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会址参观报告

中共会址参观报告（共7篇）

篇1：中共会址参观报告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培养国家战略提升思想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高级党校学生参观中共一大、二大会址实践活动报告

近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为了结合高级党校的学习和实践以及深入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2013年12月1日上午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几名高级党校的同学参观了中共一大和二大会址。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理论。而中共“二大”对中国革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次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等重要文件，与中共“一大”一起圆满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并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

“一大”是中国历史上开天地的新一页，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在党旗的引导下，我们进入到那一幢普普通通的石库门房子也就是中共一大会址，怀着虔诚与激动的心情开始进行参观：老式的石库门，青色砖瓦，乌漆大门上一对黄铜吊环，拱形的石雕门框质朴厚重，凝聚着不平凡的历史底蕴。

漫步在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厅，里面排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物，收集了很多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况，展示了中共革命前辈的资料，展品中有孙中山、黄兴、秋瑾等革命志士的遗物、手迹；展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一批早期党员开展革命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空气因为历史的重负而变得凝重和肃穆，每一位参观者都放慢脚步，眼眸中饱含着追思和敬仰，用心去体会、去品味一件件展品中铭刻的光荣与辉煌。仿佛亲身体验到在时空那一端正在发生着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其中在我们身处的地方便有一件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那便是中共一大的召开。

展厅按中共“一大”会议室原状开辟了一个蜡像室。那一尊尊栩栩如生的蜡像复原了当时的情形：毛泽东慷慨陈词，董必武侧耳倾听，李达会心微笑„„个个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伟大一刻：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载着光荣和梦想的巨舟，从这一刻起航。

参观完“一大”会址，大家的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那艰苦卓绝的年代，倍感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倍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倍感作为一名党员肩负的责任重大。走出“一大”会址，我们步行来到了相距不远的“二大“会址，虽然两会址距离并不远，但似乎知名度和参观人数相差甚远。但是“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意义不言而明了。

参观中，通过讲解员认真细致的讲解，大家又重温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程，领略了当年共产党人建党的艰辛与危险，体会到如今取得的成果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而珍贵的影像、图文、实物资料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已泛黄的《共产党宣言》，先辈们用过的印章，甚至是家书，都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而高科技的投影以及电子屏也为这古朴的老式石库门增加了一抹亮点。在这浓浓的历史氛围中，我们受到了在其他地方无法感受到的熏陶。这亲身参观所获的感悟是在书本上无法获得的。

在参观即将结束之际，讲解员将二楼的窗户推开，大家同时欣赏到了灯光照耀下的现代高架桥和历史感厚重的石库门二大会址，两个时代的建筑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同时也让入党积极分子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正是先辈们辛辛苦苦的建党，才有如今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更有责任让中国共产党事业在我们手上发扬光大。

篇2：中共会址参观报告

1922年7月16日，上海南成都路625号（现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李公馆”———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在沪寓所的客堂内，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12名党代表热烈地讨论着中国的时局及对策。隔壁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家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印刷间，满屋的柴禾堆里藏着一本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此刻，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则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

2002年6月30日，依“李公馆”辟建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为纪念中共“二大”召开80周年，上海市静安区投入100多万元修缮“二大”会址，恢复其历史原貌，并建立了“二大”会址纪念馆。纪念馆的资料陈列室里，陈列着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资料、当年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印刷品和会议提出的宣言。在作为会场的“李公馆”客堂里，摆放着一张桌子和14把椅子，向人们展示了当年开会时的场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等重大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1922年7月16日到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针对当时中国的形势，发表了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达到共产主义。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开放，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从昨天开馆到今天中午就有四五百人前来参观。老共产党员、离休干部叶锋是从上海杨浦区赶来的。在资料陈列馆内看完“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党的„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现阶段的改革开放也具有深刻意义。作为共产党员，既要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又要明确现阶段的任务，脚踏实地做好当前的工作。这两者是统一的。”

这是一座已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库门房子——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又称“辅德里”），它掩映在延中绿地的碧草和青竹间，把一段光荣历史深藏门内。

