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力保建筑文化（精选4篇）
篇1：梁思成力保建筑文化
王军：追随梁思成的脚步 揭示北京古城的宿命
50年前，梁思成在“长官意志”面前，碰得鼻青脸肿，结果，北京的古城墙死了，牌楼消失了；50年后，梁思成的追随者在“开发商”面前，同样灰头土脸，结果，北京相当数量的四合院和文化遗址，面临、遭遇着在劫难逃的厄运。即使梁先生健在，又能如何？一个年轻记者写出一本皇皇巨著《城记》，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古城的宿命。
几天前，35岁的王军又去了趟北京市八道湾11号，看着这座老四合院依然“健在
”，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
在这座院落里，鲁迅先生写成了《阿Q正传》；也是在这里，他们兄弟失和。大学问家俞平伯常来这里和周作人品茗说文。“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10年前，王军就是念着俞先生这首诗，找到这里来的。
当时获知开发商要拆这座名人故居，王军追到北京市文物部门，又追到规划部门，终于用手中的一支笔，保住了《阿Q正传》的诞生地。
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当了10多年记者，王军报道了不少次北京古建筑的“保卫战”。一些重要的文物建筑，比如蔡元培故居，就是因为他的报道而得以幸存。
但王军坦承：“没保住的要比这多得多。”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建立保国会的粤东新馆就没能保住。1998年，在拆迁办指挥下，13名来自四川的庄稼汉抡起铁锄，拆毁了这座文物建筑。
“我在北京拆了8年，这种房子拆得多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具体负责这次拆迁的包工头理直气壮地对王军说。
这位包工头还抱怨：“其实那些‘破烂’不值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只能卖四五分钱。”
1991年，王军当上一名跑城建的记者。之后，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大门轰然向海外敞开。香港及东南亚一带名商巨贾纷纷到京城购地置业，一派火爆景象。推土机在老城内开动了，成片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写上大大的“拆”字。
《北京晚报》惊呼：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在王军看来，北京正在重演北京古城墙消亡的历史悲剧。
王军是个爱较真儿的人。最早让他陷入北京古城研究的是同事一句不经意的话：“北京的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王军乍一听吓了一跳。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他去找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谈了3个下午。他去找各种各样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人。甚至打出租车，见到年龄稍长的“的哥”，他也会问，你小时候见过城墙吗？
有段时间，他基本泡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做编年史料和读书笔记。“那是冬天，满屋子都是阳光，就我一个人，一张一张旧报哗哗地翻过去，过筛子似地过。”
像是发现了人生导师，梁思成从此成了他的精神指引。
王军注意到，早在1948年，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师生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并注明北平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为保护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几回。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会场上痛哭失声。毛泽东闻此斥责到：“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梁思成的确书生气，直到1957年，他还在抗辩：“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针对北京市区规划提出，将北京的行政中心建到老城之外，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但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决。批判者说，梁思成是为古而古，妄图将北京老城当做一个博物馆保存起来。对此，梁思成曾对当时北京市的一位负责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跑了几年城建，王军越来越理解梁思成：“梁先生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与城市的现代化联系起来的。”
王军研究发现，就在北京开始在老城的“身体”上建筑新城，在原本人口密集的城市内再次塞进人口时，英国伦敦却在实施“大伦敦计划”，将人口从城区有机疏散出去。“‘梁陈方案’的提出，正是不愿让北京重走这些大都市由于人口密集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的老路。”王军说。
梁思成当年躺在病床上预言：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
虽然他本人没有看到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但是王军看到了这个城市心肌梗塞和高血压的病症。今天，北京城已经不堪重负，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稀缺，许多文物建筑被毁坏。
但令王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梁思成当年没能阻止的悲剧，今天仍在上演。
近10年，北京开始成片拆除老四合院。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05年北京计划改造300多万平方米危房，但同时有600多万平方米并非危房的房屋将“陪绑”。
在“陪绑”的这些房屋中，有一座院落，至今令王军心痛。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它曾经标在乾隆时期的北京地图上。这里曾住过一位皇帝的御医，被拆前住着80多岁的赵景心老人。他的父亲赵紫宸是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抗日英雄，他的姐姐赵萝蕤在这里用十几年的心血，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篇。
