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精选6篇）
篇1：军费项目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初探
一、军费项目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的内涵
绩效是实施一项活动的有效性,而且是基于预期目标的有效性,是效益、效率和有效性的统称。军费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内部,用于建设事业和完成作战任务所使用的经费。项目预算是一种产生时间较早,管理方式较为简单的传统预算编制方法。这种管理方式以预算支出的若干特定目标为核心,采用分项排列的方法依次列出特定目标的预算资金,由拨款机构加以拨付。
而所谓的军费项目预算支出绩效就是在绩效概念中增加评价的对象---军费项目预算支出。所以,对我军项目预算经费的支出实施绩效评价,就是围绕军费项目支出要达到的目标,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案中进行决策,为最终的项目效益产生奠定基础,提高部队战斗力。
二、建立项目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的必要性
从近几年来的军费预算支出的实践看,在项目预算经费的支出管理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项目申请程序不够严密,一些项目的论证和经费需求测算缺少专家评审把关环节;二是项目经费在开支过程中缺少监督控制,存在扩大开支范围、专款不专用的现象;三是尚未建立计量和考核项目绩效的评价机制以及奖惩措施,项目建设缺乏跟踪问效,支用机构缺少节约和有效使用资源的动力。
军队是提供国家安全的公共部门,不同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绩效”难以量化。它追求的是战斗力最大化目标,虽然在战斗力形成过程中,会消耗一定数量的经费,但经费消耗的结果只能体现为一定数量的战斗力,而战斗力指标难以用数字量化。这是在军事领域运用绩效预算制度的理论困难。长期以来,我军财务部门对财务活动几乎没有进行过绩效分析,即使有也只是一般的财务活动分析。而财务活动分析大多侧重于合规性评价,忽视效益评价。
三、项目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的方法
1、设置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要根据预算支出的性质、范围、功能的不同,对指标进行不同的分类,大体可分为军费收支平衡指标、军费合规性指标、军队事业任务完成效果指标、军队经费保障程度指标四种。其测评方式如下:
军费收支平衡指标=当年经费支出额/当年经费收入额×100%
如果比例>100%,则表示当年支出大于收入;如果比例<100%,则表示收入大于支出;如果=100%,则表示当年收支平衡。只有比例≤100%,才实现了经费收支平衡。
军费合规性指标=军费违规额/实际经费使用额×100%
如果比例大于>100%表示不合规现象严重,如果≤100°/。则表示经费使用合规。
军队事业任务完成经济性=当年实际开支经费数/当年计划开支经费数×100%
军队事业任务完:率=实际完成任务量/计划完成任务量×100%
军队经费保障程度指标是考察经费供需状况的指标,可以根据总体情况及分配情况来确定,以训练费保障程度为例:
训练费保障程度:训练费供应额/训练费需求额×100%
2、实施有效的预算支出分析。我们在对预算项目进行评价时应该进行经济性评价、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评价重点根据项目目标和项目生命周期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对预算项目的分析应该贯穿整个预算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主要步骤为:项目立项时进行评审分析,立项单位提出多种预算方案以供参考,根据绩效最大化的原则确定预算项目。在预算项目落实过程中,要进行经费支出的分析。通过计划和已实施的情况对比,防止资金滥用的现象发生。在项目完成之后,同样需要对经费的支出进行总结。看立项阶段发现的主要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收集、分析考评资料;起草、发布考评报告;回顾绩效考评;充分利用考评结论。
3、改进会计审核方法。目前我军使用的是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方法,它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它可以通过提前或延迟支付现金人为地操纵各年度的支出,但不能将资本性项目的购买成本在使用年限内进行分摊,另外这种方法忽略了投资的机会成本,不能正确完整地反映各单位的行政成本。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会计确认的时间不同。收付实现制以款项的收付为标准记账。权责发生制以权利的形成和责任的发生作为记账的标准。权责发生制会计可以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一定时期内提供产品和服务所耗费的总资源成本。现在权责发生制会计已经被广大企业普遍采用,军队也应逐步引入。
篇2：解读中国军费开支
一、今年中国军费开支增幅为5年来最低
军费就是国家用于军事方面的经费。3月5日财政部提交的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国防支出将比2014年增加10.1%，达8868.98亿元。这是中国国防开支连续5年增长，但增幅为5年来最低。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中国作为大国需要有能够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的军事力量。较于2011年12.7%，2012年11.2%，2013年10.7%，2014年12.2%，中国军费已连续5年呈两位数增长，但增幅创5年来最低。中国军费开支一公布，迅速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美联社称，军费的增长反映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也表现了中国立足于区域和全球的愿望。法新社称，军费延续每年两位数的增长反映出中国巨大的军事雄心，北京多年来一直以两位数增加军费开支，“并在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系列领土纠纷中展示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中国军费增长不受经济增长放缓制约”，路透社特意将中国国防预算增幅与经济增速联系起来，称随着中国加大对潜艇和隐形战机等高科技装备的投入，今年军费增幅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还称“中国军力发展引发地区担忧，特别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主权纠纷中采取了强硬立场”。
今年中国军费是连续5年军费实现两位数增长的最低水平。2015年中国军事预算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仍位居世界第二，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军费支出。而今年10.1%的增长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更加客观地指出，中国的军费开支仍然不足美国国防预算的三分之一。近年来我国军费有所增长，主要是用于改善官兵生活条件，加快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保障军队各项改革需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相比，这一增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仍然相对较低，增长幅度也是有限的，军费投入相对不足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在世界大国当中，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的路应该说走得还是相当艰难的，大部分的军事装备、研发都要靠自己来做，甚至是从头做起。另外，我军广大官兵的保障还需要不断地加强。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国防政策还是防御性的，这是在宪法当中明确规定的。
中国军费处于适度合理的控制中。中国军费的调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经济发展程度、安全环境变化、武器装备建设周期、国内物价水平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要加大国防科研和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设力度，发展国防科技工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等。中国武器装备已进入更新换代时期，今年军费在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列装上所占的军费份量会比较重。2014年新增国防费主要是用于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提高军队人员生活待遇和推进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等三个方面，而武器装备建设、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信息化建设、实战化军事训练和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则是军费保障的重点。
