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的历史意义

虎门销烟的历史意义（精选6篇）

篇1：虎门销烟的历史意义

虎门销烟历史

英国贸易入侵虎门

在清朝闭关锁国的时候，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英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当时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资源，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潜在市场。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政府坚持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正是英国向中国倾销其工业产品的“绊脚石”。[1] 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2]

走投无路的鸦片贩子在中国受到热捧，沿海官兵甚至出动兵船在近海与毒贩交易，再由兵船运回内陆，开设烟馆倾销毒资全是国民所为。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毒贩如蝇群而来，除了英国，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2]

[3]

虎门销烟林则徐上书道光帝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 晚清鸦片吸食者 变。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20-184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1亿两左右。

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2]

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中国禁烟以琦善为首的弛烟派评击黄爵滋，以各种理由将烟害问题归咎于其他社会问题上，而且主张禁烟的官员不过是少数人，就连道光帝即位前也尝过鸦片，后来醒觉才戒掉烟瘾，使他对禁烟一事犹疑不决。[5]

[6-7]

但林则徐早已于江苏巡抚及湖广总督任内时禁烟，把烟贩及鸦片吸食者一扫而空。鉴于林则徐的成功，道光帝认为禁烟并非不可行，于是道光帝下定决心，[8]

革除吸食鸦片的庆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之爵位，又将弛烟派的许乃济品位降级。道光帝召林则徐入京，一连八日，天天皆召见林则徐商谈禁烟，林则徐指出鸦片的危害

1.鸦片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中国的财政危机。

2.鸦片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中国的财政危机。[9]

3.鸦片腐蚀中国的统治机构。许多贵族、官僚、地主吸食鸦片以后，更加腐败，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他们接受贿赂，包庇鸦片走私，用加租增税等种种方法，把购买鸦片的花费转嫁到人民身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9]

4.鸦片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清军的将领和士兵也有人吸食鸦片。如在广东水师中，官兵不但吸鸦片还大量受贿。水师巡船竟至和英国鸦片船约定“每箱鸦片收到5万元到10万元”，大批“缉私船”甚至变成了鸦片走私船。[9]

5.鸦片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当时中国的一些城镇，烟馆林立，吸食鸦片的大烟鬼，成千上万。[9]

最终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1838年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关防，全国禁止吸烟。[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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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成为钦差大臣之后，引起弛烟派和满州贵族不满，但碍于道光帝的皇威，不敢公开反对，只得暗中阻挠。弛烟派首领琦善向林则徐威迫利诱，后人记述当时的情况：

“道出直隶，遇直隶琦善，嘱文忠无启边衅。盖文忠任江臬时，琦为总督，曾荐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论似公而意则私也。文忠漫应之。”[13-14]

龚自珍亦对林则徐的安危担忧，他提议林则徐带同重兵巧匠，[15]

一旦发生战争，便可即时还击，更愿随林则徐一同南下，但林则徐不愿他卷入政治旋涡，婉拒了龚自珍的好意。

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通力合作，发布道光帝圣旨，查封烟馆，逮捕烟贩，下令处死了中国烟贩冯安刚。林则徐最大的阻力是怡和洋行的威廉·渣甸及宝顺洋行的兰士禄·颠地。威廉·渣甸为阻止林则徐，返回英国，游说政府对清廷采取强硬行动。林则徐一知道人称“铁头老鼠”的威廉·渣甸离去便高兴表示：“铁头老鼠，狡猾的鸦片走私头目，畏惧天朝的愤怒，已经回到烟雾之地。”[16]

虎门销烟主要过程 编辑 虎门销烟禁烟

道光十九年正月廿五（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正式抵粤，受

威文黑首大

林则徐和关天培（油画）

九响礼炮之礼，所有广东高官员皆来迎接。美国商人廉·亨德也在附近观礼，他留下了有关林则徐相貌的重要献：“气度庄重，表情相当严厉，身材肥胖，上唇浓密的短髭，下巴留着长髯，看来六十岁左右。”[18]

林则徐先参观越华书院，并题了一对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壁立千仞，无欲则刚”。[19] 众鸦片烟商以为贿赂就能打动新来的钦差大臣，偏是林则徐就与历来的官员不同，视钱财如无物，他限定所有烟商三日内交出全数鸦片，并签切结书，声明以后不贩鸦片，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20]

