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体制改革总结

无论是开展项目，还是记录工作过程，都需要通过总结的方式，回顾项目或工作的情况，从中寻找出利于成长的经验，为以后的项目与工作实施，提供相关方面的参考。因此，我们需要在某个时期结束后，写一份总结，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纪检体制改革总结》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第一篇：纪检体制改革总结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沿袭

从历史的角度看，战国时期，法家便强调“明主治吏不治民”。主张设立专司，以法纠察官吏的不法行为，稳定君主的权威地位，为建立独立的监察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秦统一后，建立了御史府，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官位居丞相之后，与丞相、太尉一起，并称“三公”，主要负责察举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行为，纠举和弹劾违法犯罪，维护朝纲，整饬吏治;到了两汉时期，御史台作为中央最高的监察机构，从原有的行政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与行政系统平行，独立的国家监察机构，并制定了相关的监察法规;唐将御史台分为三院：台院——负责“纠举百僚、审判狱讼、弹劾违法”，殿院——负责“纠察朝仪”和察院——负责“巡按周县、纠视刑狱”，各司其责，此时的监察制度已经趋于完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主要采取固定的监察机构和巡查制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察，强化了系统内部自我的约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权力滥用，但古代的监察法制从属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因此虽能对君主起到一定的规谏作用，但对皇帝从来没有约束、监督作用。

纵观目前全球的其他国家的政治监督经验，被称为“亚洲最清廉国家”的新加坡，其贪污调查局可以依照刑法典进行警方调查，行驶警方调查的任何权利，拒绝或提供伪证的，将被处以最高2000美元的罚款或一年以下的徒刑;以清廉著称的北欧，通过在生长环境、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领域的廉洁教育，使反腐败成为一个“内置“的概念，让民众从心里觉得“不想反”。

结合对历史和国外监察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采取议会监察专员制，还是在行政系统内设监察机关，他们都是通过立法保障监察权的独立，形成强大的监察效力——在制度的约束下，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在文化与道德层面，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成效显著，通过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实现对所有行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检查全覆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是实现党的检查和国家监督相协调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充分展现了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矛盾的辩准思维。

第二篇：纪检体制改革不是做表面文章

——谈纪检体制改革(上)

王琳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7月16日02 版)

观察近年来与反腐败相关的制度反思，解决方案多聚焦在“加强监督”这四个字上。就中国的反腐体系来说，其实并不缺乏监督的制度设计，举凡组织监督、纪检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检察监督、媒体监督等等，不一而足。但腐败依旧，问题在哪儿?

所有腐败本质上都是权力的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遏制腐败唯有让绝对权力变成相对权力、规范的权力和受限的权力。在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上，方向并没有错。问题出在监督的效能上。民间如是调侃，“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险，司法监督太晚”。这个流传颇广的段子道尽了各种监督的尴尬。

而在反腐败体制和机制上，问题首先出在机构职能分散，无法形成合力;查办案件外来干涉太多，腐败频发但责任追究不到位。作为对当下反腐形势的回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明确提出：“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针对“同级监督太软”的问题，“决定”拿出了“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的药方。毫无疑问，“线索处置”是纪委查办反腐案件的关键环节，在以往的习惯性程序中，地方纪委若发现本地的重大腐败案件线索，必须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报告，在得到首肯后才能进行初查。这无疑给地方主要领导干涉办案提供了机会和便利。压案不查、瞒案不报、举报人信息泄露多是在线索处置环节就频繁发生。

不难看出，“决定”在明确各地纪委应将案件的线索处置和查办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如此具体的改革措施直接写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显示出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求真务实的执政风格。

2013年11月，三中全会刚闭幕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就专程赶赴位于湖北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王岐山在这次调研中强调，纪检监察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逐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定要唯实，不能做表面文章!”这是王岐山对纪检体制改革的明确要求。而没有务实的纪检体制改革，哪来反腐败的真实成效?