怎样把军费用好无疑是国防费增加后另一个关注焦点。军费管理是建军治军的重要方面，2014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部队已全面推行军费绩效管理工作，着眼花钱必问效、低效必问责，确保每一分军费用在刀刃上。对于如何合理使用军费支出，使军费使用效益提升，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问题。目前，从我国的国情军情来看，应以提高战斗力为唯一标准和导向，向基层部队倾斜、向战斗部队倾斜、向先进装备研发倾斜、向实战化训练倾斜，避免低效益重复建设，严格杜绝浪费。军费管理不严的军队，打不了胜仗。依法从严治军，必须依法从严管好军费。
某些外媒借机恶意炒作中国军费。西方很多媒体戴着有色眼镜过分解读中国军费，指责“不透明”等等。事实上，中国政府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审查拨付军费预算，整体来说是透明、严肃的。此外，军费透明度没有很完整、严格的国际标准，西方媒体的指责属于鸡蛋里面挑骨头，体现偏见和歪曲。有评论指出，中国已经近30年未因实战放过一枪一炮，堪称是“最和平”的大国。中国加强国防建设是要确保继续做“最和平”国家的权利，并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的持久发展。其实，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并不相信“中国威胁论”的鼓噪。
二、中国军费都去哪儿了
除了关注中国每年的军费开支外，国外还关心中国军费去哪儿了，尤其是关注每年增长部分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无论中国军费开支如何增长，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决定中国军费只能用于防御目的。
中国的领土辽阔，需要投入一定数量军费用以支持军队保卫国防。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大国地缘战略竞争日趋激烈，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日趋猖獗。因此，维护国家统一、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发展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增多了，但不能忘记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强军才能卫国，强军才能强国。至于有媒体说俄罗斯、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也是领土辽阔的国家，他们的军费相对来说却比较少。但是你拿世界地图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地理环境和这几个国家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国家地理环境非常复杂，其它这些国家可以说比较简单。如俄罗斯，整个北部面临着北冰洋，一片冰雪之地，正常人都没法生存，那边没有安全顾虑。加拿大也一样，整个北部包括东部都是面临着一片冰国。南部和西部又与美国接壤，而美加又是同盟国，有美国保卫用不着投入太多的国防力量和经费，搭美国的安全便车什么都解决了。印度是一个半岛国家，整个南部全部是印度洋，没有复杂的国际环境，只在北部与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少数几个国家接壤，除中国外，跟其它几个国家相比印度是最强大的，现有投入也足够了。
而中国的面临的安全环境则非常特殊。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非常复杂，理论上讲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管辖区、2.2万公里的陆上边界、1.8万公里的海岸边界、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6500多个、陆上邻国有14个，并与8个国家隔海相希望，特别是东部和东南部海洋环境复杂。中国面临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威胁，我们的领土、岛屿和海域还受到周边国家的侵蚀。另外，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不结盟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给我们提供安全保障和承诺。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军事技术封锁和武器禁售。这种特殊的安全环境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要想深入分析一国的军费支出是否合理，是否打破了国际间的力量均衡，是否对别人造成了威胁，最根本的依据还要看它的军费支出使用在什么地方？达成了怎样的结果？冷战结束至今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没有同任何国家发生过任何战争和武装冲突，周边地区也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的国防开支从本质上说无异于对和平的投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世界各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到的收益，正是中国对和平投资带来的“红利”。时至今日，中国依然面临着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国际霸权主义的巨大威胁，适度增加国防开支，对于遏制战争，维护国家稳定和世界和平，同样意义重大。一个国家军费开支的多少固然值得关注，但这些投入到底是在为和平投资还是为战争埋单，才更需要引起人们重视。如今中国军队建设面临机械化和信息化双重使命，尤其是信息化建设立足于独立自主，起步晚，底子薄，周期长，需要连续投入。根据中国两年一次的国防白皮书对国防费用最权威的解释可知，2015年中国军费开支的主要项目主要用于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和装备采购维修费三方面。
其中，人员生活费用于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和聘用人员的工资、保险、伙食、服装、福利等费用。近年来我军士官比例大幅增加，人员工资较过去增长幅度较大。2014年底全军和武警部队工资进行调整，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
训练维持费用于部队训练、院校教育、工程设施建设及维护和日常消耗性支出。从训练上来看，实战化训练、跨区训练比以往更为普遍，对经费保障要求更高。实兵实弹演习花费根据规模、时间、模式不同而不同。如今一发普通炮弹至少是五六千元，一场演习可能发射几百到几千发。一枚导弹价值数百万元。此外为提高实战化水平，需要进行训练环境建设，比如要建设大型训练基地，环境越复杂，自然保障难度越大。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分析了中国国防预算增长的钱“将花在哪儿”，指出中国增长国防开支一部分会用于参与国际演习。
在国防开支的三部分之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装备费用。装备费用于武器装备的研究、试验、采购、维修、运输和储存等。武器装备的发展需要很长周期和经费支持，目前中国军费水平与国防军队建设所需还有一定差距，因此需要增加军费。中国发展国防军事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特殊的困难条件下，特别是在西方的封锁下搞武器装备自主研发，费用肯定是比有些国家直接从盟友那里买要花费要高得多。近年随着装备现代化水平提高，成本也越来越高，飞机、舰艇、坦克的价格从几千万到几亿甚至几十亿元不等。在中国新式舰艇和新式战机的列装背后，同样需要经费保障。
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正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三、中国军费开支仍然属于低速增长
近年来虽然中国军费呈现两位数增长，但中国军费增长仍处于合理区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尽管中国军费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但是适度、合理的，中国的军费占GDP与财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