少数的烟商屈服，交出鸦片，但大部分的烟商，包括官府差役、胥吏查办，皆无所动。[8]

林则徐便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知识界的士人与他同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零售商；过去禁烟弊端；禁绝之法。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21]

禁烟期间，林则徐写了一封致维多利亚女王的照会，质问女王明知鸦片有害，在国土上包括伦敦、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不产鸦片，严禁国民吸食（注：实际上英国严禁鸦片吸食要到1912年的鸦片公约通过才实行）。[22]

但却在其管辖的印度种植生产鸦片，批准国民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他要求女王去除印度的鸦片，并通知女王中国已经通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全面禁烟，使英国国民放弃鸦片贸易。

外国烟商认为交少量鸦片给林则徐交差便了事，于是采取施延手法，称对命令要详加考虑，成立委员会作报告，七日内回复。[19]

林则徐非常气愤，限令烟商依时交出鸦片，否则翌日十时亲到十三行审判外国烟商。美国烟商表示愿随林则徐指示，遭兰士禄·颠地阻止。结果三日之后，烟商决定象征性交出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

于是邓廷桢下令封锁广州海岸，围困十三行，兰士禄·颠地意图逃走，被邓廷桢活捉。[10]

其时商务总监为查理·义律，他一听到十三行被围困，立即从澳门赶到广州。义律只见十三行皆有人把守，便提剑闯入，看守人只得放行，但绝不让他走出来。林则徐下令十三行内所有华人迁出，断绝通信，断水断粮。十三行内有350名外国人，只得亲自去烹调、洗涤、铺床、擦灯、挑水、挤牛奶，做平时根本不用动手做的家务。[8]

[23]

虎门销烟缴烟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一（1839年3月25日），义律屈服，愿意约见任何一名官员。广州知府与他见面，但义律又不出现。林则徐向义律作最后通牒——《示谕外商速交鸦片烟土四条稿》，痛斥义律，义律最终于二月十四（1839年3月28日）朝早六时服从林则徐之命令。[10]

[19]

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20283箱禀》；[24]

从林则徐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

不过义律留有后著，他不让外国烟商直接交鸦片给林则徐，而是先交给他，再以“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缴出鸦片，连利息、运费一共20238箱鸦片。[24]

令商业冲突变相成中英两大帝国的冲突。[10]

[12] [8]封锁十三行事件后被写入《南京条约》，并以此为借口索取赔款600万银元。条约写道：“

四、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银元偿补原价。”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六（1839年4月10日），林则徐、邓廷桢及广东海关监督豫坤乘船到达虎门，会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验收鸦片。烟贩在沙角缴烟，并在路易莎号签发收据。林则徐便建议缴出一箱鸦片，则赏茶叶五斤。[25]

美国及荷兰烟商承诺永不再贩鸦片，义律却从中破坏，缴烟途中运走鸦片，又以各种理由拖延缴烟时间。林则徐将计就计，也延长封锁十三行的时间，义律无奈如数缴烟。三月十九（1839年5月12日），民间缴烟完毕，拘捕吸毒者、烟贩一千六百人，收缴烟膏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二十六两、烟枪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一杆、烟锅二百一十二口。四月初六（1839年5月18日），烟贩缴烟完毕，共收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十九袋。四月十一（1839年5月23日），兰士禄·颠地等英国商贩被驱逐出境，次日义律亦将十三行的英国人撤到澳门。[10]

[19]

虎门销烟销烟

林则徐本想将鸦片运回京师销毁，不过御史邓瀛认为为防鸦片被偷偷换掉，就地销毁更好，道光帝同意。林则徐决定于虎门公开销烟，接下来林则徐就要找出销毁鸦片的方法。林则徐曾使用传统销毁鸦片“烟土拌桐油焚毁法”，但膏余却会渗入地中，吸毒者掘地取土，仍得十之二三。于是林则徐找出第二种方法“海水浸化法”。[10]

海水浸化法的办法是在海边挑挖两池，池底铺石，为防鸦片

林则徐销烟池旧址

渗漏，四周钉板，再挖一水沟。将盐水倒入水沟，流入池中。接着把烟土割成四瓣，倒入盐水，泡浸半日，再投入石灰，石灰遇水便沸，烟土溶解。各名士兵拿木耙不停在池中搅拌，务求烟土完全溶入水中。待退潮时，把池水送出大洋，并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涓滴。[27]

