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申遗热中的冷思考

2024-04-12

4申遗热中的冷思考（通用6篇）

篇1：4申遗热中的冷思考

申遗热中的冷思考

特邀嘉宾：

张柏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王云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

主场嘉宾：

高舜礼中国旅游报社社长

主持人：

陈富钢中国旅游报社经济编辑部主任

话题1.申遗与旅游发展

主持人：前不久，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使我国成为遗产数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国家。

在中国，世界遗产地多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成为发展旅游的金字招牌或核心竞争力。但是也应该看到，申遗成功并不等于某一旅游目的地就相应地开发建设成功了。应如何正确认识申遗对旅游发展的意义、如何正确处理申遗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张柏：处理申遗与旅游的关系，是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共同面临的一个老问题，也是新时期文物与旅游共同面临的一个新问号。在申遗过程中以及后申遗工作中，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有很多共性。

申报世界遗产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第一是为了促进遗产的保护，在申遗过程中进一步落实各方面的保护工作。比如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有6条标准，需要按照标准去落实本体保护和文物环境整治保护工作，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护遗产的完整性和原真性。申遗不仅对保护有推动，而且对展示、管理等工作都会有整体的推动。比如很多遗址类的遗产地，没有博物馆或陈列馆、游客中心等，但是要想成为世界遗产，必须具备这些设施。所以推动遗产保护和管理，才是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

第二是利用好遗产。我国的文物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四句话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偏废，这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根本意义。在世界各国和我国都有不少实例，成为世界遗产后，对保护、利用、包括旅游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宏观上看，不能为了申遗而申遗，申遗过程中和申遗成功之后，都要把保护工作、利用工作做好，努力发挥其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民生水平提高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民生，老百姓不仅需要吃饭、穿衣、开汽车、住房子，还要有精神食粮。

王云霞：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利用之间的关系，在理想状态下，是不矛盾的，而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

首先，世界遗产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而言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些最杰出的、具有普遍、突出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各国最珍贵的、最重要的遗产。将它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护起来，并不是要将它们藏之深山不让人们接近和欣赏，这些遗产本身具有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需要通过人们近距离的观赏、接触、体验然后来理解它、传承它。所以说世界遗产本身是需要人们去参观的。

其次，申遗对于旅游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可以通过很多非常直接的数据来证明。平遥古城1997年12月成为世界遗产地之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1997年的游客量才5万人次。但是成为世界遗产地之后，游客量每年都以平均60%的速度增长。虽然在2005年之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仍以每年20%到30%的速度在递增。有一个统计数据，1997年平遥古城旅游收入1250万元，但是13年之后的2010年，旅游综合收入已经达到了8.1亿元。

申遗本身对旅游以及对当地经济的拉动、对民生的改善，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许多遗产地经济不发达，除了遗产资源，很少有其他资源可供利用，遗产保护本身也缺乏必要的投入和有效的管理，更没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如果将申遗看作是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契机，促使当地政府重视对遗产地的保护，加大资金投入，对遗产地进行适度的可持续的开发，适当整治遗产地的环境，建立严格的保护与管理制度，必然会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旅游收入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世界遗产的保护，比如说经费渠道的拓展、保护设施的完善等。

但是现实生活中，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很多遗产“重申报轻保护”，把旅游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所以应该明确一点，申遗本身并不是为了发展旅游，旅游是申遗的副

产品，申遗本身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遗产、传承遗产。

高舜礼：申遗是对一个地方资源世界级价值的认定。也就是说文化遗产反映的是文化价值，自然遗产反映了它的地理、地质等方面的价值。所以申遗成功只是完成了价值认定的过程，和旅游开发成功不能同日而语。

从旅游的角度看，申遗有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资源禀赋世界级的认定，世界遗产就意味着它的稀缺性，也意味着顶级性；二是宣传推广意义，申遗的过程往往和宣传紧密相关，申遗的过程就是宣传的过程，申遗成功又加大了宣传；三是带动发展的意义，要进入世界遗产行列必然要符合条件，这就要在若干软件方面、硬件方面都要达到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思想的认识、还是对周边的环境整治或者对一些不符合规划的建筑的拆除，可能都要做大量工作，而这些工作的开展与下一步更高层次发展旅游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不能把申遗作为发展旅游的手段，把发展旅游作为申遗的终极目的。一旦申遗成功，一些地方忘记了世界遗产保护利用的一些规则，大肆进行旅游开发，引来很多人流，对保护形成很大压力。不能割裂申遗和开发之间的有机联系，申遗是为了更长久的、可持续的利用，旅游开发是对遗产非常重要的利用方式，但是利用不能影响和危及遗产的保护。

我国一些地方也有过一些教训，有的认为申遗等于找了一个国际级的紧箍咒，不利于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建设，对于申遗不是很积极，所以虽然资源禀赋和品位很高的地方不少，但很少成为世界遗产。也有一些地方在申遗成功之后旅游开发力度太大，导致了对遗产的破坏。还有个别地方申遗之后，在旅游开发上进展不大，比较典型的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当然，周口店这一类资源有其特殊性，怎么开发才能吸引游客，是一个难题。另外，有个别地方申遗以后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可能是因为最初申遗的时候不得法，花了一些冤枉钱；也可能是申遗成功之后旅游开发工作又没有跟上，没有对世界级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所以，申遗和旅游发展的关系处理，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

话题2.科学申遗

主持人：一些地方把申遗视为“鲤鱼跃龙门”，把申遗当作了备战“高考”，不惜付出大量人力物力，一旦通过了则认为可以松口气。实际上，申遗成功只是大功告成一半，又肩负上了加强遗产地“保护、保存、展示和遗传后代”的神圣使命。对于个别地方来说，申遗带来的并不都是花团锦簇、金光大道，而是前期借债申遗、后期旅游开发不利，结果背上了不小包袱。该如何科学地去申遗呢？

张柏：这是申遗工作中值得研究和带有共性的问题。有的地方申遗成功后产生松口气的思想，工作放松，不能按计划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甚至申报时承诺的项目也不能按时完成，造成不好的影响。

我国自参加申遗以来，申报的申遗对象本体的价值，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比较，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他们的完整性、原真性也都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管理和环境方面一般都存在很多问题，有的需要建立机构，有的需要制定规划，有的需要建立游客中心，甚至有的需要居民搬迁、周围企业的转产等。这些问题不是一个部门能办到的事，必须政府出面牵头才能解决，所以在申遗过程中会牵扯很大的

人力物力，有的地方在申遗过程中甚至贷款、集资。在搬迁过程中，如果宣传不到位，也可能造成一些不同意见。申遗路确实不易，但申遗成功以后的工作如果做不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所以申遗需要做科学的安排，绝不能把申遗作为一个单体的、一段时间里面的、独立的工作来考虑，一定要作为文化遗产保护整体工作中的有机部分，从理念上、整体认识上和实践上做好这项工作。这就需要在申遗之初制定一个整体的科学的规划，全面规划申遗过程中和申遗成功后，文物保护、利用和管理等各项工作，以保证申遗整体工作能全面落实中央文物工作方针，使保护、利用和管理三位一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护好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让文物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申遗成功后的遗产地，方向明确，项目落地，化解困难，融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环境中，茁壮成长。由此可见，申遗成功后，遗产地的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要求更高了，因此松口气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不对的。

一个地方从提出申请到申遗成功，原则上讲花不了多少钱。从过去的经验看，花钱最多的是环境整治，因为涉及大量搬迁、绿化等，还要把文物本身修缮好。其他的如申报文本、拍摄片子、出差费用等，100万元足够了，通常用不了。北京的故宫和颐和园申遗时就没花太多钱，因为保护工作以前就做得很好了。有些人有一个观念，似乎需要保护的就是某座宫殿、某座塔等，这是不对的。文物有生存环境，与文物本身一样重要，没有母体，文物价值就差远了。

王云霞：如何科学地申遗，最关键的是要弄清楚申遗的本质是什么。申遗是为了要把那些世界上最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用更高的标准保护起来，是为了提醒当地政府它的保护职责，让专业人员更尽职地去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提高公众对于世界遗产价值的认知水平。这在《世界遗产公约》的序言和正文里都有明确规定。

所以说所谓科学的申遗，最关键的是要把遗产里那些普世的价值提炼出来、凸显出来，为世人所知，并且让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确信并认同这些价值。

所谓的普遍的、突出的价值，实际上指一个遗产地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共同遗产的、对人类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些特质是什么。这在《世界遗产公约》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里明确了对这些价值如何进行评估。《指南》提出了10项标准，文化遗产的评估标准有6项，自然遗产有4项。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确信某个遗产地符合这10项标准里的一项或者几项，那么就有可能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里。

至于申遗时的投入，有一些是必需的，有一些则是完全不必要的。什么是必需的？对于遗产本身价值的挖掘、展示，恢复遗产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必要的周边环境整治，建立安全保护设施，加强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等。这些都是必需的。有些地方在这些方面历史欠债过多，借申遗的机会有所加强。而盲目地新建高速公路、甚至高铁，或者新建很多完全不必要的附带设施，比如豪华接待中心、观光缆车、娱乐场所等，就显得过分。有一些地方甚至以此为契机来推动当地房地产的发展，拉动GDP，更是本末倒置，是一种变异的申遗。