坚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与此相适应，中纪委明显加大了办案力量。各类改革举措也围绕着强化办案而展开。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已将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从125个清理至14个;在机构、编制和人员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整合了6个内设机构，增设4个纪检监察室，使负责具体查办案件的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至10个。

而业已启动的、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纪检改革举措，非“巡视”莫属。当然，巡视早已有之，但从十八大以来的“巡视”成果看，中央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发现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有价值线索，就比过去明显增加。

今年3月，中纪委又提出，要实施组织制度创新，机动灵活开展专项巡视，首次专项巡视对象为科技部、复旦大学、中粮集团，涵盖科技、教育、农业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这“决定”提出，要“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以及巡视制度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7月7日 ，5个中央巡视组通报了在河南、辽宁、甘肃、复旦大学、中粮集团发现的问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触目惊心的词汇，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河南甚至还被指出，“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

短期的巡视每一轮都能有所斩获，这一现象本身也令人深思。一是每一轮巡视均有固定期限，时间并不长;二是每一轮巡视均以谈话为主，使用的都是常规方式，既没有“窃听风云”式的“高大上”侦查方式，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手段。但就在这样的短期内，以这样常规的方式，却查出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严重腐败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查处腐败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警示着地方各级纪检机关在发现和查处身边的腐败现象上还存在诸多漏洞。虽然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对象主要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但从巡视组发现的省部级领导腐败行为中，总有一批低层级领导干部和商人卷入其中，有的腐败行径在当地甚至是公开的秘密。为什么地方纪检对这些腐败行为无动于衷?如果曾发现但忌讳这些“小老虎”的保护伞太大，为何不上报寻求更高层级纪检组织的支持?毋庸讳言，一些地方和部门在保证既得利益优先的前提下，对待“改革”阳奉阴违并不鲜见。诸如以文件贯彻文件，以材料汇报替代实质改革举措的官场陋习，至今仍绵延不绝。纪检体制改革面临的任务，不但要指向“上级监督太远”，

同时也要指向“同级监督太软”，还要防范上级派驻下级的纪检人员与被监督对象勾连，成为腐败利益共同体。

加强对纪检监察系统干部行为的监督和管理，也是这一轮纪检体制改革的亮色之一。长期以来，纪检人员备受“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质问。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对纪检监察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严格管理，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中纪委也新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用纪委内部的“纪委”来对准自己。一个严格监督的改革思路是，让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保持适当的开放性，引入外部监督、异地监督等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监督纪检人员。

第三篇：纪检体制改革方案为遏制腐败提供"改革动力"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4-07-14 07:00

为坚决遏制腐败蔓延提供“改革动力”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一览

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开启了强力自我净化、强势自我纠错、强效自我革新的新征程，取得了重大实践进展和重要改革成果。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全面诠释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干得不好怎么办”等重大认识和实践问题，开启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新篇章。对实际工作来说，《方案》如同党内监督“指挥棒”、反腐败责任落实“坐标系”和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的“定盘星”，必将放大“做强主业、担当主责”的改革红利，催生纪检监察机关“内调结构，外显威信”的“化学反应”，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标提供持续有效的强力支撑。

治标关键期的改革动员令

一如众望所归，《方案》指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正在何处、去向何方”，给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状，既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的从严治党方略，也彰显了治标关键期的反腐必胜信心。

梳理十八大后的反腐新进展新成效，改革措施“集大成”。十八大后，中央纪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主业、担当主责，以上率下、立行立改，以“打虎灭蝇”行动取信于民。从巡视制度改革到网络监督拓展，从职能定位转变到内设机构调整等，一系列新举措密集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行动效率之高、问责

力度之大，查办的违纪违法人员之多、涉及领域之宽，是前所未有的，党心民心为之振奋。这些反腐新成效就是改革的产物，是一系列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方案》是这些有效举措的集成和优化，是反腐败理论认识成果、实践创新成果、制度建设成果的提升和固化。

检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任务清单”，改革行动“再进发”。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作出重要部署，列出了一系列“任务清单”。中央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按照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深入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改革中推进，在创新中发展。如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第36条的要求，抓住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这个“牛鼻子”，着力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任务已经明确，行动初显成效，《方案》起到了改革“后评估”和落实再督促的双向功能。

