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法雨读书笔记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共10篇）

篇1：西窗法雨读书笔记

刘星的《西窗法雨》一书，由一篇篇简短的小文章构成，多数以一个事例讲述一个个与法律有关的观点。全书都在表达着西方人眼中的与法律这一主题有关的不同的观点，这不难从书名开的是西窗，下的是法雨中看出。

书中观点很多，其中的“‘上下关系’还是‘契约关系’”一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节开篇即“颠覆”了我对契约的认知。最初接触契约一词，是在高中历史书上中卢梭的一个观点中，那时老师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简单的告诉我可以认为就是签订了合同。而在我看来合同就只是两家公司为达成合作而签订的文件，并无它意。事实却不然，在西方人的观点中，契约不仅存在于私领域，也存在于公领域。因此，在他们看来政府在管理国家的时候，是与民众有一个“社会契约”的关系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甚至编织了一个古代故事：认为远古时期人们处在自然状态中，后来大家为了共同生存便签订契约组成社会，再后来又与政府签订契约授予政府权力。也正因为这一层原因，政府在行事时必须按照与民众订立的契约行事，维护民众利益。而一旦政府所做之事违背契约时，民众也有权推翻这一政府，与新的能够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组织重新订立契约。从这一点出发，西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的是契约关系。

但在我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更多给人的感觉是一种不平等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不难从最近的热点事件中一探究竟。还记得上个月的一篇“小伙为办护照返乡六次多跑3000公里”的报导。相信这也是很多民众经历过的，排了长长的一条办证队伍，到自己办证时工作人员一句材料不齐，然后让你备齐材料再来，一番折腾后你又得排长长的队伍去办证。这不免让人觉得办证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有维护我们的利益，浪费了我们的时间精力，更有甚者会认为其有凭一己权力玩弄民众之嫌。

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的法治发展起步比我们早，发展水平比我们高，许多制度比我们完善，许多研究比我们透彻。我们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前文中的这一观念，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法治发展进程，深化依法治国，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的还有很多。相信这也是作者刘星写作此书的一个原因。

篇2：西窗法雨读书笔记

不要小看这短小精湛的十六开本，当真浓缩的都是精华。里面正文部分收录了73篇连载于《南方周末》专栏的短文，短文把每个英美法判例作为一个小故事娓娓道来，结合中国的世情民风，引出人们对法理的思考，将西方的法律文化洒进每个中国读者的心中。这本书最早出版于，在当年国民的法律意识尚且朦胧的时代，当真是一场甘霖。

篇篇讲法，却远胜那些厚重的只能放在图书馆架子上的法学典籍。像一位师长，更像一位游历归来的老友，拉着你的手，在三杯两盏淡酒间，讲述一个个取意盎然的故事，正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开题第一篇从苏格拉底之死讲起，我想，这也是作者从西方法律文明的开端时期讲起的一种隐喻，也是作者在敬告读者，想要了解法律了，首先，你要敬畏法律。漫谈开来，从戏剧《安提戈涅》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到18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违宪审查权的确立，从对法官的作用的思考到辛普森案中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的结果迥异的考量，每一个小故事都像星星点点的火种，点燃人们对法理、对中国社会的法律现状的无尽思考。

比如，我在《官司的成本计算》这篇，获得的启发很大。“法治”的精义到底是什么?这在当前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更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过去提倡法治，要依法治国，增强公民的法治理念，最好事事都翻开法条，找一找“该怎么办”?怎么维护我们那点权利。我想，这种提倡是在过去改革开放不久人们法治意识尚很淡薄的时期谈的，经历了十余载的发展，在法治初有成效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凡是必讼”真的是好事吗?“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并且在各种治理手段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因此，法律的使用必须追究社会治理的效益，而非本末倒置，为了“法治”而“法治”，最后导致刻板地追求“事事必讼”。相反，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在承认法律在各种社会治理手段中的最高地位的同时，不可否认甚至应大力提倡多管齐下，积极运用其他社会成本较小的手段。这让我们想到中国传统的“和为贵”思想，简直是一种零成本的“低碳、环保”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社会效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为了使社会收入大于等于社会支出，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为了一根头发起诉，那么这场官司的时间、人力、财力、物力成本综合起来的消耗、付出，将远远大于一根头发的价值，那么这场官司的价值是零，甚至负。结论就是完全不应启动这场官司。因此，书中告诉我们，有许多西方人认为，“法律解决纠纷的功能最好不要无限膨胀，否则官司越多，不仅个人的收入少于支出，而且社会的收入也会少于支出”，越来越穷，显然违背了“法治”的初衷。这时，就该及时运用到道德、习惯等调节杠杆，“凡事必讼”既伤和气又浪费资源。

篇3：用读书日记代替读书笔记

笔者曾经对所在学校中高年级的一百名学生就读书笔记问题做了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发现，不喜欢写读书笔记的学生有67人，无所谓的有26人，喜欢写读书笔记的只有7人(笔者所在学校的读书笔记分为三大部分：阅读的内容的基本情况、摘抄、感想)。

学生不喜欢读书笔记有这样一些理由：

“老师规定了字数，我们在写的时候手都写麻了。”“一天一页读书笔记，很是烦人。”“写完之后，我又不会去看它。”“整天都是写文字，烦死了，一点趣都没有。”……

老师为什么让学生写读书笔记?读书笔记中的那些规定项目有什么样的根据?

