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向乡村学习

2024-04-27

王澍:向乡村学习(精选8篇)

篇1:王澍:向乡村学习

王澍:向乡村学习

在2012年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后,王澍的兴趣转向了乡村。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明在城市里已成废墟,仅在作为根基的乡村里还剩下一点。向乡村学习,在乡村建造,也是对这个时代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抵抗。重名之下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建筑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王澍正在给他的新一届研究生评图。几个方案一字排开,都是有关如何将传统建造方式带入现代的。这一方向是王澍就任院长的这个建筑学院的特色,也是中国建筑学教育几十年来都悬而未决的大问题。显然,这对于这些刚刚升入“研一”的学生们来说很有挑战,大部分方案都遭到了王澍毫不留情的批驳。旁边的书桌上放着一瓶墨汁,几支毛笔,铺着几张棕黄色宣纸,纸上的字显然是刚写上去的,墨迹还未干。风风火火打理着各种事务的王澍妻子陆文宇告诉我,这是某个学生写的,也来自师承。这个习惯是王澍自大学时代就养成的,他几乎每天早晨都练一小时字,这能给即将开始的一天带来平静。如今,平静对王澍来说尤为可贵。作为普利兹克奖历史上第二年轻、也是第一个非西方建筑师被加冕后,王澍获得了他未曾企望的名声。这一明星效应如此显著,以至于一直作为抵抗建筑师代表的王澍,成为各种商业和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要将他推向他所抵抗的那一面。在此之前,王澍的生活是半隐居色彩的,甚至在获得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之后,很多建筑圈内的人都在打听他是谁。他自认是一个“业余”建筑师,和陆文宇共同创立的事务所也被命名为“业余建筑工作室”。“业余”一词在这里有对“专业”的反讽意味,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不为金钱和名声束缚、随心所欲的自由,“可以随时工作,随时不工作”。他的建造方式也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与技术相比,他更喜欢手艺;与建筑相比,他更愿意造房子;与建筑师相比,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文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普利兹克奖选择王澍的原因,他们看重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尤其是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平庸建筑物被批量生产的中国。普利兹克奖如何改变了他?王澍说,他的立场不会改变。他告诉我,几年前他和库哈斯在卢浮宫有一次公开对话,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库哈斯最后撂下一句话,要等着看。“你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名了。在这样的重名之下,我们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当然有些事情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以前他的工作室每年只接一个项目,获奖后有成倍的客户找上门来,他坚持只增加一个,每年一共做两个。而且“普利兹克奖效应”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他逆潮流的建筑观有可能对政策造成影响,进而影响主流建筑活动。“我会选择真正可能影响社会的项目,尽管有些是‘吃力不讨好’的。比如每年的两个项目中,一定有一个在乡村。乡村现在占到了我工作的一半。” 2月的象山校区,已经有了一些春天的痕迹。早早萌芽的小草在未经硬质铺装的路边蔓延,有些就在教学楼破旧砖瓦铺就的墙面里滋生,让这里更有野生的味道。这个刚刚10年的校园是王澍获奖之前的代表作,就建在一座村庄里,保留了农业结构,道路也是根据农田的阡陌肌理确定的,建筑物顺应山势、模拟山形,看上去像是已经在这里很久了。有位朋友在看了之后问王澍,背后这座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人自问自答:“这山是建筑完成之后才出现的。” 我们离开的时候,王澍的学生们正聚在建筑学院的中庭乐此不疲地玩一个游戏:一个人把这座楼从上到下所有的窗户一扇扇全打开,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既是窗,也是门,连起来又成了墙,总共有四五十扇。等那些厚重的木板全部被推开,风和光钻进楼里,室内室外连为一体,就像是打开了一个魔术箱。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也开启了和老师一样的信念:“我们身处一个由疯狂、视觉奇观、媒体明星、流行事物所引导的社会状态中,在这种发展的狂热里,伴随着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混合着由文化失忆症带来的惶恐和轻率,以及暴富导致的夸张空虚的骄傲。但是,我们的工作信念在于,我们相信存在着另一个平静的世界,它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暂时地隐匿。” 富春山居何在? 普利兹克奖之后,王澍的两个最新项目都在富阳,一个是富阳山馆,一个是文村。他称为相互呼应的“一对项目”,正好是一城一乡。或者放在《富春山居图》的情境中去看,“一个是‘山’,一个是‘居’”。《富春山居图》是它们共同的文化背景。元朝末年,古稀之年的黄公望云游至杭州西南角的富春江畔庙山坞,被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恬静野逸打动,在此结庐隐居十几年,往来于两岸,模山范水,几年后完成了名作《富春山居图》。600多年过去,黄公望隐居的庙山坞仍在富阳境内有迹可循,这一段富春江也被普遍认为是《富春山居图》的自然范本。据富阳学者史庭荣考证,这一带的山水与画作所绘景物相契合:“画中采用的以平远法为主展开的长卷式构图,给人空旷开阔的意境;以长披麻皴为主的疏松笔法,概括了清净明朗的山体;而圆浑柔和的山峰,水天交接处墨色渲染的一抹远山,正是富阳富春江两岸的山形。” 这幅名作的传奇还在于多舛的命运。300多年前,《富春山居图》被焚为两断,前段称《剩山图》,后段称《无用师卷》。几经周折,《无用师卷》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剩山图》则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直到2011年6月,分离300多年的两段才终于在台北“故宫”合璧展出。而对富阳来说,更遗憾于没能将《无用师卷》迎回“家”,没有供画作展出的场地,后来也因此启动了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三馆合一的“富春山馆”项目。“这个馆要以《富春山居图》为背景,但是人们往往容易沉浸在对历史的想象中,看不见现实。现实的这张《富春山居图》里面,已经高楼大厦成群了,哪还有当年《富春山居图》的影子呢?”王澍直截了当对找上门来的原富阳县委书记说。他告诉我,做一个山水画传统背景下的美术馆,这本身是有意义的,这种自觉意识也促使他接下了这个项目。但是真要做的话,其实是带有某种反讽意味的:“富春江水长流,富春山居在哪里?”所以他认为,不能完全从一张画的美学角度去美化地方传统,在想象中说有多美。“我要用这样一个建筑来让人们重新意识到:我们有可能以某种方式与自然山水间形成一种友好的关系,我们的文化曾经有这个能力,现在或许也保留了一点这个能力。但同时,这个建筑还要反衬出现实的丑陋。” 即将完工的富春山馆坐落在富阳的高架桥入口处,背靠鹿山,面对富春江。王澍称之为一个“大山大水的结构”,他设计的起点就是如何让建筑与山水间形成真实而强烈的映照。工程负责人洪青龙带我进入还在施工中的馆舍内部,他告诉我,这里是一座“建筑的《富春山居图》”。这不仅是一种字面上的形容,事实上,王澍的设计思路直接与这张山水画有关。怎样让一个建筑的观赏体验,就像在看一张中国山水画?关于建筑和山水绘画结构的讨论,一直是王澍建筑思考和实践的一个重点。中国画讲究“三远”,指三种不同的透视角度——“高远”“深远”和“平远”。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里曾定义:“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问题是,“三远”是指二维的画面,怎么用三维的房子呈现出来?这样的转换让人好奇。富春山馆的入口,要先穿过一组小桥流水,就像山水立轴下方的近景,有一种“山外观山”的体验。进入馆内,则要行走一段盘旋的通道,黄色木板在灰色墙面上形成鲜明的视觉冲击,是从山下向山上仰望的“高远”观法。王澍说,这也是借鉴了黄公望的手法,将入口部分压得很低很低,到后面逐级抬高。从“外山”进入“内山”,则进入了一个异常繁复的世界,“山内观山”,也是在山体间盘旋而上。