王军试图用自己的笔保下这处珍贵的遗产。他前后写了4篇报道，组织过专家签名，帮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在推土机推动院墙时陪伴老人。在包括侯仁之、吴良镛在内的各方人士奔走了两年零8个月后，最终还是挡不住开发商。
老舍的儿子、学者舒乙痛心地说：“北京现在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当年曾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也目睹了历史的重演：“为了最大限度取得土地效益，老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
“新城和老城一定要你死我活吗？”有段时间，王军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有人给他泼冷水：保护古都风貌，从房地产专业看，根本不可行！你不懂房地产，搞得清这个问题吗？
王军不服气。从1994年到1999年，他开始着手北京房地产市场的调查，每年都要写出几份调查报告。他要查清楚，这个城市的房地产是怎么运作的，哪一种开发是合理的，一定要把老城毁掉才行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军得出斩钉截铁的结论，“我的调查表明，新旧分开发展并实现共荣在今天仍是这个城市的现实选择，否则，在我们把老北京毁掉的时候，新北京可能也就被毁掉了！”
但他的这些调查报告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他曾被指责为“破坏北京申奥”。一度，他被一些新闻发布会拒之门外。
这些年里，王军一直“在故纸堆里和梁思成交谈”。为了这个城市的今天和明天，他觉得必须让今天的人们理解梁思成的意义。他正着手写一部《梁思成传》。
每年“五一”、“十一”长假，他驱车沿着梁思成、林徽因当年考察中国古代建筑的路线图，一一寻访。
在山西海拔2000多米的霍山，为寻访梁思成夫妇当年考察过的一处古建筑，王军驱车几个小时才上了山顶，而梁思成当年则花了12个小时步行上去的。
“在那个高度，我终于理解了梁思成。”王军深有感触地说，“他实际上被一种文化所化掉了，化到他的血液里了。”
王军介绍，“文革”中，当梁思成听到我国氢弹成功爆炸的消息时曾无比振奋，认为如果把他这样的人彻底批倒国家就能够进步，“宁可自己被千万只脚踩在下面，还要加上自己的一双”。
梁思成在检查中写道：“当初听说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这表明我当时竟然反对毛主席‘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重要指示。”
可接着往下写，他竟发出一声长叹：“我的检查写不下去，奈何？”
王军说：“他是真心想革掉自己学术上的命，可就是革不掉，他拿自己也没办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开口就放毒’。他除非把自己从物质上消灭掉，才可能把自己的学术消灭掉。”
50年前梁思成经历的悲哀与无奈，让50年后的王军继续体味。他只能向今天的人们讲述一段过去的故事：半个世纪前，在北京这个大舞台上，一群著名的政治家、建筑学家和文化人在激辩争论，到底该怎么处理祖先留下的北京城。几个回合下来，“梁陈方案”被否决了，于是北京的城墙和许多文物建筑及胡同、四合院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后，从地球上消失了，这两个书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北京城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也被改变了。
王军把这本书叫做《城祭》，后改作《城记》，因为“我的使命只是记录”。但有评论说，这是“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
一个月前，王军应邀到法国演讲，主持人介绍说：“王军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王军有些窘迫，马上纠正说：“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
会后一周内，王军到巴黎四处走访。巴黎郊区那些新建筑、街道尺度、色彩，以一种缓慢的节奏与老城区融合在一起。真正现代主义建筑扎堆的地方，集中在距老城区凯旋门5公里处，位于从卢浮宫到凯旋门这条重要轴线的尽端，其大门与凯旋门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巴黎，你会感到，古和今、新与旧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就像我们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充满爱意，而不是你死我活。”王军感慨道，“这时候，我就真正意识到，梁先生不在了。”（包丽敏）
1944年，美国的李梅将军指挥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梁思成建议不要轰炸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几年后，中国国内战争结束了。按理说，梁思成庆幸，中国的古建筑不再受战争的创伤。可是，20世纪50年代,被梁思成称“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的北京城却迎来历史最大的破坏——拆除。
为阻止北京城被拆，梁思成被碰得鼻青脸肿。可是，他的哭声并没有让这个千年古都得以保存。1952年，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不能满足毛的帝王检阅心理的需要被拆除。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牌楼，梁思成又据理力争再次痛哭。毛泽东斥责是“政治问题。”
一个是战争年代，一个是和平年代，同样的建议，却是不同的结果。盟军上校布朗森上校不理解一个中国学者为什么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可是，梁思成告诉说：“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梁思成提出的建议，被采纳，日本的古都得以保存下来。
梁思成当时批评共产党不懂建筑，毛泽东也不懂建筑，“对建筑空间、比例、色彩全然不知”，作为梁思成并不希望国家的管理者什么都懂，只要听听专家的意见就行。可是，在无法无天的毛泽东眼里，专家们的意见又酸得了什么？梁思成回忆说：“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
古城墙拆了，牌楼消失了，老北京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为此，梁思成为此哭了好几回。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可是，那些无心肝的人，却说他是“留恋封建社会”。
