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的中止

劳动合同的中止（共8篇）

篇1：劳动合同的中止

劳动合同中止是指在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出现法定或者约定的状况，致使不能继续劳动合同，但是劳动合同关系仍继续保持的状态。劳动合同中止履行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暂停履行（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待到法定或约定的原因消除后，劳动合同仍继续履行。中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用人单位一般办理社会保险账户暂停结算（封存）手续。中止期间如若劳动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终止。

劳动合同中止的条件是指劳动者主观上无过错，因客观原因导致暂时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义务，但仍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条件和可能的情形。

劳动合同中止的特殊情形是指按照《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即“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关收容审查、拘留或逮捕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可与其暂时停止劳动合同的履行。”又按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取保候审的原固定工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请示〉的复函》规定：“对原固定工在取保候审期间，用人单位可以暂缓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但不能以此为由予以辞退。在审理结束后，可视具体的情况，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据此，符合上述条件劳动合同中止，可能会出现与劳动合同解除发生矛盾的特殊情况。当这些老职工被宣告错捕，无罪释放，企业应恢复与老职工的劳动关系并按照《国家赔偿法》由司法机关赔偿，这时候劳动合同表现的形式是中止，反之，也有可能这类老职工经审理确有问题，被司法机关定罪量刑，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而解除。针对这类老职工可能会出现的两种情况就是劳动合同中止的特殊情形。

另外，根据《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6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中止履行：(一)劳动者应征入伍或者履行国家规定的其他法定义务的；（二)劳动者暂时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义务，但仍有继续履行条件和可能的；(三)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劳动合同中止情形消失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来源：人才市场报

篇2：劳动合同的中止

徐某是某企业新招用的大学生。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徐某担任企业产品的工艺设计工作，合同期二年，试用期为三个月。合同签定后，企业安排徐某先到设计岗位担任辅助工作，徐某在工作中努力学习，积极创新，受到了企业的嘉奖。三个月试用期过后，企业安排徐某到正式设计岗位工作，于是，徐某更加努力工作，并对自己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半年后某天，徐某收到国外亲属的来电，称其在国外患病，希望徐某能去看望，徐某思考再三，决定请假前往，于是，徐某向企业请假三个月出国探亲，并表示请假期间不享受工资待遇。企业对徐某的工作比较满意，同意了徐某的请假要求，并希望其按时返回履行合同。三个月后，徐某在国外致电企业，称其亲属尚未痊愈，需要继续给予帮助，希望续假三个月。企业对徐某虽然仍存好感，但认为再续假三个月时间太长，所以希望徐某尽快回来。

又一个月后，徐某结束探亲回到企业上班，但是，企业告知徐某：企业为正常经营已另用他人顶替徐某工作，请徐某另谋高就，同时交给徐某一张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徐某认为双方合同期未满，企业不能终止合同，双方于是发生争议。

双方理由：

徐某认为：自己离开企业时请了假，现双方合同期未满，企业以自己四个月没有来上班就作出终止劳动合同决定没有依据。

企业认为：徐某离开企业时间长达四个月，因其未正常履行劳动合同，企业已经另外找人顶替了徐某的工作，所以与其终止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评析：

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徐某请假离职四个月，企业是否可以与其终止劳动合同。

《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根据该条规定，劳动合同依法确立后，对当事人会产生法律约束力；劳动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当事人必须遵照履行，如果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但是，如果当事人虽然未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但是该不履行的情况是因法定原因或经双方约定而发生的呢？《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中止履行:〈一〉劳动者应征入伍或者履行国家规定的其他法定义务的;〈二〉劳动者暂时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义务,但仍有继续履行条件和可能的;〈三〉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劳动合同中止情形消失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有以上三种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可以中止履行。这里的中止履行，是指

篇3：有关共犯中止问题的研究

(一) 共犯中止问题的相关立法例

1、客观主义学说

通常适用这一学说的有韩国、日本等国家。客观主义学说刑事责任的基础表现在外部的具体犯罪行为, 以及由此产生的实害, 这一学说是形式古典学派在犯罪论上的基本立场。具体而言, 就是在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上, 认为帮助犯、教唆犯只是从犯, 所以其性质由实行犯决定。

2、主观主义学说

瑞士、西班牙等国家持主观主义学说, 我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现行刑法中也适用该学说。该学说刑事责任基础是认为犯罪人反复实施犯罪行为具有危险性, 是新刑事学派在犯罪论上的立场。根据此理论认为无论是教唆行为还是帮助行为在行为本质上都是实行行为。

