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通用6篇）
篇1：唐律
摘 要：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更是血缘立法的经典。唐律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有77条，涉及唐代行政、民事、婚姻、家庭、继承、刑事、诉讼等各个方面；其他法律关系主体如凡人、奴婢、良人、皇帝等也以血缘为依据确定，因此唐律的血缘主义特征是特别明显。血缘与唐律的密切关系根置于唐代的自然经济结构、专制政治结构和亲尊文化结构，血缘关系透过家庭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血缘与唐律的结合表明，血缘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基础。血缘关系与法律关系的融汇，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研究血缘立法，是丰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中华法系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唐律；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唐律依血缘关系展开，血缘关系是唐律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
唐律502条，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77条；其法律关系主体有家长、尊长、祖父母、父母、夫、妻、妾、嫡、庶、继、子、孙、伯、叔、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袒免亲、慈母、亲、弟子、兄弟之子、同居、缌麻、小功、大功、期亲、斩衰、良人、部曲、奴婢、主司、官、里正、县令、府主、刺史、皇上、皇后、师、凡人等，相当一部分法律关系主体是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凡人”也是一个间接的血缘关系概念，因为“凡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血缘较远；“部曲”、“奴婢”、“贱民”、“良民”等法律关系主体实质上也是按其血缘划分的；皇权也是依据血缘来行使的，皇帝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百姓的父母，“然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1](p.6)实际上帝位是依血缘取得的。上帝之子是虚，皇帝之子（开国皇帝除外）是实，唐律之目标首先是维护“龙”种的繁衍和特权，撩下神秘的重幕，最后看到的是血缘。因此应该把对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理解为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间接体现。[2](p.32～35)
第一，血缘是享受特权的法定依据。不仅皇帝的直系血缘亲属享有特权，而且亲属的亲属也因血缘而享有特权，“皇后小功以上亲”犯死罪，要奏请皇帝，由皇帝格外开恩。较高级别的官吏也可以依血缘荫及亲属，如果亲属犯流罪以下，法定减一等处罚，“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七品以上官之亲属犯流以下之罪，不仅可以减等处罚，而且还可以用财物赎罪，“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3](p.34)总之，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及其亲属因血缘关系，可通过议、请、减、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同罪而异罚。
第二，血缘关系是定罪量刑的标准。实施同样的行为，因行为对象与行为人的血缘关系不同，法律责任就不同，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以告发他人犯罪为例，“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4](p.432)“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5](p.435)，祖父母、父母犯了罪，或者有危害子孙本人的行为，子孙不得向官府告发，告者一律处死，不告是子孙的法定义务。告发其他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使所告情况属实，也属法律禁止之列，也要依亲等处刑，可见告有重罪，不告无罪。但如果对与自己没有血缘的人，或血缘较远的人，知道其有犯罪行为，则必须向官府告发，不告有罪，“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6](p.449)
充分体现血缘是定罪依据的是对侵犯皇权行为的处置。表现之一，如果亲属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罪，必须告发，大义灭亲，告发是法定义务，[7](56～61)“诸知谋反及谋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8](p.427)表现之二，若家人犯罪，不论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否首从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与家人有血缘关系，“除恶务尽”，近亲要斩，远亲要流，物财没收，“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9](p.321)“ 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10](p.325)，这就是依据血缘而形成的“缘坐”。
第三，血缘关系是取得所有权的依据。唐律不承认家庭成员个体的民事主体资格及民事权力能力，以血缘为基准划分私人财产所有权，并由父亲行使。祖父母、父母在世时，禁止子孙分割家产和分户居住，“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11](p.236)父母去世后三年内，仍不能析产分家，“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12](p.236)对于家中的财产，晚辈不能私自处理，“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13](p.241)
第四，血缘关系是婚姻成立的要件。婚姻大权由家长操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告知家长并听从家长的意见，“诸卑幼在外，……未成者，听尊长，违者，杖一百。”[14](p.267)唐律规定，同姓不婚，良贱不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一年。缌麻以上，以奸论。”[15](p.262)，“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嫁，减一等。离之。”[16](p.269)“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为妻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即奴婢私嫁女与良
人为妻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17](p.270)“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18](p.256)
第五，血缘关系是取得继承权的依据。[19](92～94)继承分财产继承、宗祧继承和爵位继承三类，而继承的一般规则按血缘确定。财产继承的法定继承方式是诸子平均继承，继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或转继承。“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20](p.241)
没有生育的人，为了延续血脉，可以从同宗中过继收养，“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21](p.237)如果收养下等人的子女为子孙，则要受罚，“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女.杖一百”。[22](p.238)
第六，血缘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托。[23](15～18)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基层官员若脱漏户口，也比照家长的责任，按血缘家长责任类推，体现了立法者对血缘的依赖和重视，“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诸州县不觉脱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若知情者，各同里正法。”[24](p.231.233)
唐律规定，官员的家属如果接受官员下属的物质利益，官员和家属要处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部有所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所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监临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监临家人一等。”[25](p.227)血缘与唐代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的绝对优势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事物的物质生活关系，”[26](p.82)那么首先应从唐代经济的“历史真实”中，去探求唐律血缘色彩浓厚的根源。唐代经济是一个什么景象？从经济结构看，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百万，家有绫机五百张。”[27](p.187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代的商品经济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整个唐代的经济结构看，商品经济仍处于萌芽状态，因学术界多有定论，此不赘述，在这里我只引用一个已大众化的命题：农业居于绝对的优势，工商业仅仅是零星的点缀，在唐代，仍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需要的几乎一切产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28](p.1015)“广大人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必须通过商业才能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为数不多。” [29](p.666)那么自然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下按产业类型来分析。
小农业是唐代主要的产业，它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管子曾这样描述家庭生产的情形，“正月，令农始作，……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30](p.16)生产者的劳动伙伴总是并且都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儿女或父母，在翻地、下种、除草、施肥和收获的过程中，没有也不需要外人来帮助（也许农忙时亲属间有简单的协作）[31](p.9)，也没有外人来分享一家的劳动成果（租赋除外），新唐书载：瀛州刘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同产也，门内斗粟尺帛无所私[32](p.5579)”。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卖，也没有必要买多少东西回来；几乎一辈子没有离开那块土地，一辈子不离开这个村庄；一切关系在家庭中展开，一切矛盾在家庭中解决；血缘是组织家庭成员的纽带，也是解决家庭矛盾的依托。如此，基础的血缘群体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血缘关系是基本的生产关系，需要法律加以调整的关系也主要是血缘关系。只要看看经历了千年发展后的今天，农村组织生产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就可以想象血缘关系在唐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除小农业外，血缘关系也是组织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的主要形式。
唐代的手工业有三种形式，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前二者是手工业的主要形式，也采取家庭劳动的形式，唐代诗人袁高和柳宗元对制茶的家庭劳动有这样的描述：“田辍耕农耒，采采实辛苦。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33][p.3536]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34](p.3948)，全家男女老少共同劳动。唐人元稹作《织妇词》，篇中有言：“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35](p.4607)说明拥有较高技术的手工纺织仍以家庭劳动为主；宣州诸葛氏的制笔业，是家庭生产、世代相传。[36](p.407)唐代的少数私营手工作坊，可能有较多员工，寿州刘清真是一个制茶作坊主，“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37](p.160)，这二十个徒弟不一定都是刘的亲属；但是绝大部分民营手工作坊，仍以家庭关系或家族关系为基础，组织生产经营，唐人李青是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家富于财，李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 [38](p.232)有专家这样概括中国古代手工业劳动力组织形式：“中国城乡的独立手工业者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师徒关系为基础。” [39](p.2)
古代商业经营，与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比起来，其经营形式涉及的社会关系要广得多，要把商品卖出去，就必然要与家庭之外的人发生关系，就必然超越血缘关系；但是一家店铺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类似于今天的个体工商户。有洪州胡氏，家有五子，“家稍充裕，家桑营赡，力渐丰足”，命“子主船载麦，泝流诣州市。”[40](p.2794)还有一例：长安东市有一家专门出租驴作运输之用的店铺，父亲管店，小儿跟随客户到达目的地后，将驴牵回[41](p.2741)。手工作坊之间和商人之间没有欧洲式的行会，“长期以来，中国工商业者已经逐渐习惯于对中国政权的服从和依赖。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
