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经典的介绍海外留学生活的纪录片

一部经典的介绍海外留学生活的纪录片（精选8篇）

篇1：一部经典的介绍海外留学生活的纪录片

重看《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收集剧中人近况，同时勉励自己。2010-07-29 12:21 P.M.这片子很经典，当年几乎人人都看，算是超级经典的纪录片了

2006年电视台又去寻找当年的人，有了后来的《含泪活着》这个结尾。通过对几个普通人在日本的生活，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外乡人去异国的真实情景。人人都不同，就好象外地人来北京打拼，除了没有语言障碍，其他何尝不是同去异乡日本或者其他国家的 人处在相同的处境？

按照出场顺序，我努力的搜索一下他们的现状吧。加粗的字都在自网上的其他人评论，版权归原作者哦

第1、2集：初来乍到（上、下）

人物：王尔敏，19岁（当时）浙江省舟山市人。

韩松，26岁（当时）江苏省盐城市人，已婚。

1996年4月21日下午，两名来自日本自费留学的中国青年，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踏入了东京成田机场－－日本的国门。他们素不相识，抱着不同的理想，迎接一切从零开始的挑战。从他们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起，摄制组跟踪拍摄了二年半，忠实地纪录了他们“初来乍到”的泪水与笑容，记述了他们完全不同的成长过程......王尔敏近况

据说：王尔敏大学毕业以后在日本就职了 王尔敏在做“酒水”工作，为了赚取学费。王尔敏早就日本大公司就职了

王尔敏

去年4月底，我那十九岁还未脱稚气的女儿王尔敏，要东渡日本求学。我忘不了她进机场时，带着迷惘的神色，一步一回头的情景。是啊！女儿在家，除了读书，一切都由我们包办，是那样的娇生惯养，如今去异国他乡，将面对陌生的世界，她能独立生活吗？能坚持下去吗？我们是多么的牵肠挂肚啊！

今年8月底，女儿要回国探亲。又在这机场门口，我们焦急地等待她。呀！她出来了，还是那样的朴素，那样的瘦小，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生。大概是为标明自己是女生，耳朵夹着小耳环，显得有些可笑，但步子是那样的轻松。这次来机场接女儿的还有来自日本富士电视台的四名记者，原来尔敏还是他们系列采访的对象。女儿带着欢愉的神情扑向我们，这瞬间被两架摄影机摄入镜头。在一起去旅馆的路上，女儿用熟练的日语与他们交谈，并不时为我们做翻译，我望着她还是那样幼稚的脸，嘴中吐出一串串流利的日语，不禁暗问我自己，这是我的女儿吗？一年之前她还只会背些日语单词，学得真快啊！电视台记者给我家带来一盒录像带，里面有记录王尔敏在日本学习、打工的情况。她拖着弱小的身子，在陌生的街上，一户一户地，边说边打手势在推荐自己。三个月还未能找到工作，坐在椅子上，低垂着头在伤心地落泪。一年不到，王尔敏以高分考入了日本千叶大学，为完成学业和吃饭，一星期有四个下午到晚上要去打工，路上来回还得三个小时，每次打工回宿舍已是凌晨，而清晨又得起床，赶上课。这艰难的日子都在录像带中记录着。看着看着，我们全家都掉泪了，想不到女儿会变得这样的刻苦与坚强，她忍受了国内大学生难以碰到的艰辛，她咬牙坚持了，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她自豪地说：“我是用自己挣来的钱来探望你们的”。女儿长大了！

女儿的努力与刻苦，引起了日本富士电视台浓厚的兴趣，为什么这样弱小、看起来还像初中生的女孩，会有这样的精神？带着这问题，四名记者专程赶到中国并跟踪到舟山，做进一步的采访。8月31日在舟山中学她中学时的教室门口拍摄，并对舟山中学有这样的规模和良好的教学环境大加赞赏；还在普陀山的千步沙拍摄了她踏浪的镜头。舟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说：“舟山是个海岛，但有这样好的学校，人民是那样勤奋，海边上成长的人应该是坚强的，所以王尔敏弱小的身躯中会有那样刻苦而坚强的品质啊。”

在录像带中可以看出，日本并不是天堂。你想在那里学习与生活，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女儿在身边时，老觉得她长不大，而一旦离开我们独立生活，艰难的环境反磨练了她的意志，在奋斗中逐渐成熟起来。作为父亲，看到女儿在异国如此艰辛的生活，自然心疼，但她表现出来的坚韧和勇气，更使我高兴，我对自己说：“女儿长大了！可以放心了！”只希望她早日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本文作者系王尔敏之父王义生先生）韩松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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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0集：我的太阳（上、下）

人物：李仲生，45岁（当时）北京市人。来日11年。

1986年，34岁的李仲生来日本留学，考上博士课程后，老李的妻子便不让丈夫打工了，全家的生活靠妻子洗碗的收入来支撑着。96年夏末，老李抱着筹资在国内建一所学校的想法，听信了诈骗组织“KKC”成员的谎言，在没和妻子商量的情况下，将妻子花了10年心血攒下来的全部财产－－300万日元，投向了“KKC”......妻子，终日泪水不止－－结婚15年的夫妻最终分居了。

45岁的李仲生带着书，在中野区租了间不足5平方米的小屋，每周外出2－3次打零工，维持生活，每天写论文到天亮－－离提交论文只有半年。96年除夕，妻子让老李回家吃顿团圆饭，望着增添了不少白发的妻子和默默包饺子的女儿，李仲生感慨万千，放开喉咙，唱起了十几年前唱过的那首名曲－－我的太阳......日本的除夕之夜，十分地宁静，李仲生的歌声在街头回落，迫人胸怀......据说：李仲生近况 博士

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兼任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科特约研究员、日本国际亚洲文化学会亚洲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很多人对李博士的女儿李博很有印象

今年25岁，但是还没有上大学

还有就是老婆女儿的工作学习生活没解决好，据说他们三个人现在关系不好~

李教授一月只回家一两次。

别人blog里转的 是一些日本人看完此片后的评论

片子播出以后日本的网站上收到了几百万条留言

“星期五晚上，我和妻子偶尔从电视上看到《含泪活着》这个纪录片。两个多小时里，我们被牢牢地钉在电视机前。播完后，浸满泪水的纸巾在茶几上堆成小山。片子结尾时妻子握着我的手哭出声来，结婚１７年来看电影电视从未有过。我也是有生４３年来第一次这么感动爽快地流泪！《含泪活着》给我们面对困境的勇气、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对理想的追求等启迪，无法用语言概括。向片中主人公中国人丁先生和他妻子、女儿以及纪录片制作者张丽玲女士脱帽致敬！”

“泪流不止看完《含泪活着》，许多年没这样哭了！脑子里对中国人的反感偏见被泪水洗刷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人的崇敬。中国人丁先生一家深切的爱，为理想锲而不舍前仆后继，历经不幸但含泪追梦的人生态度，都是现代日本人不应忘记但却忘记了的东西。中国人丁先生是当代男人的楷模，丁先生的妻子是女性的典范，丁先生的女儿是年轻一代效仿的对象，希望《含泪活着》发行ＤＶＤ永久保存版。”

“2000年看了富士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小留学生》大受感动，之后的《年轻人》、《我的太阳》、《来自中国的瑰宝》„„张丽玲女士的纪录片每部必看，每次都获益匪浅。这次我召集全家一起看《含泪活着》，丁先生十几年含辛茹苦，但他清澈温和的目光、为理想视死如归的身影，他妻子对丈夫和女儿的无私奉献和对感情的忠贞不渝，他女儿对父母的期待以实际行动的回答„„令我全家泣不成声！这部纪录片让我即将大学毕业的儿子决定去中国留学。”

篇2：一部经典的介绍海外留学生活的纪录片

美国留学做义工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的四月份，都是美国人最忙碌的时候。忙着投票，忙着报税，家里有中学生的，又要忙着挑选大学。因为四月十五日不仅是报税截至日，同时也是美国很多大学录取秋季入学新生的最后期限。

其实严格说起来，美国没有高考，所谓的“高考”其实是定期的标准化考试，每年有7次，就像“托福”、GRE、GMAT一样。学生可以随时参加考试，没有次数限制，甚至可以每次都考，然后用自己最高的.一次分数去申请大学。由于SAT成绩两年内有效，许多高中生上高三时就开始考SAT，一直考到自己不愿考为止。所以说，美国的高考招生不像中国的“一考定终身”，因此，美国高中生心理压力相对中国来说小得多。

而且，考分高并不一定能上名校，各校更注重的是综合素质的选拔。另外美国的大学挑选学生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偏心”，对于一些特殊的学生，会有一些“加分”政策。不过，美国的高校自己掌握“加分”等权力，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而开辟一些优秀特长生专用通道。