另外，有些遗产地旅游开发不力、背上了不小的包袱这种现象，可能还与对遗产地本身性质相关联。有些遗产地，例如九寨沟，本身就很漂亮，从美学上来讲，本身就具有较强吸引力。以前不为人知是因为地处边远，加上宣传不力造成的，一旦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游客大增是必然现象。但是一些遗产本身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美学功能，比如一些古文化遗址。将它们列入世界遗产也并不是为了旅游，而是为了教育大家、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对于这种遗产地，当地政府也不应该指望它能够拉动旅游发展，而应该更多地在其教育功能上做文章。

高舜礼：申遗这些年比较走俏，在一些地方出差常能听说当地正在申遗，或者准备申遗。这就如同现在旅游业界比较盛行的，旅游景区申请A级等级一样。但我认为，申遗就好比解一个比较专业的方程式，而不是搞中国式“高考”、迎接检查。在申遗时，一定要强调专业性，也就是说要深入研究成为世界遗产的要件。从要件上审视一下要申请的地方有无先天性缺陷。现在一些地方申遗存在盲目性，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地方误认为申遗声势搞得大一些、花钱花得多一点，就可能申请成功。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的。

另外，要针对申遗要件做工作，而不是不加区别地去申请。比如石林在第一次申遗时并没有成功，原因在于，申请单位把其当成一个景区申请，准备的材料也是从景区方面考虑，并不是从喀斯特地貌、从生成原理、特征等方面去申请，第二次申请时调整方向，才成功。

话题3.违章建筑与过度开发

主持人：国内某些地方申遗成功后，周边短期内冒出大量宾馆、饭店、商店等违章建筑，普遍做法是迁出居民、门票涨价，这实际上违反了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有的已被世界遗产委员会亮出“黄牌”警告，不得不再花费巨资拆除和清理。出现这种问题的症结就是没有领会联合国设立世界遗产项目的初衷。为什么会频繁出现这类现象？

张柏：这个问题在文物保护单位较多。一个是建设目的的问题，另一个是法律观念淡漠。

世界遗产申报成功以后，不能够松气，特别是在依法、依规、按原则办事上要严格一点，否则会对世界遗产本身影响很大，对国内影响大、对世界影响也很大。

王云霞：频繁出现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领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遗产项目的初衷。

如果在遗产地周围设立大量的宾馆、饭店、商店、娱乐场所，不仅破坏了周围的环境，还可能引来大量的客流，有可能损及、危及遗产本身的安全。所以世界遗产委员会亮出“黄牌”警告是必然的，如果不能限期整改的话，甚至有可能会摘“帽子”。

此外我认为，不加区分地迁出居民是不对的。有些遗产地是古镇、古村落，就是供人居住的，原住民的生活样态本身就是遗产原真性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居民迁出来，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商业空壳。这种做法不仅侵害了当地居民的文化权利，也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离开这个地方之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往往发生巨大变化，已经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方式去生活；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有独特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一旦被迫迁出原生地就很难维持其传统文化，这样的做法特别伤害原住民。

当然，一些地方的居民迁出是必需的。比如古文化遗址，现代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会影响遗址保护，破坏其历史和文化信息。

高舜礼：这个现象目前在很多地方普遍存在。

一方面，可能是这些遗产地的决策者，在遗产专业领域里的知识比较欠缺。另外一方面，这也可能是政绩观的影响。申遗成功，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政绩，但是有一种不过瘾的心态，导致了在世界遗产的头衔下，把古镇、古村、古街都拆了或者改了，做出他们所认为比较好的、现代色彩比较浓郁的主题公园、旅游小镇等。这样就必然带来较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还有一个原因是对世界遗产保护的真谛没有弄懂，也没有对旅游发展的规律从根本上掌握。但也有做得好的，比如安徽徽派民居。宏村、西递是世界遗产，但大量的徽派民居不在遗产保护的范围内，遭受着潮湿、白蚁的侵蚀，老百姓也不太愿意住在这种老房子里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安徽黄山跟法国有关旅游开发机构合作，对遗产以外的徽派民居村落做了一些旅游开发。开发完以后，法国旅游当局专门授予了法国认可的乡村旅游标志。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探索。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福建土楼。土楼有一些被认定为世界遗产，但是还有2.3万座以上的土楼是没有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老百姓住在里面不舒服，但是如果不管它，这些土楼就会慢慢地废弃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说到开发和利用，除了那些被认定为遗产的土楼以外，第一位应是考虑那2.3万座土楼的开发利用，其次才是引进旅游大项目。

话题4.经验借鉴

主持人：一些地方申遗成功后，很快加大旅游接待设施投入，建设大面积的停车场、宽阔的游步道、敞亮的游客接待中心，目的是应对可能快速增加的旅游客流。客观地说，这些开发建设虽未对遗产地伤筋动骨，但多少损坏了它的原真性。在这些方面，世界各地有无可资借鉴的经验？

张柏：在这方面中国有自己的经验。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离开遗址本身一段距离。东北的高句丽王城遗址，就是采取了这个办法，拉开距离让游客走进去。路两边是一片自然景观，远处是那一片遗址，黑黑的看不出什么来，游客越往里走，遗址越来越清晰，走的过程中也不断看到一些遗址。游客慢慢地酝酿感情，到遗址跟前的时候感到很震撼。国外也有类似经验，到一定地方后，旅游车就不让进了，而是用遗址地的电瓶车、绿色环保车等，如果不是很远的距离，就让游客自己走进去。

其实这个经验很好，既避免了过多的旅游设施破坏文物环境和遗址，又给了公众参观这个遗址留下一个思考的过程。

此外，一定要让遗址保护、旅游需要和周围的商业需要统一规划，统一安排。不要互相割裂。这是总体管理的问题，也是有关行业组合起来为老百姓服务的问题。

王云霞：大型的旅游设施、宽敞的接待中心、巨大的停车场有可能对遗产地造成伤筋动骨的后果，并且损害其原真性。如果停车场建得太近，不仅破坏了遗产的原有风貌，同时也可能造成污染，震动本身可能会危及遗产的安全。宽敞的参观道路和接待大厅如果造型和风貌与遗产地的价值不相容，也同样是对原真性的破坏。

有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日本和法国，他们的停车场往往建得非常远，汽车不能开到遗产地景区门口，游客很远就得下车步行，而且游客走的路通常并不是平平整整的柏油路，而是碎石铺成的路。这种做法是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走在碎石路上发出的沙沙响声，可以提醒宫殿、寺庙的主人注意到外人的接近。在现代社会，这种松散的碎石还可以降低脚步和机动车对遗产地路面和建筑的损害。

高舜礼：现在一些遗产地配套设施的建设，体量过大、占地面积较大、建筑过多、档次过高，这个问题跟“不这么做的话不足以显示它的档次”这种片面的理解有关。甚至有一些古老的寺院为了提升所

谓档次，把原先碎石铺的地面拆除了，重新铺上条石，这是对原生态文化的一种破坏。

国外的一些遗产地并非如此。无论是停车场、游步道、休憩区，都是因陋就简、突出实用性，尽量减少人工痕迹对遗产地原真性的影响，即使需要建桥、搭观景台，也是以非永久性建筑为主，代表性的就是澳大利亚的自然遗产地——艾尔斯岩。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游客中心、游客休息处、上山的路，跟中国景区的建设配置完全不一样，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评个2A级景区都够呛。但是尽管设施简陋，却很实用，更重要的是保证了遗产地核心资源的原真性。

话题5.眼光放长远

主持人：对于我国来说，申报世界遗产正处于方兴未艾时期，各地积极性很高，但万人抢过独木桥的结果，必定会造成巨大浪费。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可申请的遗产毕竟是有限的，除此以外有无其他名目可以争取？有关方面应该如何加以引导？

张柏：有些地方，明明是一片遗址，遗产单位却想尽办法把它复原，由于没有原始图纸，复原后的建筑把遗址原貌给破坏了，实属可惜。并且现在的施工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很多单位为了省钱，用低质廉价的材料，仅仅是简单的复原，就拿出来申请世界遗产。这可以说是对文明的一种不尊重。这种做法没有按照文物法的要求。我国有一个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这个准则中有条例一本、阐释一本、实例一本，如果按照这个准则去做，是不会出现这些情况的。

现在国内申报世界遗产热情高涨，这实际上是一个好事，通过申遗，动员各级政府重视文物、重视区域文化发展。

如今，申报世界遗产的科学性越来越强了。在业务方面、专业方面，有申报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国家是申报世界遗产比较晚的，但势头很猛。我国有5000年文明史，留下很多地下、地上遗址，许多确为我国所独有，不保护起来太可惜了。虽然现在每年只能申报一个文化遗产、一个自然遗产，但我们确保一个能申报成功也是可以的。

现在申报世界遗产分两步：第一步是预备名单，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一次，如果获得同意，就在那里备案，我国现在有110余个预备名单备案。

