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高贵心灵

第一篇：困境中的高贵心灵

走出心灵的困境,比走出家门更重要(修)

走出心灵的困境，比走出家门更重要 —把快乐带给别人的“快乐鸟”

尊敬的各位领导，姐妹们 ：大家上午好! 三月的蓓蕾绽放早春第一抹殷红，女性的诗行演绎着奋进的感动，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首先我很荣幸的站在这华丽的大舞台上，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此刻，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与大家欢聚在这里，共同庆祝我们女性的节日‚三八‛妇女节。借此机会，我向在座的女性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衷心祝愿你们节日愉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我叫郭强，网名‚快乐鸟‛，我的性格标签是，开朗乐观、纯朴、自强、热情、大方。我有多重身份，一名残疾人，还是一名残疾人工作者，同时也是一名义工。

目前，株洲市有残疾人24.5万人，芦淞区就有1.8万残疾人，相当于每12个人中有1个残疾人。这个特殊的群体，亟需得到更多的理解、尊重、关心和帮助。随着株洲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障残疾人的权利、尊重残疾人的价值，发挥残疾人的潜能，为残疾人打造和谐、幸福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为构建和谐株洲、文明株洲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根据我们对株洲残疾人生活现状的调查，他们在生活、教育、就业、婚姻等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有些问题还很突出。如有很多残疾朋友的生活没有达到温饱水平，治疗康复更无从谈起。其次，在社会就业、社会关爱等方面，还很欠缺。其中，残疾人就业、融入社会等问题尤为突出。

1995年，德国学者梅思娜曾撰文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大街上见到残疾人，就说明残疾人事业有了发展。‛这也不由让我想到了市委原副书记夏文星同志在株洲市第四届残疾人代表大会上讲的话。他说‚尊重残疾人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在关爱残疾人方面，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这才是文明城市。‛他还在说话中谈到：‚我在国外街上看到最多的，一是国旗，二是残疾人的基础设施。我们建设文明城市，就是要关爱残疾人。‛是啊，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对于残疾朋友来说不仅需要勇气，重要的是心灵的开放。残疾人不仅需要物质的帮助，更需要心灵的沟通。我想，走出心灵的困境，比走出家门更重要，只有心灵的完全敞开，才能融入社会。让我的快乐与坚强，告诉大家人残疾不要紧，最主要的就是心不要残疾了。残疾人的快乐是沙土里孵出的嫩芽，大家看到了是一抹绿，却未知沙土里掩盖的是多少辛酸的物事……无声胜有声，无足心上行，无光日月辉。 落寞的童年，尝尽艰辛

我的老家，在益阳一个小山村里。出生不久后，我被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因为治疗不及时，导致只有正常人的腰部高，且后背畸形，虽然如此，但我喜欢以‚快乐鸟‛自称，并一直在寻求着自己想要的快乐。

小时候，因为离家最近的学校要翻几座山才能到，父母怕我身体吃不消。直到84年跟随父母来到株洲定居后，那一年，我12岁，读小学一年级。我终于走进了校门，虽然学校很勉强的收了我，虽然老师把矮小的我安排在最后一排，虽然开始我还只是一个编外生，但我依然很快乐。

然而，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家庭等多方原因，我初中毕业后，没能继续我的高中、大学梦想。那时的我，只能成天待在家里看看书、写写文章、

打打毛线衣。在这段时间里，我自卑过，彷徨过、失落过，我总是想，为什么我的命运会是这样?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无言以对，只有在煎熬中成长。慢慢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必须承认事实、接受事实。

所幸，失落和彷徨没有打倒我，骨子里的坚强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我不要做‚灰暗和空虚‛的失败者，我要做‚勤奋、快乐‛的坚强人。我并没有被命运所屈服，开始了自学历程，并于2008年通过了成人高考，考入武汉理工大学法律系并顺利毕业。

