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背景下北京旅游业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冬奥会背景下北京旅游业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通用4篇）

篇1：冬奥会背景下北京旅游业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冬奥会背景下北京旅游业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要：北京申办冬奥会展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同时对北京旅游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2022年冬奥会背景下北京旅游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了分析，从完善现有旅游形象品牌、开发新型旅游产品和加大赛事旅游促销三个方面提出对策。旨在为2022年冬奥会筹备工作注入合理思考和建议，并借助冬奥会的契机，改善北京旅游环境、提升北京旅游品牌形象，促进北京旅游业发展。

关键词：2022年冬奥会；北京旅游业；SWOT分析；对策

近年来，随着国际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目的地，也逐步成为世界十大客源输出国之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球性旅游活动的兴起，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使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发生改变，走马观花式的普通观光旅游已不再满足大众的需求，世界旅游消费正朝着个性化、生态化的趋势发展。体育赛事是体育产业的核心产品，也是赛事旅游最具影响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体育赛事已不再是单纯的公益性体育竞赛，它更像是一个商业活动，一个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增加国民经济收入的契机。北京旅游业虽经历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盛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冬奥会赛事旅游的研究仍非常稚嫩。

当前，国内学者对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大多集中在场地设施、民众支持、大赛组织能力、当前国内冰雪运动水平等方面，并没有从旅游业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借助2022年冬奥会这一契机对赛事旅游进行探讨，结合冬奥会的承办对北京旅游业进行SWOT分析，并提出发展对策，以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抛砖引玉，为冬奥会筹备中北京旅游业的发展方向选择提供依据。

1.2022年冬奥会背景下北京旅游业的SWOT分析

1.1北京旅游业自身优势分析

1.1.1持续增长的旅游趋势近20年来，北京旅游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逐渐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对北京来说，旅游业已不再是传统的接待事业、服务行业，它已经逐渐转变成一种经济产业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20世纪末，世界旅游组织就指出，中国将成为国际旅游的第一大接待国。就目前的形势看，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已经逐步变为现实，北京旅游正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其勃勃生机与光明前景。

这个时代带给人们的不只是物质，还有成倍的压力、快速的生活节奏，因此人们对慢节奏、高品质业余生活的需求也愈加强烈。走进自然、生态环保、健身娱乐，这是当前人们对旅游的三大主流需求，也因此，集健身、娱乐、自然于一身的赛事旅游近年来备受推崇。赛事旅游作为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最重要的收入途径，不仅能为游客带来热情愉悦的观赛感受，同时使游客感受到赛事主办国不一样的人文情怀。因此，继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后，2022年冬奥会将推动北京旅游业的持续升温。

1.1.2丰富的旅游资源 资源是旅游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北京正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集结地。得天独厚的旅游环境、神秘古老的城市韵味，这些都是北京旅游长盛不衰的法宝，究其根源都来自于北京自身丰富的旅游资源。朝代更迭遗留的文物古迹，“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长久积淀的城市风俗等，这些都将对北京旅游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1.1.3良好的城市形象 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入境旅游的关键性因素，所谓入境旅游，究其根本也不过是国家形象、城市形象的对外展示，从这点看，北京具有极大的优势。一是近几年北京盛事不断，如2008夏季奥运会、APEC会议、抗战胜利阅兵仪式以及备受瞩目的2022年冬奥会申奥成功等。此外，持续增长的城市经济、安全稳定的城市环境等等，这些都使得北京具有良好的入境旅游吸引力；二是我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与许多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近年来，国际上的军事冲突和恐怖袭击事件的相继出现，使得中国旅游安全的形象更加突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安全美好的城市形象在国际旅游大环境中脱颖而出。

1.2北京旅游业的劣势分析

1.2.1旅游交通路线不完善 2022冬奥会涉及京张两地，其中北京的主会场位于北京北部奥运村周边和远郊延庆县，张家口的冬奥主会场位于崇礼县。单就北京来说，市区与延庆县之间并未修建地铁，公交线路也十分稀少；此外，北京与张家口之间也没有直达的城际列车。京张两地的旅游交通路线的不足将直接影响到游客的出行质量。