走出门,从顶部盘旋而下,又有一种形而上的回望。至于“深远”,王澍则转换成了“阔远”。他说,这是受了黄公望《山水画论》里的启发:“江南地势局促,山多,但不是很开阔,所以黄公望说‘阔远’,是说人站在这儿,隔着一条河,对面有座山拔地而起,这时候人的眼睛像被拉成了宽荧幕一样,出现了扩张感。不是想象中天高云淡的阔远,而是在某种压迫下产生的扩张。”所以王澍在主体建筑对面专门建了一个观山厅,这是一个典型的宋代山水画“正观”的位置,眼前的富春山馆显得特别大,像一座山一样。另一个直接借鉴黄公望的是皴法,黄公望认为皴法是决定性的,在构思任何山水画之前,都要先想好画什么山,画什么皴。所以在富阳山馆里,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山形主建筑屋顶的皴法,王澍将一些红色的旧瓦片不规则地嵌入灰瓦中。王澍说,富阳山馆是介于单体和群体之间的建筑——美术馆、博物馆一左一右构成主体,小体量的档案馆相对独立,后面还附设了长条形的后勤部分,几部分正好构成了一个三山结构——主山、次山和远山。三山的对面建了一座塔,“望山楼”,我们从这里登高,可以俯瞰到建筑的“主山”,远处是“远山”。这是“平远”的视角,也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经典角度。而将视线继续延伸,这座建筑的“山馆”已经与更远处自然的“山”融为一体了。王澍接受富阳山馆委托的前提,是同时要在富阳境内做一个村居的保存。如今富阳已经成为杭州的一个行政区,当时还是个县级市,境内有297个村庄。王澍调研后认为,已经有277个没救了,还剩下20个破破烂烂的,带有一点村居的痕迹。他告诉我,当时稍微带一点要挟的意味,说如果不做一个村子,那么他对做这个博物馆也不是特别有兴趣,因为他已经做过很多博物馆,不需要在名单上再增加一个。所以后来的文村项目,相当于是他“生造出来的”。“普通”村庄 从杭州到富阳,大约60公里,再到文村,又有50公里。文村,是富阳区甚至杭州市的最西端,再往前走就是山,没路了。这个村子看上去再普通不过,建在半山,有一点农田,有一些日益没落的家庭小工厂,年轻人大都去了城里打工。说它是老村,这里大多数人家都盖起了“小洋楼”;说它是新村,这里又保留着一些破旧的老房子,不过最老的也就上百年。王澍说,当时浙江省建设厅的领导专门来看他的选址,直接就傻了:“王老师您怎么选这个村子?太普通了。” 其实王澍看中的,就是文村的普通。他告诉我,浙江省这几年对保护乡村越来越重视了,从一开始的“保护一千个乡村”,到现在的“保护两千个,展望保护三千个”。无论如何,这些被列入保护名单的村子,省里会给钱,给政策,有人管。问题是,省里至少还有3万个村子,大部分是没人管的。他觉得,有人管的他可以暂时不管,他要管的是那些没人管的村子。“像文村这样看上去特别普通的村子,我称为‘半残废’。‘半残废’现在已经算是好的了,我做了普查,整个富阳充其量也就剩下20个,还有救,但基本上属于病入膏肓,需要华佗和扁鹊那样的手段,要有回天之术,才可能救得活。” 王澍上一次为乡村做建筑,是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也是那届世博会唯一的中国乡村主题馆。“实际上那是个超级土豪村,村里的钱多到准备办银行了。当我一看到村委会里那个美国郊区别墅群大沙盘,就知道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我对宁波市领导说,只表现滕头的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有兴趣做一个建筑,剖切一下这个地区乡村建筑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也许能推断一下它的未来。”王澍给村民设计了全新的农民公寓。因为他们住的都是别墅,乡村里那种社会邻里关系荡然无存。他反过来做公寓,每个公寓里有三五户,希望村民能重新形成邻里关系。滕头村当然是一个极端。但是在富裕的浙江,很多乡村即便不像滕头那么土豪,大多也已经以一种低版本的方式彻底切断了与历史的联系。在我们从富阳到文村的沿途,目光所及基本都是“小洋楼”,三层,四层,甚至五层,一幢一个样式,混乱无序地拥塞在路边。当地人说,之所以看着乱,也是因为这十几年的流行变化快,一开始是屋顶尖尖的“埃菲尔铁塔”,后来是串葫芦式的“东方明珠”,现在则是坡屋顶的“田园别墅”。从洞桥镇到它下属的文村只有一条路通到山边,景色也越发开阔了。可以想象,这个山脚下最后一片居留地,因为地处偏远,和外界的各种物资、人力及信息交流都是相对滞后的,这也让这里有慢半拍的感觉:河对岸的老村,还有些几十年、上百年的房子留在那里,或者有老人依恋老宅,或者没来得及拆。王澍第一次来到文村的时候,也是被这种半新半旧的状态打动了:“出于偶然,也出于远见,他们建新村的时候,隔了一大块农田在对面建,没有直接去破坏老村。新村里建了新房,但老村里只是零零星星有一些老房拆了重建。村子里半新半旧,两种状态对在一起,而整体的道路肌理还在。如果说我是一个建筑医生的话,看了之后会觉得,下药重一点应该还能救得回来。” 新与旧的错位 如今文村的门面当然是王澍设计的房子,从村口向河对岸望过去,一排两三层高的民居沿河排布着,以现代建筑语言汇成不同的空间院落组合,杭灰石、夯土、抹泥、白灰、混凝土……似曾相识的材料和工艺又搭出了传统质地的墙面,放在这个破旧的小村庄里也不觉得突兀。村支书沈樟海告诉我,王澍这些新房子其实是在旧民居中间穿插着建的,中间一些有保留价值的老房子都没拆,建好了很多人来看,一下子竟然分辨不清到底哪幢是新的,哪幢是旧的。就连村民自己,现在也有点混淆新和旧,本来河北岸是新村,南岸是几乎被遗弃的老村,结果现在老村“拆新建旧”,成了新的焦点。沈樟海在2014年3月第一次见到王澍。之前他只听说有建筑大师要来农村建房子,并不知道“王澍”是谁,特地上网查了一下,看到他在世界上拿了什么奖,觉得“名人效应”总归没错。其实一开始,洞桥镇有四个村子让王澍挑,文村先被选中。沈樟海事后分析,这是因为文村有一条河穿村而过,位置开阔一些,而且还有些老房子,相对符合改造要求。还有个巧合,是他们正计划在河的南岸建一个新的民居点,新建15幢房子。文村之所以形成目前新旧并置的格局,其实是来自历史上不同寻常的风水选择。沈樟海找出族谱给我看,里面保留了一张老村的地图,村庄夹在两座山之间,中间一条河穿过,所以最初建房有两个选择,一是山之南,水之北,在风水上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本来可利用的地块就不大,这样一来,田地就只能选在河的南岸了,再南面的另一座山会把阳光挡住,对庄稼生长不利。所以文村的祖先们做了相反的选择,将人居住的房屋建在背光的一侧,田地则放在阳光充足的另一侧。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要新建房屋,就将新村建到采光更好的对面去了。这样的选择也是特别让王澍感慨的地方。他意识到,风水实际上是敬畏与道德双重约束的文化。“当人必须为生存做出选择时,风水就帮他们做出一个貌似不合理的选择,就是背南面北,这样对农田产生的阴影是最小的。所以我对村民说,他们的祖先绝对是值得敬仰的。相比之下,现代人的道德觉悟不如祖先,他们只满足这个时代自己的物质愿望,不考虑后代的利益。这是个很有趣的案例,直接折射出传统和现代之间更深刻的关系。” “‘沈’是文村第一大姓。据族谱记载,唐朝时祖上在朝当武官,一次打仗输了,带着五个儿子往五个方向跑,其中一支就到了这里,开枝散叶。”沈樟海摊开那张老地图,“老村的形状像是一艘船,沿着河的流向,上村种着几棵银杏树,下村有几棵柏树,相当于船的两根桨。以前的村庄格局特别讲究,农田阡陌,移步换景,我小时候还有‘文村八景’,每一处景观都配了一首诗,现在只剩下一两处了。祠堂还在,但过年过节不再使用,变成了老人去世停灵的地方,平时人就去得少了。” 沈樟海告诉我,文村自古“七山二水一分田”,每户平均有一亩稻田,冬天再种点油菜,只够自己吃。改革开放后家家户户开始养蚕,规模达到每期1000多张,一年有三期,一张能卖几百块钱,成了主要经济来源。但好久不长,这个产业逐渐衰落了。2000年后乡镇企业转制,很多技术人员回乡办厂,沈樟海也是其中之一。他原来在洞桥镇上的机械精加工厂,机械精加工是洞桥的两大支柱产业之一,没改制前这个厂有400多人,销量一度占到全国市场的六成以上。他做了十几年技术,改制后决定回村自己办厂,最红火的时候做到30多人的规模。后来村里陆续有20多户办了小五金厂,全村1800人,有200多人从事这一行,远近闻名。沈樟海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也在那个时候被推举为村支书,如今已经12年了。文村十几年“工厂时代”的家底,都体现在河北岸的新村了。因为以前土地管得松,一部分菜地改成了宅基地,几乎每家每户都新建了楼房,而且一家比一家时髦。沈支书家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像座城堡,还有个东方明珠似的尖顶,远远就能看见。几年前因为工厂要扩大规模,他把搬走的村小学所在地买了下来,建成工厂,一家人也住在这里。这个厂主要做装订书籍的胶装机,楼上的库房里整齐摆放着几十台成品。沈樟海自信地说,除了大型机械做不了,他们什么配件都能做。他站在机器旁边操作起来,动作娴熟。只是如今这个产业也辉煌不再,他的厂里只剩下七八个人,都在50岁以上。“一方面是现在都用数控技术了,另外也越来越难招到人。三五千元一个月没人愿意来。因为文村地处桐庐、临安、富阳三县交界处,只有一条路从镇上通进来,和城市离得远,本村的年轻人都想到外面去,外面的人也招不进来。” 他们不是没有想过别的办法。因为最近几年浙江整体乡村旅游的兴盛,文村也开始挖掘自己这方面的资源。想来想去决定搞“生态+观光”农业,把村集体所有的那块田里种上了油菜花,每到春天,金灿灿的油菜花开,再加上山上还有一片野生的杜鹃花海,也是诱人的美景。