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江毕业演讲

何江毕业演讲（精选6篇）

篇1：何江毕业演讲

宁乡伢子何江：哈佛毕业演讲首位华人

也许是因为何江个人的经历刚好体现了哈佛教育改变人的理念，也许是哈佛还从来没有一位中国本土来的学生做过学生代表演讲，何江最终从4位说本族语的学生中成功突围，成为今年5月26日代表哈佛研究生演讲的第一位华人代表。这是哈佛学生的最高荣誉。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我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

波士顿时间5月26日上午10时，来自湖南宁乡的何江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台上，发出了一个中国学子的声音，台下掌声雷动。

在毕业典礼上进行演讲，这是哈佛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当天与何江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这次毕业典礼演讲，历经3轮选拔才正式入选。“哈佛往届毕业生代表大多是文科学生，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理科生视角，这可能是打动评委的关键原因。”何江谦虚地说。

他的演讲内容从个人故事讲起，谈到他在中国农村的成长经历，谈及他在哈佛大学做的生物医学研究，以及如何将他的研究成果向世界更多的地方传播。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让更多中国农村的学子看到：“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圆梦哈佛，师承小威

在大家印象里，学霸往往都是只学习，不与社会接触，但与大部分的学霸不同的是，何江却非常喜欢社交。按照他自己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喜欢有针对性的社交，就是每次向别人提出问题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调查，要不然就不去社交。在大学期间，时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的潘宗光曾经来中国科技大学进行交流讲座，何江听完讲座后，主动和潘校长交流，他的睿智和上进给潘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从此结成了远距离的师徒关系，一直保持着沟通交流。

虽然生于湖南农村，长于农村，但何江却一直怀揣着一个出国梦。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学姐庄小威的影响。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加上学校导师和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何江顺利地申请到了哈佛生物系的博士学位，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大学毕业前，何江就立志要去哈佛找小威学姐。所以他主动地联系了这位之前只是在报纸和新闻上频繁出现的学姐。庄小威也非常器重和照顾自己的中科大学弟，两人从此建立了师徒关系，何江也有幸在曾出过四五位诺贝尔奖，享誉世界的哈佛化学系庄小威实验室做博士研究，而这一做就是5年。

问及在这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身上学到最多的是什么时，何江毫不犹豫地说：“对科研的热情与专业！” “她是我的role model（榜样），她能教会我最前沿的科学该怎么做！”

主动申请做本科生辅导员

何江坦言，哈佛最吸引他的地方是文理结合，充满创新的氛围。在这里，你能接触到世界上各行业最精英的人才。因此，在他入学的第一年，他就主动申请做本科生辅导员，因为他知道哈佛本科生是世界上最牛的本科生，他想去学习他们的领导力、创新力和表达能力并从中获得鼓舞。他也想知道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人才是怎么去思考和学习的，同时这对他的英文能力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他说这个工作让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很多思维开拓、充满创新意识的年轻人。

何江很早就意识到，只搞科研不注重实践很难有出路，所以他经常去哈佛商学院听关于经济和商业的讲座。像在中科大一样，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向自己圈外的人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参加了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个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讲座。听完讲座后，何江大胆地去和他分享自己对于全球化以及中国农村发展的看法。尼尔弗格森对这位与自己完全不在一个领域，却对经济全球化如此热情和有见地的学生产生了兴趣。当场，这位世界级的大忙人就问：“你这周三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出来喝杯咖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让何江没想到的是，吃饭当天，弗格森教授带来了好几位重量级教授，结果他们畅聊了4个小时。最后弗格森建议，你把你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吧：从中国农村的变化来反映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变化，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何江听完激动地答应了。

这一个承诺，让他整整付出了两年的努力，也几乎夺走了他的所有周末。何江坦言，写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但幸好他之前带的许多本科学生都乐意帮他修改语法和语式问题。如今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的联系下与出版社达成共识，最快在今年就能出版。

创造历史

在哈佛临近毕业季时，一位教授建议他可以尝试去申请做毕业典礼研究生的发言代表，因为哈佛学生都知道这是哈佛学生的最高荣誉。但是何江一开始听到这个建议完全没有自信，因为第一，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理科生，不像肯尼迪学院的学生那么善于演讲。第二，英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和众多native speakers（说母语的人）比起来，还是会有劣势。但正如哈佛教育所倡导的，什么事情都要去尝试，万一实现了呢？

于是何江接受了教授的建议，从个人的经历出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写好了初稿。初选竞争异常激烈，有几百人参选，经十几位教授的筛选后，何江成功地入围复赛。进入了复赛，让何江看到了希望，听说复赛只剩下4个人，而且需要完全脱稿，他更加专注于演讲的质量。他找到肯尼迪学员专门负责public speaking（演讲）训练的教授和许多之前认识的教授来帮他改稿子做训练。

也许是因为何江个人的经历刚好体现了哈佛教育改变人的理念，也许是哈佛还从来没有一位中国本土来的学生做过学生代表演讲，何江最终从4位native speakers中成功突围，成为今年5月26日代表哈佛研究生演讲的第一位华人代表。这是哈佛学生的最高荣誉。

如今何江依然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从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顺利进入了自己喜爱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工作。这也与他“科研一定要注重实践”的理想相一致。他现在研究的课题是“人体的3D打印与应用”，方向是3D打印人体肝脏，进行疾病模拟，研究肝炎病毒、疟疾以及癌症早期检测。这是一个属于盖茨基金会的项目，也是生物界最前沿的项目之一。

会养猪的父母，会读书的儿郎

“宁乡人会喂猪，宁乡人会读书。”在“耕读传家”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年代，“会养猪，会读书”无疑是对湖南宁乡这一地域人文的极大褒奖。

在“寒门再难出贵子”之说盛行的当下，何江从宁乡农村走到了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用他的经历说明一个中国农村孩子到底能走多远。

5月26日，宁乡县坝塘镇停钟新村，相比较邻居的高墙大院，何江家没有围墙的粉色小楼很不起眼。早上9时，何江的妈妈曾献华打开微信跟儿子视频聊天：“江啊，不紧张吧？”