首先，对于一些在体育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大学会优先考虑。除此之外，大学在考量学生的时候，还会看综平时的表现。在美国中学，学生们平时作业算分，做实验算分，课堂讨论算分，有的老师甚至连孩子出不出勤都算分。平时成绩日积月累，到了高校招生时，很多学校就用这个成绩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态度。

美国中学生校外活动分成体育活动、文娱活动、科技活动、校内活动、校外活动、个人兴趣爱好……大学录取时，还会考察学生是否有特别的地方，有无完成中学规定的公益活动（内容由学生自定）时间，也看你有无打零工经历，以及你是否有被社会认可的经历。

美国两名中学生使用脱氧核糖核酸（DNA）条形码技术，对自己采集的鱼类样本检测后发现，纽约市商店销售和餐馆供应鱼类中约四分之一贴错标签，涉嫌以贱充贵。这种经历就很可能为他们以后升学加分。

美国许多大学在招收学生时，不仅要看学生的成绩和专长，而且要看学生是否参加公益活动，做义工（社区服务）的情况。比如，有的学生每年暑假都到非洲或南美洲一些不发达国家去为穷人盖房子，最终获得加分，进入名校。

在美国，中学生的义工活动多种多样，他们可以去敬老院为老人读书，到图书馆管理书籍，或在红十字会为献血者服务。

篇3：一部英国电视纪录片引发的思考

2012年9月, 经国家汉办的选拔考试, 我来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国立语言大学附属的一所中学任汉语老师。 作为一个有着二十多年教学经历的老师, 我对此次的赴任自然是信心满满。 该校的领导对我的到来非常欢迎, 分配给了我高年级的几个班级, 那些学生已学了几年汉语, 有一定的语言基础, 希望我这个外教的到来, 能切实提高他们的汉语学习水平。 而我也不负众望:第一堂课上, 我从自己的家乡上海, 讲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从孩子们爱看的武打片, 讲到中国的功夫;从孩子们爱吃的饺子, 讲到中国的美食。 时不时地, 从孩子们的口中, 会爆出“东方明珠”、“长城”、“成龙”等词, 让我无比惊喜。 整整一堂课, 他们始终瞪大眼睛, 认真听着我的每句话, 积极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虽然人数不多, 只有十几人, 但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教学互动频繁。 课后, 来听课的校长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 太好了。 很少见孩子们在课堂上如此专注认真过。

一炮打响, 令我更加踌躇满志。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 情况似乎有点不对劲了。 随着孩子们最初新鲜感的逐渐消失, 随着教学内容的越来越深入, 他们“活泼好动”的天性开始充分展示出来了。 毕竟, 学外语不是光靠看外国电影, 唱唱外国歌曲那么简单的, 要从字词学起, 但汉字对外国人来说太难了, 他们更愿意停留在拼音阶段, 排斥汉字学习。 于是, 课堂上, 孩子们越来越“不安分”起来, 有讲话的, 扔纸团的, 起哄的, 还有被我叫到黑板前来默写, 之后不愿回去“赖”在那里自说自话画画的。 甚至有一次, 当我回头在黑板上书写的时候, 两个男生不知何故突然扭打在了一起, 真可谓是 “麻烦不断”, “状况百出”。 好几次, 就像电视剧中的那几位中国老师一样, 我感到自己快崩溃了。 我曾板起脸跟他们讲课堂纪律, 讲校纪校规, 说你们现在的行为就是违规违纪, 可他们瞪着茫然的眼睛, 似乎根本不明白;我曾把他们和中国孩子比, 告诉他们中国学生在学外语时是如何认真努力, 可他们脸上的表情明显告诉我, 他们很排斥这种比较, 就像电视剧中的那个英国女孩所说的那样:“你认为我们不如那些中国孩子吗?”我曾想搬“救兵”, 吓唬那些调皮学生, 说要把他们家长叫来“告状”, 可他们根本无所谓。事后该校的其他老师告诉我, 这招他们也曾试过, 根本不管用, 因为在白俄的家长看来, 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 他有兴趣就学, 没兴趣家长也不会逼他学。 这不禁让我大感吃惊。 随后, 从那些老师那里, 我开始对白俄的教育有了逐步了解。

白俄罗斯是位于欧洲东部的一个内陆小国, 虽不像英国那样属于高福利的发达国家, 但它人口不多, 就业竞争不激烈。 尤其是在首都明斯克市, 一般的学生中学毕业后, 都能顺利进入大学学习, 即使上不了大学, 也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学习对他们来说, 从来就不是一件有压力的事。 一旦他们想学什么, 有了学习兴趣, 他们就会投入极大的热情、主动、灵活、高兴地学。 反之, 逼他也没用。 在中国,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那么多人竞争上大学, 竞争找工作, 使得学习成了孩子们极大的压力, “望子成龙” 的家长们在学习这件事上会跟学校特别配合, 如果孩子在校不好好学习, 那么不仅被老师批评, 回家还要接受父母的惩罚。 这样的内外施压, 再调皮的孩子也会收敛很多。 所以, 在国内, 虽然班级人数达到60多人, 但课堂纪律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不一样的国情, 导致了不一样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氛围, 老师重要的是如何贯彻教学理念, “因材施教”, “取长补短”。意识到这点, 我开始暗暗观察起每个班级, 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按学习成绩的好坏, 我把他们分为好中差三个级别。不要以为外国孩子都不爱学习, 其实他们中学得好不在少数, 甚至还有“学霸”级的。 尤拉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长相机灵的男孩口语很好, 认的字比其他同学多, 而且知识面很广, 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但课堂上, 他绝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人, 经常招惹别人, 属于让我头疼的几个重点对象之一。 后来我通过观察, 发现他悟性特别高。 每当我讲到一个新的内容时, 他会立刻显得非常专注, 竖起耳朵听我讲。 但很快, 当他理解后, 又会马上加入到同其他同学的嬉闹中。所以, 虽然调皮, 但他成绩却不差。显然, 对于这样聪明有悟性的学生, 课堂上的内容已“喂不饱”他, 要挖掘他的潜能, 引导他往知识的拓展上努力。于是, 我有意识地经常给他开点“小灶”, 推荐给他一些好的读物, 让他参加孔子学院举办的各种活动等。 课堂上我也会把一些难的、深层次的问题留给他, 让他静下心来, 做深入的思考。果然, 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尤拉在课上“沉稳”了不少, 不再像过去那样嬉闹了。 每学完一个知识, 他都会认真思考, 准备应对我抛给他的难题。

“差生”其实并不是都 “无可救药”, 关键是要找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让他们重拾学习信心。 萨沙是学校有名的“差生”, 每次考试成绩都垫底。 他长得又高又胖, 性格大大咧咧。课堂上他从没“坐相”, 总是东张西望, 寻找一切捣蛋机会:一会扯邻座女孩的头发, 一会朝隔排学生扔纸团, 一刻都不消停。 但他天生一副好嗓子, 歌唱得特别好, 经常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中上台表演。 一次在课上, 当教到“朋友”这个词时, 他突然站起来说他知道这个词。 原来他听过周华健演唱的《朋友》这首歌, 很喜欢它的旋律, 但苦于汉语基础太差, 想学而不敢学。 听到这, 我感到机会来了。 课后, 我找来了这首歌的歌词, 注上拼音, 一字一句教他发音, 再理解这些汉字的意思。 没想到, 出于对这首歌的喜爱, 基础很差的他竟硬是把歌词背下来了, 学会了演唱。 以后这首歌成了他的保留节目, 各种演出都会拿出来“秀”一下。 一首中国歌曲, 让他学会了很多汉字, 也激起了他学好汉语的信心。 后来他又学会了《小草》和小虎队的几首歌曲, 准备参加来年的《汉语桥》比赛。

就这样, 随着我对这些学生的了解, 随着我对教学的不断调整, 我发现课堂的掌控权又重新回到了我手里。 课堂上的孩子不再那么捣蛋了, 他们开始觉得汉字不是那么难学了。 一年后, 当我完成了汉办的任务, 向他们告别时, 就像电视剧中的情景那样, 孩子们流露出了依依不舍之情, 他们送我明信片, 还有女孩们自己编织的手串, 表达他们的惜别之情, 让我深受感动。 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长大后到中国留学。

篇4：一部纪录片的诞生

缘起

2009年的夏天，我在四川省都江堰市拍摄心理援助志愿者的故事，我了解到这些志愿者援助的主要对象就是失去孩子的家庭。和这些家庭接触久了，我就萌生了想为他们拍个纪录片的想法，但拍什么人物、什么故事、什么主题，则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到了2009年的10月，我逐渐确定拍摄这些家庭重新生育孩子的故事，这是关于生命延续的故事，对于全世界的观众来说，这是普世性的命题。地震后四川灾区有6000多个家庭要重新生育孩子，他们大多有复杂的生育动机：他们普遍相信通过孕育新生命能让过去那个生命回到他们身边，他们不愿接受过去那个生命真正离开了他们，他们希望过去的孩子能轮回转世。