王云霞：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要求，一个国家一年最多只能申报两项，其中至少有一项必须与自然遗产有关。为了使更多符合条件的候选遗产能够进入名录，可以利用两个扩大名额的途径：一是与其他国家联合申报，如果一个遗产地跨越几个国家的领土，完全可以联合相关国家一起申报，这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特别提倡的。这次丝绸之路就是中国联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共同申报的。二是拓展项目，就是以原有的某项遗产为基础，将那些属于同一文化群、具有某一地域特征的同类遗产，或者同一地质、地形构造或同类生态系统的遗产补充申报。这两种途径都不占用一个国家的正常申报名额。

其实，世界遗产的头衔只是各种保护措施中的一种，根据国内的法律法规设立的文物保护单位、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已经为那些重要的遗产地设置了法律地位，我们国内法所确立的保护制度也是非常严格的，没有必要大家一哄而上都去申遗。

高舜礼：我国的世遗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未来是否会有较大的增长，取决于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定的发展原则，但估计今后中国世遗的增加不会太快、太多。因此，对有意愿申请世遗的地方来说，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少一些“志在必得”的豪情。从资源保护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保护意识和保护措施，而不在于什么称号，近年来一些文物保护的国家级、省级单位，也发生过一些破坏性事件；从旅游开发的角度看，一个旅游目的地是否受到游客的欢迎，也并不完全取决于资源的保护等级，还有其他的若干因素。云南大理剑川县的寺登街，似乎申请过一个“世界濒危建筑名录”，也算是一个世界级称号。

篇2：4申遗热中的冷思考

（一）中国的留学现状

高考风雨即将来临，不知不觉中莘莘学子们又迎来了面临选择的日子。随着全球教育资源的加速共享，越来越多的学生们不仅仅是要踏入校门，而且是要踏出国门。根据教育部统计，2011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33.97万人，比去年增长了19.32%。美国、英国等主流留学国的留学生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处于一种高学费和低居留率的现状，而且在这个主流留学国，开始出现中国留学生扎堆的现象。根据有关统计显示，英国威斯敏斯特的国际传媒专业，中国学生超过了50%，而伦敦艺术大学的时尚营销专业中国学生也超过了1/10。

（二）家长们说，为什么送孩子出国

对于许多家庭作出送孩子出国留学这样的选择，分析可得主要原因有如下几条：

1、开阔眼界和经验；

2、学习与该国有关的语言、文化知识；

3、追求更好的教育条件（在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留学的学生中，这个原因最为常见）；

4、外交原因（政府之间为了表示亲善合作，可能互派学生、官员或者军人到对方学校学习）；

5、随父母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未成年人；

6、以留学生身份申请学生签证，获得暂时定居权；

7、熟悉该国社会，累积经验，为以后永久性定居做准备；

8、为将来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打下基础。

近期以来我国高中生“留学热”也是升温迅速，相比大学生而言，高中生”留学热“的原因则更为显而易见：

1、私立中学无期限限制。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公立中学允许外籍学生就读的最长期限是一年，因此许多中国学生都是以短期交换生的形式就读，但美国对私立中学没有这样的限制。

2、历史悠久，师资深厚。美国高中分公立和私立两大类，但由于美国整体偏重私有化的教育制度，美国的寄宿制中学普遍被认为是大学名校学生的摇篮。一流私立中学大多继承了英国中学的传统, 不少学校甚至超过三百年的历史，拥有深厚的教学基础。美国很多寄宿制中学也以其严格的取录标准和高质量的教学水平闻名于世。

3、注重核心课程与多元课程相结合。美国高中的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学生在完成必修课后，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修大学预备课程，也就是“AP”。除了日后可以抵免大学的学分之外，如果获得好的成绩，可以在日后申请美国大学时作为有力的申请资料。

4、尽心培训学生申请名牌大学。私立中学极为注重毕业生成绩，所以学校更愿意调动所有的资源来辅导学生预备升大学的考试（SAT/ACT）。学校一般都设有专门的大学辅导教师，专职辅导学生申请大学方面的事务。在学生九、十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培训如何申请名牌大学，直到十一、十二年级，每一步都有老师引领，从旁督促，以使每一位学生取得最理想的成绩和结果。

（三）孩子们说，为什么我要出国

面对如今如此火爆的“留学热”，身边的朋友同学纷纷踏出国门，孩子们出国的原因有哪些呢？

1、听从父母指挥“被出国”；

2、逃避高考的“独木桥”；

3、看着身边的朋友和同学都出国了，也跟着想出国；

4、国外的素质教育更加具有吸引力；

5、向往国外的生活和文化；

6、争取更好的学习机会；

7、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

8、社会地位提升，能被周围人“高看一眼”。

（四）“洋文凭”能带给我们的

前几年，许多家长省吃俭用、满怀希望地将十七八岁的孩子送到海外求学，但他们学成归国后，这些孩子却并不完全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有的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工作也找不到。“海归”就业难和国内教育观念的改变使得许多家长和学生重新审视“留学热”。专家指出，根据自身需要与发展选择适合自己、自己能接受的成材环境才是明智的。1、75%“海归”对现在的生活不太满意在中国，每年都有各类出国中介成立，不少家长穿梭于各中介之间，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供孩子出国，在他们看来，这先期的投资总会为孩子今后的就业扫除一些障碍，但当三五年后回国，一份份求职简历石沉大海后，他们才开始反思当初的留学是否值得。

每年众多的大学毕业生已经不止让国内的大学生深感就业压力，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同样在这种大环境中感受不到镀金后的优越感。近日，对北京市的50名自费留学的海归人员进行了一项就业调查，调查内容从他们出国前的花费到回国后的求职期望，被调查者中80%属于工薪家庭，有些家庭甚至因为供孩子出国至今外债累累。调查显示，八成留学生出国留学总花费在40多万元以上，90%的人对回国后的月薪期待为3000元到5000元，80%的人期待的工作单位性质为外企和上市公司，但超过九成的人认为如果就业形势不好，私企也会考虑。而对于目前的工作，70%的人认为勉勉强强，还凑合，10%的人认为还比较满意，20%的人不满意。有近75%的人对目前的生活不太满意。

“我有时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整天飞来飞去却没有目标。”有一位调查者说，像他这样的“海归”不在少数。

2、“海归”们的工作似乎总是不那样顺利

2006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并没有现在这么严峻，但从澳大利亚留学归国时，一位“海归”依旧感觉到了就业的压力，在澳洲获得了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往北京的人才市场投出去几份简历后，到现在也没有回音。其实留学生回国后找到理想工作的并不算多，回国几年基本处在打拼和为自己积累经验的阶段，大家虽然也看重月薪，但更多看重的是这个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

总的来说，“海归”似乎工作得并不是很如意，也不知是学到什么知识，还是所学的东西不适合国内，但总是不那样顺利。相反，国内大学毕业的那些本科生的生存状况还要比“海归们”好一些。

3、成堆的资格证换不来一份令人心动的工作

据教育部门，2009年对出国留学人员的统计表明，北京市通过正规中介出国留学人数有近千人，其中，澳大利亚留学人数最多，排在出国留学的首位，其他依次为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新西兰等。对于出国留学的人员层次，数据显示，以高中生居多。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每年都要对自费出国留学生的回国就业情况做大致的分析，就近几年的留学生回国就业情况看，有关专家认为，之所以造成“海归”就业难，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留学生好高骛远，很多留学归来的学生在选择工作上非500强企业不去，非高薪职位不求，结果导致了“海归”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原因之二是所学专业无用武之地，有些学生在选择出国留学的专业时，没有考虑到将来的就业问题，只是凭着一时兴趣来决定，结果导致所学专业在国内用不上，空有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原因三是空有理论知识而无实践经验，现在很多出国留学的学生缺乏工作经验，而公司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更愿意招收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应聘者。

此外，“海归”都想涌入大城市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能力的人都想去大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致使大城市回国的人才过剩。很多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内地城市更急需各类人才，却无人愿应。分析人士认为，人才就业和社会的其他方面都有关系，和国家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有关系，和人事制度、户籍制度都有关系，人才不便于流动，迫使留学生在择业时选择大城市和沿海城市。牵扯到工资待遇、子女教育等问题，有的宁可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也要留在大城市，直接导致了海归就业难。

（五）中国未来中学教育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名校齐聚、留学盛典开幕”、“现场招生直升外国名校”、“雅思托福集训班即将开班„„”从6月开始，类似的广告就频频出现在报纸、网络、电视上，今年夏天的“留学热”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曾几何时，“海归”身上披着耀眼的光环，从政府到企业，争相抛出“橄榄枝”，盛情邀请这些“天之骄子”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ＩＴ类、经济类“海归”更一度成为人才市场上的“香饽饽”。有了留学的经历，就业就轻而易举，当时的“留学”基本等同于“就业”。

不过，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话用在如今的“海归”身上倒也有几分贴切。随着留学归国群体的迅速膨胀，“洋文凭”的含金量正日益缩水，致使部分“海归”逐渐沦为“海待”。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众“海归”的能力参差不齐，一些在国内学习成绩不理想，无法进入大学而选择自费出国的学生，国外相对宽松自由的学习和监管环境，很容易助长他们的散漫个性，结果庸庸碌碌地度过了留学时光。同时，在大量“海归”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外学习两三年就拿着一纸文凭回国就业的，他们通常还没有完全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更不具备所谓的“实践经验”，因而很难受到高端企业的青睐。