尽管有了一定的增长，但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中国的军费投入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军人人均军费都是比较低的。习惯性拿“中国军事雄心”说事的同时，他们忘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军费占GDP比重并不高。中国军费在GDP中的比例长期低于2%。冷战结束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国家军费占GDP的比例保持在2%—4%之间。
中国人均国防费支出则更低，仅相当于美国的1/22，英国的1/9，日本的1/5。英国2014年军费为618亿美元，约20万名军人，人均军费支持为29.8万美元。日本每年国防预算也在500亿美元左右，而日本自卫队的兵力只有20几万人，平均到每人身上大概是20多万美元。而中国的总兵力大概230万人，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几万美元，只是日本人均军费的五分之一。在所有相关数据中，中国国防费唯一相对较高的项目，就是国防费的年增长率。这也是一些所谓分析人士常常拿来大做文章的地方。其实，年增长率之所以较高，不过是因为中国现有国防费用的基数太小。即使中国国防费按照现有的年增长率持续增加下去，要想接近某些发达国家的军费水平，也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更何况，在中国国防费用增长的同时，其他大国的军费也在高速增长。
中国国防预算是适度和温和增加，与其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协调，与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相匹配。中国军事发展和军费开支不仅没有超出所承受的范围，而且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和承受能力，进一步增加军费开支还有很大的空间。但中国却没有因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无限度地发展军事和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不再仅局限于领土边界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扩展到各个领域。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展，极大限度地与外部世界融合，国家利益的扩展分布于全球，由此中国对主权范围之外利益的保障和维护需要适度发展军事力量。这不仅是国家主权范围内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主权范围外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给世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因此，中国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的宗旨，是从防御和自卫出发的，是加强国家安全战略不可缺失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各种非和平因素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干扰，确保和平发展进程顺利实施，增加必要的国防预算顺理成章。
对于中国军费持续两位数增长，国内某些军事专家经常将其说是“实现补偿式增长”，这只上通俗的说法，仔细分析一下并非如此。要补偿的话应该是长期大幅度提高军费，这才是补偿性提高，而近年来的军费开支仅仅是恢复正常性的军费增长。为什么这么讲？在改革开放初期，考虑到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头等任务，中国军队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当时提出一个口号是“军队要忍耐”。这样一来，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比，中国的军费开支是处于非正常的低军费状态，占GDP的比例是非常低，仅仅能维持军队存活运转。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中国军费也才渐渐靠拢国际惯行，尽管近年来中国军费是两位数的增幅，但是占GDP的比例仅是1.5%，低于世界主要国家2%—4%的占幅，可见这种比例仍然还是较低的。
总之，中国提高军费投入，发展国防力量，既是维护自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需要，不针对、不威胁任何国家。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国防力量又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
篇3：军费
1美军军费预算管理的主要特点
(一) 职责分明的国防预算体制
美国历来十分重视对国防预算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作。经过多年的调整, 目前, 美国在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两个层面上, 建立了职责分明的国防预算编制、审批、管理机制。
在行政部门层面上, 主要有总统、国防部等3个部门 (人员) 负责国防预算的编制、审批和管理工作。在国防预算中, 总统主要负责制定国家安全目标, 下达防务决策指示, 为国防预算的编制确立指导原则;国防部主要负责依据国会批准的预算和国会下达的指示来统一审查、平衡和编制国防预算;军种主要负责编制、审查、实施和管理各军种的国防预算。
在立法部门层面上, 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及其他对国防支出有管辖权的委员会, 利用听证、讨论等方式对由总统提交国会的国防预算进行综合审查和评估, 最终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防授权法》和《国防约束法》。
这样, 在美军国防预算中, 行政部门层面和立法部门层面的各机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形成了职责分明的国防预算管理体制。
(二) 全过程科学的理论指导
多年来, 美军在国防预算咨询工作中一直强调以"集中、平衡、效率"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这一科学理论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1) 集中管理。在美军的国防预算工作中, 集中管理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 国防部将各军种的各个项目集中起来, 从全局出发确定项目的轻重缓急, 编制统一的国防预算;第二, 国防部对各军种执行预算的情况实行"全程"监督;第三, 在国防预算中, 国防部对各个项目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进行统筹规划。
(2) 不断协调平衡。通过国防预算工作, 美军比较注重上下级之间的纵向协调和平级各单位之间的横向协调, 以使各单位的国防预算指标达到综合平衡。
(3) 注重效益。美军认为, "每一项发展计划, 都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经费, 如项目安排、组织管理等, 投入数量及产出数量之间不具备必然的联系, 一定量的经费不一定产出等量的成果"。因此, 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根本任务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 以使国防经费达到最大的使用效益。
(三) 系统计划的管理方法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 美军先后使用了"规划、计划、预算"制度 (PPBS) 和"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制度 (PPBE) 等两种方法, 运用"系统分析"理论, 制定规划、计划和编制国防预算, 并对国防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全程"监督检查。
(1) 将短期资源分配与中长期规划、计划有机结合起来
"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制度, 将短期资源安排与中长期规划、计划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连续、动态的预算发展机制, 体现了现代国防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要求。
通常, 规划是指对战略的长远发展的筹划。在"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制度中, 规划是根据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威胁的来源和国家财力资源供给能力对国防力量全局性的谋划。通过这种谋划, 决定兵员规模、军种结构、国防设施、武器装备的长远发展。