族协作关系外，他们难以接受任何自治联合体的制度约束。”[42]](p.1)
可见，在唐代的自然经济中，血缘关系是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生产者也基本在血缘的区域内活动，血缘关系转化成了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自然经济是唐律呈现血缘主义特征的最深层的根源。为了简便，以上表述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
三、血缘与唐代的政治结构：权力和义务划分的家国同构
政治是经济的延伸，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家长专制。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而这个经济单位是由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组成的，要把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和利益协调起来，就必须有一个人在其中起组织管理作用，必须给他以权力和威严，足以使其他人服从和尊重。那么在这个家庭中谁能担当这个角色？他们可以按两种标准去选择，一是选择家庭中最有能力的人，这是社会生存法则使然，一是选择家庭中血缘辈份最高的人，这是自然法则使然。按第一个标准选择，结果之一是年富力强的父母或祖父母当选，因为他们有生活生产经验的优势和体力的优势；也可能是成年的儿女，因为他们也有一定的生活生产经验和更强的体力。但是在儿女中选择管理者，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如几个儿女之间或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会争夺这个角色，况且人的能力是变化的，家庭就会卷入无休止的争夺状态，就不能达到最初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第一个选择标准不可行。如果按第二个标准选择管理者，结果只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因为尽管有三世或四世同堂，但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和母亲；那么父母之间怎么选择？这个矛盾在父系氏族社会到来时就解决了，因为在主要依靠体力进行生产的时代，父亲作为男性有绝对的自然优势。按第二个标准既能避免第一标准的混乱，又能吸收其长处――对能力的看重，并且把这个标准建立在稳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因为每个人都是由父母所生，谁也不能回避，也不能选择，更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同时每个人在生命的童年都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父母的养育是生命得以存在和壮大的前提，谁都有这么一段经历，谁也不能抹杀这段历史，总之是父母给予了生命，这是父亲取得管理权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是多世同堂，父亲可能因年老昏花而对长子作某些授权，作为技术性的修正；并且当时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秩序也使家庭成员自觉服从这一标准，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逐出家庭等于原始时代被逐出氏族或部落；生命的秩序使每个人先为人子后为人父，使每个人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待生命历程中扮演下一个角色；并且父权使年老体弱的长者的赡养得到了保证。这样父亲的权力基于血缘和家庭生存、生产及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了。上节的公式可以修改：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
父亲为了有效地组织家庭生产，必须享有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对家庭成员的指挥权和惩戒权，因而唐律规定，一切财产归父亲所有，一切成员听从父亲命令。“诸子孙违犯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43](p.437)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不得擅自处理家庭财产，不得咒骂、殴打父母，不得起诉父母，不得违反教令，不得遗弃父母。更有甚者，在父母去世后的三年内，子女也不得欢歌笑语、分家立业、结婚生子和外出做官。父权出现了异化，子女权力被养育之恩冲淡了，而子女的服从义务被强化了，血缘关系成为家长专制的载体，“姚氏世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44](p.187)
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家庭结构是否一样？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其一，“国之本在家”。既然国家治理的对象是众多的“家”，那么，国家治理的目标也就是维护“家”的正常秩序。其二，国之本在族。“小家”之上有“大家”，即宗族，按血缘和亲等“联宗收族”，宗族即成为国与家的中间环节，宗族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杨度有这样的论述：“对于家族的犯罪，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国家须维持家族的制度，才能有所凭籍，以维持社会。”[45](p.165)第三，家和宗族相对于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单位，家与家之间没有多少交往，“小农是一个广大的群体，其成员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但是彼此并不发生复杂的关系。他们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使他们交往而是促使他们互相分离。……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在直接生产着自己消费中的大部分产品，因而多半在自然交换中而不是在社会交换中取得自己借以维持生活的资料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群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群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州区。” [46](p.310)既然一个个家庭是单独存在的，不能自觉地相互依靠、相互制约，在洪涝灾害、外敌入侵等情况下，单个的家庭是无法生存的，就象在正常情况下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一样。那么千千万万的小家庭需要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管理者，负责水利兴修、维护治安、抵御外敌等事宜，也就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个管理者是怎么产生的？选举是不可能的，因为家庭中的人不知道外面有多大，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外面的人怎么样；那么只有战争才能选出这个管理者，与猴王的产生过程相类似，“成者为王”，这个“王”就是管理者，在周代称天子，在秦代以后称皇帝。这个皇帝如果能使小家庭安居乐业，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一个好皇帝，就能继续他的统治，小农社会需要皇帝。但是皇帝不是选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与暴力、威严、神秘相伴随的，能征服天下的人就能征服一个小家庭，因此单个小农家庭是无法与皇帝对抗的，也无法限制皇帝的权力，在这里，国家管理者的权力也出现了异化。因而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是一元的集权的甚至是专制的。小农家庭的权力被淡化了，皇权被绝对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7](p.315)
由此可见，依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既是治国的对象，也是治国的依托，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与家，既同构，又相通。家是按血缘
篇2：唐律
关于《唐律疏议》内容和结构的研究
孙树旗
(西北大学 法学院，西安 710127)
摘 要：一直以来，《唐律疏议》都是法制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研究成果颇丰。通过分析和归纳王立民对其内容和钱大群对其结构及书名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他们都是运用微观与逻辑的方法，从一个点出发，由小及大，从而揭示《唐律疏议》的实质问题。这种对基本问题的透彻研究能为其他方面研究的深入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持和最基本的方向。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风格，不仅透彻的揭示了问题，也体现出严谨的文风。
关键词：唐律疏议;永徽律疏;唐律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02-0171-02
中国法制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在唐朝存在的3间，唐高宗永徽时期是唐朝立法的高峰。永徽初年，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唐朝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制定。二者融为一体，称为《永徽律疏》，经皇帝批准，颁行天下。此后，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过较大的修订。因此，《永徽律疏》就称为唐律的代表。元朝以后刻印的这部法典称为《唐律疏议》。
一、《唐律疏议》的产生及其影响
《唐律疏议》的正式名称叫做《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三年编订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唐律疏议》的完成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的完成绝不是一朝一夕之笔，既继受了《武德律》《贞观律》的精华，又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法制的现实面貌。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做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考虑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在审判过程中对法律条文的理解程度不同，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没有一个权威统一性标准的情况，于是唐高宗下令召集律学方面的人才和一些重要朝臣对《永徽律》进行逐字逐句地解释翻译，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所取得的现有成果，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撰写了《律疏》30卷，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经高宗批准，后来将疏议分别附于律文之后颁行。
《永徽律疏》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典，是中国封建法典的代表作，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成就，它总结了自汉代以来立法和注律的基本经验，对汉代以来的重要法律原则、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仅做了精确的解释说明，而且准确大量地引用儒家经典作为理论指导依据。《永徽律疏》被认为是中国法制史上之立法典范，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
《唐律疏议》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经典，其用全面、深刻、准确的语句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精神、特征及方向，对后世及其他国家的法制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他们了解和研究唐代法律制度和思想的重要依据。而且《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历来为法学、史学等各界学者大家所关注，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为后人及今天的人们了解和研究唐时期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唐律疏议》是整个唐律的主体部分，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它在结构上包含律文和相应的法律解释两部分，内容清晰且便于适用，律文涵盖广泛，疏而不漏，全面维护着唐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对于其结构和内容，世人无不称道。然而细心观察，仍会发现一些被忽略的问题很有研究价值。
二、对《唐律疏议》内容的研究
王立民在发表的《唐律内容疏而不漏的质疑》一文中，对唐律内容的“疏而不漏”提出了一些质疑。
首先，唐律的制裁范围不仅仅限于违反唐律的行为，而且还扩大到制裁违反唐令、格、式等其他法律形式的行为。唐律本身规定的内容只有500条，而其制裁的范围已经大大超过唐律本身内容500条的范围。
一是唐律制裁违反了唐令、格、式并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唐令、格、式的总数都要大大超过唐律，数量很大，违反了这些令、格、式又要依唐律来定罪科刑，由此可以看出，唐律的适用范围已经扩大到违反唐令、格、式的行为。从这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律的法网并不是疏而是密。
二是唐律还要惩罚那些只违反礼、理而不违律的行为，不仅仅限于制裁违犯唐律、令、格、式的行为，其范围又大大超出了唐律的内容范畴。这些行为都是通过“疏议”而被纳入法网之中的，正如“疏议”中所讲的：“律虽无文”，“律、令既无条制”，“律、令虽无正法”等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行为还被包括在了唐律刑罚的处罚之中，因此可以说，这是唐律网密的一种表现。
其次，唐律为了惩治那些虽然律条中无明文规定，但是与相关条款有着大量间接联系的行为，这就要用到比附的方法。也就是说，原本并没有将这些行为规定在唐朝律文之中，但唐律却运用了比附的方法使其受到刑罚的处罚，它的适用范围再次扩大化，这是唐律网密的又一种体现。如原则比附、定罪比附、量刑比附、定罪量刑比附。
最后，唐律为什么要运用各种方法使其密而不漏呢?