昨天，记者随第一批参观的人流进入中共“二大”会议原址。原址的门额上，清晰地雕刻着“腾蛟起凤”的字样，在这个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的底楼客堂间中央，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周围八个方凳，两边是太师椅和茶几，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据工作人员称，虽说年代久远，但那门额题字，仍保存了当年模样，每一扇门上的字都不一样，而厅堂内的电灯还是民国初期式样。

“二大”会址原是李达私人寓所。如今，除客堂外，底层已被布置成展厅，二楼则是李达书房和卧室，内有简单的帆布床和办公桌椅。展厅中的史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二大”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见证，党员从“一大”时的全国55名，发展为195名。12名共产党员代表全国的党员，在“二大”上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可令人关注的是，毛泽东缺席了这次会议。对此，“二大”会址在展览中用美国记者斯诺的作品作了注解。据斯诺记载，毛泽东本人曾说，他本来也是要来开这次会的，但因为具体地址不清，当时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就错过了这次大会，他对此一直感到很遗憾。

走出“二大”会址，对门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旧址，如今也已修缮一新。据史料介绍，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李达感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女工较集中的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便商量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于是用自己的稿费和工资的一部分租下了42号的房子。如今，里面的教室、工场、学生宿舍等都已恢复了当时的原貌，平民女校旧址和“二大”会址，都是风格相同的石库门建筑。两座旧址，经历了80年的风雨后，相映成辉。

谁是第12位党代表？“二大”会址纪念馆通过本报向海内外征集史料本报讯中共“二大”留下了诸多历史谜团，其中，“谁是第12位党代表”最为牵动人心。在“二大”会址昨天举行的开馆仪式上，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本报公开征集有关“二大”的历史资料，请海内外知情者向“二大”会址纪念馆提供信息和线索。

在修葺一新的“二大”会址展厅内，悬挂着12幅会议代表的照片，而其中的一幅却留出了空白，这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思。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二大”

会议共有12位代表，他们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尚有一位代表，因历史原因，无从查考。

据介绍，因年代久远，“二大”会议没有留下多少后人能够追抚的印记。当时，为安全和保密，和“一大”一样，会议采用了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开法，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当年的南成都路625号（现纪念馆原址）召开，其它两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地点，已难以考证。纪念馆中展示的历史史料和家具摆设，大都是根据有关回忆和文献记载，重新复原的。曾有一些史料研究对“谁是第12位出席代表”，有种种推断和说法，都因缺乏实证，所以，历史之谜一直悬而未解。

相信“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开馆，有助于推动这一段党史的研究，填补许多空白。静安区党史研究室主任尤启龄告诉记者，“二大”会址纪念馆从7月开始将试展半年，听取观众意见，为的是进一步丰富史料和扩大展品，包括征集实物、回忆录，寻访历史人物在内，有关“二大”会议的一切史料都将是纪念馆感兴趣的。

鲜为人知的细节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作为静安区现存的52处革命遗址遗迹之一，它从规划、保护到重新开发，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延安高架为之让道

细心的人们，路经延中绿地老成都路、延安路口时，会发现延安中路高架路在这里有个细微的转弯。静安区建委副主任王力告诉记者，当年，造高架时，有关部门考虑到“二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连延安高架道路建设时，也特地为会址让道。

从展馆的旧址模式上，可以清楚看到，老成都路同期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共有4排，“二大”旧址位于深巷中的第2排，现在却成了沿街楼房。原来，为了保护“二大”原址，高架拆迁方案实施到“二大”原址所处的一排石库门建筑时便戛然而止，以至于留给人行道的地位十分狭窄，只得通过向马路延伸才得以扩展。

中共“二大”对中国革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次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等重要文件，与中共“一大”一起圆满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并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

中共“二大”会址所在地，原名是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第一家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也是党的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李公馆”的客堂间举行。1959年，“二大”会址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为配合延中绿地一期工程建设，静安区动迁了这一地块上的670户居民，并把这片保护性建筑保留下来。为纪念中共“二大”召开80周年，该区投入100万元，修缮了中共“二大”会址，恢复了会址的历史原貌，并建立了“二大”纪念馆。