中期建设计划是长远战略规划的阶段性细化, 其任务是把战略规划具体细化为资源配置的实施方案, 这既是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具体方向的预测过程, 也是对实现战略规划的具体方案做出理性选择的过程。在中期建设计划中, 重点是谋划这一时期的国防资金投向和投量, 并制定一套以最优方法实现的具体实施方案。与长期的规划相比, 中期的计划更加强调国防财政资源供给的可靠性和资源的约束力。
短期资源安排的形式为年度预算, 它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财力资源配置工具, 集中体现了国防财政资源配置系统中当期的资源配置情况, 是中期计划的具体化。
(2) 把国防建设看作一个大系统, 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编制规划、计划与预算
"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制定是把国防建设看作一个大系统, 采用系统工程的办法, 以国家安全目标作为国防建设宏观控制的依据;把资源分配管理作为宏观控制的主要手段, 通过规划、计划加强对各军种建设的集中指导和总体协调, 使各军种建设的目的性比较明确, 寻求全局的、而非局部的优化。在规划、计划过程中, 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 从而克服了个军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盲目上马和跨军种项目薄弱等多种弊端。另外, 通过规划、计划与预算过程, 把整个国防建设工作的各个方面科学地联系起来, 即以国家安全目标为依据提出军事任务, 按军事任务确定部队需求, 依据部队需求确定国防计划, 然后根据国防计划编制预算。因而, 把对外政策、军事战略、兵力需求、武器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关系理顺, 有利于合理配置国防资源。
(3) 按照军事职能进行分类综合, 而不是按照军种切块来编制计划和预算
"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制度把整个国防建设按任务和功能分为11大类, 凡为完成同一类任务的不同计划项目, 不论出自哪个军种, 均被置于同一类计划内。例如:在执行核战略任务的计划大类中, 既包括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又包括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等。这样, 国防部计划分析与鉴定局通过系统分析比较, 根据每个项目在完成同一类任务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及有关数据, 经综合平衡后便可决定该项目发展与否或发展规划多大。由于把类似项目列在一起, 为比较提供了方便, 减少了由于各军种分别安排项目而造成的重复或数量上的浪费。
(4)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
美军国防预算咨询体现了这种系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按规划、计划与预算的性质和内容把管理工作分为若干个阶段, 每一阶段不但有明确的分工与任务要求, 而且要是它的成果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某一阶段的开始或结束的标志。这种做法使每一阶段的文件准确地规定了工作要求、范围、进度、文件传递方向, 从而明确了各级职责关系, 从制度上减少了官僚主义扯皮现象, 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 这种做法也有利于保持决策工作的连续性。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中, 决策的连续性至关重要, 制度化和程序化既可以减少决策的随意性, 也可以减少改变决策的随意性。
(四) 重视执行的评估体系
决策的成果需要通过评估执行情况来体现。为了更加规范国防预算的评估规程和评估标准, 在2003年修订的"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制度中, 美军专门加进了"执行"阶段。在该阶段, 首先由各军种和国防部各业务局按照事先确定的标准对各自所属单位的国防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上报国防部;而后再由国防部计划分析与鉴定局对各军种和国防部各业务局的国防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并分别打分, 以便为下一个财年和以后几个财年的国防预算及其经费安排做准备, 从而可以提高国防预算的使用效益, 并有效控制经费超概算等问题的发生。按照有关规定, 国防预算评估周期通常为一个季度。
(五) 国家依法进行军事拨款
一个国家的军事拨款是本国国防政策的直接体现, 其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军队建设, 因而军事拨款的过程是国防费宏观管理的最重要环节之一。为克服军事拨款的随意性, 使国防费能在满足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需要的同时, 又能兼顾国家经济实力的可能, 美国国会每年都要通过《国防授权法》和《国防拨款法》, 必要时还通过《国防紧急拨款法》, 对有关军费拨付的权限、程序、类别等进行规范, 从而使各项军费拨付做到有法可依。美国军事拨款的基本做法是:先由军方提出军费预算申请, 经政府审议通过后提交国会审议, 最后由总统签署并颁布。军事拨款一旦被国会审议通过便具有法律效力, 未经国会批准, 任何人不得改变。
2美军军费预算管理对我军的启示
(一) 目标牵引的战略思维
军事战略就是对军事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 战略决策是长期战略思维能力的阶段性成果。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深化期、攻坚期的阶段, 我军必须树立宽广的世界眼光、在国家安全筹划中培养战略思维, 通过预算咨询为战略决策作牵引。
(二) 集思广益的决策体制
美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由国防部统一领导, 各军种具体实施。其研究机构有军内各军种研究机构、院校的军事学术研究机构及军外军事学术研究与咨询机构。这些研究机构虽侧重点不同, 包含军事战略和战术、军事科技、对外政策、国内问题等, 但总的来说都是从宏观上研究战争与和平和国家安全的智囊系统, 这种多层次的决策体制为科学咨询提供了保障。我军预算咨询体制目前以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军委、总部为主体, 应探索更加集思广益的决策体制。
(三) 规范科学的决策程序
美军决策的程序即制定规划、计划与编制国防预算以及执行检查的全过程共分为4个阶段, 这4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规划为计划和预算分配规定了基本方向, 以保证在整个国防建设方面不发生偏差;计划是规划的体现和具体内容, 又为编制预算提供了依据;编制预算为各项计划提供物质条件, 又受整个规划的制约;执行检查是对国防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以期使国防经费投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军预算咨询还面临以年度为周期、配置军事资源不以长远目标为导向等问题, 亟待探索更加科学的决策程序。
(四) 日新月异的决策方法
美军军费决策通过应用任务模块化构造能力、明确的任务绩效评估规则、敏感管理、信息系统评估、系统分析、费效分析、关联分析、故障树、头脑风暴法、德菲尔法及"日后"方法等, 增加了决策依据的可靠性。随着科技浪潮不断推进, 我军有必要在预算咨询中吸收引进现代决策管理的方法, 以适应新军事革命变革的需求。
(五) 高素质的军费预算制定者
军费预算系统是由人构建和操作的, 只有高素质的人才能构建先进的、科学的军费预算咨询系统, 也只有高素质的人才能有效地操作这样的军费预算咨询系统。先进的、科学的军费预算咨询系统的构建, 只是为提高军费预算决策制定的科学性提供了可能。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我军预算决策者必须具有操作先进的预算咨询系统必备的素质, 如: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系统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
摘要：美军预算管理经历了从PPBS到PPBE的转变, 具有职责分明的国防预算体制、全过程科学的理论指导、系统计划的管理方法、重视执行的评估体系、利用审计手段监管等特点, 借鉴美军经验, 我军预算管理应坚持目标牵引的战略思维、集思广益的决策体制、规范科学的决策程序、日新月异的决策方法, 并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军费预算制定者。
关键词：美军,军费,预算管理
参考文献
[1]崔文波, 牛晓阁, 张希.军队国有资产与经费预算一体化管理探讨[J].军事经济研究.2004 (07) .