就业带来契机，让我重获信心

皇天不负苦心人，2005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应聘到社区，成了一名最基层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自从来到社区工作之后，我以饱满的热情和信心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发扬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勇于开拓的精神，不记得失，我把这份工作当做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契机，用一颗灼热的心时时温暖着残疾人的心，用行动让残疾人朋友看到了重生的曙光。

在社区工作期间，我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主动为同事分担工作。我能够切身的体会到残疾人面临的困难和内心的感受。我总是尽可能的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积极为众多残疾朋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或者帮助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因为我的热情友好，待人耐心，来社区办事的人都喜欢找我。在工作上能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自动化能熟练自如的使用。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残疾人生活保障、康复、教育、就业、维权、志愿者助残等工作，为残疾人提供‚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 饮水思源，热心助残

‚残疾人更懂残疾人。你对他一点点的好，他便会加倍回报。‛在我的热心帮助下，许多残疾朋友在逆境中学会坚强，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残疾人不仅需要物质的帮助，更需要心灵的沟通。

社区有一个智残朋友，今年29岁了，有一次，他母亲带他去喝喜酒，看到别人结婚生子，心生羡慕。回到家后，他就对母亲发脾气，并大声叫喊：‚我要结婚，要成家，要工作……‛随后，抓住妈妈的头发直往墙上撞。遭受毒打的妈妈，看见陷入癫狂中的儿子毫无办法，两次报警都没有解决问题。 后来，他的妈妈求助于我，我当即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在电话里，我们聊起了家常，聊起了自己在人生中的种种不幸，更聊起了我在人生中的快乐和坚强。慢慢的，电话那头的语气平息了下来……唤醒了他对母亲的感激和理解。

2008年的一次大型联谊活动中，有一位身患小儿麻痹症的男子，已经有五年的时间没敢走出家门了，他很自卑，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家门，参加扶残活动。当天，男子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希望有个像你这样的人，牵着我的手，这样，我才不会害怕摔跤。‛

这句话，激起我投身助残事业的决心。那一刻，我的内心很不是滋味，但又有着从未有过的笃定。我当时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助残生涯，勇往直前的走下去，去关心、去爱护更多的残疾朋友。‚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将我的助残生涯走下去。我的力量虽然小，但是大家的力量集在一起，就是合力无限了。‛

2010年，我在株洲各大网论坛‚关注株洲‛版块发表了名为‚一封公开信：残疾人免费搭乘城市公共汽车的政策要暂缓到何时?‛和‚残疾证不

是用来丢的‛帖子，为残疾朋友争取免费乘公交的合法权益，得到网友们的大力支持，也引起了市政府的关注。半个月后，市政府召开协调会，决定从2011年元月1日起，在市内全面实施‚残疾人凭证免费乘坐城市公共汽车‛的规定。

家住芦淞区曲尺乡的陈友钢种了多年的西瓜，2011年，‚大棚西瓜‛成了媒体集中曝光的毒物，6000斤‚纯绿色‛西瓜，卖了

3、4天，也只卖出去几百斤。于是，我就在各大论坛上发帖请大家帮一位残疾小伙卖西瓜，第二天，同城媒体齐发报道呼吁市民关注陈友钢和他的滞销西瓜，2天内，陈友钢的西瓜售空。一心想勤劳致富的他去年组建了一个名叫‚志不残‛的养殖业合作社，开始饲养黑山羊，雇佣的员工，50%以上都是残疾朋友。陈友钢说，我当时在网上发帖可能只是举手之劳，可他却一直记得，并决心要用实际行动，去帮助更多的残疾朋友。