上海南成都北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会址，1959年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中共静安区委、静安区政府对“二大”会址进行了修复；2002年7月，“二大”召开八十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美丽的延中绿地，周围碧草如茵，一年四季姹紫嫣红。更有飞瀑遥挂，清风弄竹。两边便是繁华的南京路和淮海路商业街。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

但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这里是列强飞扬跋扈的“国中之国”——法国租界，会址边上的延安中路当时就叫福煦路，是以当时法国的将领的名字命名的。1922年7月16日——23日，我党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为什么要召开党的“二大”呢？大家知道，1921年7月，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党成立以后，面临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国际上帝国主义召开了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会议，会议上签定的《九国公约》使中国又重新恢复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共产国际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根据革命导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为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指明了斗争方向。国内的局面也非常混乱，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取得胜利，控制了北京政权。扬言要“武力统一”中国。借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奉系战败，退居关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提出了“自治”主张。该主张受到处于同样地位的地方军阀的吹捧，一时间“自治”、“联省自治”的主张甚嚣尘上。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等人，在五月十四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鼓吹由“国内的优秀分子”组织一个“好人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以便“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解决“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该年6月中旬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遭到了失败。民主和共和革命主张再次遭受挫折。迅速变换的证据让老百姓茫然无措。面对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迫切需要向全国人民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给中国人民指出一条光明的出路。

另外，我党成立以后，一方面加强了宣传和组织工作，党员人数从1921年7月的55人，到1922年6月底已经发展到195人。另一方面着力领导工人斗争，192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统一领导全国工人罢工。在我党的领导下，香港海员坚持罢工56天，并且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同时，安源路矿的罢工斗争也在酝酿之中。革命形势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制订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的革命纲领，以便进一步推进全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是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还没有能够制订出一个包括目前时期革命任务在内的革命纲领。因此，这个任务就由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完成。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的部分代表，共12人，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杨明斋、北京罗章龙、山东王尽美、湖北许白昊、湖南蔡和森、广东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震瀛、青年团中央施存统等12人，代表着全国党员一百九十五人。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由于“一大”时曾发生过法国巡捕搜查会场的事件，这次大会以分组活动为主，只开了三次全体会议，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大会宣言和其他文件。第一次会议就在楼下的客堂里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央局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民族会议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大会依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7月23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及关于《议会行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少年运动问题》、《妇女运动》、《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组织委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篇3：写在中共一大会址

这是暗无天日的1921年7月23日，因太阳尚未诞生，上海是灰暗的，中国是灰暗的，衣衫褴褛的中国人在黑暗中徜徉，并摸索着。唯有殖民者坐着人力车，在大街小巷耀武扬威，空气里震动着他们无所顾忌的吆喝声。

这是李汉俊的家，房屋虽不普通，面向大街有五个门洞，门上有美丽的图案，因无阳光的照射，谁也不去注意，更不会有人驻足欣赏。

然而，就在23日这天，为太阳的诞生而辛勤工作着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来了，朝这座并不普通的民房来了。

毛泽东、何叔衡，来自长沙。

董必武、陈潭秋，来自武汉。

张国焘、刘仁静，来自北京。

李达、李汉俊，来自上海。

王尽美、邓恩铭，来自济南。

陈公博来自广州。

周佛海来自东京。

包惠僧代表陈独秀。

马林、尼柯尔斯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于是，这座并不普通的民房，拥进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分子，拥进了整个中国。

黑暗的中国开始发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被通过了。

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临时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诞生了。

这是太阳的诞生。

这是光与火的点燃。

这是新中国的临盆。

注定要在中国史册上作为新起点和纪念物的这座民房，开始发光了。

警犬般嗅觉灵敏的法租界密探，开始注意这座民房了。

7月30日，一个穿灰色长衫的男子闯入了会场。会议立即转移。

15分钟后，9个密探急匆匆赶来，包围了这座已无人影的民房。

第二天，被迫中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又在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

人间的太阳就这样诞生了。

人间的太阳就这样高高地升起来了。

人间的太阳就这样照着五星红旗在蓝天上飘扬。

黑暗消失得无影无踪。

贫困开始远离中国。

繁华与富裕走进了城镇与农村。

李汉俊住房也因太阳的照耀而金光闪闪，亮亮堂堂。

走在其门前的是自由的行人，并放飞着酣畅的欢笑。

啊，诞生过太阳的屋宇！

啊，孕育过新中国的民居！

因为这是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便永恒地屹立在亿 万人民的心中，并承接历史和世纪虔诚的注目礼！

