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向儿子讨薪议论文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父亲向儿子讨薪议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第一章从“马桶盖”到“留级生”一真的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小时候的理想居然是当总统。

第一篇：父亲向儿子讨薪议论文

儿子去哪儿了（长篇小说连载）

第一章

一

脸朝下趴在手术台上的边小勇一个劲儿地鬼哭狼嚎。他的双手被牢牢地铐在手术台两侧，腹部垫着医用枕头，以便让屁股高高翘起，两个小护士正聚精会神地处理他的尖锐湿疣。

满屋子都是一股激光烧灼的怪味，我一边恶心着一边胡思乱想，这么年轻的小护士天天干这种活儿，会不会性冷淡？

边小勇才十七岁，关在未成年室，却是好几年的老性病患者了，隔三差五就得来激光烧一次，看守所的钱花得老冤枉了。没办法，这病根治不了。他一来，所里就得安排人全程伺候着，一班两个人。这次轮到我和王长茂。边小勇归王长茂管，每次边小勇在监室里叫唤，王长茂就会给他支烟抽，他是我们看守所里唯一经过民警允许可以抽烟的犯人。

王长茂也被那股怪味熏得直皱眉：“老刘，都知道你会收拾刺儿头，这个边小勇调你室算了，我请你个大场，天天喊你哥成不？”

他年龄比我还大，舍得管我叫哥，可见他早就被边小勇折腾怕了。我摇摇头：“这事除非邱所长同意，否则你喊我亲爹我也不干。”

“不换拉倒。”王长茂有点儿不高兴了。

再不高兴我也不能答应他，这个先例一开，谁都可以把麻烦的犯人塞给我。边小勇还在哼哼，我故意转移话题，大声对边小勇说：“你个熊样儿，这么漂亮的姐姐给你做手术你还不老實，要不我来帮你做？”

边小勇立刻闭上了嘴，两个小护士忍不住笑出声来。

看着满脸眼泪鼻涕的边小勇，我突然想起了儿子。他的岁数应该和边小勇差不多。如果他还活着，会不会也被人引诱着走上歧途，落到像边小勇这样的下场？

儿子小天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后悔药的话，我一定会第一个买来吃。

我喜欢下棋，虽然水平不高，但就是喜欢下。那天我带着小天上街玩，就在一个象棋摊子前站了那么一会儿，小天就丢了。

直到今天，林兰也没有原谅我。小天刚丢的时候，林兰会不分时间和场合，把丢儿子的过程说给遇到的每一个人听。我太佩服鲁迅的伟大了，祥林嫂原来是真的。林兰每次说完儿子的事，就会用她能想到的全世界最恶毒的语言来咒骂我，恨不得生吃我的肉。

在公安系统，受害人是警察及其家属的案子会得到格外的重视。小天的案子也不例外。那时我还是刑警大队的骨干侦查员，不能排除遭到犯罪分子报复的可能性。我也相信，强大的国家机器启动后，所有犯罪分子都会被碾压得粉身碎骨，儿子一定会很快找回来。可惜，十三年前城市里的视频监控还不够普及，由于覆盖面的局限，查到最后，只能确定小天不是自己走丢的，一个中年男子牵着小天的手，消失在解放路的尽头……

背负着愧疚，我开始全国各地到处寻找我的儿子。每当听说哪里发现了被拐儿童，或是侦破了拐卖儿童的案件，我就会出现在哪里。可折腾了一年，也没有找到和小天有关的一点儿线索。儿子丢失的第二年，我的婚姻也走到尽头。从民政局办完离婚出来，林兰还死命地撕扯我，我腮帮子上至今依然很显眼的一道伤痕就是林兰的杰作。

男儿有泪不轻弹。刘德华主演的《失孤》、赵薇主演的《亲爱的》上映后，每部我都看过好几遍，每看一遍，我都忍不住哭个稀里哗啦。这两部电影好像能耗光我一生所有的泪。

二

公安机关内部人都很看轻看守所。和其他部门相比，监所工作存在着天然的劣势，一是封闭，和外部缺少交流，整天和人渣打交道，七八年下来，除了看管犯人，其他的业务就真的什么也拿不起来了；二是风险大，一旦出现犯人脱逃、非正常死亡等事故，轻则丢饭碗，重则判刑。所以，所里的人想走，外面的人不想进。

曾经有一段时间，只有犯过错误的民警才会调到看守所。我之所以从刑警队调到看守所，也是因为犯了错误。

自从儿子被人拐走，我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对付嫌疑人的时候特别凶狠，别人不敢用的招式我敢用，结果因为“刑讯逼供”被投诉。换了别人，肯定脱警服了，但我的问题让局里有点儿为难。领导们都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我多少还是有点儿同情的，再说我是刑警队的骨干，不敢说有多大功劳，大案的确是没少破。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看守所长邱丛军因为警力不够，到局长牛玉国那里要人，牛局长干脆顺水推舟，把我打发到了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我才体会到，这地方的人虽然局里不待见，但还是有人待见的。比如唐利。

那天唐利请我吃饭，还叫个女秘书来作陪。唐利跟我是一个村子里出来的发小，请我吃顿饭不稀奇，不过叫个美女来凑热闹，八成是有事求我。果然，他说他有个远房亲戚进去了，让我多关照着点儿。那个亲戚叫冷建强，这个姓不多见，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的确是我管的。

我问：“因为啥进来的？”

唐利吞吞吐吐：“他吧……一个大老爷们儿，没有女人在身边，实在憋不住了，就把一女的给……完事后怕人家报案，还拍了裸照。”

“说那么委婉干啥？不就是一强奸犯吗？这种人进了看守所，合该受点儿罪。”自从儿子丢了以后，我对所有刑事案件受害人经受的痛苦感同身受。一个强奸犯进了我的号里，我不为难他就算客气的，还要我照顾，唐利可真是能给我找麻烦。

正说着，吴媚到了，进门就道歉，说路上堵得厉害。我们关于冷建强的话题就此打住。唐利介绍说，吴媚是他的秘书。唐利的生意做得不小，有一整套“秘书班子”，个个都是交际花。这个秘书我还是第一次见，不过，一看就知道是个厉害角色，进屋没几分钟，已经把气氛调节得恰到好处。

敬酒的间隙，吴媚问起看守所里的事儿。社会上的人大多对看守所充满了好奇。没办法，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实地体验一下高墙里面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有选择地介绍了一些看守所的情况，以及社会上流传的种种潜规则，比如新来的犯人会不会挨收拾、有没有牢头狱霸诸如此类。

吴媚听得饶有兴味。唐利看看她，又看看我：“老刘，你看我们吴媚漂亮又可爱，她还没对象呢，你们所里有没有好小伙子，给我们的颜如玉介绍一下？”

唐利的话不能当真。他的那些个女秘书，哪个跟他没一腿？这话我也就是听听而已，嘴里却说：“你算找对人了。我们所里优秀的小伙子太多了，而且有许多共同的优点，别处的人根本比不了。”

吴媚问：“什么优点？”

“第一是思想单纯，从不玩微博微信，连暧昧短信都没有一个。第二是生活规律，早上六点准时起床，晚上十点准时睡觉，不酗酒、不抽烟、不逛夜店。第三是听话，让干啥就干啥，从来不出幺蛾子。你说说，当今这社会，这么好的小伙子上哪儿找去？”我说的其实是一个网络段子。

吴媚瞪大眼睛：“世界上真有这样的男人？”

唐利很明显没听过这个段子，就势拍我马屁：“吴媚啊，老刘就是这样的男人。”

我摇头：“我不是，可我们那里的犯人都是。”

吴媚顿时笑得花枝乱颤：“原来刘哥想给我介绍一犯罪分子。”

“你可别瞧不起人家。我们所里人才多的是，有的人能一分钟内用方便面捅开手铐，有的人顺着排水管从一楼爬到六楼只用三十秒，有的人水电暖维修全活儿，所里的这些东西坏了，都不用到外面找人。”

饭吃得差不多了，吴媚去卫生间补妆，唐利问我：“怎么样，我这个秘书正点吧？”

“你的女秘书哪有不正点的？”

“这个我最满意。”

“你对每个都这么评价的。”

唐利有点儿惊讶：“真的？那我可得改改。”

“那个唐月月呢？”唐月月也曾是唐利的秘书。

“换岗了。另有重用。”

“重用个屁，你腻了吧。”

离开饭店，唐利又拉着我去唱歌。我们三个人，他找了六个公主，一人俩，吴媚也有两个。有钱就是任性。

民警进娱乐场所是违反公安部规定的事儿，更别说找公主了。我一直担心着，想找个由头离开。唐利却拉着一个公主使劲往我怀里推：“你他妈的装什么斯文，这些人都是我花了钱的，不用也是浪费。”

吴媚身边的两个公主一点儿也不活络，估计是觉得陪一个女人实在没意思，唐利又冲她们瞪眼：“你俩别傻坐着，有点儿职业精神好不好。”

趁唐利唱《甜蜜蜜》的工夫，我悄悄问身边的公主：“这儿可以溜冰吗？”

她很警惕：“我们这儿是正规娱乐场所。”

我故作轻松：“对熟客也正规？”

公主笑了：“您是行家。”

唐利在饭店的时候就喝了不少，刚刚又几听啤酒灌下去，这会儿左拥右抱，唱歌跑调，玩得不亦乐乎，已经顾不上照顾我了。我借口打电话出了包间，当然，我不打算再进去了。没想到，吴媚也跟了出来，看样子也是要不辞而别。

我们俩默默走出夜总会，一路走出两三百米，吴媚掏出烟来自顾点上，狠抽了一口：“德性！”

我知道她说的是唐利：“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没事吧？”

“他死这儿最好！”

三

第二天一上班，我提出了107室里的一铺，也是我的耳目高升，让他说说室里这几天的情况。高升说：“放屁精天天骂你，怎么骂的我不学了。”

“放屁精”是在押人员段磊的外号。我笑了：“放屁精这么恨我？”

“你停了他一个月的副食，他馋得受不了了。”

在押人员的一日三餐很简单，每人一顿两个馒头，一份白菜或是萝卜片子，能见点儿油水就不错了。这种饭是国家管的，财政掏钱。这种饭吃长了，人就像被抽了筋一样，从骨子里往外发虚，一句话，就是没营养。在押人员要想改善伙食，就得自己花钱买副食，控制犯人的副食就成为管教民警管理监室的一种常用而有效的手段。前些日子，放屁精和同室的人打架，被我单独关押了二十天，又停了他一个月的副食。

虽然有人咒我，但我并不生气。人在这种环境里，发泄一下是难免的。我想听的是有没有可能影响监室安全的事儿。作为包室管教民警，我要确保我的地盘上不出问题。“毕京福表现怎么样？”

毕京福是个抢劫杀人犯，极有可能判死刑，对他我需要特别关照。高升说：“老毕表现比较稳定，他认命了。”

我一听就放心了，能认命的人就是最明白的人，最讲理的人。“冷建强呢？”

“他是新来的，现在还不敢怎么样。不过你看他那样，在外面应该不是善茬儿，日子长了，成了老油子，表现如何就不好说了。”

我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现在就得让他懂点儿规矩。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形形色色，对于那些性格比较强势或人品极差的，如果管教的威严树不起来，镇不住他，往后就不好管了。即便冷建强是唐利的关系，首先他也得服从我的管理。

接着，高升又说了细儿的事儿。我大吃一惊：“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他妈剥了你的皮！”

“我要是骗你，就是你龟儿子！”

我冷冷打量高升：“你是骂你自个儿，还是骂我？”

高升汗都下来了：“我骂我自个儿……”

“监室里面怎么可能有毒品？”高升提供的情況确实是个大事，我不再计较“龟儿子”三个字是不是指桑骂槐。细儿比冷建强早进来几天，瘦得像根电线杆子，所以得了个“细儿”的外号。但是，在押人员入所都要经过严格搜身，绝对不会带着毒品混进来。

“我要是说瞎话，天打五雷轰！细儿真有毒品。他除了自己吸，还请放屁精的客。”

高升回室后，我又提出了五六个在押人员谈话，最后提出了放屁精。这是为了掩盖我的信息来源。放屁精虽然背地里咒我，当着面是不敢耍花样的，况且他的副食还被我卡着呢。稍稍一吓唬，他就交了底，细儿的确有毒品。我问他：“粉是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有，也确实见他吸了。”

下面，就该和细儿好好谈谈了。

有两个同室指证，细儿没法儿否认。我问他粉是哪儿来的，他说：“进所时我藏衣服里了。”

“胡说，进了所一律清身，你进室时穿的是所里统一配发的号服。”

“我一开始藏衣服里了，清身时我就把粉藏到嘴里了。”

他不說实话也没关系，只要他承认吸粉，就不怕搜不出来。我立即上报值班副所长马继高，马继高又报告了所长邱丛军。邱丛军将武警调了过来，二十多名武警和所里的管教、巡控将该室十五名在押人员全部脱光检查了一遍，又将他们集中到放风场，对整个监室进行了地毯式清查，却一无所获。邱丛军问我：“你到底搞清楚了没有？”

我当然相信自己的判断，高升和放屁精的话是经过相互印证的，还有其他人佐证，只不过确实没人看到细儿到底把毒品藏哪儿了。我的态度让邱丛军吃了定心丸：“继续查，我就不信监室里有东西还能清不出来的。”

所医田建法也被叫来了，我明白，这是要在人身上下手了。果然，田建法建议对全室在押人员逐人检查肛门。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注意到细儿的脸都绿了。最终，所医从细儿的肛门里抠出了一个避孕套，里面有两克毒品。他正是利用这种手段逃过了入所时的搜身检查。

细儿供出了毒品来源，所里将线索移交给刑警大队。刑警大队长罗治彪很高兴，通过这些线索，很可能会破获一起不大不小的贩毒案。我呢，也算对老罗有了交代。我这辈子，有两个人对我的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是邱丛军，没有他我来不了看守所，说不定连警服都要脱了；另一个就是罗治彪，当初就是他把我调到刑警队，圆了我的刑警梦。我出事之后，他千方百计保我，尽管没能把我留在刑警队，我对他还是发自内心地感激。

四

刑警队很快就把案子破了，我写了一篇通讯报道，发给了市局宣传科的李同。我的文字功底还可以，以前在刑警大队的时候，但凡破个像点儿样的案子，大队长罗治彪都要叮嘱我写篇通讯什么的。市局规定，纪实性外宣稿件必须经过宣传科的审核，因为这个缘故，我把稿件署名李同、刘树林。当然，如果这篇文章被转载了，稿费会寄给李同，他是第一作者。

有我这样的人在，李同在工作上就不缺“粮食”，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他爹，他却把我当成了儿子。这次他还是一样，收到我发给他的稿件，立刻给我打电话：“刘哥，你也不请我坐坐？”

我随口胡编：“上个星期刚请你们科长吃饭。”

他当真了：“为什么不喊我呀？”

“别多心，是领导对领导，我只负责端个茶倒个水。”

“下次你叫上我，我也端茶倒水。”

电话刚放下，又响了，这回是唐利。唐利告诉我，他想给冷建强送点儿衣服。这事不算为难，犯人家属送的衣服必须经过严格检查，不怕他做手脚。我说行，问他什么时候过来，他说马上。

他还真着急。我刚到看守所门口，就看见了唐利的大奔。不过，下车的却是吴媚：“刘哥，唐总让我来送点儿东西，他就不过来了。”

吴媚把衣服递给我。我一看衣服上有拉链，顺手就撕了下来。吴媚奇怪地问：“好好的衣服你干吗呢？”

“这是规矩。”

“好好的衣服给弄坏还是规矩？”

“凡是送到犯人手上的衣服，一律不许有任何金属物体。”把衣服整理好，我对吴媚说，“你回吧，衣服我带给冷建强。”

“别急，唐总还安排我请你吃个饭。”

“他不是刚请了吗？”

“你不去？”吴媚从包里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看来这钱是送不出去了。”

近年来，我们这里民间借贷很热，唐利就是开担保理财公司的。我把自己攒的十万块钱存到了唐利的公司里，每年有百分之十五的利息。吴媚冲我晃晃信封：“上车吧，刘哥。”

车是往郊外开的。

我问吴媚：“上哪儿吃饭哪？再跑就没人烟了。”

吴媚笑了：“放心，又不会把你拐卖了。”

拐卖这个词让我听着挺刺耳，我又想起了儿子。

车开到一处农家院，唐利正站在院子里指挥服务员抓一只到处乱跑的公鸡，原来还是他请客。这里的特色菜是地锅鸡。菜上来之后，又一个女孩儿进来了，正是唐利的前秘书唐月月。我对唐利说：“老唐，不能一直让你请我呀，这顿算我的吧。”

唐利一撇嘴：“就你那俩工资，也好意思显摆。”

“今儿不是有钱了嘛。”我拍了拍随身带的包，里面有吴媚刚给我的一万五千块钱。

唐利说：“你不提醒，我还真没想起来。你刚得了我的好处，回请我一顿也是应该的。”

开喝之后，唐利的兴致很高，让唐月月取出一份报纸：“老刘，你又破了起大案子，真是个神探哪。”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在看守所，能破什么案？”

他把报纸拿到我跟前，上面正是刚刚破获的那起涉毒案。原来记者采访时，罗治彪让人也给我整了一段，说我作为看守所管教民警如何深挖犯罪，为破案提供了线索。唐利一个劲儿感慨：“老刘，你说你，在刑警队里是神探，到了看守所还是神探。我看，看守所这座小庙早晚装不下你这个大和尚。”

唐月月也跟着敲边鼓：“刘队，关于你的每一篇报道，唐总都留着呢。”

我明白，唐利如此拍我马屁，不过是因为我有用罢了，冷建强的事就是其中一件。我以为唐利还得说说冷建强，不料这次他一个字没提。喝到最后，唐利喝高了，抱着我的膀子说：“老刘，我怎么感觉你这人像条狗一样呢？”

吴媚赶紧拉他的袖子：“唐总，你喝多了。”

唐月月也帮着解释：“刘哥，别听唐总胡说……”

唐利甩开吴媚的手：“谁说我喝多了？老刘，我这不是骂你，我是真心佩服你呀。你的鼻子比狗还灵，什么事都瞒不了你。你这样的人，真应该回刑警队去。”

这话说到我心坎儿里去了，可这事我自己做不了主。

第二章

一

曹国华正在给一个新入所的在押人员清身。这个新号五十来岁，头发白了一半，怯生生的。外提汪建国一边在值班记录本上登记他的姓名，一边对我们说：“你们猜这家伙做了什么事？”

我看了看记录本，这人的名字叫扈佑平。看守所每天都要收人，每天也都要放人，一般的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漫不经心地问：“啥事进来的？”

“拿着菜刀到派出所抢劫。”

周围几个民警都笑了，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二货。几个劳动号在旁边干活儿，听说新号的业绩，也围过来看西洋景。别人都在看笑话，我却本能地感到这个人能做这样的事，必定事出有因。

曹国华清身清出来几十块钱，交给汪建国登记，然后开始清除衣服上的拉锁、扣子。清身时需要用到两种工具，钳子和剪刀。国华把钳子和剪刀放到椅子上，开始忙活起来，用了十多分钟才将七八粒金属扣子和两条拉链去掉。

等扈佑平进了监室，我把国华叫过来，纠正他的做法。用剪刀时，要把钳子放在地上，用脚踩住，用钳子时亦然；给违规的在押人员戴镣铐时也要这样。否则，这些东西随时可能成为在押人员袭警的利器。年轻的国华，经验还是不足。

国华说：“谢谢刘哥。”

我说：“谢什么，你只要记住一条，几百条狼围在身边，一出事就是大事。有些在押人员看上去很老实，甚至很可怜，但你看到的都是表象。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更不可能算到这几百号人在想什么，计算机都做不到。我们自己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小心。”

国华刚参加工作没多长时间，按照所里的安排，在巡控岗上锻炼了半年，又转到管教岗上来了。我对这小伙子很有好感，业务上处处带他。为什么呢？这事我对谁都没说——因为他的眉眼隐隐约约有点儿小天的影子。

为了让国华练练业务，我提出冷建强进行谈话，国华负责记录。这是冷建强入所以来我和他的第三次谈话。

冷建强向我哭诉：“警官，你是我的包室，得替我主持公道，不然我會让那帮孙子给折腾死。”

我心里一乐，这就是强奸犯的下场。

“进来三天了，107的那帮人，天天深更半夜地起来审问我，专门问强奸的细节，不说就用布鞋打。”说着，他拉开衣服，让我看屁股上的红印。

监所里的在押人员会私下里整人。室里只允许穿布鞋和拖鞋，有些人就打起了鞋的主意，给布鞋淋水，用湿鞋底打人，打到身上钻心地疼。看冷建强的屁股，肯定没少挨鞋底。高升曾反映冷建强这人将来可能不太好管理，这种局面无疑有助于打压他的气势。

谈了半个小时，我看冷建强态度还算老实，就示意国华接着谈。我去了107室，把高升叫了过来：“这几天，你们常‘开庭’？”

高升不敢隐瞒：“报告警官，常开。”

强奸犯在监室里的地位是最低的，别管犯什么事儿进来的，都瞧不起强奸犯，谁让他们自作孽呢。我说：“以前的事我不管，到此为止就算了。”

高升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不想室里的人再找冷建强的麻烦。高升是我指定的一铺，也就是室里的头儿，在很多情况下代表管教民警管理整个儿监室，他明白了，全室的人也就明白了。我看得出来，冷建强这人相当滑头，给他来个下马威有助于对他的管理，不过，唐利的面子也得考虑。

二

不知道这班是谁排的，又轮到我和王长茂陪着边小勇去医院。激光烧灼的怪味熏得我脑仁儿疼，耳边充斥着边小勇的鬼哭狼嚎，王长茂再次提起把边小勇换到我的包室。

我当然不能答应，正打算躲到走廊里抽支烟，电话响了，是罗治彪打来的：“树林，你的运气来了。”

我漫不经心地问：“罗队，好运还是霉运啊？”

“什么好运霉运，你儿子的案子有线索了！”

我顿时就懵了，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线索是从别的案子带出来的，人贩子叫许五四，广云县人，他儿子是好多年前从祥城纺织器材厂门口拐回来养的。你儿子不就是在那里丢的吗？”

老罗一直惦记着我的案子，他告诉我，这个案子与其他拐卖人口案不同，许五四拐来了孩子没有卖，而是自己养起来了，但这丝毫不影响案件性质的认定。

我已经激动得浑身哆嗦了，连激光烧灼的味道似乎也变得好闻起来，一把抱住了身边的王长茂，他要是个女的，只怕我就亲上去了。王长茂吓了一跳，冲屋里的两个小护士一努嘴：“你要亲，女人在那儿！”

万万没想到，这么多年来，我千思万想的儿子就在离我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方。儿子叫刘小天，人贩子给儿子起的名字也带了一个天字，叫许天天，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我要求参与抓捕行动，罗治彪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这个案子你最好回避。”

我给罗治彪的说法是，我的身份不是侦查人员，而是证人，之所以参与抓捕行动，是为了辨认受害人。我打定主意，如果罗治彪不松口，我就驾车跟在抓捕组后头，无论如何我都要亲眼看着拐走我儿子的人贩子被抓获归案。罗治彪终于网开一面。

行动时间定在凌晨四时，这个点儿天蒙蒙亮了，便于行车，但村里人还在睡觉，没人会干扰我们。这年头儿，到村里抓人是很有讲究的。听老民警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没人敢对抗警察，一个民警可以抓十几个，用绳子拴一串，骑着自行车就牵回派出所了。现在不行了，犯罪嫌疑人会煽动亲属和村民暴力抗拒抓捕，有时候去的人少了，警车都可能被掀。

还有一个小麻烦，我们了解到许五四家里养了一条狗，可能会坏事。罗治彪让把队里多年没用过的麻醉枪带上。我说这麻醉剂早就过期了，罗治彪说：“炸弹也有过期的，你能保证它炸不响？”

到了村里，才接近许五四家，狗就叫起来了。我蹿上墙，对着狗的腰腹就是一枪，狗呜咽了两下，躺下了，不再出声。我跳墙进去打开院门，兄弟们一拥而入，将许五四摁在了被窝里。没想到，正给许五四戴手铐的时候，一个少年突然光着上身从另一间屋子里冲出来，对着罗治彪的脑袋就是一棍，罗治彪顿时血流满面。

场面有点儿混乱。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小姚猛扑过去，把少年紧紧压在身下。另一边，身材矮小的许五四力气却不小，被两三个民警摁着，还在极力挣扎。为了迅速控制局面，我卸了他的膀子——这是我的绝活儿，当初就是因为把这招儿使在了嫌疑人身上，我才被投诉刑讯逼供。这回，我又把绝活儿用在了许五四身上，许五四杀猪一样惨叫起来。一个老太太在旁边哭哭啼啼，应该是许五四的母亲，不过，她并没有干扰我们的行动。

罗治彪被搀扶到警车的前座上，我们对他头部的伤口进行了简单包扎，他的神志还清醒，一个劲儿跟我说他没事。但愿没事……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老罗这一棍子是为我挨的，下手的却是我儿子。这辈子我欠老罗的债，算是还不清了。

许五四和我儿子也被押上警车。我没有把许五四的关节复位。警车前后座之间没有安全隔断，万一他冲撞驾驶民警，会出大事的。在许五四一路的惨叫声中，我细细打量着我的儿子，他仇恨的目光像针一样刺得我生疼。现在我还不能认他，因为还没做DNA鉴定。我问他：“你叫什么？”

他低沉着嗓子：“去你大爷的！”

小姚不了解我和这孩子的关系，眼睛一瞪：“还敢骂人？你现在什么罪名你知道吗？袭警还伤了人，至少判你三年！”

儿子根本不理这一套，加上许五四惨叫的刺激，他趁小姚不注意，一口咬住了小姚的手。小姚疼得大叫，怎么甩也甩不脱。我怕他的手指被咬断，一脚踹到了儿子的肋骨上。儿子一声闷哼，终于松了口。

这一口咬得太狠了，小姚手上的皮肉翻着，鲜血淋漓，骨头都露出来了。我那个气呀，抬手给了儿子几个大耳刮子。

离开广云县时，我给当地派出所留下了两千块钱——毕竟小姚是因为我们的事受的伤。回来后，我还起草了一封感谢信，请罗治彪以队上的名义发过去。

分管局长刘利群听说有民警在执行任务时受了伤，专程前来看望。我赶紧回避，我这样的身份参与抓捕是不合适的，让领导知道了，对罗治彪也不是件好事儿。劉利群到了队上，一见罗治彪满头绷带，赶紧问怎么回事。罗治彪说：“没事，翻墙进嫌疑人家院子的时候，不小心自己碰的。”

刘利群埋怨：“老罗，你年纪也不小了，今后翻墙头的事就不要亲自干了。”

我知道，罗治彪这是在保护我儿子，如果按袭警算，儿子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如此一来，老罗的伤就算自找的了。

经过简单的讯问，许五四被送往看守所。法医闻双阳取了儿子的血样，连夜做DNA鉴定。

被铐在暖气片管道上的儿子质问我：“为什么要抓我和爸爸，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刘小天，你等等就知道了。”

“俺叫许天天，不叫刘小天！”

“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刘小天。”

“你胡说！”

其实，即使没有那份DNA鉴定报告，我也能一眼认出自己的儿子，大身架，方头圆脸，单眼皮，嘴角翘翘的。十三年了，整整十三年没有见面，世界上没有什么样的距离能超越这十三年。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实在等不及闻双阳的鉴定结果了。

孩子，我就是你爹

看着我泪流满面的样子，小天很惊讶，他不明白一个抓他的警察为什么会这样。罗治彪上前把儿子的手铐打开，儿子却冲着罗治彪的肚子就是一脚，继而发了疯一般乱抓乱咬。几个民警试图制伏他，又顾及我的关系，不好意思下重手。我火了，对着儿子又是一顿耳刮子。小天一边反抗一边声嘶力竭地吼叫：“臭警察，你们放了我爸爸！”

罗治彪捂着肚子说：“小子，眼前这个人可是你亲爹呀！三岁时候的事，你就一点儿不记得了？”

这话显然提醒了小天。他上下打量我，像看着一个外星人。我掀开儿子的衣服，肋骨处一片青紫。我马上后悔自己下手太重了，抱着儿子鼻涕一把泪一把。儿子已经不记得我这个爹了，紧张地憋红了脸：“你不是我爸，我要找我爸！”

“孩子，我就是你爹！”我扳过他的肩膀，和他脸对脸，“小天，你看好了，我他妈的才是你的正版爹！”

三

儿子回家的第一夜，我过得惊心动魄。

小天根本就不认这个家，他哭了大半夜，直到精疲力竭方才沉沉睡去。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儿子想偷偷溜出家门，被我发现了。怕儿子逃跑，我又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看着他，不得已，我用了最简单的办法，把儿子铐在暖气管上。

我在等着母亲。母亲来了，我就有帮手了。

农村老家的母亲得知小天回来了，高兴坏了。为了让心爱的孙子体体面面地重新回到这个家，进城的路上，她特意到大商场为小天买了全套的新衣服、新鞋子。可见了面，母亲却根本不敢认眼前的这个孙子。小天一只手被铐在暖气管上，斜靠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头染过的黄毛儿，活像个流里流气的小痞子。

见了老人，小天也不打招呼，一点儿礼貌都没有。母亲发现小天还被铐着，一声长嚎：“树林，你作孽呢！这是你亲儿子！”冲我嚎完，又搂着小天嚎，终于将十三年的思孙之情发泄完了，又冲我怒吼，“还不快把那东西打开，小天的手都勒肿了！”

小天到底也没叫她一声奶奶。母亲又给小天换衣服，小天木木地换上了，就跑回里屋，再也叫不出来了。母亲的失望爬满了脸。我对母亲说：“毕竟这么多年没见面了，他也没叫我爸，慢慢来吧。”

小天的适应期比我们预料的要长。母亲每天变着法儿做好吃的，小天对一日三餐倒是很满意。一段时间之后，小天终于叫了一声“奶奶”。母亲高兴坏了，她感觉某种亲情纽带就要建立起来了。不料，很快就遭到了当头一棒。

起因是她想把小天的头发染回来，她看不惯那一头黄毛，更不想让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孙子被小区的邻居们当成小流氓。小天坚决不同意，和母亲吵了起来。吵架的第二天，母亲突然给我打电话，小天不见了。

我没有在城区里浪费时间，直接驱车前往许五四的老家广云县。我赶到时，小天正抱着许五四的母亲周凤莲哭呢。小天说：“奶奶，我再也不走了。”

见我来了，小天惊恐地躲到周凤莲身后。我说：“小天，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周凤莲紧张地说：“小天就是回来看看。”

虽然小天一万个不愿意，我还是强行将他带走了。他的力气再大也大不过我去，另一点，他显然怕我用强，我卸膀子的本事他已经见识过了。车上，小天一直哭。我说：“你哭什么，那一家子就是几条狼。”

小天呜咽：“你胡说，爸爸和奶奶都是好人！”

“好人？好人会拐卖孩子？他们是人贩子！”

小天不说话了。

回到家里，母亲再也不提染头发的事。可小天对我们俩都爱答不理，偶尔说句话，也是说想回去。面对亲生儿子的这种抵触情绪，我只有叹气——改造和儿子的感情比改造一个在押人员要难上百倍。

第三章

一

许五四进所时，外提汪建国一边办着手续，一边给巡控打电话，问哪个监区人最少，巡控说一区。汪建国说：“那就放到一区吧。”

此举纯属多此一举，哪个区人少外提最清楚了，他这么说是为了表明他把许五四放在一区完全是按规矩办事。我就是一监区的，冤有头债有主，汪建国这是在给我提供方便。

许五四进室后，我对室里的人交代说，这人身体不好，你们照顾着点儿。许五四感激地直冲我点头。按他的理解，我这么一交代，其他人肯定会对他格外关照。事实上，刚开始也确实没人难为他。许五四进来三天，我把他提出来谈了三次话。这三天我只提他一个人谈话，每次和许五四谈完，我就狠狠收拾室里的一个人。

整治在押人员的借口太好找了，未按时作息、大声喧哗、值班不认真、干活儿时偷懒，谁还能挑不出一个错来呢？室里的人当然不是傻子，被我收拾的三个人一致认为是许五四打了他们的小报告。联想到他刚入室时我对他的“关照”，全室的人都认为这个新来的许五四是管教的内线。

果然，三天以后放风时，我看见许五四鼻青脸肿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自己摔的——他不敢跟我说实话，否则室里的人会把他收拾得更狠。看到许五四这样子，我也觉得自己有些阴损，但一想到我十三年的失子之痛，想到我生不如死的前妻林兰，许五四就是死一万次，也解不了我的心头之恨。

二

小天找到了，也该让小天的妈妈高兴一下，尽管我不知道会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开车带小天去了精神康复中心。

林兰正坐在窗前晒太阳，阳光像黄金一样洒在她身上，亮闪闪的晃眼。她一直低着头，直到我站在她面前，她也没有看我一眼。我蹲下来，看着她的脸：“兰，你看看吧，我们的儿子找回来了。”

林兰猛地抬起头：“你说啥？”

“咱们的儿子回来了。”我将小天拉了过来。

林兰扭头看着小天：“这是谁的娃儿？”

我说：“你认不出来了吧，小天长大了。”

林兰却摇头：“这不是我的娃儿，我的娃儿才三岁，他都这么大了。”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拉着儿子的手放到林兰手上。儿子抗拒着，林兰也抗拒着。

“姓劉的，你弄丢了儿子还要糊弄我，随便找个孩子来冒充，你以为我傻呀！”

“兰，你好好看看，真是我们的儿子啊！”

“我再也不信你的花言巧语了，你给我滚出去！”林兰有些歇斯底里了。

护士把我赶出病房：“你怎么搞的，再这么刺激病人，会出大问题的！”

当初和岳父母一起把林兰送进来时，我死的心都有。我的一个疏忽，不仅丢了儿子，还毁了妻子。我恨不得岳父母每人扇我几百个耳光，哪怕杀了我我也认了。我永远忘不了岳父母相互搀扶着，流着泪，颤颤巍巍离开康复中心的情景……

看着一脸漠然的小天，我叹口气：“你亲妈都不认得你了。知道吗？这是你妈，你亲妈！”

小天问我：“我妈怎么变成了神经病？”

“全是你那个狗杂种爹许五四造的孽。”

“请你放尊重一点儿！”

“尊重个屁！”仇恨让我无法接受任何人为许五四辩护，“想让我尊重他，他也得有那个资格！”

听说我找回了儿子，唐利给我打电话道喜。闲扯了几句，他突然问我：“老刘，你感觉吴媚这人咋样？”

我心想这小子可能想让吴媚转正。他三十好几的人了，也该结婚了。“还成，你终于动心了？”

“我没动心，该动心的是你。”

“啥意思？”

“吴媚对你有意思。”

“不可能。我们不是一路人。”

“怎么不可能？你们接触接触呗。”

无论唐利有什么目的，好歹是在为我撮合，我不愿意，也不能直接贬低人家女方，只好自贬：“我一离过婚的，年龄又大她那么多，现在还拖着个半大小子，不合适。”

“她也不小了，二十八，马上就奔三。女人一奔三就恐慌，不会那么挑剔了。再说，离过婚的男人才显成熟，而且你又是公务员，挣得虽然不多，但稳定啊，她也算有了依靠。”说着说着，唐利忽然一副恍然大悟的口气，“老刘你别误会，我和她真的没啥。”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和她真不合适，她这样的我降不住啊。”

“还有你老刘降不住的人？你在看守所，哪个不憷你？”

“吴媚又不是在押犯。”

“行了，皮条我拉到了，处不处在你，你看着办。”

三

中午吃饭的时候，所长邱丛军告诉我，所里要往我室里放一个人。值得所长亲自安排的，一定得是个人物。果然，邱丛军接着说，林宪彬被抓起来了。

这个林宪彬我听说过。他是鲍家屯煤矿的矿长，这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很有名。据巡警那边的人说，一连好多天，几百名煤矿职工集体到市政府上访，要求惩治腐败分子林宪彬，可见这家伙的民愤有多大。

邱丛军说：“林宪彬今晚就收进来，我和马所长统一了意见，把他放到你室里。这么安排，主要是因为你办事牢靠，又有手腕子，可以治住他。所里对你也有两条要求。第一，他是矿长，有一定的人脉，你要看严了，千万不能让他串供；第二，他有严重的冠心病，要保证一旦发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绝对不能让他死在咱们看守所里。”

看来，邱所长对我真是高看一眼了。

晚上，林宪彬进来后，我专门安排高升等几个可靠的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以及他与别人交流的情况。通常新号进来都睡在最后一铺，我直接让林宪彬睡了三铺，和四铺的毕京福挨着。在看守所里，睡觉的铺位是很讲究的，靠门窗最近的位置是一铺，是最好的位置，依次往里排，越来越差，最后一铺靠近便池和洗漱池，是室里最差的铺位。我的这种安排，对林宪彬是一种很大的照顾，其他犯人肯定会有意见，比如冷建强，他本来以为来了新号，他会从最后一铺往前排排，没想到还是没动窝。

刚开始几天，我天天提林宪彬谈话，他比较沉默，不太愿意与我交流。过了几天，林宪彬却态度大变，主动要求向我“汇报思想”。原来，他从其他人嘴里得知，他的铺位是我专门安排的。他认为我已被他的人收买了，至少也是得了好处。对这一点，我不点破。他能信任我，有利于我掌握他的情况。

果然，林宪彬对我说了实话，进看守所实在是他的“福”，他很满足。我问为什么。林宪彬说，矿上那些人上访并不是最可怕的，他听说有几个年轻矿工暗中串联，密谋从肉体上解决他。进来之前，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整天东躲西藏。现在，他终于有安全感了。

说了一会儿，林宪彬想抽支烟，我没给他，冠心病人应当远离烟酒。林宪彬也明白我是为他好，只有在烟味弥漫的管教室里极力忍住烟瘾。接着，他又对我说了一些腐败的事儿，还真让人触目惊心。比如他多次去澳门赌博，其中一次就输掉了三百万，都是公款；比如他默许小矿主偷开小煤窑私采，导致矿脉遭到严重破坏，再过几年，鲍家屯煤矿就会成为废矿，这会端掉全矿所有人的饭碗子。

我问他：“明知民愤这么大，你为什么不收敛一点儿呢？”

林宪彬没有正面回答，用手指指天，意思是“上边”。这一点我明白，据说他进来的前三天，从祥城市到省里，各种说情的都快把所领导的电话打爆了。

我注意到，这几天王长茂多次在107室前转悠。这不是他的室，甚至不属于他所在的三监区，这让我有点儿警惕了。

我对王长茂特别不信任。他是个有前科的人，曾经将手机借给在押人员使用。此后，所里禁止值班民警将手机带入监区。邱丛军交代过，一定要防止林宪彬串供。对王长茂，我不得不防。我在室里安排了眼线，如果王长茂和林宪彬谈话，要马上向我报告。

过了几天，市局监管处副处长管恩杰给我打电话，问我林宪彬的表现怎么样。管恩杰和我是校友，比我大七岁，我进校时他早已毕业了。我们是通过校友会认识的，交情不远不近。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不能怠慢，就简单汇报了一下林宪彬的情况。管恩杰说：“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受人之托，林宪彬现在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你多关照着点儿，人家忘不了你的。”

在我全力对付林宪彬的时候，持刀到派出所抢劫的扈佑平也被调到我的室来了。

扈佑平外表看起来挺老实的，在监室里却老是惹事，一惹事就挨打。为了监室秩序穩定，只好给他调换地方。扈佑平进来半个月，已经换了五六个监室了。

我和国华是搭档，我的室国华是协包，国华的室我是协包，放国华的室和我的室差不多，我都有管理权。为了更好地锻炼国华，我将扈佑平放到了国华的室。国华头一次接手如此难缠的货，心里不免有点儿没底。我让他别紧张，先观察观察再说。通常在押人员换了新室，一开始都比较规矩，这个扈佑平这么频繁地惹事，其中必有原因。只有找到原因，我们才好解决问题。

这天，扈佑平又在放风场里大喊大叫，说有人欺负他。我和国华到了现场，全室的人没人再敢吱声，扈佑平却依然气焰嚣张，骂声不止。不过，我注意到，他的矛头对准的是在押人员，似乎并不是有意对抗管教。如果我晚来一会儿，室里的人可能会群殴他。那么，他这么找事的目的何在？

等他实在叫唤累了，我和国华才把他提出来，让他坐上了铁椅子。我打开电脑，让国华将多日里拷贝下的扈佑平惹是生非的视频一一放给他看。一共八段视频，放完了我问他：“老扈呀，你自己说说你这半个月表现如何？”

扈佑平一声不吭。

我对国华说：“你整七十五张选票出来。”

国华麻利地就把纸裁好了。我打开喊话器，把107、103、204、209、303室的一铺全叫了过来，都是扈佑平待过的室，除去扈佑平，一共七十五人。我让一铺们组织全室的人填选票，选出最近半个月最不受欢迎、需要所里采取强制管理措施的人。说起来，这招儿还是我的独创，我要用“民意”突显出我处罚刺儿头是有群众基础的。

不一会儿，选票收上来了，国华一统计，七十五张票，有六十一张选了扈佑平。我将投票结果给扈佑平看了看：“老扈，根据你的表现，这回铁定要治你了。你看见没有，这是民意。你混过的室里都认为你不行，你要怨就怨你自己不争气。”

我递交了对扈佑平实施单独关押的申请，领导很快就批了。将扈佑平送进单独关押室后，国华问我：“刘哥，你说他这样是不是因为案子有冤情？”

“他被抓的是现行，问题一定出在这里。”我指一下自己的脑袋。

单独关押室离化粪池最近，池子里又脏又臭，滋生了大量蚊蝇。监室窗户上都有纱窗，单独关押室可没有，晚上睡在这里，光蚊子就能把人生吃了，所里的在押人员没有不害怕单独关押的。果然，到了第三天，扈佑平受不了了，在关押室里大声嚷嚷，说身上痒死了，再也不惹事了。国华跑过去警告他，单独关押期限是半个月，不是管教想关几天就关几天的，以后规矩点儿，不作死就不会死。

扈佑平终于老实了。

这三天我也没闲着，我给罗治彪打了个电话，要求调看扈佑平的案卷。罗治彪说你随时可以过来，虽然你不在刑警队了，但刑警队永远是你的家，说得我心里挺热乎的。

四

星期六，我带着国华骑车外出。我是驴友，国华也是，我们都喜欢骑着单车旅游。本想带着儿子一块儿来的，考虑到这次不仅是游玩，还有别的目的，只好算了，让母亲带儿子去了游乐场。

出了城，乡镇公路上车不多，路旁的农田绿油油的，看着让人赏心悦目。骑了半个小时，我下来放水，国华也放水，我们并排站着，背着公路，比谁尿得远。还没尿完，国华就说：“哥，你不行了，还前列腺了。”我追着国华就打，国华一边笑一边躲，“哥你慢点儿，我尿裤腿上了。”

和国华打闹着，真有种和儿子打闹的感觉。这种滋味让我怀念，是十几年前的老滋味了，儿子回来后，一次也没和我这样闹过。

这时，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一接却是吴媚。早知道是她，我就不接这电话了。还好，吴媚没别的事，只问我微信号是多少。听见旁边国华的说话声，吴媚问：“你和谁在一起？”

我说：“是个小帅哥。”

“比社会上的小伙子都强的那种？”

“是。你想认识认识？”

“我可惹不起。”吳媚笑着挂了电话。

国华听出对方是个女人：“刘哥，你有情况了？”

我说：“有个屁！”

“哥，你再找一个吧，离婚这么些年了……”

“少操这份心吧，你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我知道国华喜欢女子监区的管教伍晶晶，可国华太腼腆，见了人家一句话都不敢说。我跟女子监区的头儿比较熟，回头我得打听打听，伍晶晶有没有男朋友，要是没有，得想办法帮国华创造机会。

我俩继续上路。骑到一处村庄，我问过路的这里是不是扈家庄，那人说是。国华终于明白了我的用意。

扈佑平家的房子低矮老旧，小院长满荒草，一副破败景象，看来好久都没人住了。我敲开了他邻居家的门，邻居家只有一个老太太，提起扈佑平，老太太一个劲儿叹气：“大平太可怜了，独生姑娘被地痞奸杀了，都没判死刑。老婆窝囊死了，大平杀人的心都有……”

我意识到，症结就在他的妻女身上，他在派出所和看守所里的出格行为的确事出有因。

回来后，我马上从单独关押室里提出了扈佑平。他的脸上身上多了一堆疙瘩，这都是蚊子的功劳。

“你进来了，家里老婆还好吧？”我装作随意地问。

“好着呢，好着呢。”

“你家姑娘还好吧？”

“好着呢，好着呢。”扈佑平敷衍着，他以为我不了解他家的情况。

“我去过你家了。”

扈佑平的脸一下子就阴了。

我叹口气：“别这么找来找去了，要不然她们走得多不安心哪。”

“我找谁了？”

“你故意进看守所，又挨个儿监室转来转去，是想找牛虻子吧？”牛虻子是奸杀她女儿的凶手。

扈佑平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要害死我家姑娘……”

“不仅是想问问吧？”我拿出一把牙刷，牙刷头已经被磨尖，完全可以当匕首使用。“这是你被单独关押后，我从你橱子里清出来的。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这是犯罪。牛虻子这种人，要用法律来惩治他。”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牛虻子奸杀了我姑娘，法院不判他死刑？”

“是证据的问题。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疑罪从无。”

扈佑平的脸涨得通红，眼中喷射着愤怒的火焰：“别跟我说什么证据，我不懂这些。我只知道我姑娘不能白死！他害死了我姑娘，我要他偿命！”

五

牛虻子一审下来没有上诉，能捡条命对他来说已经是天恩了。在扈佑平被单独关押的第二天，牛虻子投了牢，他至少要在祥城监狱里度过二十年的光阴。扈佑平得知牛虻子已经下队，精神崩溃了，足足瘫了半个月才恢复常态。

这次能查出扈佑平的病根，国华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从刑警大队出来了，但我一直保持着刑警的敏感性。去刑警大队调看扈佑平案卷的时候，罗治彪就对我说：“你呀，天生一块干刑警的好料子，窝在看守所里，屈了。”

扈佑平的问题解决了，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林宪彬了。

有的人在社会上是人上人，到了看守所，还是人上人，比如林宪彬。监室里的人上人有三种，一种是靠关系，通过种种渠道打通关节，包室民警让他干上一二铺；一种是自己拳头硬，室里没人惹得起；还有一种是靠财富上位，林宪彬就是这种情况。他的手下给他的账上一次性充了几万块钱，林宪彬成了监室里的土豪。常有一些在押人员因家庭经济条件差或是家人不愿管，没钱改善生活，林宪彬便花钱为他们购买副食和日用品。此举颇笼络了一批人，让他成了室里实际上的老大。平时他干的活儿很少，基本由别人代劳。其实，依他的这种本事，根本用不着我照顾。

进所的第二个月，林宪彬向我提交了一份举报材料，他想立功。材料上说同监室的段磊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小区入室盗窃现金三万多元，还附有一张盗窃地点的平面图。段磊就是外号放屁精的那位。

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贿买的线索。经常有在押人员为了立功减轻罪责，“收购”他人的犯罪线索向看守所举报。也有些在押人员利用公安机关还未掌握的犯罪情况，向其他在押人员“出售”，以获取经济利益。虽然管处长跟我打过招呼，但我有我的底线。林宪彬生活上我可以照顾，但绝不允许这种不合法的线索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

我和国华把段磊提了出来。五分钟后，段磊就招了，承认卖给林宪彬一条线索，林宪彬让人往他的账上转了三千块钱。我告诉他，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但他也得帮我，一是多留意林宪彬的动静，二是抽空替我挖挖冷建强。

出于职业本能，我对冷建强这个人不放心。我查过了，他不是唐利的什么亲戚，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员工。对一个普通员工，唐利可真够上心的。

刚出提审室，王长茂贼兮兮凑过来：“老刘，林矿长进了你的室，你没少喝小酒吧？”

王长茂并不知道林宪彬进我的室是所里安排的，还以为是我争取来的。我只是笑了笑，没回应。我犯不上跟他解释，他也不会相信我的解释。

出于利益的考虑，一些管教喜欢有背景或家庭有经济实力的犯人。王长茂一定以为我从在押人员家属那里得了不少好处。他这样的人品真不敢让人恭维。我给他打预防针：“林宪彬的案子可是市领导和省检督办的，他栽了，也能把别人栽进去，这是浑水，不好趟。”

王长茂撇撇嘴：“话是这么说，可清水也没人愿意趟啊。”

回到监区，高升向我报告，王长茂和林宪彬说话了。昨晚是王长茂的管教班，监区放电视的时候，他问了林宪彬不少案子上的情况，还给林宪彬订了一些副食。我最担心的是王长茂将外边的信息带进来。高升说他和林宪彬挨着，仔细听了，没别的。我松了口气，幸好王长茂没把林宪彬提出去谈话，否则，他说些啥就不好确定了。

我把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所长邱丛军。邱丛军说：“林宪彬手眼通天，这段时间来疏通关系的人不少，像王长茂这么大胆的还是第一个。你再盯紧点儿。”

邱丛军早就对王长茂看不顺眼，上次王长茂借给在押人员手机的事儿，要不是副所长马继高极力保他，王长茂只怕就进去了。贪小便宜的人我见得多了，但王长茂这个人是没有底线的。

第四章

一

兒子回来后，对目前的生活渐渐适应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为他联系学校，恢复中断了的学习。儿子说六岁时许五四让他上了小学，这么算起来，现在他应当上高一了。

我住的这片属于彩虹桥中学的学区，但我在教育行业没什么关系，就想到了彩虹桥派出所。派出所和彩虹桥中学是关系单位，我在刑警队时没少跟所长陆远明打交道，就托陆所长帮忙联系一下。陆所长说：“你这个忙我帮定了，不过，你得先把你儿子的户口解决了。”

离开时，陆远明一直把我送到派出所大门外，让我很感动，我可是求人家帮忙呢。这儿离家不远，我信步往回走，不经意一抬眼，看见吴媚有说有笑地陪着两个外国人进了不远处的一家宾馆。吴媚居然和外国人打上了交道，难道唐利集资都集到外国去了？

继续往回走了一会儿，我听见后面有人追上来，回头一看，是吴媚。吴媚说：“刚才看到我了，怎么不打招呼啊？”

我说：“你不是也没打招呼。”

吴媚笑了：“你这人一点儿不让人。”

“我就这样。对了，那俩老外干吗的？”

“唐总请的专家。”

“唐利做什么生意，还得请外国专家？”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人家来头很大，唐总天天当神仙供着。”

在我面前，唐利可从来没提过什么外国人的事儿，以他凡事咋咋呼呼的做派，真有点儿不可思议。闲扯了一通，吴媚问：“树林哥，我的意思唐总告诉你了没有？”

这也太直接了，而且这种事哪儿有女方先开口的。见我愣神，吴媚接着说：“你别笑话我，我这人最烦拐弯抹角。”

我反问：“唐总怎么和你说的？”

“他说你很喜欢我，但是有点儿自卑，感觉配不上我。”

这个唐疯子，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但我只能顺着她的话往下说：“唐总没说错呀。你看你，这么年轻，我都奔四了。”

“我就喜欢大叔型的。”

“你这么漂亮，我这么……”

“我不在乎男人的相貌。”

“你这么有钱，一个月少说几万吧，我才四五千。”

“树林哥，你直说了吧，你是不是怀疑我和唐总有事儿？”

我不客气地说：“老实讲，是有点儿怀疑。”

这完全不像男人和女人在谈论感情问题，更像是在讨价还价。

回到家，这个叫吴媚的女人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承认，吴媚很漂亮，是男人都会喜欢。我离婚这么些年，一直没有再找，欲望能装满一火车了。但我真有点儿接受不了吴媚，再怎么着，也得找个正儿八经的女人，对她，我感觉自己完全掌控不了。还有一点，儿子对我另有新欢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没费什么劲儿，学校就同意接收儿子了。我给儿子收拾一新，把他送到班里。班主任姓高，听说我是公安局的，就和我商量说：“刘队长，你以后能给我们学生上上法制课吗？学校里推行家长讲堂，可是我这个班的家长请谁谁推，你可得帮帮我的忙。”

这个忙我自然要帮，和老师的关系处好了，对儿子有好处。

才过了一个星期，高老师就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是说讲课的事，但高老师语气严肃，让我去学校当面谈。我想儿子一定是闯祸了，估摸着是打架。这孩子的脾气，受了欺负是断不能忍的。当初罗治彪被他砸得一脸血，差点儿就脑震荡了。

到了学校，高老师说：“小天爸爸，我知道你们警察忙，可能你的工作比别的警察还忙，可是，你儿子的学业你不能一点儿不操心吧？”

我赶紧问：“小天他怎么了？”

“根据各任课老师的反映，您儿子的学业也就是小学毕业的水平，初一初二的东西他都不会，您怎么就让他上高中部呢？”

二

下午儿子放学回家，试卷就摆在桌子上，数学得了16分，那数字竟是如此刺眼。

“小天，这是你的真实成绩吗？”我多么希望这是儿子故意考出的低分，哪怕是为了气我，我也好受一点儿。

“这上面的题我真不会，没学过。”小天说。

“没学过，悟也能悟个差不多吧，你这个年龄了，怎么会才16分？”明知这怨不得儿子，我还是要给他一点儿压力。他这个水平，学习再没压力，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我就这个水平，你看着办吧。”儿子一副破罐子破摔的表情。

“你这个态度就不对。”

“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去打工挣钱。”

“你这个年龄就是学习的年龄，打工也轮不上你！”

“我爸爸就让我打工。”

他一提许五四我情绪更差了。为了弄明白小天学习的事，白天我专门提审了许五四。这狗日的，儿子十三岁起，就被他带出去打工了。许五四还挺有理，说他让小天上了小学，会认字会算账，在他看来，这就算是受教育了。

我冲小天拍桌子：“我才是你爸爸，他不配！一个好爸爸能不让孩子上学？”

儿子一把抓起试卷，躲到自己屋里去了。

第二天刚上班，我抓紧审查了几名在押人员的信件，那信上的字写得真草，和儿子的试卷有一拼了。和儿子没谈好，我必须加倍努力工作才能摆脱坏心情。经过审查，我发现有两封信存在严重问题，是决不能流出去的，我感觉自己又有活儿可以干了。

国华过来告诉我该抽签了。看守所每周都会“砸号”，也就是从每个监区随机选择几个监室，清查有没有违禁物品。为了加强监督，清室是跨区的，本区的管教不能清自己区的室，具体负责其他区的哪个室，要抽签决定。

这次，三区的王长茂负责清我主管的室。巧了，上回是我清他的室。那次我在他的室里发现了三条烟。经调查，这烟是王长茂捎进去的，更准确地说，是卖进去的。我报告了副所长马继高，马继高找王长茂谈了一次话，结果不了了之。王长茂肯定认为我是在有意整他，这次他清我的室，估计会鸡蛋里挑骨头。