3、折衷主义学说

主观主义说和客观主义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学说, 就是折衷主义学说, 德国和俄罗斯的立法应用的就是这种学说。《德国刑法典》第二十四条 (犯罪中止) 第二款规定:“二、在数人共同犯罪中, 其中主动阻止完成的, 不因犯罪未遂而处罚。如该犯罪没有中止犯的行为业不能完成的或犯罪的未遂与中止犯以前参与的行为无关, 只要行为人主动努力阻止该犯罪完成, 应免除其刑罚。”

(二) 我国共同犯罪中止理论现状

二、我国的研究主要围绕时空性和有效性进行

1、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的时空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实行犯中止的时空范围包括两种:第一, 事先无通谋的共同实行犯, 中止的时空范围从共同犯罪着手一直到犯罪既遂止;第二, 事先有通谋的共同实行犯, 中止的时空范围从行为人共谋开始一直到既遂为止。

(2) 教唆犯中止的时空范围, 我们应当有具体的了解和正确的认知教唆犯的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和教唆犯的既遂。我国刑法界认为, “已经开始实施教唆行为是教唆犯着手的标志, 而既遂则应以实行犯即被教唆人完成所教唆的犯罪为标志”。

(3) 帮助犯中止的时空范围, 从帮助人着手帮助行为开始, 到被教唆人完成犯罪为止。帮助犯的既遂标准, 与教唆犯的观点相同, 以实行犯完成了所帮助实施的犯罪为标志。

2、在有效性问题上, 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有较大差别, 共同犯罪的有效性条件的成立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共同犯罪时, 各行为人对本人的行为负责的同时对其他成员的行为也要负责, 并对共同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负责, 因为我国刑法规定共犯人间具有整体性。在共同犯罪中, 各个共犯人的个人行为组成了整个共同犯罪的整体, 每个行为人都与结果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关系。所以在共同犯罪中各共犯人应承担的中止义务相对较大。

三、我国法学界关于共犯中止规定的不足以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 我国共同犯罪中止理论的不足

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 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是犯罪中止。”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法条规定的中止犯的成立时间具有局限性, 只能是在犯罪行为的实施阶段;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的成立时间, 则是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 达到既遂以前。我国刑法总则中, 犯罪中止仅是对单独犯的行为中止做出的规定, 这样一来就难免有不足之处:

1、过分强调共同犯罪的整体性

首先, 共同犯罪行为虽然是由各共犯人的单独行为形成的行为整体, 却并不是说共同犯罪中只有一个犯罪行为, 而是各个共犯的犯罪行为之间因为存在特殊关系而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其次, 共同犯罪行为是由每个共犯人的单独行为组成, 每个共犯人都独立实施自己的行为, 与其他共犯人的行为之间不一定具有联系, 独立性因此产生。

2、有悖于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共同犯罪中, 类似这样的状况时有发生, 部分共犯人停止了犯罪行为, 并有效阻止了其他共犯人利用自己之前所做的单独行为继续实施犯罪, 但其他共犯人利用其他条件仍达到了既遂的目的。那么此时想成立犯罪中止, 如果要求已经实施了中止行为的共犯人必须阻止整个共同犯罪行为的进行或有效防止共犯结果的发生, 显然对其而言是不公平的。

3、违反了刑法的期待可能性原则

我国刑法的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鼓励犯人及时退出犯罪, 如果对于严格苛刻的规定共犯中止的成立条件, 就不利于防止犯罪的发生。在共同犯罪中, 部分共犯人若要成立中止, 必须以一己之力阻止共同犯罪结果的发生, 高估了个人能力, 违反了刑法的期待可能性原则, 更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

(二) “有效性”内涵的探讨

我国现行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 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 是犯罪中止”, 分析可知, 这里有两层含义, 首先, 共犯人要放弃自己的犯罪行为, 其次, 阻止其他共犯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 在没能阻止其他犯罪人的时候, 能够做到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单独犯罪的犯罪中止适用这个标准并没有争议, 但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若适用该标准则会发现诸多不足, 为了弥补我国立法的不足, 学者对于“有效性”做了众多解释, 但并没有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提出一套新标准。但笔者认为, 对“有效性”做出的解释着实太多, 并不会起到弥补不足的功效, 还会导致理论过于繁琐。笔者认为还是应当为共同犯罪中止制定一套不同于单独犯罪中止的独立标准, 使我国对此的立法和理论趋向完善。