“还好咯，今天要早点休息，明天四五点钟就要起来准备哒。”哈佛博士的宁乡话依旧很标准。此时的波士顿已是深夜了，何江在做最后的演讲练习。

“去美国后，人还胖了。”曾献华满意地挂断视频。在父母眼里，何江没有太多的变化，离开宁乡求学11年，口音依旧。

何江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也是第一个念书念到美国去的人，他的弟弟今年也硕士毕业了。

“村里就我屋里两个研究生。我们乡里土话讲，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何江父亲何毕成说。

何毕成高中文化，算是农村知识分子，比一般农民要有见识。何毕成怀念上世纪90年代，那时大家都夸宁乡人会读书，人们并不那么羡慕当官发财的，却特别羡慕会读书能考上名校的。在乡里，会读书的孩子往往是一个村子的榜样，有着莫大的荣耀。

到了新世纪，读书渐渐不像过去那么“高贵”了，但何毕成依旧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执念。

何江小时候，何家每年都要种20亩水稻，喂三四头母猪、十几头肉猪，两兄弟从小跟着扯猪草、搞“双抢”。何毕成喂猪很用心，那些年硬是靠着喂猪种田把孩子的学费都挣齐了。

曾献华说，再怎么辛苦，何家也没让兄弟两个成为“留守儿童”，一家人的生活清贫却完整。

村里也有人说话不好听的，说读了研究生又怎样，还不一定能找个好工作呢，不一定赚到买房钱呢。其实，从大二开始，何江就不再需要家里给钱，他每年都可以拿到奖学金，并且在外勤工俭学，每个月还有钱寄回家里补贴家用。

“我崽懂事、孝顺。”曾献华笑容舒畅。

他是有温度的学霸，不是冰冷的书呆子

小满时节，雨雾缭绕，宁乡县一中，午休中的校园很安静，离高考还有最后10天时间，“备战”的气氛已浓到极致。

高三633班，每个学生课桌边都是大箱书籍资料。没有午休的喻遥从复习资料中抬起头，他说：“我们春晖班的学生都是农村出来的，读书是我们的出路。”师兄何江，让这些农村孩子看到了可以到达的高度。

高二学生的神情要轻松许多。“他太牛了！” 648班的陈羽峰在走廊里说起何江。陈羽峰的高考目标是浙江大学，现在他有了更多想法：“也许我还可以像何江一样走得更远一点呢。”

2005年，何江从宁乡一中345班毕业，考入中国科技大学。200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入读哈佛大学，硕博连读，主攻生物技术领域。“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了，让孩子们的偶像不仅仅是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宁乡县委宣传部干部张进良说。

何江的英语老师谢芳，与何江关系很好，上大学的时候，何江每个假期都会回来看她，去美国以后，每年正月初一也都要打电话给她拜年。在谢芳看来，何江视野开阔、目标明确，他从进大学起就准备出国，进行托福考试，一个寒假9天背了9000个单词。此外，何江很大胆，英语口语不好，却敢上台发言，善于表现自己。

“何江是那种头脑清晰、有目标、有决断的学生，从高二就立志学生物科学。”何江的生物老师周海英说，何江的学习非常高效，能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

何江在学校还有一个外号叫“佛祖”，同窗卢丝雨解释说：“因为他总是微笑的，从来不会抱怨和生气，有双手合十的虔诚感恩。”有年初冬，天气很冷了，何江还穿着一双旧凉鞋，几个同学就合计送了他一双新球鞋。“何江当时很感动，有些不知所措，只想一下教会大家100道数学题来回馈就好。”

在何江哈佛毕业演讲中，他说，“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

而从家乡出发，他还将走得更远。

资料来源：《湖南日报》、微信公众号“北美职通卡”等

篇2：何江毕业演讲

5月26日，一名来自于湖南省的中国学生将要站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讲台上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他是哈佛毕业演讲代表的首位中国学生。

He Jiang, a doctoral student in b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was chosen by the prestigious university as the only representative of postgraduates at the commencement, China Youth Daily reported on Wednesday. Director Steven Spielberg will also give a speech at the commencement.

根据中国青年报上周二的报道，该名学生名为何江，是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是今年哈佛毕业演讲选出来的唯一的研究生代表。当天，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将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Accorded the highest honor by the university, He, who was born in a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said: “People living in Chinese villages often believe that it’s useless to study and children from humble families cannot be successful in their careers. However, I cannot agree with those opinions,” he told the Daily.

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小村庄的何江说：“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他告诉中国青年报。

He added: “Education can change a person’s life as it can bring a person from one world to another world. I hope my experience can encourage the rural students to pursue their studies and realize their dream.”

他补充说：“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His speech will give the graduating clas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said Judith Huang, a Harvard graduate,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brave for him, since most Chinese students are unlikely to do public speaking, and it’s also really tough to get selected to make a commencement speech.”

“他的演讲将向这一届的毕业生呈现一个全新的视角，”哈佛的一名毕业生朱迪斯说，“我认为他特别勇敢，因为大部分的中国学生不大可能做公共演讲，被选为毕业典礼代表真的很难。”

According to He, his parents in the small village always encouraged him to study hard.

根据何江所述，他在农村的父母一直都鼓励他努力学习。

Unlike many other families in his village, his parents never thought about finding a job in big cities like their counterparts and leaving their two sons at home without their care.

不像村里的其他家庭，他的父母从未想过要和其他人那样去城里打工，丢下两个儿子不管不顾。

“Though my father didn’t finish high school, he kept telling stories to my younger brother and me,” said He. In the man’s memory, father’s stories are all supportive of hard work.

“即便父亲连高中都没念完，但是他总是给我和弟弟讲故事，”何江说。在他的记忆里，几乎父亲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主题――好好学习。

He’s father was strict with his sons’ studies. He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studied inside their home, while the other boys in the village played in the fields. “At that time, I felt my father was very ’inhuman’. But now I realize that’s the best choice he made in that rural environment,” He said,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何父对两个儿子的学习非常严格。当其他小孩在村里的田间玩耍时，他和弟弟待在家里学习，“那时觉得爸爸很‘霸蛮’。但现在想想，这是农村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Unlike his strict father, his mother took her sons’ side when her husband criticized the boys. Though his mother was illiterate, she preferred to sit with her sons when they studied rather than gossip with other women in the village.