有了这些思考后，我给片子暂定名为《重生》，逝去的生命能否重生？我将去探求。必须要说的是，我很在意我的纪录片能否吸引观众，我希望我的纪录片能让尽量多的观众看到，而不仅仅是小众欣赏。我想拍摄的是既有艺术价值又有观众缘的纪录片。

第一次拍摄

2009年10月下旬，在和朋友借了8000元后，我带着摄影助理鲁帅坐上开往四川的火车。第一次拍摄其实是边拍摄边调研的过程，我要逐步确定我要拍摄的主要人物是谁，她们有什么不同的故事，她们互相怎样建立人物关系等等。

由于几个月前我在都江堰拍摄了心理援助志愿者的故事，已认识了不少丧子家庭，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他们大多已熟悉了我和我的摄像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对我充分信任，他们只是并不拒绝我的拍摄，我和他们要取得信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13天的拍摄和调研中，我逐渐确定了三个主人公，她们是三个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三人中马军年纪最小，35岁，地震后比较早地选择了试管婴儿的方式来再生育（她无法自然生育），也顺利怀孕，三个月后即将生育。在再生育的母亲中，马军是比较顺利的，她是成功生育的代表。叶红梅是马军的朋友，也有同样的命运，但她已40岁，第一次试管生育以失败告终，正在犹豫是否要进行第二次试管生育，即使再次尝试，成功的希望也很渺茫，她的命运与马军形成对比。叶红梅和马军都相信轮回，认为生育新生命能把过去那个生命“唤回”，叶红梅特别希望能再生一个女儿，因为她以前的孩子也是女孩。第三位母亲是我接触到的唯一不想再生育的母亲，叫蒲莉，她不相信轮回，她认为过去那个生命是无法替代的，她也不愿再经历生育的种种艰难和痛苦。

第一次拍摄和调研让我意识到拍摄难度还是很大的，主要的难题在于我是男性导演，我的拍摄对象基本都是女性，我很难“近距离”拍摄她们，我也很难走进她们的内心，我必须要取得她们的足够信任，我必须要足够细腻和细心。

广州纪录片大会

2008年，我第一次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那次虽然没有在大会上pitch（投标），但了解了pitch是什么以及pitch对于纪录片制作来说有怎样的意义。2009年12月，我又来到广州纪录片大会，这次带着《重生》的片花，我要面对BBC、NHK、ARTE、NDR等国际纪录片买家pitch我的《重生》。

在第一次拍摄之后我就剪出了一个小片花，拿给梁为超看，他此前几年一直做纪录片制片人。他看了后对这片子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做《重生》的制片人。在这之前，梁为超已有一些国际联合制作纪录片的经验，并专门做纪录片制片人，他对纪录片创作、对我的项目都有强烈的兴趣，我们的合作意向很快达成。我和为超在影片制作阶段的基本分工是：我负责拍摄制作，他负责融资、寻找国际联合制作方。我们的共识是：让《重生》这个项目走向国际舞台，开展国际联合制作，而不是通常的国内独立纪录片小额的、独资的、没有正规发行渠道的制作方式。我们合作的共识是基于我们都对《重生》有信心，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化的故事，生育与生命是全世界观众都能读懂的命题。

我制作的片花和我的pitch在纪录片大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很多国际买家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重生》成为那一年的十佳提案之一。那年的纪录片大会，给我片子回应最多的就是NHK的节目编辑今村研一先生，但今村还是很谨慎，说希望看到更多素材后再决定。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比较好的消息了。

第二次拍摄

很显然，纪录片大会并不能迅速给我们带来合作协议和资金，我们必须自己找钱继续拍摄，必须拿出更多的素材，才可能开始国际联合制作。

梁为超想办法从他的几个朋友那里“融”来一些资金，作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拍摄费用。这几个投资人投的额度都很小，但都算是这个项目的股东，我和为超则用自己的劳动作为投入，也成为这个项目的股东。第二次拍摄在2010年1月进行，共13天。我们的经费还是很紧张，仍然是我和摄影助理鲁帅从北京去四川，这次拍摄我多了个导演助理，就是后来成为我女朋友的臧妮，她从重庆来四川助阵，摄制组多了个女性成员，我们和那些母亲们的距离拉近了不少。

第二次拍摄中，我们锁定的几个主人公的戏份渐渐有了变化。马军顺利地生下了试管婴儿，她是都江堰的地震丧子母亲中第一个试管生育成功的，她的成功有标志性的意义，对其他母亲有很积极的影响，但在这之后她的戏份就很弱了。叶红梅仍然在犹豫是否开始第二次试管婴儿生育，她的行为动作比较静态，戏份也很少。最有戏份的是蒲莉，本来不想再生育的她却突然怀孕了，这让她很矛盾，很纠结，再加上她本来就和丈夫有一些生活上的矛盾，她成了最焦虑的母亲。

喜讯

2010年3月，梁为超在香港举行的亚洲纪录片之光（ASIAN SIDE OF THE DOC，一个由法国主办的纪录片提案选拔活动）获得与NHK的合作意向。这个活动和广州纪录片大会相似，也是市场活动，众多亚洲优秀的纪录片项目会在这里向众多国际纪录片买家pitch。在这里，为超用英文上台pitch，并播放了我们用新素材重新做的片花，放完后台下的买家们掌声一片。这样的反响和我们不断推进拍摄的态度以及更多的素材都直接影响了台下的今村研一的态度，这次他开始和为超谈合作意向，根据他们的出资额度要求得到片子在日本的播映权益，同时作为项目股东和我们开展联合制作。

和NHK的合作意向达成了，但离合同签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好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国际联合制作。我们像一个婴儿一样从蹒跚学步到真正学会走路，这个过程中，制片人梁为超功不可没。

最重要的拍摄时期

2010年的3月至5月我们又完成了3次拍摄，共31天。这一阶段我们的拍摄经费仍然紧张，NHK的钱不会马上到位，要等上几个月。由于经费的原因，这期间也有很长时间完全是我一个人在拍摄，有时臧妮会从重庆来四川帮我一下，在拍摄中她从女性的视角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这段时间是整个前期拍摄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了第一主人公，也逐渐确立了基本的故事框架。之前的拍摄本来把蒲莉当做第一主人公，但她最大的问题是不愿被拍摄，而这一时期叶红梅渐渐有了更多的戏份，她开始了第二次试管生育的历程。像她40岁的年纪，做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只有30%左右，虽然胜算不多，但叶红梅和丈夫仍然坚定地走上试管生育之路，在这条路上，叶红梅要吃不少苦头，承受不少压力，这吸引了我的关注，我想也会吸引观众的关注。而且，在几个月相处的时间里，叶红梅和她的丈夫對我们的拍摄越来越敞开，越来越放松，我也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叶红梅的丈夫祝俊生经常邀我喝酒聊天，他有强烈的倾诉欲。当然，在这期间，我也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帮助，比如帮他们写困难补助申请，比如买一些东西贴补他们的家用，这个家庭只有丈夫每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他们是城市里低收入家庭。

很显然，我的第一主人公不能再是蒲莉了，而是转向叶红梅，她的丈夫也成为我重要的拍摄对象，他的性格很鲜明，喜怒形于色，语言也很幽默，是很好的拍摄对象。

这段时间我对他们的生育行为、对他们的内心都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段时间的拍摄日记中我写道：“我虽未经历地震现场，但我看过很多未公开传播的四川地震的第一手视频资料，确实很恐怖，我经常没法完整地看下去。我一直在想，我拍摄的那么多母亲为什么一直不愿接受孩子已经在地震中死去这个事实，为什么一定要再生一个孩子来替代过去那个生命？……地震硬生生地改變了她们的生命，几分钟前她们还拥有自己孩子的鲜活生命，几分钟后就没有了，这种对生命的改造太强硬了，太突然了，她们真的很难接受，要知道，对这些普通的中国女性来说，孩子几乎是她们生命的全部。而她们未来的生命状态就是努力地去再生育，努力地再造一个生命，努力地让自己的生命状态回到地震前的那个状态。说真的，她们中的一些人更希望生命倒流，而不是前进。但生命是不能倒流的，对那些无法再生育孩子的母亲来说，这就是尴尬所在——生命到底该怎么往前走？”

几个人物戏剧化的变化与结果

6月份，我们又去四川完成了一次拍摄，这次拍摄中几个人物都有了戏剧性的推进和结果。一直对生育这件事很纠结的蒲莉终于生下了孩子，在这之前她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妊娠高血压，差点危及生命。她的孩子也是早产儿，只有三斤重，蒲莉看到保温箱里那个幼小而孱弱的生命，流下了眼泪，我想她的眼泪背后有很复杂的心迹。

