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君县历史文物概况

宜君县历史文物概况（精选3篇）

篇1：宜君县历史文物概况

2014-6-1破坏历史文物、古建筑案例

广东百年古桥被强拆，多人被拒：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位于老隆镇的一座建于清代，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双孔石拱桥-杨溪桥

篇2：历史文物与历史教学

1. 增加了学生历史观察和想象的素材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文物能给人以立体感, 可供直接观察, 加强形象思维, 借以想象古代人

课堂讨论活动不仅是学生展示其学习成效和语言能力的“show time”, 更是学生发展综合语言应用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的重要契机。在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中, 讨论活动应该成为常态教学活动的一部分。教师在课堂讨论活动设计中要着眼于具体的学习目标, 通过认真设计讨论活动的话题、过程、组织和评价来提升其有效性。□◢

生动, 如不让学生看实物或实物图, 难以让学生体悟其精妙, 形成深刻印象。文物于历史教学的价值显现无遗。

2. 告诉学生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

由于种种原因, 文献上记载的错漏之处并不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实验) [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3]王蔷.英语教学法教程[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53.

见, 而新的文物史料能纠正其中一些错漏。例如, 历史上孙膑打败庞涓, 《史记》记载时间是公元前341年, 地点是马陵。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擒庞涓》竹简, 明确记载为发生在公元前353年的桂陵;庞涓也非自杀, 而是被活捉。最终解决了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有无《孙膑兵法》一书之谜。新课标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中就提到了《孙膑兵法》以及著名的桂陵、马陵之战, 充分说明了文物在纠正文献记载的错漏中的重大作用:告诉学生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

3. 及时更新了历史教学的内容

例如, 对山顶洞文化, 过去科学工作者进行碳14断代后, 得出距今18865±420年的结论。所以, 人教版《中国古代史》一直把山顶洞人的生活年代定为“距今约一万八千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 北京大学陈铁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袁振新和英国牛津大学海吉斯三位人类学家, 利用牛津大学的加速器质谱碳14测定山顶洞文化的年代为距今2.7万年至3.4万年左右。在2007年以前的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 所介绍的山顶洞人生活时代一直为距今约一万八千年, 直到2007年后才把山顶洞人的生活时代更改为距今约3万年。在教材没有更改前, 笔者就曾在一本考古杂志上见过相关资料, 觉得中学历史教学理应及时反映这项考古研究新成果, 立即在相关教学中把这一考古新成果告诉学生, 让学生在了解历史新知识的同时, 也懂得了文物的不断发现充实了历史知识的道理。为避免过于专业化带来的理解难度, 适合初中生的学习实际, 笔者当时取了个间值, 将山顶洞人的年代定为“距今约3万年”, 这一数据与2007年后的教材变更又不谋而合。

4. 弥补了有关历史教学文字记载上的不足

一些历史内容的文字记载往往不齐全, 甚至根本没有文字, 只能靠文物来弥补。例如, 由于原始社会还没有文字, 要想弄清那段历史, 靠的主要是考古材料, 即根据“劳动资料的遗骸”“来判断已经灭亡的古代社会经济形态”, 是靠着“北京人”、元谋人、蓝田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一大批遗址的相继发掘, 才揭开了古代中国特别是史前时期古代文化的面纱。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所叙述的原始社会的历史, 都是根据考古材料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的。又如, 关于汉代皇帝和高等贵族的葬服“玉衣”, 虽然在《后汉书·礼仪志》等古籍中有记载, 但具体形态和制作方法一直不详。后来靠着在发掘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首次发现的完整的“金缕玉衣”, “玉衣”之谜才真正被揭开。

5. 达成了学生文物保护意识的教育

由于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 有些还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如阿富汗的巴米扬巨佛, 它历尽沧桑, 躲过了多少人间天灾人祸的劫难, 却在文明日益昌盛的今天, 被塔利班的大炮、火箭轰击得粉身碎骨, 不复存在, 这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由于利欲熏心,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珍贵文物被盗被毁事件屡屡发生, 令人痛心疾首。许多文物由于年代久远、保存条件恶劣, 已经残破不堪, 它们在学生的眼里, 不免被看成废铜烂铁。所以, 利用文物进行历史教学, 一定要说明文物的价值, 进行文物知识和保护文物的教育, 让我们的下一代愿意亲近文物、爱护文物, 关注我国文物保护的现状, 热心有关文物保护的公益活动, 树立“保护文物, 人人有责”的意识, 从而达成文物保护的教育。

