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援律师工作总结（精选7篇）
篇1：法援律师工作总结
法援律师尽心尽责 肇事双方互利和谐
最近，事发广西临桂县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在律师的努力下，民事赔偿达成协议，被告人对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十分满意，达到了教育惩治与和谐的目的。
案情简介：2011年08月10日02时30分左右，姚某驾驶桂HPX208两轮摩托车搭载秦某从桂林往临桂二塘行驶，当车辆行驶至临桂镇金水路石油公司路段时，撞上停在前方道路坐车上准备起步前行的杨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造成杨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姚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临桂县人民检察院以姚某犯交通肇事罪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办理过程：2011年10月25日，姚某的父亲代姚某申请法律援助，经法援中心审核后决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并指派广西中志律师事务所黄清澎律师担任其辩护人。黄律师接受指派后，马上着手全面了解案情。发现姚某驾驶的摩托车是自己家的，交强险已过有效期；受害人杨某62岁，户口是农村；姚某家庭并不富有；姚某是农民工，在桂林某企业上班，刚谈了一个女朋友，准备结婚；姚某的女朋友表示如姚某能缓刑就不和他分手，如期与他结婚。黄律师认为：要想维持姚某与女朋友的恋爱关系，让姚某能顺利结婚，则姚某不能坐牢；要想姚某不坐牢，则必须让法院对姚某适用缓刑；而要想让法院对姚某适用缓刑，则姚某必须依法向受害人家属进行经济赔偿，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理清这些思路后，黄律师一方面找姚某的家人来谈话，将本案的厉害关系向他们解说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鼓励他们想办法凑钱赔偿给受害人家属，争取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另一方面又找受害人家属谈话，向他们诉说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说明姚某的家庭情况，打消他们漫天要价索赔的可能。这样，经过黄律师几次的斡旋调解，最终在庭前双方达成了和解：姚某赔偿受害人杨某家属10万元人民币，受害人杨某的家属对姚某的交通肇事行为予以书面谅解。本案开庭时，黄律师提出了辩护意见：被告人姚某所犯的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其主观上没什么恶性；被告人姚某及其家人于庭前主动赔偿了受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并获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建议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办理结果：法院采纳了承办律师的辩护意见，对被告人姚某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一年。被告人表示满意。
本案中，承办律师能设身处地的为双方当事人着想，从情感、法律等多方面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既避免了姚某因交通肇事导致家庭陷入绝境，又确保了受害方得到相应的赔偿。体现了承办律师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职业责任感。
广西临桂县人民政府司法局
临桂县法律援助中心
莫秀荣 梁连喜 2012年3月26日
电话0773——5587819 邮编541100 地址广西桂林市临桂县人民政府司法局
篇2：法援律师工作总结
受河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定，我所王建雷律师担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案原审被告人王飞的二审辩护人。经王建雷律师认真查阅相关卷宗、迅速会见原审被告人，积极协助原审被告人与被害人亲属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按时参加二审开庭审理，为原审被告人王飞作法定罪轻的辩护。通过辩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全案维持原判。
一、一审判决及省检察院抗诉情况
对被告人王飞、肖治强抢劫一案，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26日作出（2008）张刑初字第5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飞没有持刀捅被害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应从轻处罚为由判处被告人王飞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以一审刑事判决量刑不当，两被告人在共同抢劫犯罪中的作用相当、无主次之分，被告人王飞应当判处死刑为由，提出抗诉。
二、接受法律援助指派，积极为庭审辩护作准备
我所于2009年3月19日接受河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定，指派王建雷律师担任王飞、肖治强等抢劫案原审被告人王飞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指派后，王律师及时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法官马武臣取得联系，得知所有案卷材料都在检察院时，王律师又及时联系河北省检察院王文山检察官，以便能尽快阅卷。在认真阅卷和分析后，王律师敏感地发现原审被告人王飞的父亲已经交付10万元到一审法院的事实。
于是，王建雷律师及时联系原审被告人王飞的父亲，让其尽量争取到被害人亲属对原审被告人王飞的谅解，达成赔偿协议，以便能够使原审被告人得以从轻处罚。
三、主持调解，达成赔偿协议，虽抗诉意见成立，但仍全案维持原判
2009年11月26日上午9点30分省法院在怀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王建雷律师提出原审被告人王飞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认罪态度较好、一审判决量刑适当等辩护意见，请法庭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鉴于案件实际情况，庭审后，王建雷律师第一时间联系到被害人的父母及代理律师，就附带民事赔偿问题积极沟通、调解。在王律师的积极努力并主持下，原审被告人王飞的父亲与被害人的父母最终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原审被告人王飞（其父王存兵代）主动赔偿被害人父母孙树平、苏万花15万元，孙树平、苏万花自愿撤回附带民事的上诉，书面对原审被告人王飞予以谅解，并建议省法院对原审被告人王飞依法从轻处罚。
经过庭审辩护及庭审后我所律师主持调解，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达成了赔偿协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7日作出（2009）冀刑三终字第5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认为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对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飞、肖治强在共同抢劫作案中作用相当、无主次之分，抗诉意见成立，但鉴于原审被告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情节，对原审被告人王飞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最终裁定驳回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全案维持原判。