篇4：晚清军费之困
军费开销无底洞
早在鸦片战争前，清朝的军费体系就已病入膏肓。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耗去库银约1亿两，从此国家财政陷入泥潭。至道光年间（19世纪50年代），清朝国库储备已从18世纪的6000万两跌为800万两，仅够维持军士的日常生活开支。结果仗还没打，朝中有识之士便惊呼，帝国军队的力量早已被侵蚀。
翻阅晚清军事史，人们常会困惑于一个奇怪的现象：开战伊始，清政府往往信心十足。而当前方战事犹酣之际，统治集团已斗志全无，投降言论逐渐占据上风。对此，学界多归结为清朝腐败无能、军队装备落后，却忽略了经济因素的作用。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根据一份当时户部的文档可知，经过2年战争消耗后，“各省封贮及留协等银均已陆续支缺”。如果再打下去，或将引发帝国财政体系的彻底崩溃。而此后清朝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除军事上弱小外，财政困难造成的军费体系崩塌，也是促使清朝统治者在战争最激烈时“服软认输”的重要动因。
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得知英军来袭，东南沿海各地仓促应战，忙着修工事，铸火炮，银子花得跟流水似的。从1841年2月14日到1842年3月16日，仅广东一省就花去军费390万两，等于每天1万两。而整个鸦片战争期间的军费开支，则“首尾三载，糜帑七千万”。反观英军战费，仅及中方六分之一（1263万两）。本土作战的成本竟比远渡重洋还高，岂非咄咄怪事！那么，这些钱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中国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生产力十分低下，“养兵”从来都不是桩轻松的差事。军费在历朝历代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都很高，少则六七分，多则八九成，故有“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的说法。而其中，尤以军人生活类消费支出最多。以清朝为例，平时养兵费用还算低廉，一遇战事，则需另行支付行装银、俸赏银。而且，官兵一经征调，就成了谁都惹不起的“大爷”，饭食、车船等物资均由沿途州县无偿提供。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广西巡抚孔继尹就向户部诉苦，说为了支应过境本省的云贵官兵，自己多掏了2.2万两“招待费”。这么能花钱，是不是两个省派了很多兵呢？非也。贵州调兵不过2500，云南则只有区区500人。这么点军队过境一省，所耗费用就如此“夸张”。而当时为集结所谓的“雄师劲旅”，从内陆边陲开赴沿海地区的部队何止万计！
军械制造，也是清军支出的重要项目。受战况影响，道光帝严令责成湖南、江西速向广东等地调运火炮。然而，这些省份的火炮多为康熙年间或更早前所造，大都断折锈损，不堪再用。为了救急，粤浙掀起一股造炮高潮。数月内，仅镇海炮局就铸成大小铜炮117门，耗资近11万两。可见，繁冗、落后的军事体系，正是造成晚清军费无度支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还得说下战争赔款。很多史料虽然并未将其列入军费名单，但大笔往外掏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吃了败仗。巨额赔款加上分期支付的利息，最终使晚清在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压迫下，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算不清的糊涂账
清朝每年高达千万两白银的军费开支，有很大一部分会分摊给地方，各省叫苦连天在所难免。然而，在这些“合情合理”的背后，却上演着另外一出“闹剧”。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此前叫嚷着“没钱付军费”的江南官员们，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魔术般地拿出了高达426万两的首期战争赔款。后来，还有不少江浙官员主动捐款“为国分忧”，总额达数十万两。这一现象看似令人感动，实则“猫腻”很大：清朝官员薪俸素来菲薄，其何以能如此“慷慨解囊”？
众所周知，晚清吏治崩坏，贪腐横行。为了捞钱，这帮贪官污吏“鬼主意”多得很，特别是上面拨付的战争经费，更是他们大发“国难财”的良机。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江浙前线的地方官曾拒绝雇北方人当兵，说什么“北勇不适合南方作战”。实则因为雇北方兵要花真金白银，无从作假。于是，改雇江浙当地人充当“南勇”。这批一不点验、二不训练的部队，对外宣称有9000之众，开销军费10万两，而实际上大多数人只出现在花名册上。不过，论起“吃空饷”的本领，清军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还要“技”高一筹。以“敢言”著称的江南道御史陈庆镛曾质疑前者，“闻其毁家为乃父报仇，奕经将军（编注：时任“扬威将军”，受道光帝之命前往浙江收复失地）为其开兵饷三四十万两，雇水勇二万余人，后据称皆逃散。究竟杀贼者何人？被杀者何人？此二万人岂能一一尽化为乌有？”
按理说，打仗花钱天经地义。但问题是，晚清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军事开支同样居高不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军与太平天国的殊死较量尚未结束，由部分封建士大夫推动的洋务运动便悄然兴起。经过一番努力，各地先后营建起40多座兵工厂，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初具规模。然而，由于没有实行成本核算，无视市场规律，变革自强的好事成了烧钱的无底洞。江南制造总局的开办经费起初为54.3万两，1849年已追加到94.3万两。湖北枪炮厂，启动资金80万两，到1895年却猛增至185万两。据不完全统计，仅浙江机器局、金陵火药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江南制造局7家军工厂，总共投入资金就高达4200多万两！
原来，办军工厂的消息刚一传出，垂涎三尺的各方利益集团便竞相安插党羽亲信。这些人疯狂鲸吞国家财富，宝贵的生产资金遭大量侵吞。加之洋务大臣们缺乏商业头脑，盲目购置设备，不但重复引进造成浪费，还时常被外商蒙骗。据《清史稿》统计，晚清从国外买入舰船不足百艘，竟花去白银2000万两，其间各种黑幕、丑闻不断。
改革步履太维艰