当然，“海归”的就业期望值过高也是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适合岗位的原因之一。一些“海归”通常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因而对就业的城市和企业比较挑剔，对年薪的要求高，致使他们错过了很多锻炼和提升自己的宝贵机会。随着国内教育逐步与国外接轨，本土人才的综合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且他们的“性价比”并不比“海归”逊色。

出国留学是好事，去国外学习世界上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增长见识和才干，应该提倡。但选择留学时，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如果把留学等同于“就业无忧”，那就大错特错了。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海归”求职也必须适应市场规则，接受残酷而激烈的竞争。

（六）如何面对“留学热”

不可置否，出国留学的确会对学生的身心和家庭造成极大的影响，且不说费用问题，单是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就会使学生产生孤独感和不适应的情况，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另外，由于欧美的教育制度比较发达，许多家长和孩子更愿意选择这些国家作为留学的目的地，但不可否认的是，欧美国家不但有着发达的教育同时也有着发达的娱乐业。如果学生从一个开放程度比之不及的国家到这样极度开放和发达生活，那么对于一个自制力不够强的人来说，则有可能会沦于灯红酒绿之中，无法自拔，从而造成与之留学初衷背道而驰的后果；从文化的层面来讲，对一种文化的体会和传承应当是完整的，显然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来说，文化的渗透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如此看来，想要得到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化学习，起码应该由小学读至大学才可能对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一浅显的认识，而倘若选择在高中时就出国学习，则有可能在学生的潜意识里造成文化混淆的现象，使其对中西方的文化都无法正确的理解和对待。

出国留学，这种学习的好处当然一定会是多方面的——异域的风俗，不同的文化，更包容更自由的环境；全新开放的视野、完善先进的设施，更多的信息，更好的机会。但这一切好处都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就读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是环境和条件，不是成功本身。成功需要努力用于奋斗，没有付出，自然没有收获。一些学生出国后，不努力提高语言水平，却把人生中最黄金的学习时间用在非法打工上，致使一年、两年甚至三年过后都无法通过外语考试，根本无力接受正规教育。还有一些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身为学生，不把费用花在学习和教育上，却无度消费，给人们造成不良印象。

目前，在教育投资方面，中国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和已从业人员再教育的资金来源是现代家庭和个人面临的巨大压力之一，中国之所以每年有数十万人自费出国留学，客观地讲，是因为大家对留学生的成功成才抱有极大的希望，对投资子女出国留学的回报有较好预测。然而，随着媒体对个别学校、个别学生出现问题的曝光，使人们对留学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产生怀疑，并且将这归咎于出国留学这件事情本身——就像那些根本不曾为生活奋斗过的人，过不上好的生活却指责生活本身，这是毫无道理的。

篇3：读图热中的冷思考

关键词：读图热,读图,想象力

所谓“读图”, 是指以图形或图像为主体内容的一种阅读方式, 现下的“读图”形式主要有电视、电影、网络、动漫、图书等, 它是相对于传统的文字阅读而言的。作为一种阅读方式, “读图” 具有某种特定意义上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不可否认, “读图”是每个人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处于儿童阶段的人们, 其思维能力、接受能力、知识能力都处于一个不能完全直接与文字接触的水平, 对于世界事物的最初认知缘于具备直观形象性的图形。儿童时期的人们都是由图进入对物的认识, 而后进入代表物的文字的认知。一个不识字的小孩总是在看到图画中的“苹果”, 或是手里拿着实物“苹果”时, 才会说出词语“苹果”。在童年时代, 图作为最直观的认知方式, 成为人们最原始的思维动因, 激发儿童的接受欲望, 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和理解力。

“读图”除了成功地扮演了人们儿童时代的教育启蒙者角色外, 也是某些成人认识世界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媒介。由于文字本身的表意层次性、形象间接性、意义模糊性, 为其阅读设置了诸多限制。一些人们文化水平有限, 甚至有部分是完全不认识文字的, 虽然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建立在一定的人生经验基础上, 比儿童时期当然要深刻得多, 但由于阅读文字的障碍性, “读图”就成为他们阅读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另外, 与“读图”相较, 文字阅读 (特别是文学阅读) 是一种相对高雅的阅读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 它是与大众接受模式相悖的。文学语言的陌生化、隐喻性、多义性, 成为大众接受能力的巨大考验, 其阅读群体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读图”则因其形象表意的直接性、感官冲击性成为大众化的阅读。

此外, 对于不存在文字阅读理解障碍的热爱“读图”群体, 其“读图”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有百害无一利的。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来生活节奏的快速化, 人们在日益沉重的生存压力下, 需要释放精神压力的途径。 “读图”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形式, 具备“大众文化放松、舒缓、化解了社会大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的功能。只是这种释压的阅读方式充斥人们的整个生活, 彻底取代文字的阅读时就形成一种与传统意义上语言文化 (这里特指文学性语言) 相对的视觉文化, 应合海德格尔关于“世界图像时代”的隐喻, “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 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对于“读图”的社会性批判就缘于其利用图像对于文字意义、世界本原意义、人类思想的无限制消解。杰姆逊认为, 图像与语言相比, 最大的缺陷就是平面化、无深度感;阿多诺认为图像缺乏“总体性”;利奥塔认为图像不具备“宏大叙事”特征。“图像叙事停留于表面印象和表现为即时消费的特点, 使人们满足于对事件的直观把握和瞬时移情, 因此往往不容易将人们引入对事件本身的沉思、分析乃至怀疑, 反而会使人们忽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刻本质”。

可见“读图”热的确对社会文化的科学发展, 对文字、文学的经典性, 对人类丰富的想象力、深度的思想性的开掘有一定的冲击性和负面影响。在这里笔者不把关注的重心放到对“读图”的口诛笔伐上, 而是立足读文 (特指文学性阅读) 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说明“读图”热终究只是一时的热潮, 其破坏性只能是阶段性的, 并不能从根本上颠覆文字的意义。

与图像的形象直接性相较, 文学具有形象的间接性特点, 这种形象的间接性关键在于构建文学形象的材料———语言是人的心灵的产物。虽然形象的间接性使文字缺乏图像的感官的直接性和冲击力, 但它可以表达图像无法或难以充分表达的人的内心感受、情绪、思想。形象的间接性还有利于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 参与形象的再创造中, 形成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 这是“读图”无法企及的魅力。

由于语言是心灵的产物, 文学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 更广泛更丰富地表现社会生活。这样就具备阿多诺所说的图像缺乏的“总体性”, 诚如黑格尔所言:“语言的艺术在内容上和在表现形式上比起其他艺术都远较广阔, 每一种内容, 一切精神事物和自然事物、事件、行动、情节, 内在的和外在的情况都可以纳入诗, 由诗加以形象化。 ”

此外, 在众多艺术门类中, 语言是最长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艺术。图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但由于其感官的直接性, 离不开视觉的具体性, 对于一些无法转化为视觉形象的内心情感、思维活动就无能为力。语言艺术的灵活性与多样性, 特别适于表现缺乏感官直接性的人物内心世界, 可以运用多种多样的方法, 诸如环境烘托、梦境、幻觉、内心独白、意识流等, 深入发掘、描写人物极其丰富多彩、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

无论世界的发展变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阅读方式产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是“读图”还是“读文”, 人类自身作为一种存在, 其本原的意义与精神是永恒的, 因此, 现代传媒所能代替的只是艺术的传达手段从文字的间接传达变成图像的直接传达, 而不能代替艺术独特的精神使命。

参考文献

[1]闫新良.策划热中的冷思考[J].新闻采编, 2000年04期.

篇4：离婚热中的冷思考

前不久，两则关于我国离婚现状的新闻格外引人注目。一是来自《参考消息》：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离婚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宣布废除包办婚姻，促使许多夫妻离婚；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离婚以免配偶和子女受到牵连；第三次是在新《婚姻法》颁布之后。二是来自《环球时报》：去年我国共有161.3万对夫妻离婚，而在同期，日本约28万对，韩国则只有约12万对，按30%的全国年平均离婚增长率计算(原文如此——编者注)，今年我国离结婚之比将接近60%，超过日韩。

面对我国当前的离婚热以及离婚率不断上升的现实，不同的人群将有怎样不同的思考？它对我们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它将给当事人的家庭、生活、情感以及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话题，让我们共同关注——

【新闻集装箱】

“数”描离婚热

北京离婚率50.90%，为全国最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专家唐灿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据２００３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2年该市的离婚总数为38756对，当年户籍人口为1136.3万，粗离婚率达到6.82‰；当年的结婚对数为76136对，由此计算，北京当年离婚率高达50.90%。（据新浪网）

成都离婚率攀升2005年上半年，成都成华、武侯等6个区的平均离婚率高达35.58%，而2001年为25.00%。（据《成都商报》）

广东协议离婚上升，七成由女方提出据广东省民政厅资料，2004年该省有48903对夫妻（不含涉外、华侨、港澳台人士）办理了协议离婚，比2003年增长52.6%，并且七成左右由女方提出。（据《南方日报》）