当天日记里又说：“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道光十九年四月廿二（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正式开始，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前面挂著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广东各高级官员全部出席。由于销烟是公开参观的，加上是端午节前后，因此人们纷纷前往虎门浅滩。另外，不贩鸦片的外商、领事、外国记者、传教士等等，都专程由澳门或其他地方前来参观，当中无一是英国人，以抗议清廷对英国人财产施加压迫。[10]

当中有带同家眷之不贩鸦片的美商C·W·金、传教士裨治文、商船船长弁逊等十人，不信林则徐有办法把所有鸦片完整销毁，于是前来实地考证。林则徐干脆给他们进入池边，让外国观察员直接详看销烟方法，沿途讲解。待观看全部过程、反复考察后，皆心悦诚服，向林则徐脱帽致敬。[27]

事后，传教士裨治文在任职的《中国丛报》中记述：

“我们已经反复检查销毁过程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加忠实的了。”[28]

此外，《澳门月报》、《季度评论》、《新加坡自由新闻》、《广州纪时报》等外国人报纸皆大编幅连续报道虎门销烟，而且得到与鸦片贸易无关的外国人支持及肯定。英国本土方面也因此事件而物价增涨，尤其是大米、丝绸和银。[29]

澳葡政府亦对查禁鸦片一事相当合作，葡萄牙商人全部承诺不贩鸦片，并欢迎林则徐亲临查办。林则徐于是发表声明，不但葡萄牙商人可以正常贸易，往中国贸易时更会得到保护，绝不被人欺凌。[10]

从道光十九年四月廿二至五月十日（1839年6月20日）当中，共销毁两百

[11]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鸦片，其中少数鸦片运送京师作样本，然后销毁。

篇2：虎门销烟的历史意义

一、了解学生现状,明确教学目标

大部分的中职生对虎门销烟的认识重点都放在了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和意义等方面,教师虽然对其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所提及,却未深入阐述。通过网络调查可以了解到,近几年,青少年吸毒的比例始终占吸毒人数的80%左右。在这两方面,“虎门销烟”正好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禁毒教育的一个切入点。

所以,在进行本课程的历史教学时,教师通过对教材和青少年实际情况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确定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德育教学目标:(1)教师在讲清该知识点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2)联系鸦片的危害进行禁毒教育。

二、在具体教学中的一些建议

(一)课前预习

学生通过课前预习和搜集资料了解林则徐的个人情况以及虎门销烟基本的背景知识和过程等相关内容,以便于教师在实施教学的时候,学生的基本知识已经准备好了。

(二)课堂设计紧密围绕教学目标

既然是在历史教学中实现德育目标,那么在设计本课程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展示知识点,而应通过教学设计将书本中的知识点进行串联、归纳和总结,然后通过教学活动展现出来。本节课在导入的时候可以通过一系列罂粟花的种植、生长以及种植分布范围等照片的展示,向学生介绍罂粟花又被称为“恶之花”。在世界战争史上有一场战争是以植物命名的———鸦片战争。

播放短片《林则徐》,让学生了解林则徐的生平和虎门销烟的经过。创设情境,充分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的优势,对学生的视觉、听觉形成刺激。教师通过设置问题:林则徐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要虎门销烟?帮助学生在结合已有知识和课前预习的基础上明确虎门销烟的背景和历史意义,更深入地了解林则徐的人物形象。接下来,教师出其不意地设置问题:如果我是林则徐,我会怎么做?通过学生回答问题,教师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认识到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所应该表达出来的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和利益的爱国情操,而林则徐的举动,是源于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深刻的灾难以及他个人的高尚爱国情操下所做的行为。

在这个交互式学习的过程中,不管是图片和视屏的播放,还是师生之间的互动都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使一件看起来离当今社会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与学生的实际情况联结起来,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最后结尾部分以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一诗中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勉励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在课程的后半部分,再次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一部真实的纪录片《黑白记忆》的片段,通过真实的故事让学生明白毒品给个人、家庭、社会所带来的危害。同时通过青少年吸毒的系列照片展示,结合教师课前所调查青少年吸毒的相关数据,抨击学生的内心,让学生认识到毒品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最后,通过一些提出可考核的问题测试学生是否掌握了这门课的相关知识。例如测试学生能否说出鸦片的毒害以及英国等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原因;对林则徐虎门销烟的行为进行简单评价。