篇3：浅议律师见证对房屋登记工作影响
一、积极作用
《律师法》第28条规定了律师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 担任法律顾问、参加诉讼、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担任辩护人等其他法律服务等, 但对律师见证未有明确规定。律师见证是指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申请, 指派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 并有律师执业证书的律师, 以律师事务所和见证律师的名义, 就有关的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谨慎审查证明的一种律师非诉讼活动。
律师见证具有以下特点:1.律师见证的主体是律师。律师精通法律, 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进行证明, 与一般民间私证和公证都有本质的区别。2.律师见证是一种法律适用, 是律师根据现行法律对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确认。目前在我国, 律师见证的法律意义还在于, 可以促进房屋登记当事人严肃认真对待其实施的法律行为, 增强其责任感和减少登记成本, 从而保证当事人双方建立的法律关系的合法性、稳定性, 有利于执行。
当前, 房屋登记机构对于登记中进行的审查既不是形式审查也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实质审查。而把见证制度引入房屋登记中, 见证的实质审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虚假的、无效的或者可以撤销的原因行为有效地排出在房屋登记之外, 进而保证房屋登记的准确性;有利于提高房屋登记效率和法律安全。
二、律师见证作用局限性
大多数人对于律师见证的形式、内容以及所负法律责任都不了解;如果因律师见证有过错导致当事人损失的, 律师事务所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却并不甚明了。与公证相比, 律师见证仍属于私证范畴, 其作为法律证据的证明力要比公证要小, 仅仅能起到证明的作用。律师见证必须在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发生之间亲眼所见, 在时间、空间上有着严格的限制, 区别于公证可以对以前发生的事实先行调查而后出证的做法, 对于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实情况, 律师不能见证。律师见证必须基于当事人的委托, 见证律师既不是代理人, 也不是调解人, 而是中证人, 具有作证的法律监督的双重性质。律师见证出具的见证书起证明作用, 在发生纠诉诸司法程序时, 见证律师负有出法庭作证的义务。
在律师见证中;律师见证的两个目的:一是见证某一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的真实性;二、见证某一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的合法性。律师见证制度有利于保证房屋登记公示的准确性和公信力;比如因采用律师见证书造成登记错误, 并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 尽管房屋登记机构并无主观的过错, 但是在见证书被撤销后, 基于该见证书作出的行政行为丧失了合法的基础, 法院应当判决撤销该房屋登记行为, 受损害方自然会根据《物权法》相关条款向登记机构提出索赔要求;律师见证也要承担法律责, 见证律师在出具律师见证书之前, 应当一一核查见证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但如果仅关注实质要件, 而忽略了法定的形式要件, 则难免会百密一疏, 酿成惨重后果。律师从事见证业务还应当遵寻回避原则, 尽量不为自己的亲友作见证;遵循公平原则, 但对合同中弱势一方或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应依法维护;遵循对法律规定的强制公证的行为不予见证的原则等等, 在此不一一赘述。
首先, 律师从事见证业务, 应当勤勉尽责、谨慎审查, 以专业的角度判别见证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其次, 律师见证应当谨慎审查见证事项的合法性。律师见证的目标之一就是见证某一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的合法性, 因此律师见证必须对见证事项的合法性审查负责。作为见证律师, 不能仅依赖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 而应当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进行全面核实。
三、建议或意见
(一) 根据房屋登记业务类型及风险评估, 下列房屋登记部分登记项目可实行律师见证
1.房屋取得方的委托书、房屋变更登记业务。
2.涉外和涉港澳台的房屋所有权转移合同 (协议) 见证。
3.夫妻离婚析产协议、夫妻财产约定、房屋赠与等见证。
4.委托他人代为遗失补证登记、注销登记、未涉及到房屋权属转移更正登记。
(二)
考虑登记机构能够追偿实现可能性;目前我国律师事务所按出资性质划分为国资性质律师事务所、合伙性质律师事务所等, 国资律师事务所是指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是指由律师自愿组合, 自筹资金, 自负盈亏。通过对上述律师事务所了解, 我们可从社会信誉良好、实力较强、机构比较稳定方面来考虑的;在目前我国公民诚信不是很好, 相关法律法规又尚未健全的形势下, 建议选择国资性质律师事务所见证为宜。
(三)
加强与律师事务所沟通;房屋登记机构应与相关律师事务所对见证范围、见证书内容、格式要达成共识, 对见证书成立与撤销程序要规范化, 同时建立有关房屋登记见证情况相互通报制度和明确各自审核职责。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 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笔者结合自己经验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篇4：马兰：法援律师不只是律师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神奇的马兰花似乎总能帮助善良、勤劳、勇敢的人们实现愿望，给大家带来幸福。而马兰具有上述马兰花的所有特质。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情系雪域高原，让法治的光芒映照在边远地区善良、勤劳、勇敢的人们的心坎上。
马兰说：“律师不是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我们把这种工作带到边远的山区，免费帮助贫困群体实现法律上的权益，我就是想做一名人民律师。”
“志愿律师圆了我多年的梦”
1989年大学毕业的马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她先是从事法律咨询和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后来成为专职律师。2010年4月，马兰在网上看到一则招收援助律师的新闻。当得知全国还有200多个县没有律师时，她的心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那一年，司法部、团中央联合组织发起“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一批批律师顺应法治时代的召唤，纷纷响应这一行动，告别舒适的现代都市，作别朝夕相处的亲朋好友，奔赴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扎根当地，服务当地人民，给绝望者以希望，给贫弱者以力量，助社会建和谐，让法治的光芒照耀每一个角落。