北京城拆掉了城墙、拆掉了那么多牌楼、拆掉了那么多四合院，按理说教训应该是惨痛的吧！可是，到了三代、四代领导人那里，还是一个拆“字”。对于拆掉古迹发展，有人说是用人民币烧火，可是，到今天依然有人在拆文化遗产时会理直气壮地说：“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1922年，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内的诏令、奏章、朱谕、则例、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残余当废纸卖给纸店；其后又由罗振玉以买得卖给日本人。为此，鲁迅愤怒的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对于祖先留下的，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毫不珍惜。外行的统治者毁掉祖先留下的废纸一样糟蹋掉，而内行的统治者则偷窃干净。两者相比，偷窃干净的强盗要比完全毁掉的那些人好多了。毕竟，他们还懂点文化什么的？！
梁思成能在战时保护日本古都，而在和平年代却眼睁睁地看作老北京城墙被拆除，不仅仅是建筑学家的悲哀，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人说：生在中国是一个悲剧。其道理大概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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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的古建筑被破坏殆尽，日本古建筑被梁思成先生保护了，而日本古建筑都是向中国学习的，者导致我们有时为了研究古建筑在国内找不到实例，还要跑道日本去找，是谁让我们这么屈辱？虽然责任不再他一人，但他仍是罪魁祸首，他，毛泽东！梁思成付出那么大的努力，全都被老毛毁了。中国古建筑没有被保护好，不是梁思成的责任，而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可是看看我们的同胞，竟然这样评论文章原创者和梁思成先生，以下是某些人的回复：
1楼作者: 尘逸 发表于: 2006-09-03 9:13:6 是啊
梁思成保护了日本古建筑
所以你个倭猪喜欢冒充中国人，对吧
——
7楼作者: 楔形文字 发表于: 2006-09-03 9:57:24
当专家当到梁思成这个份上真是失败，在他的心目中什么民族利益、人民生命都退居二线。唯一重要的就是他的狗屁建筑！
他是梁启超的不肖孙！傻
——
诸如此类的令人恶心的回复很多，而且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句良心话，就立刻有一群人上来恶语诋毁。（可以打开文章开头的链接查看原文。）这是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和梁思成作对的是毛泽东，在科学和毛泽东之间，有这么多人选择毛泽东；在民族文化和毛泽东之间；有这么多人选择了毛泽东；在伟大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和毛泽东之间；有这么多人仍然选择了毛泽东！在很多人心目中，一个毛泽东，竟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维护毛泽东，他们能侮辱伟大的科学家，他们能放弃保护文化遗产，这是相当可怕的。长期这样下去，用不着现在我们有些所谓的“权威专家”们所担心的“文化入侵”，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就会这样一点一点的流失掉！
同胞们，快觉醒吧，毛泽东他不是神。不是否认他的功绩，我只想说，他在科学和民族文化、民族利益面前毕竟是渺小的。
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从五十年代，52年开始外城城墙被大量拆除，到了大跃进的时候，到达高潮，把整个外城墙都拆完了。在57年的时候，梁思成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点击:202)拆一块城墙相当于爬掉我一块肉，大约完了之后就只剩下内城城墙了，65年修地铁，内城城墙从上挖到底，连根挖掉，修了地铁。大概在71、72年的时候，整个城墙没了。
他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其撕心裂肺的声音至今仍回荡在每一个牵挂古城的人的心中。
就这样，在梁思成的步步退守中，老北京城曾多达47座的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至今仅残存3座，正阳门城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2002年的时候重修了永定门）其中德胜门箭楼在文革中，如果不是郑孝燮先生等人的呼吁，也会惨遭毁灭。而曾环绕北京40多公里的明代城墙，今天只剩下几百米长。在多次力争保护古城建筑的会上，梁思成声嘶力竭地说过，我始终坚持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出50年，你们会后悔的。
梁思成的预言果然不幸被言中，其实何必要等到50年。在多方的呼吁下，1988年修复西便门处的明代城墙，可被修复后的195米城墙被认为是了无古意和历史感，是“整旧如新”的典型。1996年，一房地产公司拆迁时，发现了建国门古观象台至东南角楼之间的一段500米城墙，顿成宝贝，前来参观凭吊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在这里捐赠城砖，修复这段珍贵的城墙。1979年，带有“大新样城砖”、“嘉庆三十六年分窑户王保造”字样的两块明代城砖，作为北京大学的礼品，远渡重阳，赠送给美国匹兹堡大学。为什么只有当几十公里的古城墙被毁得只剩下几块城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的珍贵？同样几年之后，在王府井的豪华饭店门前，竖起了崭新的牌楼。而这些没有任何历史内涵的仿古建筑，对于当初保护古建筑的正反两派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古城无以言说，历史无以言说，它们所注视的只是这一难以下咽的苦果。
篇2：梁思成力保建筑文化
zhongguojianzhushi
2012-10-02 18:54:52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在欧美，古建实行的保存是比较晚近的进步。
2012-10-02 18:56:03
今日中国保存古建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将来复兴建筑的创造问题。欣赏鉴别以往的艺术，与发展将来创造之间，关系若何我们尤不宜忽视。
2012-10-02 20:11:30
无疑的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责任了。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技，则真是问题了。
