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量与脸红，脸白的科学解释

酒量与脸红，脸白的科学解释（共3篇）

篇1：酒量与脸红，脸白的科学解释

关于酒量与脸红，脸白的科学解释 -资料

“到底是喝酒脸红的人能喝，还是脸白的人能喝，哪种人伤肝？”这里，就找到了关于酒量和脸红，脸白的解释，

“喝酒脸红的人不容易醉”，这句话常在宴席上被用作劝酒的理由。然而，日本的一项研究表明，酒量不大，一喝就脸红的人，如果贪杯，他们得食道癌的机率要比其他人高出12倍左右。

专家指出，酒精进入人体后，被分解成乙醛。乙醛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人体内有一种酶，对乙醛具有分解作用。不太会喝酒的人，此种酶的分解功能一般较弱，所以喝就脸红。

乙醛具有让毛细血管扩张的功能，而脸部毛细血管的扩张才是脸红的原因。所以喝酒脸红的人意味着能迅速将乙醇转化成乙醛，也就是说有他们有高效的乙醇脱氢酶 (alcohol dehydrogenase)。 不过我们不能忘了还有一种酶，乙醛脱氢酶(aldehyde dehydrogenase)。喝酒脸红的人是只有前一个酶没有后一个酶，所以体内迅速累积乙醛而迟迟不能代谢，因此会长时间涨红了脸。不过大家都有经验，当1－2个小时后红色会渐渐腿去，这是靠肝脏里的P450慢慢将乙醛转化成乙酸，然后进入TCA循环而被代谢。

那么喝酒比较厉害的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往往越喝脸越白，到一个点突然不行了，烂醉如泥。那是因为这样的人高活性的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均没有，主要靠肝脏里的P450慢慢氧化（因为P450是特异性比较低的一群氧化酶）。那么，这样的人为什么会给人很能喝酒的感觉呢？那时因为他们靠体液来稀释酒精，个头越大感觉越能喝酒，

资料

《关于酒量与脸红，脸白的`科学解释》()。在正常情况下，酒精浓度要超过0.1%他们才会昏迷，对大多数南方人来说是半斤白酒，而北方人由于体型大，可以喝到8两到一斤白酒。但不管什么人，如果他是脸越喝越白的，最好不要超过半斤，不然有急性酒精中毒的可能性。

如果一个人即有高活性的乙醇脱氢酶又有高活性的乙醛脱氢酶会怎样呢？他/她就是传说中的酒篓子。如何判断他/她是不是酒篓子呢？看是不是大量出汗。因为如果两个酶都高活性，酒精迅速变成乙酸进入TCA循环而发热，所以大量发热而出汗。

碰到这样的人你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十个八个正常人也斗不过他。好在这样的人不多，大概10万分之一左右吧。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喝酒脸红的人其实不容易伤肝脏，而喝酒脸白的人特别容易伤肝脏。红脸的人大家一般少劝酒，因此喝得少，酒后发困，睡上15－30分钟就又精神抖擞了。而白脸的则往往不知自己的底线，在高度兴奋中饮酒过量，直到烂醉。他们体内的酒精由于没有高活性的酶处理而发生积累，导致肝脏损伤。酒精性肝损伤一般只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红脸的人可以连续几餐即便喝吐了也喝酒，而白脸的人需要更多 时间的休息，因为酒精的代谢需要一两天的时间。

顺便提一下，根据有关研究江浙两省的人（古代吴国和越国的后代）似乎是红脸基因的起源地，也就是说这些人多数带有高活性的乙醇脱氢酶。而北方人多数是白脸型的。那么如果你是北方出生的，又是红脸型的，说明什么呢？答案是明显的，因为红脸基因是显性基因。

此科学研究总结得出两点结论：

红脸型贪杯易患食道癌，白脸型暴饮易患肝癌 。

篇2：酒量与脸红，脸白的科学解释

一对科学的解释:从“直接说明”到“无形之手”

霍尔这样描述自己“无形之手”理论出发点问题:“在解构科学的浪潮中, 有一点在当前是很时髦的, 即我们趋向于无视这一事实:科学比其他社会机构在获得其宣称目标方面, 一直是, 并且将继续是最成功的。”可见, 霍尔为自己设定的理论出发点仍然是对科学合理性的辩护问题:“对自然科学何以取得如此成功的解释”。[2]117从逻辑经验主义以来, 逻辑和实证就成为科学合理性辩护的主要手段, 科学哲学家纳什 (L.Nash) 和威瑞 (K.Wray) 结合霍尔的论述, 将这种经验传统的解释称为“直接说明” (direct explanation) :“传统科学哲学认为, 科学的成功可以归因于科学家的目标在于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一事实”, 所以, “科学的成功是科学家直接追求科学目标的结果。”[1]这种解释很自然, 因为科学家目标在于获得客观知识, 这是科学最终达到对真理认识的根本原因, 也即“科学认识的目的与方法之间存在联系”。[3]“直接说明”正是霍尔新理论的反思对象。

