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考生”的困境与大学的尴尬

“甲骨文考生”的困境与大学的尴尬（通用5篇）

篇1：“甲骨文考生”的困境与大学的尴尬

“甲骨文考生”的困境与大学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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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丙奇

凭借甲骨文，黄蛉成为“最牛高考作文”的缔造者;凭借甲骨文，他被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破格录取;还是凭借甲骨文，他在两年内实现了从三本到一本的“两级跳”，得以在四川大学接受一对一的教学。然而这一切，现在出现很大的变数，由川大返聘回校的老教授向学校递交辞职，不再教他了。而学校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还没有定。

一个学生的命运，居然由一名导师的去留，起到决定作用媒体甚至已称黄蛉的故事戛然而止这出现在现代大学中，很不可思议。据报道，老教授之所以不再当黄蛉的指导教师，直接起因是黄蛉违背了他的意图，接受媒体采访，夸夸其谈;再就是，经过两年的教育，指导老师发现他不是这块料，而且指出，“我们找一个中学生，培养他一两个月，他基本上就可以认识上千个甲骨文了。这个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些理由让人很迷惑，一个学生接受媒体的采访是他的自由，就是违背了导师的意图接受采访，也不至于十恶不赦;这名指导老师已经指导了两年，是不是这块料，应该早就发现，为何却坚持了这么久?既然“找一个中学生，培养他一两个月，他基本上就可以认识上千个甲骨文了”，那么，当初为何川大会这么看重这名学生，让其连续破格，实现“两级跳”呢?难道在录取的时候，仅凭新闻报道，根本没有听任何专家的意见?

以上这些疑问，需要川大和这名指导教师进一步回应。而从目前的消息分析，川大在录取这名学生时，并没有充分的考虑，学校并没有充足的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来接纳这名学生，不然怎么靠一名返聘的老教授来实行“一对一”的教学，出现这名教授不干，这名学生的未来就没有了着落的情况?一名老师指导一名学生，本就有师生关系处理不好的风险，也可能存在教师因健康问题不能持续教学问题，就是实行导师制，也通常允许学生和导师之间双向选择。

抛开对这名学生真实水平的深入考察问题，这反映出川大在录取这名“怪才”时的急功近利，为了追逐当初的社会热点，炒作新闻，而不顾基本的办学规律。这种情况，在我国大学的办学中极为普遍，比如，根本不具基本的办学条件，却贸然扩招，增设学科、专业，给人的感觉是办学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

最近，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录取公布自主招生的新政策。北大在校长实名推荐制中，增加了不孝敬父母不得推荐的条款，清华推出了包含“领军计划”、“拔尖计划”、“自强计划”在内的“新百年计划”，人大则推出“圆梦计划”。一种意见是，大学自主招生根据社会变化，推出新政策，反映出大学的进步，但从办学角度看，这只会导致大学在追逐所谓的社会热点时，失去个性与特色。

大学的招生政策与招生标准，由于涉及人群众多，是不宜经常变动的，这不但会造成考(论坛)生的政策焦虑，也会因政策的变动而造成新的不公问题。在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一项教育政策一经制定，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我们这里，一些政策却是一年一个样，感觉是教育在发展、学校在进步，实则表明决策的随意性。而由于招生政策、标准的随意变动，教育总处于非常态之中，大家不知道，明年又会出什么政策，今年的政策明年会不会取消。

像自主招生政策，推行九年来，一直受到社会质疑，大学也似乎在针对社会的质疑进行调整，包括目前的清华“自强计划”、人大的“圆梦计划”。而这些是完全可以在推出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时，就全盘考虑，系统推进的。需要注意的是，大学一直声称要通过自主招生，招收到适合自己的学生，可政策、标准不断在变，大学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学生呢?

大学办学应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样才能形成办学的特色。但我国的大学，独立性和自主性都遭遇行政化的困扰，这是办学决策随意，不能体现学校特色的重要原因大学行政主导学校的教育与学术决策，而行政追究的是当期的政绩，因此，迎合社会热点，随意调整学校政策，制造炒作点，成为不少大学行政领导的办学思维。如此一来，大学在不断变招出新中，成为“四不像”，尤其当一把手更换之后，以前的做法，甚至可能被全部推倒重来。这样的大学，能形成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吗?