叶红梅的试管生育则进入最关键的时期，此期间她呈现的强大的忍受力和母性情怀深深打动了我。我们着重拍摄了夫妻二人的关系，祝俊生虽然能够细心照顾妻子叶红梅，但在挣钱养家方面常常不“给力”，还和妻子半开玩笑地提到过离婚——假使这次生育失败就离婚。虽然这种玩笑之词最后不了了之，但也可见叶红梅这样的女人面临的压力，尤其当周围的女人都纷纷成功怀孕并生下孩子后，这种压力越发加大。

但努力了两年的结果却是第二次试管生育依旧失败，叶红梅已不年轻的子宫根本就怀不上孩子。获悉失败的消息后，叶红梅强忍泪水，沉默地吃着早餐，用筷子一粒粒的挑稀饭吃，拍摄这段的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

最后阶段的拍摄

2010年9月，我准备去四川做最后一次拍摄，我的主人公们生育行为完成已有三个月了，我想再去观察一下她们的生命状态。从叙事的角度讲，可以不需要这次拍摄，但从影片关注的主题看，这次拍摄是需要的，因为影片关注的是生命而不是生育，生育只是叙事线索。

我们和NHK的协议已经签署，经费方面也宽裕了些，这最后一次的拍摄我打算组建一个专业的小团队去拍，我要请专业的摄影师和录音师，我需要专业的影像和声音。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我既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也不是专业录音师，他们做的专业的工作为片子增色不少。另外，我还特意请了图片摄影师去给这些再生育的母亲们拍肖像图片，我想将来有机会的话给这些母亲做个图片展，或者在其他出版物里用上她们的图片。

当然，没有经费的话这些事都办不成，制片人梁为超一直在为这件事努力。他已经在尝试与另一个重要的国际大买家谈合作。

这次拍摄中叶红梅夫妇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生育孩子的念头，他们开始接受收养孩子的想法，而以前叶红梅对此是完全不接受的。他们甚至已不再操心孩子这件事，而是操心房前的菜地，操心即将要分配的廉租房。不管怎样，生命都要往前走的。

10月初，我回到北京没几天，忽然听到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叶红梅怀孕了，而且是自然怀孕。真实的生活永远比电影更要有戏剧性，而拍纪录片的乐趣也在于不断会面对surprise，于是我再次出发，又去到四川拍摄一家人喜悦的状态。

为自己的纪录片创作原声音乐

2010年10月下旬，《重生》开始后期制作。我和梁为超曾商量过请国外的剪辑师来做剪辑，但发现经费还是不允许，只能我自己剪辑。开始后期制作的同时，我也开始物色作曲，我们的片子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声音乐，一方面这是为这部影片量身定做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拥有版权，便于将来做发行。

经过几番寻找和沟通，我最终确认了中国传媒大学的蒋安庆老师来担当我们的作曲工作。

剪辑

2011年1月，《重生》剪辑完成第一版，这一版有90多分钟，以叶红梅、蒲莉、马军三个人物的生育故事为线索，讲述三个人的故事，只是笔墨各有不同，叶红梅的笔墨最多。我把这一版拿给《归途列车》的导演范立欣看。

范立欣提的最中肯的意见还是人物方面的，他认为人物太多有时不是好事，尤其对于西方观众来说，他们经常分不清中国人谁是谁，觉得都长得差不多。再加上有的人物的戏份也不足，人物之间的关联度还不够好，这会影响整体的结构。他提出大胆的假设：如果只讲一个主人公的故事会不会更好呢？

第二版剪辑的时候我就只保留了叶红梅和丈夫祝俊生作为主线人物，适当使用了一些马军的戏份来辅助叶红梅的戏份，蒲莉的内容则完全拿掉。叶红梅版本剪完后只有81分钟，给周围很多同行看后都觉得效果还不错，尤其比三个人物的版本要好。NHK也更喜欢这个版本，他们最终播出的也是单个人物的版本。

剪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片名也发生了变化，原本叫《重生》，但后来发现国内还有别的地震题材的纪录片也叫《重生》，有些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也叫《重生》，这个重名率就太高了。于是我们给片子改名为《活着》（故事片有叫《活着》的但纪录片还没有），片子的主要内容确实关注的是活着的人如何解决活着的问题。

第一轮播出

很多纪录片完成后通常是先送电影节并通过电影节产生一定影响后再做发行，而电视发行更是比较靠后。但我们的项目和NHK有约在先，他们要在2011年的5月汶川地震三周年期间播出（这期间也考虑到母亲节的播出档），所以片子剪辑完成不久后就在NHK播出了。与此同时，央视一套的《看见》栏目也播出了我们的片子。之所以会在央视一套播出，一是因为5月份是播出地震题材纪录片很好的播出档，另外我们也希望通过央视一套的影响力来为片子吸引到一些赞助，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经费来完成电影版后期的精加工。

“女儿，你回不来了。”

5月份的电视播出后，我又一次来到了四川都江堰，因为怀胎十月的叶红梅快要生产了，我想把这个母亲艰苦生育的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

我们想办法说服了都江堰当地的医院，同意我们进入到手术室拍摄生育的全过程，而叶红梅也完全不拒绝这样“零距离”的拍摄，毕竟我们已经相当熟稔了。

这是我第一次拍摄女性生育的过程，而且是如此近距离，我有些忐忑，也有些激动。叶红梅进行的是剖宫产，整个过程比较快，大概只有20多分钟，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新生命的啼声初试。2011年5月20日9时16分，婴儿终于从母腹中出来了，他的脐带还和母体相连，我的镜头从那鲜活的生命摇到叶红梅的脸庞，婴儿的啼哭声终于迸发出来，非常有力，他在宣告自己的诞生。

上天给叶红梅的是个男孩，而不是她和丈夫一直期望的女孩。在一年前，叶红梅就和丈夫祝俊生都表示只想要女孩，不想要男孩，因为他们之前的孩子就是女儿，很漂亮，很可爱，但被地震夺走。再生一个女儿的话就意味着过去那个女儿回到他们的生命中，如果是儿子，会让他们觉得女儿回不来了。

还躺在手术台上的叶红梅看到是个儿子，说了句：“这下祝老四（祝俊生）会不高兴。”果然，母子从手术室推出来后，虽然众多亲友纷纷道喜，祝俊生却直撇嘴，嘴上虽没说什么，但满脸的不高兴。

安顿好母子二人后，祝俊生回到了家里，面对女儿的照片，他泪流满面，对女儿照片说：“我的女儿啊，你回不来了！”

我只能说，这便是生命，生命怎能尽遂人愿！

调色与声音后制

2011年7月前，我们完成了电影版的调色和声音后制。我以前的独立纪录片不会去做这样的专业工作，但《活着》既然有了一定经费，后期的精加工就是必需的。

声音的后制花的钱和时间都不算多，因为只是做立体声而不是5.1声道，所以相对简单点。但我还是和声音的后制公司一点点地调整了每个声音素材，声音素材的增加或减少，一些音效的使用，音色、电平和频率响应的调整，都尽量做好。但纪录片的声音美学显然和故事片不太一样，很多时候纪录片的声音不需要做得很“干净”，而是要“糙”一点。

调色方面也找了专业的公司和人员来做，遗憾的是我们还用不起“达·芬奇”来调色，就用苹果的color调了，对我们这样的纪录片来说，color基本够用了。

需要注意的是，最好不要跨平台操作。我的剪辑用的是PC平台下的AVID MC来剪辑，而调色用的是苹果MAC系统下的color，我们就必须要转码两次来调色，调完后还要重新编码生成。大家都知道，转码越多素材的质量损失越多，尤其是色彩方面，所以要尽量避免跨平台操作。

后续

之后，《活着》的官网也上线了（http://www.thenextlifemovie.com）。专门为一个纪录片做官网，对我们来说也是第一次，这也是向国际纪录片的制作和发行看齐。

之后的工作，就是电影节推广和发行了。制片人梁为超已经在物色国际发行代理商了。

我和梁为超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活着》申请“龙标”，希望这部影片能在中国的影院放映。尽管纪录片在中国的影院一直票房惨淡，但我们还是想为此努力。

不管《活着》这部纪录片将来会取得怎样的成绩，我都特别想感谢那些都江堰的母亲们，是她们给了我这么多感人的故事。感谢那些普普通通的家庭，他们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我的生命中又多了一群朋友，我会经常惦记他们！