“无理由离婚”悄然登场据某市一区民政部门的资料显示，最近办理离婚手续者，近20%既不是因为性格不合，也不是因为某方有了外遇，而是双方平静、友好地分手。（据《南方日报》）

上海涉外婚姻离婚率攀升上海民政部门统计，2002年与2003年，民政部门分别办理涉外婚姻结婚登记90余对和140余对。2004年１至６月，有120对涉外婚姻宣告“解体”，超过2002年上海全年的涉外婚姻结婚人数。（据新华网）

【现象解读】

爱没了，该怎样分手？

武向春（江西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离婚不再是什么稀罕事，特别是自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修正了《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一系列解释以来。如今，我国出现了第三次离婚潮，并且离婚类型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四种。

好聚好散型

这一类型以协议离婚占主导地位。男女双方对离婚完全自愿，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配和债务处理等事项达成协议，只需在民政部门办理即可。协议离婚是最省时、最经济的离婚形式，也是最佳的离婚选择，其将离婚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点。双方无需在法庭上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少了浓浓的硝烟味，往昔的夫妻情缘在简单的程序上悄然结束。

离婚不离家型

这一类型属于隐性离婚一族。他们不存在传统离婚的种种理由，而是夫妻双方因生活理念、习惯、性格不和等因素走向分手。其中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因奔波于工作，与对方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有的是因一方追求脚步不停息，而另一方停滞不前，造成两者的落差；有的因一方看重事业发展，漠视对配偶的关心，心灵的原野干涸后走向分手……但出于种种因素，如离异后一方无房，经济上无独立生存能力；或是双方碍于面子，离婚后仍向外界保持夫妻形象；或是出于对孩子成长的考虑，暂时维持家庭和睦表象……诸如此类因素，使得离异夫妻仍居住在同一屋檐下，每日抬头不见低头见。

劳燕分飞型

这一类型夫妻的离婚往往伴随着叹息和眼泪，它有几种原由造成。婚外情、一夜情成为都市人群离婚的主要原因，一方已经背弃，而另一方则紧抓住不放；或是当爱已走到尽头，一方或双方就财产分配、孩子抚养等等问题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或是家庭暴力等都易造成劳燕分飞型离婚。分手后，他们彻底地成了冤家，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曾经是最亲爱的人却成为扎在心头的刺。

余情未了型

这一类型夫妻双方因为迫于外界或亲人的压力，或是因为误解、争执而一时冲动草率离了婚。尽管如此，他们双方仍眷恋着对方，牵挂着对方。只是他们碍于情面，谁也不肯先低头认错。这种类型的离婚最容易复婚。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老话，却不完全适用在婚姻中，如果兜兜转转之后，发现对自己最合适的人仍是以前的夫或妻，又何不复婚，从此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

婚姻领域的深邃宛如大海，离婚类型亦没有绝对的区分。唯愿天下的离婚当事人，早日走出感情不幸的沼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

【嘉宾三人谈】

说好不离婚，要离好好离

特邀嘉宾：

葛红兵（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

冯桂林（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柯直（中国离婚网创办人、著名律师）

主持人：木木

1．主持人：据诸多媒体报道，近年来我国出现了离婚高潮，离婚率还在不断上升，有数据表明离婚率已经超过了日韩。请问这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冯：个中原由错综复杂，但几个问题是主要的：第一，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现代意识的增强，其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也在提高。面对有问题的婚姻，她们需要寻求新的情感寄托。第二，男性群体正在分化成三大群落：事业有成的富裕群体；下岗、打工的低收入群体；介于两者之间的一般群体。这给传统的婚姻带来了动荡、分裂及重新组合的条件诱因。第三，由于流动人口的增加，人们在新环境中交往频度的增加，和以往配偶相比较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于是，不少人走上了重组婚姻之路。此外，社会对离婚者的宽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葛：我国人均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是重要原因。它使许多人可以不再为经济因素而维持不必要的婚姻。婚姻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其次，就是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尤其是夫妻婚姻生活的质量。

柯：要从法定条件和人为理由两方面看。重婚、通奸、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这几乎是世界各国所雷同的离婚法定条件，本身就是离婚的原因。人为理由方面，婚外恋、追求性生活质量是目前导致离婚率上升的最主要因素。以前是“为了爱，有情无性”，而现在是“情和性，两者都要”。如果少了一方，家庭的平衡就会被破坏。所以说，除了法定条件外，当事人看重婚姻生活的质量，是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我和你们看法相同。

2．主持人：离婚率的不断上升似乎有违我国传统的婚姻和家庭价值观，你怎么看?

冯：这确实是一大冲击。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些人对婚姻草率甚至不负责任。这还将持续一段时期，或者说中国的离婚高峰期尚未到来。其正面影响主要在于，告诉我们传统的婚姻需要反思。在从一而终观念的束缚下，导致很多婚姻质量低下，因此，离婚又具有矫正婚姻质量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将离婚率的上升简单地视之为坏事。

柯：对，我基本同意冯所长的看法。传统的价值观中婚姻形式的重要性远大于内容。但它们又是具有相对性的，离婚率的上升并不等同于对它们的轻视。对于那些因感情破裂而离婚的，体现了人性。从法律保护意识上看，为了防止家庭暴力发生而维护自身利益的离婚，是对更高境界的价值观的追求。而那种草率离婚的，则是应当批评的。

葛：离婚率的上升和传统的价值观有冲突，这是好事！现代的价值观突出的是个人幸福，以追求快乐、愉悦为主，是个性文化的建构对集体文化的突破，当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3．主持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婚将会给当事人的家庭、生活、情感以及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柯：通过代理的一些案件，我着重谈谈婚变对孩子的负面影响。离婚家庭中的儿童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具体说吧，离婚会给子女带来丧失爱心、被遗弃之感，使孩子患上孤独症等心理障碍。其影响还会延伸到孩子学业，如不愿学习、说谎、逃学等，甚至出现反社会心理。青少年时期表现为与父母疏远，过早结交异性、离家出走、酗酒，以致违法犯罪。如果是男孩，则主要表现在行为方面会出现异常，对人冷淡、不愿与人交谈、易发怒等；如果是女孩，则以情感障碍为主，表现为爱哭、过分胆小、闷闷不乐。

冯：首先，离婚对当事人来说是一场磨难：正常的生活被打乱，多年的情感被伤害，原有的家庭人际关系陷入尴尬境地。还有就是如柯律师所说的，特别是孩子所受到的伤害常常是终生的。因此，夫妻不和的解决办法首选原则还是理智和沟通。当然，如果维系家庭比破裂它还要痛苦时，那么婚姻就失去了价值。而一旦这样，则离婚给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降为次要的了。

葛：我认为正面影响是主要的。过去，我们高估甚至夸大了离婚的负面影响，没有很好地评估离婚对社会、家庭、孩子的正面影响。离婚的家庭比不幸的家庭更能使孩子幸福。单亲家庭也完全可能过得幸福。

4．主持人：离婚无疑给当事者造成了经济损失。你怎么看离婚的经济成本？能否量化？

柯：可以量化。首先，由于对财产的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会一分为二，离婚后只对自己所有的份额行使占有使用等权利；其次，家庭收入也会减少，原本两个人的变成一个人的，而抚养孩子一方会减少更多。如果诉讼离婚，需要付法院的诉讼费、律师的代理费，这两笔一般都不低于共同财产的2%。如果有子女的，不抚养子女的一方要支付另一方抚养费。如果符合经济补偿的，则需向困难一方或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支付金钱或实物。当然，还会有一系列很难量化的损失。比如，情绪低落导致疾病，家庭不和谐影响事业发展等。

冯：离婚的经济成本是客观存在的。草率离婚者以付出巨大经济成本、青春成本以及情感成本为代价。如果没有成本核算的考量，离婚率将会更高！经济损失可以量化，婚前已有财产和婚后添置财产的由来，便是量化依据之一。依据之二则是离婚责任的划分。有了前者的量化，离婚的财产纠纷就会少得多。

葛：主持人的说法不准确。离婚对于当事双方共同而言并不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并没有什么社会财富、家庭财富因为离婚而减少嘛。至于从保护女性的角度，离婚时男的多支付金钱，付出经济代价是可以理解的。

5．主持人：假如不离婚，面对无爱的婚姻，当事人又该如何解决？

冯：可以分居也可以不分居。但无论分居与否，都需要相互尊重，不可寻衅滋事。这时，双方都处于情绪波动阶段，容易发生冲突。因此，理智和冷静是自律的首选。

柯：面对离婚，很多人都会有顾虑。比如，财产、孩子、工作、社会舆论等问题。那么，如何面对现实成为关键。或者努力培养爱情，寻找生活的新鲜点；或者彻底放弃对爱情的追求，以形式为重。但不论怎么处理，都要区分婚姻和家庭的关系，要保护各自正当的夫妻权益。