二、文物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方法

在历史教学中, 如果单靠教师口头描述, 未免给人以“海客谈瀛洲, 烟涛微茫信难求”之感;若有实物作证, 则能大大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具体感和真实感。由于文物的收集、保存存在诸多困难, 中学历史教学要在课堂上直接引用文物实物并非易事。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在教学实践中, 笔者采用如下一些方法, 效果较好。

1.展示距今较近的小文物、类似物品或复制品

课堂上直接展示一些距离现在时间较近的小件文物、类似物品或复制品, 如明清或近代的劳动工具、服饰、家具、瓷器、明器、古钱币、旧邮票、旧书刊等。只要教师平时留心, 还是不难办到的。笔者就经常去逛古玩市场, 收集了一些诸如唐朝的开元通宝、清代的康熙通宝等铜钱、近代的“袁大头”以及古代的服饰、家具等。这些文物拿到课堂上展示时, 要介绍文物的名称、所处的年代、出土的时间和地点, 并尽可能说明文物的用途、制作方法及它们在当时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等文史价值。例如, 笔者在讲“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时, 鉴于城市学生对农业生产工具比较陌生的现状, 把镰刀、锄头、铁锹、犁等一些现今农业生产工具拿到课堂上展示, 由于具有类似性, 也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尤其是犁的展示, 使学生形象地了解了唐代曲辕犁的结构及它轻便灵活的原因。又如, 在讲“农耕时代的手工业”中的瓷器制造业时, 笔者将家里的一些现代白瓷、景德镇瓷器及青花瓷拿到课堂上展示, 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除了展示文物外, 对中学历史教材中涉及的许多古今中外历史文物和古迹, 教师如果能仿制后运用, 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如我们可以制作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模型, 再结合相关影视画面, 就能很好地引导学生了解古代宫廷或民间的建筑艺术, 激发其求知欲。沈阳铁路局锦州铁路三中的历史教师岳志忠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仿制文物作教具之用, 十几年间仿制了400多套、1000多件“文物”, 浓缩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他的历史教室因此成为国内唯一的物证法历史教室。我们应该以岳老师为榜样, 多在历史教学仿制教具上下功夫。

2.组织学生实地参观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 历史古迹遍布各地。我国又是一个有重“史”传统的国家, 各省、市、县大多有综合性历史博物馆或各类纪念馆。作为文化名城, 杭州市的文物条件更是得天独厚, 我们完全有条件带领学生参观相关的文物古迹、历史博物馆以及各类纪念馆等, 启迪学生结合学习内容收集材料、探索发现。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等良好习惯, 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提高综合能力。同时, 也有益于增强学生对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认同, 培养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和建设家乡的强烈愿望。

笔者在讲“农牧文化的交融”提到精忠报国的岳飞时, 就利用班会课的时间带领学生参观“岳庙”。一次, 笔者带九年级毕业生去余姚参观了河姆渡博物馆, 回来的路上学生大发感慨, 有的说历史原来距离自己并不遥远, 就在身边;有的说这么重大的历史就发生在浙江, 真让我们自豪!

3.引用文物上的文字材料

许多的文物上附有文字, 如殷代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 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 更不用说竹木简、封泥印玺、帛书、碑石、墓志、古籍一类的出土文物了。这类文物上的文字材料, 单独看似乎与文献资料一样, 其实不然。文物上的文字是当时古人留下的手迹, 一般被公认为是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 其价值远胜于一般文献。笔者在讲到“唐蕃和同为一家”时, 就引用了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上的碑文, 形象地说明唐政府与吐蕃“和同为一家”的“舅甥”情谊, 收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4.运用出版物中的文物图像

文物图像包括文物的照片、拓片、临摹等, 它们都有实物依据, 真实可靠。现在的历史教材图文并茂, 每册有彩色、黑白图230多幅左右, 其中相当数量属文物图。此外, 还有出版的专业文物图册以及专为历史教学出版的文物挂图等, 涉及遗址、墓葬、建筑、石刻、农业、纺织、冶金、陶瓷、货币、书法、绘画、体育、文娱等各个方面, 是漫长历史留下的足迹, 能填补文字失载的空白, 纠正史籍的谬误。同时, 这些古人留下的精致的艺术珍品, 也能让学生在美的熏陶和遐想中接受知识、牢固记忆, 更能提升思维、激发灵感, 培养求异思维和探索精神。