(三)室外教学丰富教学

通过布置相应的课后作业使课堂知识更好地根植于学生的思想中。例如,分小组调查并报告青少年吸毒的原因以及青少年如何拒绝毒品;结合中职生的特点制作禁毒小标语,向周围的同学宣传中职生如何抵制毒品的诱惑;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带学生实地参观禁毒所,亲自感受毒品的危害和戒毒的艰辛,使学生充分意识到“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道理。

在中职学校教书的历史老师,需要意识到历史教学的目的不再是记住知识点,而是通过历史事件的讲解,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同时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一堂具体的历史课中融入德育,需要教师有意识地挖掘历史课本中的德育信息,在教学设计的时候,更应该将重心放在德育教育上,而不是一些显而易见的知识点的讲解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书本获取的知识点的点拨。同时,中职的历史教学,必须要落到实处,避免使学生觉得历史是一门枯燥、与个人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学科,而是可以通过提取历史中有价值的信息去指导学生生活的实践性学科。

参考文献

篇3：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

柏林墙倒塌意味着冷战结束,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说得还不完整。笔者要补充一句,那就是,它标志着美国从此成为惟一的超级强国。这个事实迄今为止还没有改变,所以柏林墙倒塌的影响依然在持续。

那么,中国是否在崛起?这不是任何人说了就算的,自己说也不算,因为还要看别人是否感觉到中国在崛起。所以,笔者们首先看一下外部世界是怎么反应的。

笔者曾经多次采访七国集团的峰会,对它的分量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比较一下就更清楚了。简单地说,七国集团虽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但却胜似联合国安理会。这是因为,它们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主导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包括货币政策和能源政策。凭什么?当然是凭实力。

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那就是中国。2003年,七国集团在多哈举行半年一次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副财长和副行长首次应邀列席。这是不寻常的事情。俄罗斯是八国集团成员,但一直没有资格出席财长会议;而中国不是成员国,却反而被邀出席;七国集团不只讨论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把人民币作为主要话题。

这是为什么?很简单,七国集团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密谋和主宰世界经贸事务。为什么不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角之一。主角不上台,戏就唱不起来。实际上,最近几年,在七国集团或者八国集团会议上,中国可谓是“喧宾夺主”,其他七国好像也乐见如此。

再举几个例子,看看外部世界是否承认中国在崛起。第一,最近这些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贸易都出现了巨额逆差,但它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反而要依赖中国,把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币的升值之上。

第二,中美和中欧的贸易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说这不是什么好事,没有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事实本身就能证明中国在崛起。在全世界,有实力、有能力与欧美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是不多的,过去只有日本而已,中国现在已经取代了日本。

第三是外部世界对待中国的态度。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如何讨厌和瞧不起中国,不论是否希望中国强大,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避免得罪中国,都要与中国保持接触,至少在表面上要显得恭敬一点。畏中有敬,敬中有畏,这是面对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国时,一般人都会有的心态。

除了外部世界的反应,中国崛起之势大致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第四大经济体,仅在美、日、德之后,而这个次序很快就要改变;世界第三大贸易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东亚和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日益明显;发展潜力和方向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最后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被全世界所关注时,那就意味着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彼此的前途已经系在一起。不要忽视这一点,因为其中的含义非同小可。

第二,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正在形成。首先是周边地区的传统威胁大多已经化解。看一下中国地图,从北到西再到南,就知道中国的安全感空前增强。其次是在全球战略上,中国可以拿来运用的方法越来越多,能够有效牵制战略对手的对华政策,包括安全的、经济的和外交的。再次是中国已开始参与主导国际事务,甚至参与主导全球事务的日程。这样的例子近年来有很多,包括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之内,不能一一列举。

有些人说感受不到中国的崛起,这只能怪自己太麻木。事实上,中国崛起的影响所及,不只是改变了世界的现状,而且更改变了历史的面貌。

第一,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在1498年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开创了欧洲文明主宰世界命运的历史。50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附在实力之上的中华文明也在觉醒和复兴,虽然现在影响力依然赢弱,但它的复苏,毕竟终结了欧洲文明唱独角戏的历史。