与严格的父亲相比，当父亲批评他们时，他的母亲则站在儿子们这一边。湖南农村的妇女，在农闲时通常喜欢聚集在一起唠家常，但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何母则更喜欢陪着两个儿子一起学习。

He remembers that he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liked telling stories from their books to their mother and discussing them with her.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 made the boys keen to study hard.

他还记得，他和弟弟总是喜欢将课本上的故事讲给母亲听，并和她讨论。童年的经历让这两个男孩学习更加刻苦。

He says his mother’s encouraging style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habit in American culture.

他说，母亲的循循善诱与自己如今正在接触的美国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During my first days in Harvard, I often felt puzzled when my tutor encouraged me to try all my suggestions,” said He, according to the Daily.

何对中国青年报说：“我刚来美国时很不习惯，不管提什么建议，导师都说可以试试看。”

Encouraging others is embodied in American’s daily lives, he said. Nobel Prize winners or distinguished people are used to encourag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nd letting the youth feel that they have promising futures.

他说，鼓励他人已经植根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其他“牛人”，都会习惯性地给予年轻人鼓励，让你觉得 “前途宽广”。

He sai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at the commencement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without Professor Diana Eck’s encouragement.

他说，没有美国教授戴安娜・埃克的鼓励，他不可能有机会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

“The professor told me you can have a try if you think you can speak at the commencement,” said the young man, who was afraid to apply for the chance as very few Chinese students had applied before, the paper quoted him.

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学生敢于申请，他此前也不敢报名。“教授告诉我，你只要觉得可以，就去试试，”中国青年报引用他的话。

After beating three students from Harvard Kennedy School in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the Chinese student got the chance to realize his idea of letting his counterparts hear the voice from China.

在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的竞争中，他打败了来自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三名毕业生，赢得了让美国的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的机会。

About the upcoming speech at the commencement, He said he will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rural area of China. Based on this introduction, “I want all Harvard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in modern world, and realiz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y should undertake,” said He to the Daily.

何说，他将在演讲中介绍中医在中国农村发挥的作用。基于此，“我想要所有的哈佛学生来思考科技知识和技术在社会上分布的不均衡，并了解到他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He plans to go to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after graduating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篇3：何江是怎样登上哈佛演讲台的?

在毕业典礼上演讲,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得一所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何江曾经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并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何江表示,“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这个被誉为天才少年的中国学生,一路走来是如何成为现在人们眼中的“奇迹”的呢?

再苦再穷也不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上世纪80年代的湖南农村,像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以土坯房为主,孩子的零食以糖水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就在那时诞生,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到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打工,老人照顾几个年幼在家的孩子。

1988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何江呱呱坠地。与村里其他农户不同的是,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不想为了打工挣钱,而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何江印象最深的,是无论白天农活干得多累、多苦,何江的父亲都会在睡前给两个儿子讲故事。

几乎所有的故事, 都是一个主题——好好学习。何江上大学后,有一次问起父亲,父亲告诉他,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编的,目的只是想告诉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好的出路。

除了给儿子讲睡前故事,何江的父亲还严格要求两个孩子的学习。放学后,何家的两个儿子通常是被关在屋里“自习”,作业做完了,继续自习;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农村男孩都在田间地头玩耍。

“那时觉得爸爸很‘霸蛮’。但现在想想, 这是农村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何江后来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去哈佛大学硕博连读,而他的弟弟则成了电子科技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今年下半年就去上海工作了。

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懂得鼓励孩子

在何江眼中,母亲是个温和派。父亲批评孩子学习不好时,母亲总会在一阵“狂风暴雨”后笑呵呵地跑过来,送上“和风细雨”。

在母亲那里,两个儿子总能找到自信。何江现在知道,母亲当年的做法,就和如今他所见到的美国人的做法一样——以鼓励孩子的方式,给予孩子最大的自信。

湖南农村的妇女,在农闲时通常喜欢聚集在一起唠家常。但何江的母亲更喜欢陪着两个儿子一起学习。

因为不识字,她总是要求两个儿子把课本里的故事念给自己听,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她还会跟两个儿子讨论。

何江记得,自己和弟弟都喜欢给母亲“上课”。母亲的循循善诱与何江如今正在接触的美国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刚来美国时很不习惯,不管提什么建议,导师都说可以试试看。”何江说,美国有一种“鼓励文化”,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那些名字被印在教科书上的“牛人”,都会习惯性地给予学生鼓励。他们会在跟你一起啃汉堡、喝咖啡、泡酒吧时,时不时地鼓励你一番,让你觉得“前途不错”。

就连这次申请哈佛典礼演讲,何江也是在美国教授Diana Eck的鼓励下进行的。“教授告诉我,你只要觉得可以,就去试试,没什么好丢脸的。”

圆梦哈佛,师承小威

虽然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何江却一直怀揣着一个出国梦。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学姐庄小威的影响。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加上学校导师和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何江顺利地申请到了哈佛生物系的博士学位,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大学毕业前,何江就立志要去哈佛找小威学姐。所以他主动地联系了这位之前只是在报纸和新闻上频繁出现的学姐。庄小威也非常器重和照顾自己的中科大学弟,两人从此建立了师徒关系,何江也有幸在曾出过四五位诺贝尔奖、享誉世界的哈佛化学系庄小威实验室做博士研究,而这一做就是5年。

问及在这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身上学到最多的是什么时,何江毫不犹豫地说:“对科研的热情与专业!”“她是我的role model,她能教会我最前沿的科学该怎么做! 她也可以告诉我‘What is the next big thing!’”