1.2.2旅游新线路缺乏，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改革开放后的北京旅游业市场发展迅速，但是同其他旅游业发达国家相比，北京市在旅游品牌形象、旅游特色、旅游宣传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冬奥会举世瞩目，我们要拿出最好的精神面貌接受国际媒体的考量，加大北京旅游宣传力度，实现2015-2022年国家外汇的持续增长。另外，在扩大宣传力度的基础上开发新的旅游线路，以新的线路吸引回头客，以老线路吸引新游客。在开发赛事旅游、商务旅游、修学旅游、度假旅游、民俗旅游、生态旅游方面，都需要形成特色旅游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

1.2.3旅游环境需加强治理以改善社会大环境旅游景点秩序、旅行社的服务质量、导游服务水平、旅游商品的质量是能否吸引中外游客的关键，要继续加大对北京旅游环境治理的力度，如黑导游、北京一日游等乱象，树立北京旅游业的良好形象，尽最大努力满足游客的需求。近年来，城市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北京的空气质量以及交通状况也时常遭到国内媒体的讨伐。需要加大城市环境的治理力度，为游客提供舒适的出行环境。

1.3冬奥会为北京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1.3.1游客增加将带来的更大的经济效益 实例表明，大型体育赛事直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兴旺发展，对当地旅游的正面影响具有明显的优势。2014年索契冬奥会为索契迎来了100万游客，这还不包括来看奥运会的游客。每届奥运会所带动的入境游客次数呈增加趋势，赛事旅游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将持续升温。保守估计，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之时，将吸引50万左右的国际游客。

奥运会期间，游客所有的衣、食、住、行，以及购物消费都是平时生活的一倍甚至数倍，因此，举办过奥运期间的外汇收入将大幅度增加。例如，洛杉矶奥运会的旅游外汇收入约32亿美元；悉尼奥运会旅游收入高达42.7亿元；2014年索契冬奥会使得当地旅游业收入增加了47%。毫无疑问，旅游业在举办国提高外汇收入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各奥运会举办国的一系列奥运专题活动，也使举办国的旅游品牌形象得到大幅度提升，为当地旅游业创造了空前的效益。比如澳大利亚的1993-1997年的“体育旅游年”“澳大利亚汽车大奖赛”，一直延伸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使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见表1）。

1.3.2旅游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未来冬奥会筹办工作涉及交通一体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三大重点领域。交通一体化发展方面，2022年冬奥会横跨张家口、北京延庆和奥运村三地，张家口的崇礼县作为雪上项目的主要赛区，离北京奥运村相距260多公里。为使整个冬奥会的比赛流畅顺利，不因路程较远而受影响，交通先行将是未来几年筹办工作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筹办冬奥会能够加速北京乃至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进程。今后几年，北京在大气污染方面的治理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这既是兑现与国际奥委会的承诺，更是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良好的空气质量对冬奥会很重要，对市民日常生活更至关重要。产业升级方面，整个旅游大环境的改善将对北京旅游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比如，空气质量的改善、城市整洁度的提高将使北京更具吸引力；交通的建设和完善将增强北京的吞吐能力；住宿设施、体育设施、商业设施的建设和改进都将使北京更好的发展特色旅游项目。

1.3.3旅游品牌形象将进一步提升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使世界人民渐渐认识中国了解中国。2008年奥运会让世界人民知道了北京，看到了气势磅礴的宫城、原汁原味的古城和高楼耸立的都市。但是这些远远不够，对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北京仍然远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北京也只是电视荧屏中那短暂的几分钟。北京不仅仅只有古香古色的建筑、传承百年的老字号，她的春、夏、秋、冬各有韵味，等待世界人民去感受。为了向国外推介北京旅游，国家旅游局、北京市旅游局、各旅游企业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但目前的海外促销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冬奥会的申办成功再一次为北京做了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世界性广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了中国旅游、北京旅游的品牌形象。据测算，冬奥会期间，全球将有39亿人次通过各种媒体关注比赛、关注北京，这将再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北京的风采，为北京旅游业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机遇。

1.3.4京冀两地将进一步融合 京张联合申办冬奥会将驱动两地协同发展，使双方能在各个领域开展更广、更深的合作，推动两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此举还将进一步强化北京与河北省经济上的联系，推进两地在物流、交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与融合发展，两地合作的务实性和常态化将大力提升。

环境方面，京张将打造“低碳奥运专区”，提升区域宜居指数。“雾霾治理”作为京张申办冬奥会的一项郑重承诺，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2014年10月22日，北京环卫集团就与张家口市政府签订环卫领域合作框架协议，联合组建京张环境公司，向张家口地区输出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环卫运行经验，共同打造京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同时，张家口作为华北地区风能和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将在未来筹划冬奥会的几年中，大力推广和建设可再生清洁能源供电设施，共同打造2022京张“低碳奥运”。