唐律认为，制定者在制定律文时只能以一般情况为出发点，由此来确定律文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其内容不能涵盖所有情况，特别是特殊情况时。因此可以得出，再好的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无法预料，使得一些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不在律文的规定之中，成为法律的漏洞。可是，唐律又讲到，国家决不能让这些漏洞持续存在，去危害社会。因此，扩大唐律的适用范围，使用各种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使法网更加稠密，以杜绝不法分子的侥幸心理，最终使他们都能被捉拿归案，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而使法律无疏漏。当时的唐统治阶级主张严惩犯罪分子，不能使他们具有逃避制裁的侥幸心理，而唐律的这种思想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谋而合。唐朝统治阶级的这种思想与以往封建统治者的重刑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三、对《唐律疏议》结构及书名的研究
钱大群在发表的《唐律疏议结构及书名辨析》一文中，对唐律的结构及书名的来历做了严谨细致的考证和分析。文章总体以通过分析唐律的结构、特别是“疏”的结构来辨析和评议今传唐律的书名。
唐永徽三年为“律”制定的“义疏”系解释和说明律文及注文的，疏的内容分为职能不同的“议”及“问答”两种形式。义疏制定后，律及疏统称为《律疏》。《律疏》一书到宋代逐渐被称为《唐律疏义》，尚与“义疏”原义及唐时解经传统相符。至清代则趋向称《唐律疏议》，盖时人见“疏”下有“议曰”字样而牵强名之，实脱离了唐“义疏”之本义。
钱大群指出，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唐律疏议》这一部刑律之内，合为一体，包括律文、注文、疏文三部分。从三者的关系上说，“注”是对律文中罪名的罪状、律文的适用等所做的补充解释和说明，在《律疏》制定前就已存在;“疏”是在《永徽律》制定之后对律文包括注文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律和注可以离开疏而单独存在，但疏文不可以。魏晋以来对权威文献含义的解释称为“义疏”，这种情况在唐代已经很普遍，对律之义疏则简称为《疏义》，“义疏”的作用是对律与注所做的全面解释。《唐律疏议》的版本中，就目前所见，最早的滂熹斋的宋刻本称为《唐律疏义》，但在宋朝元朝时期也有称为《唐律疏议》的本子传世。《律疏》在清朝的称谓并不统一，《四库全书》在收录时遵照元代已定本卷首书名作《唐律疏义》，也有民间传抄或传刻的《唐律疏议》，而后者的影响更大。
究竟哪个书名更合理、更准确?钱大群指出：“议”与“义”文殊，实际上是结构分析上的分歧与矛盾。从《律疏》的内容结构上看，疏是由“议”和“问答”两部分组成，疏下首先是“议”，对律文及注的意义用议论的方式做分析和阐发，“议”之后常常设“问答”，即列举实例以做解释。“议”和“回答”在对律的解释上，从内容结构关系上分析，二者是平行、平列的地位，从用词和书写形式上看，二者地位也是并列的，由此看来，把同义的“疏”与“议”连起来称为“疏议”欠妥，从结构上说，用“议”而不用同等地位的“回答”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准确的。而“疏义”则更好地揭示了《律疏》的性质，因此，钱大群认为《唐律疏义》更确切。
四、结语
观察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会发现，他们都是运用微观与逻辑的方法，从一个点出发，由小及大，从而揭示《唐律疏议》的实质问题。比如后来的霍存福、丁相顺的《唐律疏议“以”“准”例析》也坚持了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风格，不仅透彻的揭示了问题，也体现出严谨的文风。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程树德。中国法制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3]钱大群。唐律疏议结构及书名辨析[J].历史研究，,(4)。
[4]霍存福，丁相顺。唐律疏议“以”“准”字例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5)。
篇3：唐律债权法探微
关键词：债权,债权法,唐代,特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唐代，债的法律关系是很丰富的，在《唐律》中，也有若干关于债的原则，只是它们与古代罗马和近代西方国家的债权法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已。认真探讨《唐律》债权法的原则、特征和社会历史背景，对我们分析、理解中华法系的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有益的。
一、唐代债权法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唐律》关于债权法的规定，是中国封建社会私有经济发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的私有经济和商品生产，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时期获得发展，经东汉末期、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之后，在唐初又得到新的发展。当时，私有经济活跃，土地买卖盛行，虽然统治阶级严格实行均田制度，并一再颁布诏书，限制土地买卖，但实际上，土地买卖、土地兼并现象并未得到制止，反而有所发展。同时，在唐代商品生产在性质上和规模上也达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有了经常开设的市肆和店铺，经营的内容也由土特产品和珍奇品的贩运转向经营普通日用品，如茶行、衣行、肉行等。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出现了雇佣千人的工矿企业，如当时定州富翁何明远，就“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1]。商业的发展，从中又分化出一种专门代人保管财务的“柜坊”，即把货柜租赁给别人存放货物而收取一定费用的店铺。商人经常要往返各地，贩运大宗商货，体积笨重的布帛和铜钱，既不便携带，也不安全，于是产生了汇票（称飞钱）。城市商业的发展，使得对市场的管理也成为必要，故出现了各种管理市场的官吏和规则。以上种种，说明唐初的私有制关系、商品货币关系是非常发达的，这种事实需要法律予以确认，并进行干预、调整。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等各种原因，至唐代未能制定出单独的民法典（包括债权法），只是在刑法典《唐律》中，规定了若干重要的债权法。
二、《唐律》关于债权法的规定基本原则
1. 诚实信用原则。
《唐律》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疏议进一步解释说“行滥为器用之物不牢不真，短狭谓绢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之属，而卖，各杖六十。故礼云物勒二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其行滥之物没官，短狭之物还主。”[2]法律惩罚提供瑕疵物者，目的当然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商业秩序和物质享受。
2. 订约立券原则。
据史书记载中国古代的契约，有书面和口头两种，一般比较重要的契约，都必须成文，这在唐以前称为“立券”，宋以后称为“立契”。这种书面契约，经主管官厅验税者为红契或印契，即加盖了政府的红印，类似现代的契约登记，有法律效力，而未经主管官厅验税者为白契，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唐律》规定：“诸买奴婢马牛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2]可见，买卖成交，不订立成文契约，向官府登记，要受到刑罚制裁。《唐律》债权法订约立券原则，既说明当时契约关系有一定发展，又反映了国家对工商业的干预。
3. 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
《唐律》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2]“匹”是货币绢的数量单位，借一匹绢过契约期，限二十日不还，就要受刑罚。这样过分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质是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是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农民土地的手段。
4. 国家干预原则。
首先，对不履行契约的行为，债权人不能擅自处理债务人的财物。“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2]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十二表法》第三表规定：债权人对不按期还债的债务人，有权随意处置，直至杀死。唐律与罗马法的规定相比，《唐律》债权法具有干预原则的特点就更为明显了。
5. 契约担保原则。
我国的契约担保制度，源于先秦，发达于唐宋时期。《唐律》对契约的担保虽无明文规定，但从后代记载唐代的典籍中，可看出唐代法律对债务契约担保的概貌“诸公私以财务出举者……任以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非出息之债，官为理收，质者非对物主，不得辄卖，若计利过本不赎，应告市司对卖，有剩还之，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牌、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田宅，其有质卖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若不相问，违而辄与及卖者，物即还主，钱没不追”[3]。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唐代的契约担保包括:（一）物的担保———典、质；（二）人身担保———劳役抵债;（三）典、质财物（动产与不动产），须经官府批准。这些是与上述唐代经济的特点和国家干预原则相一致的。
三、《唐律》债权法特征
1. 以刑罚手段调整债权法关系。
从古代罗马和近代西方债权法理论来说，债的发生包括了契约和侵权行为两种, 虽然各国对侵权行为的性质是属于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看法不一致，但对侵权行为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用民事手段处理的。如在罗马法中，侵权行为包括侵害他人的人身、财物等，从屋内向公共道路投弃物品伤了人，阳台上的堆积物跌下来砸了人、物、畜，烧了别人的房子等，均属于侵权行为，负民事上的赔偿责任。而在《唐律》中发生债的原因只有契约一种，即使是契约关系，《唐律》也是作为刑罚条文加以规定的。这不能不说是《唐律》债权法的一大特点。
2.《唐律》债权法的规定比较落后、原始。
它不系统，不完整，很零碎，散见于《名例律》、《户婚律》、《杂律》等各篇中，条文规定排列也没有秩序、系统可寻。它既没有债的概念的规定，也没有关于债的制度的规定和概括阐述。而在古代罗马，债权法却发达得多。《查士丁尼国法大全》就把债权法放在私法 (民法) 体系的“物法”之内加以系统规定，而且对债的概念、构成要素、债的产生、分类、消灭等整套制度，都有系统的说明。
3. 绝大多数债的关系由儒家思想和社会习惯调整。
如前所述，中国的私有经济和商品生产，至唐代已有相当发展。各类契约关系，见诸于史书的就有：买卖、典质、借贷、租赁、雇佣、行纪、寄托、汇券、票据、供应和运输等，但《唐律》明文规定的只有买卖、典质、租赁、雇佣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可见，其他许多契约关系是由儒家的诚实信用、伦理纲常等道德规范和社会习惯加以调整的。