当年7月22日，马兰毅然加入了“1+1”这支队伍。她告别家人，背起行囊，踏上了人生中第一次志愿者之旅，服务期限一年。她的目的地是甘肃省山丹县，属于传统的塞北大漠地区。“不止一次被人问起，为什么选择做一名志愿律师？北京律师人数上万，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可是在偏远地区，律师却极缺，老百姓该有多无助。”马兰说，“我一直希望做点公益，成为志愿律师圆了我多年的梦。”
经过20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兰州后，接着换乘汽车，沿着河西走廊颠簸了大约5个小时，才到达山丹县。到了山丹，马兰才发现，现实远非想象中的模样：山丹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常年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恶劣，是一个人口只有20万，缺水、干燥、偏僻，以农耕为主的地方。山丹县只有一名注册律师，其他都是没有律师执照的法律服务人员。山丹县法律援助中心只有3名工作人员，没有职业律师。正因为律师极度短缺，所以法律援助案件大都由当地法律服务所的人员办理。而他们业务素质有限，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当地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很好维护。
不久，她接手了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6名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将一名不满14岁的初一学生活活打死，并焚尸掩埋。马兰为其中一名叫小强的14岁被告人辩护。“翻看卷宗材料，心情像过山车。”她没想到6名年轻被告人的手段是如此残忍。看到被害人被烧得黑黢黢的尸体无力向上张着的样子，柔弱又无助，马兰心疼不已。
第一次去看守所会见小强，马兰发现小强有着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庞，怎么也无法将他和“故意伤害”、“暴力犯罪”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小强的一席话，更是让马兰难以释怀。“马阿姨，我知道您是北京来的志愿律师，您回去后，能不能转告我的父母，让他们花上大价钱请您，让您好好给我辩辩吗？”马兰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捅了一下，顿时生疼。为了不让小强看见自己眼角渗出的泪水，她赶紧走出门外，假装抬头看天。那一刻，马兰意识到，在律师资源缺乏的西部，一名律师对被告人意味着什么。正是那一刻，马兰对自己来西部做志愿律师这一决定，感到由衷地欣慰和自豪。
“战胜一切困难和不如意”
马兰的办公和生活条件都非常简陋。她工作的山丹县法律援助中心，只有一台电脑，属于大家共用。由于办公经费紧张，甚至连装卷宗材料的文件袋都没有。山丹县司法局很难给她提供像样的住处，几经周折，才把她安排到当地检察院的单身宿舍楼。这是一座废弃的办公楼，平时大部分时间全楼只有马兰一个人。马兰住在一间外面用玻璃封死的房间，里面密不透风，即使白天进去，也是黑咕隆咚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山丹的冬天异常寒冷，北风凛冽，水管里流出来的水冰冷刺骨。一到周末，全县城经常停电停水，她只好买来矿泉水解渴；周末没有地方吃饭的时候，只好靠饼子和拉面打发。
这些困难并没有难倒马兰。她说：“既然我选择了做一名志愿者律师，就已经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和不如意。”正是靠着坚强的信念和不服输的劲头，马兰几乎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精力旺盛，干劲十足。她每天迎着朝阳上班，伴着星光回到宿舍。从夏到秋，又从春到夏。山丹，留下了她坚实的脚印。
2010年8月24日，为了一件交通肇事案，马兰需要到新疆哈密巴里坤法庭开庭。由于时间紧迫，事先没有订上火车座票，当事人又是拄着双拐的残疾人。马兰不但要照顾残疾人，还要帮忙到处找座位。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哈密后，又马不停蹄坐小巴赶往巴里坤，中途须穿越天山。而穿越天山的路是极为险峻狭窄的单行线，沿途都是几乎呈90度的直角大拐弯，拐弯时，开车的司机看不到对方来车，以致马兰一路上紧张得一刻都不敢闭眼。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巴里坤后，随便填饱肚子，又赶快去法庭开庭。由于案情复杂，开庭从下午4点一直开到当晚9点半。马兰事前对案件研究透彻，准备充分，并且在法庭上论理充分，表述严谨，法官最终全部采纳她的代理意见。判决结果下来后，当事人不用负任何赔偿责任。拿到判决那天，那位不善言辞的残疾汉子紧紧握住她的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对每一桩案件，无论是简单的离婚案件，还是复杂的房产纠纷，无论当事人是拄着双拐的残疾人，还是在交通事故中失去左眼的幸存者，无论是叫她“马兰姐姐”、常年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还是以养羊为生，舍不得吃羊肉，一夜间却丢了一大群羊的牧民，马兰都一样用心对待，把他们当成最值得同情、最值得帮助的兄弟姐妹。马兰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无形中也在被他们感动着。他们记得，马兰来到乡间地头，乡村茅舍，跟他们倾心交谈，听他们讲述遇到的法律难题。农民兄弟没有钱，却记得过年过节蒸些馍馍，从乡下跑到城里，专门送给她吃。失去丈夫的妇女，亲手缝制鞋垫送来留作纪念；在路上遇到穿着校服、充满朝气的学生，亲切地喊她“马老师”。这一切经历，在喧嚣的大都市是永远难以体验、难以拥有的。
nlc202309011519
西部之行让她深度反思人生的真正意义。她说：“正是这次难忘的志愿者之旅，让我深刻意识到，一个人的价值，一个律师的价值，究竟该如何评判。”“我更喜欢走到乡间农舍，跟农民朋友聊聊天，说说话。我不愿想着要住装修多豪华的房子，宁愿待在简陋的办公室，接待遇到法律难题的群众。上班不一定非要坐车，上楼也不非要乘电梯，我更喜欢用脚步去丈量我真实的人生。”
一直奔走在法律援助最前线
在甘肃山丹县的一年志愿服务期快要结束时，马兰毫不犹豫地报名去了西藏，理由很简单：“甘肃都这么缺律师，西藏一定更缺。”
2011年7月，马兰来到了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法律援助中心。在这个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考验她的，不只是高寒缺氧的气候，还有服务地没有法律援助中心的尴尬。马兰并没有心灰意冷，找办公室、挂牌、工作，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展开并走上正轨。
马兰对前来求援的藏族同胞总是视同亲人，见他们舍不得在外吃饭，马兰总把自己的饭菜、干粮拿出来分给大家吃。一些老人，一遍又一遍跟马兰重复地诉说案情。虽然马兰已经听了很多遍，可每次听，马兰都像第一次听一样颇具耐心。她知道这些老人担心的不只是怕她没听清，还从心里把马兰当成了自己的“救星”。
在西藏一年志愿服务期过去一大半时，拉萨城关区司法局局长孟祥斌专程来到马兰的办公室，请求她留下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法援中心，我不忍心看到你走后再次关门。”局长情真意切的话语，顿时让马兰脑海里浮现出了多少次百姓寻求法律援助的场景，一切似乎让马兰别无选择，留下来一干又是一年。