交通方面，京张高铁目前已全线开工，计划2019年通车，京张高铁将经过北京海淀、昌平、延庆，再由延庆进入河北省，最终到达张家口市区，届时，大家乘高铁从城区出发，20min就能到延庆，50min即可到张家口。为了2022年冬奥会，京张高铁调整原建设方案，时速从原来的250km提高到350km，这也使京张高铁成为北京西北唯一具备时速350km的高铁。此外，2015年12月北京政府出台的京津冀一卡通试行计划，也将进一步促进京冀一体化发展。

1.4举办冬奥会为北京旅游业带来的威胁

旅游是人们生活的调剂品而非必需品，这也导致了旅游产业的脆弱性，即环境将直接关系到旅游业的生死存亡。无论是旅游可控的内因还是不可控的外因，其变化都会给旅游目的地带来威胁。因此，需要在筹备2022冬奥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这些威胁，并尽最大努力控制甚至消除这些威胁。

1.4.1环境的威胁 北京市人口承载太多，截止到2015年年底在京常住人口到达2 200万，并且是处在北温带干旱少雨，因此面临极大的环境和水资源压力。截止2014年年底北京市及张家口市周边已有30处滑雪场，并且滑雪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受本地区自然降雪不稳定，不充足的客观条件限制，每年必须大量人工增雪，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水和电。据测算，造雪成本约为0.5元每天每平米，主要由水费电费两部分组成。完成一个中型雪场的铺设需要一周的时间，成本大约需要100万元。这样的雪场对保护北京市周边环境和水资源的浪费形成潜在的威胁，与北京市建设节能环保型世界宜居城市是不相符的。

1.4.2安全隐患的威胁 按照国际标准雪道的饱和度为一公顷不超过13人，或每名滑雪者至少拥有50m2的活动空间。京张两地的大部分雪场在周末或假期期间初级雪道每公顷达400人左右，中高级雪道达到100人左右，远远超过国际雪道饱和度标准。

京张两地雪场一般设初级道、中级道和高级道3种，初级滑雪者人数众多。初级道数量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初学者的需求，崇礼万龙滑雪场的初级道仅为2条，因此初级道上滑雪者最为拥挤。另外，大多数初学者在一名教练的简单指导下便被送到初级道的顶端，他们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下滑速度，极易发生冲撞危险。

2.以冬奥会为契机，北京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以冬奥会为契机，整合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充分体现“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的冬奥理念，全面展现北京旅游的“新形象、新景观、新体验”。

2.1整合规划，完善古都特色旅游

北京旅游一惯秉承“老北京和京城皇家文化”理念，打造古都特色旅游。应该在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的基础上，整合规划，完善古都特色旅游。一是大力开发古都精品旅游。对皇城、大栅栏、什刹海景区、钟鼓楼老街市景区等历史古迹重点保护、建设与规划；对长城保护区、帝王陵寝保护区、通州古运河文化景区等重点保护并开发。形成独具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开发更具历史内涵的旅游产品，展现古都的老北京与京城皇家文化；二是继续完善特色旅游区域。重点开发两园一河（颐和园、圆明园、昆玉河），尽快使昆玉河将昆明湖与玉渊潭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贯穿北部的水系，将两大皇家园林联通，恢复历史面貌，形成北京一条新的水上旅游风景线。在城市环境整治和改造建设中，注重完善提高三里屯酒吧街、秀水市场、红桥市场、潘家园旧货市场、古玩城等具有旅游吸引力的商业文化场所。

2.2围绕“三大消费提升工程”，开发现代旅游产品

深入挖掘旅游消费潜力，以冬奥会为契机，实施旅游产品、旅游精品和旅游商品“三大消费提升工程”，推动旅游消费水平全面提升。一是开发休闲度假产品。针对游客关注的“养生”“环保”等理念，以“老字号”旅游产品为基础，开发新型定制产品；依托现有的“鸟巢”“水立方”“798艺术区”、APEC会址等新兴资源，打造“新字号”体验产品；二是培育扶持新业态。围绕构建城区观光体验环，大力发展融合时尚元素的商务旅游、会议会展、都市休闲、研学旅行、房车营地等现代旅游产品。围绕构建京郊休闲度假环，持续提升国际驿站、休闲农庄、汽车露营等乡村旅游新业态；三是大力开拓入境旅游市场。创新推广方式，重点抓好以美国市场、欧洲市场、韩日市场、港澳台地区市场为主的境外推广活动；最后，在提高现有旅游产品质量的同时，对旅游资源进行多重组合和深度开发，扩大文化范围，推出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特色旅游专题，比如会展旅游、赛事旅游、民俗旅游、生态旅游等。