一方面, 霍尔并不否认有经验证据支持科学哲学的“直接说明”, 因为, “大部分科学家喜欢研究, 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感觉特别幸运去做他们想做的, 而不必再通过做其他的事来获得报酬”, “科学家认为他们是在探索经验世界的客观知识。”[1]165科学家以真理为科学活动的目标, 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保证科学活动结果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成功。这一点在霍尔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但另一方面, 霍尔认为这种情况只是科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内容。更重要的是, 科学的客观知识更多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正确认识而获得的, 它往往是通过“偏见”和“犯错”来实现科学积累的, “这看起来就像炸弹之于和平一样的悖论。我认为科学的存在和最终合理性可以用偏见、嫉妒和非理性来解释。”[4]32所以, 霍尔认为科学哲学仅仅靠“直接说明”模式来解释自然科学的成功是远远不够的。而且, 传统哲学的“直接说明”模式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科学家相对于其他人类社会群体来说是有特殊性的, “这种直接说明需要我们把科学家和其他人明显区别开来, 特别是科学家要比其他人更渴望真理。”[1]165霍尔紧接着说:“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科学, 科学家经常宣称他们心目中拥有更高的目标。他们不关心诸如引用、成果的认同和诺贝尔奖等这样微不足道的奖励。他们只关心知识的自身价值。”[2]122但事实并非如此, 科学家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 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崇高, 这种宣称只能误导科学哲学研究。霍尔认为, 作为个体的科学家,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的社会职业, 科学家的主要职业动机是对“认可的渴望” (the desire for recognition) , 这是压倒一切的个人目标:“如果只用科学家想认知世界的动机来解释科学的成功, 那么我们就不能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1]164

这样一来, 科学家的目标与作为一个整体科学的目标就并不像传统科学哲学所设想的那样是一致的, 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矛盾。霍尔为此还类比了经济学现象: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 每个人的有意识的经济行为并不相同, 活动的目标也不一致, 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经济领域的一种整体的无意识的行为现象。同样, 每个科学家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目标, 并且会做出相应的行动, 这种有意识的行为通过某种科学的社会机制, 最后也产生了一个类似于经济学现象的整体无意识的结果。所以, 这并非像“直接说明”模式解释的那样, 科学共同体的一致意识最终达到了一个共同的行为结果, 并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事实上, 科学家的“有意识的行为”却导致了整体科学的“无意识”结果。所以, 霍尔认为传统哲学解释是存在问题的, 我们必须关注和强调对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共同体目标的统一说明, 这是霍尔所谓的要引进经济学“无形之手”的解释来说明科学内在运行机制的原因:“在无形之手的解释中, 一个特别的结果被描述为一系列的个体科学家有意识行为而达到的无意识结果, 个体在心目中都有一个目标, 并相应行动;但他们关注的效果却是产生了一个不是他们目的的结果。”[1]

二“独立性要求”:“无形之手”解释的先决条件

如何才能说明科学家的“有意识行为”导致了整体科学的“无意识”结果呢?从1988年出版《科学作为一个过程》开始, 霍尔就一直致力于从自然主义角度进行说明。像其他自然主义者一样, 霍尔的研究视角也是从经验分析转到了对科学的发展变化和生物进化的类比研究方面, 霍尔认为, “自然科学之所以获得成功, 我们可以在科学的社会组织结构中找到答案。科学的社会组织最核心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机制。”[2]117相对于传统自然主义以物理学作为研究范本的情况, 霍尔则试图把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 特别是和生物科学结合起来具体阐明“无形之手”的自然主义观念。

霍尔“无形之手”理论的出发点是, 传统科学哲学忽略了科学家的目标与科学的整体目标之间存在的不一致问题, 就是说个体科学家的“有意识行为”和作为整体科学的“无意识”结果是相互独立的。所以, “无形之手”用于解释这一问题的前提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独立性要求” (the independence requirement) , 即“无形之手”解释的适合条件是个体科学家的目标与科学的整体目标的互补相关性。霍尔指出“独立性要求”的基本内容是:“科学家‘个人’的目标和科学的目的是否充分独立以至于他们可以实现目标的交叉。”[2]123这也就是说, 科学家的个人行为与作为整体科学的成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 而非传统科学哲学所设想的那样是一回事。如果真像霍尔所描述的那样, 科学家的目标和科学整体目标是相互独立的, 那么科学哲学的“直接说明”模式就的确存在很大问题了。

在霍尔看来, 传统科学哲学失败的原因在于“直接说明”模式的单一性, 它没有意识到“独立性要求”的存在。由于科学家个体与整体科学目标的不一致, 致使传统科学哲学的解释失去了有效性。霍尔在这种情况下引入了“无形之手”学说, 这正如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等人所理解的那样, 经济学中的“无形之手”模式是在个体分散化决策模式下引导个人经济行为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方式。“无形之手”正好适合说明“有意识行为”和“无意识结果”之间的关系。为此亚当·斯密指出, 现实生活中的个人, “既没有想要去推进公共利益的发展, 事实上也不清楚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推动公共利益的发展”, 人们关注的只是各自的利益问题, “但他受一种无形之手作用, 推动了本来不是其意愿的结果。当然, 并不是事情来自于他的意愿就会对社会有害。他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已, 但结果却是更有效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甚至比真心想推动社会利益人的行为更有效。”[5]在科学实践中, “无形之手”是引导相互竞争和合作的科学家们达到良性发展的有效方式, 这种模式的前提和经济学“无形之手”的前提是一致的。面对科学共同体内部每个科学家复杂的利益需求和目的, “直接说明”却仅仅简单地把科学家的真理追求作为解释依据, 就以偏概全了, 正如经济生活中的单个人, 他们经济行为的动机是无法整齐划一的, 这也是亚当·斯密用“无形之手”说明经济学现象的理论基础。