参考文献

[1][日]牧野英一著:《刑法研究》 (第一卷) , 第13-10页。

[2]赵秉志主编:《犯罪总论问题探索》, 法律出版社, 第480页。

篇4：劳动合同中止制度探究

关键词： 劳动合同中止制度；劳动关系；权利义务

一、劳动合同中止制度及特点

劳动合同的中止，是指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因出现了法定或约定情形致劳动合同暂时无法履行，劳动关系主体双方主要权利义务在一定时期内暂时停止行使和履行，但双方仍保持劳动关系的状态。通过分析劳动合同中止的概念，可以看出劳动合同中止具有以下特点：

1.此前当事人之间已经建立了劳动法律关系

这里劳动法律关系是指劳动关系被劳动法调整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不同于劳动关系，也不同于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中止是建立在劳动合同这一明确法律关系基础上的。

2.中止行为

中止行为一般需要双方的合意或者直接援引法律规定，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出现当事人基于单方意思而实施片面中止行为。中止事由的发生取决于合同期内当事人是否能实际履行劳动合同。这里一般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原因，除非当事人涉嫌故意犯罪。

3.中止期间的权利义务

中止期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冻结或呈现明显失衡。这是由《劳动法》的性质决定的，权利义务的失衡通常为用人单位在此期间不得减轻其法定的义务。

4.中止≠终止

“中止”不是“解除”，也不是“终止”，它意味着当事人对中止期满后重续权利义务的一种法律允诺或法律强制。

5.中止期限

中止有一定期限，但期限长短取决于中止原因，多数情况下，劳动合同中止期限有上限，但没有下限。

二、劳动该合同中止条件与期限

劳动合同的中止条件，可分为法定条件和约定条件。一般情况下，法定条件包括劳动者意外失踪、依法被限制人身自由、应征入伍等情形。例如，员工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拘留或逮捕等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企业可与其暂时停止劳动合同的履行（《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此即为法定条件，用人单位可单方实施中止劳动合同行为，待法定情形消失后再视情况恢复劳动合同或转换其他形式进行处理。而在非法定条件下，劳动者确切因客观原因致使无法继续履行勞动合同，且用人单位又不能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可经由双方协商一致，根据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规定或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双方可暂停履行劳动合同。

中止有一定的期限要求，具体的中止期限需要根据中止条件的不同进行判断。原《劳动合同法（草案）》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对劳动合同的中止作出了不超过5年期限的规定，部分地方法规至今仍沿用此规定。而对于未有明文规定劳动合同中止制度的地区而言，只要用人单位不违反劳动法律的立法精神与基本原则，用人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使用劳动合同中止制度，并根据具体中止条件规定中止期限，这取决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经营管理权。一般而言，因法定条件中止劳动合同的，中止期限为法定条件出现至消失期间。

一旦中止期限届满，且双方未就劳动合同的中止达成新协议约定的，劳动合同即恢复原状，双方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约定义务。值得注意的是，中止期限不计入劳动合同期限。当劳动合同恢复履行后，双方应当接续中止前仍未履行完的期间继续履行，此时则存在变更劳动合同期限的情况。当然，不得重复计算劳动合同订立次数。例如，双方原订立三年期劳动合同，履行至一年期时，劳动合同中止三年，中止期限届满后双方应当继续履行两年期劳动合同。

三、劳动合同中止期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暂停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权利

劳动合同中止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享受暂停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权利，可以是部分暂停履行，也可以是全部暂停履行，取决于不同的中止条件。对于劳动者而言，中止期间可以不再受用人单位部分规章制度约束，如考勤制度等。而用人单位也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暂停支付劳动报酬与福利待遇或发放相关生活补贴予以替代。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因法定条件用人单位单方中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必须采用相关形式履行送达中止劳动合同决定的义务，如内部公告、送达劳动者亲属、向拘留机关送达函告等，否则容易因履行程序的瑕疵而导致劳动合同中止行为的失效，最终使用人单位自身为原劳动合同约定义务买单。