篇4：参观中共三大会址有感

一、理想至上。20世纪20年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先进分子，在比较过各种新思潮、新学说，经历了血与泪的教训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选择共产主义道路为中国的发展目标。党的一大以来，党的组织、党的群众基础在激荡的社会变动中不断发展壮大，到党的三大召开前，全国共产党员已发展到420名。参加此次会议的党代表约40位，由北京、上海、湖南、广东等地推荐参加，可谓优中选优，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多数为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天之骄子、才华横溢，张国焘娴熟的英文写作水平也让我们汗颜不已。即便是唯一的工人身份代表徐梅坤，也是能文能武，不同凡响。这些代表绝大多数意志坚贞，对革命理想终生不渝。如浙江代表金佛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直执着于寻求人生价值和救国救民真理，最后信仰马克思主义，无论是蒋介石的利诱还是北洋军阀的威逼，都不为所动，至死不渝。“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923年6月，正值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之际。40位党的精英分子，为了救亡图存的共同愿望，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从本可独善其身的安乐窝、小确幸中挣脱出来，义不反顾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中，自全国四面八方，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向广州汇聚，共商共产党的发展大事，他们是那么精神笃定，那么踌躇满志，那么风华正茂，那么斗志轩昂！他们的精神风范定格于历史瞬间，却将流传万世。习近平总书记说，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理想之光不灭，念念之光不灭。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共产党员，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发诸于心而形之于外，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奋工作、廉洁奉公，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

二、顺势而为。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唯书，只唯实，顺时代潮流而动，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主张、路线方针政策，使之适应世情国情民情，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虽历经磨难仍能顽强生长、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一大、二大沿袭共际共产的传统做法，主攻工人运动,全国先后开展了180次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初显无产阶段的威力。但到了1923年，国家大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中共三大宣言所述“北京政局之纷乱儿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工会、学生会日在压迫摧残中，山东、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之借端要挟，并要拿回华盛顿会议所赏的利益，沙市、长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强令棉花出口，吴佩孚、齐燮元争相制造广东之战祸，吴佩孚、萧耀南合力助成川乱；

又若未来的奉直战争及直系军阀之内哄”尤其是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残酷无情（以二七惨案为代表），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势单力薄、手无寸铁的工人阶级、学生开展革命是不可行的，要联合更多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目标。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都将目光转向广东这片热土。一方面，广东一直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革命的气息一直比较浓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广东的传播也如火如荼，党、工人、团的组织发展迅猛，党员人数仅次于上海，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声有色，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军阀上密切配合、互相支持。最主要的是孙中山晚年也意识到依赖军阀闹革命靠不住，国民党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他提出了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和依靠工农。正是基于对时局的精准分析，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应势而变、顺势而为”这是天地运行之道，也是一个组织、个人成长的规律。纵观整个党史，中国共产党基本上能保持敏锐的判断力，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期的革命与建设形势要求，及时调整党的中心任务与工作举措。如七届二中全会解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看似寻常最奇峻，成如容易却艰辛”，回顾历史似乎总是那么稀松平常、风清云淡，只有设身处地、回到现场才能体会到每个决择背后的艰难、斗争、痛苦，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叹党的强大自我调适能力，感叹革命先辈们的远见卓识与冷静笃定。

篇5：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有感

——卢晔晨

在大一上学期，中德学院党总支组织毕业生党员及参加党校学习的预备党员赴“一大会址”，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就从这幢青墙红砖的石库门里踏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历史性的一步，虽不是惊天动地却也足以堪称开天辟地.本次通过参观一大会址纪念馆，我们零距离地“感受”了那段创业维艰、卓绝奋斗的岁月。馆内鲜红的党旗让人感觉是那样的神圣和高尚，让我们发自内心地崇敬和激动。

