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被告要请律师吗

2022-08-19

第一篇：离婚被告要请律师吗

离婚律师：离婚协议可以请他人代办吗？

让每个人平等的提升自我

宋作江律师沈阳专业离婚案件实务解析

离婚律师：离婚协议可以请他人代办吗?

【案例】

蔡某与沈某婚姻关系破裂，两任经协商达成一致，决定签署离婚协议。签署离婚协议当天，妻子沈某到场后，发现丈夫的一个朋友在场，但丈夫没来。丈夫的朋友解释说，丈夫蔡某有事出差了，所以委托他前来代签离婚协议。离婚协议可以代签吗?

【律师解答】

找别人代签离婚协议是不行的。签署离婚协议的权利属于一种与身份相联系的严格的法律行为，有着明显的人身权利的特征。只有具有夫妻身份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能办理离婚协议，绝对不能让别人代办。即使让别人代办，婚姻登记机关也会拒绝办理。

【法条依据】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第十条

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第十一条

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二)本人的结婚证

(三)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

办理离婚登记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外国人除应当出具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证件、证明材料外，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通行证、身份证，华侨、外国人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第十二条

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一)未达成离婚协议的

(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三)其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办理的。

第十三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第十四条

离婚的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应当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复婚登记。复婚登记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

第四章婚姻登记档案和婚姻登记证

第十五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建立婚姻登记档案。婚姻登记档案应当长期保管。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国家档案管理部门规定。第十六条

婚姻登记机关收到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判决书副本后，应当将该判决书副本收入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第十七条

结婚证、离婚证遗失或者损毁的，当事人可以持户口簿、身份证向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确认属实的，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离婚证。

第二篇：到底要不要请律师？

——王荣利

(王荣利律师著作：《总裁的陷阱》、《律师写给总裁的忠告》《找个好律师》)

现在，我国颁布的法律越来越多，无论个人、企业还是机关单位等等，做什么事都讲究要依法办事，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大家都知道法律的重要，也都希望能够得到必要的法律帮助，但在到底要不要聘请律师的问题上，却还存在着许多的疑问。

在刑事辩护问题上，绝大多数人都基本上能够认识到律师的作用，也愿意聘请律师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当事人涉嫌犯罪之后，往往会被限制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与其家属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除司法机关办案人员之外，法律规定只有律师才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这一点也已经深入民心。因此，在刑事案件中，聘请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这也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常识，不存在要不要请律师的问题，而是聘请哪个律师的问题。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经济方面，是犯罪嫌疑人是否能够聘请得起律师的问题。有的犯罪嫌疑人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收入非常有限，他们知道应该聘请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但确实又支付不出律师费来，所以有的犯罪嫌疑人只好选择放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这一规定说明，被告人获得辩护，既是被告人的权利，也是人民法院的义务。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了三种由人民法院指定律师辩护的情况：

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在民事诉讼中，请律师代理诉讼基本上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由于涉及到律师费的问题，所以许多人不得不有其他的考虑。目前我国这种司法制度，往往法院的诉讼费是得到保障的，无论哪方得到胜诉，原告都得预交诉讼费。如果被告败诉，即使得不到执行，最后也是原告预交的诉讼费不退，改为被告欠原告的。而对于律师费，委托人无论胜诉败诉，都要委托人支付。这多少有点不大合理。这种规定实际上加大了胜诉一方的成本，而减轻了败诉一方的责任，不利于鼓励和提倡人们诚实信用，遵纪守法。

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归纳起来可以说有两点：一是提供必要的法律专业服务，二是代为跑腿办事。一方面是智力活，一方面是体力活。

那么民事诉讼到底是否要请律师代理呢?如果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那么当然有律师代理比较好。如果考虑到律师费的问题，那么有以下几种建议可供参考：

1、如果当事人确实经济比较困难，律师费难以承受，而自己又有一些必要的诉讼常识，同时也有足够的时间奔波于法院之间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不请律师，就当用自己的辛苦赚回原本可能支付的律师费。

2、如果自己有点基本的法律常识，对自己的诉讼也有一些最基本的判断，但没有时间或者不愿意奔波于法院间，同时又对律师费比较计较的话，那么可以考虑聘请一些资历比较浅、收费比较低一些的律师，至少也要支付点车马费给律师，自己只在开庭或者调解等活动时参与，共同处理好诉讼。

3、如果案件复杂、疑难并且涉及诉讼标的金额巨大，那就有必要请律师参与，有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聘请多名律师共同研究和协商。这样的案件，律师的一点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案件败诉，律师的一个观点或者一个主意也可能使案件转危为安。在这样的案件中，律师跑腿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所以收取的律师费高点，也应该可以理解和接受。