在每年的助残日、爱耳日、中秋节等节日，区残联都会组织残疾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如慰问残友，举办各类助残服务活动，为残疾人援助辅助器具……2010年助残日活动中以‚感恩、和谐、温馨‛为主题举行了‚潇湘春暖‛大型残健联谊会，献上一场由我跟几个残疾朋友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水玲珑》。2009年5月在我的努力下，组建了义工志愿者助残协会，2012年5月在芦淞区民政局等部门的帮助下，该协会正式注册为株洲市芦淞区‚橄榄枝‛助残志愿者协会，帮助弱势群体解决教育、就业、康复等方面问题。这是株洲市第一个注册助残协会，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296名志愿者。从2008年起，就开展各类助残志愿服务活动300多次，累积志愿服务1500余小时，其中参与人数在50人以上的大型及特大

型活动共50余次。开展‚一助一‛志愿服务150多对，直接帮助残疾人上千次。

2008年5月1日注册义工，株洲现有各类义工团体5个，我便加入其中的3个。为了获得第一手残疾人资料和亲近残疾朋友，我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利用下班和周末时间，已走访80多户残疾人家庭，在我的文件袋里，备有4本笔记本，专门用来记录每个走访过的残疾朋友的需求及现状，每看一次特困残疾人家庭，不但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次震憾。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服务残疾人朋友……帮助残疾朋友在平凡的生活中一次次创造人生的价值、体会生命的真谛，感受到了不平凡的快乐!得知我是义务做这一切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难道你是傻子吗?‛对此，我对他们解释是‚残疾人更能理解残疾人，我只是想多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需要。‛

残联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

2011年4月，我到区残联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残联的精心指导下，认真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按照‚突出重点，打造亮点，塑造特点，攻克难点‛的要求，以残疾人‚两个体系‛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组宣、康复、教育、培训、就业、扶贫、维权等工作。召开了大规模、高规格的全区残疾人代表大会。目前全区7个街道、4个乡(镇)均成立了村(社区)基层残协组织，共配备了101名残协专职委员(其中46名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签订了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成立法律救助站，并被批准为省级救助站。利用‚助残日‛、‚爱耳日‛、‚盲人节‛、‚残疾人日‛等重大节日开展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助残志愿服务活动。第二十二个‚全国助残日‛协同市图书馆、区团委、区文体局、株洲市爱心义工

团队到大京残梅村、‚和谐家园‛开展‚送图书‛、‚送温暖‛活动，共捐赠图书3000余册，发放生活物资、送慰问金等。

扎实开展康复服务。积极开展0-6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作的宣传、组织筛查工作。我区共有精神病人906人，占总人数的4‰。其中：重症精神病人达470多人，他们病重家贫，无力为己康复，有的连整个家庭都陷入特困之中，无钱就医。区残联经走访调查，摸清情况后，为300多名贫困重症精神病患者实行免费服药，为部分贫困重症精神病患者实行住院治疗。为100多名残疾人进行了辅具适配。辅具适配工作得到省、市的大力支持和好评，我区已被列为全省辅具适配工作试点区，力争成为示范区。与民政局等部门协调为15户特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改造，为37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抓服务保维稳，办理残疾人爱心公交乘车卡1000余张，为795名重度残疾人申请重残补助，城区60元/月，农村40元/月补贴。抓教育培训，提高残疾朋友改善生活的技能。举办了各种有针对性残疾人技能培训，通过这些培训，残疾人的创业能力显著增强。 鼓励残疾人和女性发扬“四自”精神

鼓励残疾人和女性发扬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做到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一要自尊。尊重自己的价值，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妄自菲薄，自轻自贱，也不容别人歧视、侮辱自己。二要自信。树立自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同其他人一样参与社会生活，创造社会财富，为社会做出贡献，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要自强。要乐观进取、积极向上，超越人生的种种不幸，努力磨炼意志，顽强拼搏，同各种困难做斗争，做生活的强者。四要自立。要靠自己的劳动和奋斗实现

自食其力，而不是依赖他人生活，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克服自卑感和依赖心理，进一步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