其实不用他挑，我的室确实有问题，比如许五四，按说他是不该归我管的。果然，清室结束后，高升告诉我，王长茂把许五四提出去谈了话。

下午，所里召开狱情分析会。所长邱丛军要求全体管教民警结合日常工作情况谈谈存在的风险隐患。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首先汇报了我室里的重点在押人员林宪彬和死刑犯毕京福的情况，林宪彬的案子还处于侦查阶段，毕京福的死刑判决已到了最高法的复核阶段，对这两个人的稳控是需要专门下功夫的。

接下来，我提到了近期所里收押的几起非法集资案涉案嫌疑人的问题。近年来，我们祥城市以担保理财的名义非法集资的案件频发，一些担保理财公司高息吸收公众存款，拿这些钱去放贷，一旦收不回贷款，资金链断裂，老板或跑路或被抓，受害群众则串联起来上访维权。我了解到的苗头是，有在押人员写信向所外传递消息，煽动受害群众到看守所和公安局闹事施压，企图让公安机关放人。他们的逻辑是，老板被关了被判了，受害群众的钱就没希望要回来了，如果公安机关放了人，老板出来了，说不定还能想办法还上受害人的钱。我负责的监区已经扣押了两封这样的信件，但别的监区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一边汇报着，我突然想起了唐利的公司，这可不是好兆头。

之后，各位管教分别就我指出的问题谈了看法，中间我出去接了个电话抽了支烟，其间副所长马继高和王长茂也相继发了言。等我回到会议室，风向变了。

邱丛军在总结时说：“刚才大家提的意见很好，都是出于公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如果不加以整改，将严重影响所里的安全稳定。还要指出的是，有的民警在管理上公私不分，甚至公报私仇。我就不点名了，希望他心里有数，加强自律。我们的内部管理上绝对不能出问题。”

会后，邱丛军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树林，把许五四放到你的室，是因为收押时一监区的总人数少，这在客观上也方便了你，毕竟你儿子一头拴着你，一头拴着他，但你可不要把这种方便弄成风险。记住，你是个执法人员，不能带着怨气投入工作，否则早晚要出事，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从邱所长办公室出来，我直接回了监区。到了107，我发现许五四已被调走了。我问高升，许五四调到哪儿去了，高升说调到了306。我问谁调的，高升小声说：“是王警官过来提的人，王警官说是马所长安排的。”

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邱丛军的意思。如果不让我回避，出了事就是所里的责任，领导的责任，他的责任。

三

在初中部里，儿子的身高和年龄让他鹤立鸡群，跟着一帮初一的小孩子一起上课让他无比尴尬。怕儿子逃跑或逃学，小天上学放学都由我母亲接送。像小天这么大的学生，已经很少有家长接送的了，母亲的风雨无阻，换来的却是小天的厌恶和嫌弃。才上了几天初一，儿子就不愿去了。

自儿子回来之后，为了能融洽和他的关系，我在许多事情上都让着他，但上学是原则问题，无论如何也得坚持。母亲治不了小天，就由我送他去上学，我相信，我对他还是有点儿威慑力的。儿子不动窝，我就像扯小鸡子一样扯着他出门。不过我担心，儿子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个头儿一天比一天高，身材一天比一天壮实，早晚有我扯不动的时候。

儿子最好的武器还不是反抗，是沉默。很多时候我想和他好好交流一下，可无论我怎么说，他就是不理我。唐利给我出主意：“老刘你想想，你儿子回了家，除了你和你妈，他还能接触谁？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扩大儿子的交际圈，而不是像你和你妈这样，把儿子紧紧看起来。”

我觉得唐利的话有几分道理，可把儿子放出去，我能放心吗？唐利提议，让小天上他那儿玩几天，换个环境，他还能给小天做做工作。我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正赶上周末，唐利把儿子接走了。两天后儿子回来，对继续上初中的事儿竟然想通了。我问唐利是怎么说服他的，唐利说：“就是带着他吃喝玩乐。我对他说，只要你好好学习，我有的你将来都有。”

“小天就信了？”

“信了。”

唐利的云岭公司原来在城南，最近刚搬到城北，我还没来过。儿子在这里“改造”的效果这么好，我特意去了一趟，想見识见识。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看唐利公司的业务开展情况。目前以集资为手段开展高息放贷业务的担保公司已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我要给唐利敲敲警钟，我不想他也和那些出事的担保公司老板一样，要么跑路，要么吃牢饭。

云岭公司占据了写字楼的一二两层，完全按照银行的模式进行装修，给人造成一种进了银行网点的错觉。停车场里都是豪车，其中一辆兰博基尼亮瞎了我的眼。

唐利还在会议室里接待两个客人，让我先去他办公室里等会儿。唐利的办公室很气派，足有六七十个平方，都超过省部级干部的标准了。我注意到墙上有唐利和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蒋明洲的合影。唐月月进来倒茶，我问她：“月月，这照片是啥时候照的？”

唐月月说：“我也不知道。”

“你是他秘书，你不知道？”

她一撇嘴：“那是以前的事儿。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她说的后浪应该是吴媚。我指着墙上的照片：“PS的吧？老唐能把人家蒋书记拉来？”

唐月月捂着嘴笑。我注意到照片上蒋明洲的手表，江诗丹顿，至少十五万。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对唐月月说：“你们呀，会害了蒋书记的。”

唐月月不解：“和蒋书记合个影，又不代表蒋书记参与经营活动，能害了他？”

我指了指手表，唐月月马上醒悟：“我这就找人给PS掉。”

说着话，唐利进屋了，我特意瞥了一下唐利的手表，好家伙，黑黑的表盘，明显是块限量版泰坦尼克腕表，据说是用白金、黄金和泰坦尼克号上的钢质残骸打造，想不到唐利早就成了土豪。

我先为小天能乖乖上初中的事向唐利表示感谢。唐利说：“要谢你就谢吴媚，那两天都是吴媚带着小天出去玩。”

我吃了一惊：“干吗让吴媚领着去？”

唐利反问：“吴媚怎么了？你这口气，好像人家是人贩子似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对自己的反应也很奇怪，也许从内心里说，我对吴媚是排斥的。

唐利转了话题，问起冷建强近期的表现：“你给我说句实话，有没有法子把冷建强捞出来？”

我摇头：“证据确凿，是铁案，谁也翻不了，除非受害人承认自愿。不过受害人可真够惨的，因为被强奸，男朋友把她甩了，她自己差点儿自杀……”我看着墙上蒋明洲的笑脸，“不是我打击你，你这个亲戚的事就是照片上那位出马，也救不了他。”

从冷建强身上，我又扯到了另一个在押人员，之前也是搞担保公司的，资金链断裂，还不上客户的钱，就进了看守所。他的公司距离唐利的公司不到二百米，说不定唐利还认识。来时我从那家公司门前经过，公司大门紧锁，玻璃被人砸了，还有几个老头儿老太太在门前坐着。

唐利不傻：“老刘，你在给我打预防针吧？是不是担心你放在我这儿的钱？”

“你不还我的钱，我认了。你还不上人家的钱，人家可不答应。”

“集资放贷这玩意儿风险当然大，我心里有数，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放心，你的十万块钱出不了事儿。”

我又劝他：“老唐，不要老想着高息放贷，做点儿实业才是正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搞实业？我打算搞个有机农业项目，地已经到手了，还请了两个外国专家。放贷业务和我的新项目比起来，充其量只算得上副业。”

我想起前些日子看到吴媚和两个外国人在一起的事。但愿唐利是认真的。

四

唐利让我扩大小天交际圈的建议看上去有些效果，我又把儿子介绍给国华认识。从此，国华有空就来陪我儿子，辅导他的功课。我专门和国华交代过，要多说我的事，让儿子更多地了解我。国华便添油加醋地描述我是如何破案，如何对付在押人员。小天对看守所里的事很感兴趣，和国华提出要去看看。

国华作了难，他也明白，许五四就在所里押着，万一小天遇上许五四就麻烦了。于是国华说：“看守所有制度，进门两道岗，无关人员进监区肯定不行。这样吧，我带你到我宿舍里玩去。”

国华这类年轻民警没有房子，看守所位置又偏，为了解决他们住的问题，所里将办公楼顶层的一些房间倒腾出来当宿舍。国华的宿舍里有一台台式电脑，他自己还有个笔记本，儿子就和国华一起打网游。后来国华提醒我，小天和他在一起时，经常借他的手机打，看号码是外地的，打完还把通话记录删掉。

我马上想到，他是在给他的“奶奶”也就是周凤莲打电话。我一直没给小天买手机，就是怕他和周凤莲联系。看来，他的心里还有牵挂。

要不是国华的提醒，我不会发现儿子也在偷玩我的手机。有一天国华对我说：“刘哥，你真神了，那玩意儿也敢发到朋友圈。”

一句话说得我莫名其妙。后来我整明白了，儿子以我的名义回复我的微信，其中还包括回给吴媚的，有时候甚至在我的朋友圈里发一些不堪入目的图片。我的朋友圈里大多是看守所和刑警队的同事，我的名声要被他毁了。

我问小天：“你用我手机了？”

儿子也没撒谎：“用了。”

“你给外人打电话了？”

“我奶奶不是外人。”

“对我而言就是外人！”

我警告小天不要再和外人联系，否则就打断他的腿。小天冷笑：“你倒是真能做得出来，我的肋骨差点儿没被你踹断。”

儿子还在记恨当初我对他和许五四的“狠”，可他没有想过原因，没有想过许五四拐走他之后我过的那些生不如死的日子。看着儿子冷冰冰的脸，我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说：许五四，你知不知道，被你亲手毁掉的家庭要重建起来，被你生生割断的感情链条要重新接上，有多么艰难……

五

这段时间，吴媚常和我在微信上聊天，我只能不冷不热地应付。我担心儿子的作为会让吴媚误会。我已经对吴媚说清楚了，她却像狗皮膏药似的贴着，赶都赶不走。可我既不是大官，又不是大款，还离过婚有孩子，我不相信我这样的条件能让她心动，除非她的脑袋被驴踢了。出于多年干刑警的直觉，我怀疑吴媚接近我是有目的的。但，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还真想不出来。

我索性交给吴媚一个任务，让她给我提供唐利公司的详细情况。吴媚问我为什么想了解这些情况，我说我的钱在他们公司里，公司要是有问题，我的投资就会打水漂。这个理由冠冕堂皇，足以堵住吴媚的嘴。

一直以来，我都害怕唐利的云岭公司在钱上出问题。我希望公司资金能更多地流入他说的那个农业项目，包括聘请外国专家。只有大力做实业，唐利才能支撑起他的商业帝国。可吴媚给我提供的情况正相反，唐利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放贷上，还花费上千万购置豪车以及各种奢侈品。我眼前马上閃现出唐利黑漆漆的手表和门口那辆兰博基尼。我得出了结论，唐利的公司是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的。

云岭公司组织到韩国旅游，唐利劝我带上小天一起去。我拒绝了，除了不想遇到吴媚，更主要的是不想欠唐利的人情。再说，当警察的，尤其是我们这些一线的，出国旅游还需要上级公安机关审批。

虽然没去，但我在微信上发了一张埃菲尔铁塔的照片，还附上了一段我在那里享受法国风情的文字，装模作样地开始连载我的“欧洲游记”。我打算明后天再发一张伦敦大本钟的照片，顺便炮制一篇伦敦散记。

朋友圈里的这种文章很少有人回应——不是因为写得假，而是压根儿没人感兴趣。没想到吴媚很快回复：“我说你怎么不来韩国，原来你去法国自个儿找浪漫去了。泡上法国妞没有？”

吴媚出卖了她的老板，帮了我的大忙，我好歹得有点儿感恩的心，不能不搭理她。我从网上搜了一张金发碧眼的美女照发给吴媚：“瞧见了没有，我刚泡上的。”

吴媚也发了一张泳装照，说正在济州岛洗海澡。吴媚的身材真是好，看得我的心咚咚跳。

我在微信里和吴媚闲扯，母亲正在做饭。她对我说：“树林，去打瓶酱油回来。”

我出了小区，到了附近的菜市场，市场中间有一家小超市。就在超市门口的羊肉串夹饼摊子上，我看见了一个窈窕的背影。那背影一转头，我们都大眼瞪小眼。我说：“看什么看，帅哥没见过。”

吴媚叹了口气：“你不正在法国寻浪漫吗？是飞回来的吗？”

“你从济州岛游回来的速度也不慢呀。”

我俩会心一笑。旁边卖羊肉串夹饼的大妈问我：“你要几个？”

我赶紧说：“一个。”

大妈说：“先做完这姑娘的，马上就是你的。”

结果大妈做了四五个，还没轮到我。我对吴媚说：“看不出啊，你饭量还真不小。”

吴媚说：“别逗了。我哪儿吃得了，这是给外国人要的。”

我想起了唐利请的那两个老外：“你们公司集资放贷，还用得着洋鬼子？”

“人家是西班牙的农业专家，不是洋鬼子。”

“你用几个羊肉串夹饼就把专家打发了？”

“没办法，人家就好这口。”

吴媚的夹饼终于做好了，可她还在和我东拉西扯，虽然看了两遍包里的东西，却没有掏钱的意思。等我的也做好了，吴媚还没给人家钱。如果我身上带着钱包早就掏了，可我这回出来没穿外套，因为只想打酱油，就带了五块钱。我对吴媚说：“你请我吧。”

吴媚撇嘴：“你是男的，还是你请我吧。”

“我没打算请你。”

大妈看不下去了，对我说：“你一个大男人，请人家小姑娘吃几个夹饼怎么了？”

吴媚将我的兜翻了个遍，果真只搜出五块钱：“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出门就带五块钱？”

我说：“五块还算多的。”

吴媚对大妈说：“阿姨，要不你看这样成不成，把我男朋友的手机押这儿，等他回家拿了钱再来换手机。”

六

一般情况下，所里每天夜里要有一名管教和三名巡控值班，遇到敏感节点，夜间要有两名管教。今晚不知什么情况，安排了我和王长茂一起值班。明知上回许五四被调室是王长茂捣的鬼，我就当作什么也不知道。王长茂也当什么也没发生，照常有一搭无一搭地和我闲聊，当然，他感兴趣的都是哪个室的在押人员账户上钱多之类，我和他聊不到一起。

帶班所长马继高拿着值班记录本和一份材料进来，冲我们点点头，就开始填写值班记录。我一看写得特细致，估计一定是有事了。果然，马继高说：“你们几个今晚务必提高警惕，毕京福明天就要执行了。”

毕京福抢劫杀人，一二审均被判处死刑，就等着最高法的死刑复核。马继高手上拿的就是复核材料，也是在押人员前往地狱的通行证。这份复核意见书会在执行前对被执行人当场宣读。当然，不到执行的时候是不能给在押人员看的，甚至都不会告诉他复核意见下来了。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对死刑犯说你的复核正在进行中，还是有希望的，不少死刑的案子到了最高法都没有核准。要是在押人员提前知道了死刑执行日期，我们看守所的工作就没法儿干了——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是没有任何顾忌的。

早晨五点多，天还未大亮，大门开了，进来了一群人，包括法院的工作人员、法警、武警、所领导和几名管教。我赶紧从保险柜里拿出监区钥匙，领着他们来到107室，迅速打开门，法警立即冲上大通铺将毕京福按住，全室的人都被惊醒了。

毕京福想不到执行的场面如此兴师动众：“我知道时候到了，让我穿上衣服，我不会反抗。”

法警不会让他自己动手，两人一起将他的双手扭到背后，给他穿上裤子，接着控制住双腿给他穿上衣，然后五花大绑。同室人员多数已吓得面无人色。

毕京福是我室的人，一直以来很配合我的管理。现在他要走了，我掏出一支好烟给他点上。这是送行烟、上路烟，毕京福一声不吭地抽着，抽到一半，他的泪就下来了：“我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

我拿出纸巾给他擦了擦鼻涕。毕京福说：“刘队，我进来快两年了，承蒙您关照，我在这里没遭罪。也没什么可报答您的，我就给您磕个头吧。”

毕京福费劲地往前倾了倾身子，但他被两个法警架着，根本不可能磕头。我说：“老毕，你的心意我领了，一路走好吧。”

“刘队，转告我儿子，这辈子穷也罢富也罢，好好做人，别学我……”

毕京福的情绪感染了我。他提到了自己的儿子，我也想到了儿子，小天这样和我离心离德，找回来和找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呢？

毕京福被押走后，国华不解地看着我：“刘哥，你怎么了？”

我说：“没啥。”

“刘哥，你哭了……”他不明白我的心思。

当天回到家里，本来一夜没睡要补觉的，可我睡不着。出了门来到儿子的学校，校园里空无一人，教室里不时传来读书的声音。我心里说，儿子，我想你了，你想我了没有……

第五章

一

毕京福抢劫杀害的对象是个来中国旅游的哥伦比亚人。涉外案件，特别是涉外杀人案件处理起来都有特别的讲究。毕京福被处决后，本着负责到底的原则，办案单位通过外事部门给受害人家属发了一封信，告知正义已经得到伸张，死者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过了不久，所里接到了一封外国来信。看着这封信，外语水平普遍贫下中农的我们甚至搞不清是个什么语种。王长茂率先想到了毕京福的案子：“不会是哥伦比亚语吧？”

我说：“哥伦比亚人不说哥伦比亚语。”

“那说啥语？”

“西班牙语。”

王长茂说：“他们有病啊，哥伦比亚人凭啥说西班牙语？”

我懒得跟他解释，不过，王长茂的判断应该没错，这信很可能是哥伦比亚受害人家属写来的，而且百分之百是感谢信。我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一封简单的感谢信，里面更蕴含着很大的宣传价值，如果我们把信翻译出来，完全可以写篇通讯报道报到市局去。我甚至敢预言，这篇报道铁定会被市局监管处采用，甚至有可能被省厅监管总队、公安部监管局采用。这可了不得，试想，一个普通基层看守所能有什么机会让省厅甚至公安部关注？

我这么一忽悠，所长、政委都上了心，专门安排我写这篇通讯。我已经想好通讯的名字了，就叫《一封来自哥伦比亚的信》。我先给宣传科的李同打了个招呼，这方面李同很敏锐，知道其中的价值：“好好好，你们翻译出来，先初步整整材料，我再帮你们推推，绝对让你们看守所在全市人民面前露个脸。”

我问他：“你们宣传科有西语系毕业的人吗，帮着翻译翻译。”

“这你别想了，整个祥城市公安局都没有。”

我马上想到了唐利请来的那两个西班牙专家，又给唐利打电话。

唐利问：“你咋知道人家是西班牙来的？”

“吴媚告诉我的。”

“看来你俩有戏，要不然她不会连我的商业机密都透露给你。”

我不想跟他谈吴媚，继续刚才的话题：“把那俩专家借我用用。”

“这两个人可是高级人才，你们也得付出点儿代价。要不，把冷建强放了？”

“你趁早死了这心吧。”

“那你们得付费，人家是外国专家，总得表示表示吧。”

“你这么有钱，还用我们付费？”

“我的钱是我的钱。再说了，又不是你掏腰包，看守所的钱，你心疼个毛？”

“可我们看守所也不富裕啊。”

“这样吧，付费就免了，安排人家参观参观你们看守所，再请吃顿饭不就完了？这对你们看守所也是件好事，往大里说，对整个儿国家形象都是件好事。老外不是一直攻击中国的监狱没人权吗？咱就让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侵犯人权。”

这倒是个好主意。回去我给所里一提，邱丛军有点儿犯犹豫，专门向市局监管处请示。碰巧监管处一把手出了国，就是去考察外国的监所。主持工作的副处长管恩杰请示分管副局长，副局长说：“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种事，你看，我们的处长能去参观外国的监所，外国人就不能参观我们中国人的监所？”

上头一开绿灯，下头就好办了。邱所长安排办公室精心组织管教、巡控和收押提讯三个大队进行卫生大扫除，比迎接省公安厅长检查还上心。为了迎接外国人的检阅，所里甚至暂停了生产，大概是怕人家攻击我们榨取在押人员的廉价劳動力。

两个老外一个叫科斯特，一个叫玛拉涅斯，他们对参观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全所一干人等对他们的兴趣更大，毕竟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货真价实金发碧眼的老外来所里参观。还有比科斯特和玛拉涅斯更让他们感兴趣的——唐利派了吴媚陪同老外参观，不管已婚的未婚的，都把眼睛直勾勾盯在吴媚身上，更别提那些长期被分泌过度的荷尔蒙折磨坏了的在押犯们。

老外把男区和女区都参观了一遍，还在107室等几个监室前站了一会儿，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引得一室的在押人员都挤到门口看西洋景。参观完，所里在食堂安排饭，受八项规定的约束，只能在这里招待他们了。

把老外送走后，年轻民警们都在议论吴媚，都说这姑娘好漂亮呀，也不知道有没有对象了。国华问我：“是不是常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妞？”

我说：“是。”

国华感慨：“人家送上门来你都不要，刘哥你太傻了。”

“你懂个屁。”

我给国华安排了一个活儿，把两个西班牙人来所参观时的所有录像都给我留个备份。国华问我干吗用，我说外国人来所里参观，一辈子大概也只能碰着一次吧，留念。

晚上，吴媚给我发微信：“树林哥，今儿我表现咋样？”

我说：“看得我们所里人都流口水了。”

“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参谋啥？”

“科斯特和玛拉涅斯都说想和我交朋友，你说，我该答应哪个呀？”

二

第二天一上班，唐利就把翻译稿发了过来，我彻底傻眼了。

这是受害人父亲的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问责信，指责我们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哪怕是一个杀人犯。他还表示要通过外交部门向我们提出严正抗议。我这才明白，国情不一样，观念不一样。

我把翻译稿交给邱丛军，邱丛军说：“这他妈的不是自找麻烦吗？”

管恩杰对这事倒看得很开：“外交部接到的抗议多了，这种抗议就是个屁。这事儿从头到尾就是一件屁事儿，树林，这个屁就是你放的。”

下班回到家，我发现家里比往日干净多了。母亲说：“有个女孩儿来过，花了一上午把我们家收拾了一个遍，说是你请的钟点工。”

“可我没找过什么钟点工啊？那女孩儿长什么样？”

“不孬，看着挺顺眼的。”

“那穿什么衣服？”

母亲想了想：“红衣服，牛仔裤……哦，对了，是长头发。”

我心里一紧，别是吴媚吧？这是要逼婚的节奏啊。母亲倒是很高兴，林兰和我离婚后，她早就劝我再找一个。我对母亲说：“那女孩儿要是再到咱家来，你给我拍张照片。”

正说着，小天放学回来了。现在的小天不用天天接送了，倒是省了不少心。一进门，小天就拐进自己屋里写作业，他的习惯是进屋就把门销死。我看不惯他这样，就过去敲门。

“干啥？”小天不情愿地把门打开。

“你把鞋换下来，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进门得换拖鞋。”

“我在老家从来不换鞋。”

“那是农村，到了这儿就得换。”

“我要是不换呢？”

我就是不喜欢小天这种挑战的语气。也许在看守所里工作惯了，我对自己的意志受到“工作对象”的挑战十分敏感。我瞪起眼睛：“必须换！”

小天不得不换了，换好又躲进屋里去了。母亲做好了饭喊他来吃，小天那边没动静。母亲对我说：“你看你什么脾气，本来小天回来情绪还正常，这下让你闹的。”

我说：“我就是想让他改改原来的习气。”

也许是成长环境不同，儿子的许多做派都让我接受不了，我决心按我的要求改造他。前段时间，我给他定下了几条规矩，比如每天要刷牙，进门换拖鞋，上完厕所无论大小便，必须冲水。受许五四的影响，我对一切有關广云的东西都十分讨厌。儿子的广云口音太难听了，但本地口音也好听不到哪儿去，我就要求他说普通话。

生活习惯可以强制他改，口音却比较麻烦。改不过来，儿子索性不和我说话了，只要我不主动找他，一天难得和我搭一句腔。这小子，真让人头疼。

不过今天有点儿奇怪。母亲好说歹说把小天哄出来吃了晚饭，然后小天又回了自己屋。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进屋就不再出来了，没料到，等母亲休息之后，小天主动进了我的卧室：“我想和你谈谈。”

“好啊。”我喜出望外。这种情况很稀罕，小天平常从不到我的房间，而且还是在刚刚发生冲突之后。我下意识地抽出一支烟来，看一眼小天，又放了回去。小天最讨厌我抽烟。

“这段时间你一直让我改这改那，我改得很费力，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又是这个话题。我心里刚刚升起的一点儿希望的火星，马上被当头浇灭。“你要到哪儿去？”

“回广云老家。”

我顿时怒不可遏：“广云不是你的老家，你家在这儿！你是我儿子，是你奶奶的亲孙子，不是什么狗屁许五四的儿子，狗屁周凤莲的孙子！”

意外的是，对我咒骂许五四和周凤莲的话，小天头一回有了容忍度。“我也不小了，有些事你也得听听我的想法。”

我心里不住提醒自己压住火气，好不容易儿子来主动交流，别又闹得不欢而散。“你的确不小了，可毕竟还没成年，我得为你负责。当然，我给你定下的规矩多了点儿，你要不乐意，我们可以商量。但你想去广云，那绝对做不到。”

小天咬了咬牙：“你要想让我留下来，得答应我一件事，而且必须得办。不然，我总有办法跑出去。”

威胁的意思很明显，我赶紧坐直了：“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到，只要不违法，我一定去办。”

我以为小天想让我为许五四减轻罪责。这我可以考虑，但有底线，那就是许五四无论如何也得付出点儿代价，他必须坐牢。

“我和奶奶有联系的事儿，反正你也发现了，那我就明说了。”

周凤莲的情况我也清楚。许五四被抓，她孤身一人，日子过得肯定不咋样，也许小天是想让我资助周凤莲，这我也可以答应。

小天说：“我爸进去后，家里只剩下奶奶了，她没人照顾，你得把她接过来住。”

我呆住了，小天这是让我为仇人的母亲养老送终。我又把烟掏出来点上，这回小天没有表现出反感的样子。我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屋里很快烟雾弥漫。

小天轻咳两声：“我知道你不愿意。但你不把奶奶接过来，我就离开这里，我说到做到。你再想想吧，明天早上我要看你的行动。”

小天出去了，重重地带上了门。这哪里是“谈谈”啊，分明就是最后通牒。我心里挣扎着，想和母亲商量一下，又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母亲决不会同意和人贩子的母亲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宽慰自己，这事虽然荒唐，但至少能说明一点，小天孝顺。这是好品质。

三

第二天，我和小天去接周凤莲。小天让我在外面等着，他在屋里和“奶奶”嘀咕了将近一个小时。

来抓人时我没工夫细看这处院落，现在有时间好好看看了。破旧的平房，低矮的墙头，院里的老式压水井，散养的几只老母鸡……这里就是儿子长大的地方。我无聊地站在院子里抽烟，看见两个小孩儿在门口玩。我问他们这家的狗呢，小孩儿说有公安来逮人，给狗打了一针，狗睡了三天没醒，睡死了。我心说，看来这过期的麻醉剂还真厉害。

周凤莲终于和小天一起上了我的车。我特意把儿子曾经用过的一些东西也带了回来，包括他睡觉的铺盖和枕头、喝水的杯子，还有一个破书包。这些东西可以让他减少一点儿对这儿的思念。

回家的路上，我做好了母亲和我翻脸的心理准备。实在是没办法啊，为了留住儿子，我还能怎么办呢？

如我所料，母亲看着素不相识的周老太太，冲我大发雷霆：“你脑子进水了？竟敢把人贩子的娘接来住，他是你娘吗？”

我说：“妈，你让我怎么办？不让她来，儿子就要走。”

“儿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白活这么大了！孩子被人贩子拐了，我们还要养活人贩子的娘，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小天冷眼看着我们娘儿俩。周凤莲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小天对周凤莲说：“奶奶，你听我的，只要我还在这儿，这个家就有你的地方。”

母亲数落了我一下午，赌气回屋睡了。小天将周凤莲拉到他屋里去了。五点多的时候，周凤莲从儿子屋里出来，进了厨房，看那意思是想做饭。可她刚来，东西放哪儿也不知道，我过去让她歇着，我来做。我蒸了米饭，炒了两个菜，然后叫几个人出来吃饭。

这顿饭吃的，让我心惊肉跳。

四

看完西班牙人在所里活动的录像，我把冷建强提进了管教室。看得出来，冷建强很高兴，被我提出来谈话意味着有烟抽。由于唐利的原因，他自认为和我关系比较近，有时还敢和我开开玩笑。

许五四在室里时，和冷建强聊过自己的案子，冷建强知道我儿子的事儿。和冷建强谈话时，我提到了我儿子，冷建强明显以为这是我不拿他当外人，但我有我的考虑。

我跟他聊起小天的功课：“儿子的英语实在是太差了，他怎么不随我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甚至学了二外和三外。”

冷建强宽慰我：“那是因为你儿子还没上道，上了道就好了。”

我随口说了一句外语。这是我从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上学的，有个男嘉宾会用八种语言说我爱你，这是其中一句。

冷建强拍我马屁：“刘队，您懂的真多，连西班牙语都会。”

我故作惊讶：“你也会西班牙语？”

“会一点儿，不多。”

“那我刚才说的是啥意思？”

“是我爱你的意思。”

“你行啊，别说所里，就是整个儿祥城，会西班牙语的也不会超过十个，这里面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我装作很懂西班牙语的样子，猛夸他。接着，我又说了一句西班牙语，虽然发音不太標准，但这句话我已经默念了无数遍了。我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冷建强迟疑了一下：“这句我没听懂，我会的不多。”

我仔细观察他的眼神，是飘忽的，躲闪的。他没说实话。紧接着，我就让冷建强坐上了铁椅子。冷建强哆嗦了一下，恐惧又迷惑。我的变化太快了，刚才还风和日丽，转眼就暴风骤雨了。

“建强啊，科斯特和玛拉涅斯让我向你问好。”

“什么？你说科……什么涅斯？”冷建强眨巴着眼睛。

科斯特和玛拉涅斯来所里时，我注意到他俩在107室前待了一会儿，用母语讨论着什么，我总感觉这里有事儿。事后，我调看了监室和走廊的监控，又让国华把他俩参观这一路所有的视频收集起来仔细分析，我怀疑两个外国人用西班牙语向冷建强传递了某种信息。科斯特的一句话里有两个单词发音比较清晰，我记住了，上网查了一下，一个是桶的意思，一个是火的意思。老外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个词呢？

冷建强已经没法儿否认他懂西班牙语，但即使坐了铁椅子，他也一口咬定和两个外国人不认识。

送冷建强回室，我转悠着来到了306，隔着铁栏门，把许五四叫了过来。不在我的室里，许五四的日子好过多了，脸色也比以前滋润了。我问他：“你的案子到什么阶段了？”

出于回避的需要，许五四的案子我不便向罗治彪打听，只能问许五四本人。许五四并不乐意就这个问题和我交流，但在看守所里，在看押与在押之间，民警具有绝对权威，许五四不得不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案子已经移送检察院起诉了，检察院也没有退查。案件的进展比我想象的要快，真是要感谢罗队了。

我告诉许五四：“我把你娘接到家里来了。这是小天的意思。你放心，我会好好对她。”

许五四愣了片刻，突然趴到地上给我磕了一个响头：“刘队，这辈子是我对不住你……”站起身来，他又吞吞吐吐地问，“刘队，你和小天处得怎么样……”

看来，他很关心我和小天的事儿。我冷冷地说：“我们处得很好，他现在已经把你忘了。”

许五四看着我的眼睛：“依我看，小天不会喜欢你，至少一时半会儿不会喜欢上你。你这种脾气，太阴了，让人害怕。”

“我再阴，也只有犯罪分子才怕，好人不怕。”

这次谈话，我输给许五四了。尽管表面强势，但我心里是虚的，我和小天的关系，许五四看得很准。可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许五四能觉出来儿子和我处不好呢？儿子为什么不喜欢我，却这样喜欢许五四呢？哪怕已经知道他是人贩子。也许我应该多研究研究许五四，这比研究那两个西班牙人强多了。

把周凤莲接到家里之后，儿子对我的抵触情绪有所减弱，特别是我在母亲面前经常维护周凤莲，儿子也有点儿愿意和我交流了。

我带着儿子来火车站吃谢家包子，这是我们这儿的老字号。小时候，儿子最爱吃这儿的包子。现在，他也认为这家店的包子非常好吃，只是，对小时候我带他来这儿的事毫无印象。吃完包子，儿子在擦嘴，我问他：“小天，你许爸爸是怎么样一个人？”

这是我第一次称许五四为许爸爸。看得出儿子有点儿意外：“我许爸爸可好了。”

他掀起衣服，肚子上有一道明显的缝合线。我吃了一惊：“咋整的？”

“做手术。没有许爸爸，我就没了。”

我真有点儿惭愧，儿子回来这么长时间了，我竟没注意到他肚子上的手术疤痕。

小天说：“急性阑尾炎。大半夜里，乡下找不到车，爸爸背着我跑了十几里路，才把我送到医院。我进了手术室，爸爸都累晕过去了。”

我点点头。尽管有点儿不情愿，但我不得不承认，除去拐走小天这一点，许五四对小天还是不错的。

“比你强多了。”小天冷笑。

说实话，本来我的姿态已经软下来了，但儿子嘴角的那个笑又刺激了我。这证明了我在他眼里的不堪。我问儿子：“哪点比我强？”

“你这个人太阴太复杂，不如我爸单纯。”

“他单纯？他单纯能去拐别人家的孩子？”

小天说：“你别这么恨爸爸。我都听奶奶说了，是你当初没看好我，只顾自己下棋。我被拐的第一责任在你，不在爸爸。”

“你放屁！”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带着利器破空的尖啸，劈向儿子的脸。

五

吴媚过来的时候浓妆艳抹的，化得像个鬼。见我皱眉头，她反而对我嗤之以鼻：“这是舞台妆，懂不懂？老土。”

“你是去见我前妻，又不是去演戏。”

吴媚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谁说我不是去演戏？”

林兰一直不相信儿子找到了。我带着小天去了好几趟，她就是不肯认儿子。我害怕小天的对抗情绪也上来了，那就更不好处理了。吴媚说她有办法，让我听她的指挥。

我们打车的地方紧挨着一家KTV，途中，出租车司机老是从后视镜里偷窥吴媚。吴媚装傻，当不知道。开着开着，司机忍不住了，对吴媚说：“干你们这行收入挺高吧。”

吴媚说：“还成。”

司机又问：“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两三万吧。”

我对小天说：“你倒是喊一声妈呀。”

司机吐了吐舌头：“挣得真多。干活儿的时候会遇到警察吗？”

吴媚忍住笑：“经常遇上。”

“想和你商量个事儿……”司机吞吞吐吐，“下一个排上我吧，宾馆你选，车里也行。”

妈的，司机把我当嫖客了。吴媚说：“我这样的高级货，你玩不起。”

下了车，我对吴媚说：“为什么你老让人感觉你不是正经女人呢？”

“是不是正经女人，可以通过外貌判断吗？再说了，瞧你那鲨鱼样儿，你要是长得正经，也不至于被人当成嫖客。”

“我被人当成嫖客，是因为你被人当成小姐！”

一路斗着嘴，我们到学校接出了小天，然后直奔精神康复中心。进了病房，我向林兰介绍了吴媚，浓妆艳抹的吴媚让林兰很有好感。

吴媚说：“林姐，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幼儿园的老师，教跳舞的，你儿子跟我学跳舞。”

这事是我之前告诉吴媚的，她才想出了这么个主意。林兰高兴坏了：“对，我记得，我儿子幼儿园的老师就是跳舞的，长得可俊了。真是你？”

“当然，不是我是谁？你儿子小天就喜欢跟着我跳舞。”

为了让林兰相信自己就是舞蹈老师，吴媚竟然现场跳了一段芭蕾。跳得太难看了，还差点儿把脚给崴了。但说实话，为了小天，她不怕出丑，把我感动坏了。

林兰问：“我儿子找不着好长时间了，是不是又到你那里跳舞去了？”

吴媚说：“他就是找我去了，现在正在学跳舞呢。小孩子跳舞会长高个儿，你儿子跳着跳着就跳大了。”

“我儿子长多高了？”

吴媚比画着：“个子比我都高了。”

林兰不太相信：“真的？”

“不信你自己看。”說着吴媚冲我一使眼色。

我立马就把儿子从房门外拉了进来。林兰看着小天半信半疑，小天也愣着，像根木头似的，急得我真想跳脚。我对小天说：“你倒是喊一声妈呀。”

小天说：“她不认我，我怎么喊？”

林兰说：“你要真是我儿子，就给我跳一段舞看看。”

吴媚示意小天装装样子，但小天就是不肯：“我真不会跳那玩意儿。”

林兰的脸色变了，一把把床头柜上的茶杯推到地上：“骗子，都给我滚！”

万没想到，准备了那么半天，眼看着有希望了，却毁在小天手上。我能说什么呢？小天对他妈没有一点儿印象，没感情基础，这声妈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我灰溜溜把小天送回学校，又匆匆忙忙往单位赶。

下午所里召开民主生活会，会议刚结束，驻所武警中队的中队长过来了，向邱所长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最近经常有一个老太太在看守所的墙外转悠，有时候晚上也来。白天还好说，晚上视线不好，武警怕有意外情况，再引起事端。邱所长很重视，马上安排人去了解情况。

结果很快反馈回来了，邱丛军对我说：“是找你的。”

我一听就傻了，怎么会是找我的？邱丛军说：“老太太说认识你，你出去看看吧。”

王长茂在旁边打趣：“树林，你不会又捅什么娄子了吧。”

奶奶的，怎么现在我一摊上事儿，人人都往我捅娄子上想？国华说：“刘哥，我陪你去。”

我和国华绕到外墙时，女子监区的伍晶晶正在和老人拉家常。见我来了，老人对伍晶晶说：“我找的就是他。”

原来是周凤莲。我知道她不是想找我，她想看她的儿子许五四。我对伍晶晶说：“小伍，你忙去吧，这是小天的奶奶。”

伍晶晶走时看了国华一眼，国华的脸马上红了。我知道国华喜欢伍晶晶，赶紧给国华创造机会。男女监区的管教平时见面机会少，过这个村没这个店，我对国华一努嘴：“你送晶晶回去。”

国华还有点儿不好意思，伍晶晶倒是比他大方：“走啊。”

看他们走远，我对周凤莲说：“大老远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吗，案件侦查阶段不允许家属探视。而且这样也太危险了，武警发现可疑情况会开枪的！”

周凤莲手上拿着一串佛珠，不停地捻着。“我没说见他，就是来这儿念叨念叨我儿子。”

我心说，你就是把那珠子转烂了，许五四也逃不脱法律的惩罚。

第六章

一

母亲是如何想通让周凤莲住过来的，她一直没跟我说。母亲信命，命中该有的，赶也赶不走，命中不该有的，就是跪下求也求不来。也许正是这种朴素的认命说，让母亲最终接受了现实。

周凤莲喜欢看电视，一屋人在一起，只要有她在，遥控器是落不到别人手上的。周凤莲总会问小天想看什么，小天看什么台她选什么台。如果没有小天喜欢看的，她就选自己喜欢看的台。我母亲一直喜欢看农村剧，但有周凤莲和小天，她基本上就和农村剧绝缘了。

电视上曾经播放了一条新闻，说某地一警察酒后到小卖部滋事，开枪打死一孕妇。周凤莲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说警察堆里没好人哪，凭什么就把人家孕妇打死了，还是不是人。母亲当然明白周凤莲意有所指。对一般的牢骚，母亲可以只当没听见，但涉及到我，她不能再装聋作哑了。母亲说：“说警察不是人，人贩子是人不？要我说，警察能把人贩子抓起来，就是好人。那些人贩子，害得人家家破人亡，枪毙一百回也不够。”

两个人都在指桑骂槐，小天发话了：“说什么说，还让不让人看电视了？”

我留意过小天对待这两个奶奶的态度，有一点值得肯定，他在尽力防止母亲和周凤莲之间发生冲突，尽管内心里偏向着周凤莲。这也不能怪小天，谁让他和周凤莲处的时间长呢。许五四没老婆，在小天的成长过程中，母爱一直缺位。我突然想到，也许只有把小天缺失的母爱找回来，才能真正改变小天。

吴媚经常到家里来打扫卫生，周凤莲看出端倪，吴媚根本不是什么钟点工，她完全是奔着“老板娘”的角色来的。以我的条件，怎么能吸引吴媚这样的女人呢？由此周凤莲断定我有钱，她甚至唆使小天打听我有多少存款，小天当然不会理睬。周凤莲常对小天说：“后妈没一个好的。你看刘树林找的这个，花枝招展的，是不是正经人啊？”

好在小天对吴媚的接受度还是可以的：“奶奶，你别这样说吴姐。”

周凤莲对吴媚很抗拒，坚决不让吴媚碰他们的房间。我怕吴媚受不了这个气，对她说：“你还是别来了，出了力，再找气受，不值得。”

吴媚说：“我愿意还不成吗？”

这个吴媚真的越来越让我感动了。而且，这种感动还在继续着。

林兰长期病休，一点儿也没有恢复的迹象，她的单位不想再背这个包袱了。为了能保住林兰目前的位置，保住她的工资，我不得不去求她单位的一把手王守善。吴媚说我这人一开口就得罪人，怕我弄巧成拙，非要跟我一起去。

到了王守善家我就后悔了，王守善色迷迷盯着吴媚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聊天时，王守善提到他和我们看守所的王长茂是亲戚，我心说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看着墙上的挂饰和字画，我推断出了他的爱好，厚着脸皮一通吹捧，吴媚在一旁帮腔。王守善特意取出一些藏品让我们欣赏。“这些都是朋友送的，我平时就喜欢这些玩意儿。”

这分明是在公然索贿，看来林兰工作的事儿，不出点儿血是不成了。吴媚突然对我说：“树林哥，说好要带来的那东西你怎么给忘了？”

我愣怔片刻，马上意识到吴媚还有下文，就顺着说：“你看我这脑子，真忘了。”

吴媚说：“王局，树林有个玉烟嘴，老辈传下来的，据说是清朝的物件，还是和田玉，可咱家没人懂这个。来前就听说您喜欢收藏，说好拿来请您鉴定一下，结果走时一忙就给忘了。改天让树林专程送过来，您给过过眼，开开光。”

我明白，肯定是吴媚有这么一个烟嘴，这下保不住了。之后，王守善问起吴媚的情况。进门时我向王守善介绍她是我姨妹，王守善便问吳媚有没有对象。吴媚说没有。王守善说：“小吴啊，你这么漂亮，还没有男朋友，一定是眼界太高了。你放心，你的事包在我身上。”

“多谢王局长费心，不过……”吴媚瞥了我一眼，“如果我姐的工作保不住，我这辈子就不嫁人了，我留下来照顾她。”

我的心一阵悸动。为了林兰的事，吴媚帮着我跑前跑后，当成自己的事儿办，人家能图啥呢？但我对唐利渗入我和吴媚的感情总是有一丝不舒服。正是这丝不舒服，让我一直有种警惕之心。

二

王守善看吴媚的眼神，总是让我隐隐有些不安。可为了林兰，我还得继续和这老色鬼打交道。更让我腻歪的是，王长茂居然也敢在我面前显摆了。

这天我刚接了班，正等着国华来，却见王长茂进来了。王长茂说：“国华有事，我替他班。”

王长茂通过监控看了看他包的室，许五四等人正在铺板上打牌。王长茂对着喊话器冲室里吼：“许五四，你是怎么管的，让他们都给我从铺板上滚下来！”

王长茂竟然让许五四干上了一铺。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呀。王长茂突然对我说：“树林，你昨天晚上到守善局长家里去了？”

我吃了一惊，他这么快就知道了，肯定是王守善告诉他的。他在王守善面前大概不会说我什么好话。我说：“对，是我前妻的事想求王局帮帮忙。”

“依我看，林兰这事不好办，王局想帮你也有很大顾忌，你想想，毕竟全单位的人都看着呢。虽然单位不能因为职工长期有病就把人开了，但毕竟是个大负担，人家想甩包袱也情有可原。”

在我面前，王长茂一下挺直了腰杆子。我求的明明是王守善，就好像是我求他一样。他摆谱也明显摆错人了。但我只有唯唯诺诺：“这我理解。可是，我也得争取一下不是？”

给点儿阳光就敢灿烂，王长茂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明天守善局长来所里，你好好表现一下。”

早晨换了班，我回值班室里迷糊一会儿就起来了。今天看守所举办对外开放日活动，市直各部门的一些领导和工作人员来所参观，接受警示教育。王守善也在其中。

邱丛军致欢迎辞，感谢各位领导对看守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看得出来，这些人对高墙内的生活十分好奇，都有点儿迫不及待了。邱丛军一边引导着众人参观，一边活跃气氛，说所里刚收进来一批老鸨，经常到娱乐场所去的干部，说不定能被认出来。大家一阵哄笑。

首先参观的是男监区，听说林宪彬等职务犯罪人员都在这里关押着，众人骚动起来，都想看看那个曾经在祥城赫赫有名的人物押进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参观完男区，正要往女区那边去时，王守善过来跟我打招呼。林兰的事儿还没个眉目，我不得不好好伺候。王守善对我说：“能不能把手机给我，单位有个事我突然想起来要安排一下。”

外来人员进监区不许带手机，这次由我负责收集和保管。碍于规定，我只好说：“王局，所里有规定，手机暂时不能给您，只好委屈您用我们的值班座机打了。”

这时，队伍已经进女区了，一个小青年老远喊：“王局，快点儿跟上大家。”

王守善没理他：“还是你们这里管理严格。没关系，能打电话就行。”

他开始煲电话粥，安排办公室的人起草一份讲话稿，啰啰嗦嗦讲个没完没了。眼看着参观队伍走进女区看不见人影了，我提醒他：“王局，你们的人又催你了。”

“好好。”王守善连连点头，可电话就是不放下。

值班室里的老姜听得不耐烦，悄悄把电话线拔了，王守善竟然还举着电话说了五分钟，让我们几个目瞪口呆。等队伍从女区返回来，王守善才挂断电话。参观队伍走后，老姜偷笑：“这小子有问题，明摆着不敢进女区嘛！”

晚上回到家，吴媚也在，刚刚帮我妈收拾好屋子，正准备一起做饭。我悄悄问她：“你那个白玉烟嘴什么时候贡献出来，今天我可又见到王守善了。”

吴媚撅嘴：“这可是我的东西，你白要啊。”

“不是你说的吗？”

“我改主意了。”她指了指客厅沙发上的坤包，“看见没有，人家送的。”

我扭头看了看，对这类东西我不太懂，但看外观，好像是个高档货。“谁送的？”

“你认识。”吴媚拿出手机，让我看她的微信。上面有三百多条，都是同一个号码发的，那号码我也熟悉。

吴媚被人瞄上了，以她的颜值，这不稀罕。现在包送来了，性质就不一样了。据说王守善就喜欢给女人送包。这是一种试探，如果接受了，就表示愿意被包养。王守善经过三百多条的信息轰炸，现在给吴媚送包了。

林兰的事儿其实不是事儿，但王守善就是拿捏着，不给我个准信儿。因为他看上吴媚了。我点上烟：“你想怎么处理这事？”

“树林哥，我是不是给你出难题了？我就是怕直接拒绝会坏了嫂子的事儿，一直吊着他呢。这个包你来处理吧。”吴媚放下包，进厨房帮母亲干活儿去了。

母亲在厨房里招呼我：“树林，过来帮忙，晚上吃韭菜饺子。”

我说：“晚上唐利安排了个场，我去当陪客。”

母亲有点儿失望，但一听是唐利安排的场，又感觉我得去：“那你早点儿回来，饺子给你留着。唐利这个人哪，真是有本事，俺们老家的年轻人没几个混出头脸来的，数第一的就是这个唐利了。”

吴媚说：“树林也不差，是神探。”

吴媚可真会哄人，使劲儿在母亲面前夸我。

三

市局监管处副处长管恩杰给我打电话：“方便到市局来一趟吗？”

作为上级领导，管恩杰的口气是商量式的，我估摸着他有事找我帮忙。我在看守所，唯一能帮上别人忙的也就是在押人员的事儿了。

到了管恩杰的办公室，闲扯了一会儿，管恩杰问起林宪彬的表现。这是他第二次过问了。我详细汇报了一下，还特别提到了他曾贿买线索的事。管恩杰说：“树林，你知道林矿长是谁的关系吗？”

林宪彬的关系多了，我不知道管恩杰指的是谁。管恩杰说：“是蒋书记的。”

我马上想起了唐利办公室里的那張照片。管恩杰说：“咱公安系统好几年没动过人了，你这回得动动，蒋书记能说上话。”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A4纸，“这个，你想办法交给林矿长。”

我看了一眼，那上面只有几个字：“于杰，35，程大头，105。”

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给在押人员传递信息，一旦形成串供等行为，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管处，这不太好吧……”

“这是上头的意思，跟你没关系，你只管执行就是。”我明白，这个上头，就是蒋明洲。

回来后，我挖空心思琢磨那张A4纸上的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通过人口信息系统搜了搜这个于杰的资料，全市叫这个名字的有五十多人，各个年龄段、干什么的都有，看不出什么头绪。我又搜了一下三十五岁左右的，有三个，一个是中学教师，两个是农民。会不会哪个案子的受害人叫于杰呢？继续查了查，本地刑案受害人也没有叫于杰的。至于程大头是谁，更无从查证了。

我知道和林宪彬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副矿长和两个煤炭经销商，但他们是被异地关押的，不在我们所，难道这是关于他们的信息？我想起了邱丛军的嘱咐，他专门安排将林宪彬放到我的室，就是为了防止串供，万一出了事，我如何向他交代？毫无疑问，管恩杰给我出了一道大难题。

我专门找林宪彬谈了一次话，闲扯中，装作无意间提到他的同案，想了解那三个人的情况，结果他们和于杰、程大头什么的根本对不上。犹豫了三天，我还没有把那张纸交给林宪彬。管恩杰给我打电话：“树林，林宪彬的事你们所里肯定专门安排过，你要是有顾虑就算了，不过……”

他接下来透露的内容，对我确实是个诱惑。据可靠消息，市局局长牛玉国快内退了，蒋明洲有可能接任。以前我确实没想到蒋明洲居然有竞争公安局长职位的实力。虽然在唐利办公室里看到过蒋明洲的照片，我也并没太往心里去。政法委副书记在体制内是个很尴尬的角色。正职书记是市委常委，但副书记不值钱，资源和权力都非常有限。而公安局长手握重权，是一方大员，蒋明洲如果能当上公安局长，说明他的能量的确不小。如果我替他办了事，再加上唐利的那层关系，我重回刑警队的愿望很可能变成现实。说实话，我动心了。

几天后，所里通知，市局监管处领导来所检查指导工作，所领导安排巡控、管教、收押提讯、办公室等部门分头打扫卫生，整理台账迎检。监管处带队的领导八成是管恩杰，这次来估计也有继续给我施加压力的意思。目前我还没把那张A4纸给林宪彬看，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我真的太想回刑警队了。

邱丛军进管教室的时候，我假装低着头拖地，没敢跟他打招呼。我没脸面对他。当初收押林宪彬，他对我提的第一条要求就是不能形成串供。可眼下，我可能要辜负他了。

才收拾完毕，管恩杰带队来了。检查组要抽查部分监室，所长、政委陪着管恩杰查到107室时，林宪彬在里面大喊：“领导，我要举报犯罪线索！”

他将一封举报信交给了管恩杰。我心里微微一惊。举报信的内容我不知道，但我想八成和那张A4纸上的内容有关。看来，管恩杰对我失去了耐心，找别人干这事了。我相信这种事有人巴不得替他做呢，比如王长茂。也许，我就这么解脱了？

四

把心事放下，人也轻松了。周末，我准备开车拉着吴媚去兜兜风。吴媚建议带上我妈和小天。可小天说，如果奶奶不去，他就不去。没办法，我只好把周凤莲也拉上了。我和吴媚坐前头，母亲、小天还有周凤莲坐后头。看得出来，小天和周凤莲也很有兴致。

车开到翠湖，我停下来歇歇。刚点上一支烟，儿子拍我肩膀：“你不能抽烟。”

我今天心情不错，就跟他商量：“好儿子，我只抽一支，你看车窗我都打开了。”

“不行，你不能只顾你自己，也得想着别人。”小天一把推开车门，对周凤莲说，“奶奶，下车。”

周凤莲也觉得有点儿过分，对小天说：“别和你爸这么说话，就让他抽一支吧。”

“他抽我就不坐他的车。”

我的火一下上来了：“我抽支烟怎么了？怎么就自私了？”

“还说不自私？奶奶肺不好，受不了烟味。只有你和我的时候，你怎么抽都成，我不在乎。只要你影响到奶奶了，我就要说你。”

“许五四也是个烟枪，他怎么能抽呢？”

“爸爸从来不在家里抽。”

吴媚把我的烟夺了过去：“你别抽了，不抽死不了，省得乌烟瘴气的。”

我悻悻地说：“一口一个爸爸，叫得怪亲，你什么时候叫我声爸爸啊？”

“就冲你今天这样，你就不配！”

“你再说一遍！”也不知为什么，和儿子说话，三句两句就吵起来，这些天好不容易缓和一些的关系立马又紧张了。

我的脸色把吴媚吓坏了，她赶紧对我母亲说：“阿姨，您说说他。”

“你这脾气还是这么倔，就不会让着孩子点儿，孩子不让你抽你就别抽。”母亲虽然这么说，但看得出来母亲对小天也有点儿来气，哪有对亲爹这么说话的？

我的一支烟坏了全家的好心情，兜风也没意思了。好不容易把人都送回家里，吴媚怕我再和儿子吵起来，让我送她回家。路上吴媚说：“今天你和小天都有错，你们俩，就是两头倔驴，可偏偏拴一块儿了。”

五

监管处刚检查完工作，政工考核组又来了，带队的是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霍正启。霍正启和罗治彪是警院同学，联系一直比较紧密，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罗治彪请霍正启喝酒，经常叫上我作陪。

检查完的当天晚上，罗治彪给我打电话，说他请了霍正启，让我也过来，地点就在刑警大队的食堂。罗治彪请客的目的，和组建禁毒大队有关。他说：“霍主任，禁毒从刑侦里分出来是全国的大趋势，更是部厅的要求，你看人家综合情报部门，三年时间全国遍地开花，县级公安机关都批了情报中心。我们禁毒搞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形成体系，独立出来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你们政工领导得多关心关心我们。”

霍正启说：“我也想分，可我当不了家呀。体制、机制的问题关键是上边，上边不推底下谁也拱不动。”

酒过三旬，罗治彪问了个比较敏感的问题：“牛玉国到点了，都传着新局长要从政法委调过来，是不是真的？”