2.3强化旅游促销，广泛吸引国内外游客

北京旅游业需充分利用2022年冬奥会这一平台，加大宣传与推广力度，把冬奥会引发的潜在商机转换为真正的旅游需求。一是精心策划年度促销主题，深入开展宣传促销活动。围绕2022年冬奥会，策划一年一度的主题旅游活动，比如2016年“北京相约冬奥城”，举办冬奥会专题展览，宣传2022年冬奥会；2017年“北京冰雪运动嘉年华”，借助北京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在延庆、密云等地举办冰雪运动嘉年华，激发人们对冬季出行、冰雪运动的热情；2018年“平昌冬奥传北京”，在韩国平昌冬奥会期间，借鉴平昌冬奥会的宣传经验，借助国际媒体大力宣传北京冬奥，吸引国际媒体的眼球；以及冬奥筹办后期场馆建成之后的一系列宣传促销活动等等；二是旅游商品开发。以组织北京冬奥纪念品设计大赛或者其他公益形式，向全社会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征集设计创意，制作反映北京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的创意新颖、内涵丰富的旅游纪念品系列，比如玩偶、明信片、地图、邮票等；三是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充分利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展各种活动，2018-2022年是北京冬奥会的最佳宣传时段，在此期间，充分利用国际化、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手段，同国际网站合作，在国际互联网上开展各项奥运宣传活动。此外，还需要关注冬奥会后的宣传促销活动，以避免后奥运的旅游低迷现象。

3.结语

北京市在2008年举办完夏季奥运会时创造了巨额的旅游收入，同时留下了奥运主题旅游景点和宝贵的经验，这都是奥运会给旅游业留下的财富。北京旅游作为中国旅游城市的“领头羊”，近几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同世界其他旅游发达城市相比，在旅游线路、旅游环境、从业人员素质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参与度上来说，尽管冬奥会不能与夏季奥运会同日而语，但是对促进主办城市相关产业的良性发展不容小觑。北京旅游业需把握好2022年冬奥会这个契机，正确认识自身现状，整合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精品线路，强化旅游促销，推动北京旅游健康快速的发展。在未来几年里，京张的冰雪旅游项目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参与其中，体验冬奥会冰雪项目的乐趣，同时旅游相关产业也会得到更多的发展良机。

篇2：冬奥会背景下北京旅游业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一) 北京CBD金融业发展现状

北京CBD是北京市金融机构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区域, 目前共拥有金融机构1145家, 其中银行类机构731家, 证券类机构132家, 保险类机构253家, 其他类型金融机构29家。

CBD还是外资金融机构的主要聚集区, 截至2009年10月, 北京CBD拥有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金融机构229家, 占全市的60%以上。其中外资银行分行和支行各19家, 外资法人保险公司11家, 外资汽车金融公司6家。首批进入中国的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等5家外资证券交易所代表处, 慕尼黑再保险、瑞士再保险、法国再保险都聚集在此。

北京CBD已成为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窗口, 但同时也应看到, 入驻北京CBD的外资金融机构在规模及效益上仍有待提高。入驻机构规模较小, 以分行、营业部、办事处为主, 金融业务量小, 不能发挥金融市场主导作用;金融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在提高, 但在总量上尚无法达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的水平。

(二) 北京CBD功能定位

北京CBD作为北京乃至全国国际化程度最高、涉外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应成为中国内地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展示中国金融业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2008年市委市政府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 提出了“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金融业发展和金融资源配置模式。北京CBD作为副中心区, 承担着吸引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法人和代表处、交易所代表机构、中介机构聚集, 集中承载国际金融元素, 成为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金融机构聚集中心区的重要职能。

从发展金融业角度, 北京CBD的定位是成为国际金融机构的主聚集区。区域内金融机构数量众多是其成为“主聚集区”的优势所在, 而“金融总部经济”格局也正日渐形成, 区域内国际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已由2004年的2家跃升至34家。可以说, 北京CBD作为首都国际金融机构主聚集区的地位已经确立。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北京CBD金融业发展的战略调整