人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得到你的帮助，你会感到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呀!请不要抱怨生活给予太多的磨难，有些人抱怨对社会的不满，心里的不平衡，有些人虽然是一个健全人，可他的心是残疾的,这样的人生活一定是空虚的,黑暗的……

我听过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因为她没鞋子穿，很是难过，当她抬头看见有个人没有脚时，她一下觉得自己没有鞋穿就不算什么呢?这个故事并不是就是事论事，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也就是说，你有不如意，别人也许还有更多更不如意的事。

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心情。快乐的心,让一切不平凡,让大家懂得，心灵的快乐会使人受益一生。我始终坚信哪怕是一棵受伤的树,也会献出一片绿荫;即使是一朵残缺的花,也散发出全部芬芳。

我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我有乐观的人生，我将在快乐中生活，在坚强中奋进。我始终坚信脚下的人生之路自己走,在困难中学会微笑,在逆境中学会坚强,让别人去说吧……我最喜欢的歌是《隐形的翅膀》，‚我觉得我也有双翅膀，虽然飞不高，但是能把快乐带给别人，把残疾朋友带进社会，这也是我网名叫‘快乐鸟’的原因。‛我更希望志愿者们能够成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的一股正能量，打造一个亮点，闪耀整个株洲。

第二篇：作文指导：困境中的自信

1困境中的自信,是一盏灯;困难中的援助，是一战灯;困惑中的指点，是一盏灯;困扰中的解围，是一盏灯;困苦中的坚持，是一盏灯„„

点亮一盏灯，为自己，自己将因此而获得新生;点亮一盏灯，为别人，他人将由此而心怀感恩;点亮一盏灯，为世界，世界从此变得绚烂多姿„„

请以“点亮一盏灯”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要有自己的体验和感悟，不得抄袭;文体自选(诗歌除外);不得少于600字;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和人名;书写要正确、规范、美观。

2话题：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和门打交道。门，有有形的，如校门、家门、房门;有无形的，如科学之门、心灵之门。门里门外门前门后不知发生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出现过多少杰出的人物„„

请以以上的材料为话题，写一篇文章，除诗歌以外，文体不限，自拟题目，不少于700字。

审题：“门”这个话题常写常新。门可以是一个起点，可以是一个界限，也可以是一个终点;门可以是一次跨越，也可以是一次升华，一次腾飞。

(一) 具体的门

如：家门、方便(阅览室等)之门、教室门、后门、玄武门等、国门、木门、玻璃门、铁门、有形门的变迁、守球之门等.门有门的文化，门上改名，门上涂漆，贴门神、门镜、门符、辟邪物、对联和匾额，门前有看门者与守关人„„

(二)抽象的门

如：文学之门、自然之门、历史之门、生活之门、心(灵)之门、沟通之门、理解之门、宽容之门、诚信之门、友谊之门、亲情之门、爱的小门、情感之门、无形的门、17岁的这扇门、成长之门、逆境之门、幸福之门、新旧思想之门、关键之门、改变着的门、思念的门、理想之门、真理之门、和平之门、科学之门、书的大门、故事之门、公平的门、成功之门、胜利之门、人生之门、生命之门、等

(三)门里一个世界，门外一片天空。许多故事关在门内，许多故事从门外传来。门前门后的声音、眼睛、动作、身影等，这每一扇门都有无限的感动与内涵，用心去挖掘，我们会得到很多。

第三篇：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生活中的应用

囚徒困境最早出现在1950年，由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Albert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2年。

如同博弈论的其他例证，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参与者某一策略所得利益，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策略要低的话，此策略称为“严格劣势”，理性的参与者绝不会选择。另外，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干预个人决策，参与者可完全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策略。

囚徒到底应该选择哪一项策略，才能将自己个人的刑期缩至最短?两名囚徒由于隔绝监禁，并不知道对方选择;而即使他们能交谈，还是未必能够尽信对方不会反口。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背叛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低。试设想困境中两名理性囚徒会如何作出选择：