这段时间局里人心浮动，问霍主任的绝不止罗治彪一个。霍正启笑着说：“老罗，你问我我问谁去？”

“你们都是在局长身边服务的，不问你问谁？”

“传言不一定准，程军也有可能。”

程军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安监局局长，近年来祥城风头最盛的年轻干部。此人的背景十分了得，他的岳父曾是退休的老市委书记。加上程军也是公安出身，曾在与我们祥城相邻的梧山县担任过公安局副局长，熟悉公安业务，说起来比蒋明洲还有优势。

霍正启明早还要到省厅开会，这顿饭很快就结束了。罗治彪似乎还不太尽兴，拉着我来到一处小地摊接着喝。他向我透了透自己的想法，等新局长过来后，别管是蒋还是程，就把我要过去。按我们这儿的惯例，刑警大队长有很大的概率成为党委委员，整好了能干上副局长。罗治彪如果能上去，对我当然是件大好事。

罗治彪说：“禁毒从刑警分出来是迟早的事儿，现在没条件，再过个三五年就难说了。你的眼光要长远一些，要有干禁毒大队副大队长，甚至大队长的心气。”

六

过了没多长时间，检察院的人又提审了林宪彬两次。回来后，林宪彬情绪不错，这意味着他的事正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在一次谈话中，我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举报线索的事。我待他不错，而且他一直以为我是他那条线上的人，有些事也不瞒我。他向我透露，于杰是为市内多家煤矿生产雷管等民爆产品的一家企业的老总，程大头是程军的外号，“105”指的是程军的办公室，“35”是三十五万元的意思。

我明白了，于杰通过行贿程军获得了民爆产品的经营权。毫无疑问，林宪彬的举报将对程军的前程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而蒋明洲对林宪彬的本意也只是利用而不是照顾，他的最终目的是整垮程军。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自己差点儿让蒋明洲当枪使了。

我现在还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陷入了蒋明洲和程军的权力斗争漩涡里。管恩杰毫无疑问是蒋明洲的人，他把那张A4纸给我了，我没拒绝，纸上的内容我也看到了。尽管我没有给林宪彬传话，可林宪彬递举报材料的举动，无疑表明他已经得到消息了。如果最终结果是蒋明洲胜出，明摆着我没帮他的忙，他不会对我有什么好感；如果是程军胜出，我的麻烦更大——谁会承认帮助程军的竞争对手给林宪彬传话？这个黑锅八成要由我来背。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本来我以为，管恩杰找了别人给林宪彬传话，就没我什么事了。可事情并不是我想的这么简单。依现在的情况看，不论谁当上这个公安局长，恐怕都没有我什么好果子吃。

既然睡不着，我干脆起来，给吴媚打了个电话。吴媚的声音有些慵懒，也有些沙哑：“树林哥，什么事儿？”

“没事儿，就想找你聊聊。”

“你等着，我去洗把脸。”

过了一会儿，吴媚重新拿起了电话。我问：“你感冒了？”

“没，就是嗓子不舒服。你有心事了？”

“嗯。”

“家里的事儿还是单位上的事儿？”

“单位上的。”

“还以为你又和小天生气了。你在哪儿呢？”

“家里。”

“这么说话也不方便，要不你到我这儿来吧。”

放下电话我才发现，已经夜里三点多了。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悄悄出了门。其实，我知道吴媚也出不了什么主意，可就是想找人说说。最近这段时间，我真是有点儿心力交瘁的感觉。家里的关系超乎寻常的复杂，以小天为中心，两个相互仇视的老人，一个谁也不待见的我，还有一个特殊的在押人员许五四——虽然他被关在看守所里，卻是我家所有矛盾的根源；单位里，我也面临站错队的窘境，更糟糕的是，这个队仿佛无论怎么站都是错的，连弃暗投明的机会都没有……

小区门口有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药店，我打算给吴媚捎点儿润喉的药。药店里空空荡荡，只有个女营业员，问我要买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药名了，挠挠头：“那个……叫什么来着？”

女营业员拿了盒安全套给我：“十五一盒。”

“哦不是，我要金嗓子喉宝。”

“十二一盒，一共二十七。”

第七章

一

吃完饭，母亲收拾桌子和餐具，周凤莲在擦地。

“小天，你来帮我刷刷碗。”母亲在厨房里喊。

小天正在看电视，母亲又喊了一遍他才听见。“我昨天不是刚刷了吗？”

小天回来后，母亲一直没让他干过什么活儿。小时候，母亲常让我干，我从小就会做饭和料理家务。母亲的理念就是小孩儿要有自理的能力，长大了有好处。看来，母亲也打算让小天多锻炼锻炼了。

母亲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多干点儿亏不着你。”

周凤莲听着不乐意了：“孩子还小，什么都叫他干，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小天也不小了，这个年纪解放前都快当爹了。干干家务没啥，这是为他好。”

“现在又不是解放前。你要嫌累，尽管放着，我来。”

面对周凤莲的袒护，母亲就是想坚持一下：“小天，你过来。”

“奶奶说不要我干。”

“我也是你奶奶。”

“我不想干！”小天的嗓门儿大得能捅天。

我冲小天瞪眼：“怎么和你奶奶说话呢？让你干你就干，你奶奶还不能支使你咋的？”

“我在爸奶家里从来没干过活儿。”这段时间，小天发明了一个词——“爸奶”，用来指称许五四和周凤莲，但明显把正牌的爸奶排除在外了。

对母亲最有杀伤力的就是小天的态度，隐忍的母亲一边刷碗一边抹泪：“你这么大了，让你干点儿家务怎么了？”

我强压着火气：“小天，孩子多干点儿家务不是坏事。从小就能自理，自己照顾自己多好？你看你爸我，像你这么大时早就独立了。”

小天说：“你是你，我是我，我的想法和你不一样。你们这样强迫我有意思吗？”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干就是了。”周凤莲进了厨房，小天一拍屁股回屋了。

快睡觉时，母亲到了我屋里：“不让你把周凤莲接来，你偏接。这下好，他俩一条心，什么话都聊，什么事有商有量，拿我当空气。你忙，顾不上这些。可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家里，显得我像外人似的。”

母亲天天在家，对家里氛围的体味比我要深得多。当初做这个决定时，我忽视了周凤莲对小天的影响。现在她和小天住一个屋，有她在，儿子就有了情感的依托，和我们的距离就更远了。

母亲的意思是将周凤莲送走，有周凤莲在，小天根本不能融入这个家。我当然同意她的想法，可是，小天会同意吗？

第二天，我找小天谈了一下。当然，我说得很委婉：“小天啊，虽然你周奶奶来了咱家之后，对你很照顾，但她毕竟不是我们家的人，我感觉她老待在我们家也不合适，你说是不是？”

我这么说，等于承认了周凤莲是他奶奶的身份。儿子却低着头聚精会神写作业，根本不睬我。我只好提高嗓门儿又说了一遍，儿子说：“这么大声干吗？你的意思我早就明白了。”

“你明白那就更好。”

“我就一句话，她在我在，她走我走，你看着办吧。”

二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到了单位，还没下车，国华的电话过来了：“刘哥，你从市政府门前过的时候，发现什么没有？”

“没有。”我以为他说的是上访的。

“那可能是都清理了。”

国华告诉我，一夜之间，林宪彬的举报信贴满了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区和宿舍区，整个儿祥城市炸锅了。

蒋明洲和程军的斗争白热化了。这事对程军的打击力度是空前的，看上去，蒋明洲胜券在握。不过，这也是把双刃剑，林宪彬是个失去人身自由的在押人员，他的举报信是怎么贴出来的？

市纪委很快介入，市局监管处副处长管恩杰被带走调查。监管处是看守所的业务上级，上级出了事，所里议论纷纷，我心里更是忐忑。

周五集体学习，大家没心思念文件，都在讨论管恩杰被查的事。因为还没有结论，领导们都比较谨慎，所长、政委先后表态：不信谣，不传谣，相信上级，相信组织，干好工作。

国华悄悄问我：“刘哥，管处长的事儿会不会涉及咱所里，毕竟林宪彬在咱所押着呀。”

我故作镇定：“应该和咱所没关系吧。林宪彬的举报材料不是直接交给管处长了吗，又没交到我们手里。”

没多久，纪委的人来所里调查林宪彬。我是林宪彬的包室民警，全程跟着。林宪彬没交代有人给他传递消息的事，只说以前知道于杰的行贿行为，现在想起来，就举报了，是管处长直接受理的举报。

纪委的人走了，我把高升提了出来：“这几天室里有什么动静？”

他连说了几个人的情况，但我想听的却是林宪彬的事。高升当然不可能知道我的想法，又说冷建强吹牛认识女区的犯人。我没心思听这个，直接提醒他：“林宪彬呢？”

高升说：“也没什么事，就是最近提审他的人多了，好像胆子也大了。我出来时他让我给你说一声，想吸烟。”

这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他竟公然向我要烟。我当然明白林宪彬胆壮的原因，他感觉我和他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他有点儿想多了，但我不打算点破。

我又提出林宪彬谈话。

“你想抽烟？”

“想。”

“我要是不给你呢？”

“你会给的。”

我让林宪彬坐上了铁椅子：“我身上没带烟，你等会儿，我给你找烟去。”

我去了巡控室，国华也在，正和魏群闲扯。国华今天值管教班，我提人谈话当然逃不过他的眼睛。找了個机会，他小声提醒我：“林宪彬身体不好，你最好别这样搞他。”

我说：“不碍事，就是让他反省反省，这小子敢跟我挺腰子了。”

林宪彬坐了一个小时，我拐回来了，把烟给他点上。他抽着烟，低着头不说话。我也不说话。烟雾很快把我们俩淹没了。

我不知道林宪彬在想什么。装着管恩杰纸条的塑料袋就在我的上衣内兜里，我已经打定主意，如果纪检部门找到我头上，那就实话实说吧。有这张A4纸，我应该是能说清楚的。至于会不会得罪了未来的公安局长，也管不了这么多了。人的命，天注定。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靠站队上位的，至少我不行，我的修行还不够。

三

最先注意到林宪彬有情况的是巡控魏群，巡逻经过我的室时，里面一阵骚乱，距林宪彬提审完毕回到室里只有半个钟头的时间。

我打开监室的门，林宪彬弓着身子倒在铺板上，腿在抽搐。他的冠心病犯了。所医田建法也赶了过来，查看了一下林宪彬的情況，对国华和我说：“情况不好，所里没有抢救条件，快打120！”

林宪彬在医院的抢救室里挣扎了两个钟头，最终无力回天。

在押人员死亡是天大的事儿，局里和检察院迅速介入。整个儿事件的处置过程受到了严格审查，所有当班民警都被调查了一遍，林宪彬所在的107室和一区管教室一个月内的监控视频都被拷走，以确定他是否遭到了虐待。

经尸检，林宪彬体表无外伤，系冠心病突发抢救无效死亡。所里经过调查，认为看押和处置工作没有瑕疵。驻所检察室的杨主任在调查我时，将重点放在了林宪彬发病前我提他谈话的细节上，这帮人真是火眼金睛啊。

杨主任也是杆大烟枪，边抽边问我：“你让林宪彬坐铁椅子了？”

“坐了。”这事有监控，不容我否认。

“为什么？”

我说：“纪委的人来查，林宪彬心情不好，这意味着他想通过举报立功的事儿黄了。我和他谈话时，他说想抽支烟，我想如果能缓解缓解他的心理压力，抽支烟也不为过。当时管教室只有我一个民警，为了安全，我出去找烟时就让他坐了铁椅子，一方面，可以保证他无法做出危险的举动，另一方面，也让他冷静冷静。在我们管理的过程中，让在押人员坐铁椅子是常态，不是惩罚，不会产生不良反应。”

“你让他坐的时间有些长了。”

“杨主任，我是到巡控室找烟，和他们聊了一会儿，接着就过来了。”

自始至终，我没让杨主任抓住把柄。最终，检察院把林宪彬的死定性为正常死亡事件，所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检察院的结论下了，并不代表问题都解决了。政府还要面对鲍家屯煤矿数百名职工的诉求，看守所没有监管的责任了，也有协助维护稳定的义务。特别是林宪彬的家属扬言，人死在看守所里，没个说法就来抬尸闹事。这种事，最难摆平的就是死者家属。

对所里有利的一点是林宪彬的家庭情况。据信访办的人介绍，他的老婆和儿子三年前均死于一起车祸，林宪彬的后事由他老家的父母操办。林母长年卧床，林父身体还算硬朗，因为要照顾老伴，才制约了林父的上蹿下跳。

邱丛军打算由所里的人组成一个工作组，直接赶到林宪彬的老家。他的想法是，与其让那对老夫老妻过来，不如我们过去——家属们一旦集中在这里，惹出事儿只会是所里吃亏。

既然人死在关押待审期间，公安机关赔偿是免不了的。对于花多少钱才能摆平这件事，邱丛军估计至少三四十万，局里的底线是不能超过五十万。接下来就要确定工作组的人选，我估计有可能是所长或政委带队，加上办公室主任或管教大队长，我是林宪彬的包室，去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果然，邱丛军对我说：“所里最有群众工作经验的民警就是你了，你得跟着跑一趟。”然后他又问我，“你估摸着需要多长时间能处理好这事儿？”

我想他指的应该是谈判的时间。“一个星期差不多吧。”

没想到，最后定下来的工作组成员却是看守所副所长马继高、我和国华。这活儿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马继高的心里没谱儿。他是个有情绪就摆在脸上的人，看得出对这样的安排很有意见。所长、政委不去，让他一个副所长当枪头，他认为这是所领导在整他。平心而论，这个处置班子级别真有点儿低。马继高是副所长，我作为副手，只是个中队长，我不知道所长、政委是怎么考虑的。

林宪彬的老家在左良县，出发前，我特意带上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国华以为是用来解闷的，我也不解释。到了县城，我们在一家超市门口停了车，我和国华去采购。我选了足够吃一星期的方便面、面包、火腿肠，以备长期作战。

林宪彬的老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县城出来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

从山上的盘山路俯视村庄，俯视村头第一家也就是林宪彬家的房子，我太震惊了。一万个没想到，因贪腐落马的林宪彬的老家竟然如此破败：低矮的石头房，破败的院子，院里还靠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自己花天酒地的，居然一个子儿不给家里，我不理解，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人。怪不得林宪彬犯事后，他家里没有一个人去看他或是给他的账上存钱。我想，他家里人这次闹事的唯一目的大概就是为了要点儿钱改善改善生活。

第一次登门，林宪彬的父亲林山江扛着一杆鸟铳站在家门口，指着我们仨说：“带着钱来就进门说话，没带钱赶紧滚！”

马继高胆小，怕起冲突，立马带我们“滚”了。这里的人真不好惹啊！早就听说这里民风剽悍，民国时多出土匪，抗战时让日军头疼，名不虚传。

对于林山江的对抗，我和马继高的意见产生了分歧。马继高的意思是先报告当地派出所缴了他的铳，否则一旦伤了人，他负不起责任。可我觉得现在缴铳有点儿不是时候。我是刑警出身，对武器比较敏感，那鸟铳枪管都锈死了，只是外面又刷了漆，看上去挺吓人，其实不管用了。与鸟铳相比，更让我不放心的是当地村民对我们的敌视。比如我们从林山江家回到车上时，一位妇女上前拍我们的窗子，质问我们：“大彬是不是被你们打死的？我们都听说了，看守所的人有喝水死的，有睡觉死的，有躲猫猫死的，其实都是被打死的。”

按理说，马继高是我的领导，我应该无条件服从。但我认为，无论对我们几个还是对所里而言，妥善处理林宪彬的后事，尽快消除稳定隐患始终是第一位的，马继高如果让派出所出面缴铳，很可能会激化矛盾。我向马继高详细解释了那枪的情况，他当了多年警察，但很少接触枪支，更别提这种土枪了。

马继高却执意要和派出所联系，他根本就不相信我。当然，不仅是不信任我的问题，还有他肩上的责任，万一伤了人、死了人，他这个副所长就别想干了。我只好找个机会给邱丛军打电话汇报了一下情况。邱丛军是站在我这边的，这个节骨眼儿让派出所处理枪的问题，无疑会让情况更加复杂。邱丛军立即给马继高打了电话，马继高也马上明白，有人“告密”了。他对我说：“树林，你本事真不小，这事你来处理怎么样？既然我当不了家，那我今天就给你让路！”

说着，马继高下了车，砰地一下关上车门走了。国华对我说：“刘哥，你和马所长扛什么，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干不就得了？”

我也有点儿后悔，这么一来，我彻底把马继高得罪了。我打算等马继高回来后，先向他道歉，再按他说的办。可我和国华在车上等了三个小时，没见他的影子，却等来了邱丛军的电话。

原来，马继高搭了辆过路车回了城，他真撂挑子了。邱丛军说：“马所走就走吧，不要理他了。你和国华行不行？要不然我直接赶过去。”

我想这也是在邱丛军面前展示我能力的一次机会，就说：“邱所你放心，我能处理好。”

接下来，我带着国华和村支书见了面，村支书说那家人横，村民见了都是绕着走的。我心里就有数了。

从村支书家里出来，我决定三天之内不和林家人接触。当天晚上我和国华是在车里过的。以前搞案子时，在车里吃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国华却是头一回。我对他说：“你也不可能在看守所干一辈子，以后要是到了刑警队，这就算是你提前做准备了。”

我这绝对不是忽悠国华。近几年公安机关对看守所的队伍管理比以前活多了，每年都安排新警去锻炼，每年也会从在看守所工作三年以上的年轻民警中抽调一部分到其他部门工作。

第二天，我带着国华到村里的小卖部采购了一批东西，多数是学生用品、日用品，还特意买了几桶花生油。国华问我买这些做什么，我说能用上就用上。

然后，我和国华开始在村里走访，走访没有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表明我们的身份和来这里的意图，和村民聊天，拉近关系。我先给村支书的老婆放了两桶油，每到一户人家，家里有孩子的，我就送人家一个书包，家里壮劳力不在只有妇女的，就送点儿日用品，家里只有老人留守的就送一桶油。这些东西虽不值钱，但可以向村民们表明我们的诚意，我们警察不是凶神恶煞，不是他们的对立面，我们是真心来解决问题的。

我还充分利用老百姓对高墙里头的好奇心，用平板电脑播放林宪彬发病时的视频。这一招儿很管用，许多人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此生唯一一次得以见到看守所内部监室的真容，视频上明明白白显示，林宪彬和室友说着话的时候，突然就捂着胸口歪倒了，这的确是心脏病急性发作，不是让人打的。

我们就这么一家家跑，跑了三天，国华撑不住了，问我：“所里给了我们七天时间，我们天天就这么跑外围，管用不？”

管不管用我也不好回答，但我相信一定有用。果然，到了第四天重跑第二轮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说实话了，说林宪彬确实是自己生病死的，怨不得人家看守所。还有人说，他这种人不干正事，又不管父母死活，死了活该。我私下里问一个村民，在你们这村上买个院子得花多少钱。他说，我们这儿地偏，房不值钱，六七万块钱就能买一处瓦房院子。

这些铺垫有了效果，就可以和林山江谈判赔偿金额的事了。家是林山江的主场，对我们不利。在村支书的帮助下，我把最后协商的场所定在大队部。大队部原来是个小学，后来小学撤并成了村委办公地点，能装不少人。

当天，我们让支书放出风去，要与林家商谈赔偿的事儿，支书还拉了许多人来帮着参谋。事实证明，之前的群众工作是非常有效的，谈判开始后，村里人都向着我们说话，压制住了林家人的气势。当时我估计，大概十万块钱就能把这事搞定。

我说：“林宪彬人没了，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无法提前预防。事发后我们所里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抢救措施，现在正积极向民政部门建议对家里进行抚恤。我们要让亡人走得踏实，也要让家属继续过日子。”

我的话说得很圆，在赔偿问题上不提公安机关，而是说成民政部门进行抚恤，从而突显出公安机关的责任和情怀。更重要的是，我不主动说出数额，等着林山江先出牌。林山江没想到村里的人大多向着我说话，他的主场优势一下子没了。趁林山江和亲戚商量的空儿，我接着说：“经过我们的协调，民政部门对这事很关注。来村里这几天，我们也亲眼看到二老的房子非常破旧。我们已经建议，由民政部门出资为二老在村里购买一处宅子。”

话音刚落，村里人都鼓起掌来。看得出来，这个建议对林家二老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事就这么定了，所里只需要掏六万块钱就能顺利摆平。我们与二老簽订了最后的处理协议。回来的路上，国华对我说：“哥，我真是服你了！”

四

回到所里，正想着该如何缓和与马继高的关系，又有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

蒋明洲和程军双双被市里免了职，其中，程军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一同免职的还有市局监管处副处长管恩杰和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黄亿城。黄亿城就是举报信的复印与张贴者，一个拍马屁拍过头的二百五。据说，那天黄亿城喝多了，私下里整了个这么雷人的节目。

黄亿城是个出了名的酒晕子，喝多了胆比天还大。一次在小饭店里喝酒，把开去的公车送给了饭店的服务员。人家得了车，马上辞职不干开车回老家了，办公室费了老鼻子劲才把车要回来。

举报信事件的发酵形成了汹涌的舆情热点，举报人的突然死亡更让舆论火上浇油，一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甚至传说林宪彬是被人害死在看守所里的。就算神仙下凡，也无法让两位争当公安局长的当事人全身而退了。

备感幸运的人也许就是我了。在回刑警队的诱惑面前，我的确犹豫过，动摇过。幸亏犹豫的时间比较长，让管恩杰不耐烦了，就找了别人。否则，我怕是也跟管恩杰一个下场。现在，只要管恩杰不把我交代出来，我就平安无事；即使交代出来，因为我没有付诸行动，也不会有什么大事。事实上，管恩杰确实没提我的事，因为只要一提我，注定会把他自己搭进去。纪委调查时，管恩杰一口咬定自己在检查时接到了举报，一时组织原则放松，就把信转到蒋书记手里了，黄亿城头脑发热做出的事完全与他无关。至于是谁指使林宪彬举报的，更无从查证了。

我感觉自己可以解脱了。我将管恩杰给我的那张A4纸仔细收藏好，和我的日记本放在一起，成为了我永远的秘密。当然，这件事我也详细地记录到了日记本里。从上初中到现在，我已经写了十六本日记了。这是我对自己一生的记录，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五

林兰的事情依旧没有着落。

那天晚上我和吴媚再次去拜访王守善，又塞给他老婆一张卡，王守善还是没松口。这老色鬼真的是看上吴媚了，如果他不见兔子不撒鹰，难道为了林兰，我要把吴媚搭进去？

从王守善家出来，我们打了辆出租车。坐在后座，我一言不发。看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吴媚转了话题：“蒋书记和程局长都没戏了，下步你们局长谁干？”

“谁愿意干谁干去。”我认为依目前的局势，这事要放一放了，牛玉国最起码还得撑个一年半载的。

吴媚说：“那你想从看守所出来的事不就没戏了？”

“以后再找机会吧。”

前座的司机突然打了个喷嚏。我下意识朝他的方向看了看，发现司机也正通过后视镜观察我。司机戴着帽子，我有点儿奇怪，这人怎么在车里还戴着帽子？

到了站，我把车钱递给司机的时候吓了一跳，竟然是王长茂。王长茂比我还尴尬，没好意思伸手接钱。我把钱放到了座位上，王长茂说了句谢谢。刚转身要走，王长茂叫住了我：“树林，这事你别告诉别人。我娘是个病秧子，得靠药养着，我还有房贷，经济压力太大了……”

我点点头：“放心，今天咱俩没见过面。”

出租车飞速开走了。吴媚问我：“你认识这个司机？”

“是我同事。”

“警察还开出租？”

“待遇低呗。”

按照规定，公务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王长茂是怕我举报他。我突然感觉自己和王长茂找到了共同点——尽管不是一路人，但我们都是为生计挣扎的可悲的小人物。

回到我家坐了一会儿，吴媚有点儿犯困，说要回去。我讨好说：“今晚住这儿吧。”

吴媚迟疑。我说：“我当正人君子行了吧？”

“你瞧那周老太太，你不怕她说闲话？”

“她爱咋说咋说，怕什么。”

吴媚却执意要回去，我只好开车送她。刚回来，我发现周凤莲还在客厅里坐着。平时这个点儿她差不多睡了，今天……难道是有话对我说？

果然，周凤莲说：“有件事……俺觉得必须提前和你说道说道。你们干公安的确实挺危险，难保没个三长两短的……现在的人都想得长远，特别是你们这些整天和犯罪分子泡在一起的，更应该想得长远对不对？”

她啰里啰嗦，我一直没听出头绪。“周姨，您有话就明说吧。”

“你最好能立个遗嘱什么的。”

我笑了：“我才多大，现在立遗嘱还早了点儿吧？”

“你得在遗嘱里注明，你家的房子将来得留给小天。”

“这不用您老操心，小天是我儿子，等我没了，房子自然是他的。”

“话虽这么说，可你要是将来再生一个，我们家小天能不能得到房子就不好说了。”

周凤莲想得真是远哪。

我总怀疑周凤莲另有所图，征求吴媚的意见。吴媚说：“让你立你就立吧，人家不放心的不光是你再生孩子，还有我。你想，要是像她说的那样，哪天你万一没了，我不还在吗？有我在，房子也落不到小天手里。”

六

这些日子，只要我不在看守所当值，有空儿就跑林兰的单位拜访王守善。我打定主意了，软磨硬泡，好歹要把林兰的事办妥。王守善还在跟我打官腔，以前喂给他的那些好处，他好像一点儿也不记得。眼看下班了，我总不能跟着他回家，只好悻悻告辞。

刚到人民路，就赶上大堵车。唐利打电话催了我三回，等我终于赶到朱雀山庄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唐利的这个饭局请的是一帮子生意人，其中有几个都是二斤多的量，不找几个能喝的唐利还真应付不过来。我就是他叫来帮场的。

对我的晚点，唐利坚持要罚我一杯酒，他说：“你们这些公务员真不像话，说一定按时来，就是不讲诚信。”

我说：“不是我不讲诚信，确实路上堵车。”

旁边几个人给唐利帮腔：“公务人员只要不是公务在身，来晚都得罚。”

还有人说：“就是，整天喝茶看报的就把工资挣了。我们来晚罚一杯，公家人来晚得罚两杯。”

我刚从王守善那儿出来，心情正郁闷，端起酒杯仰脖干了。“对，公务员全他妈的是孙子，不是孙子也是装孙子！”

唐利上下打量我：“怎么了，对自己人开炮？哪个公务员惹着你了？”

我又干了一杯：“一个叫王守善的王八蛋，狗日的，难为一个精神病人。”

唐利哈哈大笑：“原来是他呀，我最近刚会过他。老刘，不就是一个王守善吗？我替你出口气怎么样？”

唐利喝大了就喜欢吹牛，我没理他。没想到唐利较上劲儿了：“老刘，你别不信，我真能替你治他。他难为别人我管不着，他难为你我不答应。”

我冲在座众人端起酒杯：“不提这事了，喝酒！”

唐利脸上挂不住了：“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把这王八蛋叫过来。”說着，他拿起手机开始拨号。电话通了，唐利说，“老王，我们正在喝酒呢，想你了。朱雀山庄玫瑰厅，给你十分钟时间，你赶紧过来。”

放下电话，唐利说：“老刘，从现在开始你掐着表，看王局长来不来。”

我说：“唐利，你喝多了。”

“老刘，我清醒着呢，你就等着瞧吧。”

我们都看着手机上的时间，十分半钟，满头大汗的王守善匆匆赶到。我们都傻眼了。

唐利站起身：“王局，快请坐。今天没别的事，就是请你喝个闲酒。”

王守善还有点儿气喘吁吁：“唐总，你说得这么急，我还以为是大事呢。”

“不是大事，就是想你了。”

发现我也在场，王守善的目光有些躲闪。唐利向王守善介绍了在座各位，又悄悄对我说：“老刘，我神不神？”

“神了。”这回我真是心服口服，“他怎么那么听话？”

“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做了个数钞票的手势，“谁不喜欢钱呢？”

喝了几杯酒，他又对王守善说：“王局，刘队前妻的事找你帮忙，这可是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而且人家一个精神病人，你得有点儿同情心吧？今天你就表个态，给不给办。”

想不到王守善答应得那么痛快：“给办。”

“这还差不多，”但唐利并不打算放过王守善，“不过，你来晚了半分钟，我可要罚你酒。”

王守善说：“唐总，我路上一秒钟也没敢耽搁。”

唐利没理他：“王局长，你说半分钟是几秒？”

王守善脸色变了：“三……三十秒。”

“那我今天就罚你三十杯，放心，啤的，跟白水一样。”

服务员搬进来一箱啤酒，全开了。唐利一杯一杯数着，王守善一杯一杯喝，最后干脆对着瓶子吹。三十杯还差一半，王守善吐了，踉跄着奔向厕所。

这样整人有点儿过了，我怕万一两人搞僵了，林兰的事就彻底黄了。我赶紧跟到厕所里，王守善正抱着马桶狂呕不止，一边吐一边哭。我马上明白了，不光是喜欢钱的事儿，他被唐利抓住把柄了。生意人有了政府官员的把柄，就有了对付他们的尚方宝剑。

（未完待续）

作者：刘军

第二篇：图书馆长的儿子

第一章
从“马桶盖”到“留级生”
一

真的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小时候的理想居然是当总统。

我一直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呢？

我出生在一个不发达省份的非省会城市，父亲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员，离“总统”一百杆子也沾不上一点关系。并且，就是这样一个小官，也逃脱不了进一步被贬的命运。在我很小的时候，随父母下放到靠点煤油灯照明的农村。最糟糕的不是照明，而是上厕所。乡下的厕所是“纯天然”的。半截土墙围一个茅坑，坑壁因陋就简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一口残缺的水缸，所以当地老乡称厕所为“茅缸”。比较奇葩的是一个豁口饭锅。用饭锅做茅坑，看着就让我不舒服。但这就是我真实的生活环境，由看不惯到渐渐适应，再习惯成自然。我成了地道的乡下人，经典标志是头上顶着一个“马桶盖”。当父亲获得“平反”，全家欢天喜地回到城市时，我却开始新的不适应。因为“马桶盖”，我被完全孤立，成为同学们集体嘲笑的对象。我不明白，在乡下挺时髦的头型，到了城里怎么就立刻成了“马桶盖”呢？叫什么不好，干吗非得叫“马桶盖”呢？更不能容忍的是，居然有别的班甚至别的年级的同学专门跑到我们班上来瞻仰“马桶盖”。事情过了几十年，如果你现在来到我出生的那个城市，问起我们那一代人，说出我的名字肯定无人知晓，但说起“马桶盖”，说不定立刻有人眼睛放光。

我决定为自己“平反”。正在与家乡联系，打算捐献一座图书馆，条件是：以“马桶盖”命名。

二

虽然回到城市，但父亲并没有落实之前的职

务，只被安排在一座废弃的图书馆工作。与其说是“馆长”，不如说是保管员。因为图书馆已经不对外开放，父亲乃至我们全家的任务就是看守这座暂停开放的图书馆。

除了需要专人看守之外，“馆长”的职位还能顺便解决我家的住房问题。

图书馆是一座独立的建筑。单门独院。院落不大，中央却挺立着一棵白玉兰，耀眼且清香阵阵，树干乃至每一片树叶都干干净净，绝不拖泥带水或藏污纳垢的样子，显得雍容厚实，处处透露着高贵气质，昭示着这栋建筑不同寻常。应该是一座早年的别墅或洋房吧。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在我们那座小城市，怎么会有这种超凡脱俗的建筑呢？

外墙灰色，准确地说是水泥色。水泥被做成麻豉癞癞的，像是一坨坨水泥随意而密集均匀地砸在墙上，晾干之后形成的样子，或者是稀巴烂的水泥糊在墙上，贴上一块木板，沾住水泥，然后猛地把木板拔开，水泥被沾起而形成的不规则的凹凸不平的模样。更可能是用特制的专门模子拓出来的。具体怎么做的我也不清楚，因为现在已经见不到这种外墙了。

麻豉癞癞的墙上布满了爬山虎，只是在有窗户的地方露出玻璃和被爬山虎半遮半掩的红色窗框。红漆不仅斑驳，而且已经褪色，明显年久失修。这让我心存不安，担心蛇顺着爬山虎上墙并钻进窗户。我是怕蛇的。并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天生就怕，怕在基因里，所以，一到晚上就神经质地认真检查窗户是不是关好。

楼道很狭窄，还拐弯。木质楼梯和扶手被磨得异常光滑，受力的部位凹陷下去，露出清晰的木纹，光滑得像上了釉，似刻意打磨的工艺品或闲人手上的把玩件，值得仔细玩味。墙壁上挂着两个形状奇异的玻璃瓶。玻璃瓶是封闭的，没有瓶口，似融化封死的样子。父亲告诉我是灭火器。我第一次知道灭火器还能做成这种形状，更惊叹固定它们的铁夹子像新的，红色的油漆如新喷涂的一般鮮艳。灭火器有年头了，为什么固定它们的铁夹子还像新的呢？既然有年头了，它们还能“灭火”吗？好在公家配备了新式灭火器，像一尊尊炮弹，静卧在墙脚，天天整装待命，那两个奇怪的老灭火装置成了摆设，或充当这栋建筑年代久远的佐证。

最让我长见识的是卫生间。那是我第一次见识真正的“卫生间”。明显不同于乡下的“茅缸”，亦不同于之前我经历的“厕所”。卫生间很大。最令我惊奇的不是抽水马桶，而是巨大的浴盆。我没办法形容它具体有多大，只能凭自己的印象，在我深圳的别墅里专门做了一个。倘若你有机会来我家做客，我专门请你上一次卫生间，你就一清二楚了。

我不习惯抽水马桶。尽管搬进去当日父亲就教会我怎么使用，但我愣是用不惯。关上门，双脚踩在檐口上，拿抽水马桶当乡下的茅房或学校的蹲坑用，才舒服。

正房四间，每间都比教室小不了多少。楼上两间，楼下两间。四间屋子里全部堆满图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为方便取书，不得不配备移动木梯。真正属于我们居住的地方，其实只有楼下的大厅和楼上的过道。好在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任由我们摆布。我和父母住楼下，四个姐姐住楼上，虽不宽敞，但也足以容纳我们全家。因为是木地板，姐姐们可以直接在书架下或楼道上随便找个位置铺床褥。我和父母倒是有床，就那么放在大厅里。父亲的案桌也是我们家饭桌，平常父亲在上面工作，吃饭的时候就充当餐桌，我和父亲拿床沿当椅子，坐在床沿上吃饭。今天想想不可思议，当年感觉蛮协调。

大姐很快被安排了工作，搬到外面住单身宿舍了，只是周末才回来吃顿中饭。二姐即将毕业，蠢蠢欲动，好像跟这个家有仇似的，盼望早一日离开。但她没有等到出去住单身宿舍，却等来上山下乡，再回到农村。母亲唉声叹气，我觉得不合逻辑，既然如此，二姐还不如不随我们回城直接留在乡下算了。三姐四姐的命运差不多，离开这栋建筑后，奔赴广阔天地。理由是，我大姐已经在城里工作了，我父母属于“身边有子女”的。但大姐住集体宿舍，并不真正守在父母“身边”，真正陪伴父母的其实只有我。

我的生活是看书。

并非我天生喜欢看书，更不是我爱“学习”，实在是我的世界只有书。

没手机，没电脑，没电视。关键是我没朋友，谁愿意跟“马桶盖”做朋友呢？和同学在一起，只能被他们嘲笑。尽管我早已不剃“马桶盖”了，但名声在外，覆水难收。我只好待在家里，待在那座暂停开放的图书馆里。

没有高考，因此也就没有“升学率”，老师没有抓学习的压力和动力，也不敢抓，抓多了，有推行“白专道路”嫌疑。我们不用考试，也从来没有家庭作业，放学之后，我能做什么呢？只能回家，回到那座图书馆。

图书馆是一栋孤立的建筑，因此我们也没有邻居。

下午常常不上课，至少不会上主课，最多就是体育课或劳动课，再不然就是政治学习或学工学农之类。总之，我下午可以不去学校，即使去了，也很早回来。同学们点个卯就结伴去玩儿，或做着各种能吸引女生注意的游戏。我没有受邀，也比较知趣，不敢主动往上凑，只能回家，回到那座图书馆。

母亲通常在白玉兰树下做针线活儿。陪伴她的是一只浅浅的竹编小筐，里面放着针头线脑碎布头和鞋样子。显然，母亲沿袭了农村妇女的做派。乡下的大嫂大婶下午总是这样就着阳光做针线活儿，缝缝补补或纳鞋底。除了最热的夏天担心手上出汗弄黑了布料之外，她们似乎常年都在纳鞋底。先用锥子在千层底上扎个孔，然后用顶针把串着麻线的大针穿过去，收线，拉紧，再使劲一拧，麻线就结结实实镶嵌进千层底了。被拉紧的麻线凹下去，旁边就凸了起来，立体感很强，摸上去硬邦邦的，结结实实，敲在大腿上砰砰响。她们通常三五成群说说笑笑，或神神秘秘议论张寡妇跟生产队会计偷情的事情，再不然就说李家公公踮起脚尖偷看儿媳妇洗澡等等。但我母亲此时孤身一人，在挺拔的白玉兰树下显得孤单而渺小。

我从白玉兰的另一边穿过庭院，径直进屋。

窗户全部敞开。这是父亲每天的工作，图书要通风。早晚湿气重，必须选择午后最热的时候敞开窗户。

我不敢楼上楼下乱跑，因为父亲在门厅里整理图书目录，整个建筑安安静静，地板和楼梯都是木头的，我一跑，嘭嘭嘭响，父亲肯定会皱眉头。起先我无所事事，偶尔抽一本书随便翻翻。大部分是专业技术书籍或施工手册，但我居然能看得进，估计是实在太无聊了吧。我像一块完全干燥的海绵，什么水都能吸，实在没有水，连油也要吸。那些我完全不懂的技术书籍，即使今天估计我仍然看不懂，当时居然能整本整本地看完，不可思议。

父亲对我看书并不反对，好像还挺支持。那时候父母对我最大的担心就是跟城里的孩子学坏，我不与人接触，一个人在家看书，至少不会“学坏”吧。

我胆子大了一些。起初为了避开父亲的目光，我总是躲在楼上，现在活动范围有所扩大，从楼上慢慢扩大到楼下。楼下的图书专业性不那么强，因此有趣许多。比如天文学，比如哲学，还比如心理学等等。我仍然看不懂，但至少比工程技術类专业书有趣。

第一次因阅读引发我思考的是天文学。它让我在很小的年纪就知道太阳系的渺小，地球更小。从整个宇宙考量，地球几乎可忽略不计。至于人类，我们在地球上的地位其实还不如鱼类，人类仅仅是陆地上众多生物中的一种，而陆地上所有飞禽走兽加起来体量上也不及海里的鱼类。既然如此，那些争权夺利甚至想谋求统治世界的人不是很可笑吗？

三

第一个夸我“神童”的人是陈伯伯。他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下放到山区，回来找人“落实政策”，带了一些山区产的茶叶，也给我父亲一斤。

“自己炒的，新茶。”陈伯伯说着，还把茶叶打开，厅里顿时弥漫着清香且略微带一点干燥烤焦的味道。我也被吸引到桌边。

“你自己做的？”父亲一边凑近闻一边问。

“是，亲手炒的。”陈伯伯说。

“行呀，”我父亲说，“你好歹学了一门手艺。”

“学这手艺有什么用？”陈伯伯说。

大概触及敏感话题了，他们有短暂的沉默。父亲好像还轻轻叹了一口气，表示无可奈何或为陈伯伯惋惜的样子。

“不应该说手‘炒’的，应该说是手‘揉’的吧？”我问。

父亲和陈伯伯大概都没想到我会这样问，他们似来不及反应，发愣似的看着我。

我接着说：“第一道工序旺火用竹铲子炒，最后一道工序文火用金属铲子翻，中间是用手揉。”

父亲抱歉地对陈伯伯笑笑，似乎在为我的失礼而抱歉。

陈伯伯并没有认为我失礼。他很吃惊，惊喜地弯下腰，我们的脸因此贴得很近。陈伯伯对我说：“对，你说得完全对。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书上写的呀。”

说着，我旋风般地转进屋里，拿出一本《制茶工艺》递给他。

“老丁啊，”陈伯伯说，“不得了，真的不得了。你家出了神童啊。”

我并没认为自己是“神童”，只不过碰巧看了一本书罢了，仅此而已。

但我能感觉阅读带来的快感。有一种别人

不懂我独懂的窃喜和自豪。

我似乎从陈伯伯的惊喜中受到鼓励，更加热衷于看书。之前完全是被逼无奈的无意之举，后来好像是有意而为了。随着一楼“宝库”的逐步发掘，类似的喜悦和自豪越来越多，老师上课讲“路线斗争”，我立刻想起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居然有一种“先知先觉”的快感。事实上，每一门课我几乎都能“先知先觉”。上物理课，老师刚讲到“惯性”，我就立刻想到牛顿的力学定律;老师讲能量守恒定律，我在下面小声嘀咕这叫“热力学第一定律”。老师不得不停下课，走到我身边，让我再说一遍。我就大声再说一遍。老师没有批评我，而是疑惑不解，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书上写的呀，热力学共有三大定律，第一定律其实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第二定律决定能量流动方向，第三定律也叫绝对零度定律，也叫“熵”定律……老师摆出类似陈伯伯的表情。我有些得意，虚荣心得到满足。类似的情景发生了几次，我就产生了优越感，有些飘飘然，以为自己真是“神童”，甚至偶尔产生自己将来会成为“伟人”的想法。当然，只是偶尔冒出的感觉，并没真的以为自己“伟大”。我或许就是这时候萌发当“总统”念头的。果真如此，我岂不是与那些整天想着争权夺利甚至谋求统治世界的人一样可笑？这与我从天文学获得的启迪很矛盾啊。

唯一的解释是我读书读傻了。

我真的读傻了。

我变得瞧不上任何人。任何人，拿“总统”的尺子一量，还够撑满我的眼眶吗？“总统”成了我的“精神胜利法”，比鲁迅笔下的阿Q有过之而无不及。阿Q只幻想自己是别人的“老子”，我则假想自己将来当“总统”。同学们认为我是“乡下人”，我则视他们为“羊群”。这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吗？

但读书也有好处。

如果不读书，“马桶盖”不仅让我孤独，还可能让我变得孤僻，因为成天读书，我有时候会站得很高。人世间天大的问题，从宇宙角度一看，就不是问题了，何况一个小小的“马桶盖”。我因此变得“孤傲”起来，仿佛“世人皆醉我独醒”，常常抱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态。这当然也很糟糕，但毕竟属于“心态”层面的，没有上升到“性格”高度。我觉得这种“孤傲”的心态比“孤僻”的性格危害性小一些。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虽然不怎么上课，但因为阅读量大，视野开阔触类旁通，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起初我不知道，既然不考试，谁知道谁的学习成绩好坏。可那一年突然抓起了教学质量，也就是后来被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恢复考试，我的学习成绩一下子凸显出来。物理和化学几乎每次都能考满分。而且说实话，我真的没有“用功”，甚至连“认真”都说不上，那些题自然而然就难不倒我，包括附加题。

我有些自鸣得意，常常盼望考试。甚至，我希望天天考试。这么说吧，我希望学校不用上课了，专门考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可见，我是个不切实际的人。不仅仅体现在当总统的“理想”上，也体现在希望学校不上课只考试上。

我还是一个非常浅薄的人。我也想引起女生的注意。每次考试，我都第一个交卷，而且离开教室的时候，故意把桌椅弄响，生怕同学们不知道我第一个交卷了。

刚开始是泛泛地想引起女生的注意，后来就有了具体目标。我最喜欢班上一个叫毕燕的女生。为此，我曾多次大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理由仅仅是其中也有一个“燕”。每当我念到这个字的时候，都想到我们班上的那个“燕”。天知道我的审美是不是有问题。按照现在的标准，毕燕既不苗条，也不是尖下巴。白白的，胖乎乎的，眼睛倒是特别明亮。难道我仅仅喜欢她的眼睛？不是。我是喜欢她整个“人”。因为每当我朗诵《海燕》的时候，想到的绝不仅仅是毕燕明亮的眼睛，而是她整个“人”，包括她圆圆的下巴和胖乎乎的脸。但我并没有“追”她，连纸条都没写。我用自负掩盖自卑。明明是她不可能瞧得上“马桶盖”，我却假想她不配做“总统夫人”。排解单相思的办法仍然是看书，故意看一些深奥的书，感觉越是深奥就越显得我有“学问”。我甚至浅薄到当面卖弄。在离毕燕不远的地方，故意用她能听得见的声音说出一些同学们完全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或概念，比如热力学第三定律中关于“熵”的概念等等。其实这些术语或概念我自己也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知所云，但仍然要说，故弄玄虚，这不是浅薄的卖弄吗？

很快，我遭遇了“现世报”。

四

“回潮”确实给了我彰显自己学习成绩的机会，但除了满足一时的虚荣心之外，并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好处，相反，我还因此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我被留级了。

在我看来，“留级生”比“马桶盖”更加丢人。后者错不在我，前者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的“现世报”。

作为“回潮”的高潮，学校恢复了升级留级制度。但不是像“文革”之前那样按学习成绩好坏或考试是否及格决定升级留级，而是下指标，每个班必须一个留级，不多不少。决定谁升级谁留级也不看学习成绩或考试分数，而是看政治表现。但是，什么叫“政治表现”呢？没人说得清。我当然更不明白，说实话，即使在今天，我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政治表现”，以及如何判断一个小孩子“政治表现”的好坏。我估计老师当时也不明白。但我们班主任有办法，她没有仅凭自己的印象决定某个同学升级还是留级，而是走“群众路线”，让全班同学无记名投票。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民主”。因为每个班只有一个同学留级，所以，升学的就不用选了，只选留级的。全班同学无记名投票，选举一个政治表现最差的同学留級。

蛮正式。老师监督并亲自收票点票，叫两个同学上来帮忙唱票和计票。计票方式是在黑板上画“正”字。唱票的喊到谁，计票的就在黑板上写上该同学的名字，然后在名字的后面画一笔。整个过程当着大家的面进行，公开透明，因此我相信它也公平公正。为体现公平，老师没有叫班长或学习委员上来唱票、计票，而是叫了两个看上去比较老实的女同学。

第一票就是班长。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不是推荐好人好事，而是推举“政治表现”最差的同学留级，怎么能选到班长头上呢？

班主任似乎也不相信，一面让大家安静，严肃一点，一面伸手要过那张选票，看一眼，似担心唱票的同学看错了，确认无误后，示意继续。计票的女生立刻在黑板上写上班长的名字，然后在后面认真画上一横。我知道，她画的是“正”字的第一笔画。

班主任扫视大家一眼。也扫视到我。我心里一惊，感觉老师的目光在我这里有停留。难道老师认识我的笔迹？知道班长的这一票是我投的？

不会吧，我特意用左手写的，老师还能看得出来？

黑板上的名字越来越多。居然出现我的名字。我不但不觉得难堪，相反，还很开心。因为，这说明搞恶作剧的不是我一个人。当班长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完整“正”字的时候，我彻底放心了。老师就是怀疑我也没有用，总不能班长的5票全部是我一个人投的吧？

我竟然有些得意起来。

班主任的目光再次投向我。这次比较明显，在我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吸引了全班同学的目光，让我成为“焦点人物”。

班主任目光如炬，令我一个激灵。忽然发觉全班突然安静下来。再看黑板，才知道唱票结束了，我的笔画最多，19票，差不多把4个“正”字写完。

我傻了。

大脑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表情，估计脸色也很苍白吧。

我跑了出去。

我没有目标。我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跑。

我们那座城市当时比较空旷，不像现在被开发得这么精致和密实。用我们当地人的话说，我们那座城市当时比较“散”，到处都有空地。在学校和我家之间，稍微改变一点方向，就能爬上一座小山包。山包不高，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山脚下还有零星的菜地，估计是闲不住或经济拮据的居民见缝插针种植的。我坐在小山顶上，看着我家也就是我们那座城市图书馆的屋顶，哭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是我？

到底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知书达理，这个问题很快想明白了。既然我都能恶作剧地投班长一票，别人为什么就不能投我一票？但我得票最高，这又不仅仅是恶作剧这么简单。估计与“马桶盖”和我的“总统梦”有关吧。主要是“总统梦”，让我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处处显摆，那么早交卷还故意把桌椅弄响，能不遭人嫉恨和讨厌吗？换上是别人我也讨厌。在“政治表现”无法量化的前提下，同学们只能凭自己的好恶投票，我都在心里把他们当“羊群”了，他们不投我的票投谁？

第二个想到的是毕燕。

毕燕应该没有投我的票吧？我在冲出教室之前，下意识地看她一眼，发现毕燕也正好在看我，我们发生短暂的对视。正是这个对视，让我冲出教室。因为，我不想当着她的面掉下眼泪。虽然目光对视极为短暂，但印象非常深刻，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一种什么眼神呢？意外？震惊？不可思议？还是惋惜、叹息或同情？……我

说不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毕燕的眼神中，我没有看出得意、嘲笑和幸灾乐祸，因此我相信，她没有投我的票。

其实她一个人是不是投我票无关大局。我们班总共56个同学，我得了19票，说明绝大多数同学没有投我的票。但就是这19票，我也最高。我们班留级的非我莫属。现在，已经不是我认为毕燕是不是够格当“总统夫人”的问题，而是我如何躲着不能再与她见面的问题。事实上，我打算躲着我们班每一个同学，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投我的票。

我最后才想到父母。

主要是担心自己怎么面对他们。我倒不是怕父亲打我。父亲从来不打我。他比较重男轻女。上面四个全是姐姐，我成了家里的“独宝”。曾经隐约听谁开玩笑说过，如果我上面有一个哥哥，父母就不会再生我了。但我上面没有哥哥，只有姐姐，所以我是家里名副其实的宠儿，他们舍不得打我。但是，我也因此承载着父母的全部希望。自从陈伯伯夸我是“神童”之后，父母嘴上虽然没说，心里肯定是高兴的。母亲逮着机会就假借陈伯伯之口说我聪明，父亲倒是没有这样说，甚至在别人这样说的时候，他还谦虚几句，可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比如亲戚朋友来讨教什么问题，父亲就会假装开玩笑或不经意地“考”我一下。他知道这些问题难不倒我，故意让我展露“博览群书”后的“知识渊博”。如今，我这位“知识渊博”的“神童”突然成了“留级生”，他们的脸往哪儿搁？他们的失望对谁说？他们怎么承受得住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

我倒希望父母打我一顿。我确实该打。他们打我了，把心中的怨气和委屈发泄出来了，或许就好受一点，我自己也会好受一点。但我知道，他们是肯定不会打我的。这就让我更加难受，更加无所适从，完全不知所措。

我不是一个泪水充沛的人，眼泪很快就哭干了。泪痕结在脸上，能感觉到它们曾經的存在。

我坐在小山包上，遥望自家的屋顶，当然，也就是那座小图书馆的屋顶。屋顶红色，但红得不是很鲜艳，是瓦红色。可图书馆的瓦又不同于一般瓦房的瓦，似乎比一般的瓦坚硬一些，结实一些，也光亮一些，却也没有光亮到鲜艳的程度。应该是光亮得结实而含蓄那种吧。随着夜色的降临，含蓄得更加彻底，居然与周围的景色渐渐融为一体。

我担心父母着急。我仿佛听见爸爸妈妈在叫我。

我决定回去。

我总要面对父母。

我把小山包想象成地球之外的某个天体，现在，我从这个“天体”上遥望自己的家，“留级”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

我下山，回家。

五

从山顶往下看很近的距离，近到似乎可以听见爸爸妈妈叫我，真走起来，其实蛮远。当我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但我们家却灯火通明。父亲把图书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灯全部打开。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家有这么多灯。特别是楼上楼下那四个比教室小不了多少的书库，全是日光灯，在黑暗的背景下，居然那么耀眼，光芒四射。我们家像是在办什么盛大的喜事。

这是我们家成员最齐的一次。连“准成员”小徐哥哥都来了，他是我大姐的男朋友。二姐和三姐当时还没有男朋友，如果有，估计也会来。

见到我，大家又惊又喜还似乎小心地回避着什么。我估计他们已经知道我留级的事情了。我通常下午三点半就回来，大多数时候在看书，偶尔被母亲打发去排队。那时候买什么都要排队。我也无所谓，反正带一本书，边看边排队，不耽搁。明天星期天，今天下午该我排队买肉，三点半没回来，父母一定很奇怪，再等等，就变成了焦虑，最后终于找到了学校，知道我被留级了。我能想象他们的愤怒，跟老师吵了一架也说不定，但这时候当着我的面，还要装作若无其事。

装得最像的是我父亲。大家围着我嘘寒问暖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父亲悄悄地上楼关灯，一间一间屋子非常认真地关灯。等把该关的灯全部关闭，稍等一下，才缓缓下楼。

我们的目光都聚焦于父亲，仿佛被留级的是他，他才是今晚的主角。

我等待着父亲的责备。我感觉自己非常对不起这个家。我让家里人担心了。我给家里添麻烦了。我给全家丢脸了。我让他们承受委屈甚至承受侮辱了。许多年之后，当新闻上播放一个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把父母为他上大学而借来的钱全部骗走之后，该大学生选择自杀。我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大概就与我当年类似吧。

但是，父亲并没有责备我。不但没有责备

我，连难看的脸色也没摆。他在走下楼梯的时候，居然慢慢地露出微笑。一直走到我的身边，微笑放大成开心的笑。父亲显得非常开心地摸了一把我的脑袋，说：“这是好事情啊。”

我有些害怕，以为他被气疯了。

其他人的表情和我差不多。

父亲依然笑着，神采奕奕。不像装的，更不像疯了。

父亲说：“这下好了，你至少可以延迟一年上山下乡了。说不定拖着拖着，这项政策就取消了。”

第一个做出正面反应的是我“准姐夫”，也就是我大姐的男朋友“小徐哥哥”。他说是，听说福建有个老师给毛主席写信了，毛主席还回了信，估计政策是要变了。

父亲对他点点头。父亲好像不喜欢“小徐哥哥”，这是父亲第一次对他微笑点头。然后，父亲对我，也好像是对大家说：“记着，不要逞英雄。坏事情，哪怕是明知躲不过去的坏事情，也要尽量躲，躲一天是一天。事大事小躲了算了。躲到哪一天实在躲不过了，发生了，危害性也一定减弱很多。”

我虽然年纪不大，但因为读过一本法学概论，知道“追诉期”，即便是做了违法的事，只要过了一定的期限，就可以不予追究，何况“上山下乡”。所以，我对父亲这段话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因此，我相信父亲灿烂的表情不完全是宽慰我，而可能真是这么认为的。