(一) 国际金融危机对金融格局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爆发的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 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集体消失, AIG被政府接管, 美国最大储蓄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收购。此外, 次贷危机也波及欧洲市场, 英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寻求政府支持;业务覆盖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的银行保险巨头富通集团被巴黎银行接管;德国最大借贷银行之一的不动产银行也与财政部达成协议, 被政府救助……美国因巨额赤字加深对国际资金的依赖, 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明显衰落;欧洲的地位相对略有上升;亚洲则逐渐向世界金融的主流地位迈进, 尤其是东亚地区因贸易顺差、吸引投资, 积累了5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 北京CBD发展的战略调整

1. 北京CBD东扩启动。

次贷危机促使一些国际金融机构调整经营策略、重新选址, 驻华企业在此次危机中受累较小的事实令这些机构将目光投向中国。北京CBD作为首都乃至全国金融机构聚集区理所应当担负起进一步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入驻的重任。鉴于此北京CBD计划投资150亿元启动东扩计划, 为北京CBD扩容。北京CBD东扩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 以低碳、绿色、环保为建设理念。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国际金融机构选址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北京CBD的进一步规划中, 以“低碳”作为中心点, 形成以“碳”为核心概念的产业和技术集群, 有利于CBD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中标的CBD东扩一号方案, 其一大亮点就是花园、林荫道的设计, 力图使CBD成为风景秀丽的宜居功能区;自行车道的设计亦是符合实际又注重环保。第二,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意味着区域内部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载体容量大, 整体功能强, 也意味着该区域向外辐射的能力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服务业特性及跨国经营特点, 决定了其对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具有较高要求。北京CBD应以东扩为契机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 建设高标准的交通、能源、通信设施。交通建设方面包括新建四个过街天桥, 推动地下人行交通网的建设, 以及交通节点的疏通等。第三, 创造良好的法制、政策环境。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需集合各种社会条件和因素, 良好的法制、政策环境有利于其指挥分支机构, 实施其权威性。因此, 他们非常注重选址区域立法的完善程度和政策环境, 注重该地区政府对企业投资的支持力度及扶持政策执行的情况。政府的廉洁程度、信息披露渠道、政务公开透明度及政府各部门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等都是他们关注的因素。北京CBD要吸引这些机构入驻, 就应加强区域内的法制环境建设、制定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并注重政策的持续性与一致性。总之, 北京CBD东扩要在扩展、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基础上, 将低碳、绿色理念融入建设之中, 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同时注重政策和环境保护的持续性, 使北京CBD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中的“避风港”, 更是可以使国际金融机构长久发展的“根据地”。

2. 着力建设三大国际金融聚集区。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提高金融机构聚集度, 有利于发挥集聚效应, 增强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 基于此, 北京CBD应以华贸中心、国贸中心、环球金融中心三大国际金融聚集区作为建设重点, 形成品牌。进一步推动三大国际金融聚集区的发展, 在建设中应注重提升品质, 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个性化定制。三大国际金融聚集区是整体推出的专为国际金融机构量身打造的高品质发展空间, 理应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优质的硬件设施、优良的配套环境和优惠的政策支持。聚集区建设应提高甲级写字楼比重, 提供专业定制楼宇服务, 完善医疗、教育、休闲等各类配套功能, 实现区域各项功能的协调发展。促进三大国际金融聚集区的快速发展, 不仅能进一步推进北京CBD国际金融机构主聚集区建设, 而且也为更多国际金融机构提升对北京CBD的发展信心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三、北京CBD金融业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提升资金运用的效用