(千龙网)

篇2：甲骨文在中国大学校徽中的应用

世界上文字分两大类型: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这种分类是从文字形体直接显示的信息是语义还是语音来定的。作为表意文字的代表, 汉字的形体和意义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在古文字阶段, 汉字的构字方法主要有四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象形就是对事物的外部特征进行描绘, 如甲骨文的“象”突出其长鼻子, “鹿”突出其双角。指事是用抽象符号或者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上抽象符号表示难以直接描绘的事物或位置, 如“本”是在“木”的下部加上一横指示树根的位置。会意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意思, 如“休”用“人”倚“木”表示“休息”义。形声就是用表示意义类别的构件和表示声音的构件合起来表示一个词义, 如“湖”用“氵 (水) ”表示意义类别, 用“胡”表示读音。在这四种构字方法中, 前三种都没有表音成分参与, 字的形体直接跟词的意义相联系, 第四种虽然有表音成分参与, 但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表意构建。

汉字的上述特点也是标志设计的来源:一种是从字形上进行设计, 另外一种就是从字义上进行设计。甲骨文中文字的构造里已经含有象形、会意、形声的汉字构字方法, 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甲骨文中有关思想文化方面和社会生产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 对现代的设计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从中可以寻找设计的灵感。以文字作为符号的形式来进行标志的创意, 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视觉感染力, 是标志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近年来标志设计的新导向。汉字作为信息媒介的一种视觉符号, 本身包含特定的造型理念, 人们凭借对文字独特意味的“形”来传递信息, 由此产生交流与沟通, 了解信息传达的真正内涵。

二、甲骨文的介绍

中国汉字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中国的文字出现至今, 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甲骨文是商朝后期写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 其内容多为“卜辞”, 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 许多字的笔画繁复, 近似于图画。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字、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 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 其契之精而字之美, 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 大抵武丁之世, 字多雄浑, 帝乙之世, 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 字之结构, 回环照应, 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 实一代法书, 而书之契之者, 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而甲骨文的书写结构、字体特征, 用今天的眼观看, 它孕育着设计的美感, 耐人寻味。

三、甲骨文与大学校徽相结合

汉字除了作为中国文化的记录工具以外, 汉字本身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如甲骨文的“王”字除了记录“王”这个词以外, 还以为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 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 这些信息, 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 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汉字蕴含着丰富的含义, 这可以更好的表现大学校徽具有隐喻的功能, 意象形象和直观象征以及文化内涵。甲骨文中的字作为设计元素, 可以围绕着大学的教学理念和人文精神进行设计, 文字中的丰富含义与大学中的深厚文化和特色相互交错和紧密合作, 文字图形的标志又象征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

大学校徽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彰显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 大学校徽具有象征和隐喻的功能。大学校微的象征功能离不开意象的营造, 更离不开具体的环境和民族文化背景。大学校徽中的意象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 通过隐喻抽象思维的功能, 寄寓某种深邃的思想, 或表达某种富有特殊意义的事理, 能够让人通过意象形象直观认知大学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中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以汉字设计成的标志具有形简、意美、结构丰富的特点, 使人通过本身就能直接了解其象征意义。大学校徽的意义在于其作用和价值, 是大学形象的标志和大学灵魂的表征。甲骨文的内涵和形式与大学的校徽隐喻的育人思想相呼应。

下面是甲骨文在大学会徽的应用实例:

1. 人民大学会徽

人民大学校徽由三个篆字体的“人”组成, 与学校日常形象的核心理念保持了一致的视觉联系, 具有鲜明的人大特色。简洁而又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的味道, 体现了三层涵义:一是人民大学要为人民办学;二是以人为本培养和造就人才;三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人大、人本、人文”“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成众”等思路引导他设计出以三个“人”为主要元素, 并在字体上取材篆书。

2. 山东艺术学院会徽

采用方形样式, 以古文字 (山艺) 为主要设计元素。“山”变化为笔架造型, “艺”变形为演奏之人, 来源于甲骨文中“山”和“艺”的文字形状, 并加以变形, 图中乐器取形于古文字 (乐) , 寓意艺术源于自然, 源于生活。

3. 北京交通大学校徽

北京交通大学新校标 (试用) 的设计借鉴了二十年代北京交通大学校标的特点, 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 由圆、盾、小篆文字和英文标识等基本元素组成。整个标识古朴厚重、简练大气, 体现了北京交通大学根植于人文之都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内涵。标识中央的“交大”二字, 采用中国传统小篆文字, 既具有艺术的美感, 也突显出交大深厚的文化积淀。