只不过,几公里内的村子里都已经种上油菜花了,相邻的贤德村更是别出心裁地想出了在田里作画的办法:将小麦穿插种在油菜田里,春天一到,绿色的小麦在黄色的田里非常显眼,爬到对面山上的某一处位置,就可以看出精心设计的图案。每年的图案都不一样,据说有一年是“状元看书”,因为那里出过唐朝第一个状元,去年是“杭州G20”,还有一年是《富春山居图》。这个季节正是农闲,村里每家每户凑了份子,多则500元,少则100元,把富阳的越剧班子请了来,让他们在村里唱上几天戏。晚上7点天就黑了,以往这个点准备睡觉的村民们,也兴冲冲跑去礼堂看戏。一开始是村里的戏迷轮番上台过瘾,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扮上行头的演员正式开唱,来看热闹的年轻人们有点不耐烦了。越剧的节奏太慢,唱词也有些听不懂,能真正陶醉在咿咿呀呀戏文里的还是老年人。和居住方式一样,乡村里传统的余韵还在,但是怎么在现代生活里延续,还是个问题。给农民造房子 王澍一直强调,他不是造个房子放在乡村里,而是真的给农民造房子,让农民能住进去。所以他一来,就重新设计了新的民居点方案,新建加上改建,总共30多幢。他和陆文宇挨家挨户去调查,让村民提意见。原来的新民居点方案是整齐划一的“小洋楼”。这正是王澍认为现在乡村的最大问题,他称为“内部的贫困”。“如果说村庄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只有粗略的外部,它的内部几乎没有与生存关联的细密构造。”他认为,强调差异性,也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很多人一说江南就是‘黑瓦白墙’,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材料。但是如果去农村逛一逛,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化的‘黑瓦白墙’,它比想象的丰富得多,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如果我们把它概念化了,其实是假模假样地以所谓的某种风格把乡村文化的生命给断绝了。” 所以他给这些房子设计出24种变化,也是实验多种可能性。首先从格局出发,有8种空间类型——正三合园、偏三合园、前后院、单前院……类型确定后,再把材料的变化加进去,杭灰石、夯土、抹泥、混凝土……最后形成了24种排列组合。空间重建的实质,其实是试图重建社会结构。王澍说,一方面是以比现在的新农居密度更高的方式,重建乡村邻里结构;另一方面,也在每一户的内部,重建以小庭院为核心的文化结构。他希望每一户都能有独一无二的识别,让他们觉得,“这是我们家,我们家和你们家不一样。尽管都在一个村子里,就像一个家族里的兄弟姐妹,有点像,但是能分得出来谁是谁”。南方传统民居的文化核心,是天井,王澍这一次把天井加进了每一幢新设计的房子里。现在农民建房时都把天井舍弃了,觉得是浪费面积。王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宅基地政策的不明确导致的,所以他专门去找政府。“既然是实验,能不能给个政策,10平方米的院子不算在宅基地内?有了这个许诺,农民就能接受天井。当然接下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得陇望蜀的要求,能不能在顶上加个盖?这是不允许的。”他觉得,这个精神核心不可或缺。“中国人自己家的小天地都带着某种类宗教的含义,人和祖先的关系、和天地的关系,都靠天井来体现。哪怕只有10平方米,也是要透气的。” 这些房子是要拿来住的,村民们对王澍提出了不少功能需求。比如有人觉得,一开始设计的卫生间不够大,因为农村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卫生间里还会放好多东西,其实是卫生间加储藏室。还有厨房,基本上一层楼里有半层都得是厨房,连柴灶也要放进去。王澍调查下来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山上常年产生大量死去的杂木,树林需要清理,在一定程度上,砍柴是一种生态的做法。有人提出需要一个农具室,就是在一楼要有一个地方,放锄头、镰刀这些粘泥土的东西,得一进门就能用。还有的家里要开小五金厂,或者要养蚕,也需要透气好的大空间。所以王澍设计出一种空间类型,一进门就有个大空间,可以有多种用途。可选的房屋类型多了,接下来更复杂的问题是怎么选。村民们就分配规则讨论了半年,最后还是靠抓阄来决定了。王澍认为,他们为可能发生的博弈,准备了一个足够多样性的背景。之后制定博弈的规则,最后得到一个对个体家庭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选择结果。当然抓阄后的选择也不完全偶然:“一开始大家觉得夯土房子会没人要,但实际上它第一个就被选走了。因为农民觉得,这个房子拿来开民宿,生意一定会很好。” 另一种可能性 村民们对王澍的房子,一开始是难以接受的。看上去半新不旧,还带个天井,完全不是想象中的“别墅”。沈樟海花了一年多时间来说服15户待迁入的人家,还组织他们去附近旅游搞得好的村庄取经,看看另一种可能性。郎根强看到了“老房子”的价值,觉得眼前一亮。他原来自住的三层楼房建好只有十几年,因为正好在这次整治的沿河一线,“半土不洋”,影响景观,被列入拆迁改造范围。他本来觉得这次置换得有点亏,因为他原来的那幢房子建好只有十几年,施工成本大约每平方米2000元,两年前拆掉时按每平方米800元赔偿,去年底搬入新建好的这幢房子,成本大约每平方米3000元,按1500元置换给他,装修又花了50万元,算算亏了30万元。有的邻居一算这笔账,选择不搬,只愿意让王澍改造一下建筑立面,还有人连免费的立面改造也不情愿,就维持原样不动。他们现在都追悔莫及。“农村小洋楼顶天100万元。现在王澍设计的房子,听说有人出到800万元了。” 郎根强这些年一直承包村里的各种工程,建房,修路,架桥,算是见多识广,也愿意做出改变。这一次王澍为了让当地人接受,同时又把造价控制在足够低,尽量采用了当地的材料,又将一部分工程承包让当地人建,郎根强就是承包人之一。用当地的物料——砖、瓦、石料和混凝土相结合的建造技术,王澍这些年一直在实践,他称为“循环建造”,也是一种和“时间”的交易。对村里人来说,也像是重新发现了这些几十年不怎么用的材料。比如杭灰石,后山就有,90年代后就不用了,重新开采后发现,这种石头稍一敲击就能形成平整的片状,不用怎么加工就可以直接铺设在墙体上。还有夯土,就是把山上的黏土挖来,晾晒,粉碎,和砂石、水按照一定配比混合,搅拌,再借助新的技术,可以夯得特别牢固,而且细腻。郎根强说这种土墙配方特别生态,“几百年后这房子拆了,泥墙里可以直接种菜”。分房时先抓阄,郎根强幸运地抽到了2号,挑走了尽端的那幢抹泥房。他当时考虑得也很实际,一是周围遮挡少,视野好,二是面积大,格局好,三层楼的使用面积达284平方米,有5间卧室。他们夫妻俩拿出一间卧室来自住,其余4间改成民宿,取名“逸山居”,也是王澍这批房子里目前唯一开的民宿,供不应求。入住前去以乡村游出名的地方参观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在装修时实践了一种“古朴”美学:家具尽量用实木,装饰物去找当地有名的篾匠章樟荣来编,甚至去老人家里回收一些陶罐或者饲料槽,再去山上采些兰花。郎根强将刚掌握的抹泥技术也用在了室内,抹泥墙成了这里最大的标签。“你看这黄泥也有各种变化,太阳一晒是金黄,下雨天又变成了橙色。”住了一段时间,他更体会到传统材料和格局的好处:天井通风透气,抹泥墙的厚度有45厘米,冬暖夏凉。王澍和陆文宇后来也来看过他改造后的房子,陆文宇对二楼房间里美元图案的地砖印象很深:“特别后现代,也反映了目前的一种心态。” 我在村委会见到了吕胜新,他是众安公司在文村项目的负责人,已经在村里住了4个多月了。因为王澍的这批房子,他们想在文村投资开发旅游产业。吕胜新是台湾人,有国内一家著名民宿连锁品牌的工作经验,但是那家民宿开在景区,而文村只是一个偏远的村子。他认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要先做出一个产业。他向我描绘了一幅花卉产业的图景,模板是台湾南投一个著名的旅游地,“是‘花园公路’,也是‘公路花园’。那里的花不仅可以观赏,也可以出售,是一个可持续的产业”。他打算将这个产业搬到文村。“这里的菜地只是自己种,自己吃,剩下的菜烂掉了可惜,不如改成花田,种花,也卖花。不是花海,周边花海太多了,20公里内就有五六家,但花海只有门票收入。我们还计划做一个3000平方米的温室,将花期延长到10个月。住民宿的客人,可以每两个月来一次,走的时候带当季的花回去,丰富自己家的阳台。” 因为王澍的招牌,这已经是第二波要来文村投资的公司了。沈樟海说,之前就有一家公司要来做生态农业,在村里住了一年多,坚持不下去了。“那家公司要做有机蔬菜,说要精加工,无污染,打出广告——‘山泉水种的稻子’。但成本太高,农民自己种的稻子亩产是1600斤,他们的亩产只有500斤。虽然售价翻了10倍,但当地的消费能力实在有限。”沈樟海说,众安公司目前向前走了一步,和村里签下了除村民自住民居之外的18幢房子的20年租约,但是,农用地的合同因为涉及村、镇、区三级,一直没签下来。“农村人讲实际,口头上的东西不好算数。” 王澍对文村的下一步也很好奇。“原来这个村子因为太偏,是没人去的,现在至少村民开始有了一股热情。其实,偏僻也是一个有意的选择。我们害怕旅游者太容易过来,导致它过快变成一个旅游对象。另外,也担心商业力量过快染指这个地方。面对这么一个难以到达、又破又烂的村子,杭州人会有点犹豫。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犹豫,可以腾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主笔 贾冬婷