葛：宽容对方吧。我认为宽容是比爱更高的婚姻境界，有宽容而没有爱的婚姻也是值得提倡的。我甚至认为爱恰恰是婚姻的头号杀手。你爱对方，但得不到回应，放逐婚姻吧。

6．主持人：如果除了离婚别无选择，当事人如何尽量减少负面影响？

冯：当事人应坦然面对现实。要树立婚姻不在恩情在的新离婚观，抛弃“不是夫妻，就是敌人”的过激情绪。当事人需要明确，尊重协调和法律裁决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柯：我所理解的影响，主要是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经济上的，建议当事人寻找律师代理，便于解决财产纠纷。同时，律师也会给你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社会上的影响，比如个人心理方面，可以寻找心理医生或者亲戚好友。我比较倾向于寻求家人的援助，因为在你的倾诉中，他们会尽最大努力来支持你。

葛：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我前面说了，离婚的正面影响是主要的。关于离婚有负面影响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没有社会学依据的，而是社会过多地对离婚的误判导致的。比如，一个老师对单亲学生的偏见往往影响着孩子的正常成长，而不是离婚本身带来的影响。

7．主持人：你对徘徊在离婚边缘的朋友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葛：宽容高于爱。

柯：别对再婚抱高期望值。

冯：三思而后行。

8.主持人：关于离婚，你觉得还有什么遗漏的问题需要讨论？

柯：有。比如，很多女性离婚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解决前夫对自己的骚扰。

【聊天吧】

热衷离婚，要感情还是责任？

我们在网上征求大家对于离婚热潮的意见时，跟贴热烈。亲爱的读者，想必你也有独特看法吧。

天下无敌手（初中生，男）：爸妈离婚了，我恨死他们了，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家，可是我哪一边也不愿呆。我大多数时候就在游戏厅、网吧，或者姑姑家过。不过，倒是有一个好处：我可以到他们两个人那儿去要钱，数目不大的，差不多可以要两份。

迷途老马：当初想离婚，下了很大决心，可是亲友都来劝和，好像我们犯了天大的错误。后来我想，我们也五十多了，凑合着过吧。可我实在难以忍受她的蛮横和唠叨。离婚后，我没感到沉重，只是感到孤独。我想我还是要好好创造今后的生活，幸福快乐要靠自己寻找。

心如死灰：离婚后，我不敢一个人待在家。孤独寂寞让我难以忍受，孩子判给了他，我的心却从未停止过牵挂。逝去的婚姻像梦魇一样吞噬着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想起往事，想到今后，心死了一般。这样的日子还有希望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幸福？我恨男人！我真不敢再奢望爱情，却又心有不甘……

徐丽丽（大三学生，女）：爸妈在我上大学那年离婚了，可能他们早就计划好了的。虽然我不愿意，但是我理解，他们应该有选择幸福的权利。听说闹离婚的人越来越多，假如有一天我结婚了，我希望能和相爱的人相伴到老。

独立寒风（30岁，男）：当“闪婚”成为一种时尚，离婚热早就不稀奇了。我上中学时，父亲就重建家庭。我认为不准备忍受婚姻的平淡和艰辛就干脆别结婚，不知道怎样对孩子负责就先别要孩子，否则就太自私了。

杨小建：离婚只不过是有些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理解！两个人相爱，幸福就在一起，否则就放手，别拿孩子当借口来决定是否离婚。没有爱情的家庭，怎么可能为孩子营造快乐、安定的环境？

【看世界】

国外离婚：热气蒸蒸各不同

俄罗斯

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的家庭越来越不稳定，结婚与离婚的比例越来越接近于相等。1995年，离婚的为66.5万对，到2001年就上升到70万对，而1995年结婚的为110万对，2001年结婚的则减少到90万对。

加拿大

加拿大统计局的调查显示，该国多次离婚的人比例越来越高，且离过婚的人再度离婚的机率较高。在1973年的离婚夫妻中，5.4%的丈夫曾经离过婚，但此比率在2003年上升至16.2%。全国离婚人口比率多年来没有很大改变，但在结婚未满3周年前离婚的比率在2003年时从37.6%升至38.3%。结婚已满3年的最有可能分道扬镳，2003年1000对夫妻中，有26.2对在此关卡离婚。

日本

日本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02年，该国离婚人数连续12年攀升，其中中老年夫妇的离婚率有所增加。2001年有285911对离婚，2002年离婚夫妇当中15.7%是中老年夫妇，而1975年这一比例是5.7%。另一个现象是，许多老年妇女在丈夫退休后提出离婚。

英国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该国的离婚人数持续增加，2003年达166737人，2004年增加到167116人，创下7年来的新高，其中许多离婚夫妻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25～29岁是离婚率最高的年龄群，平均每1000对就有29对离婚。

新加坡

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发表的报告显示，年轻夫妇结婚不到5年就分手有增加的趋势，1990年只占总离婚率的10%，2004年增加到15%。25～29岁的女性、30～34岁的男性离婚率最高。

法国

据《环球时报》报道，20多年来，法国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76年的59190例上升到2002年的128971例。

澳大利亚

篇5：评定分离热中的冷思考

■ 张志军

招标投标制度在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在不断健全完善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围标串标、虚假招标、规避招标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业界人士在分析研究问题根源时，把它归咎于招标人定标权被剥夺，进而提出“推行评标和定标相分离制度”（以下简称“评定分离”），意在从根本上解决招标投标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从2011年开始，评定分离方式在深圳等地开始试行，大多数媒体对此给予积极评价，有的甚至冠以招标投标机制的“改革创新”等美誉。在大力推行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大背景下，一些省市和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也正陆续出台或正研究出台评定分离实施办法。一时间，推行评定分离制度，几乎成了招标投标业界热议的一大热点。

一、“评定分离”概念的提出

“评定分离”这一概念，原本是相对于“评定合一”而言的。也就是说，“评定分离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评定合一”的问题。在制度设计时，现行法律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采用第三方独立评审制度。这一制度要求招标人在评标阶段必须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同时赋予临时组建的评标委员会以独立评审权，且要求招标人尊重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论。对此，一些业界人士颇有微词，认为这一制度设计造成了实质上的“评定合一”，剥夺了招标人的定标权，进而引发了招标投标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

持“评定合一观”者的观点大致如下：

1.《招标投标法》实行的是“评定分离制度”评标归评标，定标归定标，招标人可以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自由确定中标人；

2.《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以下简称“12号令”）、《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办法》（以下简称“30号令”）、《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以下简称“27号令”）等部门规章要求“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造成了实质上的“评定合一”，违背了上位法《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正。

毫无疑问，上述观点的提出，是标界人士对现行制度经过深入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各地对“评定分离”制度的实践和关注，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这一观点已得到相当一部分人士的赞同。从长远来看，这些思考和实践无疑将会对招标投标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这拨波及面日渐扩大的“评定分离热”中，各地推行的评定分离制度是不是在“回归《招标投标法》”？会不会为急于解决问题而出现“病急乱投医”现象？评定分离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招标投标法》及其配套法律规范是不是实质上的“评定合一”？条例及其下位法有无违背上位法之嫌？笔者以法理学、招标投标机制和项目管理的基本原理为分析论证基石，对评定分离热提出一些“冷”思考，敬请批评。

二、现行制度是“评定合一制”还是“评定分离制”

鉴于业界学者大都认同《招标投标法》确定的即是“评定分离制”，笔者不再对其进行分析，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条例、12号令和30号令等部门规章是否为“评定合一”上。2013年九部委23号令出台后，12号令、30号令等部门规章均根据条例的立法精神作了相应修改。因此，只须对条例相关法条进行分析论证，其结论同样适用于部门规章。

其一，从法条的编排来看。条例关于评标方面的规定共有5条，即第49-53条；关于定标的规定共有2条，即第55条和第56条。介于第53条和第55条之间的第54条，是关于定标前须公示中标候选人的规定。从条例对法条的设置及编排来看，条例实行的是评标定标相分离的原则。

其二，从法条的内容来看。条例第55条规定：“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由于条例第53条要求评标委员会在推荐中标候选人时应当标明排序，而本条又规定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很多业界人士认为：该法条只给出了唯一选项，无论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论是对是错，招标人都只能选择第一名，造成了实质上的“评定合一”。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太正确的。具体分析如下：

1.条例第55条是一般性规定。法条中的一般性规定适用于普遍情形，不适用于特殊情形。也就是说，当招标投标活动出现一些法定情由时，招标人无须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根据条例的相关规定，招标人无须确定排名第一时的情形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中标签约过程瑕疵。具体包括：①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②中标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③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④中标人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

对于这类情形，法律赋予招标人可以依照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或者选择重新招标。相关规定见条例第55条。

第二类是中标候选人履约状况变化。这类情形主要针对“投标文件递交后，招标人发现中标候选人履约能力发生变化，认为确定其作为中标人可能会不利于合同履行”时的处理。具体包括：①中标候选人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②中标候选人财务状况发生较大变化；③中标候选人存在违法行为。

出现这类情形时，法律要求招标人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提交原评标委员会审查确认。如招标人的主张得到评标委员会的认同，招标人可以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相关规定见条例第56条。第三类是评审机构、评审成员或评审工作瑕疵。具体包括：①评标委员会应当回避而不回避；②评审时擅离职守；③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④私下接触投标人；⑤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或者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⑥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⑦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或者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⑧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