这虽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却与想象中的场景十分相似：老式的石库门，黑漆的大门。走进里面，有了一些改造，除了一大的会议室的布置没有变动（包括桌椅的排放），里面有增加了中共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室，收集了很多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物，让我们透过时空的隧道，仿佛亲身体验到在时空那一端正在发生着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其中在我们身处的地方便有一件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那便是中共一大的召开。

漫步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厅，看着陈列的革命文物、文献和历史照片当我驻足在会议场景：毛泽东慷慨陈词，董必武侧耳倾听，李达会心微笑，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伟大一刻。这些仿佛又让我回到1921年，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里，有这么十三位青年，在上海法租界里这个不起眼的老式石库门住宅的简陋客厅里开起了秘密的会议。面对强大的中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列强，居然宣布他们要合起伙来结党，要改天换地，获得中国的万里江山……在这次会议上，这批伟人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制定了救国救民的方针。正是由这十几个不起眼的人物发起的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千难万险，写下了人间的一个神话，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多么不容易有伟大的一件事呀！

看着那些一如我们的年轻的脸庞，背后却是如此强大的力量和勇气在亡国之即呼唤起一道明亮，黑暗和悲痛不会消磨他们顽强的灵魂，满心只是奔涌出火一般的浓烈和热忱。与国家同命运，一个国字是如此铭刻于心指引年轻人为之可以放弃生命，在今天这样的年代，在繁花似锦如花似玉的年代，怎样找回这丢失的激情和崇高?何处去呼唤起同样的激愤和勇气？我们是不能还是不敢，是无力还是无法？内心的依然存在的明火将如何敲击以至燃烧？

我们今天能够怀着崇敬和喜悦之情来到这里也得益于当年的这次会议，想到这一点，也让我重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几十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的执政党是多么艰辛的事！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自己作为一个预备党员的光荣身份，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虽然不是在80多年前的革命战争年代，而今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也同样需要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共同努力。即将成为党员的我们更多了一份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

时光不再，英雄虽逝，光辉长存。他们的精神犹如长夜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党前进的道路，照亮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前程。抚今追者，我们踌躇满志，我们所接过的使命是不仅仅对党的忠诚和敬仰，更是令华夏子孙世代繁荣的热望。

篇6：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有感

来到兴业路76号，重温了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共一大会址。

这桩沿街的石库门民宅，与周围的石库门并没有太多的差异，但历史选择了在这里发生。

领票、检票，过了严密的安检之后，终于走进了这幢建筑。

一楼比较空旷，鲜红的党旗格外引人注目，庄重而严肃。二楼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馆，不算大，但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一走进幽暗的陈列馆中，首先看到了列强分赃的《时局图》，你一块我一块，仿佛中国就只是他们的玩具。旁边还有一块租界的石碑，简单但却让我看到了深深烙在中华民族史上的耻辱。如同那突出的字体，一笔一划地刻在了中华大地上，令人铭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另一个展厅中陈列了有识之士的反压迫斗争。看到了当时的进步青年印出的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革命的文章，例如《给有志气的中国人看》。遗憾的是，现在的我们竟然看不懂繁体字，有点悲哀。不过从字里行间，依旧可以看出作者为救亡图存而奋笔疾书的模样，令人敬佩。

在众多文物中，革命军使用的旗帜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旗子并不像现在机器生产的那样，裁剪的正正方方、尺寸标准、针脚严肃而密实，那面穿越历史而来的旗子显然是革命者亲手裁剪缝制的，不是那么笔直，但可以感受到那棉布中散发的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认真与专注。那针脚，就像是奶奶手下的千层底那样温暖而富有人情味。旗子已经有些许褪色，但有的地方却有着显著的猩红。我觉得那是革命者滚烫的鲜血。从小就被教育五星红旗是用鲜血染红的，如今站在这旗帜面前，才深深感受到了强大的震撼力。不用过多的言语，只那一抹抹不规则的血迹，就足够令人敬仰。

在另一个展厅里，有模仿当时开会场景的蜡像。是毛主席站起来发言时的那一瞬间。虽然被定格在那一瞬间，但发言者眼中为革命事业奉献终身的坚定眼神，仿佛可以穿越历史长河，直达每一位参观者内心深处，与每一个灵魂共鸣。其他听发言的与会者坐姿各异，并不像现在电视上那样一板一眼的样子，但可以反手刀每一位与会者真诚的眼神。正是这样一批批优秀的进步青年，才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才让我们真正拥有了和平幸福的生活。