篇2:王澍:向乡村学习

成明珍

石兰松——全国最美乡村教师之一,光听名字就觉得很美。

石兰松,像中国水墨画一样美的名字,如山石一样朴实,如兰花一样幽香,如松树一样坚韧。

我真想走进石老师的学校上林县西燕镇大龙洞村刁望教学点,去亲眼目睹偏远山区学校的艰苦环境,去近距离感受石老师“敬业、大爱、信念、坚持”的精神。

今年10月15日,我校组织全体老师开展“弘扬师德,爱岗敬业,争做最美教师”的活动。我校50多人向上林县西燕镇大龙洞村刁望教学点出发了,下了班车,从大龙洞坐船驶向刁望教学点。欣赏着大龙湖秀丽的风光,我们不忘向船夫打听起石兰松老师的事迹来。

“他是老师,也是船夫,还是保姆。”说起石兰松,这位老船夫格外动情,“好人哪!”

老船夫打开了话匣子:

“从1985年到教学点任代课教师那天起,石老师一肩挑起老师、保育员和摆渡人的重担。每天清晨7时,他准时赶到湖边接附近的学生到教学点上课。26年来,他风雨无阻,把学生当亲生子女照顾,在水面上往返千千万万次,先后划破8条木船,接送过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他是我们大龙湖的‘摆渡教师’。是我们大龙湖的恩人啊!”

“刁望教学点,负责接收村里刁望、内泽庄、北乐、岜那、石盘5个自然屯的孩子就读。内泽庄和刁望之间,直线距离约1公里,但石山深崖和大龙湖将两屯隔断,内泽庄的孩子要去上学,就得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路途坎坷,成了山里孩子上学的拦路虎。修路,不行;搭桥,不行。”

“石兰松苦思冥想,想出了好主意:何不造一艘小船,自己接送孩子们上学?说干就干。他砍下自家的椿树,拿出积攒下来的200元工资,请人造船。就这样,每天清晨,石兰松都会如约守在湖边,接孩子上学;傍晚,又把孩子送回家。”

听着老船夫的话,我们大家沉默了,是在感动着,也是在沉思着„„ 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了刁望教学点,这是一个只有一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兼厨房的学校,条件很艰苦,是复式班教学。见到石兰松老师,人如其名,他是那样的纯朴厚道。

石兰松老师不健谈,但一句足矣。

他说:“我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我只不过做好我分内的事情而已,孩子们的安全是我的责任。我长年撑船,风吹日晒,像个船夫,远谈不上‘美’。真正美的,是孩子的心灵。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孩子们开心、健康地成长。”

在整个交流过程中,没有滚烫的话语,没有盈眶的热泪,却给人留下了太多的回味。“爱”“责任”“坚守”“信念”,这些“美好”的字眼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正是这几个关键词构成了高尚师德的核心,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今天,我们如何做教师’这一重大主题。”

从平凡到不平凡,再回到平凡中来,石兰松做的事看起来很平凡,坚持下来就很难得,如果心里没有对学生的爱,不把爱当作一种信仰,就不可能坚持下来。石兰松身上展现的这种爱心、责任、信念、奉献的品质,在当前这个社会弥足珍贵,更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努力具备的。

我想:作为一名人民老师,也应该具备这样的精神,把学生当朋友,当亲人,把学生的成长成才,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立足平凡岗位,做平凡的人,体会到不平凡的幸福,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石兰松—— 一位执著的师者,咬住青山,不动不摇,犹如一棵松柏,扎根沃土,唯有耕耘。

篇3:王澍:向乡村学习

四川省成都市日前出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将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中小学教师“县管校用”制度, 加快优秀教师向基层、向乡村流动。

“县管校用”, 就是教师的编制、晋升、工资待遇等涉及切身利益的事项由县级教育部门统一管理, 而学校则主要负责教师的使用、考核等事项。这一试点使教师由“学校的人”转变为“社会的人”, 缩小了校际、地区间的待遇差异, 推动了优秀教师向基层流动, 从根本上推动了教育的均衡化发展。

成都市从2007年开始, 就在郫县、双流县、温江区等地试点教师的“县管校用”制度。未来5年, 成都将在深化“县管校用”用人机制改革上, 坚持职务、职称晋升向农村中小学专任教师倾斜, 城镇中小学教师在评聘高级职务时, 必须具备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每年在县域内教师交流人数不低于应交流人数的15%, 骨干教师交流人数不低于同级骨干教师人数的15%;完善“市域统筹”的教师交流机制, 开展对口支援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等工作, 通过实施农村学校教师补贴、专项奖励等方式, 强化支教教师的待遇保障。

篇4:游向乡村的钞票

一群幼畜嗷嗷待哺,虽然主人大力吆喝,但是母畜却不搭理。怎么办?

2006年元旦,国家旅游局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2006中国乡村游”启动仪式,拉开今年“乡村游”主题年的序幕。消息随着媒体报道四散开去,乡村欢欣鼓舞,又一种新的经济开始被发现并铺陈出来。由于国家的卖力吆喝,各方也在大力造势,使得很多投资者对此项目伸长了观望的脖子,想从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切入机会。

国家大力吆喝

早在去年12月28日,国家旅游局就以旅办发〔2005〕123号文件的形式,确定了2006年中国旅游主题为“2006中国乡村游”,宣传口号是“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

何谓乡村游?一位旅游爱好者的撰文也许能给出回答,“炊烟袅袅、鸡鸣狗吠的老屋中,现代人浮躁的、没有着落的身心,一下子平静地着陆了,静静地回归到人类生活的本源。”作为以都市人体验农村风情、景色、民俗为主的旅游,乡村游能够将传统的农业转变为观光农业。此外,随着农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旅游也将成为乡村游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从目前中国的旅游市场来看,以农民为经营主体,都市人“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享受田园风光的旅游活动才是乡村游的主体。

国家确定乡村游的主题是为了促进城市和农村间的交流,号召更多的都市人到农村消费,提高农民的收入、推进农村建设。在“2006中国乡村游”的启动仪式上,国家旅游局的负责人还表示:“要发挥旅游在拓宽农民创收渠道、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等方面的作用,以旅助农,城乡互动。”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可瑞认为,“乡村游不只是一项经济活动。”他举例说,河北的野三坡是一处新兴旅游区,前几年野三坡的乡民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丰富的旅游资源,随着都市游客的增多,他们开始注意到野三坡的旅游商机,并逐步配备了接待设施、卫生设备,因此景区内农村基础设施等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和进步,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此外,随着外来人的增多,他们先进的思想意识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村民,从而提高当地农民的素质。

乡村游的迷惘与出路

“和出境游、大景区旅游相比,乡村游的利润实在太薄了,所以各家旅行社并不是很热衷于乡村游的开发。”北京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的王小姐一语中的。