“我饿了。”我说。

“对，吃饭，赶紧吃饭。”父亲说。

母亲激灵了一下，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她根本就没有做饭，至少没有做这么多人的饭。

“走，下馆子。”父亲说。

“好，我请客。”小徐哥哥说。

其实谁请客无所谓，因为那天所谓的“下馆子”，就是一人一碗阳春面。我记得非常清楚，九分钱一碗。

不一定是为了省钱，那时候就这个标准。街上饭店很少，我们家附近就这一个小面馆，那时候也没有夜市，更没有“夜生活”这个说法，那么晚了，就是想“下馆子”估计也只能进这家面馆。

尽管是九分钱一碗的阳春面，我们都吃得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一碗不够，吃了两碗。今天回想一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味精、猪油加葱花，怎么能做得那么好吃呢？我们家生活虽然不富裕，但面条还是吃得起的，怎么就做不出饭店的这种味道来呢？有一年我回老家，再想吃那种阳春面，找遍大街小巷，愣是没有找到。听说上海有，我曾经专门去了一趟上海，找到了，但吃到嘴里，完全品不出当年的味道。

阴霾一扫而光。大家由悲转喜，开开心心。唯有父亲冷静，他问我有什么具体想法，我说想转学，不想再天天看见之前的同学。

父亲点点头，表示理解，但转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这个头点得不是很有把握。

“转到八中可以吗？”小徐哥哥问。

“行。”我立刻回答。只要不再天天见到之前的同学，特别是不再面对毕燕，转到哪个学校都行。

父亲没说话，看着小徐哥哥，那意思是问：“你有本事帮忙转学八中吗？”

大姐也看着自己的男朋友，担心他瞎吹牛。

“你忘了？”小徐哥哥回应我大姐，“老姚在八中工宣队啊。”

大姐“噢——”了一声，叫起来，“对对对，姚师傅。姚师傅在八中工宣队。”

工宣队，多威风啊，别说老师了，校长在他们面前都毕恭毕敬。他们是代表工人阶级来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的，谁敢不听？有这层关系，谁敢让我留级？

八中好，不像我之前的学校，是一所职工子弟小學，然后“戴帽子”加了中学部，但毕竟是小学的底子，哪有八中那么大的操场。要知道大姐有这层关系，我早该转到八中去。如果我早转到八中，就肯定不会留级，当班长也说不定。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着新学年的来临。盼望着早一天进入正经的八中，开始崭新的生活。在这里，不该再有人喊我“马桶盖”或“留级生”了吧。

之前的学校不用去了，新的学校还没有开学，我的生活又变得无所事事，只能继续看书。偶尔也帮母亲排队买肉买豆腐之类，照例还是带着一本书，边看边等，两不耽误。好在此时政治气氛确实有些变化，图书馆进了新书，包括文艺类书。之前，图书馆里没有文艺书，据说全部被当作“封、资、修”一把火烧了。新进的文艺书首先是八个样板戏剧本。好像没有八本，不记得是六本还是七本。全部都是厚厚的一大本，很新，印刷很精美，比图书馆里之前的任何一本书都新都精美。剧本还配有彩色插图，其中的《智取威虎山》小常宝的剧照竟然与毕燕有些相像。也是圆脸，腮帮子圆鼓鼓的，有两个小酒窝。特别是

眼睛，剧照上的小常宝居然与毕燕一样明亮……

接着就是鲁迅的杂文、小说和散文集，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等，当然，也包括《牛田洋》一类跟时局很紧、政治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大约是看惯了专业书，一开始我读文艺类图书还不是很习惯，觉得它们很矫情，废话太多。但看着看着，就被吸引了，发觉文艺书其实比专业书好看多了。特别是小说，虽然也是讲道理，但它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讲道理，故事有悬念，一环套一环，勾着人自动往下看。被母亲叫去吃饭，心里还想着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还担心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所以吃完饭马上又接着看。之前看科技书，哪里有这情景？

特别是小说中多少穿插着爱情故事，更加勾人。比如浩然小说《艳阳天》里的马立本，幻想与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焦淑红搞“对象”，他想大声喊出来，让全村人都知道，“马立本与焦淑红搞对象啦！”我看到这里头脑中产生画面感，想象夜色下的小村庄，马立本站在林子旁边一个人扯着嗓门却又不敢大声喊出来的场景。我甚至幻想自己就是马立本，而毕燕就是焦淑红，幻想我与毕燕“对象”了，我也要大声喊出来，让全班同学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但是我同样不敢大声喊出来，只能憋着嗓子轻声“呐喊”……

留级让我变得实际一些，不管怎么说，留级总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与“总统”的辉煌童年严重不符，所以，我渐渐放弃了自己所谓的“理想”，至少，这个“理想”不那么强烈了。因此，我不必用“总统夫人”的标准要求毕燕，此时此刻，如果毕燕愿意成为我的“对象”，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毕燕愿意吗？前面有“马桶盖”垫底，后面有“留级生”断后，估计她就是喜欢我，也拉不下这个面子吧？除非我真的成了“总统”。

六

新学期开始。

姚师傅站在门口迎接新生。表情威严，看着就让人紧张，不像是“迎接”新入学的同学，倒像是胜利者在接收战俘。因为大姐和小徐哥哥带着我去见过他，所以我认识姚师傅，打算上前打个招呼。毕竟，我是通过他的关系才进八中的，不说感谢，见面至少应该打个招呼，喊一声“姚师傅好”。另外，我有虚荣心，或者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我也希望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我认识姚师傅，这样，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即便知道我之前的外号和如今留级生的身份，也不敢喊我“马桶盖”或“留级生”了。我凑上前去，还没张口说话，姚师傅就表情严肃地摆了一下脑袋，没张嘴，从喉咙里发出一种警告的声音，示意我别废话，赶快去上课。我只好缩回来，随大溜一起走进校门。

尽管如此，我的行为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我感觉大家都在看着我。我甚至感觉到这其中有自己熟悉的眼睛。是吗？我快速摆了一下脑袋，一看，天哪，居然是毕燕，她正在不远处看着我！

这怎么可能呢？我千方百计地转学，为的就是躲避熟人的目光，特别是为了躲避毕燕的目光，怎么她也到八中来了？

我怀疑是幻觉，再看一眼。

没有看错，确实是毕燕。

毕燕，我心中的“总统夫人”，还能看错吗？

我走魂了。连后面的新生点名念到我的名字，都差一点忘记答应。

但我还是渐渐明白过来。我之前的学校只戴了“初中部”的帽子，并没有高中，毕燕没有留级，她升高中了，当然要离开那里，升入正规有高中的中学。可那么多学校，她怎么就偏偏升入八中了呢？又一想，她为什么就不能升入八中呢？除了毕燕，我们班肯定还有其他同学也升入八中了。只是他们现在比我高一级，我仍然读初三，他们却读高一。我懊恼极了。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早知如此，我费这么大劲转学干什么？即便毕燕为我保密，也不能保证其他同学都为我保密。就是说，我的“马桶盖”外号和“留级生”帽子并没有因为转学而被彻底摘掉，我是戴着这两顶帽子来到了八中。

我很沮丧，第一次体味到什么叫命运捉弄人。再让家里人帮我转回去或转入其他中学已不可能，再说，谁能保证其他中学就没有我之前的同学呢？我必须学会向命运低头，认栽，接受现实，唯一能做的是必须保持低调，千万别想再出风头了。忽然理解父亲单位的王秉诚为什么那么谦虚谨慎了，因为他头上戴着“右派”帽子，不敢高调啊，连我们都对他直呼其名，一个“叔叔”的头衔都不给。

其实我想出风头也没机会了。因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正遭受批判，学校又不考试了。不考试，我的学习成绩体现不出来，靠什么出风头？

我又恢复到几年前刚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的样子，躲在家里，不出门。好在家就是图书馆，有

我看不完的各种图书。

因为尝到了甜头，我专门挑选文艺书看。准确地说，主要看长篇小说。《西沙儿女》《闪闪的红星》《追穷寇》《向阳院的故事》《红雨》《欢腾的小凉河》《征途》等等，等等，还有许多忘记名字的新书。总之，那个年代出版的所有长篇小说我都看了。看得津津有味，觉得非常好看。这些“文革小说”并非如现在人所评价的那样“不堪入目”，倒是现在出版的有些作品，胡编乱造，错别字连篇，真正有些“不堪入目”。

小说让我渐渐忘却了留级带来的羞辱和烦恼。我活在图书的世界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新出版的革命小说比《艳阳天》更加纯洁，完全没有爱情故事，所以没有激起我对毕燕的进一步思念与妄想，让我安全度过青春期。

可是，好景不长。

父亲一年前的预判并不准确。不但不准确，而且截然相反。我没有因为留级而躲过上山下乡，相反，正因为我留级了，所以，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年龄比班上的同学大一岁，超过了一条什么界限，不能升入高中继续上学，必须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

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也是我父亲和我全家万万没想到的。

说实话，我很害怕再去农村。一想起农村的厕所“茅缸”我就恐惧，一想到下水田劳动我就担心里面有蛇。可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我二姐也被招工上来了，此时，我有两个姐姐在城市工作，我父母属于“有多个子女在身边”，我是无论如何都躲避不了上山下乡的。

我真的很后悔当初那么显摆，那么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每次第一个交卷而且故意把桌椅弄得很响。显摆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被同学们讨厌，被选为班上“政治表现”最差的学生，最终成为我们班唯一的“留级生”。而且，因为留级，所以比同级的同学大一岁，初中毕业就必须上山下乡。假如当初我不那么无知，不把自己当“总统”而把同学当“群羊”，不需要做得尽善尽美，只要稍微收敛那么一点点，或许，我就不会得到19票。只要我少几票，第二名就会多几票，那么，我就不会留级，只要不留级，我就能正常上高中，就能与毕燕继续成为“同学”，关键是我就会真的躲过上山下乡了。可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如果”之上，而实际生活不是“如果”，现实是“结果”。结果是因为这一切，我必须上山下乡。

那时候经常听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像还是伟大领袖说过的，所以我们信以为真。今天想想，这话在特定条件下或许是成立的。比如我留级，按照我父亲的设想，我能晚一年毕业，说不定就能躲过上山下乡。可是，“特定的”條件非常苛刻，苛刻到只要稍微发生变化，坏事就仍然是坏事。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坏事情并没有变成好事，仍然是坏事情，并且是更大的坏事。比如初中毕业，我因为年龄比同学大了一岁，就不能上高中，反而比之前的同学毕燕他们更早一年上山下乡了。所以在当时，留级对我来说仍然是坏事情，而且是造成更坏结果的坏事。

比我更着急的是我父母。特别是我父亲，第一次见斯文的父亲那么着急上火，给我的感觉是父亲快要疯了。

我极力装作自己喜欢上山下乡的样子，希望父亲不要过于自责而真把自己逼疯，但作用不大。父亲不惜撕下“斯文”，一辈子不求人的父亲此时到处求人。

父亲虽然职位不高，但资格蛮老。1939年参加队伍打鬼子，因为识字，所以做文化教员和文书，保命的机会大，升官的机会少，历经那么多场战役和战斗，居然毫发无损，但比一线作战的同期战友进步慢许多，所以才成了“最小的官员”。可他认识的大官很多，只是我父亲从来不找他们，而且越是大官，父亲越是不愿意接近他们，好像还故意躲着他们，生怕惹上“高攀富贵”之嫌疑。但是，这一次为了能让我逃避上山下乡，父亲竟然挨个去求昔日的老战友、老领导甚至老部下。我们明知父亲徒劳，也只能听之任之。或许，即便劳而无功，只要父亲这样做了，他心里会好受一点，自责会轻一些吧。

让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的努力居然取得了成效。而且在我看来，是巨大的成效。虽然我仍然没能躲过上山下乡，但并没有去真正的农村，而是去了建设兵团。

我欣喜若狂。因为，听说兵团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用公共厕所，不必在用豁口饭锅做成的“茅缸”里难以下足了。

兵团政委是父亲一位战友的战友的老部下。父亲那位战友我知道，姓孙。抗战胜利后，孙伯伯认为革命到头了，打算解甲归田，回家过“二十亩地一头牛”的日子，是父亲苦口婆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让孙伯伯继续留在革命队伍里，坚持到了革命胜利，如今在中央某部门任职。所以，孙伯伯很感激我父亲，虽然远在北京，

但只要回皖南，就一定光临我们家，而且住在我们家。孙伯伯一来，我们家立刻蓬荜生辉，门庭若市，因此我们全家都认识孙伯伯。至于孙伯伯的那位老战友是谁，以及孙伯伯的那位战友与兵团政委是什么关系什么交情，我就不清楚了。不仅我不清楚，就连我父亲也不清楚。但不管他们是什么关系什么交情，也不管是直接的交情还是间接的关系，反正我是在孙伯伯的“关照”下来到了建设兵团，于是我也拥有了自己一生中难得的“上山下乡”经历。

说“难得”并非夸张，体现两层含意。一是因为倘若不是留级，我就能继续上高中，高中毕业正好“文革”结束，我就赶不上“上山下乡”了。其二是我对“上山下乡”的记忆并不像大多数文艺作品中描述的那么悲惨和苦不堪言，相反，我还蛮怀念那段经历，甚至，我感觉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也是收获最大的历练。那么多来自天南海北各种家庭出身的怀揣理想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整天朝气蓬勃干劲儿十足，虽然背景不同性格迥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上海知青还是本省知青，无论是工人子弟还是高干子女，他们的目标都高度一致，都想通过积极表现争取早日获得招工或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不精彩吗？不好玩吗？不是充满戏剧性吗？如果不是“上山下乡”，我哪里有机会与上海知青同一宿舍？哪里能与高干子弟成为战友并结下深厚的情谊？事实上，我今生最好的挚友就是当年兵团的同班战友。因此，我觉得自己的“上山下乡”经历比读高中更有价值，甚至比后来的大学经历更加精彩更有意义。

当然，我并不怀疑主流舆论对“上山下乡”的评价，因为我的经历不具典型性。我的“特殊性”在于，我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并非真正的“农村”，而是建设兵团，并且不是文艺作品中描述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建设兵团，而是位于华东腹地的南京军区皖南建设兵团。另外，我有小时候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所以对乡村的艰苦生活有一定的免疫力，所以感受與大多数知青不一样吧。
第二章
兵 团

一

虽然不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也处于本省的最边缘。我上山下乡的南京军区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位于江、浙、皖三省交会点。站在宿舍门口，迎着早晨第一缕阳光，极目远望，除了漫山遍野整整齐齐冬青树一般排列的茶园之外，就是远处突兀在泛绿之中的一片红瓦，那里是浙江长兴泗安镇下面的一个供销社。傍晚，推开朝北的窗户，依稀能看见江苏宜兴牛头山煤矿的大致轮廓。此地属于丘陵，不同于我小时候随父母下放的江南水乡，也不像我居住的城市那样山水分明，兵团境内虽然绵延起伏，却总也波澜不惊。此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约正因如此，南京军区才从战备考虑在这里设立兵团吧。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49年，解放大军过江后，宜将剩勇追穷寇，国民党一个军曾在此地溃散，其中一部分散落民间，所以至今仍能听出当地人的南腔北调。稍远一点的是1937年，日本鬼子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包抄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中国军队仓促在这里构建防线，匆匆赶到的川军弟兄留下数千英魂，最终也未能阻止日军的铁骑。我在兵团期间，赶上农业学大寨，强调以粮为纲，愣是要在丘陵种植水稻，不得不在两丘之间蓄水造田。每年冬天兴修水利，挖泥塘筑水坝，我们都能挖出未爆炸的迫击炮弹。不知是1937年日本鬼子打过来没爆炸的，还是1949年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随意丢弃的。知青们号称兵团“战士”，却也很少接触真炮弹，出于好奇，或是苦中作乐，故意把炮弹藏在焚烧的灰肥堆中，引发剧烈的爆炸，差点闹出人命。指导员立刻下令，坚决杜绝此类玩笑，否则严肃处理。

不知是碰巧还是作为孙伯伯关照的延伸，我恰好分配在五连。

其实应该叫一连，之所以称“五连”，估计是为了避嫌。因为，本连集中了全团所有的“高干子女”。兵团干部子女自不用说，中学毕业后落实“回乡”，不可能留在团部，也不舍得下到偏远连队，紧挨团部的五连就成了他们冠冕堂皇的最佳去处。

团首长其实算不上“高干”，因此他们的子女也算不上真正的“高干子女”，但在当时兵团的那种氛围下，他们比真正的高干子女更加“高干”。

真正的高干子女也有。他们大都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最不济也来自本省的合肥。但没有北京来的。据说北京的高干子女都上山下乡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了。例如孙伯伯的儿子孙本就上山下乡去了陕北。南方

的高干子女估计是级别不够，没资格去革命圣地，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到皖南建设兵团。但既然是“高干子女”，就不能把自己混成普通的老百姓，于是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与兵团领导打了招呼。有些是首长夫人明确请求尽量照顾，另一些则是高干本人强调“严格要求”，结果都一样，团里无论从“尽量照顾”还是从“严格要求”的角度考虑，最后统统把他们安排在五连，因此五连被称为“干部连”。

除了干部子女之外，另一类是具有文体特长的知青。那年月强调“政治挂帅”，文艺演出甚至体育比赛也被视为“政治活动”，所以各单位都很重视。兵团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自然更不会例外。但这些活动常常与生产任务相冲突，于是团里领导从实际出发，把所有的文体骨干集中在一个连队，需要参加兵团内部文体活动或与地方上搞联欢和友谊赛时，动用一个连队的文体骨干肯定比从各个连队临时抽掉知青方便。再说，除了演出和比赛外，平常更需要排练和训练，倘若不在一个连队，而是分散在各营各连，天天排练或训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五连更像是“代表连”，五连的篮球队“代表”本团的篮球队，五连的乒乓球队自然也“代表”全团的乒乓队，至于五连的文艺宣传队，则更是全团的宣传队。因此，除了干部子女外，五连的其他知青大都有文艺或体育方面的特长。

我算是个例外，本人既无任何文艺体育特长，更非“高干子女”，仅仅是父亲早年积德今日脸皮厚，才感动了孙伯伯，让我冒充“高干子弟”，不但顺利地来到建设兵团，而且分配在五连。

今天回头看，这当然是好事，否则，我这样小地方小户人家的孩子，哪有机会一下子面对面接触这么多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和小地方的干部子弟？据我的实际接触，发觉干部子弟虽然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基本特征都高度一致——拒绝平庸。所以，五连的干部子女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不是坏得出奇就是好得出众。“坏”主要表现为无所顾忌。那时候知青嘴上不说，心里都想早日回城，所以，知青们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努力表现，否则，将来谁推荐你上大学或招工？而干部子女则不必顾及这些，他们的父母再不济也职位高过连长和指导员，否则怎敢称“干部子弟”？他们因此从骨子里并不买连长指导员的账。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普通老百姓”，少数干部子弟甚至故意做一些出格的事，以彰显自己的敢作敢为和与众不同。但有两个人除外。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陈谨夫。我是因为心虚，知道自己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属于“假冒伪劣”，因此不敢造次，陈谨夫则因为其父对他要求特别严，如此，我俩就成了“干部子弟”中的另类，不知不觉走到了一起，成了挚友。

二

分班。有文体特长的知青分在茶叶班，无文体特长的干部子弟分在水稻班。如此，我就与陈谨夫分配在一个班，成为真正的“战友”。

我感觉水稻班艰苦一些。收工的时候，我们赤着脚提着鞋，狼狈不堪，搞得像败退下来的伤兵，而茶叶班那些“文体兵”身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男男女女一路说说笑笑喜气洋洋像凯旋的勇士，甚至像专门慰问我们的“慰问团”。也难怪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有逆反心理，逮着机会就故意惹事。

还是我和陈谨夫除外。我们老老实实的，不惹事。具体表现是我和陈谨夫比较谦虚，不像其他人那么张扬和肆无忌惮。班长派人赤脚下田铲秧，其他知青把脸别向一边，装作听不见，故意不买账。我因为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心虚，不用班长点名，主动脱鞋。但铲秧需要三个人，除了我和班长外，还需要一个人脱鞋，谁？当然只能是陈谨夫，因为其他知青根本不看班长，班长不能对着空气布置任务。

我老老实实，一是因为知道自己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是冒充的，心虚;二是因为心中“马桶盖”和“留级生”的阴影仍然存在，教训深刻，不敢那么高调和自以为是。那么，陈谨夫呢？他为什么也主动脱鞋下田铲秧？

刚开始，我以为陈谨夫与我一样，是混在干部子弟队伍里的“假高干”子弟，因此我把陈谨夫当成自己的“同类”，铲秧间隙，我还与陈谨夫说些“小话”，说还是人家干部子弟好啊，可以穿着鞋在上面挑秧，站在冰冷刺骨的水田里铲秧的，只能是我们普通人家子弟。陈谨夫并没有附和我，矜持了一下，非常有节制地笑笑，说也不要这么想，总得有人脱鞋嘛。后来，当我获悉在我们水稻班，真正的“高干子女”只有一个，竟然就是和我一样低调甚至比我更低调的陈谨夫时，不仅十分惭愧，而且对他肃然起敬。再后来，时间久了，大家都逐渐知根知底，才知道在我们班这些所谓的“干部子弟”中，有些人的家长其实就是一

般干部，连科长都不是。更让我意外的是，那个最喜欢摆“高干子弟”谱的知青，其实他父亲只是另一个团的股长，论级别，甚至还不如我父亲。于是，我找回一点小小的自信，同时发觉现实与书本相差实在太远。人怎么可以这样呢？“高干子女”是能冒充的吗？又一想，有些人不就是喜欢显摆嘛，比如我自己，当初如果不是那么喜欢显摆，能留级吗？所不同的是，我已经吃过亏了，所以不敢那么高调那么显摆了。再与陈谨夫一对比，发觉做人确实是谦虚低调一点比较好。

連长和指导员把干部子弟集中在水稻班并非故意整我们，也非为了“锻炼培养”，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水稻班的工作是硬任务，不能耽搁，茶叶班的工作是软任务，除了春茶采摘那几天，其他时节，比如除草和施肥甚至修剪茶园，早几天晚几天没关系，因此，茶叶班的知青可以随时集中训练或排演。说实话，我当时非常羡慕茶叶班的知青，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调到茶叶班，不仅每天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而且与那么多活力四射的文体女知青在一起说说笑笑，肯定比整天看着身边这些假“高干子女”狐假虎威心旷神怡。但我调到茶叶班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既无一点体育特长，也无任何文艺天赋，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文体兵”呢？于是，不得不放弃幻想，埋头做自己的事。

我的“事”还是看书，习惯了。二姐给我寄来一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至今记得它的样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封面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捧着一大摞书，暗喻知识给了他力量与志气。

除了习惯外，还有不服气。原本是想当“总统”的人，结果连高中都没上成，学历还不如假想中的“总统夫人”毕燕，于是不甘心，不服气。我希望通过自学达到高中水平，至少要和毕燕平起平坐吧。因此，我没有把那套丛书当作“闲书”读，而是当作课本来学习。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很认真，每道思考题都认真思考，每道习题都认真做，然后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果。发现不对，从头再来。实在弄不懂的也没关系，可以问人。我当时问的就是陈谨夫，因为他是高中生，而且好像成绩不错。凡是我问的题目，陈谨夫都能帮我解答，偶尔当时解答不了的，过了一天也能解答。

陈谨夫自己也是喜欢学习的人，业余时间主要用来看书。不过，我们所看的书目不一样，我主要看那套自学丛书，陈谨夫看的主要是文艺类，比如《奥德河上的春天》等等，全部都是我家那个图书馆里没有的。我当然知道文艺书比自学丛书更好看，我也想看，但一想起“总统夫人”毕燕正在读高中，我就逼着自己忍痛割爱，强迫自己只看自学丛书，坚持做习题，自己给自己布置作业，并监督自己按时完成。

陈谨夫也做作业，他的“作业”是写诗和写散文。大约是我经常向他请教习题的缘故，陈谨夫也偶尔让我看他写的诗和散文。我觉得他散文写得不错，因为他写的散文里面有故事，而且是我熟悉的故事。比如有一篇写我们夏天一起跳到水里堵涵洞的故事，当时我很紧张，来不及多想，经他一写，我们仿佛成英雄了，连跳下去之前的思想斗争都写得那么精彩。其实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见陈谨夫跳下去了，我也只好跟着跳而已。再说，平常遇到脏活累活都是我和陈谨夫的事，当时遇到险情，必须有人跳下去堵涵洞，这么危险，不是我们跳谁跳？至于他写的那么多诗，我也看了，但水平到底怎么样我欣赏不了。除了毛主席的诗词和初中课本上的“白日依山尽”“窗前明月光”之外，我对诗一窍不通，因为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小图书馆里，一本诗集也没有。直到他的一首诗在报纸上发表，我才晓得，原来陈谨夫的水平那么高。

三

我们水稻班接连发生两件事。一件好事，一件坏事。

先苦后甜，我先说坏事。

我们班那位最喜欢摆谱的“高干子弟”摔死了。

摔死的原因很简单，他和另一个干部子弟在县里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回来得晚了，扒汽车，失手没抓住一下摔死了。

我们兵团虽然地处三省交界，但并不闭塞，交通还算便利。318国道正好从我们连穿过。这是一条省际公路，白天车辆很多，主要是“大上海”和带拖斗的拖拉机。“大上海”也是解放牌，但它与一般的解放牌卡车不一样，没有前面的“大鼻子”，车身为钢结构，明显比一般的解放牌卡车高大和高档，式样新，速度快，不挂拖斗，上坡减速不如普通解放牌那么明显。“大上海”是往返皖南三线厂和上海的主要交通和运输工具。皖南的三线厂是上海内迁至皖南的军工企业，职工几乎全是上海人，人员和物资往返频繁，所以“大上海”在这条公路上穿梭不息。拖挂式拖拉机是

“农为工用”，在农用拖拉机后面挂一个拖斗用来跑运输。今天看来属于“违规上路”，但当时没那么严格。当时上海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金山工程”，需要大量黃沙。黄沙贱，用“大上海”承运不合算，只能用这种农用拖拉机挂一个拖斗从皖南运至浙江泗安，再装船运到上海。平常我们知青要去县城，就扒这种拖拉机。拖拉机速度慢，拉着沉重的黄沙，一上坡就气喘吁吁，我们根本不用招手打招呼，直接扒上去即可。但拖拉机只是白天承运，晚上没有，所以那天晚上电影散场后，“高干子弟”要么步行二十多里回兵团，要么拦车。估计他们一开始是徒步的，遇到“大上海”也招手拦车，但大半夜哪个上海司机愿意停下来让两个陌生人搭便车？其实白天“大上海”也不会轻易停下来让知青搭便车，除非是长得十分漂亮且满口“阿拉阿拉”的上海女知青，但我那两个战友既非女性更非“阿拉”，招手也白招，只能徒步。大半夜徒步二十多里山路确实够呛，于是冒险扒车，扒“大上海”，结果……

我第一次感到害怕，送他上山的时候居然两腿发抖。真的，我很害怕，但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

我平常并不喜欢他，甚至有点看不惯他，但毕竟我们是一个班的战友，而且他就住在我隔壁。兵团宿舍之间的隔墙只有半截，下半截是隔开的，上半截是互通的。隔眼，但不隔音。这个房间发生的一切，隔壁看不见，却能听见。我和他虽然算不上朋友，但面子上还能过得去。晚上我在宿舍学习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他们几个人在隔壁吹牛，偶尔会隔着房间朝我喊一声，让我甩一盒火柴过去。我答应一声，照办。他抽烟，我不抽烟，天晓得他怎么会喊我甩火柴。当时我不明白，今天回想起来，估计是故意试探甚至是在他那几个“干部”朋友面前故意显示我很买他的账。所以，他突然摔死后，我晚上一个人在宿舍复习自学丛书的时候就很害怕，有几次居然产生幻听，听见他在隔壁喊我甩一盒火柴过去……

除了害怕，我还为他深深地惋惜。想着他真不该跑到县城看什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因为仅仅再过两天，我们兵团就会放映，用得着费事冒险跑到县城去看吗？我感觉他是为了赶时髦和爱显摆“牺牲”的，太不值得。倘若他能像陈谨夫和我一样低调一点，谦虚一些，就不会那么活跃那么胆大半夜扒“大上海”了。但逝者已逝，无论我是害怕，还是为他惋惜，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悲剧，只是这段记忆终生难忘，保留至今。

我再说好事情。

连里决定从知青中选拔一名副班长，让大家民主选举。

我们班长是从越南回来的退伍军人，党员，老实人，话语不多，吃苦在前。比如上次堵涵洞，他就是带头跳下去的，事后还把功劳算在陈谨夫和我头上。班长做人很宽厚，从来不打小报告，知青犯了错误，班长不但不批评，反而帮着遮掩，因此很受大家爱戴。既然如此，干吗还要选一名副班长呢？我想，大概是连里注重培养知青中的骨干，另一方面，也觉得班长虽然忠厚，但管理不严，比如我们班那位“高干知青”出事，就与班长平时管理不严有一定关系。倘若他严格管理，不允许他们提前走，两名知青就不可能提前下班扒拖拉机去县城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扒“大上海”摔死事件了。所以，我对连里的决定非常理解，坚决支持。

虽然是“民主选举”，但连里还是有最终决定权的。具体做法是让我们班民主推选两名候选人，上报连队，然后由连里决定到底提拔其中的哪一位知青担任副班长。说这就叫“民主集中制”。

在我们班落实“民主”的过程中，同样施行“民主集中制”。就是大家自由提名，然后由班长拿主意“集中”上报两名候选人，结果，集中到我和陈谨夫头上。

我没想过当副班长。自从初中三年级被留级之后，我就心灰意冷矫枉过正，从小时候幻想当“总统”到后来连当小组长的“理想”都没有了，更不要说当副班长。但是，猛一被提名，居然还相当激动。毕竟，这是我们这批知青中第一个副班长，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起码，能引起茶叶班那些文体女知青的关注了。一想到能引起她们的关注，我就忍不住激动。另外，我也可以向父母报喜，他们也会因此判断我在兵团表现不错，不用再为我操心，更不会担惊受怕了。副班长虽微不足道，却是当“干部”的第一级台阶，只有先当副班长，才有可能当班长、排长、连长，才说明我表现好，才有可能在未来提干、招工、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抢得先机……

但是，连队“集中”的结果是陈谨夫，而不是我。

我很失落，却不敢有一丝的流露。不但不能流露，还要装作满不在乎甚至心服口服的样子。特别是在陈谨夫面前，我表示真心的祝贺。

我没有对陈谨夫说“你表现确实比我好”之

类的肉麻话，而是私底下悄声对他说：“幸亏是你。”

他问：“为什么？”

我说：“只有你这个真‘高干’，才能镇住这些‘假高干’。”

我不是为了迎合陈谨夫，更不是为了敷衍他，而是真这么想的，甚至，我认为连长和指导员也是这么考虑的。

通过一个小小的副班长民主选举和民主集中，我发现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同时也发现，领导的眼睛更加明亮。

四

副班长果然是“进步”的第一级台阶。不久，陈谨夫获得进一步提升，调到水稻班当班长，并且担任文艺宣传队副队长。

真不是吹牛，陈谨夫获得提拔，我功不可没。

起因是陈谨夫在《皖南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赞美皖南早春的小诗。不长，若非特意去找，根本看不到。陈谨夫比我谦虚谨慎。他没主动说，只是报社给他寄来样报的时候，我很好奇，问报社为什么给他邮寄报纸。陈谨夫抵挡不过，才不得不告诉我，报上发表了他的小诗。我当然要他给我看，他也不得不给我看。我一看，是我之前看过的其中一首。小诗写得确实蛮好，但也没觉得大不了，就是描写皖南的春天之美嘛。但是，今日手捧散发油墨香的报纸一看，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字还是之前那些字，几乎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却突然感觉水平高多了，高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我才注意到，小诗不仅仅是描写皖南秀丽的春天之美，而且歌颂了春色之下的“形势大好”。在小诗的结尾，仿佛不经意间的一笔写到了广阔田野上耸立的广播喇叭，正在播送“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响彻耳际与云霄……之前看的时候我没注意这个细节，以为是闲笔，这次再看，才发觉此乃整篇小诗的画龙点睛之笔，正是这个“闲笔”，赋予一首小诗政治含意并使整个作品得到“升华”，才得以发表。

我没有声张，独自来到指导员家里，找报纸，找一周之前的《皖南日报》。指导员很诧异，没好脸色地问我找一张旧报纸干什么。指导员是我们连队的最高首长，他的家是全连知青“朝圣”的地方。全连知青，不管是干部子女还是文艺战士体育战士，再毛刺的知青见到指导员都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到指导员家里来，知青们都怀着“朝圣”的心理，不是悄悄地进贡就是虔诚地汇报思想，哪里有翻箱倒柜找东西的？我因为事先看过报纸，心里有底，所以这时候并没有害怕，而是认真回答指导员：“陈谨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指导员听了一愣，似不信。那年月，报纸相当于“圣旨”，陈谨夫在“圣旨”上发表文章了？那还得了？虽然将信将疑，但因事关重大，又见我不像撒谎的样子，更相信我不敢撒谎，于是指导员不能肯定也不敢否定地跟我一起找。谢天谢地，真的假不了，果然找了出来。我迅速翻到副刊那一版，指着其中的一首小诗，又指着作者的名字“陈谨夫”。指导员先是一阵惊喜，紧接着有些失望，因为一首小诗实在不能与社论相提并论，甚至连“文章”都谈不上。但是很快，喜悦重新洋溢在指导员的脸上。

指导员迅速做了两件事。第一，立刻带着报纸赶赴团部，向团政治部报喜。第二，组织全连知青学习《皖南日报》，号召向陈谨夫学习。

提拔当班长是必然的，都号召向陈谨夫学习了，还不提拔？但指导员只能把陈谨夫提拔到班长的位置。更高的职位，比如排长，都兼任连队党支部委员，陈谨夫当时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支委呢？至于让他担任宣传队副队长，指导员的逻辑是：既然都能在报纸上发表诗歌了，那么写个群口词或快板书更没问题。而连队的这些所谓“文艺兵”，能唱歌跳舞摆弄个乐器的大有人在，可要他们动笔，一个个都傻眼了。之前，这项任务都是安排一个右派分子完成的，指导员相当不情愿，让右派完成政治任务，不是笑话吗？可没有办法，实在没人。现在，终于发现了陈谨夫，岂能不用？

陈谨夫推荐我接任他水稻班副班长的职位，理由是我本来就是副班长的两位候选人之一，现在他提升了，到茶叶班担任班长了，空出的职位当然由我接替。我理解他是帮我“进步”，更感谢他的好意，但我对于担任副班长兴趣不大，我的想法是离开水稻班，跟着陈谨夫去茶叶班，宁可在茶叶班做个普通战士，也不想在水稻班担任副班长，尽管我知道副班长是人生“进步”的关键一步。

我感觉自己和陈谨夫已经很知心了，就对他说了实话。但也没有全说实话。我对陈谨夫说，当不当班长无所谓，只想与他在一个班，因为在他手下很愉快。我说的是心里话，但真正的“心里话”却没说。事实上，除了想与他共事之外，我更嫌水稻班脏，又不如茶叶班能整天和文艺女兵并肩战斗。

陈谨夫似很为难，认真想了半天，才说：“这要等机会。”

我相信他没有骗我，但又怀疑这样的机会实在渺茫。

算了，无所谓。我在水稻班也蛮好。虽然又脏又累，但工作时间不长，至少业余时间是自己的，不必参加排练和演出，也不用参加训练和比赛，有更多的时间完成我的“自学丛书”学习。

我没怀疑陈谨夫是敷衍我，但我估计他是安慰我，可是没想到的是，陈谨夫这么快就给我创造出了“机会”。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吧，陈谨夫就特意找到我，问：“记得你之前对我说过，你曾经认真读完八个样板戏的剧本？”

我说“认真”谈不上，但确实全部看了一遍，当时我们家住的那座图书馆的旧书全部是工程技术类的，文艺书被红卫兵烧了，新到的所谓“文艺书”只有样板戏剧本，我是拿样板戏剧本当长篇小说看的。

“好！”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我说，“刚开始不习惯，老是注明‘白天’‘黑夜’‘转场’的，但看着看着就习惯了，感觉跟读长篇小说也差不多。”

“我是说如果让你写剧本怎么样？”他问。

“我？写剧本？”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写剧本。

“不是很长，”陈谨夫说，“短的，连样板戏中的一场都不到。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的短剧。”

“没写过。”我说。真没写过，不是谦虚。

“剧本的格式你总知道吧。”他说。

我点点头。那肯定，都看完八本厚厚的样板戏剧本了，哪能连剧本的格式都不知道。我相信自己照猫画虎的本事还是有。

“那这样，”陈谨夫说，“我先把大概的故事写出来，然后你按照‘剧本’的格式幫我整理出一个‘剧本’来，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试试呗。

很快，陈谨夫把一个故事写给我。两页纸，内容是连队饲养员王老汉为老母猪接生坚守一夜没睡觉的故事。我在整理的过程中，除了按照剧本的格式为文字分行并注明“白天”“夜”和场景之外，又对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自然而然”融入了样板戏注重的“矛盾冲突”和“三突出”写法，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把“王老汉”改成上海女知青“王红英”，又安排一个“主要英雄人物”指导员出场，比上海女知青“王红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如样板戏《沙家浜》一样，明明主角是阿庆嫂，为了突出人民子弟兵，硬是安排一场“坚持芦荡”，把主要英雄转移成郭建光。陈谨夫原来的故事中没有“指导员”这个人物，经我修改，不仅加了指导员这个角色，而且处处让指导员突出，小剧中的每一个矛盾冲突，最后都是指导员力挽狂澜化险为夷的。为了把剧情推向高潮，激化矛盾冲突，我制造了一个“反面人物”，增加了右派分子企图给母猪下毒，幸亏被指导员及时发现的情节。

在今天看来，我这所谓的“创作”，纯属胡编乱造，一派胡言，但是，当时却引起轰动。特别是剧中上海女知青王红英为母猪配种的剧情，使“大姑娘配种”成为当时我们兵团乃至附近农村广大男性兵团战士和人民公社社员的流行语。

陈谨夫高风亮节，没有注明“集体创作”，连他自己的名字都省了，直接注明是我“创作”。当团政治部主任从兵团总部捧回大奖之后，我没有如愿以偿地从水稻班调往茶叶班重新在陈谨夫手下与之共事，而是“一步登天”，直接被借调到团政治部上班。更让我十分意外的是，之前不拿正眼瞧我的那个扮演“王紅英”的上海女知青何妮仁，居然主动接近我，向我“讨教”艺术问题。

五

虽然只是借调，但对我的改变却是天翻地覆的。最直接的变化是指导员看我的眼神。指导员之前跟我讲话，眼睛不是直接看我的。高兴的时候，指导员抬头放眼世界，不高兴的时候，指导员低头忧国忧民，而如今，指导员虽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老远就夸张地对我打招呼，但与我说话的时候，起码眼睛能非常专注地看着我了。

不仅仅是指导员，我能接触到的，除了陈谨夫，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陪领导去下面检查工作或做报告，我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拎包的，连“跑龙套”都算不上，但下面的人，无论是连长指导员还是营长教导员，都把我与“团首长”同等对待，我刚开始非常不习惯甚至诚惶诚恐，但时间一长就渐渐习惯并且很享受了。

那年月好像没有“腐败”，至少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腐败”。不要说送房送车送银行卡送美女了，连送红包送烟送酒送一般礼品的都没有。不仅没人送我，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人送政治部主任和团长政委这些东西，人们送的，只是态度，是那种毕恭毕敬、笑脸相迎、马首是瞻、诚惶诚恐、唯命是从的态度。我想起来了，当时下面人

对我的态度，就是之前我们连队知青对连长指导员的态度。

这么说，我也成了连长指导员了？不，应该比连长指导员还要大，因为，下面营长连长见到我们五连的连长指导员可以不买账，但如今见到我，都笑脸相迎，唯恐得罪。

谷雨过后，开始采茶，兵团的第一拨农忙开始了。别看茶叶班平常稀松干的都是“软活”，到了这个季节，任务陡然变“硬”了。无论连长怎么动员，不管指导员怎么鼓劲儿，甚至团支部怎么配合党支部让知青写倡议书、决心书，凭他们自己的力量都完成不了这项任务，必须请民工。民工就是兵团附近的农民，或者是兵团老职工家乡的亲戚朋友。实行按件取酬，每采摘一斤茶叶报酬4分钱。今天肯定没人干，当时俏得不得了，手脚麻利的大姑娘小嫂子，起早摸黑辛苦一点每天能采新鲜茶叶一百多斤，一个季节下来，挣一百多块。那年月，这笔钱差不多是农村一个整劳力一年的收入，还不抢得打架？像指导员连长这样有身份的人，每年都特意写信让老家的亲戚赶过来创收，何况其他人。一大早，茶厂门口就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茶叶班的俊男靓女两人一组男女搭配，每组领着几十上百人的民工队伍，按照事先划定好的区域向茶山进发。民工们必须遵守纪律，一字排开，等兵团战士口哨一吹，立刻开始采摘，搞得像体育比赛，场面热烈。

安排一男一女俩知青为一组倒不是为了“干活不累”，采茶民工都是女性，自然有女人的特殊性，比如在一望无际的茶山上遇到人生三急，男知青就不方便管理，所以，每组必须有一名女知青。但是，几十上百的采茶女工当中，自然有调皮捣蛋投机耍滑分子，比如不按统一指挥采茶，挑肥拣瘦，擅自“跳槽”，专挑特别茂盛的茶叶采，还不乱套？那么多人，单靠两个女知青管理不了，这时候，就需要有威严的男知青出面。

光采茶不行，还要制茶，把从茶山上采摘回来的新鲜茶叶经过杀青、揉捻、烘干、慢炒等一系列工序加工成成品茶叶，任务更“硬”。假如说采茶任务一天也不能耽搁的话，那么，制茶任务一个小时也不能拖延，必须现采现加工，否则就影响成品的质量。因此，那季节茶厂实行两班制，关键岗位三班倒，并且这个任务不能交给民工，只能由兵团战士独立完成，而连队的知青一部分已经上山了，哪里还能满足三班倒？所以，每年的采茶旺季，团部机关都要抽调干部下连队支援。我本来就是借调到机关的，这时候当然更是不用说，第一个就抽我。

其实也不用“抽”，我的关系本来就在五连，我还是五连的战士，这季节回五连上班即可。

尽管我是回自己的单位上班，但连长和指导员仍然把我当“机关干部”，安排我在最轻松的磨干车间看守慢炒设备。我知道这活儿最轻松，也知道这是连队领导照顾我，但我不需要照顾，坚决要求像其他知青一样干最艰苦的活儿，起早摸黑带民工上山采茶。

在别人的眼里，或许我是假积极，想博得一个好的表现，为将来真正的提干或招工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积累资本。如果大家这么想，那真是高看我了，事实上，我连“假积极”的觉悟都没有，我坚决要求带民工上山采茶的真实想法是与女知青男女搭配。那时候我还不满18岁，真的是精力用不完，不甘心与老弱病残一起耗在慢炒车间看守磨干机，与活力四射的女文艺战士一起上山，踏万亩茶园，沐春天阳光，呼新鲜空气，睹满眼青绿，多美多惬意啊……

碰巧，我与“王红英”的扮演者何妮仁分在一个组。

何妮仁是我们连甚至是我们全团最漂亮的女知青，要不然也不会让她扮演我笔下的“王红英”，因为漂亮，也因为她比我大许多，更因为她是比我早两年上山下乡来兵团的上海知青，所以我们虽然是同一连队的“战友”，却从来没有讲过话。这次与她分派在一个组，我当然格外高兴。何妮仁似乎也很高兴，而且好像更加高兴，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主动热情地与我握手。

这是我第一次与女生握手。

当然，关于男女之间的事，我虽然不是很明白，但心里还是渴望的，要不然，当年怎么幻想自己当“总统”而把毕燕想象成“总统夫人”呢？但就是毕燕，我们初中三年，我差不多幻想了两年半，也仅仅停留在“幻想”阶段，根本没机会握手。这么说吧，我这辈子很少肉碰肉触碰异性，哪怕是握手。所以，当何妮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简直浑身发抖。

因为“发抖”，所以我忘记了放手，并且握得很紧，甚至越握越紧，恨不能我的肉与她的肉永远黏在一起，直到旁边的大姑娘小嫂子开始嬉笑，我才猛地松开。

六

我借调政治部的主要工作是写通讯报道，目标是往《兵团战士报》投稿。当时的投稿与如今

不一样。通讯报道写完后，必须先交给政治部主任审查，获得认可，主任亲自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之后才由团部按照内部行文流程提交上去。如果被《兵团战士报》采用了，则可算作我们团政治部的一项成绩，也是我们全团政治工作的成绩，所以，政委对这项工作相当重视。我借调到政治部之前，我们十八团在《兵团战士报》上每个季度露脸一次，我来了之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大约每月能露脸一次，推行通讯员措施后，几乎每周都能从《兵团战士报》上看到我们团的消息。

不全是我的功劳。借用当时的一句套话：功劳是大家的。

首先是领导的。倘若领导不支持，比如政治部主任不给我盖公章，我就是写得再多再好也没用。再说，我再能写，如果不是领导慧眼识珠，直接把我从五连水稻班借调到团政治部来，我根本就想不起来写通讯报道。

其次，功劳是群众的。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依靠群众”。我虽然能写，但再能写，也不能无中生有地瞎写。深入采访当然可以，但我们团那么大，而且整个团不是集中在一起的，是分散在各个“战略要地”，营与营、营与连之间隔着广袤的农村，相距甚远，全团就一辆旧吉普，连政治部主任都坐不上，哪里能派给我坐？就是派给我，我也不敢坐，怕犯上，所以，最多就是借团部通勤班的自行车。可兵团属地为丘陵，虽然没有崇山峻嶺，但一路上坡下坡不断。骑自行车去九连，要整整一上午。骑车到十二连，几乎要花一天时间，上午出发，傍晚才到，第二天采访，第三天返回，路上遇上刮风下雨，被堵着回不来也说不定。所以，靠我自己下去深入采访偶尔为之可以，每个星期如此不现实。

我找到陈谨夫，希望他帮我写一篇通讯报道。

陈谨夫答应帮我写，同时建议我“发动群众”，每个连队培养一到两名通讯员，要求他们每人每个月写一篇稿子，由我帮他们修改，然后报给政治部主任，这样工作就好做了。

这真是好建议，如果这样，全团每月有几十篇稿子，即便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也每月有几篇，一个月的成绩抵得上过去一年。

第二天，我立刻向政治部主任汇报了这个建议，并且我没有贪功，声明：此建议是五连陈谨夫同志提出的。

主任深思熟虑之后，让我拟一份报告，他批注后，报请政委批示。然后，以团政治部的名义给各营发通知，要求每个连推荐两名知青，于某月某日在团部参加通讯员短训班。

其他连队通讯员是怎么产生的我不清楚，五连因为是我的“娘家”，而且我现在与指导员很亲。我回连队，首先拜访指导员。指导员主动对我说起推荐知青参加通讯员短训班的事情，并咨询我推荐谁比较合适。我想都没想，立刻说了两个名字：陈谨夫，何妮仁。

推荐陈谨夫无可争议，他的文章都上《皖南日报》了，当个连队通讯员还不绰绰有余？我甚至认为借调到团政治部的不应该是我，而应该是陈谨夫。至于推荐何妮仁，完全是下意识的，我没经过认真思考，脱口而出，所以也没有任何理由。倘若指导员问我“为什么”，我肯定答不上来。好在指导员根本没问，马上就说好，那就这么定了。

事后，我非常心虚，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受下意识支配，凭什么推荐何妮仁？因为她最漂亮？因为她是和我握过手的异性？忽然理解当领导的为什么容易任人唯亲了。估计领导也不是有意的，而是像我这样受下意识支配。幸亏我还算不上“领导”，否则肯定“腐败”，一般的领导只是任人唯亲，而我却任人唯“色”。

我“色”吗？

“色”当然不是好词，但面对自己，也只能实事求是。

假如我对毕燕的幻想还算纯洁的话，那么对何妮仁就确实是“色”。因为她比我大，何妮仁比我早两年上山下乡，而且她是高中毕业，我是初中毕业，所以我感觉自己还是小孩，何妮仁是“大人”，小孩怎么能与大人谈恋爱呢？既然不是“恋爱”，又怎么会产生“下意识”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确实“色”。

虽然没有“恋爱”，也不可能“恋爱”，但我必须承认，在何妮仁这里，我确实找到了类似“恋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那种与她“并肩战斗”很开心，一想到与她在一起就同样开心，近乎兴奋的感觉。

对，是“兴奋”。那年清明前后春茶采摘季节，我回连队参加劳动，与何妮仁分在一个组，带着几十上百名民工上山采茶的日子，就处在天天亢奋的状态。每天早晨天不亮，我们就集合队伍向茶山进发。何妮仁在前面领队，我在后面压阵，一路走到指定的茶叶地，划好地段，安排民工采摘，我们才可以吃早餐。别以为我们多苦，比起民工来我们够幸运的了。民工起得更早，她们

要先吃完早饭才排队集合上山，而我和何妮仁则可以先把民工召集上山，然后等民工开始采摘了才慢慢享用早餐。说“享用”也不是夸张，更不是调侃。连里为了保证带队上山人员“吃得好”，特意为我们开了小灶。早晨上山，带上早餐和中饭，每人领两个大馒头两个菜包子和一个煮鸡蛋。相对民工的热水泡剩饭，我们能吃上馒头包子和煮鸡蛋，不是很“享用”吗？

最幸福的是傍晚。我们哨声一响，民工全部停止采摘，按指定路线排队走向茶厂。因为目标明确，行走线路按最近原则，所以不需要“带领”，这时候我和何妮仁的任务就是防止少数民工溜号，悄悄把采摘的茶叶带回家自己炒了卖，因此，我们一左一右，都在队尾断后，太近了反而看不清全局，我们与大队人马保持一段距离，反而更能看清整个队伍，确保一个不溜号。

春茶采摘旺季也是农村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我与何妮仁并排行走在绿色的茶海里，远处人民公社的油菜花一片金黄，我们的心情也顿时灿烂起来。许多年之后，看着影视作品把“上山下乡”描述得那么凄惨，我就觉得不真实，至少不全面。因为凡事都有例外，在我的记忆中，“上山下乡”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而且说实话，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乐。一说起“上山下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晚霞之下与何妮仁肩并肩走在茶山上被遍地绿色包围并遥望满眼的灿烂金黄，那心情，像是要迸发而出却不明白为什么迸发，为谁迸发。

七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我们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

先是唐山大地震，后是伟大领袖逝世，紧接着是粉碎“四人帮”。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的情绪也跟着起起落落。但年轻，没心没肺，外面的大形势虽然带着我喜怒哀乐，却并未真正触动我的灵魂。比如伟大领袖逝世，大家都哭，我也必须哭，但是说实话，我并不是真的伤心落泪，可好像也不是装的，大概是哭也能传染吧。

否极泰来。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传来国家要恢复高考的好消息。

我莫名其妙地兴奋，感觉这次政策的转变是专门为我设计的。第一时间跑回连队。真是重色轻友，居然先把消息告诉何妮仁。但她反应并不热烈，脸上的高兴似乎也是为我做出来的，只是说“那好啊，这下你逮着了”。我再跑去告诉陈谨夫，他明显比何妮仁“知音”，是那种从心里往外的高兴。

陈谨夫说，他也听说了，但不确定消息是否属实。

我说不管是不是属实，我们都必须抓紧复习。

他说那当然。

很快，消息得到证实。不用官方发布，知青们各有各的渠道，一夜之间，知青们都爱学习了，连水稻班那些“高干子弟”也不例外。

恰在此时，政治部主任用报喜的口吻告诉我，兵团总部要开一个理论骨干学习班，他打算推荐我去。我紧急思考了一下，马上找了个理由推掉，表示自己不想去。事后，我把情况告诉陈谨夫，他沉思很长时间才说：你不该这么轻易推掉啊。

我问为什么不推掉，眼下正是高考复习最关键的时刻，我怎么能去兵团总部参加学习呢？

陈谨夫又沉思片刻，说出他的理由，大意是说，参加高考能不能考上谁也不敢肯定，但如果参加兵团总部的学习班，回来之后我很可能获得提干，从五连正式调入团政治部。

这样啊？

我当即有些后悔，感觉自己考虑问题太不周全了，至少，不该一口回绝，起码应该先与陈谨夫商量一下嘛。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不可能再跑去对主任说我又想去了。再说，这样的好机会，想去的人多着呢，我不想去，大把的人往里面钻，这时候我就想吃回头草，估计也吃不到了。

从陈谨夫那里回来，我没有直接去团部，下意识地拐了一个弯，去见何妮仁，把团部打算推荐我去兵团总部学习被我放弃的消息告诉她。天晓得我为什么要对她说这些。是炫耀？还是听了陈谨夫的话之后有些后悔想找人倾诉一下？或者是对陈谨夫的观点不敢认同将信将疑，需要另找一个人证实一下？

何妮仁与陈谨夫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她更为明确鲜明。何妮仁一听，马上就说：“你疯了？你一个初中生，怎敢保证考上大学？哪有现成的提干机会都不要的？”

我明明后悔，明明知道她说得对，但嘴上却反驳：“谁敢保证回来之后一定提干？谁敢肯定初中生就一定考不上大学？今年考不上，我明年可以再考。我相信自己总能考上。”

我还算嘴下留情，差点就说：“你倒是高中生，可通讯报道哪次不是经过我千修万改之后才

发表的？”真的差点就说，因为我当时心情已经非常糟糕，她不但没安慰我，反而挑难听的说，不是存心给我添堵吗？

后来，团里恰恰推荐何妮仁去兵团总部参加培训班了。

我忽然觉得心里酸酸的。而陈谨夫则帮我分析，一定是何妮仁听我说了之后，立刻跑去找主任去争取了。她那么漂亮，放下身段使劲一找，别说政治部主任，就是团政委，估计也会怜香惜玉给她这个机会。当然，她也有这个条件，毕竟，当了通讯员之后，何妮仁也写过通讯报道，其中有一篇上了《兵团战士报》，只不过她的稿子是我反复修改才通过的。但是别人不知道啊，还以为完全代表她的真实水平呢。

让我比较失落的是，何妮仁获得此机会，对我居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我当然更不能说什么，第一次学会把话憋在心里，连陈谨夫都没说。

何妮仁前脚走，后脚就通知我回连队。大约是已经确定何妮仁回来之后正式调到政治部，我必须趁早把位置腾出来吧。

我真的觉得丢人，想起古话说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情绪低到极点。

我变得敏感，特别注意别人看我的眼神。

关键时刻，还是陈谨夫拉了我一把。

他说：“这是好事。”