很多老师是这样回答的：“要求学生写读书笔记，是因为要有一个手段来督促学生读书，而且当学生在做读书摘抄的时候，也能够积累一些好的词句，以便在写作文的时候用得上(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还是没有用上读书摘抄下来的好词句)。写感想是为了能够让学生对于所阅读的内容进行感受，进而受到教育。”

读书笔记上的感想和摘抄的依据是什么，很多老师都说没有思考过。只是说凭自己的感觉要这样做，或者是看到别人这样做了，所以也这样做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很多老师还是认同这样的事情：读书笔记我也知道学生不喜欢，而且学生写了读书笔记之后阅读能力也没有多么大的提高。但是不这样做就不能够检查学生是否阅读了课外书。

由此看来，读书笔记是一个让老师和学生都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为了应付老师对于阅读的检查督促，双方都在承受着煎熬。

读书笔记似乎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读书笔记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留下来?如果留下来，怎么样留下来?

理性审视之，写读书笔记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可以增强记忆，便于查阅，容易梳理故事情节……因此，提出让读书笔记走开的想法是不对的。完全从成人的角度来写读书笔记，而且在写作的时候随意为之，不去考虑所作的项目是不是符合逻辑, 是否有理论依据, 这样的读书笔记学生是不欢迎的。因此，读书笔记的记录还是要根据小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来设计，并且在记录的过程中要有目的性，所作的记录项目要符合逻辑。鉴于此，我尝试用读书日记来代替读书笔记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具体做法是这样的：

用一本24开、24页的笔记本来做读书记录。每天记录一页，每页的第一行写上日期，第二行写上书名、作者、如果有小标题写上小标题，没有小标题就直接写上从第几页到第几页。第三行开始写书中的主要人物，一个人写一行。然后隔一行写上地点、时间。剩余的地方，要求学生在旁边画上自己所感兴趣的和与阅读内容有关的一幅画。每周五利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阅读自己的阅读日记，或者交换阅读其他同学的阅读日记。

从一开始记录读书日记的时候，我就告诉学生，我们是在写一本书，这是我们读完别人的书之后所写的书。这就让学生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样做还有一种隐喻在里面：那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历史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既然这是一部精神发育的历史，就应该留下他的足迹。其次，对于每天记录的日期，是让学生养成每天都阅读的习惯。当然更是“美好的一天从阅读开始”的隐喻所在。同时也是一种任务驱动的做法，以便于教师的检查和督促。

记录人物、地点、时间的做法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记录读书笔记的时候，学生往往都是在读完整本书后就忙着写感想，学生所感受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局部，或者是泛泛而谈的一些适合所有文章的万金油式的话语。而学生在做读书日记的时候，我要求学生把讲述中所出现的人物都写出来。按照人物出现的先后顺序写日记的过程就是一个学生对阅读的内容进行回忆的过程。学生对于人物关系的梳理过程就是学生对于所阅读内容的整理过程，这样的过程也是一段重新温习的过程。

当学生整理出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之后，随后要求对于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用箭头线段来表示。这样的过程也就是学生回忆思考阅读内容的过程。学生在整理这些人物关系的时候也就是学生探究文本关系的过程。

所谓文本的意义就是文本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物和物的关系等诸多关系的总概括。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审视阅读内容中的众多关系的联系过程就是对文本意义的探究过程。

之所以要求学生在读完之后画出这样的图示，是基于人的遗忘规律来考虑的。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告诉人们：在学习中的遗忘是有规律的，即“先快后慢”的原则。这条遗忘曲线告诉我们：学得的知识在一天后，如不抓紧复习, 就只剩下原来的25%。随着时间的推移, 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有人做过一个实验，两组学生学习一段课文，甲组在学习后不久进行一次复习，乙组不予复习，一天后甲组保持98%，乙组保持56%;一周后甲组保持83%，乙组保持33%。乙组的遗忘平均值比甲组高。由此看来，对于所阅读的内容要能够在一天之内进行复习，要求学生画出人物关系图就是一种方法。

之所以让学生画画，是学生对于所阅读的内容进行具体化的过程。对此，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说过：“图画成了施展创造性想像力的源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图画能‘打开话匣子’，它能让平时沉默寡言的、非常腼腆的儿童都开口说话。”

事实证明，孩子对于画画是非常感兴趣的。有一个孩子曾经这样对我说：“我发现我们现在所阅读的内容不光可以说出来和写出来，还可以画出来。”是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求学生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呢?