4. 复旦大学校徽

“复旦”二字由创始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选定, 本意是“恢复传承震旦公学”之意。后又提议, 取《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中“复旦”二字之意, 意在自强不息, 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这个醒目的圆形标志——圆圈正中是古文“复旦”的字样, 上方写着“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的校训, 下方则是“1905”字样, 意为学校建立的年份。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和传播 (传统文化内在的活力)

对汉字的字形、字意着手进行设计, 在设计中, 必须充分体会设计主题上。大学的校徽设计之前应首先了解大学的文化背景和教学特色, 然后再对字体的意念和含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 经过构思、归纳、勾画、整理, 形成一个新的图形与文字同构的图形, 产生强烈的文化内涵和感染力的标志。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有三点:一是民族凝聚力功能, 二是精神激励功能, 三是整合创新功能。这些思想观念的相互整合, 塑造了中国文化博大、精进、宽厚的精神风貌。尤其后两点与大学的育人思想十分融洽, 大学校徽体现了一个学府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浓厚的人文精神。总而言之, 多多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 传统文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设计源泉。

参考文献

[1]《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8第34页

[2]《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方克立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第116299336页

[3]《现代大学教育》期刊李金桥时章明著2008.1第91-94页

[4]《标志设计》李巍著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篇3：知识分子的困境与书写尴尬

一、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通常的知识分子书写，往往离不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强调的是“独善其身”或“兼善天下”的情怀，唯独缺少的是对如何“穷”和怎样“达”的讲述。19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分子参与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一方面是机遇、待遇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是国家针对知识分子新的管理和引导带来的种种限制和阶层分化。虽然《活着之上》并非意在揭露大学黑幕，但它以细致具体的描述，展示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状态。

聂致远的学术之路开始于硕士导师的选择。心机颇重的同学蒙天舒考取了研究生，却提出跟聂致远交换导师。交换的结果在三年后显露出来，蒙天舒留校工作，而聂致远只能去麓城郊区一所中学做了历史教师。在这里，聂致远要面对的是如何挽救爱情。恋人赵平平的母亲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们在麓城怎么安家？”被理论充实着的聂致远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空洞，在现实生活面前，“钱才是硬通货，才是底气，才是骄傲”，而他去考博最主要的动机，不是学术的需要，而是以一个“未来”暂时掩盖无法安家的窘态，正如他的恋人所说：“你明年考上博，我也给我妈一个说法”。在此，聂致远所追求的，亦被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标尺的清贫寂苦中“从容、淡定”做一件“伟大而不求回报的事”的人生信条，与现实生活的要求和法则碰撞出尖锐的矛盾。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被“活着”胁迫的开始。

且不说精神追求的实现，仅仅是“活着”就困难重重。当聂致远博士毕业到高校任教，整个人就如同安置在转笼里的仓鼠，无论如何奔忙，都是徒劳。妻子的工作编制长期不能解决，论文的发表、科研项目的申报没有门路，女儿的出生让聂致远在生存规则中感到恐惧，副教授、教授，职称评定像是时刻伴随他的紧箍咒……阎真虽然以一种合并同类项的方式把现实的生存困境集中于聂致远一人身上，但并不影响故事的可靠，依然逻辑顺畅，细节翔实。究其原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信条触发了聂致远生存的多米诺骨牌，其中生存的种种可能，转机发生的种种可能，都一块块接连倒下。虽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被作者以身边人身边事拼凑起来的故事，却并不会因此产生太多“偶然性”的质疑，反而更愿意去接受聂致远的生活被一步步卡死的“必然”。