第二,西方国家过去一直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因为其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都是“异类”,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模式到现在是成功的。保守一点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打破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模式的历史。

第三,对中国崛起这个现象,世界上所有现成的理论都不能进行完整的解释。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都暴露出来。

篇4：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学习；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6-0329-01

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历史是“昨天”的人与事，“今天”的人和事“明天”就成了历史。历史就是本来面目，是过去真实事件的记载；历史是人们对过去事实及前人经验的概况和总结。学习和研究历史，能帮助人们通过理解历史从而更好地认识现在，把握未来。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的今天就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所以要弄清楚事物的来龙和去脉，就必须好好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正是生活在历史之中，忘记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要充分认识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

1、读史可以明鉴、指导国家未来

历史其实就是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加以处理为我所用，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会受益无穷。人类日常生活中的耳闻目睹、言传身教固然重要，但如果有人能够加以整理、提炼和保存，然后将精华传播于世，其效果将会大大的提高。通过了解历史，我们常常会发现身边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祖先的事迹那里找到答案，这有助于我们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历史能为当代人的生活提供借鉴，有助于我们对国家关系，社会习俗，民族发展等各个方面的理解。如对民族史政治史等方面的研究，会对我们当代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对经济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模式、规律等诸多因素加强了解，从而对经济问题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著名的天文学家竺可桢，正是在阅读和研究了我国史志、方志、古诗、游记，掌握了中国古代气候变迁的线索之后，才写出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著名论文。因此，历史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不了解历史就难以很好的把握现在，科学地展望未来；不了解历史的人，其人格也难以准确定位；忘记历史的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希望的。

历史不能重来，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总结国内反思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从辉煌到衰败、再到重新崛起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国家和我们自己都是一种思考。有些历史已经让我们的前辈付出过沉重的代价，重复这种历史只会让我们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品读历史朝代的兴衰和更替，吸收其他国家和各民族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坚持“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更好更快的发展。

2、读史可以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从国家历史的角度看，国家有必要向全体国民灌输本国历史，从而增强人们的自豪感、荣誉感、归属感和整体的凝聚力。我们应该为自己生在中国而感到骄傲。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历史，那是我们的先人创造的。如蜚誉世界的陶瓷、丝绸、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等直到今天还被世界各地人民交口称赞。我们应该为有勤劳智慧的祖先感到骄傲，对于自己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充满信心；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要保护和发掘历史遗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所共同的历史渊源，是维系我们之间关系，增强彼此认同感的坚实根基。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站在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讲，我们学习世界史也是为了了解我们周围的国家，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通过与发达国家经济腾飞相比较，进一步了解国情、增强使命感，还可以通过吸取东欧、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教训，深刻理解新时期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方针，树立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的伟大抱负。

通过对历史的学习，能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凝聚力是促进国家发展，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条件，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会使国家陷入动荡和内乱。“欲灭一国，必先去其史”，可见学习和了解民族历史的意义十分重大。

3、读史可以激发个人的聪明才智

“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讲得非常正确和精辟。历史上各朝代的兴衰、存亡和更替，一场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中国历史好比自己身上的文化基因，心手相连，血脉相通。一部盛唐史，是多少中华儿女的美丽梦境；一部晚清史，又凝聚了多少中华儿女的血和泪。读中国史，犹如欣赏一个人的生命，每当读到一些历史人物的点点滴滴，我们的心也会随之跳动。读“三国”，看到诸葛亮将一切国家大事都运筹帷幄，一片忠心帮助刘备成就大业。读“汉史”，看到韩信在刘邦和项羽两人的历史争斗中，立下赫赫战功，而最后自己却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读“唐史”，看到李世民发动的宣武门之变，为了争权夺利，和兄弟及父亲反目，自相残杀、血肉模糊的中国宫廷内部皇族成员之间的残酷斗争。