让学生撰写阅读日记之后，我发现这样做有一些好处：

阅读日记给阅读交流提供意义支撑点。

以往，在组织学生讨论所阅读的书籍的时候，学生只能从自己的头脑中去寻找所阅读的内容，但是那毕竟是没有支撑点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留在学生头脑中的印象也往往是比较概括性的。而往常，学生虽然写读书笔记，他们所写的往往只是在读完书后的一个局部的感受，或者是一个整体的万金油式的感想。只不过是学生在阅读之后的一种被动地说话而已。

阅读日记虽然记录的是一些简单的要点，但是这些要点能够让学生回忆起与之有关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激活学生大脑里的库存信息，达到阅读内容的重现。它能够为学生在读书交流中提供发言的支撑点。

阅读日记激发学生的二次阅读欲望。

笔者认为对于学生而言，要学会对于所阅读的书籍进行再次阅读。“旧书不厌百回读”说出了再次阅读的重要意义。

作为教师都知道，真正能够对自己发生影响的书籍是在再次阅读之后，只有通过二次或者三次甚至多次地阅读同一本书，我们才能够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所在。而学生通过每周五翻阅自己的阅读日记，往往会为自己所记载的内容感到惊奇，进而能够产生再次阅读的欲望。通过调查，笔者发现，通过读阅读日记来再次阅读同一本书的学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八，这一比例远远大于写读书笔记的学生。

阅读日记能够激发学生的阅读成就感。

往常的阅读中，我们往往偏重于让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但是学生只是进行了一次性阅读，阅读之后往往就会忘记，甚至连书中的故事梗概都忘记了。时间一长，学生甚至连书中的主要人物都忘记了。这样的阅读能够给学生带来怎么样的阅读帮助?但是通过阅读日记，所记录的是一些简要的内容，它能够给学生带来一种阅读的成就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够写出一本书，这样的做法还是能够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的。

阅读日记培养学生的良好阅读习惯。

篇4：西窗法雨周国平作品读书笔记

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来，百年间中国在建设法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当下我国的各项法律制度已经逐步建立并完善，但是国人的法治思维建设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在《政府旁边的法院》一文中，作者谈到了中西方对待政府的不同态度。国人对待政府往往比较宽容，比较有信心，对待犯错的政府也往往选择让政府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正自己。而西方人则相反，他们对待政府往往比较苛刻，缺乏信心，对待犯错的政府往往选择让旁人教育，让法院纠正的办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这是基于中西方之间对于人性善恶的认识不同。

西方人相信人性恶，认为道德教化的理论是软弱的，无法抑制人的犯罪倾向，因此要用法律这个外力去惩治犯罪。他们认为对待犯错的政府也需要通过法院以政府外的权力制约政府，帮助政府改正错误。而国人相信人性善，强调教育的作用，主张以德服人，认为道德教化可以让人“改邪归正”，认为法律是对付低下动物的低下手段。国人对待政府态度往往比较宽容，更多时候是让政府自己意识到错误，进而去改正错误。

篇5：西窗法雨周国平作品读书笔记

作者为国人开了一扇观西方法律文化的窗。这是一扇连接中西的窗，西方的法律文化穿过这扇窗，来到了国人的眼前。这扇窗虽小，却给国人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这扇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蕴含西方法律文化的故事，更看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

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的慎重。既然人们选择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虽然有些法律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是如果这成了人们不守法的借口，那么会进一步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了马歇尔毫不客气的宣布了国会制定的司法条例第十三条无效，开启了美国违宪审查的先河;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了辛普森案背后美国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的不同。由于刑事案件是国家运用权力对付个人，为了防止国家滥用权力损害个人利益，必须对他严格要求。而民事官司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个人运用权利对抗另一个人，所以大可不必那么苛刻。

透过这扇窗我们还看到了在西方人的文学作品中也处处渗透着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在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西方法律文化中，由于两种法律秩序(宗教教义与国王的法律)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思考。西方人认为，世俗的法律之上还存在着更高的法则，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有义务去服从后者。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西方法律文化中对于“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认识。西方人认为，没有“工具”理性(或智慧)，法律便有可能成为“邪恶”的手段，从而使“目的”理性(或公平)无法实现。

篇6：读《西窗法雨》有感

没有律法的枯燥，没有说教的死板，没有教条的严苛，纵览全文，《西窗法雨》带给我的是生动的案例、平实的言语以及精彩的剖析。

《西窗法雨》于1996年开始连载于《南方周末》，其后花城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共有八十多个章节，涉及法律的各方面问题。作者刘星，北京人。曾为解放军侦察兵，后为建筑设计描图员。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法学院做过访问学者。曾为中山大学法学教授，中山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法学著作多部，发表论文若干，并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文汇报》等报刊辟有法学随笔专栏。

站在一个初次接触法律的新人的角度看来，《西窗法雨》无疑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法律启蒙书籍。作者刘星以一种仿佛站在你面前讲诉故事一般的方式，用幽默风趣却不失严谨的言语漫谈西方法律文化，提出一个个仿佛是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进行点拨评说。虽然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引发读者的思考，进而挖掘与深思中国的法律问题。全文一个接着一个的小故事引人入胜，时刻调动着读者对有趣的法律问题的好奇与探索的渴求，让人有一口气把整本书读完的冲动。而其中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