“旅行社开发旅游项目是一种企业行为,是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的,如果不盈利的话,当然就不会重点考虑。”张可瑞十分理解旅行社的行为。

任何景区都有一个开发和培植的过程,乡村也不例外。旅行社作为景区与游客的中介,对双方的意见和需求自然会作充分考虑。如果游客对乡村游反响强烈,他们自然也会做这一生意的思考;如果乡村游中他们能得到足够的利润,那么当然能促成这一项目的实施。“项目晴雨表”的旅行社的表现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一行业的投入产生顾虑。是什么阻碍了游客对乡村游的热情,又是什么让旅行社对这一项目反应冷淡,必然有他们的道理。

首先,乡村固有特点影响了游客的游玩心情。具体表现在“游点”单一,或者某家盆景园很有特色,但冲着这个就去游玩的话,也许不会让人产生多大冲动。如果能在该地发动人们举行庭园盆景大比拼,扩大规模,那么自然吸引力就更大了。

其次,乡村自身的优势没有往旅游这方面发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日复一日的劳作,很难让农民们发现自身的特色所在,更不用说开发。如果有人能依据当地人某方面的传统习俗或生产特色进行打造,比如认种实验田,农村房屋租赁等,这些只需要作相应宣传和管理即可进行的项目,都可以成为特色。

第三,投资农村的很少有人从旅游这一项目中去思考经营。大多数人一说到农村便是种养殖或农副产品加工等项目。须知如果有相应的资金支持,根据当地的特色,成片管理开发旅游资源也是一种投资模式。比如,某县新开发了10万亩果园,于是,某人便与该地方政府签订了旅游承包协议,将周边所有农民家庭组织起来,成为“员工”,每年每月都给他们发工资,赏花,收果等引得大量游客进入,既卖了水果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投资者也得了较大回报。

第四,现有的乡村游需要规范管理。据旅行社相关人士透露,乡村游多半是由当地村民经营,因此旅游市场并不规范,比如旅行社和村民谈好一个房间40元的价钱以后,转过头来村民在和自助游游客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也许会把价格压到30元或者更低,相比较而言,旅行社无法拿到更优惠的价格,成本也比较高,本来价格就不高的乡村旅游通常赚不了多少钱。

以上所列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游的迷惘。但国家大力推行,使经营方热情高涨,对乡村的未来前景充满了信心。

乡村游自己动起来

事实上,乡村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业态,势必会以不同的方式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所以并不会因为旅行社的不作为而得不到相应的发展。

张可瑞还强调乡村游是个广泛的概念,“农民同样需要旅游,”他说,“我国广阔的农村是可以不断培养新的旅游者的。”当农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时候,乡村游不只是城市人到农村旅游,农民出行旅游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篇5:王澍:向乡村学习

自查总结

(2013年9月)

学习了最美乡村教师的先进事迹后我的内心深深的被震撼了,同样作为一名教师,他们有的用自己的行动来感染学生;他们有的用真爱来关心、爱护学生;他们有的用青春来培养学生;他们有的倾其所有来扶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他们都是一些清贫的教师,然而他们的人生理想超越物质在更高远的精神追求上,他们为学生做的每一件事,都折射出他高尚的品质、崇高的精神。这些都将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些也将是我未来的一笔财富。为了更好地教书育人,提高教师的良好形象。进一步增强素质教育的责任和使命感,我校认真开展了《学习最美乡村教师先进事迹》的活动。作为新时代的人民教师,我们肩负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光荣使命。社会的变化对我们这代人的人民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培养学生”,如何“实施素质教育”,如何“追求目标”,如何“保持教师的优良传统”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我们要很好地对待,今天,通过最美乡村教师的学习,我深刻的认识到教师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教育事业的成败,“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加强师德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因此,师德师风的好坏往往影响和决定了学校的校风和学风的好坏。教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方面都要为人师表,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教师首先自己要有高尚的 道德情操,才能以德治教、以德育人。以高尚的情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在此对我个人在师德师风学习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做自我剖析:

一、政治思想方面

我长期坚持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习《教育法》《教师法》,按照《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奉公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为人师表。

1、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同时引导学生遵纪守法,不做违法的事情。

2、热爱教育事业,无私奉献,全心投入教育事业,用良好的师德师风规范自己。对教育事业从新进行认识,教育事业不在是一件长期而枯燥乏味的工作,它是一件快乐、奉献、有追求的工作。

3、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兢兢业业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教学过程中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有事要请假。

二、师德师风

1、在教学和工作中注重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爱护、关心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2、在教学和工作中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以身作则,言行一致。注重身教重于言教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先不做。

3、在教学和工作中尊重家长,尊重学生、团结同事,常与家长沟通,认真听取家长的建议,并建立好学生档案,为共同管理好学生提供条件。

三、工作作风

治学严谨,坚持学习,认真钻研业务,探索教育教学的新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对学校布置的各项任务能欣然接受,不推诿,并都能按时完成。互相尊重,相互学习,互相帮助,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加强本职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团结互助,发扬奉献精神。

四、廉洁自律

对学生进行无偿补课,不收取额外报酬。在和家长交往中,不收礼,不吃请,不叫家长办事,不进行有偿家教,坚持资助贫困学生继续完成学业。

五、为人师表方面

作为一名教师,我深深体会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将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时刻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在平时工作和生活中,遵守社会公德,克服个人主义、注意言行,不讲粗话,模范对学生做出表率。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严于律已,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六、存在的问题:

1、对教育法规理解不够透彻,对教育教学的新理念运用还不到位,自身专业修养不够深刻。没有结合实际深入细致的去学习,只注重表面和肤浅的东西。

2、对后进生转化的力度不够强,发现学生出问题跟家长沟通不够及时。有时对学生的问题处理上太严厉,而有时又太松懈,感觉不够圆满。

3、教育理论学习不够透彻,只停留在表象上,没有从实质 上深入研究,导致教学过程中出现很多困惑,甚至对某些教育政策的出台持观望的态度。其根源于本人思想怠惰,不思进取,理论修养不够。

4、业务水平有待提高,本人虽愿意学习,但有时总是恒心不足,有时候干脆不学,这样导致知识体系老化,不能与时俱进。其根源于思想僵化。

5、有时做事情欠缺创新意识,对存在的问题不做深层次的分析,思考问题不够透彻。工作还不够踏实,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

七、整改措施

通过这次学习实践活动,我认真反思了自己的不足,决心边学边改,立查立纠。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舍己为人,无私奉献。

最美乡村教师,他们却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奉献自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人,并且数十年如一日,从无怨言,这种舍己为人、不求索取、不图回报、面对各种诱惑不为所动的高尚境界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2、热爱学生,有强烈的责任心。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对于学生首先就是要有一颗爱心,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教书育人的教育目的。从最美乡村教师的感人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使出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帮助每一位需要关怀和帮助的学生,他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正是出于对学生的爱与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篇6:王澍:向乡村学习

李晓正,现年61岁,洪江市洗马乡花柳村卫生室医生,从医41年,始终把老百姓的健康当做自己的事,给80岁以上老人免费治病,70岁以上的老人看病只收成本费。同时,他热心帮助关爱留守老人和孩子,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被称为他们的“健康守护神”。他用自己艰辛的付出和无私奉献赢得了“最美乡村医生”的荣誉乳房,为进一步弘扬李晓正爱岗敬业、默默奉献。一心为民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先进典型教育示范作用,在院领导的安排布置下,学习李晓正无私奉献的精神。

他认真履行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职责,“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工作的进步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他抱着为患者负责的精神,积极做好各项工作,热情接待每一位患者,把爱心献给患者,服务于社会。

做为一名普通的临床医生,本人能积极参加各项业务培训,不断吸取新的医疗知识,自己的业务水平也在慢慢的有所提高,掌握了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在日常生活中严格执行各项工作制度和操作规程,认真负责处理每一位病人。以李晓正医生为榜样,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克服不足,掌握更多的医疗知识,争取创造好的工作成绩,为广大农民排忧解难。

曽照寿

篇7:王澍:向乡村学习

曾宪国同志学习的心得体会

曾宪国,是我县黄泥乡东泽村村医。他凭其精湛医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1000多名蛇伤患者经他精心治疗,99.9%得到痊愈。并减免贫困患者医药费10余万元,被誉为“最美乡村医生”。看了他的先进事迹之后,心中拾起那份久违的感动和持久的真切关注,社会各界也自发兴起了一股学习热潮,投来钦佩和感动的目光。