由于科学活动与经济活动相类似, 科学哲学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变成了个体科学家的有意识行为与整体科学的无意识结果的关系问题。霍尔通过对科学的发展变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类比, 主张应该深入到科学的社会结构中, 把科学活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市场机制作比较。霍尔用“信誉” (credit) 来类比经济学中的“利润”, 用“科学知识”来比喻经济学中的产品。这样, 科学家为了各自的“利润”, 他们相互合作和竞争, “利润”不再只是纯粹的知识和真理追求, 而是一种“认可” (recognition) 。霍尔还特别以科学界的优先权之争为例来说明科学家的目标不仅仅是知识和真理, “如果科学家只对, 甚至是基本只对科学本身感兴趣, 那么优先权之争将会很少或不存在, 但它们是科学发生不和谐的常见原因, 并且这种混乱阻碍了科学的进步。”[2]所以, 在霍尔眼里, 科学内部不断出现的科学争论和科学不端行为大大印证了他的观点, 作为整体的科学目标在于真理, 而个体科学家的目标则不是, 他们也像其他社会群体一样是在追求各种“利润” (信誉) 。

三“无形之手”运行的社会结构

自然主义认为, “传统经验主义忽略了科学的社会结构, 而自然主义哲学应尽量去避免这种错误。”[6]149霍尔的解释也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上的, “无形之手”是要通过对科学微观结构地描述来实现对科学良好运行的说明。科学共同体作为一个充满合作与竞争的综合体, 其特殊性就在于科学家个体动机与科学总体目标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方面, 特别是在于二者的良好互动的环节上。霍尔说, 每个科学家就像生物界的个体一样力图实现自己基因适应性的最大化, 科学家也是要实现自己观念的广义适应性 (conceptual inclusive fitness) , 尽量使得其他科学家也接受其观念和说明。[4]319这是科学家要获得的最大利润即信誉。更进一步来说, 信誉决定了科学社会运行的基本过程, 以信誉为基础的科学共同体运行的深层根源是科学的奖励机制。具体而言, 在科学奖励机制的调控下, 科学家的个人动机通过融入一定的社会结构达到了与科学的完美结合。科学家个人目标的实现, 要以一定的社会规则和运行机制为基础, 而科学整体目标的实现, 也以科学家的社会活动为中介。这就是一种类似于亚当·斯密所谓的“无形之手”机制, “无形之手是这一情况, 即当个体按照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而采取行为, 在此过程中却带来了一些无意识的, 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更大群体的更一般的结果, 提供了更一般性的解释。”[2]117

像默顿一样, 霍尔认为“认可”是科学活动中科学家想获得的最基本奖励和利益动机, 这也解释了科学家对“认可”渴望的原因。“认可”是指科学家希望其他科学家承认和利用他的研究成果, 这是对他工作给予的最佳肯定和表彰。其中, 霍尔认为最重要的“认可”就是对他科学工作成果的使用 (use) , 这主要表现为科学家对他科学观念和理论的“索引” (citation) 和应用。[6]164在这里, 霍尔不太像默顿那样特别强调科学的优先权问题。在他看来, 科学家的观念和工作在同行中被广泛使用和索引是最重要的“认可”, 即使这种观念不一定是他最早提出的, 科学界同行的应用和索引的频率能够表明对该科学家工作的真正认可程度。

为了获得科学界的“认可”, 每位科学家首先要做的是进入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体系之中, 通过某种社会结构才能获得进一步的“认可”。科学家需要进入某个专门的科学研究领域, 在学界前辈那里学习和继承这一学科的一些世界观和方法论, 用库恩的话说就是先进入某一研究范式, 学习范式所蕴涵的形而上学自然图景以及相关学科的专业形式系统、符号系统和专门术语。霍尔特别指出, 这种情况即使在发生科学革命的时期也不例外, 因为革命性的科学工作也需要继承, 在科学家没有进入一个合作和相互信任的科学共同体之前, 他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科学工作。[6]165而且, 科学家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别人工作的情况下, 做出真正的科学贡献。这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关键一步。