如果法律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你还会选择坚守么？在《苏格拉底的慎重》这一章节中，作者讲述了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常常把一些自以为学富五车的“智者”驳得哑口无言，他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于是这些“智者”就利用雅典荒诞不经的法律控告苏格拉底，并判处他饮毒而亡。临刑前，苏格拉底的学生克力同来看他，告诉他他的朋友们将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可是苏格拉底泰然自若，表示不会越狱。克力同提出各种理由来说服他，告诉他雅典法律的不公，遵守这样的法律简直迂腐，但仍然无效。最后苏格拉底还是选择了饮毒。从苏格拉底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不公律法的思考。在他看来，甚至可以说从西方法律文化的层面上来看，对于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仍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也就是说，即使对待对自己不公的法律，也需要慎重。因为创造法律的初衷就是追求一个秩序。如果因为认为法律的不公而逃避法律的制裁，那么可能人人都会找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所以可以看出西方人从骨子里流露出的对法律的尊重。而苏格拉底的故事如果发生在我们中国，也许就会简单许多。仅仅从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以及水浒传中我们就可以大致知道中国人的选择：孙悟空因为不满天地秩序，自己无法像天神一般摆脱生老病死，于是大闹地府，撕毁生死簿；又因为不满自己卑微的官职，妄图与天齐，于是打着齐天大圣的旗号大闹天宫。水浒传中好汉的鲁智深、武松都是一些充满着反抗精神的主儿，恨不得跟着宋公明哥哥一股脑儿地把这在他们眼中腐朽不堪的宋王朝推下深渊。显然，中国人对不公法律的思考相对的浮躁并且暗藏着一些反抗的情绪。

而在中国，对于死刑的存废，一直存在争议。在很多西方国家，死刑早已废除，即使一些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罪人，最重的惩罚也仅仅只是无期徒刑。比如《死刑的存废》这个章节中的案例：在荷兰出现过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克鲁斯，他先以慈善家的面目接近一些小孩子，给小孩子送糖果、玩具来消除父母对他的戒心，然后将孩子拐走，以小孩作为人质威胁父母交出钱财，待得手后又将孩子杀害。然而这么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最后还是只是判了终身监禁，并未遭到死刑的惩罚。这在秉承杀人偿命朴素思想的中国人看来简直难以理喻。试想，如果你的亲人被罪犯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了，而这个施暴者竟然只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并且他在狱中表现良好，不出几十年，你甚至还能看见他减刑释放，生活得自由自在。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受害者的亲戚家属所不能接受的。就像现在沸沸扬扬的复旦投毒案。2014年2月18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复旦投毒案”依法公开一审。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随后，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随之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份《声明书》。此信引起社会各界热议。它迅速导致两种观点交锋——一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举动，也是舆论的一部分；另一种则痛斥“求情”是非不分，触犯了文明底线。我们且抛开这份请求信的动机所在，抛开个人观点（我的观点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杀人犯不判死刑的），单单从其要求法院改判死刑，我们就可以瞥见一些中国人对于死刑更慎重的思考。而上述两种观点的交锋，更像是对死刑废除与否的辩论。显然的，林某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深深地触犯了法律，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来说确实应该处以死刑。但是，再从多方面的考虑：比如，该犯人的社会价值；比如，社会以及国家在该犯人身上所投入的资源、精力；又如，对于本案件已经毁掉了一个家庭，为什么还要再毁掉另外一个家庭的深切思考。诸如此类的等等。似乎也能看到一些不判该犯人死刑的理由。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中国司法的进步，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舆论挟持了司法。不管怎么样，单单从司法的进程来看，这将是一个对于死刑思考的极大地进步。

《西窗法雨》全书充满着法律所不为人熟悉的智慧，单单简单的两节就能引发我们深刻的思考。掩卷沉思，中国的司法进程终将落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身上，我们所秉持的观点将深刻地影响下一代中国司法的制订。《西窗法雨》这本书中所蕴涵的西方法律的智慧值得我们的学习和借鉴。书是常读常新的，我相信在下一次更详细的阅读之后，《西窗法雨》会带给我更不一样的思考！

周金韬

篇7：读《西窗法雨》小感

由于时间原因，仅仅读了前面的三两章，但是就是在这几章中，我就感受到了很深刻的思想启迪。看网上评论说这本书以“亲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谈西方法律文化，对似乎是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材料进行点播评说，说的是西方法律的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迪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做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读来确实如此。

在翻开书本之前，我所认识到的法律仅仅是一种维护秩序、维护公平的手段，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公认的“公平”用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或许这也就是人类文明所在，我们试图摆脱“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强调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从而保持着人类集体的相对和谐，促进持续发展。法律的必要性在于人们的共同认知，正所谓“真正的自由是有意识地去服从控制”。

读了几章之后，我渐渐发现，我所认识到的法律仅仅是人与法律的关系本身，由于其它方面认识的局限，不可能把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也不能探寻出它的本质。而在刘星教授的文字中我发现他所接触到的东西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很熟悉的东西，但是它们具有某种联系，我所读到的就是这些因为他对其进行思考与独特解读而发现的联系。

在小序之后，书中第一章提到了苏格拉底的故事，他受到了法律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坚持不越狱，喝下了致死的毒药。故事最后，作者自然而然地发出了疑问“既然法律根本不公正，那么为何还要去遵守呢？”

