卡人反证。如果持卡人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其确实没有收到催收函，比如其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长期在外未归，确没有收到家属签收的催收函，则催收不发生效力。实践中，被告人对当庭质证的催收记录不提出异议的，法院对催收的有效性予以认可。若被告人庭审中提出异议，则需要具体分析。如果持卡人透支以后故意更换住址、电话号码逃避银行催收的，则只要银行有证据证明按照信用卡协议约定的持卡人地址寄送了催收函或者拨打过电话，即可认定催收的效力。否则，银行单方面提供的催收记录，无法独立证实有效催收。

二、房某所犯罪行系漏罪还是新罪

一种意见认为，房某的恶意透支行为均发生在前次判刑之前，属漏罪，不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具体理由如下：1.“经两次催收超过3个月不还”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对被告人非法占有主观故意的推定要件，在确定被告人有非法占有故意的情况下，被告人实际犯罪的时间仍是其恶意透支的时间，此时犯罪已经处于既遂状态。如果将“经银行两次催收超过三个月不还”机械理解为确认犯罪时间节点的要件，则会使犯罪时间因银行的催收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对犯罪的认定和追究。2.房某实际持卡透支消费及取现的时间均在2011年3月之前，此时，房某实施恶意透支的行为已经完成，非法占有银行资产的行为处于既遂状态，因此，被告人房某实施犯罪的时间节点应确定在2011年3月前，即前次判刑之前，不属于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的情形，应认定为漏罪予以处罚。3.“经银行两次催收超过3个月不还”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实际生活中对恶意透支信用卡的打击面过大而增加的限制要件，不能因为存在该限制要件，而在银行怠于催收的情况下造成犯罪时间延后，最终形成对被告人不利的后果。特别在涉及撤销缓刑等情节时，若因银行方面的原因将成罪时间延后至缓刑考验期内，造成被告人犯新罪并撤销缓刑、数罪并罚的后果，有失公允。

另一种意见认为，房某犯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罪要件满足于缓刑考验期内，故房某所犯罪行系新罪，应当撤销缓刑，予以并罚。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结合本案事实，房某在前罪判决宣告前有漏罪，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同时缓刑考验期后又再犯罪。根据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应撤销缓刑，将本案所犯之罪作出判罚，再与前判刑罚予以并罚。具体理由如下：

1.从法条理解看，非法占有目的和经催收不还是认定恶意透支的两个必须同时具备的要件。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碍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

(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从上述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看，非法占有为目的和经催收不还之间用了一个连接词“并且”，表明法律规定要求二者同时具备，持卡人才构成恶意透支，其中经催收不还是恶意透支的法定构成要件之一，不能缺少。

从法条规定行文内容看，专门有一款规定了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故意的6种情形，其中并不包括经催收不还。可见，经催收不还与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两个并重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构成要件，而不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推定条件。

2.从行为特征看，仅有透支行为尚不构成完整的信用卡诈骗行为。

透支行为发生时，行为人是否归还欠款尚属于不确定状态，只有在具备“经催收不还”这一刑法上的不作为行为，才能完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如果按原审法院透支行为完成即成罪的观点来理解，那两次催收后3个月内归还欠款就属于退赃行为，这无疑与现行法律规定相矛盾。至于房某辩称，前判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其已交代了本案所涉犯罪事实。经查，当时相关信用卡的透支、催缴情况尚未达到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罪条件，是否构成犯罪处于不确定状态，故公安机关未予立案一并处理是正确的。但此后房某仍然经催收不还，以致在缓刑考验期内达到成罪条件而再次构成同种犯罪。

3.银行催收因素造成犯罪时间延后所引起的后果，亦是被告人经催收不还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本案中，房某的透支行为均发生于前罪判决前，但因银行催收方面的原因使其中三节的犯罪成罪时间延后至缓刑考验期内，从而造成犯新罪并撤销缓刑、数罪并罚的后果。虽然就房某本人而言，相对于漏罪的处罚，这样的结果对其不利，但银行催收时间的延后，客观上也给了他更宽裕的时间来归还信用卡欠款。房某消极对抗银行催收，拒不归还欠款，其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三、有期徒刑和拘役如何进行并罚

原审被告人房某因前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撤销缓刑后，涉及有期徒刑和拘役如何并罚的问题。

1988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被判处拘役缓刑的罪犯在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应如何执行的电话答复》提出，应对新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再执行前罪判处的拘役。

200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曾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徐卫东盗窃抗诉一案答复：“刑法第第六十九条对不同刑种如何数罪并罚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对于被告人在拘役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应如何并罚问题，你院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个案处理。就本案而言，同意你院的倾向性意见，即可以只执行有期徒刑，拘役不再执行。”