作为小说里人格理想崩塌的映照，蒙天舒的“成功之路”更有力地揭示出当下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然而，蒙天舒的生存状况并不比聂致远轻松，在大学毕业的二十年里，就像下着一盘漫长的棋，处处算计，处处小心。本科毕业论文调换指导教师以获取考研时的特殊照顾；硕士导师选择上的盘算直接带来了毕业后的留校工作；博士毕业时不计成本地运作优博，直接获得大笔的资助并伴随着职称、住房等多方面的优待；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义务承担起会务的工作，为的是接近那些学术界的权威和重要刊物的编辑；跑项目，拉关系，最后坐到副院长的位子上。蒙天舒的选择在小说中成为高校知识分子唯一的生存法则，成为如何“活着”的教科书。作为“成功者”的蒙天舒，虽然心机满满，处处抢先聂致远一步，又何尝不是一个应该被同情的角色？他全部的所得都隐藏着交易，这是一种变相的代价，他远远不是这套生存法则的制定者，而只能削尖了脑袋去迎合、去适应。后来九十周年校庆的聚会上，做生意的凌子豪那句“谁没见过几个处干，小萝卜头来的”，无疑构成了对蒙天舒钻营之路和最后成果的尖利讽刺。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以一个反面形象来理解蒙天舒大概会辜负了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毕竟他也是那套生存法则的受害者，仅是一粒看上去光鲜亮丽的炮灰。他在导师、在童校长、在项目评委和刊物编辑面前唯唯诺诺、俯首帖耳，在聂致远们面前却是趾高气扬——他的分裂和痛苦，他所面对的生存困境，都藏在小说背后。同样道理，在权威刊物做副主编的周一凡，看似已经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但当他拿着厚厚的一沓酬金看也不看丢进包里，却还要在路上补充一句“一个人生活在北京，他就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得不承认他处在同样的困境中无法脱出。

当我们以普遍的同情关注聂致远这样的“失败者”和蒙天舒、周一凡这样的“成功者”，就可以把问题引向深处。有的人拒绝道义上的让步，在生存面前成为规则的牺牲品，有的人参与交易，获得利益，但同样要付出代价。在这些浮于表面的待遇、职称背后，在一种被简单化的人格让步与否背后，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所谓失败者和成功者共同的牺牲？这样的知识分子生存困境，仅仅是人格力量、人生抉择的问题，还是在异化的学术、教育体制之下根本不存在选择的问题？《活着之上》不同于之前的《沧浪之水》，后者虽然貌似官场小说，但在情节的发展中，池大为心理的转变成为左右故事走向的关键。池大为前期的清高与拒斥跟后来的妥协与迎合，发生了明显的断裂，小说也在这种心理变化上颇下功夫。所以，《沧浪之水》因为这种心态的转折而具有了超越官场的普遍意义，它在讲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姿态调整置于商界、学界乃至日常生活都会产生相应的结果，而不会出现难以运转的生涩局面。而《活着之上》更多呈现出一套不为小说人物所控制的规则或制度性弊端，它依靠结实的细节来推动。小说里的人物既没有出现心理或生存状态的急剧转折，也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即便出现例外，那套规则依然运转如故不受影响。因此，相对于《沧浪之水》发掘出的心理与人情事故的普遍意义，《活着之上》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它是具体的、实在的，是可以对号入座的。

篇4：“甲骨文考生”的困境与大学的尴尬

有人认为在《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婚姻悲剧中，焦仲卿面对困难畏缩、退让，是一个自私、懦弱的人物；有人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焦仲卿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难得的为爱情而死的男性形象,他是一个勇敢的封建社会的叛逆者。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焦仲卿的婚姻悲剧？如何看待焦仲卿这一人物形象？

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濡，特有社会文化心理的制约，以及处于困境却无力解脱的痛苦煎熬影响，焦仲卿作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封建社会的下层官吏，虽然拥有美满的婚姻，夫妻相爱，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美好的婚姻趋于毁灭；侍母至孝却又最终陷身于不孝的境地，焦仲卿这一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家庭婚姻中男性的尴尬与无奈以及男性不可避免的悲剧。

中国传统文化是重男轻女的一种文化，是男性的文化。“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为中国男性设计的一条实现自我理想的人生之路。“正、诚、修”是个人品德的自我完善；“齐”是自我的初步实现，即能使整个家庭和睦相处，做到对父母要孝顺，对兄要尊敬，对弟要友爱，夫妻和顺，各守本位；“治、平”是个人理想的进一步实现，即积极参与政治，施展自己的抱负，报效国家，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渴望做一番事业的男性却面临着虽有理想却不能实现的困境。《孔雀东南飞》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描写焦仲卿的胸怀大志，但我们从诗中却可以捕获这样一些信息：小序中介绍他是庐江府的小吏，官职很卑微；焦仲卿自己也说：“儿已薄禄相，幸复有此妇。”不难看出他对自己的仕途是失望的。但是他又不得不忙于那些琐碎的“公务”，消耗着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常常有家难回。这从刘兰芝的倾诉中可以得到证实，“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当仕途无所作为且使其感到厌倦和疲惫时，焦仲卿无疑把“家”当成了自己可以享受和休憩的精神家园。因为家里有他深爱着的人——勤劳、美丽和贤惠的妻子刘兰芝。但是好景不长。“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母亲是“吾意久怀忿”，更迫不及待地让儿子“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不和、僵化的婆媳关系让“家”变成了不安、痛苦且令焦仲卿望而却步的地方。