2.中止期届满恢复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

劳动合同履行中止与劳动合同履行终止不同，它是劳动合同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暂停，在暂停事由消失后仍然要恢复履行，因而会出现劳动合同中止期满后劳动者重返工作岗位的问题，劳动者重返工作岗位既是其权利，同样也是其义务。比如意外失踪的劳动者重新出现，公安机关进行销案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则恢复劳动合同的履行（如失踪的劳动者又因涉及故意犯罪等情况被继续限制人身自由的，则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用人单位惩处规定进行处理，不在此处加以赘述）。而属于双方约定中止的，中止期限届满之日起，则自动恢复履行劳动合同。逾期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视为旷工处理。如用人单位已无原工作岗位或不能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内容的，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尽可能安排调整岗位或适当工作内容，不能擅自以无工作岗位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3.其他权利义务

篇5：劳动仲裁的中止审理的分析

卓玛-依理老师的答复：

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4条规定，劳动仲裁裁决案件，应当自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延期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即劳动仲裁从受理到出裁决中间最长依法不应超过60天。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地方劳动仲裁委基于案件众多，人手不足等原因，出现劳动仲裁裁决超出法定审限的情况，但这些人为的原因不叫劳动仲裁审理的法定中止。

劳动仲裁的中止审理，是指劳动仲裁可以因为出现的一些法定事由而审理中止，中止的时间不算在审理期间内。法定事由包括：因出现案件处理依据不明确而请示有关机构，或者案件处理需要等待工伤认定、伤残等级鉴定、司法鉴定结论，公告送达以及其他需要中止仲裁审理的客观情形，经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中止案件审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中止审理的客观情形消除后，仲裁庭应当恢复审理。另外，地方性也有关于劳动争议案件中止审理的细节性规定，例如，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关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劳动争议案件是否中止审理问题的复函》中规定：“当事人在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过程中，对涉及到案件审理结果的工伤认定，虽已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不具有《行政复议法》第21条或《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的停止执行情形的，当事人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中止案件审理请求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当事人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后，出现《行政复议法》第21条或《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停止执行的情形，则该具体行政行为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因此，当事人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中止案件审理请求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应当中止审理案件，并办理中止审理手续。待具体行政行为停止执行的情形消除后，或者行政复议决定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生效后，恢复案件审理。”

就本案例所反映的情况而言，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未为申请人缴纳工伤保险，但因双方已经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所以申请人因工受伤后仍然被认定为工伤，并依法被鉴定为伤残十级，可以享受工伤赔偿待遇。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对于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一至十级的，每个级别都有规定的赔偿标准，该赔偿标准无需再经过劳动行政部门核定，因此，被申请人申请中止审理的理由若为伤残赔偿需经过行政部门的核定不应当得到仲裁部门的支持。但是如果是因为对于赔偿申请人医疗费报销部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中的相关规定，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2、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病，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处理。因此，申请人要求赔偿治疗医药费损失的，双方对赔偿数额存在争议的，被申请人以此理由提出仲裁审理中止申请的，卓玛-依理老师认为，劳动仲裁委应当予以支持。

附典型案例：

公司以案件在行政诉讼期为由，申请中止仲裁审理，于法无据 工亡家属获赔20余万补助金

蒋彬(化名)于11月9日到某公司工作，与某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任土木工程师，月工资5000元。某公司支付蒋彬工资至2月底。蒋彬于203月25日受到事故伤害，医治无效死亡。年6月8日当地劳动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认定蒋彬因工死亡。蒋彬的直系亲属随即提出仲裁申请，称蒋彬因工死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支付丧葬补助金22357.5元、一次性工伤补助金178860元。

某公司向仲裁委递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称蒋彬在非工作时间内受伤，也不是其单位安排蒋彬出去工作，不应认定工伤，该单位对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结论不认可，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仲裁委中止该案件的审理，待行政诉讼案件结束后再审理此案。经查明，蒋彬在某公司工作期间，某公司没有为蒋彬缴纳工伤保险费。20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715元。

案件结果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四条等规定，仲裁委对蒋彬直系亲属要求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78860元和丧葬补助金22357.5元的请求均予以支持。

案件评析

行政机关或法律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发生效力。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行为，即是作出行政确认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三)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

原市劳动保障局《关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劳动争议案件是否中止审理问题的复函》中规定：“当事人在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过程中，对涉及到案件审理结果的工伤认定，虽已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不具有《行政复议法》第21条或《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的停止执行情形的，当事人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中止案件审理请求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当事人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后，出现《行政复议法》第21条或《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停止执行的情形，则该具体行政行为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因此，当事人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中止案件审理请求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应当中止审理案件，并办理中止审理手续。待具体行政行为停止执行的情形消除后，或者行政复议决定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生效后，恢复案件审理。”