外国历史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轨迹，又会深深的影响了世界的历史和足迹。居里夫人为追求科学和真理而勇于献身精神，哥伦布、麦哲伦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品质等，都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染力。读世界史，尤其要读欧洲史，因为欧洲的历史悠久。读英国作家利顿·斯特莱切的《女王不出嫁》，看到给英国带来强盛的英国童贞女王伊丽莎白的才华与成就。读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在革命的断头台上：玛丽王后的最后岁月》，看到一个普通的女子，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悲惨命运。读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的故事，看到他是如此的好学，并给俄罗斯带来繁荣和强盛。

读历史，欣赏历史上一个个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的生命，品读历史人物的生活点滴，了解他们所有的对和错，那些历史教训，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欣赏历史人物，品读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会激发我们的聪明才智，使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挫折，有利于我们在未来人生前进的道路上健康顺利的发展。

4、读史可以明白做人处事的道理

历史可以让后人了解许多古今中外的大事，扩大后人的知识面，增长见识，丰富头脑，明白做人处事的道理。大量历史人物的爱国名言，如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周恩来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等，激励我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等历史名言有利于培养人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司马迁、罗斯福身残志坚的事迹，可以使人养成矢志不移的顽强意志；邓小平、彭德怀等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可以帮助人们树立笑对挫折，胸怀坦荡的意志品格。通过对哥伦布、拿破仑等历史人物的评价，让人们掌握一分为二的观点，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提高判别是非的能力；通过分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使人们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民大众与领导个人作用等之间的辨证关系，透视历史发展的规律。

历史中还有大量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故事。如戚继光忠心报国，邓世昌以身殉国，文天祥一身浩然正气，谭嗣同合身变法，董存瑞合身炸碉堡等，还有许多为了中华民族的危亡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革命先烈们，这些英雄行为及坚定的信念，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继承和学习人类的传统美德，从历史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积极进取的品格，真诚善良和健全的人格。我们要学习历史，牢记历史，珍惜今天，为祖国的未来和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2]《中国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篇5：虎门销烟鲜为人知的细节

虎门销烟成为打击毒品的历史事件。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民国时被定为不放假的禁烟节，而销烟结束翌日即6月26日也正好是国际禁毒日。

关于虎门销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大量的清代档案史料，这批珍贵的资料里记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禁烟

道光十九年正月廿五（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正式抵粤，受九响礼炮之礼，所有广东高官皆来迎接。美国商人威廉·亨德也在附近观礼，他留下了有关林则徐相貌的重要文献：“气度庄重，表情相当严厉，身材肥胖，上唇浓密的黑短髭，下巴留着长髯，看来六十岁左右。”林则徐首先参观越华书院，并题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众鸦片烟商以为贿赂就能打动新来的钦差大臣，偏是林则徐就与历来的官员不同，视钱财如无物，他限定所有烟商三日内交出全数鸦片，并签切结书，声明以后不贩鸦片，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少数的烟商屈服，交出鸦片，但大部分的烟商，包括官府差役、胥吏查办，皆无所动。林则徐便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识界的士人与他同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645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零售商；过去禁烟弊端；禁绝之法。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

销毁鸦片

1838年12月31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到达广东之后，林则徐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等斗智斗勇，最终使义律屈服，表示愿意交出鸦片。

林则徐曾使用传统的“烟土拌桐油焚毁法”，但膏余会渗入地中，吸食者掘地取土，十得二三。后经了解，得知鸦片最忌盐卤和石灰，于是林则徐找出第二种方法——“海水浸化法”。“于海滩高处，挑挖两池，轮流浸化……每化一池，必清池之底，免套搭牵混，滋生弊端。”从1838年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边，林则徐亲督销毁鸦片19187箱、2119袋，除去箱袋，总重2376254斤，数量之巨，令人咋舌。

林则徐特别注重现场的监督。他命人在销烟现场设棚厂数座，以供文武官员查看。在每天傍晚销烟结束后，“将池岸四周栅栏，全行封锁，派令文武官员，周历巡绰”。现在想起来可能觉得官员们查看销毁鸦片是何其风光，其实，这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很多官员因此病倒。因为在销烟过程中，鸦片经过盐水浸泡和石灰灼烧，化解为渣滓并下沉，同时散发出一股恶臭，让人心生恶，不敢靠近。

1839年6月25日，“烟土全数浸透，开闸放人……一经澈底翻腾，淫毒之气甚于往日，各员绕池巡视，无不掩鼻攒眉。”博罗县典史陈熔在巡视过程中“大呼好臭”，然后突然晕厥，两天后身故。