篇5：一部经典的介绍海外留学生活的纪录片

然而, 这一场中丹的较量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 哈尔滨69中的这些孩子们在各项测试中都击败了同龄的丹麦学生, 包括此前丹麦师生都信心十足的创新和团队合作——除了英语测试。该纪录片在DR电视台播出时, 在丹麦国内曾掀起轩然大波, 一时间, 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与丹麦的教育模式孰优孰劣的讨论比比皆是。事实上在国内, 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教育的既定印象一直都是“应试”“死板”“僵硬”, 而国外的教育制度则通常被看作“快乐”、“灵活”、“创新”。诚然, 这次对抗赛仅仅是单一事件, 不能代表全国的平均教育水平, 却依旧可以说明中国的基础教育并非如同国人常常以为的那样不堪。但同时, 中国的孩子们差一点就大获全胜却唯独栽在了英语这一项, 也引发了笔者的思考。

笔者曾于丹麦攻读本科和研究生, 前后在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人均GDP排名却占据世界第六的国家生活了将近九年, 对丹麦各方面都有所了解。在此, 谨就丹麦的教育制度、尤其是英语教育的方法上做一些探讨, 望从中找到值得我国英语教育借鉴之处。

丹麦的教育制度

丹麦地处北欧, 人口569万, 人民生活优渥, 贫富差距较小, 是一个高福利的民主国家。联合国发布的201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 丹麦的人类发展因子位居世界第四, 这与丹麦优秀的教育水平是分不开的。丹麦的孩童走出幼儿园之后, 就开始了学校教育。和中国一样, 丹麦的义务教育也是9年, 绝大多数丹麦人选择就读于政府开办的70余所公立学校, 而也有15.6%的丹麦人选择私立学校。

学生完成了义务教育后, 9 5 % 的丹麦人会继续在Gymnasium、HTX、HHX、HF等机构中进行相当于国内的高中或是中专程度的学习。上述教育机构的差异表现在学习内容及学制上, 如Gymnasium涵盖了文科、商科、理科等综合专业领域, 学制三年;HF与它类似, 学制两年;HHX和HTX则分别主要修习商科和工科。学业结束时, 学生需要参加名为“Studentereksamen”的考试以取得文凭。

在评分制度上, 丹麦学校只在特殊条件下采用欧美国家常用的ABCDF五级评分制 (如英语评级) , 更多则使用七级评分制, 即-3、0、2、4、7、10、12这七个档次。其中, 2分为及格档。但笔者在丹麦留学时, 深知7分才是丹麦学生的平均分, 而只有得到10分, 才能够勉强被称为“优秀”。丹麦学生依靠他们的“高考”成绩, 也就是“Studentereksamen”的分数来申请学校。丹麦除了拥有六所综合性国立大学外, 还有一系列文科类、理科类的高等院校, 如哥本哈根商学院和丹麦科技大学等等。

丹麦的英语教育

丹麦作为欧盟成员国, 一直以来积极与其他成员国交流, 这也体现在丹麦人的语言学习上。丹麦人保持着掌握三四门语言的传统, 并且是全世界英语普及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尽管丹麦的官方语言是丹麦语, 早在1855年, 丹麦就把英语列为了必修课。著名的哥本哈根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奥托·叶斯帕森对于丹麦的英语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一生致力丹麦英语教育的推动和改革。叶斯帕森认为, 英语教育应当具有实践性, 社会性和交际性。给学生一个良好的英语氛围, 例如模拟情境, 让学生对英语产生兴趣, 在愉悦的氛围中学习, 才能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叶斯帕森的理论对于丹麦的英语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2004年欧盟的一项调查中显示, 有77%的丹麦人能够熟练使用英语。

丹麦并非英语母语国家, 那么为何他们的英语水平如此之高呢?这固然与丹麦语本身拥有为数不少的英语外来词有关, 但反观我们的邻国日本, 同样有大量外来语, 英语普及程度依然比较低, 区别在哪?笔者认为, 这首先和丹麦教育百年来潜移默化产生的英语环境有关。丹麦学者Preisler Bent的研究显示, 英语普遍存在于丹麦人的生活之中。90%的15-21岁丹麦年轻人每个礼拜至少用英语与他人交流一次, 更重要的是, 英语交流成为丹麦年轻人彰显身份与个性的标志。英美文化的传播伴随着英语的日常应用也体现在丹麦社会的商业文化中。在丹麦影院中播放的大多数外国电影都是英文原声、丹麦语字幕, 有丹麦语配音的仅占少数;丹麦青少年们钟爱的电脑游戏和网游也往往是全英文, 下副本用英语交谈成为常事;推特、Instagram等社交网络的全球化也使得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们不由自主地将英语作为首选的交流语言, 日积月累得到听说读写全方面的进步。

其次, 丹麦学校对于学生和教师们的英语要求都十分严格。在丹麦, 只有硕士毕业才能成为高中的英语教师。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英语成为学生们每周必上的基础必修课, 一直到义务教育结束。当学生通过Studentereksamen拿到中等教育文凭后, 只有英语评级达到B以上才有可能申请大学, 更有不少专业的英语等级要求是A。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丹麦对于英语教育的重视。此外, 丹麦的法律允许高等教育中灵活变通使用双语。例如哥本哈根大学的法律系, 丹麦教师用丹麦语授课, 教材却是全英文, 而丹麦学生也用英语完成课后作业甚至学位论文, 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这也体现了丹麦的师生们对于英语运用的开放和自信。

最为关键的是, 丹麦的英语教学方法十分自由灵活, 教材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中国学校所不能及的。高中英语教师就会要求学生们阅读莎士比亚的原著, 并对其历史背景、写作手法等进行讨论。而中国的学生则很少接触英文原文书, 更多是改编或节选的教材。虽然中国的英语课堂上同样提倡使用多媒体教学, 但带着学生一起边看外国频道的英文节目并热情讨论的机会怕也不多。另外, 丹麦的英语教师允许并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就某一观点进行学生间、师生间的辩论。因此丹麦学生从小就习惯于积极发言, 善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并在此过程中锻炼英语水平。而相比之下, 中国的教师们习惯于把控整个课堂, 往往以教师精讲为课程的主要内容, 缺乏学生的参与和互动性。

结语

英语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中的重要环节, 随着中国市场的国际化, 越来越多的岗位也要求员工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准。而中国学生从小学就开始修习英语, 但学习效率和成果却始终难以与其所花费的精力和时效相符。希望丹麦的英语教育能够给予中国的师生和家长们一些启示, 在教学中、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模拟和培养一个良好的英语环境。教师应以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去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而学生也应抛去羞涩和怯懦, 勇于开口说英语, 勇于在课堂上和教师互动, 以期将来有足够的底气去迎接未来国际化的挑战。

摘要：丹麦电视台2013年拍摄的中丹初三生能力对抗赛的纪录片走红网络, 引发热烈讨论。中国学生们在除英语以外的项目上都击败了丹麦学生。一方面, 笔者看到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功, 另一方面, 也说明了中国学生在英语能力上离丹麦学生依然有不小的差距。本文尝试从丹麦的英语教育的制度和方法上浅析其成功之处, 希望能让中国的英语教育有所借鉴。

关键词：教育制度,丹麦,中国,英语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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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斌河, 张高远.叶斯柏森外语教学思想对中国英语教改的启示[J].当代外语研究, 2012 (4) :31-35.

[3]韩松立.动机、输入与环境:丹麦英语教育成功的基石[J].山东外语教学, 2010, 31 (1)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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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勇.小议丹麦英语教学[J].课程教育研究, 2015 (36) .

篇6：一部带劲的纪录片：《冲》

内容

在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记事儿的小时候，有个叫朱建华的著名跳高运动员，以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身份，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他本是中国奥运首金的种子，在比赛受挫可保银牌的情况下，他依然选择挑战，冲击金牌，最终失利，从此人生走向发生转折。多年过去，很多人已经忘了他，故事由此展开。“放胆做”是影片宣扬的主题和价值观，当然与资方的输出价值观Just Do It是一致的。

制作方

FengLiu前几年也曾作过一部纪录片《Yanbian Beatbox》，以带有明显暗角的超广角镜头为显著特征，看起来画质相当粗糙，但拍摄和剪辑相当灵动，我觉得这两部片子的意思如出一辙。相比之下，我预言以解说词和高画质电视散文著称的CCTV做不出这么带劲的东西来。

倒底是广告还是纪录片？

一边看我就一边感觉，这是纪录片吗，即使我自认为对纪录片有开放的认识，不认同目前在电视上能看到的，乃至很多国内大小影展上的纪录片，我都以为是池中之物，但对这个片子，我还是在想它是不是纪录片：我不是在对它的形式内容有什么苛责，我是在想，它到底是个广告还是个纪录片。在我觉得它是广告的时候，“这个片子的资方输出价值的内部真正动力是资本运作，他们巧妙地将利益驱动埋藏在用热力的影像精心编造的炫目结构之中，这种资本家的圈套，我怎么能上钩呢？”简单说来，都是信息传达，公益或商业，现在已很难分清。