四、《唐律》债权法的上述特点形成原因分析
第一，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生产方式的基础始终是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基础薄弱、生产力低下的简单再生产。为了保证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就需要保守、安定、适合小农经济发展的生产环境和社会秩序。同时，由于小农经济之下的农民既是国家的公民（“编户”），提供军队的来源，又是提供捐税的来源，而捐税和军队又是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支柱。因此，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然要重视农业，在以农为本，经济变化不大的小农社会中，当然是不可能产生发达的债法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小生产者也要求有一个统一、稳定、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4]这种行政权力反映在法律领域，就表现为国家干预原则，用刑罚手段处理一切社会关系：犯罪、婚姻家庭、继承、所有权，当然，也包括债。在刑罚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状况下，就很难形成独立、发达的债权法。
第二，在上述客观经济规律支配下，形成了适合统治阶级的、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重农抑商。因为在小农经济社会结构中，促使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是商业，如果听任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也将难以维持。因此，重农抑商政策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对我国商业发展破坏最大的是从战国时实行、至汉代发达的三项制度：（1）禁榷制度，即官营工商业，实行政府垄断;（2）土贡制度，即统治阶级把凡是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脱离商业，直接由产地供应政府各部门;（3）官工业制度，即政府直接设场制造各级政府部门所需要的物品。这些制度使大部分产品脱离了商品交换的渠道，从而严重损害了我国商业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封建社会债法不发达是不奇怪的。
总之，《唐律》债权法是适应唐初封建的商品生产发展、土地私有制发达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它具有规定零碎、缺乏系统、用刑罚手段调整债权法关系等特征，因此《唐律》债权法是不发达的。由于《唐律》债权法的这种属性，决定了它在封建社会中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作为调整私有经济、商品生产关系的手段，它对商品生产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在我国的历史条件是不稳定的、波动的；另一方面，作为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表现，《唐律》债权法是直接为统治阶级维护安定的、保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把工商业的发展抑制在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范围之内服务的。因此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消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昉.太平广记卷243《何明远》[M].中华书局, 1961.
[2]长孙无忌.唐律疏议·杂律卷第二十六[M].中华书局, 1993.
[3]窦仪.宋刑统.卷第二十六.引唐开元二十三年令[M].中华书局, 1984.
篇4：“唐律抹子”释义
上海 200433)
董康《书舶庸谭》卷三著录日本藏元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故唐律疏议》谓:“六卷之后有泰定二年乙丑秋七月下弦日眉山刘有庆序，鱼尾下标‘唐律抹子序’。”顾千里《唐律疏议后序》曰:“右至正辛卯崇化余志安刻本。其律及疏议，整缮略无讹错，抹子亦完备靡漏，非寻常传钞者比也。”所言“抹子”一词，不解其义。查阅相关研究，有邢永革先生(2009:143—146)《说“抹”、“抹子”》一文(以下简称“邢文”)，释“抹子”有如下六义:一，用以涂泥灰或腻子的工具。二，束额的头巾，也称“巾抹”“抹额”“抹头”。三，书信。四，表格。五，读书者或注释者在重要的文字上作的标记。六，本领、才能。其中第五项“读书者或注释者在重要的文字上作的标记”，即举《故唐律疏议》一书为例，并引证古人圈点、涂抹古书之例引申之。以“涂抹标记”释“抹子”，义似未洽。
元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故唐律疏议》，《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景印，与董康所见日本宫内厅藏残六卷本为同一书，书前分别有泰定四年柳贯《唐律疏义序》、刘有庆《唐律抹子序》及佚名《唐律释文序》。日本宫内厅藏本刘有庆序移至残本六卷之末，系经后人改装，国图藏本此序置于书前。该序版心刻有“唐律抹子序”五字，可知“抹子”一词确有实指。再读刘有庆序，谓:“汴梁人王长卿精刑名之学，以唐律析为横图，用太史公诸表式，经纬错综成文，五刑三千，如指诸掌，其用心亦仁矣哉。”此则王长卿撰有一部关于唐律的图表类著作，类似史书之表。又据柳贯《唐律疏义序》，谓:“行省检校官王君长卿复以家藏善本及《释文》、《纂例》二书来相其役。”所称“《释文》”一书，对应元勤有堂本《故唐律疏议》书中各卷之末所附“释文”，以解释律文中字词音义。卷一末所附“释文”下署“奉训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王元亮重编”，可知王元亮即柳序所称的“王君长卿”。而所称“《纂例》”一书，则对应书中“名例”“卫禁”“职制”“户婚”等类之后所附图表，其中“名例”所附“五刑图说”下，也署有“奉训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王元亮撰”。这些图表，即刘序中所称王长卿“以唐律析为横图”的著作，也是柳序所称《纂例》，可知王元亮所著此书名为《唐律纂例》。而据刘有庆为此书所作之序，版心刻有“唐律抹子序”五字，又可知《唐律抹子》为《唐律纂例》之异名。
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先生(2003:138)《〈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文，提及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藏独山莫氏旧藏《唐律疏议》钞本，另有王元亮《唐律纂例序》。其序曰:
冠州张伯川先生，编撰《律文抹子》，其名题虽异，类有未尽。元亮虽读书，至于刑名之学，未曾刻意，亦未敢自擅。比来率循故典，窃思前修，编阅成文。虽各有殊异，今集一书，取其易知易解，譬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员，迈彼三章，同符书二考矣。(案:“譬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圆，迈彼三章，同符画一者矣”为引用《唐律疏议·名例》原文，前文“同符书二考矣”当为“同符画一者矣”之讹。)
此序不见于存世刊本，惟钞本存之。据此序可知王元亮《唐律纂例》一书，实系以张伯川《律文抹子》为蓝本重加编纂。元至正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故唐律疏议》所附《释文》《纂例》二书皆非王元亮原著，都是据旧本改编。《唐律释文》署“王元亮重编”，此书经清代顾千里、沈家本及日本仁井田陞等学者考释，已可证实《释文》为宋人“贯冶子”范遂良所撰《刑统释文》，本为《宋刑统》而作，非为《唐律疏议》而设，王元亮将之分编入此本，故与《唐律疏议》文本有种种舛讹不合之处。《唐律纂例》也与此相类，此书本为张伯川《律文抹子》，被王元亮改编入此本，故沿用了《唐律抹子》之名。明《文渊阁书目》著录有《唐律棋盘抹子》一部一册、《唐律纂例》一部一册，则《唐律棋盘抹子》或即为张伯川《律文抹子》，而《唐律纂例》即王元亮此书。《唐律棋盘抹子》单行本今虽已佚亡，而全书内容为王元亮《唐律纂例》所沿袭，分散于《故唐律疏议》之中，名亡而实存。
由此可知，《唐律抹子》之“抹子”，非指书上有涂抹、标识之符号，而是指有关唐律之图表。“抹子”一词为元代文书专名，邢文释为“书信”亦未切，元人所编类书，对此语有解释。元徐元瑞《吏学指南》卷二“册籍”类有“抹子”一词，注曰:“简切之文，便于涂抹。”元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卷三《书记·手书》下释云:“有别事则用小帖，内简后具礼云再覆。或用事曰谨呈，谓之内幅，亦谓覆帖子。或送物别纸列写，谓之内目，亦谓之内屏风，亦谓之抹子。”据此可知“抹子”为列目清单之意。此语亦常见于元人书札，如清端方《壬寅销夏录》所录元人书札《元名贤词翰册》，其第五赵雍札有“抹子一纸同纳，望兄长果于理可行，则为公道发落是幸”、第七钱惟善札有“外有抹子一本附上，并干台照不宣”之语，“抹子一纸”“抹子一本”即列目清单之意。又明黄淮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载元成宗大德七年郑介夫上奏曰:“去岁上命写金字经，从礼部与翰林院官选择字样，一时奔竞，喧哄京师，各投门下，百计经营。侍郎高显卿、学士张师道，至下如应奉邓善之、奏差张士开数家之门，贿赂公行，各出抹子，分占名数，不以字样定去取，有计置即中程序，论价买名，如同商贾。”所称抹子，即论价买名之清单。
“抹子”一词，《吏学指南》注谓之“简切之文，便于涂抹”，大概是因为开列事项清单，分栏写上，便于涂抹打钩清对，而俗语称之为“抹子”。由“抹子”列目清单之义，衍生出“手抹”一词，表示将事项开具、列目寄上之意。如元李士瞻《经济文集》卷一《与建宁阮参政书》:“部下其他军功，望具手抹而来。”卷二《与延平赵佥院书》:“其麾下将佐，凡有所嘱，详具手抹而来，当一一为意也。”卷三《与泉州马总管书》:“孙提举到彼，当从臾早还，就具备细手抹来报可也，不一。”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六《与魏国公书》:“教总兵官将各营内新旧见在马匹数目报来，毋得隐瞒，就教小先锋将手抹来回话。”由上可知“手抹”有开列事目之意，即从“抹子”列目清单得义。邢文以“抹子”作一般书信解，将“手抹”解作“手书、手笔”，释义未切。
“抹子”为列目之意，又有“棋盘抹子”“棋方抹子”之称，专指带栏线之表格，大概是以棋盘经纬线形容表格之栏线。如邢文中所举元王恽《中堂事记》:“是日九道所造狐貂衣裘，其数毕具，王相命省掾王文蔚并恽用棋方抹子通类比附，使见估直高下，孰省孰费。且曰:兹盖史臣年表遗法，固非吏辈所能知也。盖有所谓而云。”当中提到“棋方抹子”一语，亦举“史臣年表”类比，可知为带栏线之表格，与“棋盘抹子”同义。由此可知《唐律棋盘抹子》即将《唐律疏议》律例以图表简明开列之著作，《唐律抹子》为其简称。
王元亮《唐律纂例》一书，公私书目著录有不同称法。据元刻本《故唐律疏议》书前泰定四年柳贯序，谓“行省检校官王君长卿复以家藏善本及《释文》、《纂例》二书来相其役”，《纂例》《释文》二书分别对应书前刘有庆“唐律抹子序”及无名氏《唐律释文序》，故书目多以《唐律纂例》《唐律释文》为名。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分列王元亮《唐律疏义释文》三十卷、《唐律纂例图》不分卷，以《唐律纂例图》名之。又因王元亮此表首有“五刑图说”四字，后人又称此书为《唐律纂例五刑图》。《嘉业堂钞校本目录》有《唐律纂例》一卷，著录为“宋王长卿纂，贞节堂袁氏抄本，一册，五砚楼旧藏”，与缪荃孙《嘉业堂藏书志》著录“《唐律表》一册，贞节堂袁氏钞本，元王长卿撰”，当为同一书。此书世间单行本久佚，贞节堂袁氏钞本当是从元本《故唐律疏议》抄出。由是可知《唐律纂例》《唐律纂例图》之名，出于柳贯序所称《纂例》。而“抹子”为元人俗语，如同缪荃孙以《唐律表》简称此书，《唐律抹子》《唐律棋盘抹子》为元人之俗称。