其实苏格拉底坚持的是法律所具有的精神，而非法律本身。为了达到大家所公认的公平，就需要每个人去遵守，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如果为了追求一方面的公平而去破坏另一种公平，就会违背法律的意志，从而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破坏掉相对平衡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每个订立法律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情况都有不同，法律是否成文也有区别，这是不是就导致了相对的不公平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各个地区的不同发展状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心理认知，除了人的一些基本生存权利以外，大多数地区的文化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都是有所不同的，从而对公正、民主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不能以一个国家的标准强加于其他地方，某些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号干预其它国家的内政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取的。每个民族都有自由发展的权利，即使目前的状况是“相对落后”的，但可能是最适合的，剧烈地外加力进行改变或许会把它强行拉入另一个发展阶段，但是代价必然是惨重的。因此，法律更应该是独特的“社会的方圆、秩序”。

第二章中文章分析了“法上法”的问题。《安提戈涅》讲述了一个妇女安提戈涅反对法律判决，应用宗教认知强行埋葬了她被执行了死刑的兄弟的故事。文中指出“人们认为彼岸世界比此岸世界完善并以此为武器批判现实社会中不完善的法律”。因为人类无法保证法律的绝对公正与合理性，所以把对事件的判断交给了上帝、真主以及佛祖等等洞悉世间一切的神。法律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因此成为了自然——人类社会的子区间，无法包括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节每种情况。这时，信仰就成为了一种准绳，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在我自己看来，有信仰是一件好事，当然这不是一种迷信想法。如果将万物运行作为出于某种人类不可控力的支配下，（可以是自然定律等等）那么就会在心中形成敬畏之感。个人的行为是如此的渺小，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处于某种自然监控之下，经过某种作用总会得到应得的结果。这样的话就会将个人的发展过程建立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下，顺则生，逆则亡。那么也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了。但是这种信仰与命运决定论等想法是有本质区别的，个人的努力仍然是处于99%的地位。它只是强调了共同认知，或许现在的发展程度无法理解，但是总有一天会认识到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这个和谐系统。

然后，作者引出了“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人无法摆脱世间命运的安排，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选择自认为更好的法律秩序”。“法律优点在于有稳定性、明确性但不能朝令夕改。无法随时调整，而人的智慧可以随机应变。”在没有绝对公平与绝对真理存在的条件下，通过一个有效力的条文将一些秩序不受人的私心干扰确定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在大多数人的认知没有到达更高的高度之前，需要“责任”“代价”的明确规定才能更大范围地维护个体的利益。虽然“人治”集中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的同时需要大

多数人的基本利益保证这部分人的利益获取，但是它最终归结于少数人的意志，无法形成一个平衡体系。

总的来说，法律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现阶段维护社会方圆和秩序的最好选择。同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不仅仅局限于增多法律条款，将更多的事情置于法律的范畴之内，而且要从精神文明建设上提高公民的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

篇8：读《西窗法雨》有感

-----读《西窗法雨》有感

温国鹏 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我们心中，法学从来就是厚重的，法学著作似乎也常以一贯的严谨示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正襟危坐地捧读，所以，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读到这本《西窗法雨》时，才会让人心里一动：原来，我们的法律也可以如此生动。

作者用一种亲切家常的语气，以平和幽默的手法将西方的法律文化娓娓道来，似乎不沾半点烟尘，平淡的就像是在向我们讲述邻家趣事。在小幽默之中溶进了大智慧，在小事情之中融入了大法理。当我们的眼睛扫过那薄薄的书册，思绪也随着作者的指引飘忽起来，似羚羊挂角，了无痕迹，但是，合上书本，却有一种淡淡的感悟在心头，虽然只是蜻蜓点水的一点，却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领略到了作者颇为尖端、颇为前沿的研究心得。

第一次，我们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冰冷的规范，不仅仅是一条条死板的条文，法律是我们身边一个个鲜活的面孔，是这些鲜活的面孔构成的社会生活，是这些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的高超智慧。作者给我们讲“政府旁边的法院”、讲“政府的承诺”、讲“道德的法律强制”、讲“隐含的法律规则”、讲“正义的自然性质”等这一切，只是为了和读者一起培养“反省的能力”,引导我们形成对法律与道德的最深层次思考，“既然我们喜欢上了法治，假设一下人性的不完善或许就是必要的”,让我们能对法律的作用有一个起码的认识，“人们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以史为鉴，可知兴亡。旁征博引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嬉笑怒骂，而是为了古为今用；妙笔生花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卖弄文采，而是为了西为中用。虽然作者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在作者刻意为我们营造的轻松氛围里，我们随着他的笔尖的指引在法律的智慧天地里畅游了一圈，享受了智慧的乐趣，感受了法律的魅力，最终，却依然是要回到我们的现实。那轻松潇洒的字里行间，唤醒了我们强烈的责任感。我们应当做的，就是从这轻松的随笔中读出厚重的法律，读出共和国当代法官的使命！

曾经，先贤们把一条条枯燥的法律条文书写成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用以给我们解释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什么是权利。今天，我们依然在重复着他们曾经的努力，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播撒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在田间地头的奔走中、在乡村社区的普法里，展示共和国法官对人民司法的虔诚、对“三个至上”的坚守，把一次次微弱的努力化成法律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捍卫一个法律人必须捍卫的普世价值！的确，时代在变化，法律在发展，但是，那些永恒的价值追求却依然是法官心中最柔软的存在，就像高高矗立的灯塔一样，指引着一代代人民法官前行的方向。

