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共2篇）

篇1：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作者：薛庆超 《光明日报》（2015年01月31日 11版）

80年前，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遵义会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一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经过长征途中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酝酿准备，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历史的必然。遵义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强大，白区地下党组织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长篇发言，重点批判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提出今后在军事上扭转危局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明确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而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陈云指出：“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A同志（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最后，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从1932年1月开始，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遵义会议的上述重要决策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开始在中共中央居于主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继续长征途中，2月5日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当时，政治委员为“党代表”，具有最后决定权）。其后，鉴于长征中各种军事情况瞬息万变，中央对红军的军事指挥需要集中统一，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地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长征中，新的“三人团”具有红军最高统帅部的职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是在中央领导机关，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政府工作方面，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军事工作方面，他是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同时，由于毛泽东领导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丰富经验、由于他总结的红军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为中央所确认，特别是他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长征中多次提出的军事主张及战略战术，已经被遵义会议所接受。因此，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已处于核心地位。遵义会议解决了事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错误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去解决。遵义会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的红军战略战术基本原则，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周恩来曾回忆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起点。遵义会议在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和解决党内问题的起点。毛泽东指出：中国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对此应当肯定。但是，由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其错误指导又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道路等问题提出一系列错误论断。“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失败的切肤之痛，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解放出来，认识到确立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的重要性。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遵义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没有形成团结统一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从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中共中央走了一路，争论一路，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遵义会议后，既形成了统一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了按照具体情况决定长征方向，也团结了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在团结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方面，遵义会议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张闻天曾经犯过“左”倾错误，但较早认识错误，并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遵义会议就推举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对于暂时还没有认识错误的博古、凯丰（何克全），也保留他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身份，耐心等待他们在实践中认识错误。对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贡献，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二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力主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朱德等一道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与第一方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开创了中国革命新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独创性的丰富和发展。遵义会议正是在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时刻，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这是一个历史性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遵义会议形成了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遵义会议为开端，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长期从事党和红军实际领导工作的领导干部，全力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党中央和党的领导骨干力量紧密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有力、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通过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中国革命顺利发展的可靠保证。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国革命历经艰难曲折。遵义会议后的14年，中国革命不断赢得胜利。长征胜利完成，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成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篇2：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一、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更加准确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曾对国际国内形势作过正确的判断，但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左”或右的错误，使正确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有时甚至严重损害了革命事业。大革命时期，根据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积极与国民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大革命的发展。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党内在国情的判断上没有形成共识，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本已处于低潮和退却时期，如何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行动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即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但是在这一方针的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如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中央长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较为冷静和理智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认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如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准确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又积极联蒋抗日，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关系开始由对峙走向合作，国共两党由内战走向联合抗日。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民族革命战争来临，立即发表抗日通电，号召进行全民族抗战，并主动放弃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等主张，积极争取与蒋合作，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国民党政策转变，在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能正确把握形势，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妥善处理国共关系，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更加灵活和务实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情绪因素较重，有些时候缺乏必要的理智。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过于依赖和信任国民党，对国民党右派丧失了必要的警惕，甚至在国民党右派举起屠刀时仍在妥协退让，最终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下束手无策，只能被动挨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过于偏重情感因素，对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缺乏信任，过于防备，没有及时联合起来。如1933年福建事变后，红军虽与福建政府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协议，但当蒋和日本联合进攻福建政府时，并没有出手相救，坐视十九路军被蒋打垮，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孤立无援。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更加灵活和务实。如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政策，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协助张、杨解决事变，并在军事上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理智地采取应对措施，以斗争求团结，一方面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尽力揭露事变的真相，争取舆论的广泛同情，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以民族利益为重，严守自卫，力避内战的发生，将蒋介石留在抗日阵营内，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扩大。

三、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不再盲从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较大。如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埋下了根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盲从，在革命低潮时，命令红军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致使革命力量遭到巨大的损失。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谴责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反而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处于被动地位。

而遵义会议召开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干扰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鉴于各国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差异，共产国际也减少了对各国共产党活动的干预，给各国共产党更多的自主权。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不再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处理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等问题上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独立自主，立足于本国实际，实事求是，使中国革命在许多复杂和危急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发展，不断走向胜利。

四、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处理党内关系更加理智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党内的分歧，往往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致使党内的矛盾不能正确解决，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如在中国共产党六大上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采取“左”倾关门主义的态度，没有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收编的绿林武装，排斥了倾向革命的力量加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肃反”也使许多忠于革命的干部和红军将领被错杀。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自相残杀，无疑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

而遵义会议上，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虽然批判了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但鉴于时间紧迫，只解决了最重要的组织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没有涉及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理智而策略地处理了党内的分歧，维护了全党的团结。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才彻底解决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来在处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问题上，中共中央也采取了较为理智和策略的做法，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为中国革命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