201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刑法修正案(八)〉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中则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同时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情形，采取分别执行的做法。由于尚无新的司法解释对此类情形的并罚作出新的不同规定，今后遇到对被告人所犯数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案件，还是应参照指导文件确定的原则，先执行有期徒刑，再执行拘役和管制，三者之间不宜进行折抵。

由于没有司法解释对有期徒刑和拘役如何并罚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个案处理仍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房某前次信用卡诈骗犯罪数额是2万余元，后次同种罪行犯罪数额是5.3万余元，合计7万余元，如果同案处理的话，考虑自首、部分退赃等情节，可判处有期徒刑2年。故本案采用分别执行的做法，在实体判罚方面更为妥当。

文/陈姣莹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四篇：面试结束后再做五件事

咨询：我已经大学毕业半年了，但是目前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经历过很多次求职和面试之后，我发现每次面试之后我都很迷茫，有人建议我面试之后应该再打电话给考官，问问自己的成绩怎样。可是有时候我又没有胆量，真不知道面试之后我到底应该做点什么。

专家指导：在求职的过程中，许多求职者

只留意面试时的礼仪，注重面试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却忽略了面试后的善后工作。

针对这些，建议求职者在面试之后，再做五件事。

写感谢信：这样做是希望能加深求职者在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心目中的印象，增加求职成功的可能性，感谢信的开头最好提到自己的姓名及简单情况以及面试的时间，并且对招聘人员表示感谢。

不打听结果：一般情况下，招聘单位最后确定录用人选可能需要三五天时间，求职者在这段时间内一定要耐心等候消息，不要过早打听面试结果，因为过于频繁地打听结果难免会引起用人单位的反感，并且给人经不起大事，沉不住气的感觉。

收拾心情：如果同时向几家公司求职，在一次面试结束后，就要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情，全身心投入应付第二家单位的面试，别因为先前的面试耽误了其他机会。

查询结果：一般来说，如果求职者在面试的两周后，或主考官许诺的时间到来时还没有收到对方的答复时，就应该写信或打电话给招聘单位，询问面试结果了，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闻不问，就会给人不重视这次面试的感觉，相反如果你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很有可能就会获得惊喜。

做好再冲刺的准备：如果在竞争中失败了，千万不要气馁，关键是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并针对这些不足重新做准备，以谋求“东山再起”。

来源：新华网

第五篇：三十秒后再挂掉情感美文

我在一家大型医药公司的销售部工作，王经理是我们部门的领头人，他来自偏远的农村，在城里打拼了好些年，从一个打工族到开上宝马的白领，非常不易。王经理薪水高，整天忙得像个陀螺，经常加班。最近王经理购买的车险要到期了，每天他都会接到各家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车险推销电话。面对推销电话，他会用上十几秒钟倾听保险业务员讲解，然后再找出各种理由婉转地回绝对方。王经理总是礼貌地说：“对不起，我已经在别的保险公司购买了车险，如果有机会，希望我们下次合作，祝你生活愉快。”

那天我和王经理一起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由于路上堵车，我们赶到客户下榻的酒店门口时，离双方约定的时间只有不到十分钟了。诚信是做生意的基础，我和王经理都加快了走路的步伐，我们一定要准时和客户见面。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按下手机的接听键，手机里传来一个热情的男中音：“先生您好，我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您近期有购买保险的计划吗?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新的保险产品……”我现在急着要见客户，哪里有心思听电话推销，没等他说完话，我就不客气地挂了电话。王经理不禁问我：“你怎么没说话就挂了人家的电话?”“这是保险公司的推销电话，对我没有用处。”我轻描淡写地说。“如果你以后再接到这样的推销电话，不要一句话都不说就挂掉好吗?你完全可以找个适当的理由婉拒人家啊!”王经理对我说。“这个电话只会耽误我的时间，为什么不及时挂掉呢?”我不解地问。“这是对电话营销人员最基本的尊重，当初我到这座城市时，最开始也是从电话营销做起的，这份工作非常辛苦，每天要不停地打电话，一天下来嗓子疼痛发干非常难受，客户没等我们把话说完就挂断电话是常有的事，有的客户甚至对我们出言不逊，我们也只能忍受。如果你刚才能客气地拒绝电话业务员的推销，然后再挂掉电话，最多用去你三十秒的时间，至少能避免对人家内心一次小小的伤害。”王经理动情地说。

我感到羞愧万分，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帮助我们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但至少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多为他人想一想，尽量不去伤害别人，这也算是细微处的善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