至此可知，“抹子”为元人文书专名，专指列目、清单。邢文中所列义项三、四、五，皆同此义，释为涂抹符号、书信、表格皆未确切。由“抹子”之义，又可知《律文抹子》《唐律抹子》《唐律棋盘抹子》皆为关于《唐律疏议》之图表著作，《唐律抹子》为《唐律纂例》之别名。
1．董康．书舶庸谭． 民国二十八年武进董氏诵芬室刻本．
2．端方(清)． 壬寅销夏录． ∥续修四库全书(景印中国文物研究所藏稿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53—454．
3．顾广圻(清)．思适斋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7．
4．黄淮(明)．历代名臣奏议(景印明永乐十四年内府刻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34．
5．李士瞻(元)．经济文集．∥湖北先正遗书．民国十二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据旧钞本景印本．
6．刘应李(元)．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 明刻本．
7．仁井田陞［日］，牧野巽［日］．《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下)．∥杨一凡总主编． 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二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38．
8．王恽(元)．秋涧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景印明弘治刻本．
9．王世贞(明)． 弇山堂别集，明万历十八年金陵刻本．
10．邢永革．说“抹”、“抹子”．辞书研究，2009(2)．
11．徐元瑞(元)．吏学指南．∥中国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
12．杨士奇(明)． 文渊阁书目． ∥读画斋丛书．清嘉庆四年刻本．
13．长孙无忌(唐)．故唐律疏议．∥中国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余志安勤有堂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
篇5：唐律
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实行的《唐律疏议》是唐朝立法的杰出成果，是中华法系的传世之作。唐律总结和发展了以往历代立法的经验，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并对后代的立法产生了 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华法系之最大特点莫过于将礼与法的双重标准作为对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法律由其本身的价值标准及内在逻辑结构所决定，它要求所指向的对象具有同等的身份。而中国古代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礼有等差”的宗法制社会。其强调“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不得与民变更者也”的宗法信条。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人们安土重迁、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和居住方式，人们多生活在几世同堂且基本上由同姓宗族构成的家庭社会之中。亲属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亲情义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古代社会面对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治社会与“礼有等差”的封建法治社会时，其内部根源往往产生不可回避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集中体现在基于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法律义务之间。作为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古人往往肩负着两项重大的义务：作为家族内部成员，其肩负着“同宗共财”“同居相为隐”“为亲复仇”“尊长卑幼”等家庭伦理道德的义务；作为社会的一员，其同时又肩负着守法的法律义务。两种不同的义务，赋予了古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亲情身份与法律身份。
如何协调亲情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使他们能够更有效的共同维护社会的存续，这是中华伦理法在不同的朝代所探求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情法并立，互为轻重；既不以法伤情，又不以情淹法，共同为治-------这是传统的中国文明所确立的二者的关系原则。
在唐代，封建等级制度已经非常的完备，封建礼教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早在两晋时期，统治者就认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晋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在南北朝时期，“纳礼入律”的思想进一步加强这也为日后唐律中礼法之完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礼法之先河。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封建法典，其律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唐律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多个法学领域，包罗万象。其立法技术空前完善，法律空前完备，可谓之疏而不漏。我认为，在诸多领域的立法中，最能体现其作为中华法系集大成之作的应该是其关于身份、家庭、婚姻以及与之有关的诉讼行为的立法。这些立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伦理法为基础的封建法制在处理身份、尊卑、男女、长幼、良贱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与其本身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原则与法律规范时，所面临的冲突与矛盾，并进一步探究古代立方对于这一矛盾的回避和化解。
封建特权制度下情法之冲突与统一
就法律本质而言，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法律的宗旨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寻求达到或基本达到的一种公平。而这决定了其本身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不论其社会地位、亲属身份、性别如何，均得无条件遵守。用西方的法学观点来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一点早就在先秦的法家思想中就有所认识。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在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亲属团体关系内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包括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的伦理亲情关系，而中国古代法律规范就靠于亲情关系，往往因为法律关系人的亲情身份而改变。
以夫权、父权为核心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是唐代国家制度的重要基础，是社会等级关系的重要标志，也是古代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唐律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对婚姻家庭制度以法律强制人们遵守。唐律是维护以夫权、父权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工具尊卑、长幼、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地位。而这些不平等在尊卑长幼之间集中体现在确立家长的全面统治权和设“不孝”罪列于“十恶”。其具体表现在亲属相犯准五服论处，同居共才，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同居有罪相为隐等定罪量刑的主要通例上。在婚姻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过程中，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维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维护“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多妾制，惩治“违律为婚”与“嫁取违律”，“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制度上。
虽然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男女、长幼、尊卑、良贱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但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法律关系能够在漫漫几千年的封建法制中一朝一代的继承下来不仅仅是因为其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而是具有其法律本身内在的原因。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身份与等级差别不是固定和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其自身年龄的增长，后代的出生和自身在仕途上的晋升而变化发展的。只要其生命可以延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家族的尊长。伦理之网在自然力的推动下，缓慢地垂直移动，网上的每一点皆机会均等的经历者由低而高的旅程。法律承认这种自然的演变，并同样保护新尊长的特权地位。
不平等的礼治与要求具有平等主体的法制在封建宗法与等级制度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冲突。而在此问题上法律对于亲情作出了让步。先卑幼，后尊长-------等级差别被机会均等的法律原则加以强制力的保障。法律本身仍然是公正的，它并没有袒护任何一种具体的人，只是保护着一种含有社会内容的自然关系；而自然关系中，人人机会均等。
唐律强调以家庭为社会之基本单位，强化家长权利，增强家族血统之凝聚力。在一定的范围内，甚至不惜违反法律的一般原则，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国家司法权为代价。
如家人共犯独坐尊长。《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又如“有妇人尊长，共男夫卑幼同犯，虽妇人造意，仍以男夫独坐”，而这与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的司法通例相悖。按照法理应该是谁犯罪处罚谁，可在古法中家长或家族中的男夫对国家承担着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多的法律义务。家庭内部成员的犯罪，往往将视为整个家族的犯罪，连坐制度也是这种法律关系的产物。而