(1)若对方沉默、背叛会让我获释，所以会选择背叛。

(2)若对方背叛指控我，我也要指控对方才能得到较低的刑期，所以也是会选择背叛。

二人面对的情况一样，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选择背叛。背叛是两种策略之中的支配性策略。因此，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纳什均衡，就是双方参与者都背叛对方，结果二人同样服刑2年。

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显然不是顾及团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以全体利益而言，如果两个参与者都合作保持沉默，两人都只会被判刑半年，总体利益更高，结果也比两人背叛对方、判刑2年的情况较佳。但根据以上假设，二人均为理性的个人，且只追求自己个人利益。均衡状况会是两个囚徒都选择背叛，结果二人判决均比合作为高，总体利益较合作为低。这就是“困境”所在。例子漂亮地证明了：非零和博弈中，帕累托最优和纳什均衡是相冲突的。

一，囚徒困境之于异地恋

异地恋成功率很低，如果一个事件大量发生，那么我们视之为一个大概率事件，不是偶发事件，或者就可以叫一种现象。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是感情问题，但是感情问题是感性问题，感性问题不足以解释现象，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来解释。 那么异地恋同样可以视为一组囚徒困境

假设一：分开两地(距离较远)的情侣视为甲、乙两人 假设二：甲乙两个都是经济人

假设三：甲乙两个人由于分开两地无法完全了解对方的选择，即信息具有不透明性

甲乙的两个选择：坚守、放弃

选择A：若甲乙都选择不顾时间长短和地理的距离，都选择坚守，那么甲乙情侣关系维持，之前的时间和异地造成的机会成本没有浪费，对甲乙来说得利最大

选择B、C：若某一方率先选择放弃，找到新欢再抛弃另一方，那么这一方的机会成本会为新的得利(找到新欢)的得利收获所弥补，但另一方在这组博弈中得利为0，之前投入的机会成本全部变为沉没成本。

选择D：若两方同时选择放弃，那么两方的机会成本都变为沉没成本。

在四组选择中，A选择似乎是对两人的最优选，但是由于假设条件的存在，信息的不透明性会导致甲乙选择的结果大多不会是A，由于担心对方选择放弃，导致自己的机会成本变为沉没成本，在面临优选的时候，甲乙很容易形成选择BCD的局面。

在这个博弈中有两个变量，就是分开的地理位置的长短以及分开的时间的长短，这两个变量直接影响了最后的选择，时间、距离越长，造成BCD的局面的可能性也更加大。

实际上在囚徒困境中，双方互不背叛的得利比互相背叛的大，但是由于利己性的存在，两个一般都选择互相背叛。如果一方选择背叛另一方，而另一方不变，那么背叛方就得利了，而坚守的一方损失了。也就是说，是如果保持静态均衡，就是两个人同样不选择背叛对方，那么均衡就可以保持。如果一方先打破均衡，那么他就是得益方，而另一方就是受害方。假设人是利己的，那么两个人都有可能趋向于背叛对方。

博弈论的结论如何是根据概率而来的，要么就是一般性的结果。概率是根据大量观察实验做出的，很多“特殊”情况就被忽略了。

第四篇：山东：夫妻分居离婚在司法中的困境

现行《婚姻法》第32条第3款第4项规定，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可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中，也作出了相关的解释规定，即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3年，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离婚。但在现实的离婚诉讼中，主张有分居事实的一方则很难举出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已分居的事实，而且人民法院也很难认定分居的事实存在。以分居为事由的离婚案件，一直以来是法院审判实务中困区。