马兰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西藏一干就是两年。要不是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领导考虑到我的身体，强行将我调整到云南，我还不愿意离开呢。西藏是个神奇的地方。两年的志愿经历，让我对西藏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我常常想，藏族为什么那么笃信宗教？因为那里的大自然太过神奇，与之相比，人类又显得太过渺小。”
在西藏两年的志愿经历，让马兰对幸福有了更为深刻的领会。“物质生活可以平淡，精神生活一定要丰满。”
马兰继续奔走在法援之路上：2013年7月，云南西盟；2014年7月，贵州省黔西南州。
这些年不管在什么地方，马兰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除了在法律服务专业上的技能提升外，她还要求自己在心理辅导方面也多多学习，“因为我经常面对的都是弱势群体，比如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一次事故瘫在了床上，女朋友离他而去，他甚至想到了自杀，我能做的除了法律援助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疏导。”
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乐此不疲地在此扎根工作？”可以相信，因为她长年累月工作和奔走在那块土地上，马兰会这样回答：“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无论如何，因为专业技能和竭诚服务而被需要、被认同、被感激，是一个人很高层次的人生需求和自我实现。从第一次接触到村民渴望的眼神和他们淳朴的生活状态时起，马兰觉得自己没有白来，“走到哪儿，就应该将自己的光发到哪儿。”
“人生得失，绝不只是计算器加减乘除得出的简单算术，更是精神的富有和高贵。我是个普通律师，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能在有生之年，深入基层，深入百姓，能够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百姓做点事，我感到心里很充实。”马兰在日志里这么写道。谈到未来，马兰说，如果可以，她想一直奔走在法律援助最前线。
篇5：法援中心工作总结
2013年以来，XX区法律援助中心在XX区司法局领导下，在市中心的指导下，狠抓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规范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加强村级联络点建设，优化法律援助案件与承办人结构，进一步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1-11月共接待信访840人次，受理援助案件857件，其中，刑事91件，占比10.6%;诉讼和仲裁案件588件，诉讼案件(含仲裁)占比68.6%，律师承办案件505件，占总案件的58.9%。
一、全面落实法律援助政府责任，适时调整“三项标准”
XX区法律援助工作全面纳入全区综治考核标准，法律援助经费全面纳入区级财政预算，较好地落实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同时，适时调整法律援助“三项标准”，及时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审查标准由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最低工资标准，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降低了法律援助门槛。
二、继续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扩大法律援助社会影响力
今年以来，XX区法援中心继续在宣城社区论坛等网站法援在线维权栏目进行法律援助宣传，解答法律咨询;同时利用春节农民工返乡、返城两次高峰期，在火车站、汽车站开展了两次农民工专项法律援助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三八妇女节、助残日等特殊时间，中心也开展了法律援助专项宣传活动;1月29日，中心专门开展了一次法律援助进企业活动，到开发区四家用工人数较多的企业召开企业管理人员与职工代表座谈会，针对企业用工中存在的问题，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工伤、劳动保险、劳动报酬等实践中广泛存在的问题进行座谈，答疑解难，引导职工依法合理解决诉求，引导企业依法进行管理。11月，中心还与市区两级妇联共同开展了“反对家庭暴力，构建和谐家园”专项妇女反家暴法律援助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强力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全面优化法律援助案件与承办人结构 按照省厅今年工作要点的要求，2013年法律援助工作重点在优化法律援助案件结构，XX区法律援助案件诉讼案件占比小，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占比更小，故律师承办案件相应占比很难提高。优化案件与承办人结构，成为一个难题。为此XX区法律援助中心在今年年初开始，审查审批指派法律援助案件中，将这一优化结构贯穿其中，注重扩大诉讼案件比例，加大向社会律师指派案件的力度，同时协调公检法相关部门，在三个阶段介入法律援助，扩大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和比例。今年以来，XX区法律援助案件结构较往年相比，发生了质的转变，诉讼类法律援助案件及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均上升了数倍，远远超过省厅要求的比例。特别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是去年的近五倍。
四、全面规范法律援助乡村站点建设，推进乡镇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区、乡镇、村(社区)三级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网络建设，充分发挥服务网络全方位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应有的作用，今年以来，区中心全面更换了各乡镇办事处法律援助工作站铜牌，统一标识，并要求按照省厅制定的工作站管理办法要求，全面规范管理，制度上墙，台账完善。对村级联络点，中心制定了法律援助联络点工作制度，并制作统一的联络点铜牌和公示栏，公示工作制度、联系电话、法律援助申请条件、受案范围和工作流程。并要求建立接待咨询制度、服务公示制度、工作台账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针对去年发现的各工作站未实现法律援助信息系统全案全员全流程使用的情况，今年将去年三个未完成的工作站作为重点指导监督站点，确保法律援助信息系统全案全员全流程使用。同时，针对网上申请案件提供材料不全的情况，一律要求上传经济困难证明等附件。
五、加大对特殊群体的服务力度，强化案件管理，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今年以来，中心围绕省厅工作要点的要求，重点关注农民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努力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全年受理农民工案件437起，占比65%。春节期间，中心受理农民工劳动报酬和工伤纠纷50余起，涉案金额140余万元，分别进行了非诉讼调解和提交仲裁，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赢得了民工广泛赞誉。中心还受理了多起群体性纠纷，引导群众理性维权，为其提起诉讼和仲裁。如开发区201名农民工索要劳动报酬、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纠纷，中心安排律师为工人申请仲裁，为工人要回劳动报酬等500万余元，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洪林镇农民索要卖稻款纠纷，金坝办事处农民工索要劳动报酬纠纷等多起群体纠纷在正在援助中，分别在诉讼和仲裁中。