晚清国力衰微，为筹措巨额战争费用，清朝政府耗尽了田赋、厘金、关税和盐税，最后只落得找洋人借钱的下场。19世纪70年代，台防大臣沈葆祯向英国汇丰银行借银200万两，史称“福建台防借款”。这是清政府举借外债的开端，也是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军需借款。之后，左宗棠为收复新疆组建西征军，先后4次向外国银行借债，总额近1400万两。其实，借款本无可厚非，然而清政府不思励精图治，没有将之真正用于富国强兵，而是肆意挥霍。甲午海战前，为建设海军筹借的600万两白银，竟然被慈禧太后挪用了其中的436.5万两以修建皇家园林。结果，因经费不足，中方订购的2艘英制巡洋舰被日本买去。这2艘改名为“吉野”号和“浪速”号的新锐战舰，后来成为甲午海战中重创北洋水师的主力。
即使面对如此严酷局面，清政府的财政制度改革依然原地徘徊。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统治者仍抱残守缺，寄希望于从“祖宗家法”中寻找纾难解困的“灵丹妙药”。第一条就是摊廉，即按照一定比例，逐年扣除某地区文武官员的养廉银，以此达到摊派军费之目的。例如，邓廷祯在福建查禁鸦片时，就从漳州、泉州等地府库中提去养廉银1.5万两。二是开捐，也是摊派的一种，只不过对象从官员变成了富商或地主。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加强海防的经费多来自茶叶行商缴纳的“行用”，他的做法就属于开捐。道光年间，福建提出以摊廉方式分年扣还修建海防工事的费用。对此，道光帝宣布将之“作正开销”，等于将这种应急筹款方式常态化。
然而，甭管摊廉还是开捐，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在雪片般的军费告急文书和频繁自然灾害的夹击下，大清帝国终于在19世纪末走上了财政改革的道路。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当属1894年清政府发行国债。1908年1月，为偿付对日赔款，清政府又发行“昭信股票”，总额达1亿两。然而，体制衰微导致的政府公信力降低和群众基础的缺乏，使“昭信股票”成了无人问津的“垃圾股”。甚至在清廷强行摊派后，折腾了几个月也只募集到500万两。相比同时期的日本，早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编注：明治维新时期，鹿儿岛士族发动叛乱，后被天皇政府镇压）中，就曾尝试发行国债进行战争融资，并大获成功。而据日本学者著述，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方之所以能把仗坚持打下去，也是有赖于发行了1.16亿日元国债。
值得一提的是，债券最终成为清朝灭亡的导火索。1911年，时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试图将粤汉、川汉等民营铁路强制收归国有。与此同时，又与英、法、德、美4国银行签订协议，发行湖广铁路债券，以借款600万英镑在两湖境内修建铁路，条件是将收益权抵押给外国。清政府这一草率决定立即遭到民间强烈抵制，四川保路运动由此蓬勃发展，并客观上促成了武昌起义的举行。
上下离心怎奈何
晚清前期，中央政府大权在握，对全国税赋和军费的控制、调拨也比较有力。但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中央财政开始失控。每次军费吃紧，都迫使其向地方下放财权，由各省就地筹款，相互协拨。到头来，“国税”越来越少，清政府的财政基础被逐渐削弱，中央集权体制发生动摇。随着旧有的协拨军饷制度崩盘，清廷开始削减腐败无能的经制兵（编注：清朝法定国防军，包括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光绪6年，裁湖南、湖北、安徽各营及水陆防勇1.65万人。光绪22年，又决定裁汰绿营7成，勇营3成。然“国不可一日无兵”，八旗、绿营土崩瓦解之际，各地开始自筹军费，招募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由此兴起。这对于通过垄断饷权制约各地督抚权力的清政府来说，不啻为釜底抽薪。
为遏制地方权力恶性膨胀，清政府也曾多次试图收回财政大权，但都没有成功。相反，各省封疆大吏们继续拼命抓权。例如，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后，就以整顿军需为名，将原由朝廷直辖的粮台（编注：清朝负责管理军粮转运的官署）转归自己治下。随着财权下移，地方军事势力开始迅速扩张。以湘军为例，其军费的38%来自江苏厘金收入，29%来自上海和汉口的海关，15%来自各省“协饷”，剩下的则由江苏、河北的省库拨付。另据统计，1861年到1890年间清政府任命的44个总督中，出身营勇的汉人将领就有20个。而同期任命的117个巡抚中，这一比例同样高达半数以上。
篇5：中国军费增长与经济互动关系分析
关键词：军费增长,模型,实证分析,政策选择
一、Feder-Ram模型的引入
Feder-R am模型是由防务经济学家拉姆 (R am) 等人在费德尔 (Feder) 研究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框架上发展起来的。
假定经济体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部门, 劳动 (L) 和资本 (K) 是两种常规的投入, 国防部门的规模 (M) 对民用经济部门 (C) 产生外部性影响, 则两部门生产函数可作如下表达:
上式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如果劳动和资本的总投入既定, 则总产出Y就是M与C的总和:
进一步假定, 两个部门投入的生产率不一定相等, 而相对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表示为:
上式中的下方字母代表M和C部门有关投入的偏导数。式 (4) 表明在国防部门的劳动 (和资本) 生产率也许相对地比民用部门高, 其差额由δ表示, δ>0。
这个模型认为, 军费开支可能通过两种渠道对总产出和经济增长发生有益的影响。一种渠道将通过正的, 它表示国防对民用经济部门产生正的边际外部影响。另一种渠道是正的δ, 它意味着国防部门具有较高的投入生产率, 因此, 作为投入的既定资源的总产出的增加, 就被转移到更具生产力的国防部门了。
对Y=M+C求导, 有:
代入整理得:
在这里, 字母上方的圆点表示该变量的增长率 (如Y&=dY/Y) , β表示弹性参数并且等于CL· (L/Y) , α表示民用经济部门C的资本边际产量 (α=∂C/坠K) , I (d K) 表示总投资。式 (6) 增加了一个常数项 (它可反映中性的技术变化) 和随机扰动因素。M& (M/Y) 表示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 (CM) 和要素生产率效应 (δ) 的总和。如果想分别求得外部性和国防要素生产率, 则须假定外部性参数不等于CM而等于CM (M/C) , 并由θ表示, 式 (6) 可改写为下列表达式:
尽管式 (6) 和式 (7) 都不是新公式, 但这个分析框架为国防部门可能影响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的两种合理机制——即外部效应与较高的要素生产率设立了模型, 并由此而衍生出数量上估计这些影响的方法。