夫妻分居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分居，又称别居(Separation)，是一种法律行为，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因感情不和，一方或双方提出分开生活，停止性生活，经济分开，互不关心帮助，从而不再履行夫妻间某些特定义务但并不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的行为。其特点表现为：一是由夫妻感情不和而引起。在现实生活中，造成感情不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有：因性格的差异，脾气的不和，或在生活中对事务的处理方式、方法不同，长期一来造成相互反感所引起的感情不和，或因家庭事务发生矛盾，而又无法沟通、调和而导致的感情不和，或因一方有过错，而另一方不予谅解引起的感情不和等。二是由夫妻一方或双方提出的。三是夫妻双方之间不再履行某些特定义务。婚姻是为一定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夫妻关系。由于我国的现行的婚姻法调整的不仅仅是婚姻关系，同时还调整家庭关系，其第4条明确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即在正常的婚姻家庭中，应当遵守的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和义务。这里家庭成员之间的主体范围比较大，不仅包括夫妻，还有子女、子孙、父母、兄弟姐妹等，其内容十分丰富。在现实的生活中，虽然夫妻之间发生矛盾，感情上出现裂痕，但是，在没有解除婚姻关系之前，人们对夫妻之间及家庭之间应尽的义务或应承担的责任都具有明确的、清醒的认识，虽然因感情不合造成分居，但并不影响双方对家庭或对对方应尽的一些法律上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在夫妻双方分居期间，真正不再履行的义务，实质上主要是指夫妻之间不再有性的结合，经济上不再合作，生活上不再互相关心、互相扶助。四是并不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夫妻感情不和分居并不当然地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其双方之间及对家庭成员之间应尽的义务或应承担的责任还是存在的。

现行法律规定关于“夫妻分居”存在的问题及误区

现行有关分居的法律规定，只承认分居的事实与结果，但对如何确认分居，对因分居而

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如如何实现分居或结束分居、分居后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财产处理问题、子女抚养问题，对是否受理协议分居的起诉等程序性问题均未予以规定，所以在我国婚姻立法上，并没有确立分居权的法律地位，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分居的相关问题缺乏法律依据，在审判实务过程中，也一直处于困境，尤其是举证问题，是目前最大的困难，依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处理，作为女方是很难举证的，如男方一边的亲戚、邻居是不愿意作证的，而且法官也不能仅依女方一边的亲戚、邻居的证言就认定分居事实。

在现实中，分居现象普遍多，有当事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夫妻双方分开居住，即不在一起共同生活，互不往来，互不联系，不再发生各项义务，满两年，就想当然地认为法院应该判决离婚。也有些法官在审理离婚案件中简单地将一方单位开具的分居证明作为分居的事实依据。这些都是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带来的错误认识。法院在审理以分居为理由的离婚案件，应当注意三个前提条件：

1、分居的原因必须是夫妻感情不和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如工作、学习、户口、住房拥挤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分居;

2、分居时间必须是不间断的满二年;

3、夫妻关系确无和好可能，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并经调解和好无效。再从分居形式看，因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和造成分居的现象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分室居住，有的是在外借房、租房分开居住，有的是出外打工分开居住等。一般来说，对于一方离家分居的，是可认定分居，但分室居住就很难去认定是否分居，而且，分居后双方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还需进一步的判断，如有的夫妻并非单独成立小家庭，而是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生活，虽然由于两人的感情出现危机而造成分居现象，但不影响其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仍然能够做到敬老爱幼，互相帮助，这都可能挽回夫妻感情。一些法官以单位开具的分居证明来作为分居的事实依据，是缺乏法律的依据，而且也可能与事实不符，是否同居涉及个人隐私问题，单位是难以作证的。所以判断是否分居不能简单地审查是否共同居住，是否履行了以性生活为内容的同居义务等，而应多方面地去考虑，从而暴露出现行的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之处。

夫妻分居在司法实践中困境的出路及国内现行的一些做法

夫妻分居，在离婚案件中暴露的问题，引起司法界的关注，不少人提出要学习国外立法的做法，进行夫妻分居立法，明确分居权，建立分居制度，笔者赞同此观点，认为具有可行性，在目前，离婚案件繁多的情况下，建立分居制度可以缓解法院的受案压力，而且可以缓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进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夫妻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规范与保护，也有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在离婚诉讼中，也便于当事人举证，有助于法官对分居事实的认定。