看到他能够十五年如一日,不求索取,只求奉献的坚毅 精神,在我县艰苦的地方扎根工作,让我感觉到他的伟大,他用自己的艰辛付出和无私奉献,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荣 誉,想想我们自己的工作,实在是不能和他比较,他那种扎根艰苦环境,爱岗敬业,默默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尽管全国出现了各种清新风气,一些不良现象得到遏制,但是现实依然存在着严重问题,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工作形式化、被动化、空谈主义、名利诱惑、贫富不均、计较个人得失…….作为人民的执政党,人民的公仆,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中国的先锋,我们更加要向曾宪国同志学习,学习曾宪国同志身上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

神,切实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好实事,不喊口号,不豪言壮语,甘于奉献,乐在其中,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的脚踏实地、认真做事的工作态度。

篇8:王澍:向乡村学习

透过这样的描述,隐约能感受到,这些县城学生的内心深处,飘荡着的那一抹浅浅如云的情绪。这种情绪里,一面是一种平淡的优越,相对于乡村而言,县城已具有足够的“城市优越感”;另一面是一种平淡的无奈,因为相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言,县城还是显得单调了一些。

宁静、简单的县城,也并非一成不变,和城市日益膨胀的喧哗一样,县城的安宁也在日益减少。这些年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梯级流动,乡村的到县城,县城的到城市,城市的到北上广,北上广的到国外。人人似乎都被裹挟其中,乡村沦陷了,县城热闹了,城市越来越大了。

这种变化也让曾经安静的县城高中校园,不再那么纯粹了。几乎所有的“××县中”,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除了县城本地的学生,还有来自县域内的很多乡村学生。相对于诱惑过剩的城市,即使是热闹起来的县城,同样还有一份安静,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把子女直接送到各地县中求学的城市父母也不是少数。

变化的还有那些县城本地的高中生,来往于城市的方便,让他们在仰望县城的天空时,情绪也不再那么平淡了,躁动的青春渴望置身于更加丰富的变幻之中。对于他们内心不停生长的梦想来说,县城的街道实在是显得小了一些。

县城的高中生们,最终要走向真正的城市,高考依然是一条最传统、最有效、最靠谱的道路。近几年,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宛如“高考圣地”般的县城中学,炼狱式的管理和学习方式,换来的是横扫名校和重本的奇高升学率,从中就可窥一斑。

“县域青年”已成为最新的社会学名词,指生活在“城乡夹缝中”的县城“80后”和“90后”,他们中很多人和在外的家长长期分离,社会也缺乏有效管理机构,而正处于叛逆期的年纪,把逃学、混社会甚至是犯罪视为“个性表现”。这一群体正成为“不安定的新因素”。

作为“县域青年”主力的县城高中生,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和不为人知的内心,本期特别关注,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

A高考和分数是县城高中生的两条腿

高考,几乎就是县城高中生走出去的唯一方式。区别在于,当“素质教育”、“教学改革”在城市的许多学校里或真或假地开始蔓延的时候,很多县城中学的“应试教育”正显示出惊人的能量。分数,依然是这里衡量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考上一所大学,不只是这些学生的目标,从学校到专业更多地体现着他们父母的意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对很多县城高中生来说,去走自己想走的路,很多时候“方向”却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县城的天空终究不够开阔

文/刘雪 山东省寿光县寿光一中10级2班

我的家乡,是全国百强县;我的高中,也是省重点中学。尽管这样,相比于大城市里同龄人丰富多彩的生活,我还是无比羡慕。

从小就被父母灌输“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名牌大学才能出人头地”的思想,高中以前的我,按部就班地走着他们铺好的路,只知道学习是唯一的使命,很少去接触其他的事物,发展自己的爱好。

高二时,跟好友合伙在学校成立了一个文学社,陆续在各种报纸发表文章,一年后,我们出版了自己设计的报纸,也算是学校的知名人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自认为找到了能让自己发光发热的东西,而父母却一味反对,觉得那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只会耽误学习。

在父母眼中——也是我的家乡大多数家长眼中,最靠谱的路,就是成为实验班的学生,然后考个重点大学。我的亲戚们也盼望着我能出人头地,那样才会增加和街坊邻居们聊天时的谈资。

事实上,我没有达到他们理想的期望值。高三选择专业的时候,我报了编导文管,也就是说高考报名时,我填类型是“艺术文”。为了让爸妈给我交学费,各种方法都用尽了,每次争吵都无果,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甚至离家出走。后来好不容易交了学费,得知“艺考”还要各种各样的报名费,父母彻底恼火了:“学艺术是条不归路,是花钱多且不正当的路子!”分歧,一次次横亘在我和父母之间。

我不知道生活在一线城市里跟我一样大的同学是怎样生活的,在这个县级城市,我能看到的天空很小。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放学,假期被各种形式的作业充塞着,如果身处实验班还得上各种补习课。

县城里的天空终究不够开阔,家长们过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把成绩当做唯一的指标,把高考当做人生头等大事。可我想要的天空很大:想学喜欢的专业,想顺利考上心仪的大学,渴望能够闯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走自己想走的路。

2013年,高考已不远,希望我能成功!

地理位置:寿光县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潍北平原的西北部,临莱州湾,号称潍北平原上的一颗明珠。

土生土长的我们已不习惯

文/周田宇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大荔中学高三(16)班

地理位置:大荔县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东部,是黄、洛、渭三河汇流之地,素有“三秦通衢”、“三辅重镇”之称。

骑着单车花30分钟穿越半个城镇,没有高楼大厦阻挡四面八方的风,没有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没有五光十色的奢侈品吸引眼球,这就是我度过高中岁月的小县城。

这座小县城里的高中,其实和其他的学校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有环境不错的校园,一样有亲切和蔼的老师,只是,这里绝大多数同学都来自乡村。据那些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们说,我们这里的管理要比城里的学校松散很多,比如我们可以不穿校服,可以不住宿舍,男女同学之间的界限也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即使是带着手机来上课老师也睁只眼闭只眼。

城里来的同学们觉得,“在这种环境里会变得不求上进”、“对学生的前程太不负责任了”,但土生土长的我们早已习惯了这一切。我们也曾为此跟城里来的同学争论不休,认为这样的环境能给我们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也能培养自觉性,但不高的高考上线率让我们的争辩没有多少说服力。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城里来的同学眼里,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老观念了,而在我们这个有些封闭的小县城里却正流行。同学A喜欢历史,希望分科时选文科,但父母认定理科才好就业,很多像A—样的文科天才最后都被父母“逼进”了理科班,从此淹没在题海之中。

受到城里同学的影响,我也爱上了ACG(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动画、漫画、电子游戏的总称)。为了参加一个漫展,我可以早上5点到第二天下午6点,只吃一顿饭,来回车程7小时,花500元买一套不能常穿的衣服,花三个星期修假发、试妆。在我看来,这是业余爱好,是我在被紧张学习压榨得无以言表之后的发泄途径。爸爸不理解,把打火机放在我和漫画书之间,让我做最后的了断,班里的同学也不能理解,“多大的人了,幼稚不”、“Cosplay烧钱得很,不如攒钱买点好衣服去”、“唱的居然是日语歌,卖国贼”。

我以为我是时尚而新潮的,我想我的内心是更向往自由、包容的城市,可是当我真正站立在城市之中才明白,那里也没有我的位置。

暑假的时候,应朋友的邀请,我去西安小住。那里的天空很少是明朗的,大多灰蒙蒙的像周围的大厦围墙,有着一种没来由的闷热。

城市真的很大,每个人都淹没其中,忙忙碌碌,甚至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回答我一个问路的请求。我理解不了城里人的那种距离与冷漠。

落后的乡村和冷漠的城市,最终谁会是我的生命归处,对我还是一个未知数。县城中学里的我们,已感受到了城市与乡村、保守和繁华之间的冲突,或许有一天,我们终能用城市的新潮打开乡村的老旧,用县城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温暖城市的冷漠,到那时,我们也终将会有所不同。

B县城和城市之间的双行线

随着近年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许多人的生活都正在发生着变化。很多县城学生也跟随父母离开了自己的栖息地,“高考候鸟”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他们虽然已身在城市却依然脱不下“县城高中生”的身份,最终,只能回到已经陌生的县城,去实现自己的城市梦。

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许多地方行政区域的调整,原本的“县”也戴上了“市”的帽子,甚至是升格为和城市行政区同等的地位,这让原本的县城学生也拥有了进入城市学校的资格和机会。

即使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过多年,名称的帽子变大了很多,然而,“县城”还是那个“县城”,对于城市,他们同样还只是一个过客,只是来去得频繁一些而已。

我一定要回到西子湖畔去上学

文/郑昕 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第一中学高二(四)班

地理位置:弋阳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家乡,是被誉为中国古代戏曲“活化石”、高腔戏曲“鼻祖”——弋阳腔的诞生地。

我,曾经在西子湖畔接受着更为良好的教育的我,因为户籍问题不得不回到这个小县城。

转眼间,回到这个陌生的小县城已经四年了。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学校,陌生的人,我有太多的不习惯。不习惯早上六点就要起床,不习惯买饭时毫无秩序的队伍,不习惯所有的人都不爱说普通话。

这里流失生现象很严重。遇到曾经的同学,他竟然会惊讶你还在读书,他无法理解读书到底有什么用;才满18岁的人竟然已经在社会上打拼了两个年头,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社会的影子。

我在县城高中的第一个班主任是物理老师,只管教好自己的学科,其他都不怎么管,于是我们每一天都过得很“潇洒”。可是,高中课程毕竟和初中不一样,甚至和杭州的高中都不一样,我一时根本无法适应这种纯硬式教育风格。

语文老师是一个长相挺凶狠的男人,他很严肃,也很严格,我们私下都叫他“暴君”。他曾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不要跟我提什么‘素质教育’,在这样的小县城里,这都是屁话,我的任务就是把你们培养成一台台高考机器,我的目标就是你们的高考分数!”