2012-10-02 20:12:40
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多在无知匠人手中改观。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于滑稽的局面。
2012-10-02 20:49:48
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我们需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部署的认识。
2012-10-14 09:44:00
英，美，苏，法，荷，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
在这样的期待中，我们所应作的准备当然是尽量搜集及整理值得参考的资料。2012-10-14 09:47:12
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纪录是必须速做的。
2012-10-14 09:49:43
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创制形式，更无所谓派别。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
2012-10-14 10:03:11
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
2012-10-30 11:05:24
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所以中国现存仅有的几部术书，如宋李诫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乃至坊间通行的鲁班经等等，都必须有人能明晰的用现代图解译释内中工程的要素及名称，给许多研究者以方便。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的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
2012-11-11 19:37:06
梁思成虽是一个建筑史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这是他与其他建筑史学者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建筑史并非史料的堆砌。应首先注意各时期的建筑思想；建筑史所研究的问题，不仅仅是介绍各历史时期建筑风格的特征，还要了解建筑是如何演变？受什么因素制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等一系列本体问题。只有深刻地了解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因此他深感一九四四年完成的这本《中国建筑史》有很大的不足，他准备重写一本《中国建筑史》。他曾对他的学生说：“有些同学对建筑史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搞建筑史的都是些老头，这是不对的，搞建筑史的人绝不能是那些老学究。建筑史今天真正需要的人才，是要很活跃的，有充沛的体力，会动脑子，有研究才能，能把问题搞清楚的人，绝不是等别人把一件古董摆在你面前，让你坐在那儿，慢慢地去品味它。不是这样的，建筑是文化的记录，研究建筑史的人，要能敏锐地区别时代的艺术特点，能感到历史的步伐。”
2012-11-11 19:38:43
这部“建筑史”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南溪县李庄时所写。因为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对于祖国建筑发展的前因后果是理解得不正确。例如：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的累积，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对于各时期的建筑物及其特征，只是罗列现象，没有发展的观点。元、明、清三个朝代，因限于时期，省略过甚。当时为了节省篇幅而用文言；并且引经据典时，只用原文而不再加解释；给读者增加了不便。多看笔记 来自多看阅读 for Kindle
篇3：梁思成力保建筑文化
关键词：古城保护,建筑创作,传统形式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学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特征呢?1977年美国建筑评论家詹克斯出版了《后现代建筑的语言》一书, 系统地分析了那些与现代主义理论相悖的建筑, 明确地提出了后现代的概念。给后现代建筑归纳了6点特征: (1) 历史主义。 (2) 直接的复古主义。 (3) 新地方风格。 (4) 文脉主义。 (5) 隐喻和玄想。 (6) 后现代式空间。如今极为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其实早在20世纪早中期的中国, 就有人提出了与之类似的观点, 那就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领军人物——梁思成。
梁思成 (1901—1972) , 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人。192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回国后, 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 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建国后, 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等。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1946年创设清华大学建筑系。对中外古建筑、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造诣颇深。曾参加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营造法式注释》、《APictorial History-of ChineseArchitecture》 (英文版) 等。
1梁思成——古城保护之先驱
梁思成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关于历史名城和文物建筑保护方面的理论, 科学的论述了北京等历史名城和文物建筑在世界上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系统的提出了保护方案和措施。梁先生主张保护文物应该从整体上保护, 不仅是个别的文化, 还包括环境。最具体的就体现在对北京城的保护上。