篇9：《西窗法雨》读后感

《西窗法雨》读后感

《西窗法雨》【版】读后感 《西窗法雨》一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西方的法律，使我对其有了一定的了解，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到一些个人对“法”的看法。由于这本书各篇文章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因而读书体会也是零零散散。当我读到有体会时，就写下来。写完再将这些体会联系起来。由于相关法律知识很有限，所写的感悟缺乏一个法律人应有的“法言法语”，甚至有一些很幼稚。但无论如何，记下的，都是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一 《苏格拉底的慎重》中，谈到苏格拉底的死。在中国人看来这似乎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当时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但其实，法律的制定，都只能使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因而，法律无所谓对错和公不公正，只有相对公正。苏格拉底选择死，是觉得自己有服从法律的义务，即使他知道当时制定的法律有诸多弊端，但如文中所说“人们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我想，他是为了这个方圆而牺牲的。西方人相信，要慎重地对待自己认为不好的法律。其实在我们国家制定的法律中，虽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保护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权益，人民当家作主，但其实也会有让社会中的一些人觉得“不公平”，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上课时老师举的一个案例：有一老人因住在工厂旁边，长期受工厂噪音影响。最终导致生重病住院。其儿女对工厂提起诉讼。但结果却是败诉。原因是该工厂的噪音程度没超过国家的指标。我们如果从老人的角度来讲，工厂的噪音已经对其造成严重的伤害，导致其住院。老人会觉得这件事上法律不公，因为没有维护他利益。但从法律制定部门的角度来说，它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只能是大部分人获益。假设立法部门提高噪音的指标，那么必然会使很多个工厂无法正常运行，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因而，法律只能“相对公平”。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法律是否能实现法治和人治的结合。如果可以，那么特殊情况就能得到特殊解决。有人说“法律的目的之一在于实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亦即有特殊情况需要特殊的方式进行解决。如《一般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中提到的案例，同样是盗窃500元，但如何运用法律处理这三种人，就会给人们留下很多问题。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同等处理，似乎对出于良好道德动机的人不公。这似乎有悖于法律制定的本意。不同等处理，会让人觉得由法治又返回了“人治”，这会导致法治社会建设的道路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又如《法律的条文与目的》，军人将军用吉普车开进市中心公园，并停放在那里，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享受欢乐生活的同时明白幸福来之不易。但市政委员会颁布的法律却明文规定机动车不能停放在公园中。但其实我们想，颁布这一法律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不影响居民休息。而军人的作为并不影响。因而，严格依法办事其实不应该处处唯条文是举，法治才更有理性。法律的优点在于它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很多人未意识到，这个优点，其实也是它的缺点、它的局限性所在。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人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方法解决。很多特殊的情况会不断地涌现。新的问题无法用旧的规范来约束。我觉得，法治，应当是在尊重一定的法律原则、并真正地理解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的基础上，给予人适当的权利进行判断。因而，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如何合理调整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和怎样使这个权利得以正确的实施是关键。如果调整不好，就很难做到法治和人治的很好结合。法治里说到，法无明文不为罪，法不禁止即权利。而这种权利，或者将其扩大说成是法益，有时候会危害到未来的社会。而法律的制定者无法预测到未来，因而法律具有滞后性。正是这种滞后性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导致特殊的情况无法特殊解决。而作为人治，则会涉及到公平问题，人治总会有比较多的主观因素，即使拥有最公平正直的法官，也会在同一种情况下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因此人治和法制均有优缺点。我认为，真正公平和合理的社会，应该是将法治和人治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将两者的优点很好地汇聚起来，从而使这种治理的模式深入人心，使社会正常发展。 二 学习法，真的需要细心。很多时候，一字一句之差，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而且，字里行间，又藏在许许多多的隐含的规则。因而，必须注重细节，注意对细节的分析。《法律的缺陷与人的智慧》里的案例，帕克法官根据相关规定，无法判定乔治有罪。原因只是规定时说到“在・・・附近”是违法的，而却没规定“在・・・里”是违法的。如果按照常人的逻辑来判断，乔治的行为明显是违法的，但他却抓住这个漏洞，让自己逃过一劫。而《包细亚的智慧》中提到了那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威尼斯商人的案例。在合约里写道如果违约，安东尼必须割一块肉作为赔偿，但肉中不能带血。这让人看起来苦笑不得，但细想，却是有道理的。这种说法严格按照这个合约，能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公道”。又如《隐藏的法律规则》里的一个案例，著名的拿破仑法典里提到，如果一份公证遗嘱符合下列条件，这份遗嘱的效力就算是无可争议了：1有四个证人在场和一个公证人在场记录;2、遗嘱向这四个人宣读过;3、他们都在遗嘱上签了字。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就会出现如案例中巴斯蒂的特殊情况，即四个证人无法同时在场。但这么规定，言外之意，就是四个人不需要同时在场，亦不需要同在一个地方。这么分析显然不触犯它的具体规定。法律制定时无法想尽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因而就会有“隐含的规则”，就会有通过对细节的分析理解后得出的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让人拍案叫绝的结果。很多时候，在案件诉讼和审理过程中，总需要透过法律法规本身，挖掘藏在其背后的规则。也许，这看起来像是在玩文字游戏，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合理运用法来保护自己，是理性、充满智慧的行为。这些“漏洞”，有时是好的，因为它使法律更有弹性，更加灵活。而有时又是不好的，如乔治就因此而逃出法律的制裁。但无论如何，法条之中还有很多缝，在我们需要运用它们时，我们要学会看这些缝里面藏着什么，唯有如此，才能使法的运用更加灵活。而作为立法部门，在颁布一条法规时，即使无法面面俱到，也要尽量想到可能发生的情况。如“在・・・附近”和在“在・・・里”这个漏洞是可以避免的。很多时候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法律的制定，更需要多想，不需要具体到什么情况都说到，至少，不能让严重危害社会、而运用法却没办法对其进行惩治的情况出现。 三 政府，在我们看来，似乎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我们国家，很多时候，相关政策的颁发对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有很大的影响。但作为真正的法制社会，必须如《政府旁边的法院》所说，要有“法律存在于政府旁边”。水门事件中，法院毫不给尼克松面子，即使他是总统，他也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在“达特毛瑟学院诉乌德华案”中，政府作出的承诺也不能反悔。这是法公平的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政府。唯有做到真正的平等，人们才会更加信仰法律，更加崇尚法制社会。才能不断推进法制社会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在西方法律文化中，政府被认为是除了为公共利益进行管理之外，别无特权。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的法院具有审查能力，可以手执宪法，左审右审，对立法机关规定的法律表示怀疑并作出修改、甚至废除。《法律的审查能力》中的马歇尔毫不留情地废除了司法条例第十三条，刚开始看时，我感到不可思议。感性告诉我，好直爽的决定!静下心细思，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而相关部门法的制定，围绕此展开。违宪的法规法条，确需废除。从这个角度理解，废除合情合理。但法律具有稳定性，废除却是在审理此案件的过程中废除，似乎又不合理。在此便有一个疑问。即使某条文违宪，但它已经制定出来并已用于规范和制约人的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却突然被废除。这是否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是否会使人心惶惶?难道在遵守部门法或者运用部门法来保护自己时，应先考虑是否违宪?如果这样，那么部门法就会失去其稳定性。因此我觉得，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是应更加谨慎，防止出现该案例的情况。如果有可能，要设立相关的部门对立法机关所立的法律进行审核，确定无违宪行为后再颁发。 其实，看完这本书后的体会不只这些。写在纸上零零散散的体会也没有全部打出来。只是将其中体会较深的部分整理一下，并呈现出来。从书中简单叙述的案例中，可以获得很多法律知识，有的是直接的，更多的，需要自己去思考。这是一本好书，适合初学法律的人进行自我充电。