我看着他，想到“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没有说。

“这叫背水一战，”陈谨夫说，“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仍然看着他，仍然没说话，但心态已经不那么抵触了。

“本来我担心你初中毕业第一年考不上，”陈谨夫接着说，“现在被这样一逼，我相信你肯定考得上了。”

我眼睛瞪得贼大，心里腾升温暖，然后开始澎湃。

陈谨夫最后又鼓励我，说我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初中阶段看了一个图书馆，上山下乡后，一直在学“自学丛书”，实际水平并不比高中生差。

对陈谨夫的话，我不完全相信。因为我感觉陈谨夫的水平比我高，而他不就是高中毕业吗？

我暗暗祈祷陈谨夫能考上。只有他考上了，并且考上重点大学，我才有可能考上一般大学。

陈谨夫叫我死记硬背。我心里不情愿，认为只有不够聪明的女生才需要死记硬背，像我这样的“聪明人”，关键要深入理解全面掌握。但又觉得陈谨夫的建议有道理，为了应付考试，“不聪明”的办法或许更有效。于是，我开始尝试死记硬背的笨办法。

效果不错。比如三角函數，我之前也能做，但速度比较慢，死记硬背后，公式熟了，解题的速度快多了。而高考，除了考“理解”之外，比的往往就是解题速度。

我把重要的公式抄在一张纸上，随时掏出来看一遍。上班的时候别人在讲笑话，我也假装笑，其实是在默记。

八

终于等来真正的高考。

1977年的高考在冬天。那时候的冬天比如今冷许多。兵团没有考点，我们必须去县城参加统一考试。团里派大卡车拉我们去。风大，站在大卡车上很冷，可大家热情高涨。

我感觉自己考得不好。数学有一题没做。是一个陌生的图形，我以为很复杂，决定跳过去，先做后面容易的。因为做得比较仔细，一再提醒自己慢慢做，千万不要想着出风头而第一个交卷。没想到时间过得很快，等到后面的全部做完并检查完毕，再回头看那道陌生图形的题，却发觉其实非常简单，可惜已经没有时间做了。

语文主要是作文分。题目二选一。一道是“科學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另一道是“紧跟华主席，高唱东方红”。我本来应该选“能过关”的，因为我看过许多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专业书，这方面“阅历”比其他考生多，写该篇作文很可能出彩，但想到其中必须要引用一些领袖的语录，比如马克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等等，我不敢肯定自己记得一字不差，而引用错了就是政治错误，所以放弃了，改写“东方红”，净写一些假大空的话，估计分数高不了。

结果非常出人意料。我不但考上了，而且考得居然比陈谨夫还好。

虽然那一年没公布高考分数，但我考上了外省的全国重点大学，而陈谨夫却只考上了本省的一般大学。全团只有我们俩考上了。

当时我已经回家过年。图书馆恢复对外开放，父亲官复原职，我们家搬回机关大院。当时我父亲不在办公室，父亲的同事用机关的广播喇叭喊我去听电话。我一听广播喇叭的声音，就知道是好消息。从家属区到机关楼，我一路飞奔，其速度之快，空前绝后。

通知书是寄到兵团的，电话是兵团政治部主任亲自打的。他用报喜的口吻说我考上了中南矿冶学院，还说他知道我能考上，把我派回连队，就是让我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复习等等。我本想说一些感谢的话，可因为激动，居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中南矿冶学院？

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当然更没报考这所学校。事实上，我当时没有填写任何学校。因为传闻兵团要改国营农场，和农村差不多了，而国营农场也是国家正式单位，不存在再招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一辈子在这里了，所以，大家离开那里的心情非常迫切。我和陈谨夫商量决定，不填写任何学校，只写“服从分配”，以为只要态度好，服从分配，“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录取就会优先。结果，我被录取湖南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陈谨夫被录取本省的安徽大学。

虽然没有公布分数，但我和陈谨夫核对了一下，他理科成绩比我好，毕竟，数学我有一题没做嘛。估计分差出在作文上。我那篇作文自己并不满意，认为是“假大空”，但当时还没改革开放，文风不就是“假大空”嘛。或许，我的“假大空”正对阅卷老师的胃口和当年的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也说不定。

我三姐和四姐也参加了高考。四姐也是像我这样填志愿的，但没考上。三姐则认为，如果我的作文果然得了高分，第一志愿填同济大学或复旦大学也能录取。三姐的话似乎可信一些，因为她自己第一志愿填写的是安徽师范大学，录取了。

我们家一下考上俩，是真正的“双喜临门”，周围人见面就道喜。母亲平常说话声音不大，这阵子却突然高亢许多，声声流露着自豪与喜气，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家出了两个“状元”。父亲显得沉稳一些，哼着小曲，在家练习书法，自己家春联写完了，就帮人家写，有求必应，或者抱一本宋词，嘴里念念有词。父亲那一代认字的人似乎都有这个本事，抓起词就能吟唱出来。现在的文人，即便是文学博士或文学院教授，好像也没这本事。难道古时候诗词都有固定的曲调，如今失传了？

我心里一再告诫自己要接受当年留级的教训，做人要低调，切不可得意忘形。但是做不到。我回到之前的学校，也就是我之前上小学后来“戴帽子”升中学并且在那里留级的学校。我非常希望见到我那批同学，告诉他们，我考上大学了！可惜，一个人也没有见到。放假呢，还没开学，哪里有人？

我更希望看到毕燕。这更不可能。毕燕早升高中了，和我一样，离开此地到八中去了。

我回到八中。

这里热闹得多。门口居然贴了红榜，有一些人围观。我才想起，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高考，因此，八中今年也有考生。好像就是毕燕这一届吧？那时候高中两年，如果我初三没留级，升入高中，和毕燕一届，今年应该正好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吧？

我往前挤了挤，希望能看见“毕燕”的名字。可惜名字甚少，考上大学的一个没有，所谓“光荣榜”，只有一个大专和三个中专，还不如我们建设兵团。因为人数少，所以一目了然，其中没有毕燕的名字。一个熟悉的名字都没有。

我非常希望毕燕此时也在看榜，见到我，问我是不是考上了，我就大声告诉她考上了，而且考上了重点大学……

可惜，我没有见到毕燕，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熟人。大概是我在八中的时间太短了吧。而且就是那么短的时间，我也没有好好上学，不是在家看书，就是帮妈妈排队买肉、买豆腐、买油、买花生。

我不甘心，故意小声嘀咕一句：怎么不把我的名字写上？

我希望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你？你是谁？

如果那样，我就告诉对方，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也参加了高考，而且考上了。

可是，我的小声嘀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其实我当时的声音并不小，至少比在课堂上说“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时候大，但愣是没人接我的话，大概他们以为我是说玩笑话吧，或者以为我是神经病，总之无人搭理。

但我考上大学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回了八中。

我在火车站办理行李托运的时候，碰到八中的李老师。李老师也考上大学了，也在托运行李。我喊她，跟她打招呼。她似乎还记得我，但又对不上号。她没想到考上大学的是我，以为我是陪姐姐办托运的。李老师问我姐姐考上了哪所大学。

我四姐有些难堪，但很快就自豪地说：“不是我，是我弟弟，是他考上了大学，重点大学。”

姐姐还把我往前推了推，仿佛是怕老师再次弄错，特别强调我就是那个“他”。

李老师的大脑发生短暂短路，愣了一下，

问：“你？”

我笑着点点头，递上录取通知书。倒不是专门打算炫耀的，因为凭通知书可以半票，所以我当时正好拿在手上。

老师看了我的名字和录取我的中南矿冶学院，“哦”地叫了一声，似乎终于对上号了，说：“你好像初中毕业就下放了呀。”

我想说是，但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我姐就抢着说：“是啊，他要是上了高中，肯定考上清华。”

我白了四姐一眼，似不赞成她这么说，但心里却乐滋滋的。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覺。
第三章
矿冶学院

一

中南矿冶学院有大门，却没围墙。既然没围墙，建大门干什么？大门的作用相当于如今深圳城中村的牌坊？

其实不仅矿业学院如此，湖南大学和湖南师院也如此。从荣湾镇乘公共汽车到左家垅，进了湖大，汽车拐了个弯，又出来了。

这增长了我的见识，我以前一直以为大学都是有围墙的。古代中国连国家都建围墙，怎么大学只有大门而没有围墙呢？是不是表示知识是没有界限的？

从大门进去是一个操场，操场尽头是一座宏伟的图书馆。

真正的图书馆，带阅览室和资料室的那种，和我家居住的那座图书馆不可同日而语。

进了大学之后，我的“总统梦”彻底消失了。因为，我在班上一点都不突出，准确地说我的学习成绩算差的。还“总统”呢，连班委都没选上。

我确实看过许多书，不客气地讲，我一个人看的书，或许比我们班上所有同学加起来的都多，但这有什么用呢？在学校，所谓学习成绩，直接体现在考试分数上，我看的那么多书，或许有助于我对问题的理解，即所谓“知识面宽”，但考试不能仅凭“理解”，也不考“知识面”，考试必须准确，必须写出准确答案，连小数点都不能错，这就是“理解”和“知识面”不能解决的了。

说到底，还是底子不牢。读自学丛书对知识的汲取毕竟不如上高中系统。我的下铺睡着一个农村考生，叫刘伯龙，貌不惊人，和我当年顶着“马桶盖”回到城里的情形差不多。可刘伯龙在农村是高二的数学老师，那时候高中两年制，他是带毕业班主课的老师，那底子，是我靠读几本知识青年自学丛书能比得了的吗？

特别是英语和高等数学，我的泛泛阅读和“自学丛书”中好像都没有包括这两门主课，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差不多在我们班属于末尾。这样的学习成绩，还“总统”呢，能保证跟上进度不留级就烧高香了。这次如果再留级，就不是“政治表现”的问题了，而实实在在属于学习成绩跟不上。事实上，我也差点留级，英语勉强及格，高等数学则挂了红灯，经过补考加老师的特别开恩才涉险过关。

但是，专业课一开始，我马上就冒了出来。

1980年年底，《有色金属》第12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

这在当时是十分了不起并几乎让人不敢相信的事。

基础课结束后，我们开始接触专业知识。这时候，高中的基础好像发挥不了作用了，相反，我在一个小图书馆的工程技术图书阅读量却大行其道。我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了，偶尔有闲情逸致逛逛图书馆。主要是好奇，看看学校的图书馆与我家住的那个图书馆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首先在规模上。学校的图书馆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从操场这边看过去，仿佛建在一座高坡上，宏伟、对称、敦厚。长度与学校大操场的宽度一致。

其次是内容。不仅藏书量大，而且内容丰富，功能齐全。印象最深的是进门大厅里的立体地图，直观展示祖国的山川河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立体地图，能直观地看到我们国家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的海拔居然相差那么大。但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把这种立体模型归类为“图书”。

最后是室外环境。学校图书馆室外也有白玉兰，但除了白玉兰之外，还有多种花木。其中最特别的是桂花。夏天晚自习，图书馆四周阵阵清香，令人心旷神怡，终生难忘。

之前因为基础课学习紧张，我并没有好好逛图书馆，稍微轻松后，我旧病复发，秉承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没事就钻图书馆。

出于好奇，也因为学校开展的所谓专业精神教育活动，我首先看我们的专业书。

我的专业是有色重金属冶炼，我就围绕铜、铅、锌、钴、镍的冶炼工艺来看，很快就看完了。因为这些专业书比我当年在家看的那些枯燥的工程技术图书和施工手册好懂多了，加上我已经学习了专业基础，所以读起来非常轻松，基本上三天一本。不谦虚地说，看完这些专业书，不需要上专业课，我对本专业的情况也大致了解了。因此我发现，大学四年，对我们工科学生来说，主要是学习所谓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真正用在本专业的课程上，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不到四分之一。

接下来我就看杂志。比如我们这个专业最权威的《有色金属》杂志。当时《有色金属》上在讨论铜电解过程中因尖端放电引发的短路问题。在铜电解的过程中，阴极面总有个别地方冒尖长成“瘤子”，“瘤子”越长越大，触碰到阳极，形成短路。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间歇断电，二是周期反向。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方法，争论不休。我一看，这有什么可争论的，当然是周期反向效果更好。间歇断电只能暂停“瘤子”的生长，而周期反向不但能暂停“瘤子”的生长，还能把已经形成的“瘤子”熔解掉，而且，根据尖端放电原理，越是冒尖的地方越是首先被熔解掉。虽然会浪费一点电流，但消除短路所节省的电流远远大于周期反向所损失的电流。我又查了一些专业资料，找出相关的公式，给出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实也不用“证明”，明摆着的事情嘛，任何对我们专业有一点了解的人一看就能想明白。但科学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定要对那些明摆着的事情做“证明”，于是我就拿出陈景润证明“一加一等于二”的精神，从教科书和专业杂志的其他文章中找证据。说实话，有些“证据”我自己也看不懂，但是会抄，把这些证据“抄”下来，组成一篇所谓的“论文”，寄给《有色金属》杂志。没想到他们立刻发表了！

这是我第一次拿稿费。

当时二十几元的稿费，超过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其喜悦和得意的心情自不必说。

我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这个月不用给我寄生活费了，因为，我拿稿费了。

表面上是“孝顺”和“懂事”，其实是显摆。既然对同学和老师不能显摆，在家庭内部对父母显摆一下总是可以的吧。

收到样刊两本。纵向从中间对折，用长形的信封装着。就是那种宽度与普通信封差不多，长度却能装下一本杂志的那种。拆开信封，里面是摞在一起的两本杂志。崭新，还散发着油墨香。封面上盖着红色的小方章，注明是“赠阅品”。我拿出吃奶的劲儿才忍住没有在同学面前张扬。除了接受“留级”的教训之外，客观原因是我们班全是男生，倘若有几个女生，并且其中有一两个长得像毕燕或何妮仁那样，估计我就忍不住拿出来炫耀了。至少，我会故意放在明显的位置让同学自己去“发现”。但我们重冶专业是“和尚班”，一个女生也没有，既如此，加上有之前“留级”的教训，我就真的没有拿出来炫耀。

但是，我最终还是“被”炫耀了一把，而且非常夸张。

彼时对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有一种近乎吹捧的宣传，各大院校之间也暗中较劲儿。比如我们中南矿冶学院就与东北工学院争有色行业的“老大”，在权威杂志上发表注明是我们学校某某某的论文，炫耀就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了，而是我们学校的荣誉。既然要炫耀，就必须联系作者，做个采访或表彰之类，最好能鼓励作者再接再厉，多在权威杂志上发表大作。

他们首先在教授当中找。当时我们这个专业的权威教授是赵天从老师。他们找赵教授打听，赵教授说他也注意看了作者的名字，可是，同事当中没这个人呀。学院虽然很大，老师很多，但具体到一个系，老师之间还是互相认识的，再具体到某个专业，也就是所谓的教研室，总共十几个人，谁不认识谁啊。如果有，还用“找”吗？

赵教授怀疑作者是本校往届毕业生，写了论文后担心发不了，就冠上母校的大名。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既然是本校毕业的，他说是母校的人也勉强能说得过去，挂上母校的大名便于论文发表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他们翻出花名册，看以往的毕业生中有没有这个人。

没有。

最后，他们终于想到会不会是学生。

这似乎不可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可能性。

他们起初想到的是高年级学生，因为我们77级才刚开始接专业课，一般不会这么快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高年级只有一个班，该班确实有一个尖子生，叫鲍艾生，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假如鲍艾生没有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之后参加77年高考，应该也能考上。

这个评价相当高。好比北京爷们儿评价上海男人：“哥们儿，你一点都不像上海人。”

可是，鲍艾生说他根本没有投稿，他甚至没看过《有色金属》杂志。他们这一批是“社来社

去”，鲍艾生正担心毕业之后重新插队农村呢，哪里有心思看专业杂志？

不过，沿着这个思路，他们“顺便”在我们这级新生中瞄了一眼。完全是无心插柳，却立刻把我揪了出来。

我出名了，立刻从差点留级的差生摇身一变成了“优秀学生”，受到各种表彰，出席各式活动。他们说我“学习刻苦勤于钻研”，号召大家向我学习。搞得我有点不知所措，被他们说得不认识自己了。终于知道许多典型和所谓英雄是怎么诞生的了。

二

我“学习刻苦”吗？好像确实比较刻苦，但我们那一级同学普遍比如今的大学生刻苦，我并不是很特别，有什么可“学习”的？假如硬说我特别，那也只是我基础比较差，不刻苦不行啊，主课都补考了，再不刻苦就要留级，难道让大家学习我主课不及格不得不补考还差点留级？

我“勤于钻研”吗？更不是。只不过碰巧看了本杂志，看他们为这么简单的问题争论不休，感觉好笑，好似小孩看见国王根本没穿衣服，忍不住说了句真话而已。究其根源，皆因为我小时候看了一个图书馆，对科技文献有近乎天生的感觉，一眼就能看破文字背后的真谛，加上在建设兵团政治部混过，帮通讯员修改过大量稿件，无意中练就了“出手成文”的本事，再加上从小天天看父亲整理编写目录，“天生”就会从浩瀚的资料当中迅速捕捉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并把它们拎出来，放到自己所需要的位置上，“组装”成一篇文章，仅此而已。这种经历和本领是能够“学习”的吗？如果“学习”，是不是要大家都去当一回“马桶蓋”？都被从小下放农村？回来之后都恰好住在图书馆？没有这么碰巧的事吧。再说，我们国家也没那么多正好闲置不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啊。由此推断，所谓的典型或榜样，要么是被夸大宣传出来的，要么就是各种极其偶然的因素凑合成的，根本不具备“典型性”，更没“学习”的可行性。许多年之后，深圳树立了一个榜样，印证了我的推断。该榜样是一名歌手，报纸上说他这么多年来累计捐献了21.47万元，自己仍然无车无房无户口，突然遭遇病魔也没钱救治，鼓励大家捐助。我看了很感动，也打算捐助，但想到如今夸大宣传多，就犹豫片刻。谁知一个“片刻”，媒体上报道该榜样的累计捐款变成了300多万。前几天才20多万，怎么一下子变成了300多万呢？我疑惑，也喜欢较真儿，遂仔细追问。终于闹明白，原来他们为了树立“典型”，把凡是该榜样参加过的公益活动所得捐款全部算到他一个人头上，于是，20多万瞬间变成300多万。这就好比凡是我参加的考试，班上所有同学的得分全部加在我一个人的头上一样，我当然每次都是超满分，当然成为“典型”了。

我承认，我当时就是假典型、伪榜样，但既然被树立起来了，就总能受益。除了身罩光环众星捧月让我领略到类似电影上吸了鸦片的飘飘然之外，还让我交上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还是女朋友。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

所谓“真正意义”，就是双方明确是“恋爱关系”的那种，与初中阶段把毕燕想象成“总统夫人”不一样，也与兵团时期与何妮仁大姐肩并肩一起看日落下的油菜花心潮澎湃不同，而是明确双方是“男女朋友”，并且实实在在发生过身体接触。

尽管“接触”的时间非常短暂并且面积有限，但毕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所以意义非凡，终生难忘。

至于另一位朋友鲍艾生，本来也没有那么好，至少没有在兵团时期与陈谨夫那么知心，但因为日后他对我的事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所以不得不说。

鲍艾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们专业上一届的那个尖子生。刚开始系里以为我那论文是他写的。

鲍艾生是真正的“尖子”，不像我这样因为偶然发表一篇论文而突然“冒尖”。鲍艾生各门功课都好。不是好一点，而是好许多。他们班同学学习成绩差距比较大，据说入校第一次摸底考试，鲍艾生考100分，而他们班有些同学竟然考了零分。把英语字母“A”读成“黑桃尖”真不是笑话，而是发生在他们班的真实故事。所以，鲍艾生的学习成绩十分突出。因此，老师起初以为我那篇论文是他写的一点都不奇怪。

论文的事在当时引起轰动，系里甚至整个学院添油加醋的传说很多，除了把我传说成“学习特别用功成绩特别突出”的神话之外，也传出了系里曾经以为鲍艾生是论文作者的故事。因此，我注意到鲍艾生，鲍艾生当然更注意到了我。他是老大哥，主动找到我们宿舍，我们由此正式认识。

鲍艾生戴眼镜，看着就比我像知识分子。

他出身于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却又在“广阔天地”锻炼了几年，因此，明显比我更懂得人情世故。但奇怪的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又显得那么“大事糊涂”，竟然需要我这个小学弟来“指点”。

大约是“英雄惜英雄”吧，鲍艾生一结识我，马上就把我视为知己。具体表现是他把心中的烦恼对我倾诉。我有点受宠若惊，感觉自己是“小屁孩”，他如此之大的人生烦恼不应该对我说，而应该对与他年纪相仿经历类似的同学说，或干脆对辅导员说。我认为学校的辅导员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牧师或神父，或红色国家的支部书记，是专门解决同学思想问题的。但是，鲍艾生却主动对我这个“小屁孩”说。当时我不理解，今天回想起来，大概是鲍艾生和我一样自恃清高，甚至比我更清高，骨子里认为当初的同学甚至辅导员都入不了他的法眼，唯有我这个在《有色金属》上发表论文的学弟才配与他交心结为知己吧。

鲍艾生当时的困惑是毕业分配。他不知道自己會被分配到哪里，甚至不晓得他的问题该找谁解决。他来自“广阔天地”的人民公社，因为“社来社去”，理论上毕业之后他应该回到当年上山下乡的人民公社。但此时已经粉碎“四人帮”，国家经历拨乱反正，“社来社去”正在受到批判，不可能继续执行正在被批判的错误政策，他们可能不再回到当初的人民公社了。那么，鲍艾生该回哪里呢？或者说，他该归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接收呢？

说实话，我完全不知道，而且一点也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恢复高考之后考进来的，毕业之后国家包分配，分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完全不用我操心，操心也没用。所以，实事求是地说，鲍艾生把我这个“小屁孩”当朋友，把心中最大的烦恼对我倾诉，完全是一种“错爱”，至少是一种错误的信任。他对我说这么深奥的问题，不是病急乱投医，就是纯粹的对牛弹琴。我当时好比是牛，而鲍艾生就是那个对牛弹琴的人。

可是，正因为我完全不懂，所以一点顾虑都没有。在听完他巨大的人生烦恼之后，几乎未假任何思考，或者只简单地用牛的大脑“思考”了一下，立刻脱口而出：“这还不简单吗？”

鲍艾生瞪着大眼看着我。感觉眼睛瞪得还不够大，又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问：“怎么简单？”

“考研究生啊。”我说，“不是说恢复研究生招生了吗？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干吗不考研究生？什么毕业分配，什么‘社来社去’，什么接收单位，只要你考上研究生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鲍艾生眼睛瞪得比牛眼大，仿佛忽然发现了美洲大陆，或在茫茫云雾中突然看见庐山真面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不是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而是不相信他的耳朵，不相信如此绝对真理居然轻易地由一个“小屁孩”脱口而出。那年月我们还没有读到《圣经》，如果读了，就一定相信《圣经》不是人写的，而是上帝用嘴呼出来的。“呼”，就是脱口而出。

后来，鲍艾生就真考上了研究生，不仅果然解决了毕业分配问题，而且还彻底摘掉了“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他很感激我。鲍艾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当时他嘴上没说任何感激的话，但多年之后，当我们因业务交叉再次相遇，他力排众议，给了我赚取第一桶金的机会，从此改变我的一生。而这一切，仅仅因为我碰巧发表了一篇论文，否则，他哪里会把我这个小屁孩当“朋友”啊。

不用说，我能找到女朋友，也完全是因为那篇论文。

三

我们有色重金属冶炼专业是“和尚班”，如果不是碰巧在《有色金属》上发了篇文章而成为“榜样”，平常连看一眼女生都困难，哪里能找到女朋友。

其实，我对异性倒是一直有向往的，只是不敢说而已，要不然，也不会梦遗。

之前，我虽然对异性充满好奇与向往，但都没有直接想到“性”。比如我喜欢毕燕，也只是希望和她“恋爱”，希望别人知道并且议论我们“恋爱”。甚至，我希望自己像《艳阳天》中的马立本那样把自己和毕燕的“恋爱”大声地喊出来，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在建设兵团，虽然只要与何妮仁在一起就心潮澎湃，一想起何妮仁就分外高兴，但她毕竟是“大姐姐”，我对她的喜欢也是空洞并缺乏想象力的。直到上大学之后，我有了梦遗，才仿佛突然开窍。

奇怪的是，我梦遗的对象不是毕燕，也不是何妮仁，而是李老师。

就是我在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候碰巧遇到的那位老师。一点也不漂亮，脸盘比较大，戴了副大大的眼镜，仍然没能遮住满脸的疙瘩。说实话，我对李老师一点想法都没有，但到学校之后，仍然给她写了一封信。不是对李老师有好感，更没想到和她“恋爱”。表面上是尊重老师，其实是

想通过李老师与母校八中建立联系。因为当时考上大学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我有一种“富贵返乡”的思想作怪，更有严重的虚荣心，渴望同学们知道我考上大学了，把我视为“时代骄子”。甚至，潜意识里希望将来有可能通过李老师打探毕燕的去向和联系方式，与她重续“总统梦”。

我在八中的时候并不知道李老师的名字，只是在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候，给她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她也给我看了，我才知道她叫李安然，被上海外国语学院录取了，但具体哪个系不知道。所以，我第一次给她写信的时候特别说明“77级新生”。

李老师很快给我回信，鼓励我好好学习，还说她很为我骄傲，没想到我这个初中生能直接考上大学等等。

尽管当时我们还在上基础课，我成绩差，学习很吃力，但还是抽空给她回信。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觉得既然老师给我回信了，我就应该再“回信”，否则不礼貌。

我介绍了我们学校的情况，说学校在岳麓山下，山顶有雷达站，山腰有爱晚亭，山下有大片大片的橘园，盛产有名的南橘，站在岳麓山顶，能看见橘子洲和整个长沙市等等，还说希望她放假的时候来长沙玩儿。

这次李老师拖了蛮长时间才回信，答应方便的时候她一定来。

我知道她也就是说说，没当真，也没及时给她回信。

估計李老师正在谈恋爱，因为她用了带粉红花纹的那种信笺，很女性，看上去像情书。

大约是太饥渴了，我竟然对这张带粉红花纹的信纸产生了好感。放在鼻子下嗅嗅，果然有一种淡淡的清香，似女人身上的味道，或者女人用的某种香水的味道。但到底有没有女人味儿，还仅仅是我的臆想，不得而知。可确实有一种味道，一种不同于我们男生身上的味道。难道就是这个味道，把我带进了梦境？或者是我白天就有了联想，但被自己压抑住了，睡着之后，放松警惕，就信马由缰了？梦见李老师真来长沙玩了，我陪她逛图书馆，游橘子洲，登岳麓山，累了，并排坐在一片树荫下休息，就跟在建设兵团与何妮仁坐在茶山上一样。但这次我与李老师挨得更近，近到我能闻见李老师身上的味道，就是粉红花纹信笺散发的那种味道，淡淡的，却穿透力极强，该味道引诱我情不自禁想把自己身体贴向她……

自从有了第一次之后，我就常常想起李老师，经常做一些令人脸红并产生尴尬后果的梦。有一段时间，我连上课都想这些事。这，大概也是我基础课学习成绩差的另一原因吧。我拷问过自己，我爱李老师吗？不是。既然不是，怎么还日夜想着她呢？

我回答不了。

我很奇怪，同样是“大姐姐”，我为什么只想李老师而没想何妮仁呢？难道仅仅是李老师和我通信，而与何妮仁已经断了联系吗？

我很想找一个朋友问问。找谁呢？如果陈谨夫在，我或许就找他问问。但鲍艾生不行，尽管他也是我的朋友，但我总感觉他跟陈谨夫不一样。至于怎么不一样，我也不清楚，好像是有点虚吧。感觉他为人有点虚，我和他的关系也有一点虚，不像与陈瑾夫那么实。

这种对李老师的“单相思”一直持续到我有了女朋友。

四

女朋友叫杨俐。

她是80级英语班的。我们学校到80年才开设文科班。大概是考虑阴阳平衡吧。但即使开设了文科班，女生也是像红花一样在一大片绿叶当中充当点缀作用，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如果不是成为“榜样”，我连想也不敢想她们。否则，怎么会没事就想千里之外并不漂亮的李老师呢。

但是，我成“榜样”了，经常受邀到其他年级其他系参加活动，对方几乎每次都千方百计找几朵鲜花来点缀，以便让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于是，我就有了面对面欣赏异性的机会。

她们对我都比较热情，至少非常礼貌。其实我分不清热情和礼貌。

杨俐无疑是最突出的。我不能用“校花”来形容她，因为当时没有这个说法，但我肯定她是我当时所能见到的最漂亮的异性。杨俐对我也非常热情。我同样区分不清她是仅仅出于礼貌还是出于崇拜。估计不全是礼貌，否则，当我约她单独见面时，她完全可以找一个不失礼貌的借口推辞，但她却没有推辞，而是一口应承。我想，美女都是崇拜英雄的。我当然算不上英雄，不就是发表了一篇文章嘛，但在当时，谁在科学技术上做出突出贡献，谁就是英雄，比如陈景润，还有杨乐、张广厚等等。我虽然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但作为在校学生，能在全国顶尖的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也被误认为是“英雄”了吧。

第一次我约她去图书馆，准确地说是约她去四楼的期刊室，带她去看我当初看到的《有色金属》杂志，看发表我“大作”的那本杂志。

第二次约她上岳麓山。不是从湖大那边经爱晚亭上，而是直接从我们学校边的小路上去。小路不仅近，而且能遇到艰难险阻，这样，我可以顺理成章地拉她的手。她很顺从，我却不敢有进一步的举动。

单独约会两次，我就确定我们谈恋爱了，她就是我女朋友了。我有类似《艳阳天》中马立本一般的喜悦。但我忍住没有大声喊出来，只是对我的下铺那个曾经是高二数学老师的同学刘伯龙说了。刘伯龙的回应是四个字：画饼充饥。

我没跟他争辩，只是与他打赌，让他随便说一个地方，然后我单独带着杨俐从他面前经过。

结果我赢了。

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获知杨俐喜欢文学，我千方百计通过学生会的李敏如同学结识湖南师范学院的贺文举，然后带着杨俐去拜访我也刚刚认识的贺文举。目的与文学无关，仅仅是创造一个冠冕堂皇的与杨俐并肩步出校门的机会。至于许多年之后，忽然发觉贺文举果真成了大大的文学家，我后悔当初没有假戏真做向他讨教文学。

借着好心情，赶在毕业之前我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关于铜电解过程中胶的作用机理的探讨》。这篇不是即兴而作，有点刻意为之，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准确地说，是为了证明给杨俐看。另外，我也想挣点稿费。谈恋爱总是要花钱的，比如在外面看场电影吃碗饺子等等，这些额外的开销我不好意思向父母伸手。我跟杨俐在一起心里并不踏实，主要是不自信，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她仅仅是我的“女朋友”，却根本不是“未婚妻”。所以，关于杨俐，我并没有对父母说，自然也就不能以此为理由向父母伸手索要更多的零花钱。

关于毕业去向，我有三个考虑。一是留校;二是考研究生;三是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中间一条立刻被否定了。我不是鲍艾生，虽然我们学了三十几门课，但研究生考试只考5门，其中包括高等数学和英语。鲍艾生是门门功课都好，而我是大部分课程不好，高等数学和英语又正好是我的两块短板，我干吗拿自己的特短去拼别人的所长呢？再说，鲍艾生是“社来社去”的“工农兵”，连毕业之后去哪里都成问题，所以不得不发狠考研究生，我没这个压力，用不着拼命，所以，考研究生的想法立刻被派司掉。

留校也被否定了。理由差不多，如果留校，将来还是要考研究生，否则无法在大学立足。就是说，还是要用到我的短板。如此，最后就只剩下一条路，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

没选择留校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对自己和杨俐的恋爱没有信心。否则，为了她，我也选择先留校再说。

毕业意味着分别，跟分手差别不大。我们虽然多次单独约会，但也仅仅是上下岳麓山的时候经过沟坎拉了一下手。其他的事情，不是她不愿意，而是我自己没提出来。既然打算分手了，我总得做点什么。否则太亏了，有点愧对自己第一次恋爱。

我约她去烈士公园。当时长沙的形状与橘子洲相似，也是沿着湘江一长条，所以叫“长沙”。我们学院在湘江西边的岳麓山脚下，长沙人说河西，感觉烈士公园位于市区的东北角，反正记得与我们学院不仅隔着一条湘江，还几乎隔着大半座长沙市，因此这里离熟人远一点，我的胆子也大一些。在一处僻靜的地方，我提出大胆的要求。杨俐倒挺爽快，说我可以抱她，也可以亲她，其他不可以。

这就相当不错了，我也没想其他的呀。

我第一次真切体味到身体接触确实能增进感情。虽然隔着衣服，虽然只是非常有限的亲一下抱一下，但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异性的正面接触，立刻让我觉得自己的心与她贴近许多。走出烈士公园的时候，我仍然想紧贴着她。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她不允许，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这么做。可我的眼睛却一时一刻再没离开杨俐。后来我想，倘若我们早一点如此，我肯定就申请留在长沙而不去北京或其他任何城市了。

第一个月领工资，我跑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英国原装牛津大辞典给她寄过去。她寄回来一张大四英寸照片。黑白胶卷被洗成浅浅的紫红色那种，仿佛做了做旧处理，似年代久远的样子。我非常珍惜，经常独自拿出来端详，想象她此刻在哪里，在做什么。
第四章
有色所

一

因为先后两次发表的论文都与电解有关，而

《有色金属》杂志就在有色所内，他们知道我，所以，我一来所里就把我分配到所谓的攻关小组。攻关任务是接受北京钟表厂委托，解决不锈钢表壳镀金的难题。难点不在镀金，而在于不锈钢表面有一个钝化层。正是这个钝化层，才使得不锈钢不生锈，但也正是这个钝化层，阻碍了镀层与基体的结合。这就是难题，就需要攻关。

攻关组长叫王国英，是“文革”前考入北京大学、“文革”期间毕业的老大学生。王工是学化学的。我来之前，他带着两名工农兵大学生做了许多实验，最后筛选出两种工艺。一种是亚硫酸铵镀金工艺，另一种是氰化物电镀工艺。亚硫酸铵镀金表面光亮，但结合力不强，用钢针一划，镀层就起皮掉了。氰化物电镀结合力倒是强，但是表面不光亮，因为在氰化物镀金的时候，在阴极表面放电的不仅有金离子，更有大量的氢离子，形成气泡，造成镀层表面粗糙。

王国英压力很大，因为厂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那时候黄金属于国家严格控制材料，厂里申请到用金指标不容易，担心过期作废。分管副厂长张信勇天天来我们所看攻关进度，天天失望。张厂长已经放话，说如果实在不行，他们就委托上海轻化研究所了。

他们真该委托上海轻化所。我们有色所是搞有色金属研究的，属于“提取冶金”，虽然也包括有色金属的电解工艺，但不是电镀工艺。虽然电解和电镀工艺都属于电化学，但具体工艺隔行如隔山。解决电镀工艺上的难题，是上海轻化研究所的长项，不是我们北京有色所的长项，他们委托上海轻化所才真正专业对口。但是，如果此时把攻关任务转到上海轻化所，我们有色所就没面子了，王国英就丢人了，丢大发了。堂堂的北大化学系毕业，连个小小的电镀工艺都整不了，不是笑话吗？他的脸往哪儿搁？我们有色所的面子往哪儿搁？

真不是吹牛，听完王国英的介绍，我立刻就有了大致的想法。

但我没有说。不是我变得谦虚谨慎了，而是我不自信。我能想到的，王国英工程师他们也应该能想到，说不定他们已经按我考虑的方法试过了，证明不行。科学上的事情往往这样，明明道理上应该如此，实践起来却偏偏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我住在单位宿舍，所以实验室钥匙由我保管，为的是我早一点来预热设备。这天早晨我来得格外早一些，电镀液预热到预定温度之后，他们仍然没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临时决定按自己的想法试一遍。即便不行，试一遍也死心了。

我的想法很简单，先用氰化物电镀，让镀金层与不锈钢基体牢牢结合，然后再进行亚硫酸铵镀金。技术要点是氰化物电镀时间要短，趁着表面“嫩”，迅速投入亚硫酸铵电镀，并且后者电镀时间要长，镀层要厚，要足以覆盖前面的氰化物镀层。按照我自己的设想，时间分配按“分秒”划分。假如前面氰化物电镀时间是三秒，那么后面亚硫酸铵电镀的时间就是三分钟。

我按心里演算的程序仅仅实验了一遍，就成功了。

我拿钢针在光滑明亮的镀金表面来回地划，只能划出印子，却不见镀层脱皮。真的成功了！

我再试一遍。

第二遍实验还没做完，王主任就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后面跟着科研处长和北京钟表厂的生产副厂长张信勇。

副厂长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仿佛是来发最后通牒的。再不行，他们就顾不得情面，真的委托上海轻化研究所了。科研处处长在旁边赔着笑脸，仿佛是在替王主任也是替我们有色所说好话，赔不是，请求张厂长无论如何再宽限几天。

王国英非常尴尬，仿佛他是淘气的孩子，闯了祸，让家长跟着赔礼道歉。看到我没等他来就擅自做实验，终于找到了出气和发泄的借口。他皱了一下眉头，声音不大却非常严厉地斥责道：“谁让你擅自实验的？！”他的态度让整个实验室顿时安静下来。

王主任斥责得对，按规定，我确实不应该单独做实验，万一出事故怎么办？问题是，没有出任何事故，而且，实验成功了。

我不动声色，绕过王工，甚至绕过科研处处长，径直把一枚金光闪闪的表壳递给委托单位的张信勇副厂长，说：“成功了。”

我的声音同样不是很大，但口气异常坚定，不容置疑，并且显得非常轻松，非常理直气壮。像是在替王国英出气，也像是在为我们科研处处长长脸，替我们整个有色所挽回面子。

大家鸦雀无声，没人喝彩。仿佛都认为我在说谎，或者干脆就是恶作剧。

张副厂长表情严肃地接过那枚表壳，对着日光灯仔细看了看，确实挑不出表面毛病，又非常熟练地拿起一枚钢针在光亮的表面划几下。不是很使劲儿，仿佛担心一使劲儿就起皮子，把好不容易镀上去的金层划拉下来。

“没关系，”我说，“使劲儿划。”

厂长看看我，脸上已经不那么僵持。

我点点头，鼓励他使劲儿划。

张信勇就使劲儿划了。

突然，张厂长放下表壳和钢针，握住我的手，使劲儿摇，眼泪都快下来的样子，说：“谢谢！丁工，太谢谢你啦！太谢谢你了！”

二

我一分配到有色所，就有热情的大姐或大婶给我介绍对象。我感觉她们好像张开一张网，专门等着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只要有机会，聊不了几句，对方马上就切入主题：“小丁，有对象了吗？”我不好意思地含笑点头，说有了。大多数人就此打住，也有个别特热心的大姐或大婶锲而不舍，会追问我对象的进一步情况，比如问我的对象在哪里工作，是北京人吗，多大了，等等。如果我一路回答下去，没准儿她们会问到我女朋友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如果那样，我真回答不了。因为，关于杨俐父母的情况，我完全不知道。我从来都没问过，她也没主动说起。同样，杨俐也不知道我父母是做什么的。说到底，我们的关系没到那一步。

但我仍然认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好已经分手了吗？而且我们还在长沙的烈士公园搞了“分手仪式”。

大约正是这个“分手仪式”，让我对她念念不忘。我感觉自己的一部分已经属于她的了，正像她的一部分也属于我一样。虽然北京与长沙距离遥远，虽然我们已经说好分手，但心反而贴得更近了。大概是我第一次与异性拥抱和接吻吧，我估计她也是第一次，因此我才知道“第一次”如此重要。对异性充满好奇、向往与渴望的童男童女，仿佛是一具绝对真空的容器，一经开启，哪怕是像我和杨俐那样在长沙烈士公园树林里一次简单且极其有限度的“开启”，也立刻让对方充满了自己，并且充得满满登登的，不留一点缝隙。我感觉杨俐是一台抽魂机，长沙烈士公园的那次一抱一亲，她就把我的魂抽走了，抽得一点不剩。所以，分手后，我反而一直想着她。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与她来了个彻底了断。

杨俐给我来信，说她遭贼了，损失很大，却不敢告诉父母，很着急。我立刻到邮局给她汇去20元，并计划下月领工资再寄。另一方面，写信给学生会女生部长，请她替我安抚关照杨俐。

女生部长是79级选矿专业的，比我低两届，年龄却比我大，是个结过婚生了孩子的大姐。我成为“榜样”后，与学生会干部接触比较多，包括前面提到的文学社负责人李敏如，也包括这位女生部长。我相信女生部长一定能够替我完成安抚照顾杨俐的任务。

女生部长很快给我回信。说她收到我的信之后，很重视，马上找到杨俐本人和他们班她们宿舍的女生了解情况，证明杨俐在说谎，她们宿舍根本没有发生被盗事件。末了，女生部长还说：“我实在弄不懂她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给你写这样的信。”

我也弄不懂。

骗钱？杨俐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也没必要这么做。她如果确实需要钱，直接向我要，我肯定给她。当时工资有限，一次给不了许多，但这个月给一点，下个月可以再给啊，她何必要撒谎呢？我相信她不是为了骗钱。那么，像女生部长说的，杨俐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呢？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按我今天的阅历理解，有两种可能。一是她认为自己吃亏了，白跟我“恋爱”一场，还给我抱了亲了，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我，总得让我付出点代价，心里才平衡。第二种可能是她有了新的男朋友，希望和我彻底了断，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所以出此下策。如果是后者，她达到目的了。接到女生部长的回信，我下月领工资的时候没再给杨俐汇钱，她也没再联系我，我们算是彻底断了。只有她给我的那张四英寸的放大头像，我一直没舍得丢，故意放在一大堆男女明星的乱七八糟的头像里面，掩人耳目。

关系虽然断了，但魂没有全部收回来。我努力忘记她，可就是做不到。我感觉自己意志不坚定，没出息，根本不是当“总统”的料。

我努力想其他女性，试图冲淡对杨俐的思念。

我想到毕燕。毕燕好吗？早已工作了吧？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感觉自己当初如果胆子大一点，脸皮厚一些，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不绕那么多弯子，大大方方直接去找毕燕，估计她也许会接纳我。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对知识很崇拜，接到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今天运动员获得奥运会金牌或古代的“范进中举”差不多。在那种背景下，只要毕燕不是对我特别反感，应该答应做我女朋友的。如果那样，我们现在是不是该

考虑结婚了？

想到毕燕，我就感到温馨。毕燕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也不如杨俐漂亮，但她像真正的“老婆”，跟她在一起心里踏实，不像杨俐那样让人的心是悬着的。满足一时的虚荣心可以，过日子不踏实。

我又后悔大学期间没有大胆地通过李老师找到毕燕的联系方式。如果当时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对李老师说了，估计李老师一定能理解并支持我。但现在李老师已经毕业了，分配到哪里我不知道，就算能找到，也来不及了。估计毕燕已经有对象甚至结婚了吧？

这么一来，我就想着李老师。

我很自责。学生不该对老师产生非分之想。再说，我不爱李老师，她对我也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我確实想着李老师，而且很龌龊，直接想着梦里发生的事情。甚至想象如果我那样做了，李老师也不会拒绝，还很配合。

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学会了手淫，而且意淫的对象是自己的老师。我是不是很畜生？

天晓得我为什么只想李老师而没有想何妮仁，大约在潜意识里，认为李老师实在一些，不会像何妮仁那么势利吧。如此，说明其实还是有点喜欢李老师，只是自己不敢承认吧。

事实上，我当时对任何一个异性都能产生幻想，都能产生性冲动。我理解为什么有强奸犯了。当时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没准我就会成为强奸犯。

我后悔对那些大婶大姐说我有女朋友了。如果当初我不把话说死，不说自己已经有对象了，只说自己刚来，暂时不想找对象，那么，所里的大姐大婶现在肯定会继续帮我介绍对象。如果她们现在帮我介绍对象，我一定欣然接受，管她是好是坏，先谈了再说，甚至先亲热再说，好过当强奸犯。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状态非常危险。如果机会合适，我即便不成为强奸犯，也会成为道德败坏分子。这与我小时候的“总统梦”相差实在太远。

关键时刻，合作单位的张信勇副厂长拯救了我。

三

张信勇请我星期天去他家吃饭。

张厂长经常请我们吃饭。“攻关”任务第一阶段完成后，有色所按照惯例要进行中试，然后才能把项目移交到工厂。但厂里大干快上的心情非常迫切，提出中试阶段直接在他们厂里完成。双方为此发生争执。

王国英主任认为，在大烧杯里完成的实验，到了电镀槽里未必能够成功。电镀液浓度在烧杯里是均匀的，扩大到电镀槽之后就不均匀了，电流同样不均匀，还有挂件承载的电流密度不均匀以及尖端放电现象，在烧杯里不明显，移植到电镀槽之后可能很严重，不通过中间试验，贸然上生产线怎么行？

张厂长说，他们厂原本就有电镀车间，设备是现成的，厂里的技术员甚至老师傅处理王工讲的这些问题很有经验，多摸索几次，调整调整，问题就解决了。

“万一解决不了呢？”王国英主任问，“出了问题谁负责？”

“我负责。”张厂长胸脯一挺，把王工给噎回去了。

既然委托单位这么说，所里就不好再坚持，同意中试在厂里完成，但必须在我们攻关小组指导下完成。张厂长说没问题，欢迎研究所的专家组全程跟踪，技术指导，记录备案。

张厂长故意把“攻关小组”说成是“专家组”，意在给足我们面子，果然把王主任僵持的表情说松弛下来。如此，中试阶段就直接在工厂进行。我们攻关小组也跟踪到厂里。但王主任架子大，不可能一天到晚待在工厂的车间里，两个工农兵大学生一个刚结婚，另一个刚刚有了孩子，也不可能天天泡在钟表厂。最后，实际待在厂里做调试的主要是我，因此，我和张厂长天天见面，经常在一起吃饭。所以，那天他请我星期天到他家吃饭，我以为只是换了一个吃饭地点而已。去了之后才发现，情况不一般。

那天他家有很多人。有他大女儿大女婿，二女儿二女婿，还有一个没结婚的三女儿。两个女儿女婿显然是特意赶回来的。人家一大家子聚会，我这个外人夹在里面算什么？难道……

两个女婿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警察，二人都是地道的北京本地人，都很豪爽，也非常能喝。因为我的存在，他们略微拘束，但过不了一会儿，就活跃起来。他们轮流给岳父敬酒，轮流给我敬酒。我强调自己实在不能喝，抿一口。他们两个看着我，又一起看着岳父，最后相视一笑，说：“啊，知识分子，理解，理解。”然后，司机和警察互相对拼，喝到很晚。我都要走了，他们还在喝。

张厂长安排三女儿送我。我说不用。张厂长说那哪成，你第一次来，道不熟。我就没再坚持，客随主便。

他们家住钟表厂职工宿舍，在大北窑，我们所在军博，路程比较远，但地铁直达。她送我，并不是把我送到军事博物馆，只是送到大北窯的地铁站。

路上，我知道她叫张素梅，在北京玩具厂工作，但具体做什么工作不清楚。我不好意思仔细问，她也没有仔细说。

送到一半，我让她回去，因为，我已经能看见地铁站了，不会走丢的。

她说：“别，你大知识分子的，丢了我可赔不起。”

我觉得她说话挺逗，笑了。

送到地铁口，张素梅该回了，我又觉得不好意思。我自己上地铁走了，让人家姑娘一个人大黑天走夜路回去，不合适。想了想，我决定再把她送回去。她也没客气，说了句“还成”，算应承，允许我把她送回去。但我没把她送到家，而是送过拐弯，能看到他们家那栋宿舍楼了，站在那里，看着她一路走回去，直到消失在楼道里。

当晚，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建设兵团，于傍晚时分站在茶山上，遥望远处江苏境内的油菜花，一片金黄。可站在我身边的却不是上海知青大姐何妮仁，而是北京姑娘张素梅。

四

所里为我们的攻关成果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我不是很关心，觉得把两种电镀工艺结合在一起算不上多大的“科技进步”。假如硬说是一种进步，那也主要体现在我的“合二为一”上。可所里的申报材料中，我的名字却排在最后。我心里不服，嘴上又不能说，所以对这件事情比较消极，甚至暗暗希望他们批不下来。

果然没有批下来。不会是我暗暗祈祷的结果吧？或许，评委不全是傻子，也不是全部没有道德底线。

大家都很沮丧，唯我暗自得意，心里想：活该！

更加搞笑的是，同一个项目，所里申报的国家科技进步奖没能批下，钟表厂申报的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却如愿以偿。并且，张信勇副厂长高风亮节，他把钟表厂一把手的名字排在第一，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二，他自己排第三。至于我们主任王国英和那两个工农兵大学生，名字就隐藏在“等”里面了。

厂里举行盛大的庆功会，我被邀请坐上主席台。北京市科委颁发的2000元奖金，我分到500元。之后的庆功宴上，我被安排坐在钟表厂一把手和张厂长的中间，却有一种狗坐轿子的不自在。

他们也不是抬举我，是实在没有办法。该项目是他们厂和我们有色所合作攻关的，但除了我自己被张厂长一个电话叫来之外，我们所没派其他人参加庆功会，搞得厂里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只好把我抬得高高的，让人家知道，有色所也有人出席活动了。

庆功宴上，钟表厂一把手亲自向我敬酒，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只能喝了。既然和一把手喝了，那么和张厂长就更不能不喝，否则，不是太势利了吗？按此逻辑，此后桌子上每个人敬酒我都必须喝。他们厂里的人真多啊。所以，那天是我这辈子喝酒最多的一次。到最后，我到底喝了多少酒，完全记不清了。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张厂长家的床上。

不是他家的主卧，而是他家的小房间，是他小女儿张素梅的房间。我能闻见一种淡淡的清香。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女人味？这味道我陌生又熟悉。好像是李老师信笺上那种味道，但杨俐身上的味道我没记住，主要是当时太紧张太激动，根本来不及闻她身上的味道。许多年之后看《读者》，读到一篇文章，说男女之间真正互相吸引的是味道。我觉得有道理。杨俐和我有过“第一次”，她又那么让我魂牵梦萦，我却根本不记得她身上的味道，难怪最后成不了。但是此时，我躺在床上，却清楚地肯定这床是张素梅的，因为，床上有张素梅的味道。

奇怪，我和张素梅只见过一面。那天她送我的时候，我规规矩矩的，既没牵她的手，更没拥抱和接吻。大冬天的，隔着厚厚的羽绒服，我怎么能闻见她身上的味道，又怎么能肯定此时的床上是她的味道呢？

到底年轻，我很快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必须回去，无论如何不能在张厂长家过夜，更不能在他小女儿的床上过夜。

张厂长也未作挽留，只是照例还是让他女儿送我。

路上，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一句也没说出来，只顾闷头走。

到地铁口，一股热气迎面涌来，温暖无比。我看着张素梅，不忍让她一个人顶着寒风回去。

我醉酒，又不可能送她之后再一个人走回来。如此送来送去何时了？我想了想，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进地铁。张素梅很乖，连象征性的挣脱都没有。任我拉着她的手，任我把她拉进地铁站，拉上车，从大北窑一直拉到军博。

说实话，张素梅并不符合我当时找对象的条件。不是说她长得不好，而是她学历不够。她长得其实并不难看，至少没有达到让我讨厌的程度。当然，也不能说有多漂亮。起码不如杨俐漂亮。怎么说呢，张素梅有点像毕燕，也是胖胖的，脸圆乎乎的，但又不如毕燕精致。眼睛不如毕燕亮，牙齿没有毕燕白，腮上的酒窝也不如毕燕深。可她比毕燕开朗，似乎有点仗义。至于凭什么说她仗义，我也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吧。就像她身上的味道，我从来都没特意注意过，却一下子就熟悉了。关于她的学历，她没说，我当然也没问，但从她和她家人称我为“大知识分子”看，她应该没有上过大学。否则，我大学毕业，她也大学毕业，她凭什么称我是“大知识分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路牵着她，从大北窑一路把她牵到军事博物馆。大约是我当时几乎就要当“强奸犯”的缘故吧。

真是天意，室友正好出去了。

我把门反锁好，转身就一把抱住张素梅。

她没反抗，但也没刻意迎合，被动但不拒绝。当我的嘴和她的唇贴上的时候，感觉她是湿润的，温热的，不像杨俐那样冷冰冰的。我立刻体味到什么叫“温柔”。我被这种温柔引导着与她融为一体。但我显然是笨拙的。第一次刚刚贴上去，感觉到她另一端的湿润和温热，立刻就喷射了出来。第二次冷静了一些，却找不到门。我一直以为女性的“门”是迎面开的，因此，当张素梅躺下去之后，“门”就是朝上的，所以我向下用力，结果力气用到了床单上。第三次终于发现了窍门，在她的配合下，入门了，可还没有进行到底，我那室友就回来了。听见他开门的声音，我叫声“等一下”，草草收场。

室友很懂事，当我把门打开的时候，他并没有守在门口等着，而是悄悄地离开了，我正好可以把张素梅从容地送走。

我与张素梅商量再次去她家的事。

这次是我主动的，张厂长并没有邀请我。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我就必须面对张厂长，算是正式的“上门”吧。

中国地域广大，南方和北方，东部与西部，风土人情婚嫁习俗差别不小，但不管差别多大，本质是一样的，礼多人不怪。舍得多花钱出手大方总是没有错的。

张素梅陪我去挑选礼物。逛了一大圈，烟酒糖茶加水果，一样都不能少。路过一家服装店，门口挂着一件裘皮短大衣，很多人在试。我鼓励张素梅也试一下。张素梅穿上，整个人的档次明显提升，顿时有点贵妇人的感觉。我一看价格，83元，刚刚拿了500元奖金，83元尚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尽管接下来用钱的地方很多，但还是一咬牙，买了。张素梅嘴上说不要，太贵了，心里却一定很开心。

我真不是刻意讨好张素梅，而是觉得不买一件心爱的东西送给她就对不起她。自从与她有了真正的肌膚之亲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离不开她了，恨不能走路都贴着。反之也一样，我觉得张素梅的开心也绝不是因为我为她买了一件八十多块钱的衣服，而是由此看出她在我心中的分量。

带着喜悦，张素梅一身华贵地把我领到他们家。虽然是星期天，但事先并没有通知，所以她的两个姐姐姐夫并没有回来，家里就张厂长和他爱人。让我没想到的是，张信勇对我并不热情。相较于之前的两次来说，这次可以说是冷淡。

张厂长甚至连笑都没有笑一下。看着我提来的大包小包，又上下打量着张素梅身上的崭新的裘皮短大衣。最后，他看着我。

我心里发毛，立刻自我反省。想着自己还没正式跟张素梅处对象，就先把她拉到宿舍，摁上床，简直是畜生。如果张厂长这时候板起脸质问：“我好心好意把你当朋友，你怎么能打我女儿的主意？”我该怎样回答？