博士生活多姿多彩

何江坦言,哈佛最吸引他的地方是文理结合,充满创新的氛围。在这里,你能接触到世界上各行业最精英的人才。因此,在他入学的第一年,他就主动申请做本科生辅导员,因为他知道哈佛本科生是世界上最牛的本科生,他想去学习他们的领导力、创新力和表达能力并从中获得鼓舞。他也想知道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人才是怎么去思考和学习的,同时这对他的英文能力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他说这个工作让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很多思维开拓、充满创新意识的年轻人。

何江很早就意识到,只搞科研不注重实践很难有出路,所以他经常去哈佛商学院听关于经济和商业的讲座。像在中科大一样,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向自己圈外的人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参加了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个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讲座。听完讲座后,何江大胆地去和他分享了自己对于全球化以及中国农村发展的看法。尼尔弗格森对这位与自己完全不在一个领域,却对经济全球化如此热情和有见地的学生产生了兴趣。当场,这位世界级的大忙人就问:“你这周三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出来喝杯咖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让何江没想到的是,吃饭当天,弗格森教授带来了好几位重量级教授,结果他们畅聊了4个小时。最后弗格森建议,你把你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吧:从中国农村的变化来反应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变化,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何江听完激动地答应了。

这一个承诺,让他整整付出了两年的努力,也几乎夺走了他的所有周末。何江坦言,写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但幸好他之前带的许多本科学生都乐意帮他修改语法和语式问题。如今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的联系下,已经与出版社达成共识,最快在今年就能出版。

如今何江依然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从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顺利进入了自己喜爱的MIT做博后工作。这也与他“科研一定要注重实践”的理想相一致。他现在研究的课题是“人体的3D打印与应用”,方向是3D打印人体肝脏,进行疾病模拟,研究肝炎病毒、疟疾以及癌症早期检测。这是一个属于盖茨基金会的项目,也是生物界最前沿的项目之一。目的是为了对抗危害人类的疾病研究。

何江的“奇迹”还在继续,未来对于这个中国小伙子还有无限的可能和挑战,真诚期待何江在科研界有更多的建树,继续创造属于他的、也属于我们的历史。

何江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稿(译文):

《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地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15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

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但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往往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疗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就能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的成长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是力所能及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努力吗?

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知识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就不需要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篇4：何江毕业演讲

北京时间5月26日，哈佛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上，来自中国的学生何江，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之一登上毕业典礼演讲台，讲述中国故事。而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何江成为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与他同台演讲的，还有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从“郭奖”得主到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人

七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何江，带着象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的光环，来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初到哈佛的何江发现，校园里经常能偶遇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学术“大咖”，而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原来都是在教科书里才能看到的。

随着留学生活的展开，在课堂上，在讲座中，何江发现，学生可以大胆地对“大咖”们的观点提出质疑，相互讨论，还能与他们相约一起啃汉堡、喝咖啡、泡酒吧，谈论学术问题，时不时地还会受到他们的鼓励。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成长得很快，也变得非常自信。

正是在一位教授的鼓励下，何江决定申请毕业演讲的资格。经过精心准备，何江凭借比较新颖的题材和流利的英语口语一路过关斩将，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脱颖而出。

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程序很严格，要通过3轮测试。第一轮，递交个人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12名入选者中挑选4人，申请者可以对着演讲稿念稿；第三轮，从4人中选出1人，进行脱稿模拟演讲。最终，校方从申请者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何江的准备很充分，从题材到具体内容，细细打磨，加上多年苦练的流利口语，他顺利入选。在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台上，华人面孔很少，而几乎被文科生占据的演讲舞台，理科生更是凤毛麟角。何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美国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演讲中，何江从科技与知识在社会的不均衡分布入手，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阐述了对科技的思考。“在未来，我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在类似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大学教会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时间退回到2005年，何江高中毕业，坚定地报考了以学风淳朴著称的中国科技大学。入学的前两年，根据学校教学要求，生物专业的何江学习了很多数学、物理学科的专业课程。当时的何江很有些不解，多年后，当远在大洋彼岸的他攻读博士学位，将研究方向定为跨学科领域的生物物理研究时，他在中国科大打下的扎实的数理基础优势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在一个人的求学过程中，大学阶段是塑造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何江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四年，学业上精进勤勉，课余广泛涉猎各种社团活动。

大二时，作为中国科大学生自然保护协会的一员，何江跟随社团前往江西鄱阳湖湿地进行越冬水鸟调研。那是他第一次参与野外考察，缺乏经验的他，与团队紧密配合、努力学习。那个冬天，何江与团队记录了很多珍稀鸟类的行踪。在与保护区村民接触的过程中，他也深深地了解到科技知识在普通大众中传播的重要性。

直到今天，何江对科学知识的传播依旧非常关注。就像他在毕业演讲中所说的，“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的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心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

何江在哈佛的导师，是34岁就晋升哈佛大学正教授的青年科学家庄小威，二人本科都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在她身上，我深切感受到什么是对科研的热情和喜爱，这是一脉相承的科大血液”。

科学知识可以随时学习，而科学精神的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何江一直心怀感激，“大学教育对我的影响，除了学业成长外，最重要的就是教会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明确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将压力转换为动力

1988年，何江出身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在那个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何江的父母都很重视孩子的学习。每天晚上的“睡前故事”是父亲给孩子的必修课，而必修课的主题，就是“好好学习”。在父母的影响下，何江始终明白，教育和不断学习的重要性。

2005年，互联网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城市里的孩子，几乎家家都拥有了电脑。而何江在上大学之前，连电脑都没怎么“摸过”。大一下学期，学校开了一门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连键盘都不怎么会用的何江，学习的困难可想而知。

怎么办？克服困难，将压力转换为动力。何江找同学借了一个键盘，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何江有空就在宿舍里用键盘拼命练习打字，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主动向同学请教。学期末，何江这门课得了高分。

“一个人只有了解、认清了自己，才能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远”。成长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何江对很多新鲜的事物都“不懂”，而恰是因为“不懂”，更促使他主动涉猎不同领域的知识，“取长补短”。

刚到哈佛时，何江一口“中国英语”，为了找机会练习口语，他硬着头皮申请给哈佛的本科生当辅导员。“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反正就是想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开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这种方法让他的英语表达方式很快从“中式”转到了纯正的“美式”。到了读博士期间，何江就可以给哈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哈佛毕业后，何江将前往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生物工程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利用2D或3D打印肝脏细胞技术，进行药物筛选、疾病模拟以及癌症早期的灵敏检测。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篇5：何江毕业演讲