说说烦琐的

素材本身的质和量，与整个产品的结构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不认为我对这个东西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他们这几个要素之间肯定是互相影响的，某些元素的丰富可以给其他元素的发挥增加可能性，某些元素的减少同样也会逼迫作者挖掘其他元素的可能性，这种正确的结论可以接着写下去直至成为诡辩。而一个好看的片段就让这些分析都滚蛋。本片充满这种好看的片段。

说到素材质地，把素材分成两部分来说：买来的历史视频素材和拍摄的素材。前者包括胶片质感的和数码特效的，乃至迪斯尼动画片，让影片的时空更丰富，后者的拍摄手法则貌似相当随意，被访者的脸经常充斥画面，仿佛很业余，但这些镜头的特点是不缺乏运动，大或者小的，无声或者有声的，横向或是纵向的，这就给剪接提供了可能性：没有运动，再怎么剪也是贴画儿。

这片子的结构主要基于对人的访谈来构建，大概是以朱建华对当时成名参加比赛到失利过程的回顾和思考来做主线，不断的插入使这整个过程的讲述异常丰富，首先是插入了大量的其他各色人等的访谈：朱的家人、许海峰、刘翔、球员、小轮车爱好者、冬泳爱好者、大学短跑冠军、街头大妈……相当相当的多。可单独看来这些全是被访者对着镜头说话，全是人在说话，而且拍摄方式是整个大脸充满画面，乍看起来很“业余”，没的可看啊，于是不断插入了语言涉及到的画面，插入的镜头或者提供了一个音乐供这个段落加强节奏、渲染情绪（例如说到失利，插入街头艺人演奏马头琴的画面，这画面提供了琴声，渲染情绪，但演奏动作和失利无关），或者展示语言所说到的事件画面（谈到1984年奥运会，插入当年奥运会画面，音乐用了老崔的一无所有，渲染了80年代气氛，还有当时参赛中国的境况），或者暗示了语言所提及的一种逻辑关系（谈到运动员失败后的舆论压力，插入猫和鱼缸中金鱼被捕捞的画面），还有很多只是提供了一种剪接节奏和时代环境上的信息（小运动员起跳刹那插入的动画片爆炸镜头几格，插入的80年代街头即景），甚至和信息说不好有什么关系，但就是这些无处不在的镜头，让影片信息量空前丰富了，用成语说就是应接不暇。大量的各类素材给这种不断插入的结构方式提供了原材料，这是基本的元素，另外一个元素就是作者如何将这些混乱的素材剪在一起，这是关键，说也说不清楚。

说这个纪录片观念新是针对目前我们在电视上能看到的纪录片，其实这里面的手法在电影的青春期，爱森斯坦就是这么玩的：不断试验性地插入任何能插入的东西，以期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不过老爱的插入目的性更明确，功能性的现代主义吗，如今好像谁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什么都想要，却好像什么都得不到，人们更模糊一些。

总结归类是容易的，真正玩儿起来，是大量的拍摄工作量在后面提供保证，在片尾字幕可以看到提供视频素材的机构就一大堆：除了去实拍很多素材，搜集的大量历史素材和沾边儿不沾边儿的素材，也使影片有了足够的视觉信息供挑选和建构。

一定要说问题的话

按照一般流程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时候，那么这个片子有什么问题吗？形式上的或是内容上的？我不想把这两者分开，毕竟在半个小时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文化人讲话：“文本”。它是整个儿的，一体的。我想是这样：商业带来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以实现这样一个创意产品的同时，也同时带来了必然的限制，产品在发挥了更年轻创意人才能量的同时，不可能在更深的方面向着个体的内心探索，也不能跨越鸿沟向着更现实的层面发问，比如朱建华和刘翔怎么看比赛和市场化对运动员个人的影响，再比如我们国家的运动员造就体制，甚至我们强国梦的集体无意识作用于一个个运动员个体，让他们不堪重负。曾经的朱建华扛着全国人民的金牌梦，刘翔则更加上了赞助商的压力，职业运动员是面对身体极限、娱乐市场，还是面对更多与运动无关的东西？

篇7：《人》：一部航空摄影师的纪录片

扬恩·亚瑟-贝特朗总是对动物世界和自然环境抱有极大的热情。30岁时，他和妻子去往肯尼亚马赛玛拉自然保护区研究狮子，在使用相机来记录观察结果的同时，为了挣钱糊口，他当起了热气球飞行员。得益于这份兼职，他从高处重新认识了这个星球的美丽，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他发现，远离地面反而更能精确捕捉一个地区的自然地貌。他的第一本作品《狮子》就源自于在肯尼亚的研究之旅，他喜欢把狮子们称为他的“摄影老师”。回到巴黎后，扬恩成为了一个关注环境问题的摄影师，同《Géo》、《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生活》、《巴黎竞赛画报》、《费加罗杂志》等多家媒体合作。1991年，他创立了世界第一家航空摄影机构“海拔”（Altitute）。

其后，扬恩·亚瑟-贝特朗的摄影书《鸟瞰地球》（The Earth From the Air）获得了巨大成功，狂销300余万册。2006年，他开拍系列电视纪录片《看到天空》（Vu Du Ciel），共4季15集，其内容针对具体的环境问题展开讨论。受到这部纪录片成功的鼓励，他又开始制作一部全长电影纪录片《家园》，来展现地球所面临的环境现状。这部影片于2009年通过电视、网络、和全球影院上映，并制成DVD全球发行，而且几乎全是免费的。据不完全统计，超过6亿人观看过这部影片。

扬恩最近开放了他在巴黎的摄影工作室（位于塞纳街15号）。每一个对他的工作方式感到好奇的人都可预约参观，除了能更好地了解照片背后的故事，还能与他的工作团队交流。他的新作品《人》汇集了对世界各地人们进行的访谈，以及在世界各地拍摄的航拍作品。

你是如何成为航空摄影师的？

我最初想做一个科学家。想必你已经了解了我去肯尼亚研究狮子的故事。我需要和妻子一起写一个关于狮子的毕业论文。我们很长时间都跟在一个狮子家庭后面，我拍照，她记笔记。

那段时间，我发现拍照是收集资料的好方法。照片能捕捉并展现出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我的第一个模特是一个漂亮的“金发美人”—一头叫Jinx的狮子，1980年代初我举着我的第一台佳能相机跟着它拍摄三年。在这期间，我靠为游客们驾驶热气球来挣钱养家。

一天，我在飞行的途中拍摄照片。这些航拍照片帮我看到了狮子们是如何标记领地的，还有许多其他我在地面上根本无法拍到的东西。这次体验非常新鲜且令人惊讶。于是，当我回到巴黎后，我成为了职业摄影师，并逐渐专注航空摄影。

你又是如何开始拍摄纪录片的呢？

1992年的“里约会议”（指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目的是推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编者注）是我职业生涯的另一个转折点，当时我想要做一个航拍项目来展示地球的独特魅力。它便是我的第一个项目《鸟瞰地球》，1999年出版。这个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我成了一个富人，让我有能力去做其他项目。

2005年，我创立了美好星球基金会（www.goodplanet.org），这个基金会致力于推动环保理念，致力于反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气候变暖。我也因此被任命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友好大使，相应地推出了自己的电视节目。

我几乎倾尽所有，投资在我的代表性纪录片《家园》（Home）上，这部影片2009年上映。在中国也非常成功，我与中国著名演员周迅一起在上海世博会介绍了中国版的《家园》。

所有这些成绩，我都要感谢肯尼亚的狮子。通过拍摄狮子我学会了耐心，而这是一位职业摄影师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同时我也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别样美丽。

请谈谈新作品的内容吧。

《人》这部纪录片由航拍照片和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故事组成，我把这些影像作为当代人类的肖像画。过去40年来，我一直在拍摄这个星球以及生活在其上的各种各样的人，我感到人类的发展停滞不前。我不想寻找一个统计学或分析学上的答案，而是通过摄影来关注人本身。

通过这些人和环境面孔、外貌，我想自己找到了一种方式去触及人类灵魂的深处。每一次相遇都让你更近一步，每个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探寻其他人的经历，我试图得到一种理解彼此的答案。我们是否都渴望爱、自由和认同？在这个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时代，我们的基本需求是否是保持一切不变？再深入的话，时至今日，人类到底处于何种角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真的如此之大吗？事实上，我们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拥有更多共同点？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互相理解呢？我想要提出这些问题，并讨论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虽然这看起来很疯狂。