高二分班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科。不是我有多么擅长政史地,在我们这样的小县城,通常都是重理偏文的,几乎每一个选择文科的学生都是因为理科学不好。虽然我们心中都明白,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文科生要想考上大学是多么困难,但为了逃避讨厌的科目,还是要迎难而上。这就造成了县城高中生的一种特有现象——如果一个文科生想要考一所好大学,“高四”是必不可少的一年。

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总会监视得很紧,似乎你的每一个小动作他都清楚,可高中不一样,在重点班,老师布置作业非常的多,但却不经常收上去改,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自律能力,那么你就会在日复一日的“轻松”后落到后面。

刚进高中的时候,我心里充满怨怼。我希望能回杭州去,能真正坐在西子湖畔读书,可是,作为小县城的一名学生,我渐渐发现了这个理想的可笑。

我每天过着“家—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班里总是压抑的,只听得见翻书声,因为大家深知,我们要比北京、上海的高中生付出更多才能和他们竞争。我的第二个班主任阿金告诉我们,中国的教育是不公平的,可是作为受害者的我们,在无法改变什么的时候,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更优秀,从而获得去改变它的能力。

其实,在县城的生活也不是太枯燥,因为我们很自由。每个星期,我们有属于自己的24小时,虽然也得完成沉重的课业,但不必像城市里的高中生那样,从一个辅导班到另一个辅导班;也不用像农村的高中生那样,一礼拜上七天的课,我也挺满足的。

虽然辛苦,但我能咬牙坚持;虽然条件不优越,但我会更加刻苦。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回到西子湖畔去读书!

城里的高中掐死了我的单纯

文/凌宋源 曾就读于重庆市永川中学,现就读于重庆市某市直属重点中学

地理位置:永川位于重庆市西部,是成渝两市交通之要冲。1992年撤县建市,2006年10月由县级市成为重庆市的市辖区。

为了一个好的前程,初中毕业后,父母想尽办法把我弄进了这所全国知名的重点高中。

第一堂语文课,我就被语文老师给震撼了,她居然公开讲述“爱情观”:“我并不觉得高中谈恋爱算是早恋,我只是觉得你们没有能力承担责任。”

在永川这个县不像县、市不像市的地方,“早恋”在任何一所学校都是敏感话题,只要稍有点亲密接触就会被老师视作“前兆”,谈心是轻的,严重直接请家长。所以,当我在城里学校的第一节课上听见老师这么说,顿时灵台一片清明:这是否意味着我和女友的地下恋情可以走到地上了?

新学校的老师很开明,同学们也都是见过世面的。初中我是出了名的刺头儿,常常干一些轰动的事,连卖唱都干过,还算多才多艺,就冲钢琴十级的水平,每次学校活动上亮相也会吸引一大批女同学。但是,到了这所学校才发现,我实在是太普通了。

来城里上学,我是真正地见了世面。我去理了个一直向往的“莫西干头”,要是在老家,肯定会被张榜批评,这里居然没有人来过问我。想当年,我还是个把班尼路当牌子货的主,现在面对阿迪达斯已然平静。我不盲目追求名牌,但是一定要够潮,明明没有近视还是戴了一副平光眼睛,因为喜欢那个黑框。

第一次摸底考试成绩出来,所有人都震惊了,我居然是全班第一,历史还是全年级第二!就冲我那副痞子造型,以及成天游手好闲的状态,再加上每天晚上12点就早早就寝的作息,实在是令太多的人想不通了。

有同学来向我讨教学习秘籍,我并没有谦虚地说“一切源于勤奋”,而是甩了两个字“天分”。我的这种张狂,刚开始还是很让我吃亏,班里大多数同学要么“官二代”要么“富二代”,从小耳濡目染,他们的心机比我那些县城中学里的同学不知深了多少倍。因为我的成绩好,表面上对我笑脸相迎,背地里就捅我一刀,我就这样在类似于宫斗剧的环境里逐渐失去了一个少年应有的天真。

当然,好处就在于社交能力越来越强了,知道了废话是人际关系的第一句话,假话是拉近关系的重要砝码。某次和父亲的朋友一起吃饭,我随口说了一句“朋友是暂时的,利益是永远的”,父亲表情复杂,一面是觉得我懂事了,另一面又觉得我懂得太早了。父亲告诫我,人生的路还很长,光靠混关系是维持不了一辈子的。

其实我根本就没想当个“交际草”,我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历史教师。

以我现在的成绩,考个重庆大学是没问题的,如果当初留在县城里就不一定了。虽然我觉得现在的自己不如以前单纯了,但我并不后悔来到城里。如果实在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希望能换一所学校,换一所同样是重点但生源相对单纯的学校。

C县城高中里的乡村学生

对很多乡村学生来说,县城就是他们的“城市”。每一所县城高中,除了居住在县城的学生,都有大量来自乡村的学生。这些学生是乡村最年轻的精英代表。在县城高中里,他们很多人都无法融入县城同学的圈子,和那些“城里”学生之间,有着天然的一道鸿沟。他们很多人都自卑而低调,面对县城同学的轻蔑和排斥,他们默默承受一切。能考入县城中学上学,除了荣耀,更是他们改变自己身份和命运的契机。

突围之围

文/金锦涛浙江省永嘉县永嘉中学高一(3)班

地理位置:永嘉县位于浙江省南部,濒临东海,与温州市区隔江相望,有“中国泵阀之乡”、“中国乌牛早茶之乡”、“东方钮扣之都”之称。

出岩头、过沙头、渡楠溪、下高速、抵上塘,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这所省级重点中学。从我穿越的这些地名就可以知道,我来自一个距离县城非常非常遥远的角落。虽然,不用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但是每次回家也要足足奔波40公里的车程,转好几趟车,才能呼吸到熟悉的空气。

整个小镇只有我一人考到了县城这所所谓的重点学校,三年初中煎熬,内心盛满了疲惫,但是陌生的永嘉中学没有给我预备任何安放心灵的角落。

走进寝室,一种流浪在外的感觉涌上心头。室友大部分来自县城学校,他们热衷的动漫,我没有看过;他们谈论的电影,我没有听过;他们喜欢的发型,我觉得很怪。他们也总想拉我,可是我却怎么也融不进去。他们会大胆地为班级女生排名列榜,争得面红耳赤时征询我的意见,我只能弱弱地回答:“嗯……”因为有些女生,我都还没有正式瞧过一眼。他们会大声宣布心中的车型,将来出人头地时买什么样的车才有型,而我眼里只有大车和小车之分,小车我只知道颜色不同,品牌差异一无所知。

我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学校的严格管教下都得做好卫生,寝室卫生成了我极力去维护的珍宝,公共卫生不在话下,个人卫生也做得淋漓尽致。洗衣服以前最令我头疼,现在却成了我最享受最自在的事情。因为除了睡觉,我非常害怕和其他同学共处寝室。说,没有共同的言语;不说,大家都不自在。唯一让我感到自然的,就是他们在谈天说地,我在劳动忙碌。

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

上铺兄弟打了我一拳说:“这么厉害啊!老师报名字的时候,我还没反应过来你是我下铺哩!”隔壁床的哥们儿也说:“是啊,锦涛,我就听你说了两句话。那天我急着上厕所,敲门问谁,你回答‘我’;还有就是那天洗澡,黑咕隆咚的,我问‘谁’,你回答‘我,。”

同寝室8个人都哈哈大笑,我也松了松面容。有个室友说要向我学习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另一室友马上接嘴说:“得了吧,你就说说,你的心思都在隔壁班的××身上。”两个室友厮打成团。

其实他们都很友善,对不对?可我就是没有办法融进他们的圈子,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只要能融入他们的世界,我宁愿成绩差一点。我也尽着最大的努力去改变,可是那些县城同学间固定的圈子,真的很难让我这个来自偏远农村的孩子轻易闯进去。

面对寝室、食堂、教室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苦闷在所难免,有时压力来袭,也不免有承受不住之时,我是多么渴望有个朋友能在身边跟我分担、分享这一切,可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永嘉中学,“不善交际”又“用功读书”的我,没有朋友。即使我装强大、装作毫不在意,但这又真的能填补内心的缺失感吗?