焦仲卿试图劝解母亲，化解婆媳矛盾，但专横的焦母“槌床便大怒”，劈头盖脸便是一顿斥责：“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身为孝子的焦仲卿怎么办？一方是娇妻，一方是老母。休妻是他最不愿的，因为他们夫妻很恩爱，但十分孝顺的他又怎能违抗母命，做不孝之子？焦仲卿被抛入了“爱”与“孝”而实质上是“情”与“礼”的激烈矛盾冲突中，他因此也饱尝着痛苦和折磨。

焦仲卿遭遇的是封建社会中许多男性所遭遇的困惑：一旦面对“情”与“礼”的冲突，该做何选择？结果是：只能选择“礼”，也就是选择“孝”。焦仲卿也一样，他最终还是听从了母命——休妻，尽管他痛苦，矛盾，万分的不情愿。为何会这样？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

中国文化以家为基础，以家的伦理为范型推行于国，又推行于天下。伦理中心就是以礼为中心，“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这样的文化形成了中国男性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那就是浓重的“忠”、“孝”观念。

“忠”与“孝”是衡量中国男性的两把尺子，“忠臣孝子人人爱”；而不“忠”不“孝”是中国男性最怕加之于身的罪名。所以，当面临“情”与“礼”的冲突时，虽然在内心深处男性都倾向于“情”的一方，但理智最终还是使他们克制了自己的欲望和情感选择了“礼”。最典型的现实事例是陆游。

陆游初娶表妹唐婉，夫妻感情很好。但是陆母却很不喜欢唐婉，婆媳不和，最终是陆母逼迫陆游休掉了唐婉。陆游既爱唐婉，又孝顺母亲，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最后，他还是顺从了母命休了唐婉。此后，陆游对唐婉一直念念不忘，直到七十五岁还写下了有名的爱情诗《沈园》，表达对唐婉的怀念。陆游这样的婚姻悲剧在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

焦仲卿是在浓厚的封建文化氛围中长大的，有着浓重的礼教思想，忠孝观念深深影响着他。面对母亲的无理、暴怒、逼迫，他总是那样的温顺、不失礼仪，“长跪告” “默无声”和“再拜还入户”，直到死志已定，焦仲卿仍然“上堂拜阿母”，做一番临终嘱咐，然后“再拜还”。焦仲卿的种种表现决不是懦弱和无能。

焦仲卿非常珍视自己的婚姻，他从未放弃“爱”，他一直在努力挽回。在劝说母亲无效后，他安慰妻子“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夫妻分手的一刻，仲卿发誓：“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焦仲卿对爱情的忠诚和执著深深地打动了刘兰芝 ，“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做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焦仲卿对“情”投入的太深，由于他的投入和执著，最终他选择了为情而死。

焦仲卿同陆游一样都是婚姻悲剧的男主角，是礼教的牺牲品。但焦仲卿悲剧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虽然顺从了母命选择了“孝”，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情”，他用死——“殉情”的实际行动，表现了他对母亲的抗争和怨恨，表明了他对传统礼教的背叛。然而，选择殉情——用死的方式来抗争，来求得解脱，对他来说又是多么的艰难。

焦仲卿在闻知兰芝死讯后，“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他是怕死吗？不是。他是为自己的选择后悔吗？也不是。中国的男性活得太累，背负的传统文化太沉重。处于生死抉择的时刻，传统文化依然是焦仲卿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这阴影纠缠着他，折磨着他，他仍然处在“情”与“孝”的矛盾冲突中。“人生艰难唯一死”，焦仲卿即使死也是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困惑，因为死并不能使他得到解脱，他走不出传统文化设置的困境。