我想到知错就改，可这种事情怎么改？难道要煮熟的饭重新变回生米？

我很紧张，生怕张厂长翻脸。即使他不翻脸，就这样不给笑脸不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收场啊。

关键时刻，张素梅的母亲帮我解围了。

阿姨从厨房出来，满面春风，热情洋溢，几乎是喊着说：“啊呀，丁工来了呀。客人来了也不知道泡茶。快给你丁哥泡茶。”

“好嘞！”

张素梅欢天喜地张罗开了，反倒把她爸爸张信勇副厂长给晾在一边。

五

按照有色所的惯例，获奖之后是要请客的。

甚至，奖金要拿到室里与大家分享。

这让我十分为难。主要不是舍不得钱，而是怕大家说我得了便宜又卖乖。从主任和处长都缺席钟表厂的庆功会看，他们对钟表厂申报名单中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非常不满，这个时候如果我请客或分奖金，等于是揭他们的伤疤。

当然，舍不得也是一方面。我都开始考虑结婚了，囊中却空空如也，这500块钱可谓及时雨。已经落袋的人民币再让我吐出来，说一点不心疼是假的。问题是，如果上交室里让大家分享能落个好倒也值得，明摆着要惹身臊，再舍财，不是发神经了？

我非常想找个人商量一下，想了半天，这事情没办法跟本单位的人商量，再说，我在所里也没能说知心话的人。室友倒是一个修养不错的人，我与他的关系也相处很好，但所谓的“好”，就是客客气气相互谦让以礼相待的关系，并没有达到可以交心的程度。可除了所里的人之外，在北京我也没其他熟人啊。和兵团战友陈谨夫倒是一直保持联系，但也只限于写信，没打过长途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遇到急事只能去邮局拍电报或打长途电话。关于要不要与单位同事分享奖金的事情，算不上急事，当然不必拍电报或打长途电话找陈谨夫商量。可如果写信商量，一个来回起码半个月，也不可行。最后，我只能跟张素梅商量。

她听了很激动，态度也非常明确，说：“凭什么？大奖是我爸厂里报的，与你们所有什么关系？奖金是北京市科委给厂里的，也不是给你们有色所的，关他们什么事啊？”

我把自己的担心说了。说如果不请客，等于破坏了单位的规矩，同事也肯定会说我小气。他们本来就说我们南方人小气。

“那还是请吧，”张素梅说，“被同事说小气，多尿啊。”

我被她说得笑起来，看着她，希望知道她到底是什么观点。

“这样，”张素梅说，“去我家吧。问我爸，他最会处理这种事情。”

再次去张厂长的家，我从一个合作单位的客人，变成了他们家的毛脚女婿。阿姨的态度一如既往，热情洋溢，张厂长的态度既不像上次那么冷淡，也不如之前那么热情，给我感觉是收敛了的热情，仿佛过分热情就意味着是他自己上赶着把女儿嫁给我了。

这次我没带那么多东西，只提了两瓶酒，另外还有一袋子水果，都是按照张素梅的意见就高不就低置办的。

我像他那兩个女婿一样陪准岳父喝酒，但我是“大知识分子”，又是“准”女婿，所以喝得不如两个姐夫那么猛，话也说得不如他们响。但我毕竟酒也喝了，话也说了。

张素梅几次暗示我赶快说正事。我却不急，知道话要慢慢说，拐着弯儿说。反正有的是时间。

我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节奏先说我这次获奖得感谢张厂长。

张信勇像不认识我一样看着我。张素梅忍不住撇了一下嘴，“嘁”了一声。

我赶紧说，但王主任他们好像不高兴啊。

“他？”张厂长说，“王国英？凭啥？”

我说：“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只是把他们开发的亚硫酸铵电镀和氰化物电镀合二为一，最后获奖名单上却只有我一个人，不妥吧？”

“屁！”张厂长生气地说，“他真以为我们是大老粗？亚硫酸铵镀金和氰化物电镀是他王国英开发的吗？狗屁！是早已成熟的电镀工艺。我告诉你吧，只写你一个人的名字不是我个人的决定，是我们开会研究的。你们有色所做的全部工作，就你这个‘合二为一’有意义，其他都是狗屁。所以，奖金只能给你，是你该得的。你不要有什么负担，也不用感谢我。”

张信勇当时喝了酒，所以他的话带着酒气，我不能把他的酒话当圣旨。

第二天，我上资料室查资料，证明张厂长的话没错，亚硫酸铵镀金和氰化物镀金确实是早已成熟的工艺，《电镀手册》上写得一清二楚，连电镀液化学原料配方和电压控制指标都写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这两种工艺确实不是王国英他们“开发”的。这样的技术，钟表厂的电镀车间技术员自己也能掌握，我们有色所的全部贡献，似乎确实就在于我灵机一动的“合二为一”。如果是这样，我不但不应该把厂里给我的奖金上交室里，所里还应该另外再专门奖励我才对。

我激动了一下之后，很快冷静下来。尽管那两种工艺确实不是王国英开发的，但实事求是地说，就算他们是“拿来主义”，可如果不是他们“拿来”，我也想不到“合二为一”。因此，还是那句老话，人家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一个人得了奖金，请大家吃个饭也是应该的。再说我不能破坏单位的规矩，就算是融洽一下自己与大家的关系吧。

我把想法仔细对张素梅说了。

倒不是与她商量，而是要她的配合。我不能说自己获奖了请同事吃饭，必须换一个名义。以什么名义呢？最好的办法是说我有女朋友了，高兴，想请大家吃个饭，顺便介绍自己的女朋友与大家认识一下。

大家果然给面子，连王主任也给面子。

主要是张素梅的功劳。她很热情，也很大方。关键是，她很能喝酒。前几次在她家和她爸爸喝酒，没见她喝，我以为她不会喝呢，哪知道她那么能喝。不但能喝，而且能说，说得大家不得不喝。最后连王国英主任都被她灌得满面红光。

过去总听人家批评“酒肉朋友”，意思是靠吃吃喝喝结交的朋友靠不住。但我看不出“酒肉朋友”有什么不好，起码，喝得满面红光之后，大家脸上的色彩都好看一些。明日再次相见，明显感觉同事对我的态度好过往日。

我长长舒了口气，心想，这事好歹算过去了。

六

其实这事没完。

不久，所里的同事获悉事实真相。第一，我实际获得奖金500元，而在有色所，新来的大学生即使出现在获奖者名单中也是垫底，奖金最多拿零头，哪能一下拿这么多？差不多半年工资呢！第二，他们上次见到的我那个能喝酒的女朋友，其实就是合作单位钟表厂副厂长张信勇的女儿。这两件事情碰撞在一起，太具有想象和议论空间了。

他们具体怎么议论的我没听见，因为谁也没有当着我的面说，但从他们的表情和对我冷嘲热讽旁敲侧击的态度，也能猜出一二。

我感觉自己成了“外人”，像个身在集体之中却被集体排斥的孤魂野鬼。新的项目攻关小组名单中没有我，其他所有的项目中都没安排我。我一夜之间又回到当年随父母从乡下回到城市的处境。所不同的是，当年我是小孩，懵懵懂懂，现在我是成年人，清醒着呢，更能理解和体味什么叫孤立什么叫难受。

闲话也渐渐传到我耳朵里，非常难听。说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其实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政府给企业颁奖嘛，只看经济效益，因此，应该把“科技奖”改成“效益奖”。我听了很生气，真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同样这个项目，如果你们申报的技术进步奖通过了，该怎么说？既然你们知道该项目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干吗要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想骗奖吗？想骗国家吗？更恶毒的是，他们居然说张厂长因为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所以才把我的名字放在获奖名单中并且排名靠前。还有更难听的，说我是为了获奖才不惜出卖自己而跟张素梅搞对象的等等。

屁话！厂里申报成果奖的时候我根本没见过张素梅，也没听说过她，不知道张厂长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女儿，怎么“出卖”？如何“出卖”？再说，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廠里申报的细节，不晓得获奖名单中是不是有我，更不知道我的排名居然在张厂长的前面，所里人这样乱说，不是典型的信口雌黄恶毒攻击吗？

我忽然发现，知识分子平常看上去斯文，一旦恶毒起来，比大老粗更损，难怪那么多普通人瞧不起知识分子。下次不能让别人喊我“大知识分子”了，如果谁喊我，我就反击：“你才大知识分子呢，你全家都是大知识分子！”

我愤恨，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愤恨，想骂人。

关键是，这些话我还不能对张素梅说。因为我还算清醒，知道这些话不能告诉张素梅。告诉她，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她这种城府，如果告诉她，没准儿马上跑到我们室里把我那些同事连同王国英主任当面大骂一顿。虽然出气了，但我以后还怎么跟领导和同事相处？今后在有色所还怎么混？更主要的是，我老婆作为“母老虎”和“泼妇”的恶名就正式成立了，并且一定臭名远扬。所以，我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不能对张素梅说，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我决定报复，不然我可能发疯，或者得抑郁症。为了不让自己发疯或者得抑郁症，我必须实施报复。

我是“大知识分子”，当然不能给有色所放火，也不会找黑社会把有色所的同事们全部打一顿。我没那个胆量，也没那本事更没那个路数。我报复的方式只能是写论文。就写我们这个攻关成果，写我自己灵机一动的“合二为一”。

可我不能直接用这个题目，因为这不是写哲学论文。我仔细琢磨反复推敲，最后确定论文的题目叫《不锈钢表面钝化层的激活机理及无氰镀金新工艺》。该标题的最大好处不仅仅在于故弄玄虚，更重要的是便于我把文章写长。如果前半截省掉，单说后面的镀金工艺，一句话就说完了。既然是“论文”而不是口号，那么就不能只写一句话，必须有一定的长度。文章的长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文章的“分量”，要不然，高尔基为什么说“长篇小说是文学的大炮”而不说短篇小

说或中篇小说是“大炮”？太短的文章，只能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充当“匕首”，做不了“大炮”。所以，我明明知道“不锈钢表面钝化层的激活机理”并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其实只研究镀金工艺，不关心“机理”，但我仍然要把“激活机理”加在前面，并且作为重点占用很大篇幅来大写特写。这就叫喧宾夺主，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和官场上某些官样文章异曲同工。可见，我因为小时候读过一个图书馆，初中毕业去建设兵团又被借调政治部工作过，所以多少具备玩儿政治的素质，说明小时候的“总统梦”也不是白做的。

为了说清楚钝化层的激活机理，我不得不认真翻教科书和查资料。本单位查不全，我不得不上外单位的资料室查阅更全、更专、更深的资料。终于，小时候一个图书馆的枯燥图书没有白读，一篇像模像样的专业论文炮制成功了。

我没有再向《有色金属》投稿，因为该杂志就在我们有色所内。明明是他们不会发表我的论文，我却自我安慰地想，在本单位发表多没意思啊。好比正经的大学考不上，不得不在自己家门口上“走读”一样没意思。我向《中国轻工》投稿。该杂志不在北京，在上海，估计就在上海轻化研究所内。人家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估计远方的和尚更能唬人。为增加论文的分量和可信度，我特意附上“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复印件，证明我的论文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理论有实践，有政府颁发的大奖为证。

杂志社很快给我回信，要求我提供英文摘要。

这有点为难我，我的英语不好，如果好，我就考研究生走了，省得在这里受气。但既然要英文摘要，说明他们已经决定发表了，所以我很高兴。

我赶鸭子上架，对照汉英词典和专业词汇表，一字一句好歹把英文摘要弄出来了。但不放心，担心出语法错误，那就真是丢人丢到外国去了。最好能找一个专业翻译润色一下。找谁呢？按道理这事不难，我们所就有情报室，那里有许多专业的翻译，也并非个个都不肯帮忙。但如果找他们，就等于把事情提前败露了。这种事情成功之后当然可以大张旗鼓地宣扬，但成功之前必须偷偷摸摸。一筹莫展之际，张素梅说她能帮我。

张素梅确实没有上过大学，跟我搞对象后，也想整一张大专文凭。数理化难度太大，只能混文科，但纯粹的文科如汉语言文学也太没有实用价值了，于是报了一个英语大专班。尽管如此，她的英语水平当时还不及我，怎么帮我？她说可以问他们老师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因为他们老师跟我们有色所八竿子打不着，完全是“外人”，不用提防。

老师果然纠正两处错误。一处是在专有名词前面加了一个冠词，另一处是在一个词汇后面加了一个复数符号“s”。

七

论文发了头条，占了那期《中国轻工》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版面。

我故意把盖有“赠阅”字样的杂志敞开摊在桌子上，就差没有主动喊同事看了。

反响自不必说。我在同事窃窃私语和摇头撇嘴中昂首挺胸大摇大摆。我能想象王国英主任的暴跳如雷和气急败坏，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甚至期盼他们与我正面冲突。我已经想好怎样回应他们了。如果他们说我不该不打招呼就私自把单位的攻关成果拿出去发表，我就反问：“是哪个单位的成果？是钟表厂吗？你让钟表厂来找我啊。”如果他们说我违反所里的保密规定，我同样会反问：“金属表面钝化层的激活机理属于保密范围吗？不是吧。‘合二为一’属于保密范围吗？你们不是说‘合二为一’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吗？既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还需要保密吗？如果确实需要保密，我作为实际发明人怎么不知道？怎么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没人奖励我？”

如果这样，我就彻底扬眉吐气了，也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

但是，没有任何人哪怕旁敲侧击地找我说这件事。大家虽然背后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当我的面却只字不提，仿佛根本没有这回事，或者他们根本没有看见没有注意我摊在桌子上的《中国轻工》杂志以及杂志头条上我那篇论文。

我忽然产生一种自讨没趣的感觉。就如当年法国著名的马其诺防线，苦心经营那么多年，修筑得那么坚不可摧，想好了怎么抵御敌人的进攻，结果，德国人根本不从这里打，让你白忙一场。我甚至反思，開始怀疑和否定自己。但是，没用。我这个人自我反省的能力比较弱，反思不出自己的真正错误。再说，反思出来有什么用？又不是“马桶盖”岁数的小孩子，可以从头再来。

我苦闷、彷徨了一段时期，最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刺激他们的神经，逼他们跳出来找

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像一个搅局者，抱着“对着干”的心态，他们搞什么项目，我就写哪方面的论文。例如，他们搞一个脱硫新工艺，我就查阅相关资料，写了一篇《国外铜冶炼过程中脱硫技术新进展》。他们为株洲冶炼厂解决钙镁离子在管道中的结晶问题，我就写一篇《国外湿法冶金过程中的钙镁结晶治理》。我没有做任何实验，完全是从资料到资料的纸上谈兵，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说我泄密。

我明白这样纸上谈兵的“论文”登不了国家级学术刊物的大雅之堂，我退而求其次，往省级杂志投稿。所以，那几年《湖南冶金》《云南冶金》《江苏冶金》《安徽节能》《甘肃冶金》等杂志上频频发表我的“大作”。

值得一提的是耐火纤维项目。我获悉他们开发此种新材料后，立刻着手查阅相关资料，打算抢先发表一篇论文，再让他们吃一只苍蝇。可惜，这种材料太新，中文资料上没有，英文我看了费劲，完全找不到感觉，即使勉强看懂，也组织不了论文。论文，哪怕是纸上谈兵的论文，也是要有感觉才能写出来的，没感觉，硬拼凑出来的文字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文字自己看了都觉得没劲，上哪里发表？不发表，我费那么大的劲儿写出来干吗？又怎么能达到搅局的目的？

我跳出有色系统，甚至跳出冶金系统，终于从玻璃纤维研究院的资料室中找到关于耐火纤维材料的只言片语。再顺着这条线索往前追，从玻璃纤维研究所的资料库中发现一本日文的《陶瓷纤维》。非常薄，简直不像一本“书”，假如是小说，那么《陶瓷纤维》这本小册子最多能算一个中篇的“口袋书”，根本够不上正经的长篇。

尽管如此，我仍然如获至宝。

说来非常奇怪，我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拿到英文资料仍然一点感觉没有，我没正经学过日语，对日文几乎一窍不通，连日文词典都不会用，主要是不知道日文里面的假名该从哪里分开才算一个词汇，却因为日文中有很多中国字，抓起这本日文原著《陶瓷纤维》，我竟然有类似看中文的感觉，居然能够一边看一边思考。我“无师自通”，连估带猜，自己“创造”对应的中文名称，居然从原版日文《陶瓷纤维》中“抠”出一篇关于耐火纤维的综述文章。

尽管是综述，但我相信对中国同行来说，文章是突破性的，因为在此之前，对于什么是“耐火纤维”很多人都说不清，常常与石棉、岩棉等隔热材料混淆，对“耐火”“隔热”“绝热”之间的区别也不是很清楚，许多专业名称甚至不统一，而我这篇文章则第一次把这些概念阐述清楚。所以，我相信这篇综述的分量，我没再给省级刊物，而是直接投稿国家级杂志《耐火材料》，并且不用他们提醒，主动提供了英文摘要。

论文顺利发表。

同事和领导立刻就知道了，因为他们正在开发耐火纤维新材料，《耐火材料》杂志每期必看。

我能想象他们的心态，因此十分得意，心里想，这下终于打到你们的痛处了吧。

但是，他们这次没有暴跳如雷，更没有指责我泄密，相反，还通过一个校友跟我套近乎，打听我是从哪里获悉这么详细的关于耐火纤维的资料的。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因为他的背后是王国英，是我们研究室甚至整个有色所。

但是，我也不想与校友撕破脸，如果那样，我就真的又臭又硬真成了孤家寡人了。于是，含含糊糊回答校友是在外文资料上收集到的。

他们知道我不懂日文，想当然地认为我查阅的是英文资料，我见他们扩大英文资料的查找范围，暗自好笑。

他们的行为启发了我，让我意识到自己手上这本日文《陶瓷纤维》的珍贵，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内容，对我们来说都是新技术，都值得写成一篇论文。于是，我写出《耐火纤维在轧钢加热炉中的应用》，向国家顶尖杂志《钢铁》投稿;写《耐火纤维毡、板、毯在工业窑炉中的锚固方式》，向国家级杂志《工业炉》投稿;写成《耐火纤维喷涂施工技术新运用》，向国家级顶尖杂志《节能》投稿……全部顺利发表。一时间，我成了该领域名副其实的“专家”和“权威”。我忽然发觉，原来所谓专家和权威是可以这样诞生的。

八

我被邀请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情报交流会。他们把我的文章评为“优秀论文”，为我颁奖，邀请我在这类会议做重点发言或学术报告。大多数我都不参加，因为单位不可能给我报销差旅费。但如果会议是在北京市或附近召开，我也去。

最远的一次在秦皇岛。因为我正好想去北戴河看看，从小家里就挂着毛主席在北戴河的留

影，多少有些向往，就当是自费旅游吧。我跟主办单位商量，如果他们不收我的会务费，我愿意自己承担路费出席这次会议。借口是，我参加的会议太多，领导烦了，单位不给我报销会务费。他们表示理解，答应。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居然在那次会议上碰到李老师。

李老师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宝钢集团，刚开始在外事办，此时在宝钢情报室。

我们都很兴奋，差点没有当众拥抱。

背后拥抱的机会倒是有，因为我是“贵宾”，住单间，她到我单间来过。说实话，我也想过，主要是想看看真实的李老师与我梦里的李老师是不是一样。我承认自己的内心其实很“流氓”，居然想看看李老师不穿衣服是什么样子，想知道她与我的想象是不是一致。我甚至想象更“流氓”的内容。这种想法让我很冲动，我差点就把自己的想法对李老师说出来或干脆做出来。但最后关头，我告诫自己不能这么做，因为她是我的“老师”，我不能犯上作乱有悖伦理，更不能丧失底线。

虽然没有拥抱，但那几天我们天天在一起。去海里游泳，才发现李老师虽然脸蛋一般，但身材极好。特别是一对大乳房，之前我并不知道，包括当年做梦的时候也没梦到。在北戴河海水里一泡，李老师的一对大乳房膨胀开来，泳衣裹不住，大有冲出牢笼之势，藏头露尾，我才看到一点庐山真面目。

看着李老师在海水中忽隐忽现的一对洁白的大乳房和深深的乳沟，联想自己曾经做的那些梦，我忍不住有了生理反应。为了掩饰，我不得不长时间蹲在水里，不敢站起来。

通过交谈，知道李老师还没结婚。

她比我大呀，怎么还没结婚？我立刻想到我已经结婚了，倘若我也没结婚，会怎样？

那天晚上她到我单间来聊天，借着月光，我差点告诉李老师我曾经对她做的那些梦。

真不是想占自己老师的便宜，而是获悉她至今单身，我顿时陷入混乱。

首先我想到她是不是处女。那年月，凡没结婚的女人理论上都是处女。李老师是吗？她比我大，尽管大得不多，但也应该超过30了吧？我忽然同情起李老师来。我承认自己很流氓，但我相信自己不是特别“流氓”，我相信大多数男人在我那个年纪都差不多，都有过难以压抑的渴望与冲动。那么，女人呢？尽管我有四个姐姐，尽管我已经结婚，但我对女人仍然不是很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比如女人有没有冲动？倘若也有，或者至少一部分女人有，那么，女人该怎么实施呢？我想象不出来，直到今天也想象不出来。但我相信在性需求上，男人和女人虽然不相同，可基本方向应该一致，女人也有需要，也有渴望，也有冲动。

我就是这时候产生了冲动。想走到窗户边，假装欣赏海上的明月。我相信李老师也一定会跟随我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与我一起欣赏。万一李老师没有站起来随我一起欣赏，那我就主动喊她：“李老师，你来看海上的月亮，是不是格外明亮？”我相信我这样一喊，她就肯定会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与我一起举头望明月。这时候，我们俩就会挨得很近，我就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她也一定能感觉到我身上的体温。下一步，或者她主动，或者我主动，我们彼此仿佛不经意地身体靠近，发生短暂的擦碰，再擦碰，说不定就顺其自然擦碰出火花来。

天地良心，我当时真没有想占自己老师便宜的意思，相反，倒有一种想济世救人的情怀，有一种想安慰她成全她的冲动。真不是自我美化与标榜，确实就是想给予她安抚。可是，我是有老婆的人，给不了她长期安抚，如果只安抚一次，或者只安抚一夜，反而害了人家，那真是菩萨心办了恶魔事了。这么想着，就没有那么做。尽管没做，我却常常回想那晚北戴河的明月。我想知道当时李老师是什么心态。至少，她没主动，如果她主动，我能把持住吗？估计不能。那么，她是一种什么心态呢？难道仅仅是把我当学生，而完全没看出我是一个男人？或许，她什么都明白，早看出我在海水里磨蹭着不敢站起来是什么原因;或许，她因为没结婚真的很单纯，完全没有往那方面想。都有可能。我甚至进一步想，如果那晚我主动了，李老师会怎么样？她会怒不可遏？还是立刻迎合？都有可能，都合理，都符合人性本身的逻辑。我到今天也猜不准如果真的发生，事实到底是哪种情况。为什么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景都合理呢？因此，我不得不感叹，生活比科学复杂，女人比男人难捉摸，文学作品比科技论文难写。因为科学的结论是唯一的，而生活的结果是多样的。一个有写作天赋的人，靠写科技论文不可能养活自己，但如果写小说，只要确实能写好，就真能生活得很滋润。原因是文学作品对同一件事情可以做不同角度甚至不同取向的多重描述，可以反复写，可以让作品丰富多彩，百花

齐放，而科技论文则不行。

我感叹世界真小，照这样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就能碰上杨俐。如果碰上杨俐，该会怎样呢？因为不存在师生伦理，估计我就不需要矜持了吧？还有，如果碰上何妮仁呢？因为不存在师生关系，我也没有这么多顾虑了吧？

我还真向陈谨夫打探过何妮仁的情况。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只是叙旧。除了何妮仁之外，我还向陈谨夫打听过指导员和政治部主任的情况。陈谨夫虽然是学数学的，但后来却从政了，因為他在大学入党，更关键的是负责分配的人事局局长有一个奇怪的认识，认为学数学的人特别聪明，所以就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把陈谨夫“扣留”在人事局。后来，人事局局长到组织部当部长，也把陈谨夫带过去。如此，陈谨夫就“从政”了。陈谨夫也不完全清楚何妮仁、指导员和政治部主任后来的情况，但他毕竟在家乡从政，路数比我广，很快打听出情况。

兵团后来改成国营农场。当年的指导员当了农场副厂长。政治部主任因为是安徽财经学院毕业的，按照专业对口的政策调到芜湖市税务局，刚开始在镜湖分局任职，后来居然当了市国税局局长。他们都混得不错。唯有何妮仁“因福得祸”，从兵团总部理论骨干学习班回来，果真提干，到团政治部做干事。可正因为提干了，所以不能作为“知青”回上海了，跟师参谋长的儿子结婚，却又念念不忘回上海，不甘心，经常吵，最后竟然精神失常。

听陈谨夫这样说，我就为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惋惜，就想找机会去看看何妮仁。

毫无邪念，纯粹是出于战友的情谊。但因为种种原因，此想法到如今也未能实现，寄希望于此书出版后，当年的兵团战友能主动联系我，我正好可以打探出何妮仁的地址，去探望她。

九

我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吸收为会员，并被推举为新组建的中国科协青年委员会委员，另有几个专业委员会也拥戴我担任委员或出任理事。我有些膨胀了，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是“人才”，是大大的“人才”，却在本单位受到排挤和受压制，太不公平了，遂萌发了离开有色所的念头。

不，应该说是打算离开有色院，因为，此时我们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已经更名为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尽管无形当中突然被拔高拉大许多，仿佛一个人突然虚胖不少，但我不为所动，决心已定，打算离开。

首先想到去美国。并非我崇洋媚外，而是听说美国鼓励个性发展，人际关系简单，不像国内这么微妙和复杂，想象中美国更适合我发展。

该想法立刻得到夫人张素梅的大力支持。在他们外语大专班，就有几个是专门奔着去美国而学外语的同学，张素梅在他们面前炫耀过我的论文，特别是那些有英文摘要的论文，张素梅总是第一时间带到学校向老师汇报，说：“谢谢老师，您帮我爱人修改的英文摘要通过了，论文发表了，您看。我爱人特意让我谢谢您！”表面上是尊重老师报答师恩，其实是趁机炫耀。因此，他们班上同学我虽然一个也没见过，却几乎人人都知道我，知道张素梅的老公是“大知识分子”，发表了很多科技论文，多次被评为“优秀论文”，是中国科协会员和许多专业委员会理事等等。他们说，像我这种情况，出国非常容易。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官最欢迎我这样的“特殊人才”，只要我抱着一大堆论文和获奖证书去，立马签证。

我也相信问题不大。但是，真打算去了，又立刻想到第二个问题：我在美国靠什么生存？

洗盘子我肯定不干，在国内是“专家”和“权威”，是“大知识分子”，却跑到美国刷盘子洗碗，我发神经了？

写论文我英文不行，总不能跑到美国去写中文的论文吧？也不知怎么搞的，我好像与英文有仇，学了那么多年，一直在学，却总也找不到看中文的感觉，甚至找不到看日文的感觉。所谓“感觉”，就是看文章的时候脑袋里是一个一个“字”，而不是一连串的“思想”，没有“思想”怎么能写出“文章”来？再说，即使勉强查词典对照背景资料把别人的文章看出感觉来了，自己的文章也凑出来了，上哪里去发表呢？即便发表了，就能靠论文的稿费养活自己养活一家人吗？在中国，我发表了这么多论文，成了多个领域的“专家”，也没办法靠稿费吃饭，参加一个交流会，还要觍着脸求人家免除会务费，不然就出席不起，完全没可能靠那点稿费维持体面的生活。到了美国，别说“体面”了，估计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我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的那点小伎俩，招摇撞骗沽名钓誉引得李老师之类在我面前花枝亂颤可以，养家糊口不行。因此，我只能在中国混，去美国根本混不下去。

可张素梅不理解。她大约是受同学的蛊惑，认定美国是天堂，而我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和“特殊人才”，最适合在天堂里发展。我明知自己

不行，却又不能对她说真话，要说，难道说她老公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她老公其实就是一个大忽悠？承认自己是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这不是勇于认错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在老婆乃至在她整个娘家人心中形象与位置的问题。所以，这些话我打死也不能说，我必须咬紧牙关，搞得她非常生气，跑回娘家了。

谢天谢地谢岳父，没想到我那岳父居然站在我这边。张信勇说：漂洋过海去美国干啥？他要是不想在有色所干了，到我们厂来，厂长副厂长不敢说，当个电镀车间主任问题不大。

张素梅忘记了生气，赶紧跑回来向我报喜，还不无得意地补充说，首都钟表厂的车间主任是正科级，不比你们王主任脸面小。并说北京钟表厂已经更名“首都钟表总厂”，电镀车间也很快会变成“电镀分厂”，我这时候如果去，很快就是分厂厂长了。

我承认，确实不差，我一个来自不发达省份非省会城市的小人物，三十岁之前就能在共和国首都混个科级干部也真算不错了。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得个所谓的重大科技成果奖就被人说成是出卖色相了，这要是靠岳父的关系去钟表厂当车间主任或分厂厂长，这辈子还能抬起头吗？我是那种必须靠岳父关照才能生存下去的人吗？我是那种舍得丢脸的人吗？在有色所混不下去，只是在一个单位内部丢人，外面的人并不知道。我在外面还是有头有脸的，包括在首都钟表总厂，大家都以为我是“专家”，都高看我一眼，甚至高看我岳父全家一眼。真要是把我调到厂里当车间主任或分厂厂长，还不立马露馅儿？我不相信自己正好又碰到一个灵机一动整个“合二为一”的机会。好运气不会总是伴随我。

同样，我这些真实的思想仍然不方便对张素梅说。

正当我左右为难之际，国防科技大学的两名教授专程从长沙跑到北京来，与我探索在舰艇上应用耐火纤维的事。

来头很大，二位教授不是直接找到我们有色所来见我，而是通过国防科工委打电话给我们单位，“召见”我。

事先我根本不知道，稀里糊涂地被党办主任带去见党委书记。我不是党员，连入党申请书也没写过，因此连党组织的外围积极分子都算不上。党办主任我认识，每次召开全院职工大会，他都台上台下幕前幕后忙得团团转，印象中他是院里不务正业的人。但党委书记我就不认识了，我的直接领导是王国英主任，高一级是科研处长，再往上是院长副院长，跟党委书记沾不上关系，所以不认识。等党办主任把我带进党委书记办公室，才发觉原来我认识。

不对。不能说认识，只能说面熟，感觉见过面，而且不止一次，所以知道他是我们单位的，而且是我们单位的领导之一，但具体担任什么职务我就不清楚了。这时候经党办主任介绍，才知道他是我们院党委书记，理论上的一把手。我顿时有点紧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重大错误，需要一把手亲自审问。

我努力自我反省，回想自己在什么重大问题上犯了什么重大错误。肯定不是小错，如果是小错，最多就是主任或处长提醒一下，哪里用得着党委书记亲自出面？我真的努力反省了，却没有反省出来，可见，我其实是个很愚钝的人。

我开始观察环境，希望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启发我深刻反省。

我看见桌子上有摊开的人事档案。虽然没看到内容，只看见一个外壳，更没有看见名字，但我仍然感觉那就是我的个人档案。我更加紧张，觉得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要不然他们看我档案干什么？难道要提拔我？印象中好像只有被提拔的时候才查个人档案。他们忽然要提拔我吗？是不是因为我在外面名气太大，形成了压力，他们不提拔我就有嫉贤妒能之嫌疑，所以不得不突击提拔我？

这时候，我再观察书记的脸，果然发觉书记的脸非常亲切，满脸堆笑，确实不是“审问”的意思，说不定真是要突击提拔我。

我真是一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此时居然想到了“笑面虎”。

我怎么能把书记想象成笑面虎呢？罪过，罪过。

书记对我说了一些亲切友好加鼓励的话，但具体说了什么我真没记住，主要是注意力不集中，一会儿想到“审问”，一会儿又想到突击提拔，一会儿天一会儿地的。搞到最后，才明白是国防科工委临时召见我，由党办主任带着介绍信亲自陪我去。

一路忐忑，一路缥缈，浮想联翩，心神不定，六神无主，说不上是紧张还是兴奋。

十

还好，他们并没有蒙上我的眼睛。于是我发现，名字吓死人的机构，外表一点儿也不起眼。

就是进了大院里面，也看不出与我们有色院有什么本质区别。但进入大楼之后，还是发觉这里建筑物的净空比我们研究院高。我们院的建筑物净空大约三米，这里的建筑物净空足有四米。具体多高我也没测量，估计他们也不允许我测量，但肯定比我们院建筑物净空高。

不仅高，而且大。我被带到一个很大因此显得很空旷的房间内。明显不是办公室，大概是会议室吧。但当时给我的感觉居然是“测谎室”。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大约是自我紧张吧。

长方形会议桌的尽头坐着两个人，穿军装，却没有戴军帽，并且桌子上也没有军帽。他们的帽子呢？难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军帽？不可能吧。

彼时部队刚刚恢复军衔制，两位军人肩上都是两杠四星。我不是很懂，大致猜出他们有仅次于将军的军衔。该叫大校还是叫准将？两个仅次于将军军衔的人如此郑重其事地找我干什么？我说不准是受宠若惊还是紧张万分。

陪我一起来的党办主任没有跟进会议室，而是被请进休息间，这时候引我进来的两杠双星军人也已经退出，会议室只剩下两位比我年长的两杠四星。其中一个非常客气地对我说：“别紧张，我们只是向你咨询关于耐火纤维材料方面的技术问题。”

这个呀，我心里想，那还不简单，打个电话就可以的，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但是，我没敢说，因为另一个军人表情严肃，非常认真地摊开一个纯黑色的笔记本，开始做记录。

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黑，黑得有点瘆人。我没见过这种黑，形容不出来。假如硬要我描述的话，那我只能说是那种吸光性很强的黑，任何光线照在上面，马上就被全部吸收，一点都不反射。

记笔记的人表情也很特别。严肃，但不是黑着脸，似乎严肃中还略微透着谦卑，但谦卑得极有分寸，远没有达到讨好或取悦我的程度，只是礼貌和尊重。他的表情和笔记本的透黑让我意识到在这个场合不能开任何玩笑，亦不能多说一句废话。

我没说话，认真地点头。

“你了解国外耐火纤维研究的最新情况吗？”对方问。

“了解一些。”我回答。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回答可以。

对方做了一个“请”的示意，我就简单介绍了一下。说最新发展是氧化铝纤维，耐火温度超过1600度，是真正的“耐火”。目前掌握这一技术的是英国ICI公司，也就是帝國化学工业公司，美国的B&W公司，也就是燃烧工程公司，还有南非的开普公司。但开普公司的资料不全，不能确定他们只是在研制还是已经开发成功，我估计他们目前并没有达到商业生产水平。

“日本呢？”对方问。

“没有。”我说，“没听说，没见过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国家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对方又问。

“刚刚起步。”我说，“目前只能生产硅酸铝纤维，耐火温度1300度。”

他们似乎有点失望。

“但一般的工业炉窑，喷一层保护膜，也能用了。”我似安慰他们说。

二位的眼睛闪了一下，其中一个问：“什么保护膜？”

“氧化铝。”我回答。

两位军人相互看了一眼，还是那个专门询问的军人问：“能说具体一点吗？什么样的氧化铝？怎么覆盖上去？”

说实话，我也没搞过，连见也没见过，虽然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但没有做过任何实验，只是从资料到资料，从文献到文献，完全是纸上谈兵。参加所谓的学术研讨会或情报交流会，当然可以信口开河侃侃而谈甚至故弄玄虚，可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场合，面对透黑得像黑洞一样的笔记本，我真不敢胡扯。

我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又把茶杯放下，说：“说实话，我也是看资料，并没有搞过。”

“没关系，你就根据你看到的资料说。”

我就根据我看过的资料说了。说我们已经知道氧化铝纤维的耐火温度高于硅酸铝纤维，在目前我们还不能生产氧化铝纤维的情况下，可以“合二为一”。

说到这里，我故意停了下来，再次喝茶。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茶。在兵团的时候，我听说过特供茶叶，不是春天自然生长的，而是冬天硬捂出来的，特别嫩，难道这茶叶就是所谓的“特供”？我必须再喝一点，不喝吃亏了，机会难得。

另一方面，我也想给自己一个缓冲，因为我说到了“合二为一”。这是我临时想起来的，我所看过的任何资料当中并未写过。所以，我有些激

动，又不是很确定，不敢肯定当初用在两种电镀工艺结合上的思路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我需要给自己一点冷静的时间。

“‘合二为一’？”对方问，“能具体说说吗？”

于是我就边想边说，所谓“合二为一”，就是把两种材料的优势结合起来。我们生产硅酸铝纤维的技术已经成熟，但硅酸铝纤维的耐火温度不够高，说起来耐火1300度，其实只有1260度。可氧化铝纤维能耐火达到1600度，但我们目前生产不了，因此可以在硅酸铝纤维的外表喷涂一层氧化铝粉末或晶体小颗粒，增加纤维炉衬的抗风蚀性和耐火强度，一举两得。

两位军人对视一下，并伴随轻微的点头动作。然后，还是负责提问的两杠四星，具体问了我技术细节，比如到底是氧化铝粉末还是氧化铝结晶颗粒？二者有什么区别？怎样施工？为什么是喷涂？粉刷可以不可以？黏合剂是什么？等等，等等。

最后，他们问我哪里生产氧化铝粉末和结晶颗粒。

我回答北京就有。

他们听了似很兴奋，问北京哪里。

我回答：北京798，在东直门外的大山子。

他们问：你去过吗？

我说没去过。

他们问：那你怎么知道？

我说是在情报交流会上听说的。说完，我又补充一句：这很好查的，一个电话就可以。

中午吃饭，我以为会叫上我们院党办主任和司机。结果没有，仍然是我们三人，单独一小间。

餐厅虽小，菜品也不多，但品质很高，记得有海鱼和牛肉。

饭后略微歇了一下，继续，仍然询问技术细节。

幸亏是问我，估计问其他任何人，都不如我回答得全面。因为我写的论文比较多，涉及有关耐火纤维的各個方面，而且每个方面都写得很细，所以回答得也非常仔细。

最后，他们问到了敏感问题，问国外军事领域应用耐火纤维的情况。

这个我真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写过关于国外军事领域应用这种材料的专门文章。这时候我居然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应该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

既然没写过，我就不敢乱回答。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比较谨慎，不如先头那么流畅。

他们继续鼓励我，说没关系，知道多少说多少，知道什么说什么。

我忽然想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想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最后，我只好根据自己并不肯定的印象，说我仿佛记得耐火纤维可以用在舰艇上，用耐火纤维取代传统的耐火绝热材料，不仅隔热效果更好，而且节省空间，关键是减轻重量。同等条件下，让舰艇承载更多的燃料和弹药，增加舰艇的速度和续航能力。

我以为我回答得比较全面了，谁知他们并不满足，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往深处问，问更深更具体的细节。说实话，我完全回答不了，因为关于舰艇，我只是在电影电视或画报上看过，哪里能回答那么仔细？搞到最后，我感觉他们有点“逼供”的意思了，不高兴，干脆只喝茶，不说话。他们见皮糠里实在榨不出油，才把我放了。

十一

他们反复强调了保密，还让我在一个保密文件上郑重地签了字，我也确实想保密。回来的车上，我对党办主任都只字不提。估计党办主任早接受了更严格的教育，所以也根本没敢问。万一党办主任要问，我一定按照他们教我的话说：咨询有关技术问题。至于具体是什么技术问题，我是断然不会透露一个字的。但是，到了家，我就忍不住了，总想对张素梅说。于是我痛苦地发现，自己其实是个肚子里面装着秘密就睡不着的人。

因为睡不着，就有些翻来覆去，偶有长吁短叹，终于引起张素梅的误解。她先是扑哧一笑，然后宽容大度地说：“来吧来吧，磨叽什么。”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但夫妻之间这种事情，既然被误解了，就只能顺水推舟。要不然怎么说？难道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解了。如果这样说，那就真闹出误会了。

好在年轻，被误解了也能弄假成真。

完事之后，我仍然睡不着，实在忍不住，还是说吧。

自我宽容地想，这东西没必要保密，我不全说，说一部分总可以吧？我干脆坐起来，说：“我还是对你说吧，不然睡不着。”

张素梅打开灯，一只胳膊支着脑袋，侧脸看着我。

“但你必须保证绝对不能对外说，绝对不可以。”

“什么事？有那么重要吗？”她问。

我认真地点点头，说：“今天早晨，我们院党委书记召见我了。”

张素梅也坐起来，问：“让你入党？”

“不是。”我说，“入党不归他管。”

“你不是说书记找你吗？书记不管入党管什么？”

我想跟她说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即便入党也归支部书记谈话，哪里用党委书记亲自召见。但我不想与她废话，直接说：“是他跟我强调保密规则，然后让党办主任陪我去国防科工委，是国防科工委找我有事。”

“国防科工委？”张素梅一下子腰坐直了，“他们找你有事？找你有什么事？”

我谨记保密教育，不可能全说，于是打官腔说：“向我咨询有关技术问题。”

“向你？”张素梅居然不信，“咨询有关技术问题？”

我郑重而神秘地点点头。

她仍然斜眼看着我，不信。

为了让她信，我在“保密”的大前提下，不得不对局部细节添油加醋。例如关于那两位军人，我明知道他们是大校或准将，但在张素梅这里，我故意添油加醋说成是“两位将军”。但对技术细节，我真的没说。既没有说氧化铝晶体保护膜的细节，更没有说舰艇燃烧系统内衬用耐火纤维取代传统耐火砖的细节。当时这些真是军事秘密，就是他们不强调，我也绝对不会说，这点爱国心和责任感我还是有的。

张素梅似乎不过瘾，又追问了一些细节，我当然严防死守，并强调保密规则，让她也不要对任何人说，包括不对她父母和两个姐姐说。她点头，保证不说。

说完了，也交代清楚了，并且保证了，我总该可以安心睡觉了吧？

恰恰相反。

首先是自责与后悔，觉得自己真不该对张素梅说。连一天的秘密都保不住，还算男人吗？能干什么大事？

其次是即便我想睡，也不可能了，因为张素梅的热情被调动起来，兴奋得不得了，缠住我继续问。问得非常仔细，连那里面怎么上厕所的细节都不放过。仿佛她不是我老婆，而是克格勃派到我身边的美女间谍。

我严防死守步步为营。可以说的说，不可以说的坚决回避。

细节终于被挖掘完了，我再次强调了保密规则，她也应承了，这下总可以安心睡觉了吧？

非也。

“你傻呀？！”张素梅突然愤怒起来。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你不是不想在有色所干了吗？”她问。

“有色院。”我说，“现在叫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

“管你叫所还是叫院，反正你不想在单位干了，是不是？”

我点头，说是。

“你不是不想去美国吗？”她又问。

我再次点头，是不打算去美国，因为我不想从专家学者变成洗碗刷盘子跑堂的。

“你还不愿意去钟表厂对吗？”她再问。

真是。除了怕丢人之外，我还感觉那是走下坡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从有色所到钟表厂，不是往下走吗？同样，这后半截理由我没说，不敢说。

“那你干吗对他们说那么多？”张素梅最后问。

“谁？”我问，“我对谁说那么多了？”

“两位将军呀，”张素梅说，“你应该只透露一点点，吊吊他们的胃口。越是到关键的地方越是藏着掖着，让他们急了，没准儿把你调到部队去。”

是啊，我怎么沒想到呢？一点都没想到。

我怎么这么傻呢？

这下，我更睡不着了。因为我已经深深陷入巨大的后悔之中。想想自己如果调到部队，不说当将军，但肯定是军官。只要是军官，哪怕是最低的军官，军服看上去与将军也差不多，穿在身上，多挺括，多神气！穿着崭新的军官服，回去见父母，他们多高兴！穿着军官服在有色院走一圈，多牛！穿着军官服到钟表厂遛一趟，多给岳父长脸！我甚至想到穿着军官服回建设兵团和中南矿冶学院，穿着军官服去见李老师、见何妮仁、见杨俐、见毕燕……

越想越后悔，简直要撞墙，哪里还能睡着觉？

十二

后悔肯定来不及了。我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一点没保留，不但没保留，还临时把自己想象的内容串联起来倒出去了，别人还调我过去干什么？我还有什么资本向别人提要求谈条件？看来我真是自不量力，居然还幻想过当总统，这种

肚子里藏不住半两油的狗性格，还总统呢，当个总务都不够格。

真是性格决定命运，我这狗性格，到手的机会都抓不住，估计换个单位也好不了哪里去。难道真按张素梅的蛊惑去美国？抱上一大堆论文和所谓的获奖证书唬住签证官，先混到美国再说？管他将来怎么样，肯定不会饿死。也没听说谁到了美国被饿死的，最多就是混得不如意。可我眼下在有色院同样不如意啊。再说，真到了刷盘子洗碗那一步，反正谁也不认识我，咬咬牙也能干，没那么可怕，说不定国内的人还以为我在美国享福呢。

这么一想，我眼泪都快下来了，仿佛自己真混到洗盘子刷碗那一步，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悲凉。

但是，不去美国又怎么办？我自己把关系搞得这么僵，在有色院还怎么混？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我最懊恼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深圳科技园非常意外地向我伸出橄榄枝。

天晓得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

是看到我到处发表的所谓“论文”，还是接受别人的介绍与推荐了？抑或他们中的某个人碰巧与我一起参加某个学术研讨会或情报交流会，当面聆听我的发言或报告了？

来“挖”我的人叫李卫，一看就比我更加“精英”。普通话比我标准，甚至比老北京都标准，感觉像北京的部队子弟说的话。再一看名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我顿时肃然起敬，同时对深圳科技园甚至对整个深圳都高看一眼。

我问他们怎么想起来找我的。

李卫说他们关注我很长时间了，还说他们那里有一个职位最适合我。

我问，是什么职位？

他回答是总经理助理，具体分管高科技创业中心。

“是不是孵化器？”我问。

李卫眼睛一亮，说：“你果然知道。”

我说知道一点，就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机构。

李卫说对，但不是所有的科技成果都适合转化为生产力，这就需要筛选，需要有眼力懂行的人来挑选。这个人不一定是某个具体行业的专家，但必须对各行各业都懂一点。我们发现你就属于这样的人。

“是，”我说，“我是图书馆馆长的儿子，小时候无意中看过一个图书馆。几乎全部是枯燥无味的专业技术书籍和工程手册，我居然能看进去，不可思议。”

李卫的眼睛进一步放大，欣喜地说：“难怪呢！”

我脑袋一热就跟着李卫来到深圳。

其实也不是脑袋一热，实在是当时走投无路，估计如果不是深圳科技园，而是上海武汉广州任何一个大城市的一个名头稍微响亮的机构，只要来挖我我都会去。

我对张素梅说，出国的事情不急，如果美国真像你们同学说的那样，凭我的这些论文和证书就能去，那么我随时都能去。因为，我这些论文和证书是真的，不是假的。东西我放在北京，放在你身边，交给你保管，只要你不把它们弄丢了，我随时都能去。

张素梅白我一眼，说：“我怎么会弄丢呢？”

我说那就好，那我就先去深圳看看。不成，咱再去美国不迟。
第五章
深圳科技园

一

当年的深圳科技园与今天不一样。简单地说，今天的深圳科技园是个巨大而成功的科技地产项目，而当初更像一所教学或科研机构。建筑像，人文氛围更像。大约其中的骨干都是我和李卫这样的人，不是来自大学就是来自研究所吧。

当时科技园只有北区，深南大道以南一片荒芜。很长时间，我都以为那片土地是深圳大学的储备用地。因为那片荒地与我们科技园隔着一条宽阔且高高隆起的深南大道，一南一北仿佛是两个世界，而与斜对面的深圳大学却紧紧相连，唇齿相依。

我在一栋类似大学教学楼的建筑里办公，居住场所则直接就是大学生宿舍。办公室大而无当，因为，我的办公室是一间教室。

第一项工作是从一大堆来信中挑选真正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科学发明或技术革新。我看资料算快的，还是用了整整三天连同晚上加班才把所有的资料过目一遍。第四天，李衛上来查看我的工作进展，见我把资料分成整整齐齐三大摞。他问什么意思，我指着最大的一摞说，这是

完全没有价值的伪科技。又指着中间的一摞说，这些发明或革新或许靠谱，但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最后，我才指着最小的一摞说，这里面可能有好项目。

李卫没说话，看着最大的那一摞，眼睛露出惋惜，似担心有好项目被我遗漏了。

我随意抽出一份递给他。

李卫在翻看那份工工整整并且绘制有精美图表的厚厚一摞材料，我说：“是永动机。”并补充道，这种被欧洲科学家折腾一个世纪证明是完全走不通的路，和炼金术一样，我们就不用重复了吧？

李卫没说话，把资料放回去，他自己另外抽取一份更厚的资料。

是开发地心引力的。有计算公式，还有示意图。发明人的数学水平比我高，因为他提供的计算公式中包括偏微分方程，我看着费劲，也难以验证，或者说我验证不了，干脆偷懒，直接跳到最后看结论。结论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转换，最终能改变引力的方向。只要把地心引力从垂直向下变成垂直向上，或者不需要垂直向上，只需稍微改变一点引力的方向，任何物体都能自动飘浮起来或至少平移。如此，我们就能把天大的物体自动提升或移位，比如把喜马拉雅山的一部分平移到台湾海峡。如此，不仅台湾自动回归大陆，而且印度洋的暖风夹带着雨水直接吹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夜之间会变得更加强大。

这次我没再说话，李卫不是一个话多的人，因此我也不能唠唠叨叨，搞得一点都不像知识分子。我相信李卫博士应该具有基本的科技判断力。

还有更加稀奇古怪和振奋人心的“发明”。我真佩服李卫，到底是美国博士，看了这些材料居然一直表情严肃。而我则不行，这三天看的时候，差点笑岔气。

如此这番，最后，从浩瀚的资料中我们筛选出五个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项目。

集体讨论，举手表决，最终挑选出三个项目。一是湖北民办教师发明的生物节律计算尺，二是河南工程师研发的万向插头，三是西安一家企业开发的竖拉式窗帘。李卫让我立刻联系对方，请他们来深圳具体面谈。

考虑到他们进特区需要边防证，我们还特意出具了请南头派出所加盖公章的官方邀请函。

二

三位发明者陆续来了。

湖北的民办教师其实就是农民，不仅穿着过分朴素，而且提着一布袋馒头来深圳。我看着心酸，真想帮他，但我们的合作方式是对方出发明专利，我们提供场地和宣传推广平台，至于产业化的直接费用，包括原材料、设备和人工费用，则需要双方共同承担。所谓“谈”，就是谈这部分出资比例。我们给予民办教师的项目最大的出资比例，科技园承担七成，发明人只要出三成。可民办教师一分钱都拿不出，连回去的路费都靠我们赞助，怎么“合作”？

万向插头情况好一些，工程师起码不会让我们操心他的生活费。但他表示自己只出技术，不出资金，单纯技术入股。在今天看来，他的要求没错，但当时我们创业中心的政策是对方必须出钱。这是上面定的，我和李卫无法改变。而且，我本人也认为这个政策有道理，让发明者出钱，不是我们差钱，而是从一开始就用经济手段把大家绑在一起。否则，我们没有任何制约发明人的手段，万一项目进行到一半，对方忽然另找一家合作单位怎么办？民办教师实在没钱，另当别论，工程师有钱却一分钱不出，什么意思？如果不是对他自己的发明没有把握，就是此人为铁公鸡，不好合作。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不敢继续“孵化”。所以，该项目同样没做成。

最后，真正达成合作的是竖拉式窗帘。对方好歹是个企业，有自主开发资金，他们已经生产出样品，只是想利用我们的平台扩大生产与宣传推广，直接把新产品从内陆一下子推广到沿海来。我们双方互惠互利，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我们当即划出两间教室，一间用于机械组装，另一间用于缝纫。他们带来一名技术工人，我又跑到市场上招聘了两个学机械加工的人来。至于缝纫车间的工人，好办，懂一点裁剪并会踩缝纫机的妇女就行。

为节省时间，双方商定，机械零件暂时仍然由对方提供，从西安托运过来，等将来供不应求需要扩大规模的时候，再考虑于深圳本地委托加工。

第一批产品很快生产出来。

传统的窗帘是朝两边拉的，我们“孵化”的窗帘是上下拉，像如今随处可见的商铺卷闸门。顶部窗帘盒里面有一个机关，内置弹簧，还有滑丝。窗帘拉到任何位置，只要一停，滑丝就弹起

来，自动扣死，窗帘停在那里，再拉的时候，稍微一给力，滑丝打开，窗帘又继续下行。收窗帘的时候，先向下拉一下，让滑丝打开，稳住，再给一个松力，窗帘就自动卷上去了。

我们认为东西不错，很有推广前景。李卫特别强调，我们搞产业化，眼睛不能只盯着“高科技”，还要考虑经济适用，只有经济适用的产品才可能迅速推广。我和李卫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我希望在此基础上，新产品的科技含量还是更高一点比较好。不然，一旦我们推广开来，马上就会遭人仿制，靠专利保护天天打官司不是上策，最好产品本身就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就是将来打官司，我也希望对方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人。如果一点技术含量没有，对方完全“光脚”，这官司打起来没意思，打赢了也没意义。

李卫说，先不考虑那么多，先把竖拉窗帘的事情做好。做好第一个，我们马上腾出手来做第二个。不是还有两个储备发明吗？

我说是，还有新收到的发明材料，沙里淘金，总会有好的。

我对创业中心的前途充满信心，给张素梅写信更是报喜不报忧，添油加醋，把深圳描绘成天堂，比美国更加“天堂”，起码没有语言障碍和种族歧视。

我说深圳自然气候特好，人文气候更好;说深圳科技园比北京有色院好多了，气氛宽松前景广阔;说我们高科技创业中心比有色院的实验室好一百倍，说李卫博士比王国英主任好一千倍……

张素梅这个大傻妞，接到我的信，正好赶上英语大专班毕业，招呼都没打，带着儿子就来深圳了。

我当然非常高興。但她确实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连一家三口住的地方都没准备。

李卫也很意外，似觉得我不该这个时候就让老婆孩子来。

我想解释，却不知道怎么说。难道说是张素梅自己跑来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能这样说吗？说出来谁信？

我向李卫介绍张素梅：“这是我老婆。”

李卫挤出一点笑容，随即有一个不容易被察觉的皱眉头。

第二天，在一个单独场合，我向李卫表示抱歉，说张素梅真是，没打个招呼就跑来了，这不影响我的工作嘛。

李卫说不会啊，你今天不是照常上班了嘛。

我见李卫没有表示不高兴的样子，更加疑惑，问他昨天为什么皱眉头。

他说是吗？我昨天皱眉头了吗？

我说是，昨天我向你介绍我老婆的时候，你轻轻皱了一下眉头。

他听了，居然又皱了一下眉头。

我说你看，又皱眉头了。

李卫说，是啊，你怎么能说“老婆”呢？

“她是我老婆啊，”我说，“不说‘老婆’，说什么？”