其次, 为了实现科学家各自的“自我利益”, 科学共同体内的相互合作是必然的。科学家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 也就是让别的科学家认可和应用他的研究成果, 科学家就需要确保自己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这样其信誉才是可信的和有保证的。同时, 科学家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 也是进一步获得同行“认可”的必要条件, 这还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间接支持 (即你也需要引用别人的成果) , 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利益”。再进一步来说, 科学家对各自利益的需求决定了“科学欺诈行为的后果比日常生活的欺诈行为更加严重, 因为这会使利用相关成果的所有科学家的工作失去意义。”这就要求, “科学家一定要深化自己的研究, 同时利用他人的工作成果。”[4]4由于个体科学家对“认可度”追求的最大化要求, 在“看不见手”规则的引导下, 一个科学动态体系得以良好运行, 科学家和自然科学本身都在这一社会结构中最终获得了最大可能的利益。

最后, 在“无形之手”力量的推动下, 个体科学家的目标与作为整体科学的目标达成了一种和谐:科学合作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科学假说受到了严格检验, 科学观念自由交流, 弄虚作假受到共同体的排斥。科学家相互利用各自的研究成果, 在“无形之手”作用下达成了一种双赢状况, 科学研究成果受到其他科学家的关注和引用, 这意味着他的科学工作的被认可;同时, 引用这些成果的科学家也通过这些科学成果, 从而使自己的研究获益。所以, “无形之手”决定了“科学的完美运行”, “这一机制的关键之处在于在不同人之间作用的分配。”[4]4科学作为一种动态体系, 各个科学家的“产品”和“认可”在这样一种均衡状态下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赖, 整个科学的进步表现为个体科学家利益达到一定的平衡和某种内在的和谐秩序。

四余论

“无形之手”的解释代表了自然主义的一个新方向, 它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霍尔通过对“无形之手”的论述, 为科学哲学发展了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科学辩护模式, “霍尔采取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进路, 一方面, 他避免描述性的认识论, 另一方面, 他又避免对科学知识现象的一般见解的失望的一种描述性方法。在这两方面, 霍尔的工作坚持了, 如果不是科学的科学, 至少也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前景。”[7]在奎因之后自然主义“这个口号听起来很好, 但人们还是很难就此清楚它真的意味着什么。”[6]149直到霍尔对“无形之手”的论述, 自然主义才第一次较为全面的给人们展示了自然主义新的说明模式。霍尔认为, 传统科学哲学停留在了科学知识的辩护和证明的琐碎细节上, 但却忽略了科学的时间和社会这两个更重要的维度, “从社会视角评价科学的变化是正确的:当个体的科学家的决定存在偏见时, 集体的力量有时是对科学有利的。”[8]尤其是社会因素, 在霍尔看来这才是科学哲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现象, 因为只有科学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科学”[4]344所以, 科学哲学应该关注科学家的行为以及科学家行为构成的社会结构, 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传统哲学研究, 发展出新的科学哲学。

当然, 霍尔对“无形之手”的论述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所罗门评价说:“这些是乐观的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建立在选择性地对历史数据的关注上:它只注意科学变化中特别成功的案例, 注意‘偏见’在科学争论中的作用, 而没有注意到科学变化中的其他方面”, 事实上, “在科学变化的很多阶段, 规范性的评价是可能的和恰当的。”[8]294也就是说, 霍尔像其他自然主义一样, 在对传统科学哲学纠偏的同时, 也不自觉陷入了另一种自然主义偏见。其次, 霍尔将科学的发展变化看成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 “科学通过变异与选择而变化”, 但这种类比的基础是什么?霍尔没有给出说明。科学毕竟是一种人文社会活动, 我们不能完全把它等同于自在自然界, 科学具有鲜明的人性特点。霍尔的解释明显忽略了科学属人的这一实际情况, “我们没有理由像霍尔所暗示的那样引入无形之手的机制来解释科学的成功, 因为许多科学实践和机构的建立就是由科学家有意设计来实现科学的目标的。”[1]172

这又进一步涉及“无形之手”解释的另一问题, 即其解释的不充分性。科学共同体如果确实存在着像霍尔所说的情况, 即科学家们各怀不同的科学目标从事科学研究, 对这种“有意识”科学活动所造成的“无意识”的活动结果, 当然可以用“无形之手”模式来解释。但是, 还不能因此完全排除“直接说明”存在的必要性, 因为至少“大部分科学家把追求知识作为他们的目标之一, 那么他们集体实现了科学的目标并不奇怪。”而且, “许多科学机构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科学的有效性”, 这也是科学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推手, 威瑞称之为“隐藏之手” (the hidden hand explanation) 。[1]172可见, 霍尔的确夸大了“无形之手”的作用。简言之, 霍尔像其评判的实证主义一样, 也只关注到科学的某一方面内容, 在对传统哲学做出针锋相对的解释时, 其“论证显得过于简单了”, 尤其是他在将生物界与社会文化的进化论类比, 很有新意, 但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工作要做”[9]。

参考文献

[1]Wray K.Invisible Hands and the Success of Science[J].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0 (67) .

[2]Hull D L.What’s Wrong with Invisible-hand Explanation[J].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7 (64) .

[3]Laudan L.Methodology’s Prospects[J].PSA, 1986 (2) :349.

[4]Hull D.Science as a Proces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5]Smith 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M].Indiana:Hackket Company, 1993:194.

[6]Godfrey-Smith P.Theory and Realit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7]Griffiths P.David Hull’s Natu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J].Biology and Philosophy (15) :307.