演讲时间：5月26日

——中国大陆第一位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何江的励志演讲稿

The Spider’s Bite

蜘蛛咬伤轶事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 I ran to my mom for help—but instead of taking me to a doctor, my mom set my hand on fire.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After wrapping my hand with several layers of cotton, then soaking it in wine, she put a chopstick into my mouth,and ignited the cotton. Heat quickly penetrated the cotton and began to roast my hand. The searing pain made me want to scream, but the chopstick prevented it. All I could do was watch my hand burn - one minute, then two minutes –until mom put out the fire.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You see, the part of China I grew up in was a rural village, and at that time pre-industrial. When I was born, my village had no cars, no telephones, no electricity, not even running water. And we certainly didn’t have access to modern medical resources. There was no doctor my mother could bring me to see about my spider bite.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For those who study biology, you may have grasped the science behind my mom’s cure: heat deactivates proteins, and a spider’s venom is simply a form of protein. It’s cool how that folk remedy actually incorporates basic biochemistry, isn’t it? But I am a PhD student in biochemistry at Harvard, I now know that better, less painful and less risky treatments existed. So I can’t help but ask myself, why I didn’t receive one at the time?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Fif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at incident. I am happy to report that my hand is fine. But this question lingers, and I continue to be troubled by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have learned to edit the human genome and unlock many secrets of how cancer progresses. We can manipulate neuronal activity literally with the switch of a light. Each year brings more advanc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exciting, transformative accomplishments.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

Yet, despite the knowledge we have amassed, we haven’t been so successful in deploying it to where it’s needed most.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twelve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on less than $2 a day. Malnutrition kills more than 3 million children annually. Thre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are afflicted by malaria globally. All over the world, we constantly see these problems of poverty, illness, and lack of resources impeding the flow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Lifesaving knowledge we take for granted in the modern world is often unavailable in these underdeveloped regions.And in far too many places, people are still essentially trying to cure a spider bite with fire.

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While studying at Harvard, I saw how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help others in simple, yet profound ways. The bird flu pandemic in the s looked to my village like a spell cast by demons. Our folk medicine didn’t even have half-measures to offer. What’s more, farmers didn’t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on cold and flu; they didn’t understand that the flu was much more lethal than the common cold. Most people were also unaware that the virus could transmit across different species.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So when I realized that simple hygiene practices like separating different animal species could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nd that I could help make this knowledge available to my village, that was my first “Aha” moment as a budding scientist. But it was more than that: it was also a vital inflection point in my own ethical development, my own self-understanding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Harvard dares us to dream big, to aspire to change the world. Here on this Commencement Day, we are probably thinking of grand destinations and big adventures that await us. As for me, I am also thinking of the farmers in my village. My experience here reminds m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researchers to communicate our knowledge to those who need it. Because by using the science we already have, we could probably bring my village and thousands like it into the world you and I take for granted every day. And that’s an impact every one of us can make!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But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make the effort or not?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More than ever before,our society emphasizes science and innovation. But an equally important emphasis should be on distributing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where it’s needed. Changing the world doesn’t mean that everyone has to find the next big thing. It can be as simple as becoming better communicators, and finding more creative ways to pass on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people like my mom and the farmers in their local community. Our society also needs to recognize that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s a pivotal step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work to bring this into reality.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And if we do that, then perhaps a teenager in rural China who is bitten by a spider will not have to burn his hand, but will know to seek a doctor instead.

篇6：何江的演讲

何江是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华人学子

在毕业典礼上演讲，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

何江演讲的题目是《蜘蛛咬伤轶事》（The Spider‟s Bite）。他以自己幼年时在中国农村被蜘蛛咬伤，母亲用传统土法治疗的故事为引，解释了自己的科研意义：“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在演讲最后，何江用中文说：“谢谢。”

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左边是另一位演讲嘉宾、导演斯皮尔伯格

据中青在线报道，26日，中国留美学生何江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

哈佛校方确认该校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华人学生。当天，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将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得一所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何江曾经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并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何江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特地用短信方式再次补充自己的观点，“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再苦再穷也不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上世纪80年代的湖南农村，像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以土坯房为主，孩子的零食以糖水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就在那时诞生，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到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打工，老人照顾几个年幼在家的孩子。

1988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何江呱呱坠地。与村里其他农户明显不同的是，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却有个坚定的信念——不能为了打工挣钱，而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几年过去了，外出打工挣钱的人家，又是砌砖瓦房子，又是给孩子带礼物；但是何江的家，仍是一个土坯房子。何江印象最深的，是睡前故事。无论白天农活儿干得多累、多苦，何江的父亲都会在睡前给两个儿子讲故事。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主题——好好学习。“我爸高中都没毕业，也不知道哪里找来那么多的中国传统故事。每天讲都讲不完。”何江上大学后，有一次问起父亲，哪里找来那么多睡前故事，父亲告诉他，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编的，目的只是想告诉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好的出路。

除了给儿子讲睡前故事，何江的父亲还严格要求两个孩子的学习。放学后，何家的两个儿子通常是被关在屋里“自习”，作业做完了，继续自习；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农村男孩都在田间地头玩耍。

“那时觉得爸爸很„霸蛮‟。但现在想想，这是农村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何江后来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去哈佛大学硕博连读，而他的弟弟则成了电子科技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今年下半年就去上海工作了。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懂得鼓励孩子

支撑两个男孩保持学习兴趣的，是那个“文化水平不如爸爸”的母亲。在何江眼中，母亲是个温和派。父亲批评孩子学习不好时，母亲总会在一阵狂风暴雨后笑呵呵地跑过来，送上“和风细雨”。

在母亲那里，两个儿子总能找到自信。何江现在知道，母亲当年的做法，就和如今他所见到的美国人的做法一样——以鼓励孩子的方式，给予孩子最大的自信。湖南农村的妇女，在农闲时通常喜欢聚集在一起唠家常。但何江的母亲更喜欢陪着两个儿子一起学习。

因为不识字，她总是要求两个儿子把课本里的故事念给自己听，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她还会跟两个儿子讨论。

何江记得，自己和弟弟都喜欢给母亲“上课”。母亲的循循善诱与何江如今正在接触的美国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刚来美国时很不习惯，不管提什么建议，导师都说可以试试看。”何江说，美国有一种“鼓励文化”，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那些名字被印在教科书上的“牛人”，都会习惯性地给予学生鼓励。他们会在跟你一起啃汉堡、喝咖啡、泡酒吧时，时不时地鼓励你一番，让你觉得“前途不错”。