篇10：西窗法雨读后感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

已经是第三遍读刘星老师的《西窗法雨》了。

翻开这本书，里面讲的故事，对于已经学习了6年法律的我，已是毫无陌生感可言。第一篇是讲苏格拉底宁死而保卫雅典法律尊严的故事；第二篇是讲安提戈涅中自然法大于国法的故事；„„总之，都已经很熟悉了。书中阐述的道理，也并不是深不可测，而只是给大家一些法的观念。但正是这些观念，让我们这些人成为了“法律人”。

“法律人”这个称谓，现在可能并不一定招人喜欢。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可能也不太容易找到工作。但法律人整天嘴里念叨的“公平”、“正义”、“权利”，却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我这一代的法律人，学习西方法律观念、法治观念、民主观念，要远比专业本身多，这也是我们这些人的特点。

小时候，老师总是说，好像是个著名科学家说的，把老师教会你的东西都忘掉，剩下的就是你学会的。的确，现在我们都能讲上一两个西方法律史上的故事，从故事中说出一些道理。而这些故事所折射出的道理，恰恰是我们真正学会的。

粗读《西窗法雨》这本书后，你会发现作者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材料进行点拨评说，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人最伟大的不是教会别人什么，而是要别人学会自省。作者虽然没有专门写一篇关于“道德与法律”的文章，但却在很多其他的文章中流露出作者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看法。本文即是以此为切入点，整理分析作者的观点，再附之以自己浅陋的看法。

众所周知，在现在的主流观点中，区分“法律”与“道德”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强制性”。诚如康德所认为的，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在于前者约束内心，后者约束外在行为；前者只具有说服力，而后者具有一种物质的强制力。而作者在“法律就是‘强制’？”一文中，通过亨利·拜尔的案例质疑了法律的强制性标准。他认为，如果法律的特质在于强制，则难以使其有别于强盗的命令。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律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它的基础主要在于人们的主动接受，而不是被迫服从。这种观点在“法律中的大众准则”一篇中也有所体现。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法律规定中免不了有许多像“合理”之类的词句需要解释，而这些词句的解释最好使用“大众标准”，而不要使用所谓的“专家标准”。因为法律的基础在于人们的主动接受，如果采用所谓的“专家标准”，强迫人们去接受，去履行，则与法律的调节作用，法律的正义正当性背道而驰，这样的法律即是所谓的“恶法”。