目前, 北京CBD为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入驻、促进金融业发展而采取的政策支持方式尚停留对企业进行资金补贴的阶段, 其他政策支持如对进驻企业和机构的财政税收、人才吸引、金融创新等多方面提供的优惠政策还不到位, 资金补贴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政府资金运用的效用不高。这是由于, 金融机构选址的考虑因素中, 土地、租金的价格并不是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对其投资、创新性经营活动的持续性政策支持往往更能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入驻。因此, 为促进北京CBD金融业的发展, 政府必须调整扶持方式、转变视角, 在降低金融机构经营成本、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监管环境等方面加强投入, 以进一步优化北京CBD金融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二) 加强监管, 提倡自律, 强调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为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入驻,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优惠政策, 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的放松对CBD内金融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有利。相反的, 监管不力可能会造成金融秩序的紊乱, 造成整个区域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因此, 监管部门应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建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组织协调机制。同时倡导区域内金融机构的自律管理、倡导银行、保险、证券业的行业自律, 使之与机构监管形成合力, 引导北京CBD内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切实防范和化解各种金融风险, 把CBD建成金融安全区。北京CBD的金融监管还有其突出特点, 即监管对象包括众多国际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经营的跨国性决定了监管的复杂性, 因此, 强调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我国监管机构需引进国际先进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 将其与CBD内具体实践情况相结合, 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 建立长期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 以对区域内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便于及时发现风险, 采取处置措施。

参考文献

[1]王朝阳, 刘东民.关于金融中心建设的若干思考[J].上海金融, 2009 (2) .

[2]张杰.北京CBD国际金融业发展环境与工作思路[J].中国城市经济, 2009 (2) .

篇3：冬奥会背景下北京旅游业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要]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转型期，不同职业居民的休闲行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既反映了我国30年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导致不同阶层居民由于收益不同而产生出的差异。不过，从总体来说，我国居民的休闲活动质量还处于较低水平。

[关键词]社会转型；不同职业居民；休闲行为差异

[中圈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6－0046－07

一、研究的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历了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日益显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

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休闲行为活动也日趋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旅游热、健身热、足疗保健热、户外运动热等都是这一现象的突出表现。21世纪以后，我国休闲活动的变化还突出反映在新一代年轻人的各种新的追求，如串吧、自驾车自助游、AA制的消费共享活动、乡村戏剧爱好者沙龙、网上交友、汽车电影院等，以及各种休闲运动的业余爱好者俱乐部等等，LOHAS(lifestyles of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慢调生活等词汇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语汇中。这些都反映了休闲活动已经日益成为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这种休闲生活方式相对应的是休闲产业群体的兴起。

面对人们日益频繁的休闲娱乐活动和休闲产业活动的迅速发展，如何把握居民休闲活动的行为特征，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不同职业的角度，对北京市居民的休闲活动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基本的分析。作者期望通过这种分析，能够对我国居民的休闲自我认识和活动方式，提供一个基本的行为特征描述。

二、文献回顾

我国学者对居民休闲活动的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有王雅林(1980，1992，2003)、王琪延(1997，1999，2000)等，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休闲时间的利用和分配状况问题。21世纪以后，研究开始转向了休闲活动方式，如马惠娣(2004)、叶文(2006)等。但这些学者都没有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系统地对不同职业居民的休闲活动行为进行研究。王雅林(2004)只是从在业者和非在业者的两个比较宽泛的角度对此进行过相应的调查和分析。

从不同职业居民的角度来分析休闲行为特征，是一个富有挑战的问题。社会分层本身就是社会学的一个争议激烈的研究领域。我国在新旧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不同职业的形成与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一方面保留了原有体制的职业划分，另一方面市场体制引入又导致了新职业的产生。这些新职业主要表现为个体私营企业主和外资企业人员。王建平(2007)认为，20世纪80年代由市场机会下发展出来的个体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为“内趋式”；外资企业进入后在这些企业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的中方雇员为“外引型”。正是由于我国目前职业形成的这种双轨制特点，李培林(2002)认为，尽管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是衡量社会文化体系的最基本指标，但是在我国这种社会转轨的特殊背景下，单纯的职业划分来考察社会文化现象有很多的局限性，他提出用消费分层的角度更容易准确测定居民在社会分层中的社会特征。不过，在他的研究中，消费分层序列与职业等级序列没有呈现出规则性的一致性，即相关程度较低。

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根据方心清、王毅杰(2006)的分析，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生存消费品的匮乏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第二阶段，其特征是温饱基本解决，人们开始追求休闲方面的消费，这方面支出的比例也在加大，并且随着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增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享受性消费取代生存性消费而占居主导地位。