[8]Solomon M.Multivariate Models of Scientific Change[J].PSA.1994 (2) .

篇3：酒量与脸红，脸白的科学解释

从科学诠释学的研究角度来看, 理解其实一直存在于科学之中, 只是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偏向“数学化的自然”［1］, 并且对意义追求的贬斥使人们忽略甚至忘却了科学中理解的存在, 造成了近代科学发展中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分离。胡塞尔 ( Edmund Husserl) 坚持认为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及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完全还原为纯粹事实这两种因素成为欧洲当代科学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伽利略式的自然科学发展使科学丧失其对生活意义的追求, 而人类生存的意义基础应该是那个被自然科学遗忘了的生活世界, 而不是伽利略眼中那个数学上全域的自然。同时提起我们注意的是, 胡塞尔对伽利略式自然科学发展的批判并非是对科学本身进行的抨击, 而是对自伽利略以来的近代科学研究建立在“数学化的自然”上观点的反对。直到20 世纪末期, 人们才开始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繁华冒进而反思, 并且开始关注科学研究中理解的适存及对意义的追索。近些年来, 西方科学哲学研究者们逐渐地意识到经验知识作为全部科学知识来源的基础地位并不十分妥当, 理解存在于科学全域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将科学的关于理解的思考定位在对思维方式的探究中, 通过对科学研究主体及主体性的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把科学体系建立在建构的基础上, 而科学诠释学关于理解的三个模式的建立, 不仅提供了当代科学发展关于理解重要性的分析, 并且为人们更好地掌握科学中理解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理解的三个模式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安东尼奥·德拉戈 ( Antonino Drago) 在对理解做了全面的考察后, 将科学中的理解划分为三种模式:［2］

第一种模式: 对客观的科学的理解模式; 这种理解模式通常是指对科学课本 ( textbook) 的研习, 该种模式下理解的对象是与科学有关的任何以客观性形式存在的事物———例如科学教科书, 这种理解模式是对科学的客观性事物的理解, 它包括对具体科学研究中的经典逻辑、解决问题的分析方式、方法的习得与领会, 还包括具体科学研究中的所使用的运算与演算的公式与法则、实验结果与测量设备等客观事物的熟知与把握;

第二种模式: 夹带主观因素的理解模式; 这种理解模式是指理解过程中包含了个人的诸如直觉思维、概念结构、个体感知与前理解等主观性因素。这些主观性因素对理解的形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由于认知主体不同, 所产生的理解结果也不尽相同。例如, 对于相对论中四维时空或者对量子力学中波粒二象性的领悟, 不同的认识主体的理解角度与理解切入点甚至会造成相异结果的产生。

第三种模式: 执两用中的模式。该理解模式是指对论辩双方的观点、理论等采取最适合的方式。他将这种理解模式称之为对有效实在的 ( effective) 科学的理解。例如, 数学发展史上有着实无穷与潜无穷的无休争论———实无穷是指把无限的整体本身作为一个现成的单位, 把无限对象看成为可以自我完成的过程或无穷整体, 它的支持者康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朴素集合论, 持有朴素集合论观点的人们认为潜无穷不可能独立存在, 脱离了作为整体存在的实无穷, 无穷是不可想象的; 而数学上的潜无穷思想则是指: 把无限看作永远在延伸着的, 一种变化着、成长着的被不断产生出来的东西, 它不是实在的, 是永远处在构造中, 永远完成不了, 是潜在着的。亚里士多德就是潜无穷的支持者, 古希腊芝诺悖论是典型的潜无穷的例子。近代潜无穷的支持者当属直觉主义数学学派的鲁伊兹·布劳威尔 ( Luitzen Brouwer) 、彭加莱与外尔 ( Hermann Weyl) 。依照潜无穷的概念, 自然数不能构成为一个集合, 因为这个集合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的, 它不能构成一个实在的整体, 而是永远都在构造之中。源于这样的情况, 采用执两用中的理解模式可以辩证地认为实无穷与潜无穷都存在, 并且二者是不同的。两种无穷观不应厚此薄彼, 也不能在排斥与吞并另一种无穷观背景世界的前提下寻求自身的发展, 理应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下得到发展, 并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下作出不同诠释, 建造出一个能够容纳两种无穷观及其背景世界的数学框架, 以期不同的无穷观可以在数学领域中获得各自相应的理解。［3］

受德拉戈关于理解模式的启发, 受过诠释学训练的人们很容易将科学理解三种模式与海德格尔诠释学思想的“前有”“前见”与“前把握”逐一对应。理解的第一模式与“前有 ( Vorhabe) ”相对应, 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 解释就是奠基在“前有”之中, “前有”就是指理解过程发生之前认识主体所具有的解释因缘性的基础; 理解的第二种模式对应“前见 ( Vorsicht) ”, 因为这种理解模式体现了被理解的东西保持在前有的状态中, 并先见地被定位于理解之对象, 并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这种过程势必蕴涵了带有主观性色彩的因素。除此之外, 对该种理解模式的领会还体现在对语言的使用上, 因为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不使用正式的专业术语而使用日常通俗化的语言, 但是却使用正式的语言进行表述; 理解的第三种模式显然是与“前理解 ( Vorgriff) ”相对应的, 它更多的是指对有效实在的科学的理解, 不仅包括对传统科学理论结构的熟知也要对科学领域中革命性概念体系的包容。