六、进一步加强窗口建设，充分发挥律师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 因2012年中心实现了临街窗口化服务，并创建了全国便民服务示范窗口。2013年，在硬件过硬的情况下，中心加强了制度建设，全面落实岗位职责，案件管理实行规范化，从收案到审批指派，案卷归档验收，实行专人负责，并完善服务体系，接待窗口实行值班律师制度，每天确保一名法律援助律师与值班律师共同在窗口接待，并及时解答来访来电咨询，及时将咨询信息输入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保证日常咨询接待的服务质量和信息管理的同步。
在看守所工作站，今年上半年又根据看守所要求，重新落实了周值班制度，并将值班安排表发到各律所，形成看守所值班律师常态管理。
七、积极参与重大信访纠纷处理，发挥法律援助维权维稳职能 今年以来，中心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同时，参与了多起重大群体信访纠纷的协调处理，充分发挥了法律援助的维权维稳只能。如参与了济川城东村拆迁户信访纠纷协调处理，李宏亮继承信访纠纷等一系列重大、疑难、复杂群体信访纠纷的协调处理。
八、2014年工作重点
1、继续加大法律援助范围与事项的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援助社会知晓率;
2、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标准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特别是诉讼类法律援助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全程监督，尚需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并形成相应机制;
3、进一步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与公检法机关建立相应的长效协作机制，尝试探索强制医疗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
4、继续加大特殊群体维权力度，重点关注农民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努力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
5、积极参与重大疑难纠纷的协调处理，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涉诉上访和重大突发事件的信访引导工作，对其中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正确引导依法维权，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维稳职能;
篇6：法援律师工作总结
新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主要见于第四章——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 其中与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又主要集中于第33、34、35条的规定。第33条主要规定了律师的会见权;第34条主要规定了律师的阅卷权;第35条主要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1.1 会见权
《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之日起, 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被监听。”从该条文可以看出,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有了新的变化。
一是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时间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后;而新律师法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两者相比, 少了一个“后”字, 表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
二是会见内容方面得到扩大。新律师法规定的会见内容是“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扩大了律师对嫌疑人帮助范围, 嫌疑人如果对所托律师足够信任, 可以向律师坦诚所涉案的全部事实。代理律师只要不是故意仿造证据、掩盖事实, 就在给予委托人应对性的帮助方面不受限制。
1.2 阅卷权
《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 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 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从这条看出, 律师查阅的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等指控证据, 而不再只限于技术性鉴定材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 辩护律师只有从审查起诉阶段起才能查阅案卷材料。但是,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所能看到的材料仅限于拘留、逮捕、移送起诉意见书等法律手续、诉讼文书和相关的技术性鉴定资料。除此之外, 诸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检查勘验笔录、被害人陈述、视听资料等证据, 律师则一概不能看到。而新律师法34条的规定无疑放宽了阅卷的范围, 不仅将律师阅读案卷材料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 而且明确阅卷范围包括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书证、物证, 以及诉讼文书和技术性证据材料, 别且规定到法院审判阶段律师可以看指控犯罪的所有材料。
1.3 调查取证权
从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看,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那既然存在冲突, 在解决相关问题上, 《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应该适用哪一个呢?笔者认为, 两法存在冲突的时候, 应遵循“新法优于旧法”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进行适用, 也就是说, 应当适用《律师法》。在涉及非原则性法律问题上, 应按照新法取代旧法的原则, 适用新法。具体到律师会见嫌疑人及调查取证的权利来说, 如果《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相关条款出现冲突, 应以《律师法》为准。
2 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律师法》自颁布以来已经实行近两年, 就总体而言, 喜忧参半, 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 法制的总趋势是向前的, 对律师权利的限制和设置的障碍逐渐减少, 对犯罪侦查工作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1 对传统“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冲击