就连这次申请哈佛典礼演讲，何江也是在美国教授Diana Eck的鼓励下进行的。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学生敢于申请。何江想要发言，目的是让美国的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他此前并不敢报名，“教授告诉我，你只要觉得可以，就去试试，没什么好丢脸的”。

“农村英语”变为纯正美语没有捷径

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总共有3轮测试。第一轮，递交个人学习、科研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10名入选者中挑选4人，每个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念稿；第三轮，从4人中选出1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脱稿模拟演讲。

对一个英语是母语的学生来说，这都有极大的难度。更何况何江从小在湖南农村长大，初中才开始接触英语，操着一口“农村英语”上了县城的高中。那是他第一次从农村走进城里。在宁乡县城，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英语水平与城里孩子的巨大差距。“第一学期很受打击，考试没问题，就是开口说英语很困难”。

不怕“使苦劲”的何江，买了一本英文版的《乱世佳人》回宿舍“啃”，遇到读到不懂的地方，就在书本旁边进行大段大段的标注。

“学英语，跟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一样，没有捷径。”何江自认为自己有些“一根筋”。这一点，或许遗传自父亲——从来不懂得走捷径，家里的田地里，除了水稻，再也没有种过其他品种的农作物。

到了哈佛大学，何江又像刚上高中那会儿，焦虑不已。中国学生大多喜欢跟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话，很难找到机会练习英语。

何江硬着头皮，申请给哈佛的本科生当辅导员，“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反正就是想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开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这种方法让他的英语表达方式很快从“中式”转到了“美式”。到了读博士期间，何江就可以给哈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何江透露，这次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申请，自己的“农村故事”为整个演讲主题增色不少。他将在演讲中介绍中医在中国农村发挥的作用，进而推及到自己在哈佛大学所专注的生物光学、物理专业研究，“以一个理科生的角度，来反思科技知识和技术在社会上不均衡的分布，以及如何将自己研究的科技技术，更广泛地传递到世界不同地方”。

据悉，哈佛毕业典礼的历届演讲代表多为文科生，何江是为数不多的一名理科生代表。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将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在何江要代表毕业生演讲的消息传出后，微信公号“北美职通卡”深度专访了何江中科大校友Andy，细致回忆和讲述了何江的生活和求学经历。长于湖南乡村，中科大才子，哈佛全额奖学金硕博连读，科学巨匠庄小威弟子，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邀请写书......何江在一次讲座中结识了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弗格森对何江的经历很感兴趣，建议他写成书，从中国农村的变化来反应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变化。何江用两年时间完成，或在今年出版。

据微信公号“北美职通卡”12日报道，近日，一篇《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学生演讲代表将首现华人留学生》的文章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哈佛校方确认该校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当天，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将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长于湖南乡村，中科大才子，哈佛全额奖学金硕博连读，科学巨匠庄小威弟子，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邀请写书......关于何江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对于这位身边的老朋友，我一直想为他写一篇文章来鼓励更多寒门出生的学子。就像何江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样：“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生于乡村，志存高远

与何江相识是在2014年的冬季，那天他帮助同为中科大毕业的校友搬进我住的House。第一眼见到他就能感到他与我们平常印象中的博士有些不同。面带微笑，神情爽朗，聊起天来思维缜密，头头是道。但最让我意外的是马上就博士毕业的他只有26岁。

何江出生在湖南长沙宁乡，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从小就立志要通过读书来改变人生。凭借自己不懈地努力，高考考入了中科大，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离开农村进入大城市。大学期间，何江就树立了自己的职业目标，那就是要向中科大最著名的校友之

一、华人科学巨匠、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庄小威学姐学习。因此，他异常努力地做科学研究，盼望能在生物领域有一番自己的成就！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优异的成绩，他获得了郭沫若奖学金，这也是中科大学生的最高荣誉。

在大家印象里，学霸往往都是只学习，不与社会接触，但与大部分的学霸不同的是，何江却非常喜欢社交。按照他自己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喜欢有针对性的社交，就是每次向别人提出问题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调查，要不然就不去社交。在大学期间，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曾经来科大进行交流讲座，何江听完讲座后，主动和潘校长交流，他的睿智和上进给潘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从此结成了远距离的师徒关系，一直保持着沟通交流。

圆梦哈佛，师承小威

虽然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何江却一直怀揣着一个出国梦。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学姐庄小威的影响。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加上学校导师和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何江顺利地申请到了哈佛生物系的博士学位，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大学毕业前，何江就立志要去哈佛找小威学姐。所以他主动地联系了这位之前只是在报纸和新闻上频繁出现的学姐。庄小威也非常器重和照顾自己的中科大学弟，两人从此建立了师徒关系，何江也有幸在曾出过4、5位诺贝尔奖，享誉世界的哈佛化学系庄小威实验室做博士研究，而这一做就是5年。

导师庄小威与何江在一起

问及在这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身上学到最多的是什么时，何江毫不犹豫地说：“对科研的热情与专业！”“她是我的role model，她能教会我最前沿的科学该怎么做！她也可以告诉我“What is the next big thing！”

庄小威：中科大87年少年班学生，生于江苏省如皋市，是一位华裔美籍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物理学教授，创办有庄小威实验室。2015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获奖无数的她，被誉为是中国科学界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

博士生活多姿多彩

何江坦言，哈佛最吸引他的地方是文理结合，充满创新的氛围。在这里，你能接触到世界上各行业最精英的人才。因此，在他入学的第一年，他就主动申请做本科生辅导员，因为他知道哈佛本科生是世界上最牛的本科生，他想去学习他们的领导力、创新力和表达能力并从中获得鼓舞。他也想知道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人才是怎么去思考和学习的，同时这对他的英文能力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他说这个工作让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很多思维开拓、充满创新意识的年轻人。