综上所述, 无论科学中的解释存在于科学研究整个进程的哪个阶段, 只要解释存在, 就必然包含着理解, 且理解的过程是发生在解释之前的。正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那样: 一切解释都奠基于领会。相比德拉戈对科学中的理解作出三个模式的分析, 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丁·埃杰则从全新的角度详细地论述了科学中解释的三个阶段。

二解释的三个阶段

整体看来, 西方科学哲学的传统解释观在哲学层面上对形而上学是持否定态度的, 他们通常将科学解释看作是无主体、无旨趣与无意向性的理性过程。而实际上, “试图避免任何意向性的概念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客观的意向概念就是解释的或说明的概念……科学表述的规范特性只能是被语言共同体认可的表述特性, 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所以, 这种依据语言共同体的说明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说明’……正确的客观特性在于与文化相对特性的一致性……换句话说, 在说明中, 公众语言的意义就在于文化的相对特性, 而任何可保证的科学论断都必然会由文化的相对特性来加以解释, 从而展示出后现代科学哲学说明的文化特性。”［4］理解与解释作为相互独立的概念一开始就是与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联的, 关于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争论大多也都围绕理解与解释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作出的。德国哲学家卡尔- 奥托·阿佩尔 ( Karl -Otto Apel) 曾经将关于“理解———解释争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诠释学与唯科学论还原论之间的对立; 第二个阶段是在语言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与本体论诠释学之间的较量; 第三个阶段是精神科学为了防止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过分扩张进而对逻辑经验主义“统一科学”主张的对抗。正是这一阶段的争论推进了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分析, 对科学诠释学的发展大有裨益。首先, 传统认识论的“解释”由于形式化的语言系统逐步被逻辑———语义学解释所替代, 从而使得新解释更加精确、具有限定性; 第二, 正是由于逻辑———语义学的解释将自然科学之外的有关社会、历史、主体的因素的弃用引起精神科学对自身理解方法论的反思, 并构成以科学解释为基础的逻辑论证纲领向本体论诠释学前科学领域的理性回归; 第三, 促使英美分析哲学对科学进行诠释学分析的接纳, 形成“理解”与“解释”之间由对立转向互补的多元方法论基础。［5］于是, 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关于“理解———解释”之间的争论从宏观中划分为“理解或解释”与“理解与解释”的两个阶段, 在微观上则划分为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三个逻辑层次。“理解与解释”与“理解或解释”的阶段, 即包括关乎生命移情、个别性的、诠释学循环的理解与实证的、普遍性的解释的对立, 也包括亨普尔对解释覆盖律模式的普遍应用。［6］103 － 104

吉登斯在对待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态度上, 创立了“双重解释学”, 以此着重重申精神科学的研究内涵。简言之, 他的“双重解释学”包含两套意义框架: 一是饱含意义的生活世界; 二是由人类创造出的语言。就像存在于其他意义结构类型中的冲突一样, 精神科学比起自然科学来说, 更重视关注前解释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 意义充当着双重解释存在的原因。［7］而哈贝马斯则将重点直接关注在语言上。

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丁·埃杰 ( Martin Eger) 在反思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关于双重解释的论争后, 对解释本身做出了反思, 继而提出了解释的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 ( stage 0) , 是阅读“自然之书”与履行日常科学实践的数据获得阶段; 第一阶段 ( stage 1) 是解释数据、构建吻合数据的理论构建阶段; 第二阶段 ( stage 2) 是以他种方式解释高阶理论的阶段。［8］

埃杰对解释作出的三个阶段其实是为了证明整个科学研究中的解释及解释的功能是逐层递进的, 并且解释行为的复杂性受多种因素所制约, 解释者涉身因素会对解释产生重大影响。就像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一样, 他们在面对不同传统和不同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时候, 如果想要融入其中, 必须先找到前解释的世界与语言。换句话说, 就是对先前的和不同的世界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在自然科学中也是如此, 如果某人想参与到一项前沿科学或特殊学科的研究中去, 前提基础就是要充分了解该项学科的常用术语及专业性概念, 知晓学科发展方向与研究主旨, 并且掌握相关科学模型与研究成果、算式和基本研究方法等等, 只有这样, 我们通常才认为他具备了解释的基本能力, 也就是说, 在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时, 所有人都归属为初学者的行列。

另外, 语言作为作为交流的中介的工具,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语言是人类诞生、繁衍数千年之下的文化沉淀, 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文化传承之间。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需要依靠语言, 并且在科学研究的整个进程中也需要依赖语言将出现的现象和研究成果进行传播与推广, 从而使人们熟知和理解科学的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特别是在创新领域的科研下, 科学家们会经常根据专业特点使用近似的语言描述或者使用隐喻来对新领域、新事物、新理论成果作出描述。这样, 学习者面对的将不仅仅是科学的物质化的形式文本, 而且还要在他人的解释的基础上增加对语言的理解。