此模型可以扩展到多部门。在多部门模型中, 对相互排斥和消耗性的部门j来说, 如果假定“基础性”部门与其他每一部门的相对要素生产率存在着差异, 同时假定其他每一部门对“基础性”部门会发生外部影响, 式 (6) 可以扩展为下述表达形式:
式 (8) 中的C (也可以写作Y1) 代表“基础性”部门的产出, δi为“基础性”部门与i部门之间的相对要素生产率差异, Yi代表i部门的产出。如果有部门产出的数据, 就可以用式 (8) 进行计算, 据此就能对各部门对总产出和增长的总体作用进行估算。
二、中国军费增长的数据分析及结论
自1978年以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在中国确立并不断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中国的军费增长表现出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新特征, 而这些特征也是我们研究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军费增长所必须要把握的。因此, 我们选取中国1980—2000年的一些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以便得出关于中国军费适度增长的一些基本经验。
运用Feder-Ram模型, 假设经济中包含三个性质不同的部门, 即民用非公共经济部门 (C) 、非国防公共部门 (N) 与国防部门 (M) , 在对Feder-Ram模型进行运算的基础上, 将民用非公共经济部门的生产函数表述为:
再假设上式中f (LC, KC) 为Cobb-Dauglas形式, 即:
将式 (10) 代入式 (9) , 得出民用非公共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上式两边取对数, 有:
上式两边取导数, 整理得:
有关研究表明, 中国财政政策的时滞约为1·2年, 而军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滞约为2年。考虑政策时滞, 有:
(注:以上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到:
虽然模型中的拟合优度为R=0.541略显偏低, 但依然大于5%临界值下的水平0.444。同时, F=3.115也大于5%临界值下的水平3.06, 回归方程是显著的。D.W统计值为1.363虽也略显偏低, 但高于5%临界值水平0.90。总体来说, 该模型的统计性质较好, 具有较强的经济意义。θ=0.001>0说明, 中国的军费增长对民用非公共经济部门产出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但相比于其他非国防公共部门而言, 这种积极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取民用非公共经济部门、非国防公共部门、国防部门及投入民用非公共经济部门的劳动与资本的增长率的一阶差分, 分别用dC&, dM&, d N&, d LC&, dKC&表示。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到:
再对民用非公共经济部门、非国防公共部门、国防部门即投入民用非公共经济部门的劳动与资本的增长率取二阶差分, 分别用d2C&, d2M&, d2N&, d2LC&, d2KC&表示。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到:
一阶差分回归从统计角度来说依然较为显著, 而二阶差分回归的显著性较弱。但本文在此运用它们仅仅是为了说明军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积极作用的一种发展趋势。在一阶差分回归中, dM&的系数为0.052, 说明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中国军费的增长率将放大中国军费增长对民用非公共经济部门产出增长的积极作用。就经济增长而言, 进一步增加中国军费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但也要看到, 在二阶差分回归中, d2M&的系数小于0, 这说明随着军费增长的持续, 中国军费增长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积极作用放大的趋势将逐步放缓。这从理论上也说明了中国军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可能的均衡, 使中国军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协调成为一种稳态。
三、符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中国军费适度增长的政策选择
1、以军费适度增长实现适度军费规模。
通过对军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 我们不难发现, 当前情况下中国的军费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着不断放大的积极作用。因此, 在现有经济增长约束下, 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财政收入的不断提高, 增加军费甚至进一步提高军费增长速度都是有较大空间的。那么, 现有军费规模对军事需求的满足程度较低就成为了军费增长的一个主要矛盾。军费规模与军事需求从不适应到适应, 从低层次的适应到高层次的适应, 都要求在现有军费增长的基础上, 实现军费在一段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在军费规模有效满足军事需求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谈得上军费的有效配置。
2、与财政政策目标相协调的军费适度增长。
军费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主要通过财政政策机制发挥。相机抉择的军费适度增长政策主要包含以下两重含义:一是在经济增长允许的空间内, 首先考虑军费增长对军事需求的满足, 尤其在财政政策目标与军事需求出现矛盾时, 优先满足军事需求;二是从长远考虑, 在军事需求具有一定弹性的基础上, 可反经济周期调节军费增长, 具体来说, 就是不以年度作为考虑军费增长的唯一时间界限, 而将军费增长置于整个经济周期当中, 对由于抑制经济过热导致的军费增长不足, 在经济出现低谷的年份予以补足, 实现整个周期内军费增长与军事需求的均衡。
3、在军费适度增长中实现军费增长结构的优化。