焦仲卿是我国古代爱情文学中成功塑造的一个悲剧人物形象。这一形象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干瘪的而是丰满的。焦仲卿忠于情，困于礼，最终以死表达了他对现实的质疑和抗议。他的悲剧为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中男性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以及面对困境时男性的尴尬与无奈。

篇5：大学“国际化”的豪情与尴尬

先说说我这个月的国际课堂经验。

因缘际会，参与了一些国际课程和讲座的设计、讲授。一个项目围绕中国文化、经济、政治诸问题，把一个个独立讲座“串烧”起来，对象是来自北美某大学的本科生。当我登上讲台，发现在座清一色南亚北非族裔，不禁慨叹北美的多元融合当真厉害。后来向协调老师调侃，再过几年，来的可能都是华裔了。后者云，这个项目提前已把这个潜在群体给屏蔽了。

課上是中国经典与文化导论，学生听得还算认真，提问也比较靠谱，比如中国的天与其他宗教至上神的区别、道德一元论与相对主义。听说下午讲的是茶道，形而上与形而下安排得相得益彰。协调人说这个项目不全是学习，还得有体验，大概是“田野调查”的意思吧。据讲，有个学生一落地，从北京机场打车到学院路，被收了整整五百RMB。之后，学生们要求，外出都包车。我向他们推荐，可以去雍和宫，还有旁边的孔庙国子监，不知是否成行。而协调人转告，他们对京城的捏脚（足浴）相当地感兴趣。

另一个课程是儒家传统。教务老师提前知会，同学们报名踊跃，最后需扩容。课程由几位教授合上，毕竟用英文讲这题目不易。轮到我讲，不知什么缘故，发现教室里坐着的，并没有名单上那些来自马德里、爱丁堡的国际友生。倒是有几位新加坡人，从姓名字母拼写看得出曾经有大陆背景。余下的学生，大部分本校，还有几位来自“学院路高校共同体”——孤陋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么高大上的名词，算中国的常春藤？

讲课我还是精心准备，必恭敬止，学生们也听之如仪。只是偶尔产生某种荒诞感：中文母语的老师和学生，为了那几位不知到何处“田野”的国际哥们儿，不得不操他邦之言解圣贤之文。权当为将来的国际普及储备人材吧。不过，还是有一些细节耐人玩味：讲课伊始，从学生那里接收到的不是“老师您好”，而是一张张精明的面孔在问“老师这课怎么考”。那一刻，我有些失落，想起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想起了颇为国际化的芮成钢同学。

对于国际生的“失踪”，一位主事者解释，与中国优秀生源的输出相比，这类国际学校想要吸引国际的相应匹配，还是比较困难。来的人，猎奇开眼的动机更盛，有几个能坐得下来？

说到这里，我对于北京大学推出燕京学堂项目，围绕静园搞出那样的设计规划，倒是产生几分同情。要与哈佛、牛津争夺国际优秀生源，似乎不得不拿出更为优厚的待遇和条件。要从智识上真正让国际生坐下来，呆在住宿制学院，似乎不得不提出一套别样的中国学课程。

再考虑到这个项目背负的国家文化战略意图，整个事件更显得有些紧要了：已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再满足于向外输出Made in China的鞋子、圣诞树、高铁，也应该输出文化、智识、还有价值。至少，应培养一批具有潜在战略价值的“知华爱华”人士。

这倒也无可厚非。只是，如何推动这样壮丽的事业，避免成事不足，或欲速不达？

若仔细检讨北大燕京学堂这一项目的出台，又能看到这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般症候：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匆匆上马，野蛮拔长。这次的国际化进军，依然是冲击世界顶峰的豪情，掩饰不住中国一流大学你争我抢的劣质竞争心态。

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学”究竟在智识和精神上有无根底和积累？目前涵盖人文与社科的课程设计，能否端出在欧美汉学、中国研究以外真正体现中国文明精神的知识产品？“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国际化儒者辜鸿铭早在1883年，是的，1883年的《中国学》文中就强调，研究者需用所研究民族的最基本原则和概念武装起来，才能研究该民族的社会关系，然后再观察这些原则如何运用推行，从经义哲学一步步到其历史知识、政治构建。这些批评乃针对西方汉学家所发。近百年前在一战首次追求国际认同受挫后，学运领袖们把辜夫子驱逐出北大。面对眼下这套中国学规划，他是否能欣赏其中的中国人精神？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缓不应急，能否赶上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