篇6：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意义

著名油画家、艺术教育家

采访时间

2012年8月

曾参与革命博物馆组织的历史画创作。

这批历史画作为创作来讲是好的，技术上稍微粗糙一点，但是也还可以，它有很朴素的特点，也还不难看，它不是“文革”的红光亮，是一批很正常也很重要的主题性绘画作品。

请您主要谈一下当时是谁组织革命博物馆的美术创作？

革命博物馆组织历史画创作应该是由1950年代初就开始了，“文革”前是3次，1951年一次，1959年一次，然后1961年一次。第一次少，都是一些老先生创作，王式廓、罗工柳、董希文，那都是第一次搞的。第二次就是1959年，历史博物馆准备1959年开馆，我1959年画了《送别》，詹建俊画的《狼牙山五壮士》。但是，那一次博物馆开馆展览没开成。因为当时中央派康生去审查，展览都布置好了，康生审查看了以后，提出两条修改意见，一条是展览反映毛泽东思想红线不够突出（指1959年），第二条是这些画都是黑画（说着他这么一指，包括我的《送别》，还有罗工柳的《宁死不屈》，《宁死不屈》都成了黑画，不能展出）。

罗先生那张《宁死不屈》现在没了？

那张画的是躺着的烈士遗体，站一个人，爬一个人，这个画背景描绘的是深黑色的，像黑夜似的，人物等都是白色衣服。这张《宁死不屈》构图很好，很有表现力。但是康生说不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都是作为黑画展出。我画《送别》是表现长征开始时在瑞金送红军的场景，原来宣传的是胜利转移，实际上是失败了不得不走了。我做了调查，很多老同志说历史非常惨的，5次反围剿，4次都胜利了，第5次失败了，前4次为什么胜利，用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胜利了。这次左倾路线上台了，共产国际的人来指挥的，所以一败涂地，整个苏区就保不住了，不得不撤退，往哪走不知道了，就往西边走吧，所有人都走了。原来苏区已经稳定了很多年，也有政权，等于一个小共和国似的，走的时候是很悲惨的。我画这幅画是用当时江西的一个民歌《十送红军》的情调去表现，以这个旋律作为整个创作的主调，有离别的一种忧伤，又要有继续革命的精神，也不能很高昂，但是主要的强调是送别。我画的是有点阴天的早晨，所以跟罗工柳那个表现类似，情调太低沉了，康生说是黑画，没展出就放到仓库里了。“文革”以后我就想找这个画，找不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革命博物馆美术组负责人李仁才说找到了，从仓库里一大堆画卷给翻出来了，我一看画布也拆下来了，卷的给弄折了，颜色也掉了，后来就拿去修补，勉强能用，这是第一张。第二张画的《十二月会议》，我事先到陕北米脂县羊家沟了解情况，去考察收集资料，就画了这张画，这张画本来也是画开会场面，画开会做报告的话，主要就是画做报告的人的状态，他的动作，他的思想表情，我就画许多毛主席动作，研究他作报告的手势，最后有一张，大家一看说这张挺好，就画肖像吧。

那张和所有的画都不一样，大多画众多人物场景，唯独就你那一张是一个人的肖像。

当时拍了一个纪录片，有这张画的镜头，整个效果非常强烈，从画面上也体现了当时解放战争的一个转折，当时胡宗南攻陷延安，转战是非常艰苦的时候。1947年的秋天，在米脂县羊家沟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做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个报告，他分析了战争的形势，预示了战争的转折，看到了曙光，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意识到战争的转折和即将取得革命胜利。所以，我画的就是这种精神，在最困难的时候预示着它的胜利。画面用暗红的背景，人是亮的，人穿着灰棉袄，整个气氛是一种解放时的气氛，但是人的精神是有信心的，困难时期有信心。

您现在怎么看待这种作品它的价值？

当时老先生创作的一些历史画，从创作的角度是非常好的，技术上也说的过去，罗工柳就是看着苏联的印刷品边学边画出来的，他以前在杭州学过一年，在鲁艺时也学了一点，有点素描基础，罗先生是很有才能的，构图都是他搞的，这样就画出来了。罗工柳的这两张，胡一川的《开镣》，还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作为艺术品作为创作来讲，都是不错的。