我国传统上一直沿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 其具体含义是“侦查机关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后, 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 然后再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如果收集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出入, 就继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整个刑事侦查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进行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国的侦查模式开始向由证到供的模式转变, 处于一个转型时期。随着新律师法实施, 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权利越来越大, 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保护途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这种口供中心主义的传统侦查模式将会举步艰难, 从而失去其应有的效果。
2.2 讯问难度增加, 言辞证据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减弱
由于客观原因, 言辞证据本身证明力就不强, 由于人的因素, 言辞证据不可避免的存在虚假或失真的瑕疵。新律师法赋予律师更大的调查取证权, 持有“三证”便可以独立调查取证。律师在对证人进行调查取证时, 询问侧重点与侦查机关并不完全一致, 证人所作的陈述也就会存在差异, 特别是在某些不正确的引导之下, 一些证人可能基于某些考虑或是基于某些压力等原因, 对已作证言经厉害分析有可能发生心理动摇, 会出现证言不断反复, 甚至作虚假的证言。讯问拓展线索难以保密, 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缩短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阅卷, 而公安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却无法知晓律师掌握证据的情况。同时, 律师介入侦查活动时间的提前, 基于律师法的规定, 侦查人员从犯罪嫌疑人处获得的线索实质上已无密可保, 虽然我们从理念上相信律师基于其职业道德的要求, 会保守案件秘密。但如果出现李庄案这样的情况, 或者双方对线索的“秘密性”认定不一, 侦查机关所掌握的一些线索将会被泄露或暴露出来, 特别是涉及案件审判的相关线索, 使情况更加复杂。
3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应对新律师法的对策
3.1 改变侦查体制, 建立“大刑侦格局”
我国当前的侦查体制是多重领导、上下无序的体制, 这种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上一级侦查机关不能有效地指挥下一级侦查机关, 名为“领导”, 实为“指导”, 造成各自为战、互不干扰, 极大地影响了对刑事案件, 特别是对重特大案件的侦破实施有效的组织和指挥。若要改变目前这种无序化、条块分割的状态, 首先建立“大刑侦格局”, 改善现行的侦查管理体制, 变多重领导为侦查内部的垂直力道, 使侦查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出来, 在整体上发挥集团优势, 弥补单兵或少数侦查部门联合侦破的尴尬局面。
3.2 彻底转变传统观念, 实行“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
律师权利的扩大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和侦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促使侦查机关提高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能力, 要求侦查部门加快执法能力建设, 建立“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
新《律师法》的出台为其提供了一个契机, 实践证明, 这种“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了良好效果。因此, 侦查工作只有确实改变迷信口供、围绕口供收集其他证据的办案模式, 才能对律师的介入不存芥蒂, 才不会担心律师介入侦查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这一侦查模式无疑会增加侦查工作的难度, 侦查人员只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通过完善侦查措施和手段就可以真正实现这一转变。
3.3 更新侦查理念, 加强机关沟通配合
新《律师法》对关于律师三大权利的细化, 使侦查部门的侦查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因此, 作为刑事侦查人员必须更新理念, 否则将陷于被动。
首先, 从侧重惩罚犯罪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平衡兼顾转换。惩罚犯罪自古以来就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主题和基本任务, 也是刑事诉讼的应有之意, 但近来人权观念在我国也不断深入人心, 也促使我们侦查工作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第二, 注重实体正义, 又要注重程序正义。面对新《律师法》, 侦查人员必须抛弃以往重实体, 轻程序的观念, 抛弃“群众运动式”的执法习惯, 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侦查权力。通过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来实现社会正义, 维护程序的公正性。最后, 强化侦控一体化, 实现部门无障碍交流配合。加强与公诉机关的沟通, 建立“协助式”的检警关系, 开创案前合议机制。
3.4 拓展侦查手段, 完善讯问策略, 强化取证能力
社会在进步, 诉讼制度在发展, 查处犯罪的侦查手段也应随之改变, 如今办案还停留在一支笔、一张纸的办案方式上是不行的。尽管有了录音录像, 但这也只是记录讯问的过程和记录方式的改变, 在直接获取证据方面无实质性的变化。而律师介入诉讼, 自由与犯罪嫌疑人交流, 过去的侦查方式受到了限制, 必须有新的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的侦查手段。
首先, 大力发展应用侦查科学技术, 如:物证技术、情报收集技术等, 这些科学技术将成为今后的顺利侦破案件的基础。同时, 为秘密侦查立法, 发展秘密侦查技术, 开拓侦查取证的新途径, 强化取证能力。
其次, 高度重视首次讯问, 完善讯问策略和方法。首次讯问开展得顺利与否直接决定后期侦查工作的开展, 首次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还没有受到律师的点拨和影响, 出现被外界“污染”现象的可能性比较低。因此要高度重视对首次讯问的策划, 注意审慎决策, 通过强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的运用, 从而更好的确保讯问效率和效果。
第三, 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和完善固定证据, 减少对口供的依赖。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工作, 不断提高收集口供以外其他证据的能力, 综合运用法律规定的各种措施和手段, 在不同的地点、范围内, 组织力量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调查对象或案件事实同时进行取证, 充分收集证据材料, 综合审查判断各证据的关联性, 及时补充完善证据, 用声像、文字等证据形式予以固定, 将其本身所具有固定和补强证明力的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 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