由于历史图像众多, 使用时要选取有代表性的、有说服力的, 以使佐证更加有效。例如, 在讲商周奴隶制时, 笔者先让学生看图———《商朝带枷的奴隶俑》《河南安阳武官村商王大墓》, 再阐述“在一件青铜器上, 记载着一个奴隶主向另一个奴隶主买来的五名奴隶, 代价是一匹马加一束丝”的道理, 学生就轻松地理解了阶级、国家、压迫的含义。

5.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

近年来, 许多文物和文化遗址被拍成了电影、电视, 并制成了录像带、光盘, 在计算机技术迅速普及的今天, 这些艺术作品为历史教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 利用多媒体技术优势, 将相关历史文物的影视片引入课堂,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效率。

篇3：通过文物书写历史

一个国王的离婚案：洛泰尔水晶盘

洛泰尔水晶是9世纪欧洲的一件文物。水晶呈圆盘状，盘中雕绘有8幅精美的图画，如同连环画般叙说着《圣经·但以理书》中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古代巴比伦，年轻美丽的商人妻子苏撒拿被两士师诬陷与人通奸，先知但以理以智慧识破恶人的阴谋，诬陷者被处死，苏撒拿的清白得以保全。因此，它通常被称为苏撒拿水晶。以洛泰尔水晶为名，一则因为水晶盘中有文字显示其为洛泰尔二世（855-869年在位）下令制造，二则因为洛泰尔二世的离婚案与盘中故事有惊人的相似。查理曼的后裔，洛泰林基亚国王洛泰尔二世要与王后塞勃格离婚，以便迎娶情妇沃尔德华达。国王以王后乱伦为因由请求科隆和特里尔的两位主教解除婚姻。主教们已经证实了王后的乱伦，但王后上诉到罗马教廷。教皇经过调查后宣布王后是清白的。王后的名誉得以恢复，国王的离婚也未能实现。比较这两个故事，我们发现水晶盘竟然如此巧合地将二者紧扣在一起。于是，看似只是一般性的惩恶扬善的劝诫图画，竟然在洛泰尔国王那里有了特指的意味。如果将苏撒拿对应于王后塞勃格，士师对应于国王洛泰尔，那么对苏撒拿贞洁的肯定与赞美，事实上在叙说着国王的悔过。这是挫败的国王向胜诉的王后忏悔的态度与努力。

然而，洛泰尔离婚中的真正障碍，其实不在王后，而在教会。中世纪基督徒的婚姻受教会的影响甚深。教会强调一夫一妻制，对于婚姻的建立和解除都有严格的规定。在中世纪欧洲，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离婚，只有经过教会同意的婚姻解除。解除婚姻的前提条件有通奸、乱伦、性无能或者在信仰上有过错等。这些规定有时候会与基督徒尤其是贵族的利益相冲突。王朝贵族为家族战略计，往往需要男性子嗣来继承大统。若妻子不能生育，首要的考虑就是停妻再娶，以求子嗣绵延。洛泰尔二世的情形正是如此。妻子塞勃格不能为王室带来后代，而情妇沃尔德华达则为国王育有一子一女。然而，基督教婚姻解除的原则中并无无后即出之条，国王并不能据此解除婚姻。于是人们看到一个非常基督教也非常世俗的理由被国王挖了出来，王后与其兄弟乱伦。这是试图在教会体制内来寻求出路。不过国王失败了，坐镇罗马的“但以理”否决了倾向于国王的地方教会的决议。不甘心的洛泰尔直到去世前还在不断地为此奔走。

洛泰尔二世，一个没有子嗣的国王，一个离婚没能成功的国王，一个匍匐在但以理脚下的国王，这精致美丽的水晶盘真的是为他制作的吗？

圣物崇拜的毁与立：圣像与圣匣

将正信凯旋圣像和圣荆棘之匣这两件14世纪中叶的物品对照阅读，很可玩味。前者是圣母玛丽亚怀抱圣婴的画像，后者是盛放圣荆棘王冠上的一根荆棘的匣子，前者来自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后者来自天主教的巴黎。从宗教角度来看，二者都可以称为圣物，对它们的追捧正是圣物崇拜的表现。