夜深了,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我闭上眼睛,却全无睡意,心里的苦楚无处言说。

你的世界我们都不曾走入过

文/孟锦琼 湖南省新化县上梅中学

地理位置:新化县地处湖南中部,资水中游,境内多为山丘盆地,气候温和,环境宜人,素有“湘中宝地”之称。

教室的最后一排离灯光很远了,昏昏暗暗看不大清楚。晚自习时间,教室里只剩下沙沙的写字声,我站起身查看纪律情况,一眼就看见躲在最后面角落里三个正在睡觉的同学。班长见我要走过去招呼,连忙拉住我,厌恶地做了一个口型:“乡下人,随他们去!”我叹了一口气坐下来。

前几天,我去乡下看奶奶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三人帮”里面的李天。他站在一所条件奇差的中学外面,顶着一头夸张的非主流发型。我以为他要进去,没想到他只是一个人站着。我走近一点,看到了他正在看的东西:一群跟他年纪相仿的人在操场上打闹。那应该是他到县里上学前的生活场景。我心里被触动了。

李天和“三人帮”的另外两个人都是从“乡镇、区”考到县里来的。对我们县里的学生来说,中考完之后升到县里排名前三的高中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再努力一点,还能拿到高中的全额奖学金。但是,要从乡里面考上来就很难,奶奶邻居家的初三生们都是早上6点上课,晚上10点下课,比高三还辛苦,最后也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进入县里的高中就读。我们班几乎全是县里的学生,像李天这样的学生,走在校园里再显眼不过了,衣着和谈吐能一眼就看出是乡下来的。

原本,我的生活跟乡下来的同学没有半分交集,因此也从来没有关注过他们。学习任务重了之后,我开始每天晚自习下课后在教室多写半个小时的作业。这时候,我才发现,班里那三个从乡里来的同学,也是要学习到十点半才离开的。走光了人的教室静悄悄的,只剩下我们四个。有一次锁门的时候,我的钥匙找不到了,还是李天帮我找了十多分钟,直到寝室那边熄灯了才找到。边锁门我边对他说“谢谢”,他憨厚地笑,憋了很久才憋出一句:“不谢。”

和他一块儿下楼梯的时候,听到他小声地嘀咕:“真羡慕你们啊……”

随后,他就往男生宿舍方向走去了,看到他孤单单的身影一点一点地融进黑暗里,无声无息,那一瞬间,我的心里有些堵。

之后不久,发生了寝室失窃案。那个寝室里四个同学都是县城里的,只有李天一个乡下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李天偷的。有些人说出来,有些人藏在心里。我想起跟李天他们一块儿上晚自习的日子,总觉得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人。

第二天,有同学在李天包里翻出了失窃的几百块钱。钱被送到班主任那里,李天承认钱是自己偷的。李天因此被学校停了两天课。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搭理过李天,也不再在学校里多留半个小时了,我把资料书都搬回了家。有好几次,李天试图跟我讲话,我都立刻转身就走。同学欺负他的时候,我也装作没看见。李天似乎更沉默了,别人打他也不还手,骂他也不还嘴。

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李天和另外两个乡下学生突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们染了头发,翘课、打架、抽烟、不学习,甚至开始跟社会上的人来往。一时间,班里欺负过他们的都人心惶惶,生怕自己成为“复仇对象”,说不定哪天就被拖到角落里一顿爆打。

一面是怕他们,一面从心里更加瞧不起他们。之后有不少同学集体提出要求李天转班,老班说要仔细考虑考虑,却到现在也没给出答复。

经常在下课的时候,看着李天走出教室,我会一下子想起他站在自己乡村母校外寂寞的身影,那晚他融入黑暗里的背影,还有那些他被父母打的时候用手护住脑袋、被同学们厌恶的场景……

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但能做些什么,我并不知道。

D“选择与改变”谁能决定谁

对县城高中生而言,“梦想”和“改变”似乎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诉求,甚至“改变”本身就是他们最大的梦想。有一种说法是“选择决定改变”,对这些县城高中生,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能做的选择有多少?事实上,资源不均、机会匮乏、空间狭小等等因素,从一开始就划出了他们想象的边界。而且,还有最重要的“身份”,这是他们无论怎么选择,也无法改变的属性。

县城里的高中摇滚梦

文/贺晴堃 河南省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125班

地理位置:宝丰县位于河南省中部,汝河中游,因县境内物宝源丰而得名。远在旧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劳作生息。

早就听说河南省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是“男女混合监狱”,这里每个星期仅仅放风两个小时,三个星期才休息一天半的时间,也就是传说中的“大星期”。每天坐车从学校大门口路过,我仿佛都能感觉到有飕飕的冷风从背后袭过。

因为上高中之前接触了摇滚,所以高中时便特别渴望能有一支自己的乐队。但这在宝丰一中,只能是个传说。偌大的校园里,毫不夸张地说,除了教室、食堂、宿舍,想哼歌都拥塞得没有空间。学生多,食堂少,天天打饭人挤人;课业重,睡觉难,天天上课打哈欠。

又是一节课下课,慧急急忙忙跑到我的座位旁。慧对我想转学的事情很关切。

“这次我是知道真不行了,就算是找人托关系去那儿,也没学籍。没学籍你就是个‘黑学生’。”我拉着的脸就像阴沉的天。

“你不是想玩摇滚组乐队吗?咋办?”慧看到我心情不好,没再说什么回了座位。

我后悔中考时没有报考平顶山的重点高中。虽然平顶山和宝丰离得不远,但那儿中学生的课余生活比我们丰富得多,什么单反、滑板、爵士,让我们这些县城的学生好生羡慕。在这成绩至上的县高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处于缺少睡眠的状态,连打个哈欠几乎都挤不出来时间。早上的起床铃声就是一天的冲锋号,每次考试后,老师都特地让班里的前三名坐在靠前正中间的位置,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坐在最后的,总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

摇滚乐队依旧是我心中一块疙瘩。

有天中午,我没有去吃饭,说是不饿,其实倒不是不饿,而是在慧面前我从来不说食堂饭不好吃。不想和农村的孩子去食堂,我宁愿去吃速食快餐。学校里有很多父母给学生“撂饭”,所谓“撂饭”,就是家长孩子提前约好时间地方,隔着墙撂些好吃的,因为学校不准许轻易进入,这也是宝丰一高的一大特色。

我蹲在乒乓球台上,吃着方便面,心里郁闷着,慧陪我聊天:“你说航和琪画画那么好。咋就不弄个画社之类的呢?”

“得了吧,俺都是乡下的学生,都没敢想弄个啥,你以为都跟你那样嘞,好折腾。”慧说。

“切,人家城里的学生不光折腾了,还弄出样子了。你知道吧,摇滚的精神,也是种反叛的精神!”我比了一个FUCK的粗俗手势。

那段时间,我一直试图在学校寻找和我一样有摇滚梦的同路人,总是无果,慧劝我赶紧安分守己。

放假那两天,我和妈妈一起回到乡下去看外婆。中午吃过饭,我去找慧,慧是外婆家的邻居。她正坐在电视机旁忧郁,我拉着她到了里屋:“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心里有些乱。最近想了很多,零零碎碎的。在这个重点中学,总会有种无助感。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特羡慕你,羡慕到嫉妒。话题人物,学习好,又有特长,哪科老师都对你好,在同学中又有人缘,我喜欢你的自信,但却怎么也学不来。说实在的,其实我觉得自己很难或是从来都没有走进过你的内心。我仅仅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语塞,想不出安慰她的话来。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对谁的痛苦感同身受,无论你的伤口溃烂到何种境地。我一样,慧也一样。

“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毕业了的人生规划?”我小心地问。

“我妈说能考上就上,不能考上就回来或是出去打工。”慧说得很淡然,表情麻木,麻木得让我心疼,可还能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吗?我多想对慧说些什么,比如充满力量的摇滚和反叛,但我知道即使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人与人的不同,就像一根针,是从环境戳到骨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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