“起码应该说爱人嘛。”

发觉李卫真有意思。他确实比我“精英”，普通话比我标准，也比我待人礼貌，但也比我更迂腐。叫“爱人”就一定比叫“老婆”文明吗？我倒觉得叫“老婆”更亲切、更准确、更实在。

张素梅确实是我“老婆”，但不一定是我“爱人”。马克思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基础上的外国人的观点。按照我们中华文明，婚姻以门当户对最重要，但所谓“门当户对”也与时俱进。古代，看两家各有多少亩土地。近代，视双方各有多少资产。现代，则衡量男女双方的综合条件是否对等。对等了，也就平等了。平等了，婚姻也就平稳了。所谓“门当户对”和“郎才女貌”，其实也是一种总量对等。至于大户人家的千金与穷书生相爱，如果穷书生果然金榜题名，则实现“总量对等”，皆大欢喜，相当于大户千金买了潜力股。如果未能金榜题名，则结果必然是悲剧。具体到我与张素梅，我虽然学历比她高，单位比她好，但她是地道的北京姑娘，并且那么大气，一点都不忸怩做作。当时我在北京举目无亲，在单位又没人缘，加上性饥渴恨不能当“强奸犯”，可不就正好对上了嘛，哪里想到什么爱情？再说，汉语原本没有“爱情”这个词。实践也证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最不牢靠，因为人是会变的。还说我自己，小时候喜欢毕燕，也可以说是“爱”毕燕，但今天的毕燕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吗？我爱小时候的毕燕，不一定爱今天的毕燕，更不敢说爱将来的毕燕。倒是张素梅，原本并不符合我的择偶条件，因为各取所需碰巧搞到一起，结婚生子，倒觉得越来越顺眼了。她身上北京女孩特有的豁达与仗义，是毕燕、杨俐和大多数南方女孩不具备的。夫妻一辈子风雨同舟，我觉得豁达与仗义比短暂而热烈的“爱”更重要、更牢靠。

三

我自己做主，让几个做缝纫的女工帮忙清理出一间教室，安上我们自己生产的窗帘，充当我们一家三口临时的“家”。

家里空空荡荡的，视线不拐弯，一览无遗，只要在屋里，彼此时刻都能看见，倒也显得另一种温馨和亲切。每天我出门就到办公室，张素梅怕打扰我的工作，带着儿子在附近瞎逛。那时候科技园南北还没打通，从深南大道到科技园是一个长长的下坡，她抱着儿子走上去还有点费劲。我劝她不要上深南大道，车多不安全。她笑笑，把活动范围缩小在科技园北区之内。当时这个区域面积相当小，就邮电局门口那地方有些热闹，偶尔有卖水果的光顾。张素梅碰到六毛或六毛五一斤的橙子，就顺便带回一些，晚上等我回来用刀切开，一家三口吃得满嘴甜蜜。

儿子两岁，话说不全，却很想说，偶尔蹦出一句能惊天动地。有天半夜他突然醒来，瞪着大眼看着我们，我和张素梅吓得不敢动。儿子问我：“你也不是小孩，干吗趴在妈妈的肚肚上？”

再苦不能苦孩子。我们商定，她先带儿子回北京，等我赚够了五万块钱，能把儿子送进“贵族学校”了，他们再来。

我们已经打听清楚，宝安西乡那边新建一所“贵族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寄宿，条件不错，就是价钱不菲，五万元是“门槛费”。

我坚持让他们乘飞机回去。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张素梅半夜起来悄悄上个厕所，把儿子安顿在卧铺上，谁知刚进厕所，就听见儿子在卧铺上哇哇大哭，把一个车厢的人都闹醒了。回去的时候我绝不能让他们再遭罪。

我把他们送到广州白云机场。儿子很开心，先跟飞机照个相，然后才登机。我望着直冲云霄的飞机，眼眶一片模糊，第一次体味离别之痛。

我开始考虑挣钱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当时我在科技园的工资每月800，差不多是在北京的四倍，但即使不吃不喝，靠这点钱把儿子送进“贵族学校”也要等到猴年马月。要想提高收入，唯有让项目产生效益。效益好了我们才有提成，这是当初就说好的。要产生效益，首先必须把产品卖出去，钱收回来才行。

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竖拉式窗帘的销售上。

先到南头书店买来一堆营销方面的书，看了一晚上，大致明白一些销售概念，知道打广告是营销的最直接手段。

我亲自跑到特区报广告部，带上产品，说明来意。对方很热情，对我们的产品赞不绝口，说很有前途，广告一打，营销局面必定迅速打开。我听了相当开心，仿佛看到我们的广告铺天盖地，一夜之间，深圳家家户户都用上我们竖拉式窗帘了。但是，一谈到广告费，我立刻就蔫了，因为我们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中巴车一路颠簸把我从罗湖晃回科技园，走了一个长长的下坡。没精打采地回到创业中心，使劲喝了一大杯水，还不敢把失落的情绪传染给下属，更不能告诉合作方。咬着牙，继续寻找新的突破口。

晚上接着看营销攻略，果然又收获一些启发。决定营销从身边人做起，恨不能半夜去说服李卫，请他与我一起说服领导，要求把科技园的窗帘全部换成我们的产品。

李卫很开窍，我一说他就通了，带我一起去见更大的领导。

既然说东西好，我们自己怎能不用？如果我们科技园自己都不用，又怎么能让别人用？

说服工作并不容易。不是我们说的没道理，也不是领导不支持，实在是当年的科技园与今天不能同日而语。当时太穷，没钱，怎么支持？

李卫打起了退堂鼓，我则没有放弃。大约是我挣钱给儿子上“贵族学校”的心情特别迫切吧，强迫自己继续开动脑筋，知难而进。第一，只赚吆喝不赚钱，以成本价给科技园换窗帘;第二，可以先换窗帘，以后再给钱;第三，把旧窗帘拆下来，缝补浆洗，重新裁剪，安装到我们的新式窗帘盒，成本降到最低，价格当然也是一落千丈;第四，说服合作单位，讲解此举的广告意义和示范作用，让他们接受先安装以后再收钱并且其实不赚钱的营销方式……

初战告捷。看着整个科技园全部用上了我们的竖拉式窗帘，我的信心增添不少，李卫的脸色也多云转晴。

紧接着就是第二步，上门推销。

我招聘了几个推销员。我没有搞性别歧视，也就是没有只招聘美女搞推销，而是男女搭配。我相信年轻漂亮的女性在与陌生人初次打交道的时候确实具有优势，但客户最终决定掏钱与否，是绝对不会只看推销员脸蛋的。我将心比心，把自己设想成客户。平心而论，我确实愿意与年轻漂亮的美女推销员接触，却更放心买素质高的男推销员的产品。于是，招聘女推销员的时候，我主要看脸蛋，学历可放宽;招聘男推销员，

则主要看素质，很注重学历与谈吐，专门招聘那些高学历、谈吐不俗、态度谦和并做人能掌握分寸的人。

但是，因为我们给不了高工资，所以第一批招聘并不理想。这才发现，在一个公司里，女人的脸蛋与男人的素质，与他们的薪水成正比。低工资想招聘漂亮的女推销员和高素质的男推销员，确实勉为其难。

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了讲故事。

我决定亲自出马，给应聘者讲故事。故事的要点有两处。一是说深圳科技园是正宗的国企，是深圳特区重点企业，进了该单位，有希望落实特区户口。二是说虽然底薪不高，但是提成多多，只要能把我们的高科技产品推销出去，就能让你一夜暴富。

我自己都有些吃惊，一个读了一座图书馆科技图书的人，居然一夜之间爆发出超强的讲故事能力。不确定这种能力我是天生就有，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突然被逼出来了。许多年之后，我读到一本专讲忽悠的书，好像叫什么《卡耐基成功学》，其中就说到人都是有潜能的，有出乎你自己意料的潜能，只要把潜能激发出来，人人都是天才，都可能做出超乎寻常的成就来。说实话，我对所谓“成功学”一向不感冒，认为它其实就是“忽悠学”。但那一次，我的行为似乎印证了它的忽悠能力。说实话，忽悠到最后，我都被自己忽悠了，以为真是这样的，以为只要应聘到科技园来做我们竖拉式窗帘的推销员，就能立刻解决特区户口，就能一夜暴富。果真如此，那么我自己也干脆不当什么总经理助理了，带头做推销员得了。

四

第一个被我吓到的是总经理李卫本人。

他见我一下子招聘来这么多漂亮的女人和高学历的男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没有表扬我，却非常认真又像是有感而发地对我说：“其实你比我更适合当总经理。”

“别，”我赶紧说，“打住。您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不是谦虚，是真不希望他这么说。一方面，这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他是我的老板，这要是放在古代君臣之间，我有杀头之罪。

但李卫显然没有把自己当皇帝，他坚持说，如果是他，凭我们现在给出的工资待遇，无论如何也招聘不来这么多漂亮的姑娘和高学历的小伙子。

他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敢告诉他。职场如战场，还是保持点神秘比较好。告诉他，不仅自曝家丑，而且有得意之嫌。但是，不知道是被他的民主思想和真诚所感动，还是我骨子里就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尽管已经意识到不说为好，还是忍不住把自己的“诀窍”对他说了。

“讲故事，画饼子。”我说。

他一脸茫然，不得要领，更激发了我的表现欲望，于是把自己的整个忽悠过程仔细描述了一遍。

李卫刚开始饶有兴趣地听着，但聽着听着，脸色渐渐凝重，不无担心地问：“你这相当于封官许愿，将来万一兑现不了，他们找你麻烦怎么办？”

我再次发觉李卫的迂腐，但我不能这么说。一方面，他是我上级，我又是他招到科技园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的老板，我不能当面说自己的老板迂腐。另一方面，李卫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我从心里佩服他，也可以说尊敬他，我不能说他迂腐。所以，我只能老老实实跟李卫解释。说第一，我并没有把话说死，科技园确实是国营单位，他们来了，只要做出成绩，将来确实“有希望”落实深圳户口，“有可能”发财。第二，您不能小瞧女人的脸蛋与男人的学历，这批人当中藏龙卧虎，说不定真有神人，能迅速打开营销局面，到那时候，我们就真该帮他们落实户口，让他们发财。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说明我不是“忽悠”，至少是“忽悠成真”，他们凭什么找我麻烦？

李卫被我说得直点头。不确定是他承认我说得对，还是承认我会“忽悠”。

尽管点头，但李卫的眼神仍然将信将疑。不管那么多了，我假装看不懂，硬着头皮往前冲。

很快，就证实了李卫的疑虑，因为这批漂亮的女人和高学历的男人不傻。我说得天花乱坠，把他们忽悠到我们科技园的高科技创业中心。他们来了一看，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或大致看出了门道。这批人素质很高，没有一个人如李卫担心的那样找我麻烦，而是选择轰轰烈烈地来，静悄悄地走，走的时候连干了几天的工资都没找我结算。估计是“底薪”太低，不值得与我费口舌了吧。暂时没走的，应该是还没有寻到合适的去向，免费居住在我们这里，骑马找马。

当时我承诺给他们的底薪非常低，低到可以

忽略不计的程度，但住宿还是提供的。不是我大气，而是因为当时科技园不景气，许多宿舍空空荡荡，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不如任他们住。我忽悠他们来推销我们的竖拉式窗帘，他们一开始被唬住了，后来明知是忽悠，并不戳穿，揣着明白装糊涂，用“反忽悠”的心态在我这里忽悠一个安全且免费的暂住地方罢了。

这个我也清楚，但我相信凡事都有例外。这么多漂亮的女人和高学历的男人聚在一起，说不定就能碰撞出奇迹来。

果然，奇迹出来了。一个叫摩卡的美女傍上一家大客户。

摩卡姓斯，叫斯摩卡，但我们就叫她摩卡，她也乐意大家这么叫她。

摩卡并不是这批美女中最漂亮的，但肯定是最特别的，不仅名字特别，而且长相特别。简单地讲，她长得像外国人。具体说，有点像小时候我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些阿尔巴尼亚女孩。一问，她果然来自新疆，于是我怀疑她的遗传基因中有维吾尔族人或哈萨克族人的成分。但只是怀疑，不能确认，也没心思确认，那时候我的心思全在销售上，希望我们的产品迅速销售出去，迅速回款，产生效益，然后我就能兑现提成，尽早凑足五万块钱，把儿子送进西乡那边的“贵族学校”，把老婆接到自己身边。

摩卡傍上了一家大医院的副院长。这是一家知名的大医院。当时没有“三甲”这个说法，但确实是当时深圳最大、最正规、最有名的大医院，大到门诊和住院部分别开在两个地方。当时深圳不大，所以感觉门诊部和住院部离得很远。因此，当时如果你问医院在哪里，别人回答不了，必须分别问“留医部”或“门诊部”在哪里，当地人才能准确地为你指明方向。如果这家大医院选用了我们的竖拉式窗帘，不仅能把我们的库存一销而空，而且有极大的示范和带头作用。起码，对深圳的其他医院有明确的示范作用。

虽然“傍上”了，但采购合同却迟迟没签，我不能凭斯摩卡的几句话就沾沾自喜，但又不便对斯摩卡表现出怀疑。幸好我突击看了许多销售方面的书籍，获悉保护销售人员积极性的重要。于是，我决定亲自拜访副院长，以证实我们的斯摩卡是不是确实“傍上”了副院长，以及该医院是不是确定要采购我们的竖拉式窗帘。如果一切顺利，最好能尽快签订采购合同。

理由当然不能是对摩卡的成果不放心，而是说按照规程，业务进展到一定程度，必须领导出面，以示对客户的重视。如此，摩卡自然不能反对。

摩卡说好，我去与他约一下。

我说不必，不要搞得那么正式而让对方紧张。你平常怎么拜访客户，今天还是怎么拜访，就说我正好到市里办事，顺便跟你拜访一下。

心里的小九九我没说。其实我就是想突然袭击，不然，怎敢肯定对方到底是不是“副院长”？

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员工，而是社会上坏男人太多，摩卡这么漂亮这么特别的美女，难免让男人蠢蠢欲动。对方是院长或副院长也就罢了，万一对方根本不是副院长，而是一个纯粹的大忽悠，骗色，摩卡不是遭受伤害了？所以，此举我也是为保护自己的员工。

五

深圳科技园在南山，大医院在罗湖，中间隔着一个福田。深圳当时没地铁，连深南大道都在拓建，去一趟确实不容易。为了单位形象，也为了给摩卡一个好心情，更为了保持我自己精神饱满的状态，经与李卫商量，我破格要了出租车前往。

确实是医院，确实是副院长，这点假不了。因为我们是事先没打招呼突然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和传呼机，摩卡不可能通风报信，所以，对方不可能造假。

摩卡与对方很熟，表现为“极不礼貌”，见面连起码的礼节都没有。人家都说客户是上帝，推销员是孙子，但斯摩卡既没有把副院长当上帝，更没有把自己当“孙女”。她根本没有对副院长点头哈腰，丝毫没有求副院长办事的意思，而是上来就给“上帝”一拳，对方不但不生气，还挺乐意。我感叹，美女就是美女，这要是男性推销员，无论如何是不敢见面就“打”客户的。摩卡来我们科技园没几天，据说她也刚刚来深圳，怎么一下子就与副院长如此熟悉和随便了呢？

女人真是深不可测啊。

斯摩卡在介绍我的时候，也同样比较随意，没有介绍我是总经理助理，只说我是“我们科技园的老总”。那时候深圳还不流行这种称呼，我猛然一听，竟想到老电影中解放前的劳苦大众对国民党军人的称呼。但我很快反应过来，明白斯摩卡这是在抬举我，仿佛我是整个深圳科技园的一把手，搞得我连“助理”的名片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副院长待我这位“老总”很客气，表现为没有

随便，而是正正規规站起来与我握手，又双手呈上名片。我只说不好意思，路过，没带名片，下次补。

副院长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决定趁热打铁扩大战果，立刻把话题引到我们的竖拉式窗帘上来，暗暗担心副院长听了之后大眼瞪小眼。好在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副院长不但知道我们的产品，而且说我们的窗帘好，很适合在医院用。

我听了心花怒放，忍不住用眼神当场表扬一下摩卡。

紧接着，我就关心采购合同的事情，希望今天就把合同签了。

不是我太心急，实在是我们几乎揭不开锅了。自开张以来，收入一分钱没有，费用却在天天发生，而且日日增多，撇开我着急儿子上“贵族学校”不说，长此以往，高科技创业中心怎么维持都成问题。所以，我没时间绕弯子搞迂回战术，必须心急强吃热豆腐。

副院长没有回避我的问题，但也没说马上签合同，只说深圳的医疗事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和人口的膨胀，医院床位严重不足，正考虑另外再建几座医院，他有可能到新医院工作。

摩卡立刻说，去当院长。

我也反应过来，赶紧说恭喜恭喜，今后麻烦的事少不了，还望多多关照等等。

副院长说大家是朋友嘛，互相关照。

我相信副院长没有吹嘘，深圳确实需要建新医院，我也相信他作为如今深圳最大医院的副院长，完全有可能到新医院担任院长。问题是，这是哪年哪月的事？起码得两年以后吧？我们能等两年吗？即便他说的全是真话，对我来说，效果也相当于假话。

我顾不得“老总”的颜面，追问道：眼下呢？眼下你们医院不打算换新窗帘吗？

“有打算啊，”副院长笑哈哈地看一眼斯摩卡，伸手一指窗户外说，“你看，这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新住院大楼，14层，总床位超过现有的两倍。上次我已经对摩卡说了，打算全部采用你们的新产品。”

副院长没有说瞎话，新住院大楼已经开始打基础了，并非空中楼阁，至少比我承诺给斯摩卡他们的“深圳户口”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正因为没有忽悠，正因为住院大楼在实打实地打基础，反而让我更加失望。因为，既然还在打基础，那么眼下不可能进入窗帘采购阶段。也即是说，根本不可能与我落实采购合同。如果现在就签采购合同，无异于解放前的“指腹为婚”，可能吗？可靠吗？我没有这么好的耐心，借口要去经发局汇报工作，先溜，留下斯摩卡跟副院长继续扯。

走出医院大门，正好碰上中巴，我一招手就跳上去。

不是我喜欢坐中巴，而是我不能在医院门口逗留太久。如果在门口慢慢等大巴，万一副院长出来看见我在等公交车，我这个“老总”脸往哪里搁？

中巴车不直接上深南大道，而是先拐向八卦岭，在里面七转八转，把我的脑袋都转晕了，又因为中巴竞争激烈，司机遇到乘客招手就像看见亲爹，立刻急刹车，搞得走走停停，急走急停，像我这一天的心情一样忽上忽下，陡上陡下，翻江倒海。回到科技园，李卫见我的第一句话是：“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连回答他的气力都没有，赶紧喝水，吹电风扇。

六

仅仅半天，我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主要是想到业务员比我更加不易。他们中的有些人年龄与我差不多，学历甚至高过我，处境却比我更难。我跑了一趟就“脸色这么难看”，他们天天跑还怎么活？我虽然不能让儿子读“贵族学校”并实现夫妻团聚，但毕竟是“老总”，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每月还能给张素梅汇款500元。在当时，500元是“大钱”，汇款单上都要特别注明“高额汇款”，与那些漂亮的女孩和高学历的小伙子相比，我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决定对业务员好一点。眼下，我虽然不能兑现帮他们落实深圳户口的承诺，也没有权力为他们增加底薪，但我可以请他们吃饭。我亲眼看见一个业务员就着一罐可乐啃方便面对付晚餐，竟然让我联想到当年志愿军在朝鲜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尽我所能帮他们一点是一点吧。

我有招待费，按规矩是专门招待客户的。但我忽然发现，招待自己手下的业务员也等于是招待客户，而且，比招待客户更直接。

当然，我不可能像对待真正的客户那样请业务员上高级饭店，只能在附近的大排档点两个花甲之类的“海鲜”，再炒几个醋熘土豆丝和蒜蓉空心菜什么的，外加几瓶冰镇啤酒，男女业务员就吃得很开心很感激了。

真心换真心，业务员不辞而别的情况果然没有了。他们就是要走，也一定与我打招呼。我也对他们的离去表示惋惜和理解，还郑重其事地向他们赔礼道歉，说等我们走出困境，欢迎他们再回来，我会记住他们的等等。说得他们没有一个抱怨我，相反，还有人热泪盈眶。于是我就发现，假如自己没能力给对方物质帮助，说几句暖人心的话也好。

不久，斯摩卡向我辞职。

她连工资都没要，完全可以不辞而别，却选择当面请辞。可见，我当时的“怀柔政策”确实效果明显。

斯摩卡说我是好人，她不忍心不辞而别。

我问斯摩卡离开科技园之后去哪里，并提醒她，医院这块好资源不要轻易放弃。她说是，还是做医院的生意，还是做营销，但不是营销我们的竖拉式窗帘，而是专门营销药品。摩卡说她很感谢我，正是我们的竖拉式窗帘，逼着她接触到了副院长。围着医院转的医药代表们见她与副院长这么熟，不由分说拉她入伙，好几家争着拉她，她想推都推不掉。

摩卡还承认，这几天她虽然住在科技园，其实已经为医药代表工作，并且做成了一单，拿到了提成。

我说你不必辞职，仍然住在这里，照样做你的医药推销。

她说谢谢，不用了，太远。她已经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我只能说祝贺她，欢迎她回来玩儿等等。

斯摩卡不但不要求结算工资，还送我一条领带。那是我的第一条领带。之前我从来没打过领带，总觉得那东西勒在脖子上肯定不舒服，戴上之后才发觉感觉很好，有一种提醒人精神抖擞的微妙作用。

领带的牌子是金利来，当时的名牌，价格相当于业务员当月的底薪。可见，摩卡的一单医药提成不菲。于是我试探着对摩卡说，工资你可以不领，但字最好帮我签一下。我打算把领出的钱给其他业务员补贴，能帮就帮兄弟姐妹一次吧。

摩卡说好，爽快地签字。

幸亏没人查我，如果查，会不会怀疑我贪污啊？

但我问心无愧，我相信苍天有眼。

摩卡走后，一位具有理学硕士学位的男业务员冒了出来。他联系上了天虹、万佳两家大型连锁超市。

在超市里面卖窗帘？我还没听说过。但深圳是特区，没听过的事情多着呢，要敢于创新，我鼓励理学硕士努力落实。

他的表现是我没想到的。当时硕士很稀罕，理学硕士来我们这里当窗帘推销员，我认为他是打算找个不花钱又安全的地方暂住，本应该不录用的，但想到硕士也不容易，能帮人处且帮人吧。我是抱着同情心录用了他，没想到善有善报歪打正着，他帮我们联系上这么大的长期稳定的客户。

对方終于同意签合同了。

我很激动，拉李卫一起去。我发觉李卫最近精神不振，也需要提气。另一方面，如果合同顺利签下来，我打算请对方的经办人吃顿饭，规格不能太低。叫上李卫，将来报销的时候方便一点。

一切顺利。但一看合同文本，我和李卫都傻了。

要提供进场费。就是说，我们把窗帘交给超市，他们不但不给钱，反而要我们先给他们钱。问题是，我们没有这笔钱啊。另外，即使产品卖掉了，钱也不能立刻给我们，要等到三个月之后才结算一次。

我还想与对方讨价还价，甚至据理力争，李卫扯扯我，客客气气地与对方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

出来之后，李卫很沮丧，说没用，人家是格式合同，对谁都一样，不可能为我们专门修改合同文本。

“再说，”李卫说，“人家也没错，错在我们。是我们自己资金不足，没有长期经营的物质和思想准备，急功近利，那哪成？”

我一想，也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先给入场费有什么不可以？回款滞后三个月有什么关系？但耐心是需要资金垫底的，没资金，我们根本给不了入场费，也支撑不了三个月。靠鼓舞士气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长久。但考虑到业务员在身边，这些话我没说，想着等明天单独与李卫交流吧。

七

第二日上班，我还想着怎么找李卫交流，他就主动请我去他办公室。

这次李卫对我格外客气。

不是说他平常对我不客气，而是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客气过。

首先说关门。之前我进李卫办公室汇报工作，如果要关门，都是他示意我关门，不可能李卫自己从大班台后面绕过来关门。可是这次我一进来，李卫马上起身，一面热情地招呼我坐，一边从大班台后面绕到我的背后，自己动手把门关上。然后，随手取了一罐可乐递给我。

一大早天气凉，我不想喝可乐，希望他能给我一杯热茶，但没好意思说，就那么把可乐拿在手里。

再说入座。之前每次谈话或汇报工作，都是李卫坐在他的大班椅上，我坐在他对面，而这次李卫关上门递给我可乐后，并没有回到大班台后面，示意我坐在矮沙发上，他自己也在另一端坐下，与我完全“平等”。

李卫并没有与我继续昨天的话题，而是使劲儿表扬我。说他当初的选择没有错，我果然是个人才，知识面宽，工作热情高，有韧性，肯动脑筋，有理论有实践，还能亲力亲为。难得，实在难得。

我听了迷惑，以为他想介绍我入党，可我自知条件不够，并没有提出申请，再说李卫自己好像也不是党员吧，他怎么能介绍我入党呢？又想，是不是他对我前一段的工作不满意，打算炒我？因为只有打算炒掉一个人才需要这样使劲儿当面表扬，就好比平常表现一般的人突然逝世，单位开追悼会，悼词总是要挑好话说一样。

我马上就想到该怎样向老婆解释。之前我把科技园说得那么好，说李卫比王国英好一千倍，现在突然被炒，总不能说是科技园不好吧？更不能说是李卫不好。

干脆什么也不解释，赶快另找一份工作，然后不说自己被炒鱿鱼，只说自己另谋高就跳槽了。理由是科技园好是好，就是挣钱太少，为了尽快让儿子读“贵族学校”，实现我们夫妻团聚，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主动跳槽。

正想着，李卫话锋一转，说他要回美国了，美国那边出了点事，他必须回去。但具体出了什么事他没有说，我也不好问。最后，李卫说他已经向领导推荐，由我全面接手创业中心的工作。

我果真要成“老总”了。看来，摩卡身上确实有一种魔力，她说什么都能成真。早知如此，不如让她向副院长介绍我是“总统”更好。

按说我应该高兴，但正相反，我丝毫没有被提拔重用的喜悦，反而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当初李卫把科技园前景描绘得那么绚丽，将我从北京忽悠到深圳来，如今遇到困难，他自己一拍屁股回美国了，把我一个人丢下，这不是“出卖”吗？

我忽然很想家，想念北京，想念老婆孩子，甚至想念有色金屬研究院。有色院再差，总不会主动抛弃我。据说有色院到现在也没有停发我的工资，只要我脸皮足够厚，还随时可以回去上班。可这里，我感觉只要李卫一走，我们马上就要散伙。即使不散伙，也会让我们自负盈亏。上个月就传闻科技园打算要我们创业中心自负盈亏，幸亏李卫顶着才没有实施，现在李卫要回美国了，而我们眼下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没有盈只有亏，“自负盈亏”等于散伙。难道李卫就是因此才回美国去的？

李卫多大的来头啊，美国麻省理工的博士，当时全国也没几个。他尚且不敢自负盈亏，我怎么行？或许，创业中心的前景确实不错，我们手上的竖拉式窗帘也真是好产品，但没有足够的资金铺垫，就不可能迅速打开营销局面，也坚持不了几天。因此在我看来，自负盈亏等于软刀子杀人，还可以节省一笔遣散费。

或许没有这么悲观，是我自己的胆量小，太没有担当精神。如果我胆子大一点，敢于担当一点，说不定迎来一次机会。今天回过头来看，科技园应该不会看着我们高科技创业中心散伙。毕竟，搞孵化器是国家大政方针，不会说散伙就散伙的。再说，还有合作单位的合同呢，哪能说散伙就散伙？如果我当时胆子大一点，有担当一点，熬到今日，成为科技园集团副总甚至“老总”也说不定。

小时候还幻想当“总统”呢，怎么到了壮年反而一点担当都没有了？给我当“老总”的机会都不敢接？

一个人最终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机会当然重要，能力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性格。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千真万确。我这种不敢冒险缺乏担当的性格，别说当“总统”了，连个创业中心老总都做不了。

这下我真的要跳槽了。是被迫跳槽，或者说，是不得不跳槽。我已经想好了，能找到新的工作最好，实在找不到就只好硬着头皮回北京。但决不再回有色院上班，而是按照老婆张素梅的意愿，去美国。我知道像我这种没有担当精神的人到美国也同样艰难，但即使丢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丢人也好过在大家都熟悉的地方丢人。

忽然，我脑中产生了一个画面：我在美国也混不下去了，不得不找到李卫，李卫果真是欣赏我，安排我在他手下当助手……

我赶紧调整自己的情绪，收回信马由缰的胡

思乱想，说感谢李卫博士的栽培，我一定向他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还说李卫虽然回美国了，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他是高科技创业中心的创始人。他永远都是我们的老师和老领导。最后，我堂而皇之地索要李卫在美国的联系方式，以便随时向老师和老领导讨教。

博士也是人，也喜欢听好话。于是，李卫非常乐意地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为防止有变，还把他老婆，不，按照李卫的说法，还把他爱人的联系方式也一并写与我。

按说要开欢送会，却怕动摇军心，只说李卫去美国出差。既然出差，当然不必“欢送”了。

八

我决定有序撤退。起先是含蓄，后来是直言不讳地告诉几个残余的漂亮女孩和高学历小伙子，让他们骑马找马，创业中心的宿舍住着，外面单位找着。这几个傻头傻脑的家伙，直到此时才彻底放弃对“深圳户口”的幻想，加快另谋出路的步伐。搞到最后，原本充满希望生龙活虎的深圳科技园高科技创业中心，剩下的除了我，还是我。虽然这辈子没当总统，却果然成了“寡人”。

我想赶在上面宣布“自负盈亏”之前撤离。虚荣心让我觉得这样会体面些。

合作单位的人不担心，他们有合同呢。李卫可以跑，我也可以走，但深圳科技园跑不了也走不了，这叫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我请合作单位的秦工喝酒。他们是我遴选来的，既然我都打算撤了，总该给句实话，这是人之常情。

我对秦工透露实情。没有全说，试探他的反应与态度，随时准备接受他的愤怒与声讨。谁知秦工早看得明白，还反过来安慰我，说我和李卫的离去，对他们说不定是好事。

“好事？”我不明白。

秦工又喝了一杯酒，对我说，既然你实在，那么我也对你说实话。

我点头，很想听听他的实话。

秦工说，估计你们走后，上面会另外派一个负责人来。这个人不一定有李卫这样的高学历，更不一定比你能干，但他肯定有比你们硬的后台。

我说是，我一点背景没有，估计李卫也没有。李卫只是学历显赫。

秦工点头，继续说，新来的老总要么带来充足的启动资金，要么会带着新政策来。

“新政策？”我问，“什么新政策？”

“具体什么新政策我也猜不出。”秦工说，“但肯定有新政策。你不认为创业中心搞不下去是科技园给予的政策出了问题吗？”

我一想，是，比如湖北民办教师的生物节律计算尺，投资很少，科技园完全能够承担，干吗一定要民办教师自己出资百分之三十呢？他连车票都买不起，提着一袋馒头路上吃，哪有钱出资？这就是政策問题。

“喝酒喝酒，”秦工说，“来，干！”

我轻轻地与他碰了一下杯，没干，只浅浅地抿了一口，算是向被我说的“比有色院好一百倍”的科技园告别。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秦工五体投地，觉得生姜确实是老的辣，在当初合作的问题上，他比我和李卫都看得透也看得开。但是，今天再回头看，我又认为秦工同样有他的局限性。当初我和李卫没能打开创业中心的局面，灰溜溜地走，主要不是科技园给予的政策不到位，而是彼时整个中国的大气候大环境没有达到科技创业的季节。任何政策，都必须有适应的气候，季节未到，气候不合适，给什么政策也结不出好果子。好比雄鸡晨鸣，未到时辰的雄鸡鸣叫就是“半夜鸡叫”，不但不能报晓，还吵得主人睡不着觉，最后必然被主人杀掉。而李卫和我，还有斯摩卡和那名理学硕士等等，都是“半夜鸡叫”的牺牲品，算是为改革开放献身吧。

我离开科技园后，果然如秦工所料，上级另外派了一个体制内干部来，果然带来资金和新政策。但直到今天，我也没见到竖拉式窗帘推广开来。至于今日科技园的红红火火，也不是因为出了一两个能人或有后台的人物，而是整个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大气候使然。

真不是马后炮，确实是先知先觉。但小人物，人微言轻，先知先觉又如何？能改变历史吗？
第六章
上市公司

一

有家上市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登招聘广告。很大，很夸张，我想不看都不行。

如今，深圳科技园里有几十家上市公司，当时整个深圳才有五家，全国好像也没几家。因此，我对“上市”完全无知，只记得在北京的时候

报纸上说过“股份制”，当时好像还争论这个问题，所以有印象。但“上市”和“股份制”与我无关，我没关注，更没写这方面的“论文”，所以不是很了解。直到此次因打算跳槽而看了巨幅广告，才第一次注意到“上市公司”。

第一印象是他们很浪费。登个招聘广告其实用不着那么大的版面，四分之一即可。要是我们创业中心能像他们这样财大气粗地在特区报上登广告，估计我们的竖拉式窗帘早已推广开了，李卫就不用回美国，我也不需要出来应聘了。

但是，最终吸引我去的，却正是这种“浪费”。因为，我从“浪费”看出他们很有钱，因此也就认为公司很有“实力”。忽然感悟到钱没有白花的，花出去的钱，只要是真金白银，就真的有效果。像我那样不花真金白银，靠“国营单位”和“深圳户口”两个幌子把俊男靓女忽悠进科技园创业中心，虽然场面热闹，却最终结不出果。

我发觉自己很俗。那么有事业心的人，居然沦落到一切向钱看。

我确实很俗，是陡然变俗的。

李卫的黯然离去让我顿悟：我们虽然都称“某总”，但本质上是“打工”的，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来看，与生产线上的打工妹或打工仔没有任何区别。既然是“打工”，当然要考虑老板的实力。公司没实力，不仅开展业务受限制，而且工资都有可能发不出来。比如我们创业中心，一旦宣布“自负盈亏”，就真发不出工资。不仅我发不了员工的工资，就是我自己也领不了工资，这份工还能继续打吗？

这是一场真正的招聘，与我那样自己跑到上海宾馆对面的那个人才小市场上信口开河随便忽悠来几个漂亮的姑娘和高学历小伙子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应聘者来自全国各地，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但我居然被录用了。与我一起被录用的另外两个分别来自最高检和人总行。他们来头都比我大，在原单位的级别也比我高。我在有色院是“光头”工程师，而在科技园的一切都不作数。连总经理李卫的一切都不作数，我一个助理能作什么数？而那两个人在最高检和人总行则分别是正科级和副处级，看着就像领导。我能与他们同行并列，除了一大堆论文和获奖证书之外，最关键的是我临时抱佛脚，抢在面试之前看了两本关于公司上市和资本运作方面的书。

递交应聘资料后，我直接到书店挑书。就是深南大道地王大厦对面的“深圳书城”，现在降格为“罗湖书城”了。因为，“深圳书城”已经被市政府背后的中心书城替代。

其实不能说“挑”，只能说“找”。因为当时这类图书很少，好像只有两本，全部被我买了。

在中巴上我就看起来。但只看一眼就不得不把目光移开，否则头晕。当时深南大道正在拓宽，竹子林一带在拉直，华侨城大坡在铲平，因此道路极不平坦，一路颠簸，车子一摇一晃的，哪里能在车上看书？所以，在中巴上仅仅看看目录浏览个大概，回到住所才仔细阅读。幸亏我看过一个小图书馆的工程技术书籍，不怕枯燥无味，看不懂的书也能看得下去。多看几遍，完全不知所云的内容也似乎融会贯通了一点。并且习惯性地边看边在心里编织“论文”，现炒现卖，应付面试居然脱颖而出。

第一关是资料审核。第二关是笔试。最后一关才是面试。我的对答如流并脱颖而出，就体现在最后一关上。

前面两关我顺利通过。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是涉险通过。这就是中国语言之奥妙。在不违背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仅仅采用不同的修辞，就能表达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顺利通过”和“涉险通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景却可以表达同一个事实，就是头两关我通过了。至于是“顺利”还是“涉险”，我其实并不清楚，怎么说都可以，怎么说都对。

在第二关进入考场之前，我遇到了熟人。

是“单向熟人”。她认识我，我不认识她。

当时人很多，乱哄哄的，突然有女声叫“丁总”。我没意识到是叫我，因为我对这个称呼还不是很习惯。再说，这种场合，即使有人喊我，也一定直呼其名，哪有考官给予考生尊称喊“某总”的？所以我以为她是喊别人。我甚至以为考官中的某位“老总”恰好也姓丁，是我宗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怎么与该“丁总”套近乎。

女声锲而不舍，继续冲着我嚷，我终于反应过来。

是位靓女，绝对的靓女。这么说吧，在一堆应聘女性当中，最突出。

面熟，但我想不起来名字。

“我管青啊。”她热情地说。

管青？

有印象。

面熟加名字有印象叠合，终于让我想起来，她是被我忽悠进科技园的靓女中的一个。但管青好像没几天就自动消失了，所以印象不深，没

记住。

管青很热情，我却特尴尬，有一种被当众揭穿的难堪。“老总”也来应聘，不丢人吗？更怕她当众骂我骗子。美女常常从小被人宠，大多数任性，没心没肺且不计后果，如果管青当众骂我，揭穿我，我还有脸继续应聘吗？还能被录用吗？除非专业的骗子公司，否则哪个单位愿意招聘骗子？即便是专业的行骗公司，也通常老板是骗子，所招聘的员工未必知情。

谢天谢地，管青没有当众揭穿我，也没骂我，甚至没有跟我提及科技园和创业中心。我暗暗感激她，并顿时产生愧疚感，想帮她，用帮她来弥补自己的亏欠。

我想把自己临时抱佛脚读的两本书快速灌输给管青，让她也顺利通过这一关。但这是不可能的。人脑不是电脑，哪里能在几分钟之内灌输两本书？尽力而为，我抓紧时间告诉管青什么是股份制，什么是股份有限公司，什么是上市公司，以及企业的本质是营利机构，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区别等等。本以为她根本听不懂，谁知管青听了笑，说这些她知道。

知道？

我问她学什么专业的。答：工商管理。

那一刻，我才确认自己多么的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才醒悟当初自己招聘的时候多么急功近利。当初我招聘他们的时候，女人只看脸蛋，男人光看学历，以为所谓的“人才”，就是漂亮的女人和高学历的男人。所以，当初根本没认真看管青的学历和所学专业，只凭脸蛋就把她忽悠进创业中心了。真惭愧，简直无地自容。

若干年后，当我无意中把这段羞愧的经历对高我一届的学长鲍艾生说的时候，他居然说没错啊，招聘人才，女人当然主要看是不是漂亮和讨人喜欢，男人主要看学历是不是正宗是不是显赫了。

我困惑，是我错了吗？是一开始错了还是后来所谓的醒悟错了？或从头到尾都错了？

二

终于等来最后的面试。

这是最关键的一关。生死存亡，一锤定音，其结果不是通过修辞能改变的。

我认为头两关是为第三关服务的。自那一次应聘后，我就再没有应聘过，相反，倒有多次当面试官的经历。按照我自己的经验，即使没有前两关，仅通过面试，也能基本确定对方接受教育的程度和综合素质。有时候人事部认证了对方的学历，经我面试，三问两问就能发觉破绽。我也学会了“做人”，体谅下属的不易，不轻易指出人事部的差错，找个理由不录用就是。但遇到不识相的下属，来与我争，我就不是揭穿他的问题了，而是想着找机会撤换这个傻瓜。

回想自己那唯一的一次面试，自认为可圈可点，主要得益于临时抱佛脚抢先看了《资本运营》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两本书。于是我相信，应付面试，临时抱佛脚也相当重要。否则，面对专业问题只能闪烁其词，说不到点子上。而考官不是傻子，至少有一两个面试官能看出应聘者的深浅，看出你是真懂还是仅仅应变能力强。

面试中，考官问：既然你在科技园当总经理助理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跳槽？我心里想：“好个屁！”嘴上却回答：“我从北京来深圳，就是向往深圳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环境。但没想到深圳科技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运作方式，我连给产品做广告和给业务员提成的权力都没有，说实话我蛮失望，所以希望换个新环境。最好能来上市公司，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没有‘上级’，以资本大小决定话语权，我觉得很新鲜，也很公平，同时也认为这是中国企业未来改革的方向。所以我十分向往贵公司，希望各位考官能给我机会。谢谢！”

考官之间相互看了一眼，有个不易察觉的轻微点头动作，然后问我对本公司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还鼓励我大膽畅想，不要怕。

我当然不怕，对面的考官虽然阵势庞大，但明显不比我当年在北戴河做学术报告时下面听众的水平整齐。略微思考了一下，我说：“做什么生意也不如直接做‘上市公司’本身。应该充分利用本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成功经验和资本优势，大力参股甚至‘制造’新的上市公司。除了一本万利之外，将来还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关联交易，在资本市场采取联合行动，收获实体经济无法比拟的超额回报。”

我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虚的，至少自己心里是虚的。毕竟只看了两本书，毫无实战经验。没想到他们竟然认为我对股份制与资本运作有“深刻理解”，因此我被顺利录用，安排在董事局负责与证券和资本运作有关的工作。

能被上市公司录用，我相当高兴，不禁想起了上次笔试遇到的管青，后悔当时只顾“灌输”而没有来得及留下联系方式，估计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竟有些失落。谁知正式上班之后，才发

现管青也被录用了。只不过她被錄用的是普通员工，我被录用的是所谓“高层”，所以面试的时间和地点不一致罢了。

我不知道是该惊喜还是沮丧。惊喜是因为我又与她成为同事，沮丧则是因为实践再次证明我的判断有误。最后一关面试的时候没有看见管青，就想当然地认为她没有通过第二关，还认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认为相对于我和最高检、人总行的两位仁兄来说，管青的综合素质还是要差一截的。没想到她也通过了，说明我少年时代落下的病根未除，一如既往地自以为是和喜欢妄断。

有一段时间我相信缘分。比如我和管青原本是考官与应聘者的关系，居然又一同应聘同一家上市公司，而且又一起入职。再比如我与学长鲍艾生分别后根本没联系，大家都不容易，各忙各的，除非必要，否则想不起来联系对方，总以为以后有机会。谁知我居然无先兆地离开冶金系统，离开原单位，离开北京，估计他就是想与我联系也找不到了。却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人生的第一桶金竟然得益于鲍艾生的关照。人生确实有太多的不可预测并出乎意料啊。

三

人总行的仁兄付道海被任命为集团公司财务总监，最高检的郑齐国出任法律室主任，我的职位相当于董秘，也就是董事会秘书。但彼时《上市公司章程指导》还未颁布，人们没有意识到董秘属于上市公司的核心高管，总觉得董秘与普通“秘书”差不多，属“低级”职员，但我应聘的是上市公司“高管”，他们没理由对我“降格使用”，所以就安排我做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既然是“主任”，就意味着与财务总监和法律室主任平起平坐，也属于“高层”了。

我的以貌取人的印象基本没错，上市公司确实有钱，除了招聘广告采用整版套红之外，机构的设置也尽量就大不就小，就高不就低。比如通常意义上的董事会在这里被叫成“董事局”。我真是孤陋寡闻，当时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之前我对上市公司的全部了解仅限于《资本运营》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而这两本书中并没有出现“董事局”的说法。所以，在我的见识里，“局”是政府机构，是一个政府大院或一栋政府大厦，如公安局、税务局、城建局、司法局、教育局、卫生局等等，不都是一个大院或一栋大厦吗？哪里想到企业内部还有一个“局”，如此，企业不是比政府更高一级了吗？

我是个较真儿的人，凡不懂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搞清楚，否则心里老惦记。这次也如此，我通过查资料和不耻下问终于搞明白，“董事局”这一称呼来源于香港，因为香港有上市公司称董事会的日常机构为“董事局”，所以我们也这样设置。

虽然弄清楚了，疑问并未完全消除。香港有那么多好的管理制度与方法，比如香港的通关速度明显高于深圳;香港的道路比深圳狭窄，车速却比深圳快，交通比深圳流畅;香港的医疗保障完善;香港基本上做到人居有其屋等等，为什么这些我们不学，却偏偏在听上去高大上的方面学得如此之快如此自觉呢？恐怕还是迎合了我们主观好大喜功心态吧。

既然设立“董事局”，那么董事长就该叫“局长”，可这一称呼显然与公安局局长、工商局局长相冲突，有“犯上”之嫌疑。再说如今“局长”太多，一个小县城都有几十个，不稀罕且极易混淆，故不宜采用，所以就干脆把董事长称作“董事局主席”。别说，听上去确实比“董事长”高一级。别人怎么看的我不确定，就我自己来说，在职业生涯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凡是见到“董事局主席”的，就条件反射地认为对方是一家大企业，反之则认为是小公司。直到有一天，接到某皮包公司的小老板呈递的“董事局主席”名片，才改变了认知。

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是这种高配置的受益者，不然，对我该怎么称呼呢？难道真称“秘书”？不说别人，就是我自己也嫌“秘书”小了，“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听上去多响亮啊，不仅在老婆和岳父面前好交代，就是在遇上当年有色所后来有色院的同事，比如遇上王国英，也不觉得输给他。因为，我们不都是“主任”吗？而且说实话，不是我王婆卖瓜和自我安慰，“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听上去比他那“研究室主任”大。

更直接的好处是薪水。有项对比一目了然。在科技园，我每月给张素梅的“高额汇款”是人民币500元，到了上市公司后，每月汇款3000元。人人都生怕别人说他俗，但实际上人人都俗，因为我们都是俗人。不是俗人，难道我们是圣人？每月汇款3000元人民币后，张素梅的态度立刻改变，再不嘀咕我去美国了，我的心理负担和压力顿时减轻，走在马路上，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却让我更加心明眼亮，有焕然一新的快乐。

我心里盘算了一下，每月3000元，每年就是36000，即使张素梅不把这笔钱全部存起来，仍然按照之前的标准，每月花掉500，最多两年，甚至一年多，我儿子就能上“贵族学校”了。

这么想着，我就有些激动，就仿佛看见张素梅随我来深圳了，就想到儿子周末回来我们一家三口去民族文化村和锦绣中华玩了。上次他们母子来深圳的时候，我们路过华侨城想进去，可还是忍住，在门口买了根冰棍就把儿子糊弄回来了。以后不必了，以后想进就进，不用看钱包的脸色。

星期天，我忍不住再去“贵族学校”看看。就当是儿子已经在那里上学，我是去看儿子。

中巴路过科技园，居然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突然有些惆怅，甚至轻微地后悔，想着当初如果胆子大一点，坚持一下，没准已经渡过难关，现在真成“丁总”了。又一想，即便如此又怎样？我每月给老婆的汇款能从500变成3000吗？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不能被虚荣心左右，什么国营单位，什么“老总”，都不能替代俗不可耐的人民币。

过了科技园就是南头关，西乡不远了。我仿佛已经看见“贵族学校”，甚至看见我儿子了。只嫌车太慢，恨不能下车自己跑。

到了“贵族学校”却当头一棒，仿佛被人一瓢凉水从头泼到脚。因为，价格调整，入学费已经涨到八万元。

我很愤怒。这才几个月啊，难道他们平均每月涨一万？照这个涨法，我儿子不是一辈子也成不了“贵族”？！

但愤怒没用，这里不是说理的地方，说多了被人家当成神经病报警也说不定。

回来的时候感觉路特别长，不要说回到罗湖了，仅仅从西乡到南头关，就感觉路途遥远。来的时候一眨眼，回去的时候怎么半天都没到呢？头晕，受不了，感觉要吐，赶紧喊“咬捞”，就是“有落”的意思，申请下车。

倒没真吐。立在路边喘气，吸入的当然全是汽车尾气。一辆辆大车小车呼啸而过，风驰电掣，急吼吼奔向特区。掀起的风似把我吹倒。忽然冒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当然不是刘禹锡，但也不甘心做沉舟和病树，虽然不能让儿子成为“贵族”，但也好过去美国洗盘子，也比在有色院不死不活强，毕竟，收入提高了嘛。

四

上市公司也有阶级斗争。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进来之后才发现，斗争很激烈，形势很复杂，局面很严峻。

首先是控股权的争夺。

上市公司也称“公众公司”，就是大家的公司。这点，我在应聘备考的阶段就从书本上获悉。所谓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把公司的股权等量分割，比如分割成一亿的股份，然后，由“公众”去认购这些股权。譬如公司的总股本一亿，某人买了一万股，那么他就拥有公司万分之一的股权，获得了参与公司万分之一的决策权和收益分红的权利。这种设计是非常公平合理的。出多少钱，说多大话，分多少利。我在面试的时候说自己十分向往上市公司，不仅仅是出于“面试”的需要，也是自己的心里话。我确实认为“股份制”的设计科学合理，符合人性。普通老百姓对出多少钱分多少利好理解，但对出多少钱说多大话不一定在意，而我则认为“说多大话”比“分多少钱”更重要。因为，“活雷锋”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自私的，他们心疼自己的钱，不心疼公家的钱。在有色所的时候我就发现，同时买的自行车，一年之后，私人的自行车还是新的，公家的自行车已经不能骑了。这不是具体哪个人“觉悟”的问题，而是“人性”的必然。就说我自己，骑自己的车见到油污一定绕开走，甚至下车把车提过去，如果骑公家的车，才不管那么多呢，呼啦一下就冲过去了。这就是“人性”。除了“活雷锋”，大家都差不多。国营企业为什么搞不好？因为企业是公家的。但“公家”是个大而无当的概念，跟“无主”差不多，没人真正心疼，当然资产流失，哪里搞得好？私营企业虽然产权明晰，有人疼了，但改革开放之初，私人资本相当有限，单独一个人根本做不了一个大项目。比如开发一个楼盘，当初哪个私人能独立承担？就是著名的“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估计也承担不起，也没有这么大的负债能力和信誉基础，连贷款都没资格。怎么办？只能大家“合伙”。股份制就是规范化的“合伙”。既然是“合伙做事”，当然谁出的钱多谁说了算，这样才合理。谁出钱多谁最心疼，谁最能从企业最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他的“话语权”最大，也最有利于公司科学决策。所谓“上市”，就是“合伙人”手上的股权可以随时卖出和买进。这不仅解决了投资人临时用钱救急的问题，给予投资人自由支配自己资产的权利，更重要的是避

免了很多矛盾。合得来就做，合不来就走，避免不愉快和产生内耗，实现社会资本的最合理配置。这样的制度当然科学、合理、高效。

但是，股份制是外国人设计的，用到中国，必然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譬如认购股份，“公众”必须用真金白银，而发起设立的法人机构则可以用所谓的“资产”通过“改制”入股。可所谓的“资产”到底值多少钱，则由评估公司说了算。而评估费用按估值大小支付，他们当然希望评估值越大越好。于是，发起机构与评估机构达成天然的同盟，他们都希望把“资产”放大，形成漏洞。股份制推行之初，先“试点”，本意虽好，却造成上市指标成了稀缺资源，滋生腐败，又因为僧多粥少供不应求，股价被炒上天。所以，那年月“原始股”成了香饽饽，谁能搞到原始股就等于中头彩，有人趁机诈骗，把一些根本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包装成“股份有限公司”，印制精美的“股票”，溢价“内部认购”。老百姓托关系走后门花高价买来这些“原始股”，最后成为废纸。

具体到我们公司，倒沒有经此遭遇，我们是货真价实的上市公司，并且是真正的“公众公司”，比后来蜂拥而至的由老国企“改制”过来“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更加接近设计者的初衷。不过，正因为如此，又引发新的问题：大家都是“散户”，谁说了算？

我们的“老板”，也就是董事局主席其实并未控股，不但没有绝对控股，也没有相对控股。事实上，在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中，居然都没有出现他的名字。因此，“老板”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本公司的控制权之争始终存在。这些斗争必然延续到董事局内部，因为每位董事都代表各自的利益，这些利益统一是相对的，不统一是必然的，因此董事局内部的阶级斗争相当激烈，错综复杂，局面严峻。我作为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正好处于各种权力斗争的交汇点，无论我主观愿望如何，都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必须有立场，没立场就被认为是“庸才”。上市公司不养懒人，公司高层更容不下“庸才”。但有立场就有对立面，就必须做好四面树敌甚至四面受敌的思想准备。

怎么“准备”？我可是一点斗争经验都没有啊。虽说看过一个图书馆的书，可那都是工程技术书籍甚至工程手册，枯燥的数字、抽象的理论和复杂的图案，哪里教我“斗争方法”了？

忽然发觉高薪不是白给的，既然拿了内地“光头工程师”十倍的工资，就必须付出内地十倍的努力做出十倍的贡献。这公平，符合价值规律。当初那一个小图书馆除了工程手册和技术著作之外，尚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胡乔木的中共党史之类，所以，对于价值规律我还是铭记于心的，并且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价值规律的本质是能量守恒定律，也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物质不灭定律，符合中国传统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思想。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种瓜”。

不懂可以学。我擅长的学习方式是看书，但具体到某个公司内部的人事斗争，找不到专门的书籍。当然，我也没认真找，觉得那样做太书生气，要想“参与斗争”，就不能书生意气。“斗争”是一种精神，我隐约记得伟大领袖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要乐于斗争的意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乐于斗争，才能善于斗争，如果一上来就厌倦斗争，等于不战而屈。

我的动机很卑贱，好不容易谋得一个高薪职位，决不能轻易丢掉。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必须学会斗争，起码要能看懂斗争，否则稀里糊涂被清理出局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太亏了。

不向书本学习，就向人学习。首先向郑齐国和付道海学习，因为他们是我的同类，有参考性。

这也是小时候读图书馆的启示。胡乔木的著作让我对中共党史比同龄人了解，因此，政治课上我的发言常常令老师吃惊，很有成就感，反过来刺激了学习兴趣。所以，无论中学还是大学，凡与那段历史有关的课程我都十分冒尖。并非我用功，而在于我的功底和兴趣。对中共党史的了解，意味着对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知晓。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具有文人的情怀却摒弃文人的书生意气，他能把共产国际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灵活地结合。在与人斗争方面，伟大领袖学的是中国古人的经验，而王明则照搬外国人的说教。结果，伟大领袖胜利了，王明失败了。

王明真傻，外国人与我们基因不同，生长土壤也不一样，他们的条条框框能指导你的斗争实践吗？不怕排异反应啊？

我对自己祖先研究得不多，因为当年图书馆里没有这方面的书，但对伟大领袖了解不少，因为此类书籍当年没有被当成封资修烧掉，我看了许多。我决定以伟大领袖为榜样，先研究同类，观察研究与我同时进公司的郑齐国和付道海两位仁兄的做法，再分析效果研究成败，然后为我所用。