你是如何拍摄这部纪录片的？

过去三年，我一直在做这个项目，用两年拍摄，一年剪辑。我的工作团队包括16个记者、20个摄影师、5个编辑和12个制作团队成员（包括我自己）。我们访问了60个国家，使用了63种语言，完成了2020段采访。完成整个影片，我们共进行110次拍摄。每次采访时长在1～1.5小时。在影片中，每段采访的间隔，我会插入在空中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海洋、沙漠和各种人类活动。

航拍时，我使用了抗螺旋桨干扰的Cineflex V14 摄像机，配备富士龙镜头。我们总计录制了500小时的空中视频素材。在每一段视频剪辑中，我们会把不同国家的素材剪辑在一起。剪辑工作很费力，如果每天花在剪辑视频上的时间是两到三小时，那么完成一小段空中视频的剪辑工作就需要一到两周。

拍摄过程中，都有哪些关键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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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会先选择一个国家，然后让我的团队去联系当地的相关科学家以确定拍摄地点，尤为重要的是，要获得当地政府的许可。飞行权限的获得有时很棘手，因为空域一般都是严格管控的，某些地区是被禁止航拍的，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还会被视为间谍活动。即便获得了许可，后续工作极少不受干扰。通常会有一位军官随直升机同行，胶片也要通过审查。所有这些许可通过后，还要多方联系想办法把工作团队带上天空。

比如，在欧洲时，我虽然可以用自己的直升机，但是在有些国家，直升机和适合拍摄的高翼飞机却无法使用，这就意味着整个团队必须找到一个制高点拍摄，或者使用滑翔伞和降落伞。

威尼斯电影节上，我听到有人观看《人》这部纪录片后，仍然感觉这是一个摄影项目而不是一部电影，你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的呢？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而不是导演。我对如何构图和用光非常着迷，以前只拍摄景观和肖像，但我不想仅仅把自己局限在摄影这一门类里。

创造性人格不应该被限制，否则就无法取得成功。我觉得自己必须扩大关注面，不断突破能力的界限。我认为摄影比摄像更客观，图像只是展示却不做评论。而动态影像要传达更强烈的信息，导演比观众握有更多话语权。这就是为什么做一个成功的导演，你必须要形成自己的想法，而作摄影师只需你敞开心扉。

作为一个拍电影的摄影师，我试图更多地用影像而非故事来打动观众。因此，我的电影被打上了摄影的烙印。比如电影中，采访对象在叙述内心独白时，他们的脸是正面朝向屏幕的，似乎在与观众面对面交谈。而其他导演一般会避免这种面对面的取景方式。我试图通过摄影的方法来驾驭动态影像，无论是构图、肖像处理，还是正面接触这类摄影方法。

你的这部纪录片是否有脚本？

我想我的电影可能违反了所有的电影拍摄法则，事先没有脚本，只有一个两页的项目简介和说明，只是为了说明拍摄意图以说服投资人。当然，我写了一份问题清单，但只是提供给参与者的。

你是如何说服投资人的？

其实跟投资人已经是长期合作了，从我拍摄《家园》时就已经开始。一个作曲家，也是这部电影配乐的创作者，我的朋友阿马尔·阿尔芒介绍了制片人丹尼斯·卡罗特，他立马就同意投资。但一旦开始拍摄，资金总是会越来越紧张，尽管你已经投入了一大笔钱去制作影片。比如，我们在直升机上拍摄，因为成本昂贵，在直升机上的工作人员就必须精简到最少，只有飞行员、摄像师和视觉工程师。

《人》是一部“碳补偿作品”，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计算出制作这部电影的碳排放量，然后用等额的钱进行补偿。这些钱将用来向没有能力使用清洁能源的人提供清洁能源。完成《人》这部纪录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为917吨。

你的纪录片都是通过哪些渠道上映和发行？

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发行模式，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都看到这部影片。在发行《家园》时，我们已经这样做了，零利润在影院、电视和网络上播放，《家园》已经被至少观看了6亿次。

我们希望《人》也能同样成功。190分钟的电影已于9月12日在法国的500多家院线上映。法国2台于9月底播放一个130分钟的版本。一个总共三集、每集90分钟的版本也将在YouTube和Google Play上通过6种语言（法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播放。

我有一个特别的公关和推广团队，它与所有的传统分销渠道—电影院、电视频道或者视频发行商—都有合作。从9月22日起，这部电影可免费向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团体组织放映，同时也免费提供给全球的文化中心、博物馆、慈善机构、世界性电影节等，我希望能通过这部影片向世界传达正能量。

篇8：寻找一部改变历史的中国纪录片

来自美国的华裔纪录片导演罗宾从没想到，她的人生会因为寻找一个叫李灵爱的中国女子而改变。她发现了一部被人遗忘的纪录片，也重新发现了一个人的一生。故事中，有乱世，佳人，英雄和硝烟……但事实上，这个故事远没有看上去那么浪漫和传奇，在它的背后，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一次艰苦的旅行，一段被湮灭了的历史，还有两代华裔女子孜孜不倦的寻找。

那部纪录片名为《苦干》，反映了当年中国抗战的真实场景，获得了1942年的奥斯卡纪录片特别荣誉奖，但随后神秘遗失。如今，它被重新发现。

30年代的中国名媛

罗宾出生在夏威夷，是一个华裔移民家族的第四代，她长着一副典型夏威夷华裔女人的模样，有点像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花木兰，长长的黑发，晒足了阳光的淡棕色皮肤，极具感染力的温暖笑容。她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读写汉字，但知道自己的中文姓氏是：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那是图腾一样勇猛又神秘的象征，她喜欢这个意象，并且常常强调它。

几年前，罗宾正在为自己的第三部纪录长片寻找素材与灵感，一个酷爱侦探小说的朋友给她寄了几本有着真实人物做背景的悬疑类图书，其中就有李灵爱的作品《生命是长久的》，它的书脊上印有一个大大的古拙汉字：生。

在那本书中，李灵爱详细记述了家族从中国移民到夏威夷生根发展的历史，但却对本人经历着墨甚少，只在书的结尾处，轻描淡写地记述到，自己曾经在二战期间和一位名叫雷·斯科特的摄影师合作，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抗战的、叫做《苦干》的纪录电影。

出于好奇，罗宾搜索起这部电影的资料，让她大吃一惊的是，《苦干》曾经获得过1942年的奥斯卡纪录片特别荣誉奖。但是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料库里，对于这部电影竟然只有文字记载而无实物收藏，在资料名录中，《苦干》词条标注着“遗失”，而事实上，这部由李灵爱策划并投资的纪录片也是奥斯卡历史上唯一一部没有留存资料的获奖影片。

华裔，女性，夏威夷……几个重要的巧合关键词，还有那部刚一闪现就消失的电影，这一切都让罗宾怦然心动。几乎在一念之间，罗宾就决定，她要走进李灵爱的故事中，去寻找那部叫做《苦干》的电影，并且，还要将这个过程本身拍摄成一部像侦探故事一样的纪录片，名字就叫做《寻找“苦干”》——虽然在那个时候，她并不知道等待她的答案将会是什么。听起来，这有点像另一个版本的《寻找小糖人》。

一旦开始着手寻找，罗宾发现，她能够借助的现存资料并不多，在维基百科词条上，李灵爱的身份是演员、舞蹈家与作家。但经过深入探寻，罗宾并没有在李灵爱的履历中发现重要的并且能够流传于世的艺术作品。

“其实，与其说灵爱是艺术家或者任何领域的专业人士，倒不如说她是一个名媛或者社交明星更为贴切。” 罗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灵爱1908年出生于夏威夷的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父亲李启辉是孙中山早年学医时的同学，母亲江隶香也是著名的妇科医生。作为一对早年深受传教士文化影响的中国夫妇，李灵爱的父母给予了子女们中西混杂的教育背景。李灵爱中学时就读于夏威夷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私立名校普纳荷（Punahou），后来这所以讲究领袖价值与精英教育的学校又出了一位著名校友，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也许在传统中国人的审美观中，灵爱并不算一个典型的闺秀淑女，但是，她非常非常有魅力，多才多艺，并且特别善于与人沟通交流。李灵爱热爱并且向往中国，她曾经在上世纪的30年代（抗战之前）来到中国，当时，她的哥哥与姐姐正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读书。”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罗宾正坐在北京王府半岛酒店的大厅里，不远处的东单，就是当年协和医学院的旧址，“这真是奇妙。”罗宾扬了扬眉毛，看了看周围，“能想象吗？70多年前的某段时光，灵爱就生活在我们附近的这片土地上。”

在北京，李灵爱研习了中国民间舞蹈，学会了民间游戏踢毽子和抖空竹，她甚至还对京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企图拜师梅兰芳。虽然最终未能实现，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地跟随一个没有像梅兰芳那么有名气的京戏演员学了一段时间。