这也进一步的强化了家长在家族中的权威和支配地位。
又如古法在确定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一般原则时，对于发生在具体特定伦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财产侵权行为确定了特殊的处理办法。《唐律疏议•盗贼》规定：“非家庭成员，但属五服之内，具有亲属伦常关系的成员之间窃盗财产，构成犯罪；但对于行为人不得依照一般盗窃罪处理，而应在普通盗窃罪法定刑罚基础上减等处罚。
再如，法律保护人身权不受侵犯，绝对禁止以幼犯长、以卑犯尊。可又有例外。《斗讼律》（总三百三十五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他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讼”。就算是有折伤对方尊长者也可减刑处理，但又规定：如果是曾祖父母殴击祖父母、父母、子孙就不得实行反击，“止可解援，不得殴之”，否则按“常律”论处。法律中的正当防卫本来是以合适之手段对于他人给予自己人身权的侵犯所实施的一种救济行为。可基于“礼有等差”的封建伦理原则，法与礼的冲突又一次出现。而法律进一步退让的结果是：唐律以封建伦理为立法基础，防卫对象的规定完全服从亲疏、尊卑之序，对于尊亲属对别人或对自己的不法侵害都没有正当防卫的权利。
在整个封建法制中，特权制度随处可见，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官等都是对皇亲、国戚、贵族、官僚及其近亲属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往往不基于财产而基于身份，这实质上是对法治的无礼践踏。
可是，当礼、情、尊、长、特权等一系列出于家庭本位、身份本位的制度将法的平等性与普遍性剥削和侮辱之后，封建古法有通过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恶逆、不道、不孝、不义、不睦、内乱这“十恶”否决一切特权，有强制力来捍卫自身的尊严。在封建特权制度下，情法相互退让，相互回避，在冲突中实现统一。
宗族内部犯罪之情法冲突与统一
唐律乃一部集大成之封建法律，其确立的法治思想中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唐律疏议》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十分严谨细致，而往往用语宽泛，可谓之疏而不漏。可是当某些犯罪行为发生在宗族内部时，由于亲权者和被害者同为尊长时即会造成法律与亲情两者的优先请求权问题。在上段论述中有关夫祖受侵害的防卫的规定中，若是这种斗殴发生于近亲之间，远亲之间，近亲与远亲之间往往会带来种种道义与法律的冲突。导致卑幼者在正当维护自己尊长权益的行为中处于情法矛盾之两难境地。
又有唐律中规定，对于预先已知的来奸者进行杀伤，也可以作为正当防卫而不受处罚。疏文以“问答”举例说：“问曰：外人来奸，主人旧已知委，夜入而杀，亦得勿论以否？答曰：设令旧知奸秽，终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难辩，纵令知犯，亦为罪人。”但是如果是尊亲来奸幼妻，是否适用于正当防卫论呢？内乱者疏议曰：“禽兽其行，朋淫于家，紊乱礼经，故曰内乱。”而这是否又成其为内乱呢？儿子是以十恶相告还是以同居相为隐？是以幼犯长还是正当防卫呢？如果儿子对尊长的这类淫乱行为无权过问的话，是否又会将整个封建法制与伦理道德引向另一个极端呢？
进一步我们可以来探究唐律中一项维护家族血统团结的法律通例-------同居有罪相为隐。在相为隐的范围上唐代超过了汉代的“亲亲相匿”的原则。《名例律》第四十六条规定，唐代相隐的范围为“同居”。所谓“同居”，疏文：“谓同财而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总的来说就是家庭内部有人犯罪，其他成员可以向官府隐匿其罪行，甚至可以向其透漏消息，使其逃逸，以免法律制裁。对子孙来说，为亲者隐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子孙不得告其尊长。《斗讼律》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因为这既违反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又犯了《名例律》“十恶”中的“不孝”之罪。可是问题在于，在子孙告发父祖的情况下，被告发的父祖应如何处理？从法理上讲，如果举报情况属实应该定刑量罪，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唐律规定，被告之父祖，则不论所告是否属实，均作自首而免于处罚。这种有悖于常理的法律制度的依据在于让子孙在父祖犯罪的情况下，能够以极端的方式舍身救父祖，以自己犯罪受罚为代价换取父祖的免于处罚。这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于亲情的避让，并以一种比较有悖常理的和比较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法律自身而言，则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适用罪有所罚的原则，在形式上保持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某些自然主义特征，即一命一罪。
复仇观之情法冲突于统一
在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解决矛盾的办法或者是法就于情，或者是情让于法。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发生冲突的法律关系与伦理关系有时常常出现难分仲伯的状况，他们二者往往体现的政治、伦理准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受到大体相同的重视。在一定的情况下法就于情或情让于法都会导致对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不良结果，这种矛盾往往属于情法矛盾最根本最尖锐之矛盾，也是中华法系两大支柱理论礼与法之间最为交叉与模糊的地带。而这种矛盾在现实社会中突出体现为古代法对复仇观的认识。
“父母之愁，不共戴天”。血亲复仇，原本是人类的一项权利，也是义务，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复仇权仍然存在。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也在国家、家庭与个人之间形成。国家在进步过程中逐步将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权利收归中央。可是在重伦理重宗法的中国社会，政府对于血亲复仇从允许到限制再到禁止的这一历史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我们可以看到唐律中对其国家司法审判制度的规定总的来说体现的是一个“慎杀”的基本原则。唐代的法律规定，凡是死刑的案件统统都要经过层层审校，最终由皇帝批准方可予以执行。唐代还提出了会审制度，即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会审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这一些制度都集中反映了唐代各项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备。可是对于复仇的禁止问题仍然存在很大的阻力。唐代统治者一方面想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法的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禁止在民间实行复仇之行为；另一方面，这又与唐代重礼法重伦理的基本思想相悖。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血亲复仇这一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谏官陈子昂认为：一方面，对复仇人的杀人行为依法定罪量刑，处以死刑；另一方面，对其舍身尽孝之行为据情据礼加以表彰，为其立碑设匾，旌表其门。而礼部员外侍郎柳宗元却反对陈子昂的观点，他认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违法则不得旌表其门，因为它同时不和经义；符合经义则不得处以刑罚，因为它不违反法律。柳宗元提出应严格限定“仇”的含义，通过排除对与法律发生直接冲突的那部分复仇行为的合“理”性，实现法律与亲情，与礼的统一。
唐律在解决其情法冲突的时候，以相互避让的方式表现为移乡避仇制止。《唐律疏议•盗贼》篇规定，杀人者遇赦免刑，而被杀者家中尚有近亲属，为执行赦令，又防止仇杀，被赦者不得返居故乡，要移居千里之外落户。空间上的距离一则可以淡化仇情，二来给复仇带来难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有移乡避仇的规定，并不是说被杀者的子孙或其他亲属有权杀遇赦回乡的杀人者。法律一方面采用回避一方面仍然禁止，用双重规定来防止仇杀的恶性循环。
一点看法
中国古代是一个家庭本位的农业社会，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两大纽带构成一个个大的家族和亲属集团。形成了包含着权利与义务的亲情关系。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往往是基于不同的身份地位而具有对于家族不同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法律作为国家强化其统治职能的工具，要求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具有普遍之约束力，作为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的义务。当家庭义务与法律义务同时存在时，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方面会产生一定的不协调和冲突。如何不因为法律的强制性和普遍性而破坏封建礼治下的亲亲尊尊关系，维护一定封建特权阶级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基于家庭血统的等级牌位与基于官僚制度下的社会不平等地位如何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相吻合，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和立法者所探求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正是这种礼与法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了中华法系的最大特点-------礼法合一的封建伦理法。古代统治者在其立法改制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法律由其自身性质和内在逻辑结构所决定的平等性、强制性与普遍性原则，又要适应宗法亲情，礼有等差的社会伦理道德习俗的要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地位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律；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刑事、民事和诉讼法律关系时，又要基于不同的亲疏、尊卑、男女、长幼、良贱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在同时具有亲、尊、长等关系存在时又要比较孰重孰轻，谁主谁辅的先后次序关系，可谓难矣。这些复杂关系的处理体现了唐代高超的技术手段，先进的立法思想，也展现了古代立法者的智慧。唐代立法者基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的儒家思想，结合在当时社会业已形成的并普遍流行的法律观念，就司法实践中的复仇问题及立法中的亲情与法律的冲突问题，引礼入律，引亲情入法，为法律确定了一条解决亲情与法律相冲突的特殊模式，并对后世立法、司法及民众法律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的思考在这种情法冲突的背景之下，对中国法制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客观地说，道德伦理亲情义务的强化对于法律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其一，由于这种结合本身以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不可回避不可解决的冲突。使得法律在其适用过程中其作用、效力均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而每每在伦理信条、礼有等差的迷阵中碰壁，不能通过其广泛的实践活动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其二，法基于礼而作出的审判结果往往不能以法理来自圆其说。法律解释与司法过程在除“十恶”之外的犯罪行为审判过程中，屈尊于情理之下，成为为礼治服务的一种奢侈品，一瓶万能胶。