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由于法律没有分居制度规定，为解决离婚率高居不下问题，进行了创新，搞“试验离婚”，如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人民法院就推出这一制度，就是夫

妻双方在法官公信力的影响下，自愿达成暂时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承诺，通过夫妻双方体验离婚后的生活情境并理性思考后再决定是否离婚的一种制度。据说自制度推出后，7起离婚案中有6对夫妻和好。这其实就是司法机关对当事人采取的分居裁决，当然它仅仅解决双方同居义务的中断问题，其他问题不涉及。这是分居法律制度的缺乏导致司法实践的“创新”。在山西、广州等地民间已经开始实行夫妻之间签订婚内分居协议了，已具有可操作性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http://

第五篇：吴兴智：中国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困境和路

径选择

2010年11月29日09:56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 作者：吴兴智 浏览：

【摘要：目前，协商民主已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与实践，它为乡村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和启示，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其实质是要由“民主”走向“协商”，从而追求更真实的民主;而我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思路应是如何由“协商”走向“民主”，从而追求更有效的民主治理，具体则可从主体性路径、结构性路径以及体制性路径等不同层面推进。】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不同主体间价值观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在广袤的中国乡村地区，如何在多元利益间达成妥协与平衡从而促进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始终是中国乡村治理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deliberativedemocracy)试图通过理性的社会交往模式来应对社会多元化的现实，它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我国乡村治理中对探寻有效的政府与公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因此，自20世纪末协商民主被引介入我国以后，其迅即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并在一些乡村治理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实践。

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的话语模式”，协商民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公共治理过程中，通过对话、交流、讨论等公共协商程序，自由地表达意见并倾听不同的观点从而做出合理的选择。协商民主理论无疑是过去的近30年时间里西方政治思想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成果之一。但是，当协商民主被移植入中国乡村治理后，这种协商治理模式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中国乡村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却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论题。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协商民主与中国乡村治理的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协商民主究竟能够给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一、当前中国乡村协商式治理实践

(一)中国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践模式。毋庸置疑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确已显现出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中国存在协商民主的适用性条件。

[1](p40)特别是近年来，在理论工作者给予协商民主以大量关注的同时，众多基层实践者亦表达出对协商民主的浓厚兴趣。因此，在学者的推动与政府创新冲动的合力作用下，以协商民主为载体的乡村协商治理实践活动能够在众多的乡村地区中迅速铺开。依据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公民参与方式的不同以及这种参与活动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实践大体可以分为咨议质询式、民意测验式和民主审议式三种模式。

1.咨议质询式模式。

咨议质询式的协商民主实践模式主要指那些以公民自愿和自由参与为主要参与形式、以公民与乡村权威机构间的自由意见交流为主要协商机制的创新实践活动。目前，这种咨议质询式的具体协商活动主要有村民访谈日活动、咨询会、官民网络对话、“民主日”活动、民主听证会、民主论坛、民情沟通日活动以及部分地区的民主恳谈会等等，同时，一些乡村地区注重创造性地发挥基金会、共青团、妇联、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群众团体在乡村公共事务协商式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把它们培育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联系纽带。由于这些实践活动多为体制边缘性的创新形式，其主要承担着咨询、议论、质疑以及询问等信息交流功能，因而这种实践模式体现出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效力上的不确定性两个主要特征。总的说来，在我国乡村治理中，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协商民主实践方式，其具体的协商活动程序、参与者的选择、协商内容的确定等在各地都不尽相同。