3.5 建设新型队伍, 推进刑警职业化
自2002年司法制度改革后, 我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业人员一律要求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虽然在现阶段公务员警察招考加强了对警察各方面素质的考核,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公安队伍的法律素质和法、检、律等部门和人员比较相对较差。而刑侦干警又必须和他们同台竞技, 因此公安要突出重点建设刑侦队伍, 推进刑警职业化建设。
首先, 注重刑侦队伍的专业结构。我们必须要把各种优秀的人才吸引、充实到刑侦队伍。让刑侦从单一走向多元, 变成一支多学科相结合的科技队伍。
其次, 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推行侦查员等级制度。从工作实绩、纪律作风、破案率等各个方面进行考核, 确立每位侦查员的等级并且和工资级别相挂钩, 这样可以适当缓解压力、增强侦查动力。
3.6 协调探索, 积极呼吁立法
面对《律师法》实施后的困难我们要以科学的方法审视问题, 协调探索, 无法解决的要积极呼吁, 争取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问题迎刃而解。比如, 可向立法机关呼吁, 增加强化侦查工作的措施和手段, 增设强制证人作证制度, 完善证人保护和豁免制度等。另外还可以探索, 在公诉权运行机制中建立一种司法机关主导的刑事案件诉前合意机制。
参考文献
[1]徐静村.21世纪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篇7：马兰:无律师县里的法援志愿者
2010年7月，马兰来到了甘肃省山丹县。来之前，她认为当地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红艳艳的山丹花，是个飘满花香的县城。
然而，山丹既不开山丹花，也没有想象中美丽的风景。缺水、干燥、偏僻，整个甘肃省山丹县只有二十来万人口，外来人口很少。
“在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法律援助资源严重匮乏。由于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加上受当地恶劣自然条件影响，目前仍有213个贫困县没有律师为当地百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司法部法律援助司司长说孙剑英说。而山丹县就是这213个没有律师的贫困县之一。2012年1月13日，作为山丹县法律援助志愿者，马兰谈到了没有律师的当地诉讼现状，她告诉《方圆》记者：很多人能协商就私下里协商，比如到镇上司法助理员进行人民调解；打官司当地没有法律援助律师，只能请一些没有律师证的“法律工作者”。
“救星”的感觉
马兰至今记得在山丹县第一次提供法律援助时的情景。一位年迈的母亲来到她的办公室，在被介绍是北京来的援助律师后，她紧紧握住马兰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含泪水，声音哽咽地说：“马律师，你来了我就看到希望了，你要好好为我死去的儿子做主，我儿子他人没了，人没了啊……”
面对这么一个满脸倦容、期待的母亲，马兰当时心里一怔，她不知该用什么言语来安慰这位伤心难过的母亲。作为律师，她知道必须控制情绪，如果和这位母亲一样表现出悲伤、痛苦、无助，既不符合律师的职业特点，也会让当事人产生不信任感。
不过初到此地，就被朴实的农民奉为“救星”，多少让马兰有点不适应。
马兰接手案件后，分析案情，研究卷宗证据材料，认为对方当事人也有可能承担事故的10%-40%的责任。她让这位母亲又补充了一些证据，并抓紧写起诉状，然后去法院立案。
案件的事实比较清楚，原被告双方都接收到材料。2010年9月16日，法官在开庭之前，准备先调解。但调解过程艰难，原告李彦（化名，这位老母亲的儿媳）的丈夫在此交通费事故被认定中负主要责任，但人却死亡，而被告在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且一直在医院治疗。所以李彦总认为自己的亲人没了，对方虽然受伤了，但毕竟人还活着，所以如果对方拒绝赔偿两万元，她难以接受。
可被告由于已经花费了几万元医药费，还要再赔偿两万元，觉得冤枉，两万元又不想出了，现在只同意赔偿一万元。
2010年9月16日开庭时，马兰重点陈述了原告目前的家庭窘境，身后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抚养，希望法庭在判决时能适当照顾原告及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2010年9月30号，十一放假的前夕，李彦专程来办公室找马兰，说自己现在承包了两个蘑菇大棚，顺便带了几个她自己做的当地特色馍馍，调解的事就全权委托给马兰了，并说让“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她说现在重要的是自己要努力挣钱来撑起家，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马兰很欣慰李彦最后能跟被告庭下调解。“被告方确实已花去医药费几万元，本来要提起反诉的，法官告诉我，经过做工作，被告没有在这个案件开庭时提起反诉。如果此案判决对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将来还会再起诉原告，让她承担交通事故导致被告受伤住院的赔偿责任。到时，李彦有可能不仅不能得到赔偿款，反而还要倒过来赔偿对方当事人的经济损失，她又确实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马兰说，钱数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事人双方能很好地化解矛盾，这是初入山丹第一个案件带给她的最大启示。
“北京的律师多如大海澎湃，而这边却似干涸沙漠”
“尽自己最大可能为当地人多做一些事情，而不在乎案件的大小。”从第一次接触到村民渴望的眼神和他们淳朴的生活状态时起，马兰就觉得自己没有白来。“到哪儿能将自己的光发到哪儿”。在她看来，北京的律师多如大海澎湃，而这边却似干涸沙漠。“通过志愿者服务项目我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被问起为什么到西部当志愿者时，马兰常说。
马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89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法律咨询和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如今是北京高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志愿到西部无律师县担任法律援助律师，起初只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2010年4月份，马兰在浏览北京市律师协会网页时，看到由司法部、團中央联合组织发起“1+1”中国法律援助活动时，心头为之一振，“觉得可以尝试，反正是一报一年。”报名，体检，政审合格后，马兰被录取。当时马兰填的志愿有两地，青海和甘肃，最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山丹县。
在北京开完动员及表彰大会后，马兰一行12名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的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在甘肃省厅法律援助处一位主任的带领下，于2010年7月21日中午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前往甘肃。火车经二十个小时到达兰州，接着，还需往西北沿着河西走廊换乘汽车才能达到山丹县城，这段行程大概五个小时。