其三，这种结合不利于全民法律观念的形成。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习惯于用伦理与道德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的是非对错。法律在礼的精神的大环境下，往往对于广大的贫民阶级的利益不能实施有效的保护。基于种种尊长的特权，使得人们对于法产生了逆反之心理，认为法不是用来维护自己利益，而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与压迫阶级利益的工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恶法”“息讼”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往往并不认为法律与“公平”“正义”“神圣”“秩序”有什么直接关联，对于法的认识是相当混杂的。
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之路还十分的漫长，一方面原因在于我国进入法制化轨道的历史还很短，许多的法律条款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健全之处，对于某些行为的规定过于的宽泛，扼杀了一些先进团体在科技、管理、金融、文化、法制等方面的更进一步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有些法规又对于某些领域的活动管理又过于狭窄，使得许多不法之徒在法律的空隙中牟取不当得利。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法治的思想和传统，总的来说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就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人们的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依然十分的淡薄，法律的神圣感和权威感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当人们的正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以回避和私力救济的手法加以解决，而不会想到或是想到并不愿意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人们往往习惯于用道德和情理为第一反应来明辨是非，而不是以法律作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本能来思考，这在法治社会中是可悲的。道德与伦理对于人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法治社会中，法律较之前二者应该更加的神圣与庄严。法理来源于道德，也服务于道德，但决不能被道德所抑制。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治理社会的方法：有凭君王意志而号令天下的人治；有奉道德为根本法则的德治；有“亲亲尊尊”、“礼有等差”的礼治；有拜宗教为绝对主宰的“神治”；有尊法律为最高权威的法治。实际中，没有纯粹单一的类型，在同一社会中的某一时期，往往是几种类型并存，以其中一种类型为主。而这几种类型之间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选择哪种类型，通常取决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法治道路。实际上，法治的胜利通常是宗教衰落、道德私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家庭关系的简单化、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文化的多元化，使的多数国家过去奉行的统一道德被分割，等级社会的尊卑关系被淡化和打破。近代的政治民主化是对古代
专制集权的反叛。虽然政治民主化的道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但在德治、神治、礼治和人治逐渐存在社会和思想基础的条件下，法治以一种必然登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在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亲情义务与亲情关系通通抛弃呢？是否可以认为“法律万能”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在法制社会里，法律永远只是社会主体的行为和事实的最底线，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保障权利人、义务人在行为过程中的平等地位，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危害，保障社会的基本稳定。可是，人们生活的幸福，家庭关系的和睦，企业的发展，社会观念的更新和进步往往是法律所不能或不完全能调空的，它必然的牵涉到具有一定社会传统和地区特色的道德、伦理、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所以，如何传承中国古代的法律精神，将其与当代西方先进的法学思想和立法成就相结合，制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各个部门法典，是当代我国法学家们神圣而艰巨的任务。
自由主义平等概念支配下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一种受到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权利；政府只有认真的对待权利，才能认真的看待法律，才能重建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应该克服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固有的家族本位思想，国家应该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自然人的权利，尽量减少公权对于私权制约，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唤醒人们的法律意识，实现法治社会。
法律在本质上不是力量，而是对力量的限制。当我们面对新时代的家庭义务与法律义务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以国家的一种强制手段来“一刀切”的、粗暴的干预家庭内部的事务。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对公民私权的践踏，不利于人们法制观念的形成，也不符合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而应该通过立法，对于家庭中尊长的权利与义务加以适当的限制，使得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达到长幼、男女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与制衡，从本质和根源上解决家庭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冲突，使之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和谐统一。
主要参考书目：
1、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
3、朱勇著《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钱大群著《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5、德沃金著《认真对待权利》。
篇6：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小议
1. 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一般规定。
《唐律疏议》名例律第30条“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 犯流罪以下, 收赎。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 不用此律;至配所, 免居作。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 犯反、逆、杀人应死者, 上请;盗及伤人者, 亦收赎。有官爵者, 各从官当、除、免法。余皆勿论。九十以上, 七岁以下, 虽有死罪, 不加刑;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1]该条是关于唐代刑事责任年龄的总则性规定, 规定得非常全面, 其中“以上”、“以下”是指15岁和70岁中间的人们, 不包括15岁和70岁;减轻刑事责任年龄的主体是指70岁以上未满80岁和15岁以下超过10岁, 包括70岁和15岁, 不包括80岁和10岁。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包括两部分人, 其中一部分是指80岁以上未满90岁, 10岁以下超过7岁, 包括80岁和10岁, 不包括90岁和7岁。另一部分是指90岁以上, 7岁以下的一部分人, 包括90岁和7岁。唐律当中没有规定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 但是却有适用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的主体。因此唐律规定了非常完善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不仅规定了幼小犯罪的年龄界限, 而且也规定了老年人犯罪的年龄界限。
2. 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
《唐律疏议》第55条“称‘人年’者以籍为定。《疏》议曰:称人年处, 即须依籍为定。假使貌高年小, 或貌小年高, 悉依籍书, 不合准貌。籍既三年一造, 非造籍之岁, 通旧籍计之。问曰:‘依《户令》:疑有奸欺, 随状貌定。若犯罪者年貌悬异, 得依令貌定科罪以否?’答曰:‘令为课役生文, 律以定刑立制。惟刑是恤, 貌即奸生。课役稍轻, 故得临时貌定;刑名事重, 止可依据籍书。律、令义殊, 不可破律从令。或有状貌成人而作死罪, 籍年七岁, 不得即科;或籍年十六以上而犯死刑, 验其形貌, 不过七岁:如此事类, 貌状共籍年悬隔者, 犯流罪以上及除、免、官当者, 申尚书省量定。须奏者, 临事奏闻。’”由以上可以看出, 关于行为人的年龄确定, 按照《唐律疏议》规定, 是以户籍所载为准则的, 至于人的外貌, 不得作为推定行为人年龄的依据。无论从外貌看来年龄已大, 但实际上年轻, 或者外貌看上去年轻, 但实际年龄大, 都应该依据户籍中写明的年龄为准, 不能以外貌为准来确定行为人的年龄。同时, 为了使人的年龄和相貌相符, 唐律还规定“籍既三年一造”, 避免出现人的相貌和真实年龄差距过大的问题。户籍既然是三年造册一次, 那么不是造新户籍册的年份, 就用旧的户籍册来推算行为人的年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是非常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 而且在不危害其阶级利益的前提下, 尽量保证司法公允。唐律的这一规定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公正性、合理性。