破解纪律检查体制深层次矛盾问题，改革深化“总动员”。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制约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严峻、胶着。比如查办腐败案件的机构、资源分散，形不成有效合力;一些地区和领域办案阻力大，甚至压案不查、瞒案不报;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与群众期待相去甚远;等等。破困局，靠改革。改革既是战略，也是战术;既是理念，更是方法。《方案》直指长期形成的纪律检查体制“病灶”，用改革之道清障减负，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再证明了的道理，也是反腐败攻坚克难、取得实效的根本路径。打造强力反腐的责任链条和“无缝网络”

反腐败关乎党的政治信用和执政安全，是战略任务、责任工程。《方案》把握责任导向、问题导向和执行导向，推动责任主体强力反腐的改革重点十分突出。其主攻方向包括：

“‘两个责任’一起扛”，进一步构建治党管党的责任落实体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共担并进”，将带来治理腐败深度变革。《方案》着力建构党内治理的责任链条、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对“谁来负责，如何问责”作出清晰界定，部署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建构正风肃纪“无缝网络”。各级党委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发挥主体功能。纪委牢牢锁定“监督、执纪、问责”三个关键词，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保证。同时，加强责任追溯和责任倒查，实行“一案双查”，对领导不力、不抓不管导致“四风”问题突出或发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等情况，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和纪委责任。

“两个‘上’为主”，进一步传导上下联动的党内监督压力。把纪委两项重要权力——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上提”，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改革“落地”。一是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的要求，支持和督促下级纪委依纪依法查办案件。二是推动各级纪委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程序化，明确上级纪委在提名考察工作中的职责权限。同时，要督促各级党委、纪委层层传导压力，一级抓一级，制定责任主体抓落实的具体措施。如实行各级党委向上级党委报告履行主体责任情况、各级纪委向上

级纪委报告履行监督责任情况，建立完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向上级纪委全会述廉述责并接受评议质询制度等。

“两个人群一起管”，进一步强化对腐败和特权的治理高压。体制改革是“投入”，打击贪腐是“产出”，要通过改革提高针对性、精准度和震慑力。一是对领导干部“本人”即权力行使者加强监管，如完善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谋取私利的法规制度，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法规制度，加强随机抽查、重点抽查和结果运用，推动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等，强化党内诚信和党内监督。二是对领导干部“家人”即利益相关人加强监管，如重点关注和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等情况，加强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岗位调整等，防止权力递延和利益输送。

改革是坚定反腐信心与定力的根本出路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人们不免心存忧虑，如担心“反腐败会不会时紧时松”、“反四风会不会一阵风”等。《方案》如同一张特殊答卷，锁定了进行时的改革，击碎了社会上的猜疑，释放出“既打攻坚战、又打持久战”的最强信号。

以“用得上”的实招焕发改革活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方案》对前一阶段卓有成效的反腐实践作了跟踪扫描，把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好方法固化下来，注重改革绩效评价和效果评估，先易后难，由简入繁，以点带面，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急于发文件，确保各项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如《方案》对巡视和派驻“两个全覆盖”、防止“灯下黑”等方面都作了明确安排，

“落点”清晰可见、效果明确可期，既以先导性改革树立了信心，也为后续性改革增添了活力和动力。

以“看得准”的变革提升核心能力。《方案》虽有长计划和短安排，但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形象地讲，这是做强做大纪检监察主业的“分解动作”说明书、改革任务书，是提升纪律检查核心能力的规划蓝图。而且，《方案》提出的一些重要改革举措，如开展“三转”、抓好主业等，都是从中央纪委机关首先改起，以上率下、善做善成，带动了近三十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大变革。看准时机和节奏，凸显纪律检查资源力量的聚集效应和聚焦效果，集中优势兵力打遭遇战、攻坚战，将会极大地提升监督、执纪、问责的权威性、实体性、有效性。

以“干得成”的事业汇聚治理合力。实践证明，只要动真碰硬、真抓实干、常抓不懈，反腐大业必成无疑。可以预见，随着《方案》的落实和深化，通过巡视监督加压、网络监督提速催生零容忍的社会氛围，以及加强纪检监察、审判、检察、公安等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协作配合，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等“组合拳”，制约监督权力的“制度笼子”和责任体系越来越密实，对消极腐败和不正之风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及合力越来越强大。