正常运作的企业，最好在企业运作正常的时候就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让律师在预防纠纷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要支付一些常年法律顾问的费用，但如果律师能够使得企业的生命周期更长一些，企业的法律纠纷更少一些，那么这都是非常值得的。不要在企业正常运作的时候忽视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更不要等到企业陷入诉讼、纠纷不断的时候才不得不聘请律师。这个时候由于企业可能已经陷入困境，就是请了律师打赢了官司也未必能够救活企业，而且在这个时候需要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等还将是一笔不菲的负担，可能会令企业感到雪上加霜。

中国的企业家们还没有接受把律师费当做企业必要的成本和投资的观念，大多数都还只看做是费用支出，这是未必正确的。据一家境外大型律师事务所——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财富》100强企业支出的总法律风险费用占企业总收入的1%，而中国100强企业在法律风险防范及相关行动上的平均花费仅占企业总收入的0.02%。这说明中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防范法律风险认识相对滞后，对法律风险预防投入的资源更少。与相似风险级别的国外竞争对手相比，中国企业实际上面临着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

企业在法律问题上不出事就没事，但一出事就必定是大事。近年来频频发生的企业家身陷牢狱之灾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企业家应当把聘请律师的费用当做购买法律保险一样来对待，不要等企业已经行将破产了，或者企业家已经被捕失去自由了，才想起律师。这个时候，就是花费再多的律师费，也不会达到预防发生法律纠纷、避免法律陷阱那样的效果了。

实行依法治国，国家机关应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协助国家机关及其领导正确地执行法律，依法办事。然而，由于“官本位”的思维定势和领导习惯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在律师担任国家党政机关常年法律顾问方面远没有像律师担任企业常年法律顾问那么普遍和普及。

《中国共产党章程》序言中明确提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遗憾的是我国律师业恢复至今二十多年来，我们还没有听过到哪一级哪一个党委聘请过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对于律师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

虽然有过不少的不同级别的人民政府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但事实上政府并没有放下架子以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与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签订平等的聘用合同，大多情况下都是律师免费提供服务。这种免费服务，对于政府来说似乎是施舍给律师才接受的服务。而对于某些律师来说，则把这个当做免费的广告或者宣传。这使得政府法律顾问变了质，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许多政府内部设置专门的法制机构，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工作机构，有一些受过法律专业教育或取得司法考试资格的机关干部从事专职的法律事务工作。这种方式其实很难达政府法律顾问应有的效果。首先在身份上，这些人仍属于机关工作人员，是政府领导人的下级。作为下级工作人员，服从上级的意识很难克服，因此比较难以独立表达法律意见。其次从专业上来看，这些人员缺乏与其他各行各业打交道的经验，也缺乏律师所具备的服务意识，更缺乏其他更多更为复杂的法律体验，因此他们无论在服务意识上，还是在专业能力上，和一些优秀律师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和欠缺。最后，这样的方式，还难免增加了政府机构，增加了公务员队伍，也增加了财政的负担。所以笔者认为，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更不值得推广。各地政府应支付费用聘请本地最为优秀的律师担任政府常年法律顾问，独立地为政府和政府领导人提供法律服务，这种做法应该成为政府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正常方式。这既是政府对律师工作的支持，同时也表明了政府对依法治国的真正重视。

在我国，公民个人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还远远没有普及开来。许多人原意与律师“交朋友”，遇到法律事务时免费咨询律师“朋友”。这种重人情而忽视律师职业特点的方式，对于律师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人情可以说是另一种债。许多人在不影响自己的职业或者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可以大方地“送人情”，对其个人生活并无影响，而律师如果拿法律服务“送人情”，就是拿自己的饭碗“送人情”，这样的人情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律师也是送不起的。再者，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对于当事人来说，如果是免费的咨询，律师在法律上是没有义务对其解答承担责任的，所以有时难免也就心不在焉，敷衍了事。这对当事人来说也未必完全是好事。

所以我们应大力推广公民个人付费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大家要把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当做一种必要的个人或者家庭消费来看待，而不要仅仅把律师当做提供无偿服务的“朋友”来对待。

许多人经常错误地认为，我不打官司，我没有必要聘请律师。或者认为我不犯罪，也没有必要聘请律师。这样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聘请律师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不打官司，不触犯刑法，懂得自己的权利，也明白自己的义务，然后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现在反腐败，许多机关提出家庭反腐、配偶反腐、孩子反腐、台历反腐、参观监狱反腐等等奇思妙想。让笔者来看，这些所有的方式恐怕都不及让领导干部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更为合适。