梁思成是国内最早以整体的眼光,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认识和分析北京古城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学者。他认为“北京是个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 不宜发展工业, 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还兼罗马, 雅典那样的‘古迹城’使北京成为招揽世界游客的‘旅客城市’”。然而, 梁先生在历史文化底蕴之上追求真正的现代建筑创新的学术观点却始终被误解。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人们将对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的痛恨具体地发泄到了城市的古老建筑形态上, 梁思成先生关于《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建议最终被当时的人们误读为对封建城市建筑形态的顽固。北京古老城市肌理开始在新建设的匆忙中被逐渐地肢解。为留住北京, 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 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因为这是中国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而现如今人们才开始慢慢觉醒, 近些年人们才意识到古文化建筑的可贵, 大力提倡古城保护, 而为数不多, 保存较好的古文化建筑也逐渐成为旅游胜地。
2梁思成的建筑创作理论——新建筑要对传统形式有所继承
梁思成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认为可以将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 用类似语言翻译的方法转化到西方建筑的结构体系上, 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新建筑。梁思成在建筑创作理论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强调新建筑要对传统形式有所继承。这与如今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可见梁先生多么具有前瞻性。
梁思成先生的建筑创作思想和理论著述, 代表着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探索传统与现代结合理论与实践之集大成。他的指导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展示出其深度与广度。他指出的途径, 随着中西文化的冲击、融汇而得以证实, 并由表及里不断发展。他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的科技文明结合在一起, 真正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建筑。
新中国成立后, 他积极倡导民族形式的建筑, 他学习《新民主主义论》, 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原则得到启发, 认为中国的建筑自然也必须是民族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屋顶在中国建筑中素来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屋顶不但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 并且是我们民族所骄傲的成就。它的发展成为中国建筑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梁思成的观点在当时具有权威性, 极具影响力, 仿传统建筑一时成风。但就在1954年底前苏联开始批判仿古主义建筑思想, 中国也展开了反浪费运动, 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运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多次遭到批判。把刮大屋顶风的责任全归于一位学者个人头上确实不太合适, 在梁思成出名之前就有大屋顶, 在他逝世之后的今天仍有大屋顶, 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梁思成的这些理论观点, 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多数建筑师的思想和政府的希望, 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建筑界有很大影响。在我们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创作征途中, 梁先生的建筑创作思想和理论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梁先生真正的心愿是创造出属于中国文化传承的、适应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中国现代城市与建筑。他主张不能完全抄袭西方, 同时又要适应现代生活。梁思成主要作品有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人民英雄纪念碑、鉴真和尚纪念堂等。后现代主义中的隐喻、文脉主义在梁先生的创作思想中也早有体现。
梁思成先生是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 他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 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主持并参加调查过2000多处古代建筑的实例, 积累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资料, 对中国古代建筑、古代艺术发展、特征和成就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努力探索着用到他的作品去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建筑是文化的记录, 是历史, 它反映时代的步伐。梁思成这一生对建筑业和对我们国家的这种贡献,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后人不会忘记梁思成先生的这种贡献。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J].建筑学报, 1986 (9) .
[2]梁思成.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J].建筑学报, 1961 (7) .