2.民意测验式模式。

在协商民主中，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类外界因素的干扰作用，确保参与者的平等性、公正性和代表性从而获取最为真实的民意，这是学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为此，有学者借鉴美国学者Fishkin所提出的“协商民意测验”模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开展了民意测验式协商民主实践活动，其中尤以温岭市泽国镇自2005年以来开展的参与式重大公共事务决策的协商民主恳谈为代表。这种实践模式的最主要特征为民意代表选择方式的科学性，即所有民意代表全部由按一定比例随机抽样产生，并对协商程序进行精细化安排———两个回合的小组和大会讨论———以寻求更真实的民意表达。在小组讨论中，采用中立的主持人制度，同时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引入定量科学统计方法。但是，由于需要支付给参与者以一定的经济补偿，故协商民意测验方法的花费可能会较大;另外，两次民意调查问卷的制作和分析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的参与，以保证可靠、中立和科学。[2]

3.民主审议式模式。

在一些乡村地区中，为了强化协商民主实践的政治功效和对既有乡村政治体制进行协商式改进，许多游离于体制外的协商民主形式被正式引入到现行乡村政治体制内，与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等相结合，从而进入乡村体制内部并具有了正式审议政府工作或村委会工作的功能，为此笔者将其称为“民主审议式模式”。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主要有温岭的部分乡镇将民主恳谈与乡镇人大的财政预算审查相结合的人大预算审查改革、台州市玉环县的村级民主评议会、浙江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等。与前两种模式相比，在民主审议式模式中，公民参与明显更加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公民协商讨论也有了更深刻的现实影响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特点及意义。

1.当前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特点。纵观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实践模式，可以发现其主要表现出以下一些特征：协商主体的广泛包容性。在中国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实践的最初目的几乎都是力图改善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隔阂，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因此，就协商主体来说，几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性别、年龄和职业，只要有时间和兴趣，都可自由参加进来并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上述不同的实践模式中，无论是咨议质询式还是民主审议式协商治理，均没有对参与者做出额外的限制，当地居民均可自愿参与。而在民意测验式模式中，所有的民意代表均以严格随机抽样的方式产生，也有效地保证了协商主体的公正性和广泛包容性。

协商功能的实用导向性。当前的中国乡村协商式治理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生态背景下产生的，特别是在基层民主选举遭遇各种困境的情形下，后选举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的问题已经成为乡村民主发展的首要问题。因而乡村协商民主实践自其产生之初即着眼于如何应对和处理乡村社会中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与矛盾，体现出明显的实用导向性特性。基层实践者们冀望利用协商式治理模式，建立公共部门与公民个体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有效缓解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阻力;而另一方面，参与者也普遍关心的是一些与自己利益有着密切联系的事项，比如乡村道路、孩子上学问题、环卫以及治安问题等，而对于那些被视作“政府政绩”工程的建设项目则常常兴趣不大。

协商过程的村民主体性。在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中，政党或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中的协商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惯例，公民则主要通过参加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团体的形式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协商。[3](p60)在我国，由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滞后等原因，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主要体现为普通村民直接参与基层社会事务的协商与决策过程。借助协商式治理这一民主治理新平台，普通村民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能够得以体现和发挥出来，对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随着普通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知情度的不断扩大以及参与热情和民主意识的不断增长，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2.当前中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意义。

当前中国乡村的各种协商民主治理模式通过以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作为乡村民主的核心价值，把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乡村群体之间的平等协商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一个主要方面或环节，这对于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实现乡村的良善治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对协商民主内涵的本土化检视来说，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共同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以协商为价值偏好。

[4](p77)而就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来说，近些年来，尽管中央出台了大量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但无可否认，当前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农民和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有些甚至演化成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乡村协商民主的治理变革实践，通过着力于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式治理制度创新，较好地激发和提高了农村基层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促进了村民的利益表达和利

益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主观随意性和不必要的猜测误会，从而有效规避传统的违规上访、吵闹、围堵交通等非制度参与形式，促进农村政治的稳定。同时，通过对村级权力的运行机制的调整，疏通村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减少政府政策下达到村级单位的阻力，能够较好地拓展和深化村务公开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增强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