出现上述情形时，无论评审结果如何，招标人都有权向行政监督部门反应，由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改正方式可视情形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或重新评审。相关规定见条例第71条。

第四类是招标投标活动违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当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条例规定，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且不能采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时，招标人可以不接受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果，依法采取重新招标或者要求评标委员会重新评审。相关规定见条例第82条。

由上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①招标人在出现上述16种情形时，无须确定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②招标人在定标过程中的权利是以法条的明文规定作为保障的。那种一方面视上述16种例外情形如无物，另一方面又一味强调“定标权被剥夺殆尽”的观点是形而上的。

③条例在规定招标人如何确定中标人时，并未只给出唯一选项，不能理解为实质上的“评定合一”制。

2.一般规定有其适用前提。根据条例的相关规定，招标人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无条件遵守“应当选第一”的规定。以笔者观点：“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这一规定，其适用前提是建立在评标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是客观正确、合法可靠的基础之上的。

3.条例对评审瑕疵设计了救济渠道。综观所有法条，条例没有做出类似于“不管评审结论对错，招标人都必须无条件接受评标委员会的工作结果”的规定。相反，一旦出现评审错误或评审机构不合法时，条例还在第55条、第56条、第71条和第82条等相关法条中赋予了招标人相应的救济渠道。那种认为“条例第55条剥夺了招标人定标权”的观点，过分着眼于单个法条中的某一段表述，而未对整部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全面阅读和理解，进而得出片面结论。

4.条例对评标和定标阶段的工作界面划分清晰。从条例第四章及其他章节的相关法条来看，立法者将评标和定标阶段的工作界面作了如下划分：评标委员会只负责评审阶段（含履约能力审查阶段）的工作（相关规定见条例第49-53条）；定标阶段由招标人依据不同情形，分别适用条例第55条、第56条、第71条和第82条而完成相应工作。

如前所述，在评标和定标这两个不同环节之间，实际上并无绝对的等同关系。因此，认为条例的规定造成了实质上的“评定合一”是不正确的。

5.条例依法保障了招标人的定标权。条例第53条规定：“评标完成后，评标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这一规定表明：评标委员会的工作是对招标人负责。结合条例第56条、第71条和第82条等其他相关法条的规定，我们认为：

①评标委员会在评审时，除了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以外，还应当客观、如实地向招标人报告评审工作成果。

②当评标委员会的结论不合法、不正确甚至评标委员会的组建不合法时，招标人可以不采纳其评审意见，条例规定招标人有权直接或通过行政监督人员要求评标委员会重新进行评审，或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审，甚至选择重新招标。

③从条例的相关规定来看，在定标阶段，法律赋予了招标人极大的纠偏空间和救济权利，招标人应当学会正确使用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条例实行的是原本就是非常清晰的“评定分离制度”。条例及其下位法的相关规定并未造成实质上的“评定合一”。

三、条例实行的“评定分离制度”不违背上位法

《招标投标法》第42条第2款规定：“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一些业界人士认为：条例在《招标投标法》未规定必须选择第一的前提下，自行规定招标人应当选择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违背了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剥夺了上位法赋予招标人的合法定标权。

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理由如下：

其一，条例关于定标的规定是对《招标投标法》的细化和完善。《招标投标法中》关于定标的规定相对比较原则，没有提出“如何根据评审结论确定中标人”的具体操作细则。条例和12号令等部门规章中对此进行了细化，这些规定是对上位法立法精神的细化、完善和补充。由于其细化措施未超出《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根据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的原则，因此并不违背上位法。

其二，条例关于“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的规定，体现了对《招标投标法》相关精神的传承。《招标投标法》第41条规定：“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在上述法条中，使用了“最大限度”和“最低价格”两个“最”字，清楚地表明了如下这层意思：“中标人的选择标准是唯一的：要么综合评价最高，要么经评审的报价最低（低于成本的除外）。”《招标投标法》第41条的这一规定表明：在评审结论是客观正确的前提下，招标人不存在可以在前三名中自由选择并确定中标候选人的空间。

换一句话说，即使根据《招标投标法》的原则规定，招标人也只能依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选择综合得分最高或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人。也就是说：条例及其12号令等部门规章并不违背上位法，相反是科学地传承、细化了上位法的原则规定，体现了同一部门法体系下，上下位法之间的无缝衔接。

笔者认为：这一传承和衔接，是条例立法技巧成熟的一种表现，而并非是条例立法时的硬伤。

其三，《招标投标法》未赋予招标人“三选一”的自由定标权。纵观整部《招标投标法》，笔者从未找到“招标人可以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自由选择”这一明文规定。最为接近的表述是《招标投标法》第40条第2款的规定：“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在法条的相关表述中，并无类似于“自由确定中标人”的表达，这一特点非常重要，特别是有无“自由”二字差别巨大。人们在阅读理解相关法条中，切不可望文生义，更不可自行添加字词，进而自由联想发挥。

我们知道，由于立法资源有限，法条中的表述特别注重言简意赅。法条中的任何表达均深具内涵，即使是一词一字之差，涵义也不尽相同。因此，一些业界人士从“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的规定中，推导出招标人可在“中标候选人中自由确定中标人”的结论，实际上是有失严谨的；若再从这一有失严谨的结论出发，进一步推断出条例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也违背了上位法，实在是谬之甚矣。

其四，项目管理理论表明招标人的选择只能是唯一的。在招标投标实践中，无论是招标人还是代理机构，都会把某一特定的招标投标活动当作一个招标项目进行管理。从项目管理的角度来看，招标采购项目作为一个项目，其目标是唯一的，即追求结果最优。项目管理理论决定了招标人的采购目标必须是明确的，不是可有可无、可左可右或可上可下的。从这个层面来看，那种认为招标人有权在中标候选人或所有有效投标人中自由选择中标人的观点，与项目管理理论的基本原理是相背离的。

四、“评定分离论”提出的严谨性不足

综上，我们发现：①“评定分离”是针对“评定合一”而言的；②条例及其配套部门规章实行的就是“评定分离”制度；③条例及其配套部门规章的评定分离制度，是对上位法的细化和延伸，而不是对上位法的违背。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评定分离论”的提出，其概念的针对性、严谨性都值得质疑，概念本身的外延和内涵也非常值得探讨。

其一，“评定分离论”针对性有所欠缺。如前所述，在部门规章以上层级的法律规范中，无论是《招标投标法》、条例还是12号令等配套规范，实行的都是“评定分离制度”，理论上并不存在需用“评定分离”方式创新体制机制的空间。即便由于现行“评定分离制度”确实存在诸多改进空间，进而采用“新评定分离制度”以取代“旧评定分离制度”，也应当在相关表述前冠以“新”、“旧”之分，以避免概念混淆。

其二，“评定分离论”者对现象的认识有失偏颇。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一方面认为，条例及其下位法实行的是“评定合一”制；另一方面又认为是条例在定标。我们姑且不论其是否正确，就从其表述来看，上述说法即是两种互为矛盾的观点：

1.在“评定合一说”语境下。由于评标工作系由评标委员会承担，故其语义可归纳为：①评标与定标本质上是合二为一的；②评标委员会既在评标又在定标”；③招标人的定标权被评标委员会剥夺了。2.在“条例定标说”语境下。其表意非常明确：①评标与定标是相分离的，评标委员会没有在定标；②既不是招标人在定标，也不是评标委员会在定标，而是条例在定标；③招标人的定标权被条例剥夺了。

由上分析我们看出：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对同一现象得出的是两种自相矛盾的观点。

其三，“条例在定标”的观点违背常理。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认为：条例和12号令规定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其实质上是条例在定标，是12号令在定标。

这一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一是该观点混淆了“规则本身”和“规则执行”两个概念。实际上，“规则本身”和“规则执行”，是不同内涵、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等同。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认为条例规定招标人如何定标，其实质就是条例在定标，实际上是将“规则本身”等同于“规则执行”了。照此逻辑进行推理，会得出十分荒诞的结论。比如，《刑法》规定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和规则，那就是《刑法》在定罪量刑了，而不是法院在定罪量刑了？又比如，《国旗法》规定举行升旗仪式时，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奏国歌或唱国歌，那岂不成了《国旗法》在对国旗致敬唱歌了？因此，这种逻辑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二是该观点无法解释招标投标实践中的现象。我们知道，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文件中的评标方法和标准是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制定的。按照“规则即是执行”的逻辑，我们该认为是谁在评标呢：是评标委员会吗？不是，因为评标委员会不能凭自己的喜好评标，只能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规则行事；是招标人吗？不是，招标人依法将评审工作交给了评标委员会；是招标文件吗？是的，是规则在评标，居然是招标文件在评标！——按照上述逻辑得出的推论，其结果只能让人哑然失笑。

其四，“公权力定标说”理论依据不足。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认为：条例的规定实则是公权力在定标。鉴于公权力和私权利相关概念及其内涵的复杂性，为论证方便，我们不妨先建立如下一个数学模型：①把“私权利”和“公权力”分别看成两个相互关联的集合；②如果发生了公权力剥夺私权利的现象，那么公权力集合就会增大，而私权利集合则相应变小，反之亦然。上述理论模型，逻辑上是符合“剥夺招标人定标权，是公权力对私权利侵犯”的基本原理的。