蜡像旁边的墙上，展示了与会者的照片和简介。认真看完所有人物介绍后，发现部分与会者在后期经受不了革命道路上的磨难，而选择了脱党，更有甚者当上了历史的罪人——汉奸。我想，光有伟大的理想和正确的道路还不够，还需要一颗坚定而勇敢的心。革命事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不断的奋斗，必要时还需要大无畏的牺牲。同理，任何事情都不是靠等来的，唯有不断奋斗进取才能梦想成真。

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跑出来的美丽！加油！

光电10班

篇7：中共“一大”会址被发现始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刚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主任职务。5月28日下午3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就任上海市市长。随着上海局势的日趋稳定，在1950年夏末的一次会议上，由陈毅市长提议，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后，决定开始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51年7月1日又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直接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同志。姚溱（1921—1966）笔名丁静､秦上校､萨利根､马里宁等，江苏南通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刊《大众周刊》编辑。1942年进入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历任新华通讯社华中二分社记者､华中总分社编辑部副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沪，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地下党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工作，主编《消息》三日刊，参加《文萃》的编辑工作。曾用“秦上校”等笔名在苏商《时代日报》上连续刊出几十篇《半周时事述评》，剖析解放战争形势，传播人民解放军战绩，著称一时。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科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调北京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6年7月23日在北京逝世，1978年4月获平反。

姚溱在接到任务后，他先给沈之瑜打了个电话，沈之瑜当时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沈之瑜（1916—1990），原名茹志成，曾用名茹茄､鲁楷，浙江杭州人，他的胞妹茹志鹃是著名作家。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参加革命时，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弟弟､妹妹们受到牵连，于是改姓“沈”，后来他的子女也都姓了沈。他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1935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毕业，留校当助教。1940年5月在浙江遂昌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建国前曾任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滨海报》编辑､苏浙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参谋､华中雪枫军政大学文工团和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团长。建国后历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副处长､处长，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党组副书记，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馆长和名誉馆长､研究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同时，还被选为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沈之瑜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这里是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这里办公。见到姚溱，知道来意后，沈之瑜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十分熟悉。他连忙问姚溱:“有什么线索吗？”姚溱赶忙答道:“听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会。”沈之瑜听后双眉紧锁，说:“法租界范围也太大了，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悠长的淮海路就横贯法租界。”

从周佛海家人身上寻找线索

“一大”召开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看到沈之瑜焦急的样子，姚溱忙笑着安慰说:“你别着急，我给你提供一把‘钥匙’，我让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带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沈之瑜颇为惊奇地问:“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姚溱赶紧说道:“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

扬帆又是怎样知道周佛海老婆下落的呢？话还得从头讲起。扬帆本名石蕴华，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要举行婚礼时，扬帆以项英的名义向中央发去电报，申明“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在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真实身份。

他就是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曾改名祖逵､之友，祖籍湖南沅陵。当年，25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于1922年10月20日在日本鹿儿岛生下了周幼海。周幼海6岁就读于上海比德小学（今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抗战爆发后，他随母迁至香港，就读于岭南中学。后其父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周幼海在校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并将这3个字用刀刻在他的书桌上，使他深感耻辱，他曾在校刊上著文表明自己的爱国赤诚。在他心灵深受煎熬之际，一位名叫陈国祯的中国同学给他指点迷津，秘密地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借给他阅读，使他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其父原来也是共产党员，认识到走什么道路决定于自己。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伪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周幼海随同其父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被释放，7月到上海，由田云樵介绍到淮阴中共华东分局联络部。8月2日，经扬帆､何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旋被扬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领导下从事策反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商人。由于他结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不时会把重要情报报告给田云樵，并曾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和浙东税警大队长。他还竭尽全力，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活动经费，据不完全统计:有大条（旧秤10两）黄金12根､港币3．75万元､美金5000元，翡翠6块､红蓝宝石2枚。