初到山丹时，租房是件很麻烦的事，马兰找到一家单位废弃的办公楼作为暂时栖息之地，里面窗户打不开，白天黑黢黢的，夏天异常憋闷难受。废弃的办公楼平时没几个人住，通常情况下，满楼只有马兰一个人，接水还要到四楼的男洗手间。为了给自己壮胆，她只好哼着歌上楼提水。山丹的冬天异常寒冷，北风凛冽，水管里流出来的水更是冰凉刺骨。由于缺水，一到周六日全县城经常停电停水，她只得买矿泉水来解渴。
作为山丹县唯一一名法律援助律师，马兰得到山丹县司法局在工作和生活上力所能及的帮助。马兰被安排在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和另一名同事共用一间办公室。办公室设施清洁而简单，两张办公桌，三把椅子、一个上下两层的档案柜，一个三人沙发，一台电脑、一个打印机，比“想像的条件要好”。
山丹县法律援助中心只有三名工作人员，还没有一名有律师执照的法律援助律师，马兰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一座县城的法律问题
山丹县隶属于甘肃省张掖市，全县辖7乡4镇，总面积达5402平方公里，却只有20.3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据14.7万人。“当地农村的一些纠纷，如果当事双方私下能协商解决，当地人倾向不打官司，闹大了，顶多到镇上司法助理员那里请求调解。”马兰透露，在她去山丹前，整个县里就一名有执照的律师，而这名律师的“大本营”却是在兰州或者张掖市。提供法律服务的是散落在山丹县城里10来家“法律服务所”，这些服务所里的“法律工作者”多则七八人，少则一两人。他们也承接当地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的案件，但由于规范不到位，有些本该属于法律援助的案子却仍然向当事人索要了代理费。
和众多西部县市一样，山丹县人少地多，除县城以外，村与村的距离较远，当地农村人出门一般依靠摩托车，加上道路不佳，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2010年8月的一天，马兰又接手了一起车毁人亡的交通肇事案。在该事故中，由于驾车人深夜酒后驾车，而且车速较快，车辆撞到了一颗大树上，车上共三人。司机及副驾驶位置的人当场死亡，后座的人被撞成重伤。坐在副驾驶的男孩大学毕业出来工作刚一年。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该男孩从小丧母，是当农民的父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这个父亲话语极少，“基本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不问他就不说。”在写诉状时，因为素材少，马兰觉得没有什么内容可写，只大概勾勒出一个轮廓，这个父亲看完只淡淡的说了一句，“能再多写点吗？”马兰一时语塞，为自己感到羞愧，“我怎么没能体会出一个作父亲的心情？”
nlc202309031017
“其实这个父亲把该说的已经都说了。毛病出在我这里，我没有认真梳理好。”这位沉默寡言的父亲就一直坐在马兰身后，大约两个多小时后，马兰把起诉状底稿，打印装订后交给这个父亲，他只说了一句话：“可以了。”
马兰承认自己特别容易感动，在她印象中，这些沉默的失去孩子的单身父亲、母亲在生活中有时表现得异样的坚强。
2010年4月20日，山丹县发生了一起六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将一名不满十四岁初一学生活活打死的案件，山丹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马兰担任其中一名不满十五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龙（化名）的辩护人。
2010年9月4日，马兰去山丹县检察院阅卷后就觉得“心情异常沉重”，一个未满14岁男孩惨死在拳脚、棍棒、皮鞭之下，死后被埋，几小时后，尸体被挖出焚烧后被埋。而动用拳头、手持棍棒、皮带的人、焚尸的人是六个未成年的男孩，最大的不过16岁，有的还是在校初中学生。卷宗材料后面，有案发现场及被焚男孩尸首的照片，尸首浑身呈黑焦状，仰卧，两个胳膊，两条腿都是张开的。
作为小龙的辩护人，马兰感触良多，她一直思索年轻的小龙究竟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
原来在山丹当地，农村青壮年的男人，几乎都离家到本省或外省的城市打工，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妇女也外出打工，家里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父母一走就是一年半载，老人有庄稼要种，没有那么多精力照顾孩子。
父母在外拼搏赚钱，希望他们的后代不要像他们一样再过苦日子，希望孩子们能够生活得更好些的，可是远在他乡的父母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教育问题。
而学校这边，小龙的父亲介绍，小龙学习成绩下降后，班主任不断地给小龙的父亲打电话，劝小龙退学。到初二下半学期开学不久，老师又通知家长让领小龙回家，理由是“小龙不想学新的广播体操，让小龙回家去反省”。自此，小龙再也没回学校，老师也没有过问此事。
同样没有做到位的还有当地的司法机关，比如，警察逮捕这些嫌疑犯时并没多考虑他们是未成年人，直接开着警车到学校附近去抓人。
孩子般的眼神
在山丹一年时间里，马兰办案、写日志之余，还会去各种场合举办法律讲座。在她看来，普法对于这个缺乏法律观念的小城来讲，意义更甚于办理个案。
从2010年9月份开始，山丹县司法局为马兰组织了全县中小学全体教师学生法制宣传课，涉及全县十八所中学和两所小学，范围遍及五个乡三个镇，每天上下午各一讲，每次讲课时间在一个小时左右。
“给成年人，就讲《侵权法》、《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法》、《民法通则》、《婚姻法》这些跟当地老百姓相关的法律。” 在讲到交通肇事案件时，马兰会结合一些经典案件，如南京张明宝酒后驾车致多人伤亡案和成都孙伟铭驾车撞死撞伤多人案进行即兴发言，目的是提醒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这是马兰在山丹县的切身体会。
在学校，马兰主要是讲自己办过的或网上搜集来的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幅幅震撼人心的未成年犯罪的宣傳图片，几条八米长的印有“1+1法律志愿者在行动的”大红横幅，加上校长们热情洋溢的开场介绍，这些都使讲座很受欢迎。
通过讲座，马兰不仅普了法，而且认识了很多案件当事人，她代理的一些案件就是讲完后听众打电话联系上的。
一次讲完课后，两位老伯联系到马兰说自己丢了羊，想让马兰替他们做一个免费的法律服务。这对律师来说只是个小小的案子，但是这对两老伯来讲，就靠着养羊来维持生活，那些羊就是他们的命。在马兰看来，“很小的一个事情，他们不知道从法律上来如何办，当他们用求助的目光，眼巴巴地望着你的时候，就像个小孩。”
她离开后，一切如故
尽管生活条件不尽人意，但在山丹期间，马兰心情还是很愉悦。傍晚，她常漫步在山丹县城街头，喧嚣的街市很是热闹，路边摆满了各类小吃。米酒、酸奶、炒拨拉子，应有尽有。她在一个摊位坐下来，要了一碗米酒，品尝着酸甜可口米酒。
时间在忙碌中过得很快，2011年7月，山丹一年的法律援助志愿活动结束。在此期间，马兰一共提供法律援助案件十二起，其中民事十一起，刑事一起。但她觉得成绩不是很理想，“我本来还想多代理一些案件，但案源实在是有限。”马兰告诉《方圆》记者，由于代理法律援助案件会得到补贴等涉及利益的问题，使得到她手上的案子就少些。
2011年8月，离开山丹县后，马兰又主动要求续期，来到西藏拉萨提供法律援助。从山丹县唯一的法律援助律师，到拉萨市城关区唯一的法律援助律师，马兰从零开始，依然主动到各学校区政府及各乡镇、办事处等单位讲解法律知识，依然承办各种案件，只是，道路交通类案件少了，农民工讨薪案子多了。截止2011年底，马兰在西藏共受理案件147件，结案83件。
“山丹那边，你离开后会是怎样？”《方圆》记者问马兰。
“一切如故，我来时是什么样子，走后就是什么样子。”无律师县还是没有律师。不管如何，马兰说她愿意一直在法律援助这条路上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