据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刘知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受贿金额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以收“红包”的方式收取的。在他的意识里，收取“红包”不是受贿，所以才敢肆无忌惮的收取“红包”。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慕绥新受贿和来源不明的财产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收受“红包”而来的。慕绥新案发后自己说：“从一开始，我就把别人送来的钱物当作是一种礼尚往来和人情交往，认为不是什么坏事。所以从来就没有任何警惕。随着送礼花样的翻新，我收受得也就自然了。逢年过节送点土特产，送点烟酒茶，认为很正常，可以理解，再以后从送东西到送金钱就没有不合适、不妥当的感觉了。我非常习惯地收敛钱财是从1998年开始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权钱交易，还以为是送钱者答谢我给他们做了‘好事’。对别人送来的钱财，我越收越多，越收越厉害。私心和贪欲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麻木不仁了。”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像刘知炳、慕绥新这样的高官，可能在其他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但在法律方面，其无知的程度实在令人吃惊。假如他们都有律师作为常年法律顾问在身边给予一些适当的提醒，那么我想他们完全可能不至于腐败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据报道，深圳市检察机关在搜查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家的时候，除搜查出高达几千万元的现金、存折之外，“搜查人员还意外发现几张剪报，均是关于胡长清、赵玉存等贪官受审的报道。”由此说明，许多高官，哪怕是贪官，也都需要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章程序言中也提到“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宪法和党章的这些内容，都明确了我国必须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要实行依法治国，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知法守法，依法办事。作为普通百姓，也要知法守法，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而要做到这些，对于哪些没有受到过专业法律教育并熟悉法律规定的人来说，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就都成为必要。

对于所有与法律有关的人来说，到底要不要请律师，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问题。至于是否能够请到合适的律师，那则是另外的问题了，后文专门再叙。

第三篇：被告可以申请追加被告吗？

严某在工地上受伤，以雇佣关系为由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作为雇主承担赔偿责任。诉讼中，被告郭某提出其已将工地承包给李某，是李某雇佣了严某，要求追加李某为共同被告。

对应否依被告郭某申请再追加李某为共同被告，有观点认为：被告无权再申请追加共同被告。理由是：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原告起诉时没有把李某列为被告，视为其放弃对李某的起诉，故不能再将李某列为本案被告。认为：被告可以申请追加共同被告。理由是：

1.不违反程序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七条规定：“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据此，人民法院追加当事人有两种途径：一是依职权追加;二是依当事人申请追加。

2.程序上的追加不影响原告实体上的处分权。虽然原告没有要求追加被告，但对追加进来的被告，原告也可以放弃对追加的共同被告的诉讼请求。

3.原告的处分权受法律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依此，如果原告放弃对追加的共同被告的诉讼请求，而法院查明该追加的被告承担部分责任，则原告不能将责任份额加于其他被告身上。所以，被告有权申请追加被告。

荒唐的追加被告案

陈长根

J省某县级Y市法院(下称Y法院)在2005年9月8日应当事人A公司的申请，前来J市金融机构，办理财产保全措施。Y法院承办法官先前往J市工行某支行营业部(下称工行)，查询了被告B公司的存款，由于该法官仅知B公司的户名，而不知银行账号，在工行花费了一番功夫，查询到了工行两个账号后，见其没有什么余额，就向工行下达了二份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这两个账户。该法官在工行查询冻结后，又赶到J市交行营业部(下称交行)，这时已近上午10点钟，同样由于不知B公司在交行的银行帐号，又费了不少时间，才查到了B公司的在交行的两个银行帐号，但这两个账号反映的余额也仅有几百元人民币。此时该法官要求交行提供这两个账号的当天资金走向，发现B公司在当天已从这两个账号中取款37万多元，Y法院的法官就认为，交行帮助B公司转移了存款，交行工作人员当面向Y法院来人提出，B公司是在你院来人查询之前取走了存款，交行完全是依法办事，怎么能说是帮助B公司转移存款，Y法院留下了冻结这几个账号的协助通知书后，就离开了交行。

Y法院承办法官回去以后，在同月15日以传真件形式向交行发来了一份函件，函件中称，交行帮助B公司转移存款的行为妨碍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并涉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通知交行在收到函后三日内追回被转移存款37万多元，并视纠正情况追究法律责任云云。

交行领导接函后，立即将情况通报给本律师，征询本人意见，本人认为，应当立即向Y法院发出回函与该院进行沟通，本律师代交行拟写

了关于协助查询B公司存款有关情况说明，并于9月26日寄往Y法院。交行在说明中着重提出，

1、贵院来人查询B公司存款只提供了户名而没有提供具体账号，我行在贵院来人解释后，立即将B公司所有账号告诉了贵院来人，应该说是积极协助法院的工作的;