何江很早就意识到，只搞科研不注重实践很难有出路，所以他经常去哈佛商学院听关于经济和商业的讲座。像在中科大一样，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向自己圈外的人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参加了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个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讲座。听完讲座后，何江大胆地去和他分享了自己对于全球化以及中国农村发展的看法。尼尔弗格森对这位与自己完全不在一个领域，却对经济全球化如此热情和有见地的学生产生了兴趣。当场，这位世界级的大忙人就问：“你这周三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出来喝杯咖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让何江没想到的是，吃饭当天，弗格森教授带来了好几位重量级教授，结果他们畅聊了4个小时。最后弗格森建议，你把你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吧：从中国农村的变化来反应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变化，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何江听完激动地答应了。

这一个承诺，让他整整付出了两年的努力，也几乎夺走了他的没有周末。何江坦言，写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但幸好他之前带的许多本科学生都乐意帮他修改语法和语式问题。如今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的联系下，已经与出版社达成共识，最快在今年就能出版。让我们拭目以待。

尼尔·弗格森（英文：Niall Ferguson），英国籍苏格兰人，是西方世界最著名、最有声望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经济史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柴尔德家族史研究权威。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创造历史，华人骄傲

在哈佛临近毕业季时，一位教授建议他可以尝试去申请做毕业典礼研究生的发言代表，因为哈佛学生都知道这是哈佛学生的最高荣誉。但是何江一开始听到这个建议完全没有自信，因为第一，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理科生，不像肯尼迪学院的学生那么善于演讲。第二，英语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和众多native speakers比起来，还是会有劣势。但正如哈佛教育所倡导的，什么事情都要去尝试，万一实现了呢？

何江在实验室

于是何江接受了教授的建议，从个人的经历出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写好了初稿。初选竞争异常激烈，有几百人的参选，在10几位教授的筛选后，何江成功的入围复赛。进入了复赛，让何江看到了希望，听说复赛只剩下4个人，而且需要完全脱稿，他更加专注于演讲的质量。他找到肯尼迪学员专门负责public speaking训练的教授和许多之前认识的教授来帮他改稿子做训练。

也许是因为何江个人的经历刚好体现了哈佛教育改变人的理念，也许是哈佛还从来没有过一位中国本土来的学生做过学生代表演讲。何江最终从四位native speakers中成功突围，成为今年5月26日上代表哈佛研究生演讲的第一位华人代表。这是哈佛学生的最高荣誉，实在是值得我们骄傲。

MIT博后科研先锋

如今何江依然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从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顺利进入了自己喜爱的MIT做博后工作。这也与他“科研一定要注重实践”的理想相一致。他现在研究的课题是“人体的3D打印与应用”，方向是3D打印人体肝脏，进行疾病模拟，研究肝炎病毒、疟疾以及癌症早期检测。这是一个属于盖茨基金会的项目，也是生物界最前沿的项目之一。目的是为了对抗危害人类的疾病研究。

我真诚期待何江在科研界有更多的建树，继续创造属于他的，也属于我们的历史。

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者何江：“寒门”不是限制成功的绝对因素

阅读：10512016-05-30 08:01作者:陈思宇 冯群星来源:南方都市报编辑:黄恺

何江“红”了。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上午，作为第一个站在哈佛毕业典礼讲台上的中国大陆学生，何江以《蜘蛛咬伤轶事》为题完成了他的毕业演讲，然后他红了。

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做演讲。

何江在湖南老家的乡间。其人

何江，28岁，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2009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基本上年年排全院第一的平时成绩，加上学校导师、香港理工大学前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助他以全额奖学金申请到哈佛生物系的硕博连读。今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继续留美学习4年，研究人体肝脏3D打印和癌症前期检测等。为首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

乡村比较贫穷的家庭里拥有的、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的确要少很多。但我不觉得这是限制一个人成功的绝对因素。其实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时候仅以成绩为标准，但很多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出色。

在哈佛我看到不少从农村来的学生。哈佛、麻省理工都会有一些同学属于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大多数，但的确是有的。

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每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很想去努力学很多的东西，把不懂的东西给补上。

我的性格养成还是归因于在乡下成长的经历，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很早就要去干农活。你会很早就真正体会到读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从农村的社会圈子走出来，只能通过教育。

何江“红”了。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上午，作为第一个站在哈佛毕业典礼讲台上的中国大陆学生，何江以《蜘蛛咬伤轶事》为题完成了他的毕业演讲。接下来的48小时里，演讲以“病毒般”的速度在国内传播，人们记住了何江的名字，他甚至有了自己的百度百科词条。

值得注意的是，词条的简介首句是“何江，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并非他的哈佛博士头衔及科研成果。带着“寒门学子”的标签，何江已顺利从哈佛大学生物系毕业，完成了从“近似前工业时代”的出生地大步向信息时代最前沿的飞跃。

在毕业演讲中，何江谈到了对知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分配的思考，也向台下的哈佛毕业生抛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将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上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作为哈佛毕业生，他将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开启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型。

谈到读完博士后之后的打算，何江说将在机会合适时回国。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这个生于中国农村、喜欢电影《刺客聂隐娘》和好莱坞明星马特·达蒙(曾从哈佛大学辍学)的28岁哈佛博士，认为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未封死。

谈中美教育

去年底，哈佛开始选拔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者，教授戴安娜·埃克建议何江去试试。虽然也曾有犹豫，何江最终通过三轮复试成为胜出者，得以在毕业典礼上讲述中国故事。而刚到美国时的他曾很不自信。偏科不影响有些学生上哈佛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在刚进哈佛时是否也经历了文化冲击？ 何江：有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国内习惯考试，做试卷就行了。但哈佛的评分，一门课不仅包含考试成绩，还有25%到30%是评价课堂参与度，就是尽量发表你的看法、跟教授进行交流。一开始语言方面有点不自信，在课堂上发表观点很有压力。如果不试图改变这一点，在科研上、课堂上就很难做好。

总体上说，不管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甚至到了大学，中国课堂上老师是更加权威的存在，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在美国，学校鼓励个性化多一些，鼓励学生自主发言参与。研究生这一块我觉得美国的确做得很好，但初等教育远没有中国扎实。因为美国不同的州有不同州的标准，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学生学的东西参差不齐。

南都：如果说初等教育不扎实，但高等教育仍能做得很好，这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何江：在美国衡量一个学生的标准更多元，不仅仅是以考试来定标准。你会发现哈佛有些人偏科，一些本科生的数学水平甚至差到我难以想像，可能还不如中国的高中生。但是这不影响他们来哈佛。他在其他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就行了。中国大城市也逐渐在改变以考试来衡量学生的方式，这其实是很好的现象，很多情况下不能拿一纸分数来定义一个人的终生。