由此可见，只有具备《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的法定停止情形时，仲裁委才应当中止案件审理，并办理中止审理手续。

篇6：中止履行劳动合同协议书

※※※※※※公司

中止履行劳动合同协议书

甲方：※※※※※※公司

乙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和《※※省劳动合同条例》，※※※※※※公司（甲方）与（乙方）就中止履行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事宜，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中止履行于****年**月**日签订的劳动合同。

二、在协议有效期内，甲乙双方明确以下权利和义务：

1、自本协议生效的次月起停发乙方工资、奖金和各种津贴、补贴，原工资情况作为档案工资予以记载，并作为计算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数。乙方停止享受劳保、休假等福利待遇，住房公积金予以封存（购房或建房时可按规定支取），停止执行企业年金计划，其企业年金帐户予以封存。

2、乙方中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属企业缴交的部分仍由甲方承担；属个人缴纳的部分由甲方负责为其代缴并于每年基本社会保险基数调整后一个月内，甲乙双方结算一次。

3、中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乙方不再参加甲方在职员工的薪资调整。

三、本协议须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履行，协议期满双方协商协议是否续延，如未能达成共识，本协议终止；如乙方不能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劳动合同按乙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为由予以解除，届时甲方将依法不支付乙方经济补偿金。

四、乙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应遵纪守法，不得以甲方或甲方下属单位的名义从事各类经营活动。中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人身伤亡事故以及违法违纪等均由乙方个人负责。其中，违法、违纪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五、乙方在协议期间申请调出、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事宜的，按甲方的有关规定办理。

六、本协议作为甲、乙双方劳动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七、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一份。

甲方：（盖章）乙方： 委托代理人:

篇7：2017年中止劳动合同协议书

甲方： 乙方：

经乙方申请，甲方同意自 年 月 日起乙方中止劳动合同，并与甲方签订中止劳动合同协议。到 年 月 日经乙方书面申请恢复劳动合同。

一、乙方中止劳动合同期间，甲乙双方视为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互不承担相关劳动合同关系中的权力和义务。在外所发生的一切事故均由乙方全部自负，一切事故均不视为工伤，甲方不予承担。

二、乙方必须履行以下义务：

1、在外不允许做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维护公司的信誉和形象。

2、按甲方要求及时交纳养老、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险金和水电费、取暖费及其他应交纳的一切费用。

3、乙方必须按照甲方要求将（2）条款项费用及时交到公司财务科，否则甲方给予停止办理各项社会保险的代缴手续，对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乙方自负。

4、协议期满时，提前及时与甲方签中止劳动合同协议或恢复工作申请，否则视为自动解除劳动合同。

5、在此期间不享受甲方的一切劳保福利等待遇，如若因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生病住院或其他特殊情况产生的费用乙方自负，和甲方无任何关系。

三、乙方如不服从本协议，甲方有权将其劳动合同转交劳动部门解除，与乙方脱离一切关系。

四、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存壹份，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单位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劳动合同中止协议书

甲方：

乙方： 性别 ： 身份证号码：

因 原因，乙方向甲方申请中止劳动合同，经双方协商，订立本协议，以便共同遵守。

一、劳动合同中止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计 年。

二、劳动合同中止期间，乙方不在甲方的工作时间不计算本企业的工作年限。

三、劳动合同中止期间，乙方不享受甲方的工资、奖金、专业技术职务津贴等薪酬福利待遇。

四、劳动合同中止期间，乙方的社会保险关系﹙含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仍在甲方，所有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由甲方代收代缴。有关缴费标准及时间约定如下：

﹙一﹚各缴费基数的确定：乙方可根据甘肃省统计局当年7月1日公布的上甘肃省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60%－300%之间自主选择缴费基数，作为当年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

﹙二﹚缴费费率：养老保险28%、失业保险3%、医疗保险8%、工伤保险﹙按张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定的当年费率计算﹚、生育保险0.5%、公共设施建设维护费2%﹙按照747元标准计算﹚。

﹙三﹚缴费标准：缴费标准等于缴费基数乘以缴费费率。

﹙四﹚缴费时间：按照张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规定，每年的缴费分为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乙方依照上述标准在当年的5月31日以前缴纳一次﹙核定数额﹚，在11月30日前缴纳一次，两次缴纳的数额等于缴费标准。逾期不缴纳，甲方可以对乙方作出自动离职处理。

五、劳动合同中止期间，乙方必须遵纪守法，如从事非法活动或发生对甲方造成严重影响的行为，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甲方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甲方有权按规定解除与乙方的劳动合同关系。