后来像您、像詹先生，还有留苏的一批人，他们的作品可能跟董希文有很大的区别，跟这些土油画的区别就很明显。

留苏的那批人颜色上更熟练了，创作上没有超过其他经典的。

《十二月会议》这个作品大概画了1年半时间，在东方饭店把它画完了，还有那个董先生的《开国大典》，您临摹的？

那是“文革”中间，把刘少奇打倒以后，要把刘少奇（肖像在画上）抹掉，董希文自己抹掉了，后来其中林伯渠又出问题，外头没有报道。革命博物馆的领导按上级指示要求抹的，董希文身体不好（鼻炎癌），我们都下乡劳动去了，“文革”他留下来住在日坛医院，精力不行了。要求改这张画，不能在他的原作上改，就是根据他那张画临摹一张，刘少奇已经改掉了，林伯渠是最边上一个，把他的头抹掉换了一个小人，看不清楚是谁，就是这些，完成这么一个任务。在革博画的，把我和詹建俊都调回来了，詹建俊是干的别的，干什么我就忘了。革博还要搞创作，我就临了两个月，中途还有赵域也来帮我临，都是美院油画系的，都是从下边调回来。然后就临成这样，把刘少奇抹掉，把林伯渠抹掉，除了那个头，临完了以后其他的都一样。董希文从医院过来看过，他挺满意的，然后还给我提了点意见，说毛主席的脸从侧面看应该是一个弧形，我画的稍微方了一点点，提了意见，然后就回医院去了，以后不久就去世了。这幅画完了以后，我也留下画创作，詹建俊、林岗都在画。我画草图的时候，就病了。改革开放后，毛主席开国大典要恢复展览，我当时出国去了，就找阎振铎，把人都给填上了，恢复到最初完成的状态，董希文那张就不能动了，现在用的就是我们的这张。

那时候革命历史画创作是不是也是配合展览的？

历史画主要就是革博组织的，是国家给的任务。

上世纪70年代前后，“文革”期间的主席像创作的历史是怎样的？

“文革”初期，很多院校和教学都停止了，开始搞运动，所有单位的领导都被打倒了，都是群众组织的活动。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别的不能做，画主席像是可以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利用很多老照片和资料里面选择一些主席肖像，用素描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我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的《十二月会议》时，那时研究和收集历史上的主席像是比较多的，我感兴趣的是与创作历史画有关系的。有长征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这些照片画了一批素描肖像。

1971年，国家把我调到革命博物馆临摹《开国大典》。这一时期间，参加了全国美展的改画组。1972年的全国美展恢复了，因为“文革”期间老艺术家都不能画画了，在下面搞运动，只有年轻的艺术家，在校学生也在搞运动。这个美展大多数是工农兵画的创作，实际上是工厂工人搞的创作，他们画了很多毛主席题材的画，由于他们的基础薄弱，大多是业余的，（画面）形象不够好，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改画组”。改画组有好几个人，有孙景波、朱乃正、陈衍宁等，四五个素描基础比较好的人，参加了修改业余作者的作品，就出现这样一个“文革”特殊的现象。

您对建国以来关于毛泽东的主题创作有什么看法？

从历次革命博物馆组织的历史画创作和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画毛泽东题材创作上的要求和它的要求和一般创作没有任何区别，很多人不大清楚，其实这种创作方法和要求与欧洲的主题性绘画本质上是一致的，艺术创作规律基本上按照西方的创作模式，由宗教绘画开创了多人物情节性绘画，我们叫现实主义创作，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还没有“现实主义”一词，《最后的晚餐》就是一幅多人情节性绘画。

回过头来看这批历史画太重要了。

应该说作为创作来讲是好的，技术上稍微粗糙一点，但是也还可以，它有很朴素的特点，也还不难看，它不是“文革”的红光亮，它是一批很正常也很重要的主题性绘画作品。

您对红光亮怎么看？

那个是很特殊的现象，红光亮当然是不太好，因为它把生活拔高的太多，脱离真实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很有特点，你要说它是革命浪漫主义也行，就是离现实太远，作为艺术上无所谓，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但是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就不行。

现在如果再组织创作历史画的话，您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