2、贵院来函说，你行提供了B公司两个账号，并提供了余额分别为113.26元、926.84元。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在贵院来人查询之前，B公司已将有关款项取走。据我行了解，你院人员来我行之前即在9月8日当天先去了工行查询了B公司存款，这极有可能已惊动了B公司，B公司将自己的存款赶在你院从工行查询未果再在我行查询前这个时间段取走，我行依照《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在法院未办理查询冻结之前，不能不给B公司办理取款手续。你院来函说是我行为当事人“转移存款”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交行这个情况说明寄出后，本以为此事应该就此结束了。然而，交行于10月15日又收到Y法院通过特快专递寄来了三份法律文书(即“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追加被告申请书”)。看过这些法律文书，交行领导大吃一惊，Y法院竟然同意A公司追加交行为其与B公司一般买卖合同纠纷案中的被告，并向交行发出参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交行领导立马与本律师商量应对策略。本人看过这三份法律文书后，即向交行领导谈了几点法律意见，第一，立即向Y法院提出异议书，指明Y法院的做法的违法之处;第二，不管Y法院的做法如何不妥，我行仍应在其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和相应的法律文书;第三，在提出异议的同时向Y法院的上级法院即J省高院和W市

中院，提交请求对Y法院的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紧急报告。交行完全接受了本律师的意见，与此同时，本律师收集了从工行和交行有关Y法院此次查询冻结的所有证据，并很快代交行拟写了上述异议书和紧急报告。下面将异议书和紧急报告的内容扼要介绍如下。

交行在10月26日向Y法院提交的《被申请人异议书》中指出，

1、本异议人不是A公司与他人之间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与该公司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追加本异议人为被告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和事实依据。由于其追加行为使本异议人无端受到讼累而遭受的财产损失，本异议人保留对其追索的权利，至于A公司在申请书中所说的其在对B公司实施财产保全中，称本异议人有为B公司转移存款的行为从而以此理由追加为被告，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

2、Y法院的举证通知书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而通知本异议人的，该法条的内容是“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本异议人既不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因为本异议人与本案的诉讼标的没有“共同利害关系”，本异议人也不是本案的普通共同诉讼人，因为与本案的诉讼标的不存在所谓的“同种类”，所以Y法院以本法条通知本异议人参诉是有悖民事诉讼法理的;

3、Y法院的举证通知书中第一条规定“在收到本通知书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这与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33条第3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的精神相违背。为此交行要求Y法院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的规定，驳回A公司的无理申请，并作出撤销本异议人参诉的裁定。在提交给J省高院和W市中院的紧急报告中，交行将Y法院的来函及后来的三个法律文书以及本律师收集的所有证据连同异议书一并作为附件寄出。在报告中，交行认为，第一，交行不是A公司与B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与A公司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权利义务关系，Y法院追加本行为被告没有法律根据和事实依据，而该院明知其在诉讼保全中的情况，仍然对A公司的无理申请给予同意，作为人民法院纵容A公司滥用诉权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第二，在这种情况下，Y法院把协助执行人一个金融机构作为被告，强加进他人案件的实体审理中是明显的违法。而且Y法院作为执行人，我行为协助执行人，执行人审判协助执行人，自己当自己的法官，其审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为此，由于Y法院在上述案件审理中的行为已经有违法律规定，我行为依法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现根据我国宪法第127条第2款“„„.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的规定，请求对Y法院在本案的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交行在向Y法院提交异议书的同时，将有关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等法律文书寄给了该院，本律师告诉交行领导，如不积极应诉，那将如同一句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正在等待Y法院告之何时开庭的时日中，2005年11月11日交行再一次收到了Y法院的特快专递，本人认为可能是开庭传票，拆开一看，

竟然是一份民事裁定书和三份解除冻结通知书。Y法院在裁定书中称，A公司于2005年9月22日申请追加交行为本案被告，本院于2005年10月12日依法通知交行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2005年11月11日A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交行的起诉。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现原告A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交行的起诉，经审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准予原告A公司撤回对交行的起诉。三份解除冻结通知书通知交行即时解除对B公司在交行三个账户的冻结。

本律师和交行领导看过上述法律文书，都欣慰地相对而笑，古人说得好，条条道路通罗马。不管Y法院的裁定内容如何表述，只要依法维护了交行的合法权益，足矣。诚然，Y法院知错能改，也善莫大焉!(原创于2005年12月7日)

第四篇：二审可以再追加被告吗

对于二审中是否可以再追加被告，要具体对待。当提出追加被告的请求后，二审法院将根据你的理由，认为确实需要追加的，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如果二审法院认为不需要追加的，会根据原有证据进行裁决。

在实际中,二审法院一般不同意追加被告,再者只要追加进来的被告不同意调解,也就没办法了.不过终审判决生效后,可以申请再审。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以上是当事人申请追加被告的法律依据。这里所说的当事人当然包括被告。因此，被告可以申请追加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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