波兰尼 ( Michael Polanyi) 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曾经列举了这样的一个有名的例子: 任何人如果想进入某项科学研究中, 都是夹带着一种主观性的参与意向与目的的, 他从一无所知到熟知该项研究中, 是经历了从“局外人”到“局内人” ( go native) 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或许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而进入该项研究的基础需要其通过对该项研究涉及的几乎所有学科的基本理论、概念、发展历史、常用术语的学习来掌握基础信息, 所不能忽视的是, 这些基础信息的获得与解释是密不可分的, 如医学院的学生学习解剖学知识的过程, 他必须学习与解剖学有关的骨骼、动脉、神经、肌肉及各个器官的图样与知识, 这些知识是他在阅读专业书籍或者是从医学教授的讲授中直接获得的, 并且在获得这些直接的经验的之后, 他才可以熟练地指出各个脏器或人体内部器官的三维结构来, 这种与解剖学相关的基本技能具有解剖学最基本的技能, 这种技能将成为他关于解剖学的学习经验而应用到今后的医学学习和解剖学的具体实践中去, 而且只有这样, 他所掌握的解剖学的医学知识的意义才真正地显露出来。这个阶段是语言之再解释的体现, 用语言来描述的经验都是把语言运用到具体实例中, 并且修改了人们先前的观念框架结构。［9］

所以, 解释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语言的多元运用, 科学研究中的解释层层叠进, 从简单的说明性的解释 ( 初级阶段) , 到解释之实证过程 ( 第一阶段) , 再到解释之解释的高级阶段 ( 第二阶段) 构成了解释的三个阶段, 而第一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体现了解释的具体应用, 也就是说, 奠基在理解基础上的解释与应用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三者之间的互辅互成共同构建出科学诠释学的基础本质。

三理解、解释与应用三位一体

有着诠释学研究背景的人们通常这样认为, 正是由于狄尔泰急于批驳穆勒的关于自然科学向精神科学领域的渗透, 为了确保精神科学其科学合理性而重建诠释学开始, 才形成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各自方法论的相互独立, 特别是对理解和解释二者之间的严格区分是从狄尔泰和他的支持者那里得到坚决拥护的, 这种对立使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之间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因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 John Stuart Mill) 曾经声称, 所谓的精神科学应被理解为仅仅在程度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经验归纳科学, 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有一些差异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彼此采取独立的方法论却是断不可取。其实, 科学中任何方法论都不是限定在固定的领域中的, 自然科学也蕴涵着诠释学的因素。因为理解与解释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基本关系, 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是对科学整体的辩证理解与综合运用, 并且蕴涵着科学方法论的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正确掌握理解与解释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厘清科学研究的整体思路。理解与解释关系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角度, 从本体论角度上来看, 首先, 理解是解释的基础, 解释展现的是理解的可能性, 其次, 理解在解释中有成为自身的可能性。［6］109从认识论角度来看, 理解与解释是主、客体关于认知层面的关系, 理解是人的理性认识能力, 解释成为陈述性的消除困惑的主张。从方法论角度来看, 理解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则植根于最初的诠释学基础的技巧和方法。

当代科学诠释学涉及理解、解释与应用的三者统一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中明确地体现出来, 他强调理解的同时包含着解释与应用的过程, 并且阐明应用与解释是理解的行为, 解释是理解的解释又是理解的应用, 应用和解释并非在理解后发生, 它们是立即的行为, ［6］109三者融合统一共同论述了诠释学方法应用于现代科学理解的发展趋势。

与早期的诠释学所不同的是, 传统的诠释学是作为单一的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出现的, 它拥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 例如文学诠释学、神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与艺术诠释学等等, 这个时期的诠释学研究对象比较特定, 诠释的技艺也一度被归结到逻辑学的范围, 成为逻辑学的组成部分。最初被作为解释书面文献的技巧的诠释学, 经过施莱尔马赫的发展, 使其重心从“解释”转变为“理解”, 即解释与理解在语言上的各自独立性是由于解释是语言的公开表达, 而理解可以在心理层面实现。施莱尔马赫的这种区分本意不是将理解与解释对立起来, 而仅是强调诠释学重心的转移。直到19 世纪中叶, 诠释学才作为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精神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 后经过海德格尔本体论的分析和作为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之后, 这时的诠释学成为了不仅囊括一般的理论知识, 还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结合的诠释学。因此, 诠释学一直与理解、解释与应用紧密相关。