更重要的是，改革再出发，改革在路上。由于反腐败集中呈现的是我们党的纠错能力和纠错机制，通过中央纪委“开门反腐，上网执纪”的改革行动，主动“大打虎、打大虎”的丰硕战果，进一步表明党有信心、有能力完善党内监督、解决腐败问题，解决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深层次问题，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的大党，走向强党之路的政治定力和决心。(高波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第四篇：改革纪检体制 让反腐者不再敲桌

曹林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7月08日01 版)

当下反腐败力度之大，从近来我遇到的一件事可窥见一斑：今年春节后与几个官员朋友小聚，当时忘记给某位官员带我出版的新书了，便答应给他寄。这几个月太忙，忘了寄书这事儿。前几天想起，便给那位官员的秘书发了条短信，问邮寄地址和电话。秘书回了个“哭脸”说：曹老师别寄了，领导已经落马了。这戏剧般的经历貌似个案，但如果放到反腐大背景下看，绝非个案。在这一轮的反腐风暴中，公众从媒体上看到的落马官员只是少数，都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和有新闻价值的案件，更多的处理都在舆论视野之外。不少官员昨天还在报纸上出现，在公共活动上作重要讲话，甚至上午还坐在主席台上，下午名字就出现在纪委的通报上了。无疑，高密度、大力度、铁腕的反腐败，树立了纪委的权威和党纪国法的权威，获得了支持，赢得了民心，更矫正和端正了官心。

反腐获得如此大的成就和如此高的支持率，反腐者应欣慰和高兴才是，可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这种乐观。近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反腐，媒体对他的形容是“会场表情凝重敲桌”。

凝重的表情和敲桌的动作，让公众看到了反腐者的理智，并没有躺在反腐战绩上沾沾自喜，而是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一个个大贪的落马，公众感受到的是打大老虎的快意，而反腐者看到的是背后的问题;公众解读到的是纪委的强势和铁腕，而纪委部门看到的却是自身反腐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公众看到的是打虎成果丰硕，而纪委部门看到的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也许就是王岐山表情凝重和敲桌警示的原因，也是近来不断强调要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创新的原因所在。

老虎和苍蝇是打不尽的，这样打下去得把纪委忙死累死，只有深层次的纪检体制改革，才能找到反腐败的“钥匙”，也才会让疲于办案打虎的反腐者不再表情凝重敲桌。对于反腐败，王岐山有句名言：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可以看到，“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并不是拖延改革和治本的借口，而是务实之举。这一轮反腐所打的厅级以上干部，比过去很多年加起来都要多，治标确实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时间。

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就是在治标赢得时间后，开始以纪检体制改革为反腐治本破局。

纪检体制改革首先就是要破除“同体监督”这个难题，有调查发现，既有查处的案件，多数是中央巡视组和网络举报首先发现或曝光的，而同级纪检组织主 1

动查处的很少。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的纪检组织，很难去监督党委书记和其他官员。而改革所着力推进的党的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就是为了破“同体监督”的题。其实在此前查处诸如省部级以上官员时，已在实践这一制度安排，从季建业到姚木根，从令政策到万庆良，都是巡视组发现并在上级纪委领导下查处的。改革是将“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一成功实践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改革也是强化官员的“党章党纪意识”。相信每一个有党籍的官员都已经对过去很陌生的“党章”和“党纪”有了深刻认知，因为每一个落马官员的通报中都有“严重违纪”的字样。国有国法，党有党纪。作为官员要守国法，作为党员要守党纪，很多官员深陷腐败，与缺乏党纪意识有很大关系。执政的共产党管好了自己的党员，反腐败就找到了治本之策，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纪检体制改革是一个比打老虎苍蝇更艰巨的任务，因为改革面对的不只是一两个贪官，而是旧体制的强大惯性。

第五篇：三省市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透视--宁波纪检监察网

日前，备受关注的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监察委员会分别成立，标志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三省市监察委员会将按照管理权限，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行监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三省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实现监察全覆盖?试点地区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又将如何推进?