六、劳动合同中止期满，乙方愿意回甲方工作，须在一个月前提出申请，以便甲方及时安排工作。劳动合同中止协议期满后一个月内，乙方未回原单位的，甲方可按自动离职予以处理。

七、劳动合同中止期满，乙方若提出继续签订劳动合同中止协议，须经甲方同意后重新签订协议。

八、本协议在履行期间，如遇政策调整等客观因素发生变化时，可以依照相关政策执行。

九、本协议自劳动合同中止期限之日起生效，在协议执行期间，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协议，本协议未尽事宜，应由双方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十、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篇8：论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

基于理论上的复杂性与实践中的模糊性,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研究成为了刑法学领域中的重点与难点。笔者在厘清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相关概念的界限以及明确教唆犯性质的基础上,对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具体认定提出一些看法,以对这一理论上的重点与难点问题进行一些探索。

一、相关概念辨析

“生活中人们往往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势,总是不自觉地凭借一些似乎是约定俗成、天经地义甚至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公理’去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并不去注意问题中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事实上所谓约定俗成的‘公理’却十分缺乏共同约定的理解,由此也就导致在问题的结论上产生许多无谓的分歧。”①这里所说的“公理”便是指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概念,由于对基础概念缺乏统一的约定,进而无法建立起进行讨论的共许的前提,于是往往造成许多无谓的相左的观点。在教唆犯理论研究中同样如此,作为刑法学理论的重点与难点,学者们对此形成了诸多针锋相对的学术观点。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相关基础概念缺乏统一的界定,在进行学术讨论时,对概念的使用往往呈现出混乱的局面。在对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研究中出现了诸如“教唆犯罪的中止”、“教唆犯的中止”、“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以及“教唆犯的中止形态”这样的概念。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首要的问题便是厘清这些概念之间的界限、建立起进行讨论的共许前提。本文以对“教唆犯”、“教唆犯罪”、“犯罪中止”以及“中止行为”概念的界定作为展开讨论的基点。

(一)教唆犯与教唆犯罪

在刑法学理论界,“教唆犯”有被学者用来表述教唆犯罪主体与教唆犯罪形态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教唆犯是故意地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人”②;再如“所谓教唆犯,是指唆使他人产生犯罪的决意,进而使其基于此决意实行犯罪的情况。”③前者中的“教唆犯”指的是教唆他人进行犯罪的人,即教唆犯罪主体;而后者中的“教唆犯”则是指具备了相关构成要件的犯罪本身。这种概念的不一致,不仅违背了逻辑上的同一律,而且无法为进行深入的讨论建立起坚实的基础。综观国内出版的有关论著,对教唆犯概念的表述,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教唆犯是故意地教唆他人犯罪,致使或者没有致使他人犯罪的人。④

2.教唆犯是指故意地用劝说、利诱、威逼或者其他方法唆使他人去实施犯罪的人。

3.所谓教唆犯,就是以授意、请求、煽动、劝说、收买、怂恿、强迫以及其他方法,使不具有犯罪思想的人具有犯罪的思想,或者使犯罪思想不够坚定的人坚定其犯罪思想的罪犯。⑤

通观上述观点,教唆犯应当是对教唆犯罪主体的一种表述。相比之下,教唆犯罪是对教唆犯唆使他人实施犯罪行为这样一种犯罪形态的整体描述。因此,将“教唆犯”的含义涵盖教唆犯罪主体与教唆犯罪形态的做法并不可取,应当对二者进行明确的界分。

(二)犯罪中止与中止行为

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根据这一规定以及相关理论,所谓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未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⑥可见,犯罪中止实质上是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一种,即犯罪中止形态。“中止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而是刑法所鼓励的行为。上述《刑法》第24条所规定的“自动放弃犯罪”以及“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都是中止行为。犯罪中止与中止行为既密切联系又严格区别:一方面,中止行为是犯罪中止形态成立的前提,没有中止行为就不成立犯罪中止,犯罪中止形态是中止行为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中止行为本身是刑法所鼓励的有益性的行为,是减免刑事责任的根据,而犯罪中止形态则是犯罪所呈现出的状态,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因此,不能将犯罪中止与中止行为混为一谈。