对神圣物品的崇拜，看似天经地义。然而，如果依据严格的原教旨的主张，此类崇拜带有明显的偶像崇拜特点。《旧约·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十诫就有“严禁雕刻偶像”的戒条。因此，尽管圣像等对于吸引信徒、传播教义有积极的作用，仍然遭到许多教会人士的反对。公元726年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颁布禁止崇拜偶像的法令，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毁坏圣像，禁止教徒敬拜任何圣像。违反禁令者，往往被抄家、游街示众、开除出教会，甚至处死。这一带有毁灭性质的运动，虽有反复却一直延续了百余年，直到摄政皇后西奥多拉于公元843年废除禁令、恢复圣像。此后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制作圣像及对圣像的崇拜在拜占庭都是合理合法的。因此，颂扬公元843年伟大复兴的正信凯旋圣像中，居功至伟的西奥多拉及其儿子米海尔三世站立在圣母怀抱圣婴的圣像旁，同时出现在圣像中的还有诸多有功人士。

西方天主教的世界从未贬斥神圣物品的功能，也不禁止信徒对它们的崇拜。相反，教会及世俗高层对于圣物的推崇，导致了无处不在的圣物崇拜。除了圣像，其他几乎任何跟上帝、耶稣、圣母、圣徒或者圣女等有关的物什，都成为信徒崇拜的对象。一滴圣母的乳汁，耶稣骑乘过的驴子的腿，施洗者约翰的头等，都是无上的圣品。当然，还有耶稣戴过的圣荆棘冠。法国卡佩王朝国王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斥巨资获得了圣荆棘冠。为了珍藏此圣物，国王专门修建了一座圣礼拜堂。当圣荆棘冠送达巴黎之日，民众的狂热情绪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圣荆棘匣中，只有取自荆棘冠的小小的一根刺。难怪英国人要嫉妒：我们应该拥有更珍贵的圣物，因为我们的国家更伟大。

一根刺虽小，却关乎灵魂的得救。圣人的遗物，具有拯救灵魂的功效。以至于，买卖圣物、伪造圣物等现象在中世纪屡见不鲜。借助外物以寻求灵魂的拯救，在严肃的基督徒看来无异于是缘木求鱼。但善功与信仰、世俗与神圣一直就这样纠缠。基督教主张“教会之外无拯救”，不过在教会之内，拯救的方式有些狂热。

大门口的敌人：树皮盾牌和羽毛头盔

一件是澳大利亚的树皮盾牌，一件是夏威夷的羽毛头盔。关于物品所属的土著的历史，它们几乎不能告诉读者多少有用的信息。盾牌的颜色和制作的材料，羽毛的珍贵和象征等等内容，只能留给读者关于土著文化的想象空间。

它们真正所能叙说的是两个世界碰撞的历史。树皮盾牌和羽毛头盔，都是防御性的装备。巧合的是，澳洲大陆和夏威夷的土著要抵御的，竟然是来自未知世界的同一拨敌人。1770年，这块盾牌被澳洲土著举起来抵挡詹姆斯·库克船长的火枪射击。1778年，这件头盔被夏威夷土著作为礼物送给库克船长；但显然它作为礼物的和平和善意的功能没有实现，第二年库克被当地人杀死在夏威夷。库克死了，原因成谜。无论双方是否存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误解，这些外来者已经来到了土著的大门口。对土著文明震惊也好、鄙视也好，外来者的态度和行为最终都归一于绝对的占领。库克闯入之后的历史证明，土著们其实并没有误解这些殖民者。澳大利亚整个东海岸被库克宣布“以乔治三世之名”而享有所有权，此后这里作为囚犯的流放地，开始了漫长而惨烈的灭绝土著的历史；夏威夷自库克之后维持百余年的独立，最终还是于1898年为美国所吞并。

树皮盾牌和羽毛头盔，并没有抵挡住掠夺和种族灭绝历史的开始。

历史的书写者就是他人记忆的窥视者。文物自然也附着诸多复杂多样的记忆信息。通过文物的记忆来讲述历史，从来没有被历史学家排斥在外。不仅如此，文物还能带给历史书写以别样的感觉。前文所引述的几件物品及其背后的历史正是如此。然而，较之于成文的资料，文物的记忆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和系统。要讲述和书写文物背后的历史，不仅需要与之相关的文字信息，更要求诸于想象。或者说，通过物品所讲述的历史，大都是想象的产物。尼尔·麦格雷戈甚至认为：“在充足的想象力的帮助下，通过物品讲述的历史比仅靠文字还原的历史更为公正。” 对此，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没有这位大英博物馆馆长那么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