这二位和我基因基本一致。他们舍弃最高

检和人总行的职位来深圳，估计原因与我类似。也是不安分，或在原单位遭遇什么挫折，不服气不甘心，以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于是出来闯。谁知跳出围城之后才发现深圳并非理想国，上市公司更不是一片净土，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没脸再走回头路，回去也没有自己的位置，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眼下，他们的心态应该也与我相似，先保住目前的位置再说，因为收入高，起码有一个安慰老婆和自我安慰的理由。

我按照职场礼节主动拜访他们。

或许他们也想拜访我，但董事局办公室在顶层，是个相对神圣并森严的场所，若无特别蒙召，谁敢到这里“串门”？我下去则相对方便，因为老板经常到各部门巡视，我作为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每次都陪着他，各位高管在哪一层哪个房间我一清二楚。我抽空单独下去，别人也不会觉得是“串门”，还以为我在传达老板的重要指示，或“代表”老板下来巡视。这就是在领导身边工作的好处，即便不敢假传圣旨，起码也能狐假虎威。难怪曹操当年把落魄的献帝看得比宝贵的玉玺重要。

我事先做了铺垫，这二位来董事局开会或受老板召唤上来汇报工作听候指示的时候，我都尽量用语言或眼神与他们打招呼，意在表达我對他们另眼相看，以防我突然造访搞得他们诧异。

五

我先拜访法律室主任郑齐国。

郑年长于我，十分沉稳并有分寸。我一露面，他马上站起来，让正在讨论或汇报工作的两个手下先出去，郑专门陪我在沙发上坐下。

寒暄之后，郑感叹，没想到集团会有这么多烫手山芋。

口气完全是知心朋友之间说心里话，丝毫没有抱怨和诉苦的意思。

我立刻意识到，他不仅把我当“兄弟”，更把我当成了老板的耳目。

我不介意他怎么想。我是来学习的，不需要自证清白。自证，说明并不清白，更表明没有底气。我顺着他的话说，那当然，树大招风嘛，很多人把上市公司当唐僧肉，都想来咬一口。我们董事局办公室快成专业防骗机构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送钱”。

他说，可有些错误本可以避免的。

我警觉了一下，但不露声色，鼓励他说。

他说比如多元化，集团下面的子公司孙公司甚至重孙公司多如牛毛，不是臭虫就是蚂蟥，叮在集团公司身上吸血，想甩都甩不掉。当初的合同不规范，如今对我们很不利。

我说尽力而为吧，好在主席知道这些麻烦事不是你惹下的。做得好，是你的功劳;做不好，不是你的错。

郑齐国苦笑了一下，说做得好也未必有功，做不好肯定罪过。

我说要相信老板，主席虽然没上过大学，但肯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心里明白得很，有些话故意说得严厉，是怕你懈怠，万一真没做好，也一定不会怪罪你。

郑看着我，有点发愣，大约是猜测这话是我的意思，还是老板的意思。

当然是我的意思，老板肯定不会这么说。而且我的意思也没任何根据，只是按常理推测安慰仁兄而已。

仁兄仿佛获得了安慰，不再纠结臭虫与蚂蟥的问题，说还有比这更棘手的麻烦。

我问：什么麻烦？

他说公司正在开发和已经开发的地产项目，许多手续不全，房子造好了，甚至已经卖出去了，房产证却办不下来，业主怨气很大，经常闹事。特别是香港的业主，表面上文明，不闹，但维权意识更强，请律师打官司，更麻烦呀。

我说手续可以补办呀。

他说一直在补办。我们对外就是这么说的。

“事实呢？”我问。

“事实是补办需要补缴更多的税费，老板哪里舍得？一方面敦促我们尽快落实补办，一方面又不给钱，让我们怎么办？”

我说不会吧？公司挺有钱啊。

我想起我们漂亮的写字楼，想起公司规定高层管理人员出差必须入住当地最好的酒店，想起登一个招聘广告都整版套红，想起我自己远远高于科技园更高于内地的工资待遇，想起我们对各路宾客的接待规格，想起我们对外的大笔赞助和造势活动，怎么会没钱呢？

郑齐国似乎有些不解地看着我，但他没有辩驳，仿佛是尽量肯定我的观点，说可能是老板心里不平衡吧。

我问：怎么不平衡？

郑略微思考了一下，看样子不是思考老板心里怎么不平衡，而是思考怎么回答才不至于冒犯我。然后才说，如果补办，费用比当初高许多。

我问，怎么会呢？

他回答，因为这几年税费的标准大幅提高了。现在补办这些手续，当然只能按目前的标准，而不是按当初的标准。

我立刻点头，表示理解了。如果按当初的标准，可以，但必须补缴滞纳金，滞纳金是按天计算的，加起来更吓人。在郑齐国主任看来，按照眼下的税费标准补办手续或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老板希望按当初的标准补办，又不愿意支付巨额滞纳金，幻想用“攻关”的方式减免滞纳金，但法律室实在做不到，所以压力山大。

“这还不是最棘手的。”郑齐国说。

“还有更麻烦的？”我很无知，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头疼的问题。

“有些房产永远办不了房产证。”他说。

“啊？”我吃惊，“违建？”

郑摇摇头。

“那是什么？”我又问。当时还没有“小产权房”的概念，我想象不出除了违建还有什么房子永远办不了房产证。

“军产房。”郑齐国说，“就是在军事地皮上盖的商品房。”

“军事用地还能建商品房？”我几乎是叫着问。

郑齐国倒没吃惊，相反，他笑了。

我还是没明白，希望他说清楚。但仁兄不说了。可能是他不想这些坏话从他嘴巴里说出来，也有可能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郑齐国最后说，有机会你自己去看看吧，看看就明白了。

六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郑齐国根本没有与我谈及任何有关“斗争方式”的话题，但我仍然觉得收获巨大，起码，让我对“斗争环境”有所了解。

我没有照郑齐国说的“自己去看看”，主要是不想兴师动众。平常在大厦内串门没关系，别人不知道我是自己“串岗”还是代表老板来巡视甚至传达圣旨，但如果我工作时间走出写字楼，就肯定兴师动众。首先要叫车。不叫车，我也找不到地方啊。我不知道本集团已经开发或正在开发的地产项目在哪里，不仅找不到，连打出租车都说不清去哪里，所以，如果要去“看看”就只能叫车。我们董事局有车，有全集团最好的车，但董事局的车并不归我这个办公室主任管，这些车是专门为老板服务的，其他人包括我这个主任如果用车则必须另外向行政办申请。我的职位高于行政办主任，高层能开口向低层“申请”吗？当然，如果我真的申请，只需一个内线电话，甚至都不用我自己填写用车单，他们肯定立刻派车。但回来之后，司机肯定会遭好奇的盘问，问我要车去哪里了，去做什么事情。如果他们获悉我是去“视察”公司地产项目，那么，分管地产的副总裁会怎么想？地产公司老总会怎么看？由于地产开发是本集团的主营业务，所以该二位也是集团的“高层”，他们没准儿因为我的突然“视察”而怀疑老板对他们不放心。我这不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吗？

我想查阅资料。这是我所擅长和习惯的方式。但是，本集团却没有资料室。甚至，连报刊室都没有。那么，相关的资料会保存在哪里呢？我不便公开问，只能瞅准时机假装不经意地问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得到的答复是：各部门自己保管。我不可能跑到地产公司去调阅这些资料。如果那样，还不如直接叫车去工地哪，或干脆把地产公司老总叫来当面问问。但我相信，集团总部应该有重要合同原件备份。同样，经假装不经意以非正式方式打听，获悉这些资料就保存在董事局办公室，归我管。

归我管？我怎么不知道？幸亏我用非正式方式假装不经意打听，如果正式询问，不是闹出天大的笑话来吗？

我们董事局办公室在整栋大厦的顶层，单独一层楼。大厦呈半圆形，其他楼层的走廊也呈弧形，唯独顶层的走廊被设计成“L”形。直线的第一个门是秘书室，第二个门是我的办公室，第三间是一长条会议室，一直延伸到走廊的拐弯处。拐弯之后，“L”形的横线走廊尽头才有一个门，进门之后往回走，分别是老板的专职秘书区、老板的办公区和老板的个人休息区。老板当过兵，按照军人的思维，这样的布局老板最隐蔽，最神秘，也最安全，当然，也显得他最尊贵。

可是，没有资料室啊。

按说这个问题很简单，用不着藏着掖着或拐弯抹角，直接问一下我手下的人就可以。可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理论上我手下有三个人。一个是老板的专职秘书，坐在老板办公室的外间，说起来归我管，实际上他只对老板个人负责，我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另外两个属董事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坐在第一间办公室，也就是我办公室的外间，明显是我的部下，仿佛是给我看门的。但这二位是老板的同乡，學历比我高，都是名牌大学硕士毕业，来公司的时间也比我长。熬了这么多年没混上

高层，却让我后来居上当了他们的主任，心里不服是肯定的。嘴上虽然没说任何话，但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儿。我作为他们的顶头上司，甚至不知道该与他们怎么相处。肯定不想得罪他们，但也不能刻意与他们改善关系，那样显得心虚且容易让部下得寸进尺，只能尽量与他们保持距离，不卑不亢，注意分寸，逮着机会，能照顾他们就尽量照顾一下，卖个人情。可眼下并没有卖人情的机会，他们没有任何事求我，我只能不招惹他们，当然不会询问他们相关资料存在哪里。

我决定先放一放，冷处理。很多事情，只要不是很急，解决起来又不顺手，不如先放在一边，说不定放着放着，就出现转机。比如我先去拜访财务总监付道海，像拜访法律室的郑齐国一样与他聊聊，说不定聊着聊着，就自然把心中的疑惑打开了。

七

管青有些咋咋呼呼，我一出电梯，她见到我就立刻“丁总”“丁总”地叫起来跑过来，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与她的特殊关系。我们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无非在科技园创业中心同事几天，而且我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

说实话，我不习惯甚至不喜欢管青的这种做派，放在往日，说不定给她一个冷脸。但我在顶层冷藏了多日，今天突然遭遇阳光，尽管感到灼热，却也禁不住春暖花开。我干脆对她说：“走，带我去见你们主任。”

管青的办公室在电梯口，付道海的办公室在最里面，这时候管青一边领着我往里走一边向我介绍：资金部、财务部、预算部、结算部……没想到付道海手下管着这么多部门，我顿时理解这些天自己为什么不爽了，因为郑齐国和付道海手下都有兵，而我说起来也是“高层”，并且看上去职位更高于他们，但我手下没有部门，职位再高，也相当于光杆司令，下面没有“腿”，空空的，心自然是悬着的，爽不了。

在郑齐国那里感觉不明显，到了付道海这里经管青一灿烂，感觉油然而生。忽然理解美女的作用了，难怪在延安时期生活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伟大领袖都要带领政治局的同志参加舞会呢。

绕了半个圈，终于来到付道海的办公室。与郑齐国的有礼有节不一样，付道海热情奔放。这从他脸上的表情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就能看出来。他对我的态度不像是对同僚，也不像是对上级，而像是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或老同事老同学或损友。握住我的手不放，另一只手也没闲着，在我的手臂上拍拍打打，很兴奋。

对，是兴奋。付道海见到我就是很兴奋的样子，不像郑齐国那样太有分寸中规中矩。

说实话，我喜欢付道海这个样子，这才像朋友嘛。

管青帮我们张罗了茶水，自觉地告辞了。她一走，付道海就问：你们之前认识？

我同样感觉到他的真实与自然，估计换成郑齐国，是不会这么问的。于是笑着回答：是，在科技园同事过几天。

“哪个科技园？”付道海问。

“深圳科技园啊，”我说，“还有哪个科技园？”

“你不是从北京来的吗？”他问。

“是，”我说，“是从北京来的。北京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但我离开北京来深圳先在科技园干了几个月，然后才来这里的。”

他“哦”了一下，问：“你是学工科的？”

我说是，有色金属冶炼专业。

他说那你在科技园不是很好吗，刚才听管青喊你“丁总”，你在科技园当老总？

“总经理助理。”我说。

“那也不错啊。”他说。

我想说是不错，但就是工资太低。但临到出口，却说：那只是表面，其实不怎么样，否则我也不会跳槽了。

付道海表情严肃了一些，声音也随之降低不少，估计是怕旁人听见，说：一样，我们集团不也一样吗？表面风光，其实……

正说着，有人敲门。

门是开的，所谓“敲门”，就是来人立在门口伸出一只手在开着的门上象征性地拍打幾下。

是位中年女人。其实不到中年，三十多岁吧，但在集团总部清一色青春靓丽的女孩中，确实显得“中年”。

中年女人先是抱歉地对我笑笑，算打招呼，然后对付道海扬扬手中的一沓纸，声音不高却眼睛睁得很大，口型明显在说：这个等你签。

“很急吗？”付道海问。

女人大幅度地点点头。

付道海对我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示意女人把单据拿过来。

这可不是一份单据，而是一大沓，如果一张一张仔细看认真签，没十分钟不行。

我不能要求财务总监马马虎虎地看，潦潦草

草地签，于是对付道海说：这样，你先忙，我们下次再聊。

付道海略微思考了一下，说这样，下班我请你吃饭。

我差点就说好。感觉付道海与郑齐国不一样，真想与他吃顿饭好好聊聊。但如果那样，我就太刻意了，就变成我真有什么事情找他了。不行，我必须表现出其实没有什么事，就是随便走走看看的样子。于是说：不行啊，谁知道老板有什么应酬。下次吧，下次我做东。

付道海说还是他做东。我说一样。

真一样，到我们这层次的人，谁还在乎一顿饭啊，只是想聊聊。

中年女人等在那里，我不能耽误人家的工作，赶紧走。

付道海坚持把我送到电梯口，挥手告别。

本来就楼上楼下的，却搞得像千里送君。

八

其实老板当日不在公司，下班后即使有应酬也不一定叫上我。虽然我是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是离老板最近的高层，但好像不是老板圈子里面的人。老板的圈子基本上是他老乡潮州那些人，他们在一起说家乡话，我根本听不懂。但潮州人比上海人谦虚，上海人在一起只说上海话，才不管旁人是不是能听懂呢，仿佛你越是听不懂，就越显得他们的与众不同和血统高贵。而潮州人在一起，只要其中有像我这样说普通话的，他们就尽量说不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我还是不参加他们的应酬为好，免得老板别着嗓音费劲说普通话难受。

回到住所，面对空空荡荡的三房两厅，心里也空落落的。这是我当时住过的最大最好的房子，常常感觉过分浪费而于心不安。但这是上市公司给高层管理人员的待遇，免费。我即使申请换一套小房子，公司也不会退我钱，人家还会说我矫情。浪费就浪费吧，我不就冲着他们的“浪费”才来的嘛。

真希望张素梅带着儿子立刻过来。住这么大的房子，儿子可以撒开跑，张素梅一定很开心吧。想起张素梅开心的样子，寂静的夜晚感受到温暖的阳光。

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于是想起了“近水”。“近水”就是管青。因为只有管青，才是眼下唯一有可能与我亲近的异性。

可能吗？

有可能。虽然女人对男人的热情并不表示她爱你，更不表示她愿意跟你做爱，但至少表明她不反感你。像管青这样的绝对靓女，有资格任性，如果她讨厌我，不可能装着对我那么热情。看她咋咋呼呼没心没肺的样子，估计就是想装也不会装得这么像。那么……

男人的出轨，常常被老婆说成“背叛”，老婆因此很气愤，甚至一哭二闹三上吊。其实真不是“背叛”。比如此时，我把管青当作“近水”，拿她来“解渴”，难道就是打算“背叛”自己的老婆张素梅吗？天地良心，完全没有。渴了要喝水，就跟饿了要吃饭一样，属于生理需求，与“背叛”有什么关系？可见，女人喜欢夸大其词并偷换概念。这么想着，我就找到了理由，助长了冲动，就想立刻给管青打电话，问她在干吗，要不要一起出来吃夜宵。我想她接到我的电话会很高兴。白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她那么热情地待我，这时候接到我的电话一定同样大声咋呼，生怕旁人不晓得她有一个公司高层朋友。

算了吧。还不确定什么结果呢，就搞得满城风雨，不值得。人们常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好像专门针对我这种情况。女人善变，即便接到电话欢天喜地与我出来吃夜宵，也未必愿意跟我回宿舍，来宿舍也不肯定情愿与我上床，上床了或许更麻烦。这傻靓女，如果上了床，没准儿明早能挽着我的手去写字楼，想甩都甩不掉，后果更加糟糕。

算了算了，打住，赶紧打住。刚刚在大公司谋得高级职位，千万不能刚刚温饱就迫不及待思淫，要有定力，要经得起考验，要有“高层”的样子。

我强迫自己投入工作，斜躺在沙发上看一份份招股说明书。

又有一批公司拿到了上市指标准备上市了。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招股说明，只要能上市，哪怕是狗屁公司，股票也立刻被一抢而空。这几天深圳在搞新股抽签，居然引起群体事件。可见，老百姓为了争一张抽签表就能你死我活，何况原始股呢。但我手上的这些说明书不是已经拿到上市指标的公司，而是还没有拿到上市指标的公司。因此风险很大，很有可能是骗局，需要仔研究。

说实话，从资料上判断不出他们是将来有可能上市的公司还是根本不可能上司的公司，抑或就是骗子公司。而且，越是行骗的公司，往往材料印制得越是精美。但我仍然要看，这是我的工

作，我不能因为关注“斗争”而忽视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的工作思路很清晰：先熟读他们的招股说明书，然后当面或打电话询问，三问两问，就能发现其中的破绽。如果在一份材料中连续发现两处破绽，就基本肯定这家公司不靠谱。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用打电话更不用当面询问，仅仅从印制精美的资料本身就能找出漏洞，直接派司掉。

忽然理解老板很有眼光，或许我是最适合做此项工作的人。打算上市的公司涉及各行各业，除了我，还有哪位从小就看过一个图书馆的工程技术专业书，能了解那么多不相关的行业？关键是我对任何文字都不排斥，完全不懂的内容也能看得下去。又想，其实我这岗位并不需要“主任”，做专员就可以，最多是主管，之所以安排我当“主任”，一是因为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能胜任的人很少，不给高层的待遇招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必须赋予我否决权，不当主任，哪里能有否决权？

这么一想，我就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还是我对郑齐国说的那句话，老板虽然没上过大学，但肯定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知人善任。第二，我不应该与郑齐国和付道海攀比，董事局下面没有“部門”，我自己下面没有“腿”，是由这个岗位的特殊性决定的。好比同样是将军，直接当军长师长的手下有成千上万的兵，而在国防部任职的将军手下可能只有几个参谋。因此我手下无兵，大可不必心里不平衡，应当安心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斗争”，当然要学习，但不一定要“乐于斗争”，向伟大领袖学习，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我现在的状况与伟大领袖当初的处境不一样，不能照搬照套。

我这么一边想一边看，就渐渐从“近水”中摆脱出来，进入正经的工作状态。

突然，有份招股说明书让我眼前一亮。公司的名字叫“金灿”，是从一家国有金矿和黄金冶炼厂改制过来的，与我所学专业正好对口，给我的感觉像是在茫茫人海中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或在一堆沙土中突然看见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我赶忙打开这份材料，天呀，公司的法人代表居然是“鲍艾生”，不是我那位学长吗？肯定是，相同专业，同名同姓，错不了。我恨不能立刻给鲍艾生打电话。但资料上留下的是座机号码，估计这时候就是打过去，鲍艾生也不会正好在电话旁边。哪有国企老总大半夜守值班电话的。只能忍到明天再说。

九

召开集团高层会议而不是召集董事会，是老板的谋略。因为董事代表各大股东的利益，与老板并非一条心。不但不是一条心，有时候还针锋相对。所以，遇上什么重大决策，老板总是绕开董事会而召开所谓的集团高层会议。因为“高层”都是老板钦点的，队伍“纯洁”，能与他保持一致。

这样的“擦边球”会议不能经常召开，一旦召开，就集中讨论许多重大问题。这次讨论的问题包括法律室主任郑齐国事先对我说到的“臭虫与蚂蟥”和“军产房”问题，也包括我分管的股权投资问题。

说实话，我对其他问题兴趣不大，基本上是老板支持的，我就支持，老板反对的，估计也上不了会。

大家的心态与我差不多，说起来是讨论，其实最后的决定权看老板脸色。所以，只要点头附和就行了，所谓的“发言”，也是唱赞歌。我没有那么浅薄，没说话，也就是没有跟着唱“赞歌”。虽然睁着眼睛，但与睁眼打瞌睡差不多，只是轮到财务总监付道海汇报的时候，我才提起兴趣。一方面，他是我的同类，是我打算学习的榜样和参照坐标。另一方面，他说到公司成立资金部，招聘一批公关能力很强的年轻美女，专门对口与各大银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和信贷部负责人打交道，效果不错，最近几笔到期贷款展期工作顺利。我立刻想到管青，难怪管青能被集团录用呢，原来所谓的“资金部”，其实就是做金融公关的。

老板听了付道海的汇报面露笑意，点头赞许。这样的汇报当然不需要“讨论”，大家齐声叫好就可以。但我却暗暗吃惊，上市公司这么有钱还要贷款吗？而且从付道海的口气听，贷款量很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啊。难怪郑齐国抱怨老板不愿意拿钱解决臭虫蚂蟥和“军产房”问题。这些天我看了那么多别人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唯独没有研究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当然，不是我懒，是没人提醒我，我没想起来看。但既然我是“主任”，这事还用别人安排或提醒吗？不是我糊涂，大约人性如此，长眼睛天生就是盯着别人的，很少有人审视自己。

正在反省着，讨论到郑齐国的发言。

他主张快刀斩乱麻，集团公司宁可经济上吃点亏，也不要这样拖而不决。既然我们当初签了不利的合同，就应该勇于承担后果，拖是拖不过去的，越拖问题越多，麻烦越大，不如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趁早花钱一刀切。

因为是郑齐国发言，所以我没有睁眼打瞌睡，非常认真听，并观察大家特别是老板的反应。

老板面无表情，也不看大家，仿佛现在轮到老板睁眼打瞌睡了。

老板态度不明确，大家就不敢表态，无人附和，会场气氛显得沉闷。

我是赞同郑齐国的，不仅仅是我与他同期招聘进来，视为“自己人”，更主要是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我毕竟是新人，大家都不表态的时候，我不能抢着发言。

沉寂了数分钟，终于有人咳嗽，会场的空氣被搅动了一下，激活了气氛。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不能动不动就用钱解决问题，不能助长光脚汉的坏习惯。

老板仍然没说话，但眼珠子开始转。

接着，有人提出负责制，说这些于我不利的合同当初是谁签的，就应该由谁负责擦屁股。

不文明的比喻引起笑声，连老板都笑了一下，分不清老板是赞同“负责制”而笑，还仅仅是听了“擦屁股”觉得好笑。

因为有不同意见，更因为老板的态度不明朗，所以该话题讨论的时间比较长，不少人发言，基本上都是否定意见。我意识到自己该发言了，但我的意见是支持郑齐国，所以不敢轻易出口。我鼓励自己，要相信老板是个聪明人，相信老板也希望听到不同声音，否则，还“讨论”什么？我觉得在无伤大雅的议题上自己偶尔发出一点杂音应该不会引起老板很大的反感。但既然是“杂音”，就要掌握分寸，注意发音的时机与方式，既要坚持原则，支持郑齐国的观点，又不要明显与其他人唱反调。我判断老板对郑齐国的意见是不赞成的，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我在打腹稿，在拿捏自己发言的分寸。但午饭的时间到了，老板宣布休会，先吃饭，吃完饭之后下午接着开。

高级写字楼是不允许生火做饭的。集团总部的午餐由下属企业代为加工，专程送来。自助餐，很丰富，八菜一汤。

老板有专门的膳食房，据说与我们吃的一样，也是八个菜，但汤是专门煲的，是那种广东人喜欢喝的老火汤，放了许多名贵的补药。

老板不是一个人单吃。有客人的时候，他与客人一起吃，或与外地分公司回深圳总部请示汇报工作的一把手一起吃。没有客人的时候，老板偶尔也会叫上一两个高层共进午餐。我们刚进公司的时候，三个人曾经蒙召与老板一起吃过一次，但仅仅一次。印象最深的是那道汤的特别味道。

今天老板破例没有进他的专用膳食房，而是与民同乐。几个高层自己取了饭菜之后凑到老板那一桌。我当然不会往上凑，与付道海相视一笑。郑齐国也没往老板桌上凑，但他离我和付道海比较远，我们没有交流。

下午继续上午的话题。大多数高层已经在上午发过言了，少数上午没有来得及表态的高层中午也凑到老板的桌子上表过忠心，下午轮到我发言。

在郑齐国与老板之间，不用掂量我也明白孰重孰轻。但是，我不想被误认为是马屁精或人云亦云分子，这倒不是帮郑齐国，而确实是认为从集团公司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郑齐国的意见值得重视。什么是“上市公司”？除了融资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规范管理，要不怎么把公司改制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郑齐国的意见，从本质上说就是规范管理，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马屁精土老帽儿不懂，难道我也不懂吗？如果我也不懂，或者明明懂却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么，老板费那么大劲儿花那么多钱把我招聘来干什么？所以，我必须讲真话，发出“杂音”。当然，肯定郑齐国不一定要否定马屁精，经过一中午的思考，我找到了平衡二者关系的说法。

我说：“关于这个议题，事先我向郑主任了解过情况。上午又听了各方面的意见，让我一个新来的人对这个老问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的想法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把所有的案子归类，简单明了的，按照郑主任的说法，快刀斩乱麻，立刻切割。第二步，稍微有点麻烦的，尽可能协商解决，当初谁的关系谁牵的线，谁出面协调，原则上双方各退半步，各自承担一点经济损失，尽量不伤和气不追究当事人责任把问题解决。第三步，对少数确实属于癞皮狗的‘臭虫’和‘蚂蟥’，我们也不怕，可以先放一放拖一拖。拖了对我们不利，但对他们也未必有利。我相信我们集团公司比他们能拖，拖到最后，说不定他们撑不住了，主动和解。总之，我的意见是具体案子具体对待，好解决的先解决，快刀斩乱麻，立刻切割;难

解决的后解决，拿出一点耐心;最难缠的就主动拖一拖，财务部门再不给他们投一分钱，法律部门积极搜集证据，备足材料，准备打官司。我不相信我们一家上市的集团公司斗不过几个‘臭虫’和‘蚂蟥’。”

最后是老板表态。

老板说的比我多，扯得比较远，但最后的意思与我差不多。

我心里暗暗得意，远远看见付道海对我眨眼睛，是称赞我的意思。郑齐国的脸上也有些光亮，不像头先那样阴沉沉的。但他没有与我对眼神，感觉在刻意回避我。为什么呢？另外，我不明白关于房产证难产这么重大而且亟待解决的问题，郑齐国为什么只字不提。不可能是疏忽。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者，是老板特别嘱咐不让他说的？

十

最后一个轮到我汇报，或者说是轮到我提交议题。

我做的是关于公司对外股权投资的情况汇报与说明。但我临时做了两项“创新”。一是把材料中所有“股权投资”临时改成“战略投资”。我觉得股权投资是“战略投资”的一种，而我汇报的内容中，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股权投资以外，还涉及整体并购等问题，所以叫“战略投资”更准确。另外，作为新人，我也希望自己的汇报有新意，多少有些故意标新立异的想法。二是汇报中我把所有对“老板”的称呼一律改成“主席”，因为我们老板的正式职务就是集团“董事局主席”，平常当面喊“老板”当然可以，但在这种正式的场合，还是用正式的称呼更严谨。另外，“老板”到处都是，“主席”不可多得。“老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门小商铺的个体户，而“主席”则唤起我们的伟大记忆，孰大孰小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果然，当“主席”的称呼在会场一次又一次响起时，会议室的气场也悄悄地产生一种升腾。最明显的是老板本人，不，应该说是我们主席本人，他的腰板直了，表情威严了，真像“主席”了。

不是形似，而是神似。

关于集团的战略投资，我的基本观点如我在面试答辩的时候所说，目标瞄准即将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思路没错，操作甚难。因为真正即将上市的公司的股票根本买不到，送上门的基本上没好货。可见，“即将”二字有很大的忽然性和不确定性。有些公司说得很好，资料也做得漂亮，但“即将”几年甚至几十年也没正式上市。最离谱的是海南一家股份有限公司，都煞有介事地在报纸上刊登招股说明书了，黑市上“原始股”也被炒到十几元一股，最后也没上市成功，买了这种原始股的法人或老百姓上哪儿去说理？我们老板，不，应该说我们主席，显然接受了“多元化”的教训，所以才把我专门招进来把关。

我主张先定原则，也就是定纪律。原则确定之后，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包括主席本人。

我知道主席听了这话起初会不高兴，但他很快就能明白我这是在帮他。因为主席是个要面子的人，在搞“多元化”的时候，有些合作他也感觉不好，但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结果，不是被臭虫咬了一口，就是被蚂蟥叮了。现在我提出定原则，表面上是限制了主席个人的权力，实际上是帮他把不好意思拒绝的投资拒绝掉。

我相信主席是个聪明人，也是一个能从公司大局考虑的人，他一定能理解并最终支持我的主张。

我主张的原则三条。第一，任何战略投资都必须上会。可以是董事会，也可以是今天这样的集团高层会，还可以是主席临时召集的专门会议。总之，未经会议讨论不能投资。第二，在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即将上市”的情况下，只能注重对投资标的企业本身的分析和所在行业与背景的考量，对金融机构，如銀行、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等等，可大胆入股，这类机构即使不能上市，也有投资价值。对于某些处于垄断行业或稀缺资源类由国企改制过来的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优先考虑。我承认，我有私心，这最后一项是我准备专门为投资鲍艾生的金灿公司做铺垫的。第三，杜绝盲目投资，特别杜绝为了扩张而进行的投资和兼并。我认为集团公司眼下的主要任务不是扩张，而是盘活现有的存量资产，降低公司的负债，提高净资产增长率，为增发创造条件。

我自以为自己完全为公司的根本利益考虑，而且发言得体，水平在前面所有发言者之上，却没想到已经得罪人了，而且得罪的是集团重量级大佬。

该大佬与主席同乡，还同姓，估计他们也是同宗本家。这不是关键，关键他是华南理工大学78级，与我几乎同级，而且华南理工的名气不在中南矿冶之下。也就是说，该“大佬”的硬件比我硬，我这个职位该由他坐。事实上，我来之前，这项工作确实由他分管。

注意，是“分管”，因为他的职位在“主任”之上。他是集团党委书记兼集团副总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临界职位”，再高，就高过主席了。

其实他是夸大其词了。股份公司的“党委书记”与国企不一样，是虚职，他的实际职位排在总裁之后。这，难道也是老板舍他用我的原因之一？

我不认识他。我被招聘前后他在上海督导成立分公司。这次是专程回深圳参加集团高层会议的，因为议题涉及他推荐的一项整体并购项目。

我不知道并购案的来龙去脉，所以，第一关就把它否定了。按说，根本上不了会议讨论，但老板可能是考虑到“书记”的面子，才特意嘱咐我在会议上说一说，并专门把他叫回来，让他当面听听，抑或当面辩辩。这样，得罪人的就不是老板，而是我了。

可这些情况当时我不知道啊，我甚至不知道我们集团还有一个“党委书记”。我当着他的面，把这个并购案说得一无是处，就差没说我怀疑向集团推荐该项并购的人是不是拿了对方的好处。

该项目的最大“亮点”是净资产负债。就是集团不出一分钱，只按照“标的”企业的净资产，承担相应的债务，这家老国企就全部无偿归我们集团了。

不花一分钱就整体兼并一家县团级的老牌国企进来，那么，我们集团通过兼并不是立刻升格为“地市级”了吗？我们的“党委书记”不是相当于“市委书记”了吗？我们集团董事局主席不相当于“市长”了吗？

我说：胡闹！

第一，这是一家严重亏损企业，已经半年发不出工资了，我们兼并过来，第一件事情不是集团公司升格为“地市级”，而是要为上千职工补发工资和退休金，并且以后每月如此，一个月都不能少，一天都不能拖。

第二，虽然兼并的时候一分钱不用掏，但承担了几千万的债务，报表上资产负债率上升，年终净资产收益率下降，还怎么增发或配股？

第三，该企业拖欠银行几个亿借债，现在是国企，通过当地政府协调，银行没找他们麻烦，年年用新贷还旧贷，一旦我们“整体并购”，对不起，银行会马上找上门，我们集团打算帮他们偿还银行几个亿贷款吗？

第四，对外担保。

第五……

我在陈述的时候，“党委书记”明显坐不住了。起初是喝茶，故意把茶杯与茶杯盖碰得很响，企图含蓄地打断我，但我正说在兴头上，没理会。随后是咳嗽，使劲大声地咳嗽，希望提醒我注意，哪知道我不知趣，照说不误。最后是拍灰，“党委书记”在自己的大腿和身上拍灰。但我们写字楼很干净，董事局会议室更是一尘不染，而他身上的名牌西装是崭新的，估计是第一次穿，根本没灰。后来，据付道海说，我把集团的“临界人物”彻底得罪了。

“连杀你的心都有。”

听得我毛骨悚然。

说实话，我很后怕。如果我事先知道该项目是“临界人物”负责的，至少我不会那么慷慨陈词，至少会用疑问句陈述，用不肯定不确定的口吻说，至少应该给“党委书记”留面子。忽然发觉一切祸都是自己惹的，而且最可怕的祸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自己为了出风头和标新立异故意口无遮拦，假装“正直”和“有水平”。我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按付道海所说，老板把我招聘进来就是针对“临界人物”的。我则以为，即便如此，老板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而我自己愿意被人家当枪使，怪谁？

后情概要

老板并没有炒我。还提拔我兼任“董事局主席助理”。表明老板不是一个卸磨杀驴的人。但我自己感觉待不下去了。

周末，我约管青喝早茶。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吃饱喝足，问她对集团的感觉怎么样？

她说很好啊，听说你在高层会议上把书记驳得哑口无言。

“你也听说了？”我问。

“嘁，谁没听说？”

我问管青：下面有没有对我的负面反映？

“负面反映？没有啊。都说你很能干，敢说真话，老板很信任你呀。”管青一边说，一边摇脑袋。

我看不出她在故意隐瞒我或敷衍我，于是猜想两种可能。一是资金部几个靓女没一个是潮州人，圈子不同，所以没听到关于我的负面反映。另一种可能别人以为管青是我的人，所以故意不在她面前说。不管哪种情况，看来我从管青

这里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于是推说我还有工作，有一大堆资料要看，早早地分手了。

我确实有太多的资料要看。今天急于要看的，是鲍艾生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金灿股份有限公司的材料。

该公司的前身是国营金川黄金冶炼厂，最近通过“股份制”改造，把当地的金矿“捆绑”进来，组成“金灿股份有限公司”，寻求整体上司。

“我们有政策，”鲍艾生电话里面对我说，“如果你们集团愿意以现金入股的方式作为共同发起人，我们对你个人有奖励。”

真的呀？难怪我否决净资产负债的整体并购案像挖了“临界人物”的祖坟，他是不是已经拿了标的公司的好处要吐出来啊？

我问：你们都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了，我们还能作为“共同发起人”吗？

他回答：可以置换。当地经济落后，实在找不到有实力的公司作为共同发起人，我们不得不收购一家空壳小公司充当共同发起人，等你们一来，立刻置换。只要把空壳公司变成你们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就行。”

长见识。我还想进一步讨论细节，鲍艾生说：“当面聊吧。我正好要去深交所，到时候我们见一面，好好聊聊。”

鲍艾生住下之后才给我打电话。让我直接去他下榻的宾馆房间。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带小酒吧的客房。

在鲍艾生的豪华套间衬托下，我忽然觉得谈“奖励”问题一点儿也不羞愧了

谈好“奖励”问题， 我们开始研究资料的细节。

我挑出许多毛病。

鲍艾生很谦虚也很有耐心，认真解答我的每一个问题，实在解答不圆的，就被我们认定为“漏洞”，然后一起讨论堵塞的办法。

另外，我对他们资料的文风也提出批评，认为太啰唆，重点不突出，尤其是前面的摘要，应该简短、明确、亮眼。要化不利为有利，把你们公司那地方的荒凉和鬼不生蛋说成是优势。正因为贫困，所以当地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少，金灿股份成了“独宝”。按照国家上市指标条块分割的原则，贫困省份也有上市名额，而且无人可争。这就是优势，是你们金灿股份最大的优势。

鲍艾生立刻对我作揖，说：求兄弟帮我们重写。不写多，就写摘要。

末了，又补充：这是额外劳动，有劳务费。我先给，现在就给。

说服老板的过程比我预想的简单。简单到我只说了一句话， “这公司肯定上市。”

协议签订后，我拿到30万内部职工股“认购协议”。

总共六份，每份五万股。我拿出一份“认购协议”，连同山民的身份证跑到红岭路一带，在黑市上转让出去。价格居然不是每股4元，而是4.2元，总共获得21万元。实收，无人收税。

下周，再次来到黑市，发觉金灿股份的“认购协议”掉回到4元，后悔上周没多卖出一些。如果上周全部卖出，即使本周再买回来，也多赚几万啊。于是，赶紧再卖出两份。如此，还没等上市呢，我手上的金灿股份认购协议就所剩无几了。

但我并没有后悔，相反，还很庆幸，因为最终由于种种原因，金灿股份并没有实现上市。我如果当初不是那么肤浅地急于出手，如今手上抱着的不果真是一堆废纸吗？

跟随主席的最后阶段，我的主要工作是为集团公司寻求“救世主”。

集团退市的直接原因是公司财务状况恶化。一是负债大于资产，二是公司缺乏现金流，表现为“入不敷出”。但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像我们集团这样“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的上市公司很多，为什么别的公司不退市，偏偏我们集团公司退市呢？

避免上市公司最终退市的“救世主”是“资产重组”。比如深圳另一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比我们集团更糟，但是他们有“救世主”，该上市公司是由国企“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的，因此，国资委经过资产重组，一夜之间，乌鸦变凤凰，不仅立刻“摘帽”，去掉ST和星号，而且在二级市场股价飙升，一飞冲天。

但是，这样的“救世主”降临不到我们集团公司头上，因为我们集团公司不是由国企改制过来的，这条路行不通。

找找社会上的“救世主”也可以。深圳另一家同样老牌的上市公司找到一家香港的财团整体接盘，然后在财团内部完成“重组”。大财团看中的上市公司 “壳资源”，但既然是“壳”，就必须分量轻，而我们集团曾经在“多元化”的大旗下恶性扩张，体量庞大，问题多多，连甘愿充当“壳资

源”都没人要，于是主席给我下达任务，所以，我就生编硬造了一个外国“大财团”——太平洋集团。

在一个隆重的场合，太平洋集团愿意充当救世主，与本集团正式签订整体收购意向书，并就资产重组的具体细节达成谅解备忘录。

消息一出，我們集团的股票立刻在二级市场火了一把。我自己也趁机出货，不仅把手上的股票出得一干二净，而且自己也趁机从集团公司开溜。

主席好像从来不炒人。低级管理人员轮不到主席亲自炒，高层管理人员都是有面子和有自觉意识的人，像法律室主任郑齐国那样，一旦感觉不对劲儿，立刻自己走人。

在集团公司，老板手里掌握了二进位当中仅有的两个数字， “1”和“0”。其他人无论职位高低，无论你算老几，最终的决策权都必须乘上老板手中的数字。老板给出“1”，你算老几就是几;老板给出“0”，你的数字再大乘上老板的“0”之后还是等于“0”。所以，当年“临界人物”很讨厌我，也没能炒掉我，让我坚持到了胜利。

所谓“胜利”，就是拿鲍艾生奖励的“认购协议”从黑市上兑换成人民币，赚得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阴差阳错地在罗湖被人忽悠着买了栋别墅，因为不断升值，一不小心成了亿万富翁。

既然成了“富翁”，就总惦记着搞点事。

首先想到杨俐，找留校的刘伯龙打听了一下。可这小子除了一句“听说她去美国了”之外，再没有向我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我还向陈谨夫打听过何妮仁。但陈谨夫如今是一市之长，日理万机，耿耿于怀没能被扶正当书记，哪里有心思帮我打听一个过期的上海老知青？

于是我想张罗一次同学聚会。既能见到毕燕，又能通过同学打听捐建图书馆的相关事宜。可我跟当年的任何同学都没联系，怎么张罗同学聚会呢？

“这有什么好发愁的？”张素梅说，“回去一次就是了。我陪你回去。”

家乡变化巨大，早年的图书馆哪里还有。叫出租车去新图书馆。嗬，这么漂亮！比深圳图书馆更壮观。哪里还用我捐献？再说，这样的图书馆，我也捐不起啊。

我很沮丧，张素梅却说：“你不要说捐建图书馆。买一块住宅用地，然后找人设计成当年小图书馆的模样。单门独院，木门木窗木地板木楼梯，地板选用实木的香柏树，走在上面嘭嘭嘭响;外墙做成水波纹，墙脚种爬墙虎;庭院里有一棵挺拔的白玉兰，我在白玉兰树下纳鞋底，你在大堂里整理图书……”

想起张素梅坐在白玉兰树下纳鞋底的样子，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是我本次返乡第一次开怀大笑。

我们请姐姐们吃飯。包括她们的子女。其中一个在市政府工作，我正好向她咨询在家乡买地建私宅的政策。

“这个我不清楚，”外甥女说，“但你可以问毕书记啊，她应该知道。”

“毕书记？”我没反应过来，第一反应居然想到“毕姥爷”毕福剑。

“毕燕啊。”外甥女说，“她说是你同学。怎么，不是吗？”

“啊？毕燕，对，对，她是我同学，她是你们书记？”我很奇怪，毕燕当年连大学都没考上，怎么能当书记呢？又一想，怎么不可能？77年没考上，78年可以再考嘛，78年再没考上，还可以上电大夜大或党校大专班嘛。

“是，”外甥女说，“我们机关党委副书记。万一她也不知道，肯定能帮你问清楚。怎么，你这次回来没跟毕书记联系吗？”

“我……”我下意识地看一眼张素梅，见她在没心没肺地发微信，就说，“我一直没与同学联系。”

“我有她微信，你加一下吧。”

外甥女发来毕燕的微信名片，我加了，并说明我是来自深圳的她当年的初中同学。毕燕立刻“接受”了，但我没有当场联系她。我想等到一个合适的场合，一个人悄悄地对着手机给毕燕朗诵一段高尔基的《海燕》。因为那里面正好也有一个“燕”，毕燕的“燕”，只是不能肯定自己还是不是具有当年的底气与激情。

……

责任编辑 石一枫

作者：丁力

第三篇：“早留鸟”哀鸣声声：留学美国的儿子哭求回家

“早留鸟”，特指初高中就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低龄群体，其父母认为这样做，不仅能让孩子避免国内残酷的竞争及高考压力;同时，海外生活能锻炼孩子的国际视野，今后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孩子因为各种原因，出现种种不适，甚至患上心理疾病。

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李毅轩的身上。他在16岁时就被父母送去美国留学，以期得到最好的教育，获得美国绿卡，将来出人头地。然而，留学生活并非父母描述的那样光鲜美丽，李毅轩非常不适应，一度患上了严重的自虐症，后来母亲辞职去美国陪读也无济于事。当极度沮丧的他一拳一拳打向自己时，也惊痛了母亲的心。母亲不得不为李毅轩办理了退学手续，将他接回国内。那么回国后，李毅轩的病会治好吗?他能重新适应回国后的生活吗?

留美儿子泣泪声声：

爸爸妈妈让我回国吧

今年26岁的李毅轩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父亲李杰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一司法机关工作，母亲刘梅是汉口一所大学的老师。和每位父母一样，为了让独生子李毅轩受到最好的教育，他们竭尽所能。在他们的精心培育下，李毅轩从小就“很乖、很听话”，小学时，他连跳三级依旧名列前茅，四年级就获得全国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他喜欢理科，梦想着将来能当一名工程师。

但是儿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有很大差异。李杰和妻子认为儿子有如此好的基础，将来有足够的实力出国留学，在国外扎根。为此，李杰不惜辞去公职，与朋友合伙做结构工程，给李毅轩提供最好的物质保证。

李毅轩刚上高二，李杰就琢磨着和儿子商量，让他放弃高考，为留学做准备。夫妻俩郑重地和儿子谈心，把他们选定好的美国北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的资料给儿子看，希望儿子听从他们的建议。李毅轩虽心有不快，但已经习惯听从父母的他并没有说什么，懵懂地接受了父母的安排。

就这样，2006年8月，年仅16岁的李毅轩心情复杂地登上了飞往美国北密歇根市的航班，前往父母通过中介帮他租好的公寓楼。

初到北密歇根市，李毅轩就感到无所适从。他所住的公寓楼里有十二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经常因为抢洗手间发生冲突和摩擦，这让从未有过集体生活的李毅轩非常不适应。李毅轩不喜欢吃西餐，但他住的地方又没有中餐馆，他只能每天吃泡面，他在网上向父母抱怨：“这里的城市简直就像個农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送我到这个鬼地方，还不如让我回家!”

在国内时，李毅轩觉得自己英语底子还不错，但现在与这些本地学生相比，他简直像个“文盲”;他每天都要拼到后半夜，学习压力比美国本土的同学要大很多倍。他在电话里哭着告诉妈妈自己快要累垮了。刘梅很是吃惊，她甚至怀疑儿子是不是为了想回国故意夸大痛苦，她不止一次地给儿子讲：“中国的高中生是全世界最苦最累的，经历了这些你都不怕，你还怕什么?”之后，刘梅又讲她和丈夫为他所做的牺牲，讲别人家的孩子在国外如何吃得千般苦，取得卓越成就的故事。

尽管如此，李毅轩依旧濒临崩溃边缘。以前在家，他只要专心学习，生活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父母帮他打理好。但现在，他必须要记得每个月什么时候交水电费，不然管理员就会断水断电;他还要掐着时间上厕所、洗澡，超过了时间就会有人来敲门。

每天被这些生活琐事牵累，李毅轩都无心学习。第一学期结束，他修了5门课，全都不及格，成了名副其实的“差生”。这让他羞愧难当。走在校园里，他总觉得老师和同学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他不愿意和同学交流，对人十分冷漠。

一次，母子俩视频聊天。李毅轩沮丧地告诉妈妈：“我觉得我再在这里待下去会疯掉的，你们就让我早点回去吧。”刘梅将儿子责骂了一通。李毅轩感到非常委屈：“以我的能力在国内也能考上重点大学，我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受罪?我要回国!”

刘梅苦口婆心地劝儿子：“这些年，我和你爸付出这么多，都是为了让你能出国留学，拿到美国绿卡，如今绝对不能因为一点点挫折就半途而废。如果你灰溜溜地回国，别人会笑话我们一家，不止我们颜面扫地，你也会无地自容。”李毅轩觉得自己与父母之间有一条永远都无法跨越的鸿沟。渐渐地，他很少给父母打电话，他的心门骤然上了一把锁。

辞职赴美国陪读，儿子自虐击痛母亲心

见李毅轩不再闹着要回国，李杰夫妻俩放心不少。然而，2008年初，他们却接到李毅轩学校老师的电话。老师在电话里说，李毅轩因为多次旷课、缺考，将来可能无法毕业。夫妻俩震惊不已。他们焦急地给儿子打电话，刚出口指责儿子，就被儿子打断：“我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留在美国了，你们就别再管我了。”见一向乖巧听话的儿子说出如此叛逆的话，夫妻俩气急败坏。最后，刘梅下定决心，对李杰说：“这个时候不能让儿子回国，但是他一个人在那边我又不放心，我得去看着他。”当即，刘梅就办理了辞职手续，她决定去美国陪读!

2008年10月，刘梅办理好一切出国手续，飞到美国北密歇根市，找到李毅轩所租住的公寓。当时，李毅轩不在公寓，她拿出她和儿子的合照，让管理员帮她开了门。刚进儿子的房间，只见地上四处散落着儿子的衣服、袜子和鞋。想到儿子从小养尊处优，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刘梅心疼不已。她来不及休息就帮儿子收拾房间，整整花了三个小时才将房间打扫一新。她又拿出新床单给儿子换上，在枕头底下，她翻出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照片已经有了折角，显然儿子经常拿出来看。刘梅鼻子一酸，儿子那么小就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他应该也很想念父母和家吧。这一刻，刘梅觉得她应该对儿子多点耐心。

傍晚，李毅轩回到公寓，见到妈妈有些惊慌，又有些兴奋，妈妈为他做了他最爱吃的可乐鸡翅。吃完饭后，刘梅对儿子说：“你安心学习，以后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照顾你。”就这样，刘梅在李毅轩所租住的公寓住下了，因为没有多余的房间，她只能在儿子的房间打地铺。她每天给儿子做好吃的，给他补身体，她还给儿子制订了周密的学习计划。李毅轩累得晕头转向，苦不堪言。很快，刘梅就发现，李毅轩又开始逃课了。他经常和一群来自中国的富二代留学生混在一起，学会了飙车、泡吧，还与他们去赌场，十赌九输。刘梅对儿子感到非常失望，收走了他的银行卡，每天接送儿子上学放学。

一天半夜，刘梅被窗外一阵口哨声惊醒。她看到儿子在床上翻身，拿出手机发信息。不一会儿，儿子就爬起来，准备出门。刘梅意識到，儿子很有可能跟外面的人会合。她出声阻止他：“你想出去?他们都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能跟他们混在一起?”见刘梅嗤之以鼻，李毅轩气呼呼地说：“我跟他们原本就是一样的人，都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母子俩大吵一架。

刘梅哭着打电话给丈夫抱怨道：“儿子现在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点都不听话，我每天累死累活的，他就只会跟我反着来，再这样下去儿子就要毁了。”李杰只好安慰妻子：“儿子现在正处在青春叛逆期，你别跟他较劲，多顺着他点，等过了这段时期就好了。”刘梅觉得丈夫的话有道理，此后更加尽心尽力地照顾儿子。可没几天，她感觉到儿子越来越不对劲。他每天回来后就钻进洗手间，很久都不出来。刘梅去催他，他还在里面砸门。

2009年4月的一个晚上，刘梅被儿子的一声惨叫惊醒。当刘梅冲进卫生间，看到儿子浑身是血，躺在地上呻吟。刘梅顿时慌了，她和隔壁的两个中国留学生将儿子送进了医院。医生在检查之后，告诉刘梅：“患者亲手打断了自己的两根肋骨，手臂上还有不同程度的刀伤。心理医生已经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认为他有严重的自虐症，这种疼痛能让他产生快感，患者会因此频频失控。”

她不停地问儿子：“你为什么这么傻?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她哭，儿子也跟着哭。刘梅只能寸步不离地照顾儿子，小心翼翼地观察他。她发现儿子每天都用颤抖的声音重复一句话：“我不想留在美国，我想回家。”刘梅心如刀割。

又一天夜里，当李毅轩从睡梦中醒来，再次用拳头捶打自己时，刘梅急忙用身体护住儿子。当儿子的拳头重重落在她身上时，她方才明白儿子的痛。那一夜，刘梅一夜未睡，心里更多的是自责。她给李杰打去电话，夫妻俩商量后决定，救儿子要紧!马上带儿子回国!

走过美利坚阴霾，谁说归国成不了材

三天后，刘梅为儿子办理了退学手续，带他飞回国内。回国后，刘梅和李杰轮流陪着儿子。一开始，李毅轩不愿意理他们。慢慢地，李毅轩也会跟他们聊聊天：“妈妈，我在美国好孤独，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我害怕这种感觉。”她终于意识到她和丈夫一意孤行将儿子送到美国，之后又为了所谓的面子不让儿子回国是多么大的错误。他们虽然是一家人，但儿子一直生活在距离他们很远的世界。

为了走近儿子，帮助儿子治病，刘梅决定自学心理学。她按书上指导的方法给儿子做心理按摩，还陪儿子一起去健身、参加户外活动、和以前的同学聚会……渐渐地，李毅轩脸上的笑容多了，性格也开朗起来。他似乎又变回那个充满活力的小伙子。2011年7月，经历了两年的康复治疗，刘梅带着李毅轩来到武汉市第一医院复诊，医生对李毅轩进行了一系列心理测试之后，告诉刘梅：“李毅轩的病情已基本恢复，只要接下来不再复发，他就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刘梅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那天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李杰和刘梅向儿子道歉：“之前是爸妈不对，没有尊重你的意见，就替你安排出国，让你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吃了不少苦。现在你长大了，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无论将来你要做什么，爸妈都会支持你。”

李毅轩鼻子一酸，想到父母这两年倾尽全力的陪伴，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也动情地说：“爸妈，谢谢你们一直都没有放弃我。我已经想好了，我想回去复读一年，明年我一定考上重点大学。我相信只要我努力，留在国内也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夫妻俩欣慰地点点头，一家人相拥在一起。

2011年9月，李毅轩在父母的安排下，重新回到母校复读高三。这里有他曾经熟悉的环境，有一群跟他同肤色、共语言的同学，李毅轩很快找回了以前的学习状态，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复读阶段。由于他基础不错，期中考试考了年级第一名，数学和物理成绩获得了满分，班主任还让他当了班长。

通过一年的努力，2012年6月底，李毅轩考上了中南民族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刘梅紧紧抱住了儿子，母子俩喜极而泣。大二那年，李毅轩通过了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2014年，李毅轩拿到了OSTA通信工程职业资格证书;2015年，他获得学校先进个人奖和四校联谊交流会优秀组织者。2016年9月，李毅轩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本校研究生。

李毅轩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让李杰夫妻俩倍感欣慰。每次李毅轩放假回家，他们就一家人欢聚在一起，相互分享喜悦与烦恼，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们终于意识到，留学海外早已经不是每个家庭，每个孩子的梦想与天堂，只要孩子内心充实宁静，在国内也一样能实现梦想，获得幸福。

[小编发言]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课题组出版的《我国低龄留学生发展状况研究报告》表示，自2008年以来，我国的留学人数呈爆炸级别增长，其中，低龄化留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然而，对于尚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既能做到学习优异、生活上有超强的自理能力，同时面对各种心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又能有几个?

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一些低龄留学生很难适应留学生活的艰辛，找不到学习的动力，生活上出现困境，更有甚者还会引发心理疾病，如本文中的李毅轩;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低龄留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形，经过西方教育后，思想与行为方式更接近于西方，回到国内，难免会把西方的一套生搬硬套到国内，结果水土不服，无法融入国内的环境，成为尴尬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见本刊2016年11月月末版第40页《骑行6000公里，给留学儿子换回中国心》一文)。所以，如果要送孩子出国留学，最好是能等到其高中毕业以后，特别是让孩子好好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其具备了一颗“中国心”后，再放其飞翔。

编辑/包奥琴

作者：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