在刑法理论中,犯罪停止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停止下来所呈现的各种状态,即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以及犯罪中止。作为教唆犯罪停止形态之一的教唆犯罪中止形态,当然只存在于教唆犯罪而非教唆犯之中。教唆犯作为犯罪主体实施中止行为,致使教唆犯罪呈现出中止形态。因此,在“教唆犯罪的中止”、“教唆犯的中止”、“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以及“教唆犯的中止形态”这些概念中,对在教唆犯罪过程中,基于行为人主观意愿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进而使得犯罪呈现出停止形态的最佳表述方式应当是“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

二、教唆犯性质的界定

就教唆犯理论而言,基础性的问题便是教唆犯的性质问题。“对教唆犯的性质所持的不同看法,是导致对教唆犯其他所有问题——包括教唆犯的概念、特征、犯罪形态等问题——得出不同结论的根本原因。”⑦关于教唆犯的性质,中外刑法理论界对此都存在广泛的争鸣。典型的观点有教唆犯从属性说、教唆犯独立性说以及教唆犯二重性说。笔者认为,对于教唆犯性质的界定应处置于我国现行刑法的体系之内,这样才能更好地从实然层面解决教唆犯的相关问题。

首先,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仅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与胁从犯而不包括教唆犯。我国《刑法》第26条至第28条分别规定了主犯、从犯与胁从犯的相关定义以及处罚原则。但是第29条关于教唆犯的条文中仅规定了对教唆犯的处罚原则而没有教唆犯的相关定义。同时,按照第29条第1款“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的规定,在对教唆犯进行处罚时,仍须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也即仍然要将教唆犯区分为主犯、从犯或胁从犯。正如有学者指出:虽然刑法对教唆犯作了明文规定,但在对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进行处罚时,依然必须区分其是主犯还是从犯,抑或是胁从犯,故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不是一种并列关系。⑧因此,依笔者之见,教唆犯不在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之列。既然如此,那岂非没有讨论教唆犯性质的必要了?其实不然。依照一定的标准,可以对共同犯罪人进行适当的分类。其中主犯、从犯与胁从犯是从对成立共同犯罪所起作用的角度进行划分的,这种划分有利于处罚不利于定性;实行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则是从分工形式的角度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划分的,该种划分有利于定性不利于处罚。因此,应当对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的性质予以明确,否则就不能对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予以定性,也就失去了对教唆犯进行处罚的基础。

其次,教唆犯作为共犯的一种是相对于正犯而言的,共犯的成立与可罚性,以存在一定的实行行为为前提,之所以要处罚教唆犯,是因为教唆犯通过使正犯实施实行行为,参与引起了法益侵害的结果。“正犯的实行着手,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是从实质上看必须产生了发生结果的具体的、紧迫的危险;处罚未遂不是因为该行为是行为人的危险性或反道义性的定型的征表,而是因为产生了发生结果的具体的、紧迫的危险。因此,将正犯着手实行犯罪作为处罚教唆犯的条件,意味着发生了法益侵害的具体的、紧迫的危险才处罚,这不仅没有不妥之处,而且是理所当然。”⑨“事实上,当教唆者只是说了一句‘杀死某人’时,即使对方完全默认,但仅此还没有处罚的必要性。”⑩这便是教唆犯从属性说的结论,坚持教唆犯从属性说能够维护构成要件的基本机能,避免刑法规制范围的过度扩大。

最后,坚持教唆犯从属性的立场,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因为该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条规定是教唆犯独立性说的重要根据,也是坚持教唆犯从属性说的重大障碍。笔者认为,从法律条文表面上看,似乎确如学者所提出的该条规定体现了教唆犯的独立性,但仔细研究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条文中明确指出是“在共同犯罪中”,也就是说这里的教唆犯是以成立共同犯罪为前提的。按照共同犯罪的原理,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者须在主观方面具有共同的犯罪意图,即二人以上在对于共同犯罪行为具有同一认识的基础上,对其所会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心理态度。在客观方面需要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即二人以上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共同实施了具有内在联系的犯罪行为。依据以上原理,被教唆者只有犯了被教唆的罪才能与教唆者构成共同犯罪,而教唆犯作为共犯的一种与正犯一样都是对共同犯罪人的划分,对教唆犯的理解理应处于共同犯罪的范围之内。因此,第29条第1款所规定的教唆犯是共同犯罪条件下的、严格意义上的教唆犯。但是同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主观内容方面,还是在客观行为方面,都没有达到上述构成共同犯罪所要达到的标准,因此二者根本不构成共同犯罪。既然不构成共同犯罪,那么第29条第2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就是非严格意义上的、广义的教唆犯。据此,笔者认为《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并非是教唆犯独立性的重要根据,也就不会成为坚持教唆犯从属性说的重大障碍。