上海解放后，周幼海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又将分家产所得1万美元全部上交组织。1955年，他因潘（汉年）扬（帆）冤案被捕，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在上海徐汇区京华化工厂“监督劳动”，住厂里集体宿舍。“文革”中，再次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1975年，再度到京华化工厂“管制劳动”。1983年获平反昭雪，1985年7月24日病逝。由他口述，经人记录整理的著作有《周佛海末日记》。

周幼海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的父亲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纪实性的文章，在他的《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真实情形。

听姚溱如此这么一说，沈之瑜和负责这项工作的另外一位同志杨重光都十分高兴。

沈之瑜兴奋地直奔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周佛海以汉奸罪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因此被查禁。沈之瑜拿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费了好长时间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往矣集》这本书。

在书中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周佛海详细写及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即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曾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会议，说法不一），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即王尽美和邓恩铭）。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现通译为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应为尼柯尔斯基）也出席。”周佛海在这段文字中讲到了“一大”外地代表住宿的地方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方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位于法租界，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1943年，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

第二天，查阅了一夜资料的沈之瑜刚到军管会办公室，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要找他。

来人见到沈之瑜后，赶忙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淑慧，是市公安局的扬局长要我来找您的。”

杨淑慧出身于名门世家，原籍湖南湘潭，父亲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1920年夏，周佛海由日本回国探望他在湖南老家的妻儿，途经上海，因湖南战事频仍，周佛海只能留在上海李达的家里，通过李达新婚的妻子王会悟结识了王会悟的同学杨淑慧，后来发展到向杨淑慧求婚的地步。当时李达的家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吐字清晰的杨淑慧慢慢地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的陈独秀先生的家，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杨淑慧说:“陈独秀的家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熟悉上海马路变迁的沈之瑜忙说:“环龙路就是现在的南昌路。”

第二天，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3人向南昌路走去。因为南昌路基本保持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渔阳里2号的位置。

几天后，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沈之瑜与杨重光作了具体的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住宿的地方。杨重光派人前往上海市教育局，查阅1949年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找到了关于博文女校记录在案的文字:“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该校曾经3次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上海市长乐路），1920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来曾经改名蒲柏路，是今上海太仓路）。1932年这所学校便从上海教育局的文件中消失了。

如愿找到中共“一大”会址

根据查到的线索，杨重光亲自前往太仓路寻访住在此处时间最长的老居民，在这些老居民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后经各方验证，证实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代表当年下榻的“博文女校”。

当年，负责“一大”具体事宜的是上海小组的代表李达，李达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新婚的妻子王会悟来办。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上海认识不少人。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请帮忙找一下吧。”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1917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还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王会悟又曾经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黄绍兰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校长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考虑到人员不是很多，就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

最紧要也是最难找的是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步行在上海黄陂南路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经过的一栋栋建筑物。在杨淑慧的记忆里，当时李汉俊家的房子是新造石库门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租来居住的。印象中的环境是前门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可眼下的路两旁全是房子。一连数日，杨淑慧焦急地不断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可虽经努力寻找，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石库门的房子。

接着，杨淑慧又向人打听当年的望志路。望志路当年与贝勒路相交叉，是1914年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在1943年改名兴业路（以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看着一家挂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可是，让杨淑慧不解的是，当年李汉俊家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可现在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4块床板大的“酱”字。杨淑慧反复观察后还是认为应该是这里，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沈之瑜就亲自前往进行调查。

最后，还是那家挂着“万象源”招牌的酱园老板告诉了沈之瑜，老板叫董正昌，以卖酱油､酒､醋､盐等谋生。他说:“在1920年夏，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5幢房子，专门用于出租，房子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新潮石库门。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

后来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为了居住方便，李书城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5幢房子全部租了下来。他把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他的亲戚居住。后来，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又改开“恒昌福面坊”，专门生产挂面，106号的外墙也刷成了白色。

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1951年5月，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请示。

当年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看了照片后证实: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外地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当时在京的李书城，也就是“一大”会址的房主，正担任新中国的农业部长，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

随后，中央派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往上海实地证实。在上海兴业路，李达看过房子后，频频点头并不停的说“就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