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变革深刻影响着各国军队, 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的作战形态对军队的编制体制、力量编成、人与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世界上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军队来看, 不断提高包括海、空军在内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军兵种在军费分配中的比例, 提高军费有机构成, 已成为普遍的趋势。
4、通过军费适度增长促进人才的高级化和技术的自主化。
人与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生成的两大基本要素。从我军目前的情况来看, 人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先进武器装备自主化程度较低已严重阻碍着我军的进一步发展。军费适度增长不仅应包含军费规模的适度扩张, 也应将增加对人才培养和先进技术自主研发的投入作为重要的环节, 实现军费有效配置外延与内涵的统一。由军费技术投入带来的军事技术的不断升级往往反馈于民用技术, 并带来整个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 因此, 通过军费适度增长促进人才的高级化和技术的自主化也将使军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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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浅析军费运行过程控制
摘 要 军费运行过程控制目标是通过实施过程控制所要达成的效果。军费运行控制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军费使用效益，形成最优的保障效果。本文首先谈了军费运行控制的必要性，然后重点对军费运行过程控制进行简单的阐述。
关键词 军队财务 军费运行 过程控制
一、军费运行控制的必要性
一是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增强财务保障能力。在军费额度不会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这就给加强财务管理、提高军费使用效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对军费运行监控的研究，深入挖掘监控机制的整体潜能，才能增强财务管理保障能力，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要求。二是抵御市场经济负面影响，规范军费运行秩序。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存在，给军队财务管理带来了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的监控理念和机制难于应对巨大的冲击。必须深入研究市场经济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有针对性地研究监控对策，拓展监控范围，完善监控机制，把军费运行全过程置于有效的监控之下，促进财务保障效益的提高。三是优化军费运行系统，提高军费分配与使用效益。监控机制是军费运行机制的一部分，在确保军费良性运行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我军多年实践看，军费运行效益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控机制。如果监控乏力，必然会引起军费使用效益的低下。研究设计科学的军费运行监控机制，加强监督控制，有利于系统机制之间协调配合，优化军费运行系统，促进军费运行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军费运行过程控制阐述
对军费运行的监控不仅要注意结果，而且要关注军费运行的过程。因为只有过程的科学性，才能保证结果的科学性。要使军费按照既定计划运行，必须使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保持一种和谐有序的运动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系统诸要素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和相互牵制，以产生最佳的整体效益。而要保持这种状态，就必须有效控制人们的业务操作过程。我认为，军费运行程序化是对军费运行过程实施有效控制的机制。“程”是指规章、制度或形式；“序”是指区分或排列位置。程序是指事物运动的某种次序过程或环节。程序无处不在。凡是运行有序的系统，其中必然存在科学、规范、透明的运行程序，使系统内各要素能够在程序控制之下有规律地运行。建立科学的军费运行程序化机制，能够对军费运行过程实施有效的监控。首先，科学的军费运行程序，能够使人们的行为有章可循，有据可凭，避免“因人而异”而导致的军费运行偏差。其次，公开透明的程序，能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克服“暗箱操作”带来的军费流失。因此，设置科学、标准、公开的程序化机制，是对军费运行过程实施监控的有效途径。
军费运行程序的设置要体现三个原则。
第一，科学性。这一原则要求军费运行程序的设置要符合客观规律性，人们按此行为能够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程序设置的目的和目标要符合实际，在清楚程序的意义和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增强程序的科学性；程序设置要符合客观规律，要在“经济人”这个假设前提下科学设置程序，不能凭主观办事；程序设置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避免程序滞后。
第二，标准化。程序的标准化是对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的前提。一个过程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运行。各行其是、随心所欲在许多场合下都是出错和低效的根源。犹如交通，没有统一规则就会出现交通混乱，并进而影响交通速度。程序的标准化，一方面能够规范军费运行，减少军费运行过程的变异性，从而防止和减少军费运行偏差或效益低的现象；另一方面，重复地进行同种活动将有利于过程的改进，避免工作方法出现因人而異、变来变去的现象，由于标准化而达成的统一将能够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程序的标准化必须要让人们清楚地知道“该怎样做”，而不是“不该怎样做”。“该怎样做”是行为集合中的“子集”（如图1），具有明确的限定性；而“不该怎样做”是行为集合中的一个子集的“补集”（如图2），只具有较弱的限定性，不利于对行为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