先行先试，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1月18日上午，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建华经省人大会议选举，当选该省监察委员会主任，成为监察体制改革以来首位监察委员会主任。当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还通过了省监察委员会3名副主任和6名委员的任命。这也标志着改革以来首个监察委员会的正式成立，为全面履行各项职责奠定了组织基础。

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去年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覆盖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国家监察体系”。今年的七次全会工作报告在部署重点工作时，将“扎实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单独列项，并给出了试点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在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成立过程中，三省市党委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均担任当地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统筹推进试点工作。监察委员会成立后，三省市党委均在第一时间召开会议进行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把推进改革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以首善标准全力以赴完成改革试点任务。

“省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只是试点工作迈出的第一步，还有大量的改革工作要做。”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表示，要坚守政治站位，实现深度融合，全面完成改革试点任务。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表示：“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明确时间节点，倒排工作任务，加大推进力度，上下同欲、勠力同行，坚定不移、稳妥审慎地推进试点各项工作。”

三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均由纪委书记担任，副主任和委员主要由纪委和转隶的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担任。新当选的三位监察委员会主任张硕辅、任建华、任泽民均表示，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大胆改革创新，密切联系本地区实际，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发现和解决试点中的具体问题，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1月19日，就在成立第二天，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先后召开了第一次干部大会和领导班子第一次会议。当日下午，省监察委员会机关全体干部还集中观看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深入开展警示教育。

1月21日召开的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成立暨区级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上，除了对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转隶组建工作提出要求外，还对区级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出部署。

北京市丰台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李正斌说，丰台作为区级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单位，要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统一到市委和市纪委的部署和要求上来，积极坚定、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一重大改革任务。

整合资源力量，实现监察全覆盖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党中央决策已经作出改革试点有关决定，明确试点地区要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

“过去分散在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反腐败职能将统一在监察委员会之下，侦查和监督的职能深度融合，优势互补，反腐败力量、资源、手段得到整合、丰富和强化，确保反腐败更加集中有效。”浙江省仙居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郦森迪说。

如其所言，整合力量后，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

山西省柳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繁昌认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重在探索解决改革前监察范围过窄、监察覆盖面不全、反腐败力量分散等突出问题，努力构建党领导下的、集中统一的、权威高效的反腐败工作机构。

监察委员会对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履行公职的人员依法实施监察。

在北京市海淀区居民田晨看来，监察体制改革将监督力量延伸到行使公权力的所有公职人员，实现了监察全覆盖，有效避免了监督“盲区”存在。

随着三省市监察委员会的陆续成立，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监察”正离自己越来越近。

“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是解决行政监察‘短板’的有效措施。”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法院民一庭庭长郭晓寅说，将审判机关纳入监察范围，为监督法官这一群体提供了制度支持和保障，也将有力推动法院的司法廉洁工作。

“成立监察委员会对我们基层影响也很大，对曾经游离在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之外的一些非党员干部，比如非党员的村委会主任以及教师、医生等群体，以后就有了更强有力的监督。”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办事处主任李声波说。

市县两级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开弓没有回头箭。党中央作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如何扎实推进改革工作，按时完成改革任务，是摆在各试点地区面前的重大课题。

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工作报告明确要求，确保今年3月底完成省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6月底完成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对于试点地区各市(区)、县而言，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绘就，务必快马加鞭、保质保量。

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西城区委迅速召开常委会贯彻落实相关要求，成立了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及小组办公室，由区委书记担任组长、区纪委书记担任办公室主任，启动西城区改革试点工作。区纪委也专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实改革试点工作的具体举措，确定责任部门，明确任务分工，倒排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西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鹏说：“区纪委将在区委领导下，积极做好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起草、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工作，确保4月中旬前组建完成区监察委员会。”

成立监察委员会并与纪委合署办公，监察的力量加强了，监察对象的范围扩大了，同时也对监督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浙江省龙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郑建青表示，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投身改革试点工作，加强法律、审计、财务等知识的学习，加快补齐短板，以坚强的政治定力与过硬的本领履行好各项职责。

“自身干净才能有效履职。”浙江省海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险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永远是只能强化、不能弱化的自身要求，要进一步提升业务素养，打造反腐“铁军”。(记者 瞿芃 何韬 张磊 颜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