对此我很是赞同。因为法律本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1。因而，法律不可能脱离道德而存在，法律制定的理念也不可能与道德，与人们日常所信奉遵循的大众准则相脱节。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2。亦如英国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说：“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在“泾渭分明”中，作者引述了这样一个观点：法律不能要求应做道德赞许的事情，而只能要求如何符合法律的条件；道德是“高”要求，法律是“低”要求，高要求的事情可以朦胧“审美”，而低要求的事情必须径渭分明。而在“道德的法律强制”一文中，作者又提出了一些似是与前述矛盾的观点。作者认为，法律与道德界限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当某些法律未禁止的缺德行为引起了社会强烈普遍的憎恶感、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在法律上已有足够的理由对其予以强制。这种情景下的法律似是在调整“高要求”，其实不然。因为如果将“高要求”认为是法律未禁止或未强制要求履行的事，将“低要求”认为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事或强制要求的事，则不免有法律与道德本末倒置的嫌疑，但如果将“高要求”看成是做利人的事，将“低要求”看成是不做损人的事，则上述的事项便在法律的调整范围内。因而在“各扫门前雪”一文中法官的判决便有了依据，因为各扫门前雪是不做损人的事的“低要求”，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内，况且，如果运用道德手段呼吁奉献精神，则不仅管管他人瓦上霜的人会越来越少，而且自扫门前雪的人也会越来越少；反之，运用法律手段，不仅后者会俯拾皆是，而且前者也会渐出萌芽。

《法律与道德》 梁德云 傅萍 载于天涯法律网 2 《法律与道德》 梁德云 傅萍 载于天涯法律网 在《赵氏孤儿案》里，离楼受屠岸贾指使试探程樱时说，“御医只会救人不会杀人。”法官和医生一样关乎于生命，只是前者掌管判处，后者尽力挽救。然而像医生会误诊会有医疗事故一样，法官判处时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在这里我还想谈的一点是关于法律的性质或者目的方面的问题。作者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一文中，以歌星的案例引出法律的意义或目的在于确定一种“秩序”，或者说首要的是确定一种“秩序”，因为在有限的资源下，要确保人们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秩序的确必不可少，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必备前提。对此，我很是认同。就拿我们的俗语“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来说，当一个人剥夺他人的生命的时候，最公正公平的做法便是剥夺他的生命，一命抵一命。但问题是，别人又有什么资格来剥夺他的生命？他的被剥夺的生命又该由谁来偿还？这样不断地恶性循环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公正、正义不仅没有得到实现，反而更加的沦落。因而，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法律的第一要义便是秩序。正如作者所言，人们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

最后想说是是“法律的最终效力”一文，看罢若有所思。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于把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则当作法律，因此我们总是把国家权力、法院联系起来。从初中起政治老师就教育我们会“军队、警察、法院是国家的暴力机器”，当时听了就觉得心里很是不愉快：奈何代表着公平和正义的法院与“暴力机构”是挂钩的呢？那我们生活遵循的规则不都是被强制的吗？

本书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为什么法律具有效力？ 为什么立法机关颁布制定的这个规则就具有法律效力？ 很多人的看法可能是：法律就是由国家暴力机器保护的规律，你不服从它，它就会镇压你。

先不说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本书列举了西方的一些思维，他们认为法律的最终效率来源于社会本身，而不是源自国家的暴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社会上大多数人承认或接受的行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规则的活动。”

那么国家暴力的作用，其实只是保护这些“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承认或接受的行为”，因此像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黑奴法律、希特勒颁布的纳粹种族灭绝法律、我国清朝末代颁布镇压老百姓的法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恶法非法”就是说这种情况吧。

从西方人的逻辑看：法律的最终效力既来源于社会规则，而又规范着社会规则。他们希望给遵守法律的行为一个道德上的合理解释，同时也希望法律本身能成为真正的公平与正义。然而事实上社会规则往往存在着不同的争论：比如说 堕胎应否合法？

在我们的国家里堕胎是被接受的，并且主动堕胎者大约也没有西方人那么紧张的担心人权组织来找麻烦，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堕胎是不道德的，它是一种扼杀他人生命的方式，因此难以为社会的部分人所接受。君不见每届美国总统大选时，每个竞选人对公众公布其政见时都不离：就业、堕胎和同性恋这几个话题。然而不堕胎者也有他们的说法，例如斯蒂芬写的《魔鬼经济学》有提到：正是堕胎导致了美国90年代犯罪率的大幅度下降。先不判断这个命题的真伪，但是如果选择堕胎的家庭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如果强迫他们生下来，最终孩子可能由于教育、医疗不足等问题而走上歧路，确实会成为社会的问题。

那面对这些“社会上存在争论的行为”而订立的法律的最终效力又来自哪里呢？如果因此制定的法律，难免顾此失彼，因此西方人在必要的时候“会将法律放在一边，运用更高的“公正原则”来判案。”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法律的理性，西方人更愿意把法律当作是一种“工具”，相当多的人认为“工具如果不具有理性”那么法律就很有可能成为邪恶的手段，从而使公平或理性无法实现。书中也说“这时候的法律更需要的是在一般规则下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的度又由法院和法官来衡量。”

难怪柏拉图很早就说过：法官要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但更要有善恶的判断力以及在法律中扬善惩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