李灵爱还在北京遭遇了爱情，并缔结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

“她只有过那一次婚姻，维持时间很短，她没有子女，但我肯定，她一定有过许多的爱人，灵爱从不缺乏关注和追求。”

李灵爱是那种永远走在风口浪尖之上随时准备让你大吃一惊的女人，洒脱，时髦，没那么中规中矩，但任何人却永远无法忽视她的存在。所以，当年，当别的名门淑女戴着缎手套端坐在歌剧院中听歌剧，李灵爱却在学习如何驾驶运输机和轰炸机，企图前往中国协助作战。

罗宾曾经找到过一个1993年拍摄的采访视频，并将它用在了自己《寻找“苦干”》的纪录片中。时年85岁的李灵爱，也依旧是一副时髦装扮，穿着宽袍大袖的中式衣服，额上覆着一条类似清代女子宫装的头饰，宽宽的绸布缎带上，点缀着一朵硕大的绢质牡丹花。在采访中，她的思路清晰，以很快的语速和干脆有力的语气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看到这样的画面，你会觉得，这一定是个曾经拥有过美丽和野心，生命力旺盛，但却极有可能不太好对付的老太太。

“我和灵爱的生命真的有很多巧合，甚至我父亲少年时代还曾在灵爱家族创办的明伦学校中学习过中文。”罗宾说，“她的故事甚至帮我解决了很多我生命中遇到的问题。”

从夏威夷来到斯坦福，大学时代的罗宾开始对自己的出身和种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赛珍珠到谭恩美，从《大地》到《喜福会》，她大量阅读一切她能够找到的和中国有关的女性作家作品。但这一切，都没有后来接触到的李灵爱显得鲜活生动。

“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即便她的家庭很富裕，她也接受了极为良好的教育，但我知道在李灵爱的时代，她也依然遭遇了很多的不公与歧视。”

罗宾曾经找到过一份当年李灵爱在美国移民局接受入境盘问与调查的记录，上面贴有李灵爱的证件照片，穿中式丝绸衣服、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的少女，嘴唇上浮现出一个冷冷的、略微带点骄傲味道的笑容。

“在发现李灵爱之前，我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但是，李灵爱却从不这样认为，在她的眼中，中国人是高贵的，并且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都始终以此为荣。是灵爱改变了我的看法。”罗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是，让李灵爱付出太多热情与努力的那部电影呢？它究竟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又隐藏在哪里？

“我们总是对现实关注太多，

而对祖先关注太少”

“你知道，在寻找的过程，我常常觉得答案就在眼前，但却总是触碰不到。” 罗宾抬头望向窗外，北京的春天，杨柳刚刚冒出了新绿。“就像是外面树上的叶子，你能看到它在风里摇晃着，但是，当你伸出手去，就是摘不到。”

虽然李灵爱的故事让同为夏威夷华裔的罗宾收获了一个让她颇为“心有戚戚焉”的“隔世知己”，但关于电影本身却进展不大。后来，罗宾又了解到，在美国国家档案局保存着一部只有35分钟的《苦干》片段，她随即联系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工作人员卡特，并从卡特那里得知，学院其实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于《苦干》完整版本的寻找，而卡特对于罗宾的工作也深感兴趣。

无奈之下，罗宾决定重起炉灶，开始探索另外一条线索——寻找电影《苦干》的摄影师雷·斯科特。在此前罗宾已经知道，斯科特的职业是图片摄影师，李灵爱之所以找到他，是因为被雷此前赴中国拍摄的抗战图片深深打动。

雷·斯科特，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类似中文语境中“张勇”或者“李伟”之类，委实太过普通的姓名。根据年龄和时代线索，罗宾不得不大海捞针般地在讣闻和墓碑中，寻找任何一个有可能叫做雷·斯科特的美国男人。

后来，罗宾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墓园网站。它正是由民间志愿者发起，为寻人而建立起的。全美各地的志愿者们拍下不同的墓碑碑文，标明具体地点，上传到网络上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这里，经过仔细核对，罗宾确定了斯科特的墓地信息，并由此顺藤摸瓜，在Face Book上找到了雷·斯科特儿子的账号，罗宾在他的页面上留言，写下了自己的地址与电话号码。后来，罗宾接到斯科特儿子电话的时候，她形容自己的兴奋：“心脏砰砰砰地一直跳，仿佛就快要从胸口跳出去了。”

在电话中，斯科特的儿子告诉罗宾，自己对于父亲所拍摄的电影几乎却毫不知情，罗宾的心又沉下去。面对罗宾的沉默，对方又表示自己并非父亲的独子，他还有三个兄弟，也许他们还保留着一些什么。

后来，罗宾形容自己的寻找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希望——破灭——希望的过程，过山车一般循环往复地前行着。

最终，是斯科特家的第三代——雷·斯科特的孙女米歇尔·斯科特为罗宾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线索。米歇尔是一位画家，她告诉罗宾，自己曾在斯科特家的老房子地库里，发现了很多祖父留下来的资料，有照片、底片和一些手稿，而米歇尔也模糊记得，祖父在世时，曾向自己提起他曾经拍摄过一部关于战争的纪录电影。

谜底就此揭开。

一卷90分钟的《苦干》胶片，就在斯科特家老房子的地库里，静静沉睡了几十年。

“一直以来，他们都知道些什么，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多么在乎。这也许就是人类的通病，人们总是对于当下所发生的现实过于纠结，但对于祖先的历史却常常显得漠不关心，我想，在这点上，也许中国和美国都是一样。”罗宾总结道。

一部改变历史进程的电影

在找到《苦干》的完整版之后，罗宾把严重损坏的胶片拿到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进行后期修复。

经历过一系列长达3年的现代科技手段介入还原之后，罗宾终于见到了修复完成的85分钟的影片原貌：江南的风景，青的山，绿的水，细眉细眼的女孩对着镜头羞赧地一笑，然后当你慢慢沉浸在如同水中摇曳的青荇一样葱绿柔软的生活中，镜头突然一转，战争来了。

暗黑中，伴随着悄悄的一线光，罗宾看到了燃烧着熊熊战火的中国城市，日本军队用机关枪扫射，无数人在迁徙逃离，再也没能回到故园，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可怕的轰炸。并且，影片还记录了当时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身影，而担任该片引言部分讲述人的，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林语堂。

那是罗宾第一次完整地观看这部电影。她看到，李灵爱变卖了祖母祖传的珍贵首饰，在一次次登台表演和募捐中，换来珍贵的彩色胶片和运转资金，并且倾尽所能地帮助斯科特联络到一切在中国能够为他们的拍摄提供方便的人们。

斯科特行进三万里，乘坐飞机、火车、汽车、牛车、驴车、羊皮筏……以及任何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当然还有步行，扛着他那台珍贵的16毫米摄影机，走过弥漫的硝烟，走过戈壁和炸毁又修复的滇缅公路，黄浦江的码头，还有重庆朝天门340级的石阶。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从此，之前一直持观望态度的美国被卷入二战。而在此之前，远东战场上的中国，已经在风雨飘摇中咬紧牙关苦苦支撑了4年。

同年，电影《苦干》在美国上映。

这部电影，并不仅仅在70年后改变了罗宾的人生，甚至在当时，它就悄悄改变了历史。

公映之后，《苦干》成为了许多民间团体帮助中国收集外援支持的宣传片;很多美国青年也受到电影感染，从而加入了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而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观看电影后不久，就亲笔题写卷轴赠予重庆，“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但李灵爱与斯科特的人生，却并没有因为这部电影而有着丝毫的改变。战争过后，李灵爱依旧以叛逆者的姿态存在于家族的版图中，她的家人们只知道这个女孩儿一直在离经叛道地活着，却并不知道她究竟具体做了些什么;而斯科特在拍摄过《苦干》之后，又回到了图片摄影记者的老本行中，并终生以此为职业，《苦干》也成了他一生中拍摄的唯一一部电影。

斯科特和李灵爱分别在1999年和2002年去世，如果不是此前李灵爱在书中闲闲的几笔，他们的一生便不会有人知晓。

在电影《苦干》结尾处，斯科特和李灵爱赋予了这部影片一个今天看来也依旧显得令人震撼的俯拍镜头，一个长达17分34秒的轰炸场面。那是1940年8月19至20日，日军轰炸重庆时，斯科特趴在美国大使馆的房顶上，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镜头，他也见证了日军出动了370架次飞机，在半小时内扔下了200吨炸药。

去年，因为重庆有关机构购买了电影《苦干》的中国版权，罗宾在电影拍摄完成的74年后，第一次来到了重庆。站在沙坪坝的夕阳下，罗宾觉得，这段跨越时空的旅程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接下来，她要与位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商讨引进《苦干》35分钟片段的问题，并且积极努力地为自己《寻找“苦干”》的纪录片寻觅在中国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