3. 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犯罪的处理。
《唐律疏议》第31条作为跨越不同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犯罪的处理原则, 规定:“诸犯罪时虽未老、疾, 而事发时老、疾者, 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 亦如之。犯罪时幼小, 事发时长大, 依幼小论。” (1) 犯罪时虽未老、疾, 而事发时老、疾者, 依老、疾论。“《疏》议曰:假有六十九以下犯罪, 年七十事发, 或无疾时犯罪, 废疾后事发, 并依上解‘收赎’之法;七十九以下犯反逆、杀人应死, 八十事发, 或废疾时事发, 得入‘上请’之条;八十九犯死罪, 九十事发, 并入‘勿论’之条。故云依老疾论”。[2]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凡属于本条所列情况, 都是依据“老、疾”而论, 即依名例律第30条的规定处罚, 具体减免原则是, 事发时70岁以上及废疾者收赎, 事发时80岁以上及笃疾者上请, 事发时90岁以上勿论。 (2) 若在徒年限内老、疾, 亦如之。如果在刑罚执行期间, 犯罪人成为老、疾者, 是否仍然可以按照年龄因素而进行减免, 《唐律疏议》第31条对此有明确规定:“《疏》议曰:假有六十九以下配徒役, 或二年、三年。役限未满, 年七十;又有配役时无疾, 役限内成废疾, 并听准上法‘收赎’。故云‘若在徒年限内老、疾, 亦如之。’又, 计徒一年三百六十日, 应赎者征铜二十斤, 即是一斤铜折役一十八日, 计余役不满十八日, 征铜不满一斤, 数既不满, 并宜免放。”如果罪犯在犯罪、案发、断决时, 以及刑罚开始执行时, 都不是年老或病残, 而是在流、徒刑执行过程中成为年老或病残, 那么余下的刑期就可以用对待老疾的优待办法赎刑。[3]这里法律规定了以铜赎刑的计算方法, 徒刑一年为360天, 对于符合赎罪条件的人收铜20斤, 即1斤铜合劳役18天, 如果剩余刑期不足18天, 收铜也就不满1斤, 就应该免收零数, 将罪犯予以无条件释放。 (3) 犯罪时幼小, 事发时长大, 依幼小论。犯罪时年龄属于幼小, 被告发时已经长大成人, 按照年龄幼小时的规定进行处罚。“假有七岁犯死罪, 八岁事发, 死罪不论;十岁杀人, 十一事发, 仍得上请;十五时偷盗, 十六事发, 仍以赎论。此名‘幼小时犯罪, 长大事发, 依幼小论’。”按照此种情况, 幼小犯罪是依据《唐律疏议》名例律第30条规定来处理, 即7岁以下犯者不论, 10岁以下犯者上请, 15以下犯者收赎。现行刑法的规定与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在这一方面的规定相似,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犯罪, 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仅对几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这些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减轻或免除处罚, 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是比较科学的。
4. 唐律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适用的限制。
《唐律疏议》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可以说科条简要, 内容详备, 分类明确, 十分便于在司法实践当中适用和执行, 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皇权是不断得到加强的, 而且阶层界限十分明显, 唐朝就有所谓的“良贱”之分。尽管唐律达到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 但毕竟是一部封建时代的大法, 因此必然有封建法典本质的共性。[4]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记载“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 按法律规定, 疑案、要案、贵族官僚之案以及死刑须由皇帝定夺。审判机关的职责是查清事实, 提供断案的法律依据”[5]。因此, 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受到诸多限制。 (1) 适用主体的限制。第一, 皇帝、官僚、贵族对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适用的限制。唐朝皇帝是不适用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 只有皇帝是立在法律之外的人, 法律是他统治臣民的工具。贵族官僚虽然在名义上必须遵守法律, 但他们在法律上享有特殊的规定, 被人们称之为特权阶层, 他们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约束, 不受刑讯, 只有皇帝的命令才可以审判他们, 他们不仅享有“八议”、“上请”、“减”、“赎”的优待, 而且在判决以后也有很多优待, 因此他们适用法律基本不受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约束, 对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第二, 化外人。在唐代, 国际交往频繁, 外国人来唐出使、留学、传教、经商之人非常多。据记载, 仅扬州一地的外国客商已达数千人, 其全国外国人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涉及外国人的狱讼逐渐增多。唐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 在《唐律疏议》名例律第48条专门作出规定:“诸化外人, 同类自相犯者, 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 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 谓蕃夷之国, 别立君长者, 各有风俗, 制法不同, 其有同类自相犯者, 须问本国之制, 依其俗法断之, 异类相犯者, 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 皆以国家法律, 论定刑名。”基于以上律文, 属于同一国家的外国人自相侵犯时, 根据该国的法律处理, 这时唐律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得适用;如果中国人和外国人以及外国人 (不属于同一国籍) 之间互相侵犯时, 也就是不同国家的人相犯时, 则按唐朝的法律处理, 唐律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可以适用。这一规定反映了唐代统治者尊重外国风尚习俗的大国风度, 又体现了他们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严正立场。按照当今国际法的理论, 国家的管辖权是国家对特定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管理和处置的权利, 它以国家主权为根据, 又是国家主权的最直接体现, 国家管辖权类型可以分为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和普遍性管辖等几种, 唐律关于化外人管辖的规定, 体现出了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的结合, 巧妙地解决了管辖权的冲突, 表现出了唐朝立法者高超的立法水平和立法技术, 反映出我国唐朝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的发达。第三, 唐律规定对“老耄”、“幼小”犯罪实行减免政策, 减免的对象仅限于犯罪人本人。“《疏》议曰:加役流者, 本是死刑, 元无赎例, 故不许赎。反逆缘坐流者, 逆人至亲, 义同休戚, 处以缘坐, 重累其心, 此虽老疾, 亦不许赎。会赦犹流者, 为害深重, 虽会大恩, 犹从流配。此等三流, 特重常法, 故总不许收赎, 至配所免居作者, 矜其老小, 不堪役身, 故免居作。”从上可以看出, 对于因犯罪人犯“反、逆”等严重犯罪受处理而连累其亲戚时, 如果其亲戚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些受连累的“老耄”、“幼小”之人则不再享有减免的优待, 而是要严格依律论处, 无论如何也要实处刑罚而不得减免。 (2) 罪名的限制。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目的, 除了皇帝以外根本就没有规定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 而立法者对其他几种刑事责任年龄解释时, 往往从罪名上进行了种种限制。例如, 对于减轻刑事责任年龄, 只有流罪以下才可以收赎, 流罪以上则不能收赎, 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 更是不用此律;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 对于80岁以上未满90岁, 10岁以下超过7岁的犯罪人, 犯谋反、谋大逆、杀人罪、盗窃罪、伤人罪这五种犯罪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对于90岁以上, 7岁以下的犯罪人, 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 即父亲、祖父犯谋反、大逆, 罪名已经成立, 他的儿孙, 在7岁以下的人仍旧应该发配或没收做官奴婢。
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对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种种限制, 这是因为这些犯罪都危害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因此封建立法者赤裸地规定对各种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 从而有效维护其封建政权统治。如果老幼之人触犯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限制性罪名, 则不再考虑对行为人刑罚的减免, 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唐朝统治者制订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真实立法目的。
摘要：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最高成就。《唐律疏议》当中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作了详细规定, 包括唐律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犯罪的处理等基本问题, 同时规定了对唐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适用的限制因素。
关键词：唐律,《唐律疏议》,刑事责任年龄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 等.唐律疏议[M], 刘俊文,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6.
[3]钱大群.唐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4]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