三、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认定

如上所述,我国《刑法》第29条区分了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是否构成共同犯罪这两种情形并对教唆犯的处罚原则进行了规定。虽然第29条第2款所规定的教唆犯是非严格意义的、广义的教唆犯,但是教唆者仍然实施了教唆行为,只是没有同被教唆者构成共同犯罪。按照本文第一部分对教唆犯罪概念的界定,即教唆犯罪是对教唆犯唆使他人实施犯罪行为这样一种犯罪形态的整体描述。因此,《刑法》第29条第2款所规定的广义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仍然属于教唆犯罪的概念范围。基于此,在对教唆犯罪中止形态进行具体认定时,笔者也区分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是否构成共同犯罪这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讨论。

(一)共同犯罪条件下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认定

当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构成共同犯罪时,按照共同犯罪的原理,教唆者与被教唆者须在主观方面具有共同的犯罪意图,即二者在对于共同犯罪行为具有同一认识的基础上,对其所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心理态度。在客观方面教唆者与被教唆者需要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即二者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共同实施了具有内在联系的犯罪行为。同时,我国刑法将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划分为犯罪预备阶段与犯罪实行阶段。因此,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被教唆者应当已经接受教唆产生犯意并处于犯罪预备至犯罪既遂这一动态过程的任意一点上。由于本文已经指出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因而在该种情况下对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认定应以被教唆人的行为为标准。详言之,当被教唆者处于犯罪预备阶段时,教唆犯必须制止被教唆者的犯罪预备行为,同时劝说被教唆者放弃犯罪意图,只有制止了被教唆者的犯罪预备行为并且彻底打消了犯罪决意才能成立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当被教唆者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未实行终了时,教唆犯必须制止被教唆者继续实行犯罪并劝说他彻底放弃犯罪,此时方能成立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当被教唆者犯罪行为已经实行终了但是犯罪结果尚未发生之前,教唆犯必须采取积极的行为,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只有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才能成立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未能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教唆犯罪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当然在对教唆犯进行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

(二)非共同犯罪条件下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认定

当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构成共同犯罪时,即《刑法》第29条第2款所规定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况,按照共同犯罪的原理,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或者在主观方面没有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或者虽然在主观方面形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但是在客观方面没有实施任何在共同故意支配下的具有内在联系的犯罪行为。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包括被教唆者没有接受教唆、接受教唆但是没有实施犯罪、在教唆之前已经存在犯意以及所实施的犯罪与教唆的犯罪完全不同。诚如前文所述,既然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构成共同犯罪,那么教唆者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教唆犯”,也就没有必要讨论其是否具有独立性或者从属性,只要按照教唆者单方面实施的教唆行为来确认该种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标准即可。具体而言,当教唆者准备对他人进行教唆时,出于一定的原因自动放弃将要实施的行为即成立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当然此种情况完全处于教唆者的主观意识之中,没有讨论的现实意义。当教唆者已经着手实施具体的教唆行为而未实行终了时,教唆者必须自动中止教唆行为并劝说被教唆者彻底放弃初步形成的犯罪意图,只有彻底打消了被教唆者初步形成的犯罪决意,才能成立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当教唆者的教唆行为已经实行终了但被教唆者还没有实施犯罪预备行为以前,教唆者必须积极地劝说被教唆的人彻底放弃因教唆行为引起的犯罪意图,只有彻底打消了被教唆者的犯罪决意,才能成立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

摘要：教唆犯理论是刑法理论中最为复杂、最易产生分歧的理论之一,而关于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相关理论更是被学者称为“刑法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理论的复杂性衍生出对相关概念理解的模糊性,本文首先对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厘清概念间的界限以建立展开讨论的前提。其次,明确教唆犯的性质是研究教唆犯相关问题的起点,本文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具体规定,认为教唆犯应具有从属性。最后,在界定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相关概念以及明确教唆犯性质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具体认定标准。

关键词：教唆犯罪,中止形态,认定标准

注释

1参见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第9-10页.

2参见魏智彬.《教唆犯的概念与成立要件问题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

3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4参见李希慧.《论教唆犯的概念及其成立要件》,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5参见魏克家.《略论教唆犯》,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6参见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7参见魏东.《教唆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8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36页.

9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Ⅱ》,有斐阁,1975年版: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