篇4：梁思成力保建筑文化
唤醒安济桥
这时的中国，列强虎视眈眈，内外战事交迫，人民困苦流离。梁思成和林徽因要做的是找寻古建筑，把古代的巨灵一一从荒烟蔓草里唤回来。
有一首歌谣在百姓口中代代传唱，唱出了中国北方古建筑的四样瑰宝：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关于赵州桥又有这样的吟咏：“赵州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聆听歌谣，就用词句作线索，这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已经找到四宝中的第三宝——正定的宋代隆兴寺、第二宝——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接下来持续寻觅的是赵州桥(安济桥)。1933年梁思成来到赵州，经过严密的勘察和丈量，终于认出了那沉睡的美人。
位于河北赵县南门外三公里河上的安济桥，隋代大业年间由匠师李春建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敞肩拱桥。敞肩——不加肩柱而在宽河上拉出桥身，营造术上的高难度可以想象，现今不易，古时更不易。桥身两端各开出近半圆形大小二洞，是它外观上最好看的地方。据文献记载，李春当时为了处理山洪爆发、水位突涨的问题，因而“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同时也想由此减轻桥身重量，节省工料。
专家看精工，普通人看外貌。想必是因为这敞肩和通穴，和只使用了长卷、半圆、抛弧线，使安济桥的身姿看起来是这么舒坦缓和、朴素纯净、灵透典丽。它从两岸跨出一道长虹，在天地间升起五座新月，通过它远望、近望，北方的村庄和林野是那么古拙悠长。世上真是再没有一座桥能够这么雍容、闲静、优美地融入中国的人文地理了。
本来只能在文献中爱慕，现在见到了真身，青年建筑学家和“伟丽惊人”的它面对面了。那真是惊艳倾倒的时刻，后来在考察报告中梁思成记录那一刻的心情“实在赞叹敬仰不能自已”，说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工程技术和艺术形象方面的重大创造”。为美丽的石桥，他反复为文，引起了国际性的重视，现今建筑史写到拱桥一章，免不了都要推举中国安济桥为最古老又最卓越的先例。
五台山寻宝
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来不相信日本人说的，只有在日本才能看到中国唐代建筑，他们坚信在中国的土地上，必定存在未经后代修缮过的唐甚至唐以前的建筑。他们记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写的《敦煌石窟》一书里，复印有两张莫高窟61洞的唐代壁画，画的是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地图，图中标出了各座庙宇的所在和庙名。
这一回他们依靠的是图画，就把五台山的地图作为寻宝图。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和学生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走上了前去五台山的迢迢寻宝路。他们先坐火车到太原，折北坐汽车走了128公里，再换骑驮骡，摇晃颠簸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艰辛地走了两天，当他们在夕阳中看到期待已久的宝寺时，一如后来梁思成在《记五台佛光寺的建筑》中写的：“那真是令人兴奋的时刻!”对古寺来说，却是回气还魂的复活时刻：“隐没千年的东方建筑的经典终于初露雄姿：硕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都表明这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
五台山佛光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寺，也是木结构建筑的经典。谁要是来到它的跟前，进入殿堂，都会由衷地生出崇敬和赞美。它的梁架、斗拱、藻井结构特别复杂壮观，在坚硬中透露着柔软，沉重中隐藏着纤巧，纷繁中展列严谨的秩序。学者们说，在现存中国古建筑中，这拱顶结构高达全寺高度的一半，挑扬出的层次最多、距离最远，于是向外提扬起沉重的寺身，一种在控制中激发生命力、古朴中充满灵动的风格，正代表了华夏文化兴盛期的精神。
为了寻找确凿的证据，他们爬梁上栋搜寻测量，梁思成详细记下了当时工作的艰苦：“那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檀条已被蝙蝠盘据，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
可是获得宝藏的心情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急迫：“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在后来一次勘查龙门石窟以后，林徽因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写信，写到工作的辛苦和收获的惊喜，两种经验总是交集，曾用“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来描述。1937年初夏的这一个黄昏，在美丽的夕照里叩敲古寺大门的一刻，年轻的建筑考古学者们觉得自己在叩敲的，必定是天堂的门吧!
一生的伴侣
梁思成和林徽因气质、体质类同，训练相等，才性相当，他们并肩齐驱，真是一生一世的伴侣。属于中国第一代专攻艺术及建筑史留学生的他们，从域外学成回国后，带回了一种不同的研习法。他们一方面敬守古法，勤于文献史籍的研读；一方面更注重田野勘查，追究实地、实景、实物，用实证来建立论点脉络。他们为中国营造学建立了科学性的研习基础，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领它进入现代时期。在战争和战争的空隙中，在蝙蝠和臭虫的袭击中，在家务事的打扰中，在病痛中，他们振作精神，做出成绩。他们为持续的战乱、病痛和政治迫害而苦，可是对生命仍旧乐观、对专业仍旧兢业。
梁思成因脊椎宿疾而一边用瓶子撑着下巴以减低疼痛、一边画建筑图。现在看到照片里瘦削的二人在病床边研究国徽设计图时，真是叫人不忍。学中国艺术史的人看了，恐怕还要更多一层惭愧的心情吧?
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使命感和危机感促生了他们的热情，产生一种力量，竟让他们超越了环境的恶劣和身体的羸弱。从接下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时起，他们就以担负中国建筑史的传承为己任，迢迢跋涉过古老的大地，聆听幽魂的呼唤，寻找禁闭的巨灵，让古建筑一一从历史的荒凉中走出。他们寻找的不仅是遗落的古构，更是民族的魂灵。他们让古建筑再现，督促再现的却是民族和艺术的自豪。无论外在环境怎样艰危，内在条件怎样不利，甚至在病榻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们都不曾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