南都：中国高校在大力推广通识教育，在你看来，有没有必要？

何江：在大一还没有定专业的时候，通识教育其实是很好的。从高中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不是很清楚，有这样阶段性的探索很不错。就像哈佛的学生，到大二才会选专业，但在中国，一进学校就选专业了。

谈“寒门学子”

从湖南长沙的宁乡县城走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何江被许多人视为“寒门难出贵子”的反证。但他认为，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未封死。何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分，只不过，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所在地方的局限性，并萌生了向更高处飞跃的巨大渴望。

“高考让我从乡村走到城市”

南都：你如何看待“寒门难出贵子”这句话？

何江：我能理解这句话。可能大的城市里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在偏远地区没那么集中，这也是存在多年的问题。但对我来说，高考是让我从乡村走到城市，走到今天的一个途径。我觉得社会的流动性还是有的，并不是说农村里面的学生就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了。乡村比较贫穷的家庭里拥有的、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的确要少很多。但我不觉得这是限制一个人成功的绝对因素。其实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时候仅以成绩为标准，但很多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出色。一个更多元的评判标准，不应该由一次高考定了一个人的终生。

南都：你对出色的定义是什么？

何江：我觉得没必要拿其他人和自己比，以此来丈量突破。我知道自己跟出生于城市的学生比，成长过程中学的东西要少很多，比来比去就很有自卑感。每天跟之前的自己要有不同和进步，这是我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过得踏实一些。

南都：你在求学过程中有没有很难受的日子？

何江：我大学到合肥是第一次去大城市，大一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学C++语言编程，以前在乡下对电脑都不是很懂，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城里面很多学生对电脑已经非常熟悉了，在同学面前就觉得有自卑感，但你又很羞于跟同学讲。我寒假的时候找人借了键盘，拼命玩打字游戏，熟悉键盘和电脑界面之类。当然，C++的任务最后圆满完成了。

南都：后来你不断走出自己的安全区，是行为惯性还是基于某种信念？ 何江：有些行为惯性，我是从乡下成长过来的，一直都是从资源比较少的地方到比较多的地方。到一个新阶段会有很多东西不懂，还会有自卑感和压力，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你不得不去找最想做的事情，把不懂的点补上来。通过这种适应才产生这样的改变。

南都：你觉得你的成长经历可复制吗？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

何江：在哈佛我看到不少从农村来的学生，并不是没有或很少很少。哈佛、麻省理工都会有一些同学属于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大多数，但的确是有的。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每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很想去努力学很多的东西，把不懂的东西给补上。如果硬要把这个归成天分，说努力更适合吧。另外一点，就像刚刚讲的，心态这些年也调整了很多。清楚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的人，尽量不要跟别人做太多的对比。学习的过程难免会比较，你需要知道你做的东西哪些人是比较优秀的，希望向那些人看齐。但我没有觉得其他人这么牛，我就很不行。

南都：如何看待自己的家乡？它给你造就了什么样的独特影响？ 何江：我的性格养成还是归因于在乡下成长的经历，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很早就要去干农活。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干农活、打工吃了很多的苦。你会很早就真正体会到读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从农村的社会圈子走出来，只能通过教育。这可能是我成长经历里最大的感悟。

南都：你什么时候确定教育能帮助你完成这种愿望？

何江：考进我们县里最好的中学(宁乡一中)，它能送很多学生去国内的重点大学，当你去了这样一个学校，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希望，能够考到很好的大学。

谈科研进步

在《蜘蛛咬伤轶事》的毕业演讲中，何江向台下的哈佛毕业生发出追问：尽管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建树，但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上需要的地方？

中国科学发展的亮点令人振奋

南都：你是一个持技术论观点、认为技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吗？ 何江：我不是完全持这种观点的人，技术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技术当然能够帮助很多，但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这种问题非常复杂，很多行业交织在一起，不同专业的人要同时来做一个事情。

南都：就你接触到的中国科研状况，你怎么看？

何江：最近几年，生物方面可以看到文章质量越来越高了，有很多突破性的成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进展都非常快，让世界瞩目。BBC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评论中国科学发展的五大亮点，非常振奋和鼓舞人心。

南都：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学生说“学生物打断腿”，你怎么看？

何江：我们当时不是这样看待的。我很能理解这个观点，因为生物学在国内的就业形势不是那么明朗，一个行业要做得好，下游的产业需要做起来。比如说你只希望生物学不停地由社会投入做研究，但是行业没有产出的话，它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行业。我并没有那么悲观，最近几年看到很多新诞生的生物产业公司，这个行业在逐渐起步。

谈未来计划

何江将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师从著名华裔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庄小威。在庄小威眼中，何江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自己。“我让他考虑新领域时，他从不会因为对新领域的不了解而害怕，这从他敢于竞争毕业演讲也可看出来。” 博士后师从庄小威，之后或回国

南都：在麻省理工有什么计划？博士后之后有什么打算？

何江：我在庄小威老师那里有做用显微镜看流感病毒入侵人肺部的过程，来麻省理工之后，用3D打印出来的肝脏来模拟很多肝炎病毒，还是跟在哈佛做的实验有一定的传承性，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做引申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脉相承但又是不同体系的。如果走学术道路的话，博士后之后其实想申请学校的副教授教职，国内、美国都会去申请。

南都：所以还是会考虑国内的机会？

何江：能不能申请到教职，还是看博士后期间的成果怎么样。如果说博士后期间情况比较好，会考虑国内学校。从2008年开始，可以从新闻上看到很多学成回国的人，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之类。我也有好多同学回去开实验室。

南都：有没有想过做些专业知识的传播和科普呢？

何江：是有这方面打算的。其实有些朋友会让我在他们的平台发表一些我这个专业的信息，把我学到的东西用比较简短的方法讲给他们。

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 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各位如果有生物背景，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已经过去大概15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掌握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相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心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以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节选自何江在哈佛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出品：南方都市报朋友圈新闻工作室 主持：胡群芳 统筹：李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