尽管狄尔泰将理解与解释作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各自的方法论基础对立起来, 但这种对立并不能将“解释”彻底排除在精神科学以及他为精神科学奠基的历史理性之外, 而只是被实证化了的自然所遵循的“规律解释”与“因果解释”等概念, 狄尔泰对理解和解释之间作出的论述只能表明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基础上的不同, 并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 诠释学的重要性是在认识到理解与解释之间的统一关系之后才建立的, 解释并非理解过程的附属品, 理解本身就是解释, 而解释则是理解的形式。［10］那么, 科学中的理解、解释与应用的三者统一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我们知道, 世界存在的万象之流之所以可以抽象地沉淀为系统的知识是源于人类理解及理解升华的思维过程。人类通过对现象的理解摸索出把握自然规律与客观事实的途径, 通过思维过程的凝练和实践的过程之后与世界建立起系统的沟通方式。比如在古罗马时期, 人们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 输水水管在跨越10 米以上的山坡时, 就输送不上去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只能将水管中的空气抽掉造成真空, 才可以顺利地将水输送到高处。尽管人们解决了水的输送问题, 但是却不明白个中缘由, 只能用亚里士多德的“大自然讨厌真空”的言论来进行解释。自从托里拆利的真空实验与压强关系的推定, 人们的头脑中形成关于压强的科学知识之后, 才可以科学地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 科学不仅仅局限在观察与描述事实, 而且要通过对事实的观察描述基础上得到理解, 从而形成完整的科学概念体系, 并运用它来解释这些事实。所以, 由于人类理解活动的特殊意义, 使人类理解过程在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自然科学离不开人类的理解过程, 人类的理解活动又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 正是这种理解、解释与实际应用的统一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不仅如此, 关于理解、解释与应用的融合在分析哲学内部也悄然兴起, 只是它与诠释学站在不同的分析立场上。“分析主义视科学为一定的语言陈述形式, 并对这一形式进行逻辑- 概念方面的分析; 结构主义视科学为基于理性行为之上的‘结构’; 诠释学的目的是, 从历史的实现与角度出发通过一定的方法把握对科学的‘理解’。”［11］并且, 后期逻辑经验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亨普尔在《自然科学的哲学》的第一章中提到: 不同分支的科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经验科学和非经验科学。前者力求探讨、描述、解释和预言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因此, 它们的陈述必须用我们的经验事实来检验……经验科学本身又常常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区分的标准比区分经验研究与非经验的标准更不清楚。［12］

每一个阶段的诠释学发展都与应用密切相关, 特别从19 世纪开始, 诠释学的发展趋势朝向理解、解释与应用的综合考虑。为了抵制自然科学方法论向精神科学领域的扩张, 狄尔泰及其拥趸一度坚决捍卫其“自然需要说明, 精神需要理解”的信条并且一直按照其所倡导的那样去努力地进行诠释学的研究; 海德格尔则直接将科学研究与科学活动当作人类在世的方式, 如果依照这种本体论的分析, 理解、解释与应用就不会分离开来; 之后,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的构建, 对科学中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认识, 他认为近代科学所承担的工作———对事物的分析与重建与世界构架的发展脉络相比, 只是一种特殊展开的领域, 这种展开的领域又受制于整个世界构架机制, 所以科学不可否认地包含着理解的过程。埃米利奥·贝蒂 ( Emilio Betti) 对诠释中主体、客体原则的阐述中将解释刻画为面向理解的过程, 他认为解释的过程最终是为了要解决理解的认识论问题, 所以解释完全可以被描绘成面向理解的过程, 它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人们达到对某物的理解, 并且理解是需要通过语言为中介的应用中实现。利科尔 ( Paul Ricoeur) 则重新探讨了理解与解释之间的互补关系, 为消解理解与解释之间的对立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诠释学恢复了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综上所述, 理解、解释与应用的三位一体就是指理解与解释及应用的主体和客体之间需要有客观化于富有意义形式里的精神作为连通, 理解、解释与应用的主体任务在于对精神客观化物中的思想、精神及创造性的重新思考。“理解是弧形的沟通桥梁, 一种把这些形式与那个曾经产生它们, 而它们又与之分离的内在重新结合统一的沟通桥梁; 当然, 正是这些形式的一种内在化, 这些形式的内容才在这种内在化中转进入与原本具有的主观性不同的主观性中”, ［13］也就是说, 理解成为对意义的“重新认识” ( re - cognition) 与“重新构造” ( re - construction) , 是对同质的他者精神的重新构建。经过现象学———诠释学的科学哲学家们不懈的努力“一个以理解与解释为中心, 以诠释学现象学为哲学背景理解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正在形成。”1

海德格尔曾说“一切解释都奠基于领会”, 从科学诠释学角度来分析, 所有科学与学术研究不外乎都是关于理论的各种解释, 而理论又与具体的实践应用相关。由于事物具有文化实践荷载的意义与理论荷载的意义, 所以对事物的把握也具有实践荷载的文化视角与理论荷载的视角, 这样造成了不同的视角理解事物的不同剖面, 不同的理解造成不同的解释原则与解释方式, 这两种视角是相互补充的: 解释以理解为前提基础, 解释依靠理解与实践而提升。

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意识到将理解与解释割裂开来的谬误, 转而采用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对待理解、解释与应用之间的关系。既然解释的任务旨在让某物得到理解, 对有意义的行为的把握也需要理解, 为了把握理解与解释之间的统一, 可以将理解通过实践应用而实现, 正因为科学面对的是广泛的领域, 所以人类可以通过语言或类似语言的中介在应用的层面上来表达对意义的综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