不可否认的是：条例规定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从其表象来看，招标人享有的私权利集合确实缩小了。但公权力集合相应增大了吗？我们来看看：由于公权力的行使主体是特定的，只有行政机关或者代表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才拥有对公权力的行使权。在约束招标人的定标权时，承担招投标监督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有没有增大？没有。条例并未将定标权划给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权力没有任何变化。

因此，“公权力直接定标”、“公权力侵占私权利”的观点，其理论依据匮乏。

其五，“定标无人负责说”不足以推翻现行制度。持“评定分离说”的学者认为：现行规定下，定标出了问题没有人负责，招标人会把责任推诿给评标委员 6 会；在推行“评定分离制度”以后，招标人可以在中标候选人中自由定标，进而可以明确招标人的责任，落实“谁招标、谁负责”的追责目标。

笔者认为：按照这一思维方式，即便是让招标人享有“三选一”的自由定标权，一旦合同履约阶段出现问题，招标人仍可以“中标候选人是评标委员会推荐的，招标人的自由选择权过于狭窄”为由，宣称定标的责任仍在评标委员会。进而广之，只要中标候选人是由评标委员会推荐的，招标人均可以找到类似的理由推诿定标责任。因此，即便是让招标人在中标候选人中自由定标，其责任依然很难落实到位。

而实际上，由于《招标投标法》、条例及其部门规章以上的配套法律规范（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体系”），实行的就是“评定分离制”，定标的主体是招标人，而不是评标委员会，更不是条例和12号令。因此，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定标的责任人就是招标人，这点是明确的，不存在“定标责任无法追究”的问题。

其六，“评定分离是对《招标投标法》的回归”缺乏实践支撑。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认为，一些地方推行的评定分离举措，是回归于《招标投标法》，将定标权还给了招标人。而根据笔者的观察：各地推行的评定分离制度，非但没有将定标权还给招标人，反而对招标人的合法定标权进行了切割和分离，进一步伤害了招标人的合法定标权。

以某市出台的《评定分离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该办法将定标方法分为自定法、抽签法、竞价法等办法，招标人必须根据项目的不同特点，按其规定分别选用上述三种办法中的一种。

从该《办法》可以看出：该市实施的“评定分离”并未将确定中标人的决定权完全交给招标人，而是把定标活动肢解成由招标人自定、抽签和二次竞价三种方式。其中自定法是最接近“招标人自行确定中标人”的办法，但由于其只是三种选项中的一种，且适用情形和定标细节均受到诸多制约。因此，该《办法》一定程度上反而侵犯了招标人在定标方法上的一直享有的、独立的、不受影响的合法权利。此外，《办法》中的抽签法与招标投标机制的竞争性相悖，二次竞价法与招投标制度确立的“报价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相悖，是实实在在的违背《招标投标法》的非法规定，“回归《招标投标法》”一说无从谈起。

五、推行“评定分离”且行且慎重

鉴于“评定分离”这一概念在其内涵和针对性方面均存在瑕疵，加之“评定分离论”在理论和实践也表现出一些先天缺陷。因此，笔者并不十分看好各地正在推行的“评定分离制度”。在此基础上，笔者对现行评标定标制度和“评定分离”原则重新进行分析，提出如下思考：

其一，现行制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纵观整个招标投标法体系，从其涉及评标定标的诸多规定中，可以管窥该法在评标定标制度设计方面的基本思路：

1.鉴于评标标准和方法系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制定，按照规则制定、规则执行和结果审核三分离的原则，招标人对评审结论只享有接受或不接受的权利，而不享有直接进行修改的权利。

2.如果评标委员会组建合法，评审结论正确，招标人应当尊重并接受第三方评审机构的工作结果，选择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

3.如果评标委员会的结论错误，招标人应视不同情形，通过相应的法律渠道实行救济。救济措施有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重新评审和重新招标等；救济途径有通过行政监督部门或自行要求纠偏等。

4.招标投标法体系不认可招标人有在前三名候选人中自由定标的权利：①当评审结论正确时，排名第一即代表着该投标方案最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若赋予招标人自由定标权，本质上是赋予了招标人对正确的评审结论的否定权，显然不符合常理；②当评审结果有误时，若赋予招标人自由定标权，实际上是赋予了招标人直接修改评审结论的权利，这一做法违背第三方独立评审制度设立的初衷；③无论评审结果是否正确，且无论招标人是否接受评审结论，招标人均不可只凭自己的喜好随意定标，否则就是违法。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行的第三方独立评审制度，在制度设计上秉承了规则制定、规则执行和结果审核三分离的理念，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的。

其二，推行评定分离制度的实质是架空第三方评审机构。目前一些地方推行的所谓“评定分离”制度，其实质是将规则的全部或部分执行权转交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从而在实质上架空和弱化第三方评审机构。笔者认为，这种“创新方式”起码在现阶段并不可取。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无刻意维护第三方评审机构既得利益的任何动机和意图。实际上，现行制度下的第三方评审机构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利益团体，不可能也更无须推举其代言人。笔者只是认为，如果确实需要架空或弱化第三方评审机构，起码应当符合下列前提中的其一：

①现行制度下，评标委员会的错误无法得到救济和纠正； ②评标委员会的作用本身是可有可无的；

③招标人的专业能力比库内专家整体水平要高。

就目前来看，上述前提几乎无一具备。因而，起码在现阶段，评标委员会的存在和作用，无论是从机构制衡还是从专业业务等方面考量，还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其三，现行制度确实存在很大改进空间。笔者并不否认第三方评审制度下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库内专家素质良莠不齐、部分评标专家业务能力有待提高、评标专家责任心不强、评审过程随意性较大、个别专家违法串通投标„„等等。但是，上述问题大多是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使用过程中的问题，而并非是“招标人定标权被剥夺”的问题。

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形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项目业主享有对项目本身和公共资金使用方面的高度自主权，实际上是最彻底的项目业主负责制。但是，项目业主决策结果的合理性和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一直饱受质疑。当下，在招标投标制度面临一些问题时，切不可“病急乱投医”，以所谓“定标权回归招标人”的方式，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否则，将得不偿失。

不可否认，从国际采购惯例来看，世亚行的很多项目都有如下类似规定：“采购人享有拒绝所有投标的权利且无须向投标人作出任何解释。”但是，国外资金项目的这一规定，有其特定的产生、演变、发展和适用背景，并非是可以直接套用于我国现阶段的。在现阶段，由于我国招标投标制度尚处在不断改进完善之中，特别是在尚未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政府采购合同官队伍之前，就急于架空第三方评审机构的作用，公共资金的使用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即使是在美国等法制相对健全的西方国家，出于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制衡考虑，在使用公共资金进行的招标采购项目中，其采购人（即所采购货物和服务的使用者）也不具有定标权，而是由专业的政府采购官确定成交对象后，再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约。这一做法，在持“定标权被剥夺论者”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笔者认为，对于第三方评审制度的改造重点，现阶段应重点放在对评标委员会运行机制的改进和完善上。如：保障招标人的评审权、保障评审工作的必要时间、评审细则的客观化和标准化、强化对评审专家的业务能力和操行的考核、培养相对固定的评审队伍、强化评标专家个人的评审责任、引进评审职业保险制度、特殊项目的灵活处理等等。

其四，“评定分离”将给招标代理机构的转型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可以预见的是：推行以架空或弱化第三方评审机构为目标的所谓“评定分离”制度以后，招标文件编制质量的好坏将与招标人更不相关。针对一个特定的招标采购项目而言，一份招标文件即使编得再差，只要投标人能入围，招标人都会拥有N个对象可供选择，进而更无须关注招标文件本身的编制质量。

在这种情形下，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投标人和代理机构等各方主体，对招标文件编制质量的要求也会随之降低，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招标代理工作技术含金量的大幅降低。照此趋势发展，招标代理机构将沦为更彻底的“跑堂”角色，或者仅仅依靠政策优势为招标人充当“白手套”作用，无法以专业技能立足于现代咨询行业，整个招标代理行业被淘汰的命运也将指日可待。这，并非是杞人忧天式的担忧。

毫无疑问，“评定分离”制度的推行，不仅不利于招标代理行业的转型升级，而且还与代理机构以提高技术含量为导向的转型升级方向背道而驰，甚至会给招标代理行业整体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呼吁推行“评定分离”制度的人群中，招标代理机构出身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笔者一直纳闷的是：代理机构不去好好思考如何提高自身技术含量以增强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而热衷于吵吵嚷嚷通过修改法律的既定规则以降低行业的整体水准，对整个招标代理行业的转型升级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恐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六、结语

目前各地推行的“评定分离”实践，在招标投标体制机制建设方面有其探索和突破的一面。无论这种探索方式是否科学合理，从长远来看，都将会对招标投标制度的完善起到一些借鉴作用。但相关理论分析和各地实践看来，“评标定标相分离制度”的操作思路尚不清晰，容易给招标投标活动和招标代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笔者以为：以架空评审机构为取向的“评定分离”制度，在招标投标实践中的运用和推广，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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