本文认为，相对于这3个阶段的居民消费行为，不同职业居民的休闲行为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第一阶段，在休闲时间少和收入十分有限的约束下，居民的休闲行为选择性和休闲的内在动机都很小，当然，在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职业在旧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决定了居民休闲选择权的大小；第二阶段，由于政府政策的允许，体制外的不同职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私人企业所有者、外资企业的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他们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加而在休闲行为的选择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得到原来旧体制中只有较高行政地位的职业才能够得到的选择权；第三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使得休闲活动日益成为我国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居民的休闲内在动机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政府在休闲活动上的制度规定，也为大众休闲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这一时期由旧体制所产生的不同职业的休闲行政差异已经大大弱化，人们拥有了更多自由的选择权利。不同职业的差异已经由行政体制差异转变为个人偏好差异。

美国学者依索·阿霍拉(sE Iso-Ahola，1980)在定义休闲活动时指出，自由选择和内在动机两个变量决定了工作以外活动的3个层次，当自由选择较低内在动机较弱时，工作以外的活动只能称之为“必需的非工作活动”；当有一定自由选择和内在动机时，则被称为“自由时间活动”；只有当具有高度自由选择和内在动机时，才能够被称为“休闲活动”。对照阿霍拉的观点，中国居民的大众休闲活动发展主要产生于第三阶段。

相对于我国这种大众休闲活动的发展，不同职业居民的休闲行为也随着社会发展的转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王建平(2007)对中国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在社会分层的不同居民群体的消费差异，但是他仅仅做了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比较，并没有反映出不同职业的特点。而不同职业居民在休闲活动中的差异性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三、研究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了调查问卷的方法，数据的处理使用了SPSS13.0的版本进行了统计分析。

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获取北京市居民的休闲相关信息，除了包含人口统计特征的7个基本问题之外，作者一共针对北京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活动现象，设计了28个选择问题，其中25个基本问题为多项选择或单项选择的题目，涉及休闲的目的、休闲方式的选择、休闲伙伴的选择、休闲活动时考虑的主要因素、选择各种不同休闲活动时的频率；另外的3个题目为自由表达的陈述题，但由于这3道题的答案过于分散，缺乏统计学的意义，最后，作者没有将它们纳入相应的统计分析研究之中。

本次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界定北京市居民的不同休闲活动的特点，因此，问卷的设计指标主要体现为定性的指标。

本次调查一共发放了调查问卷5000份，回收后

统计完成的有效问卷为3878份，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77.56％。本次调查问卷发放的范围涉及北京市所属的全部的18个区县，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北京市不同职业居民休闲行为的分析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功能的不断变化，使得社会职业也在不断的变化，因而，社会的分层是不稳定的。加上新旧体制在目前社会发展中的交叉作用，从职业角度来分析休闲行为存在着许多困难。

我国对职业的分类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国家统计局等部门于1982年3月公布的《职业分类标准》，另一种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部门于1984年发布、1985年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然而，这两种分类都不能满足此项研究的要求。因此，本次调查的职业划分是选择了国家旅游局对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的分类标准，并加以修改而形成的。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分类，是便于本次研究数据与其他同类(如旅游)统计数据的通用性。在这12种职业的划分中，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延续了旧体制的职业类型，另一类则是社会转型以后新体制发展而成长出来的新职业类型如私营企业所有者、外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等。

从真正的职业划分来说，学生应该不是一种职业，但是，从我国居民的休闲活动来看，这一群体又是一个重要的活动主体，因此，在此项研究中，作者从休闲研究的角度将他们作为一种类似职业的群体来看待，此外，由于他们的年龄和观念都是新体制的产物，因而他们的许多特征都类似于新职业群体。

12种职业的居民分别是：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退休人员(含离休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外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演艺界及其他人员。

1对休闲目的上的理解

在被调查的12个职业中，10个职业的多数居民都认为休闲的目的在于放松休息，只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和私人企业所有者这两种职业的多数居民认为休闲的目的是为了享受生活。

在休闲目的是否是发泄或是寻求刺激的选择中，离退休这一类别的居民选择发泄的比例高于寻求刺激，他们选择发泄的比例为9.7％，选择寻求刺激的比例为6.3％。而其余的10个职业的多数居民都是寻求刺激的比例高于发泄的比例。可见，离退休这一类别的居民更渴望能够通过休闲活动来释放和缓解这些压力。由于这一类别的居民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显然这些压力并不来自工作，作者推测，可能来自经济的窘困、健康的恶化、居住环境的不理想、与子女的情感沟通障碍等方面。

从对休闲目的的理解上可以发现，职业对居民的影响并不突出，而职业背后的收入差距则对其有一定的影响。而在新旧体制的不同职业的比较中，也没有明显的差异。

2对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

在12个职业组中，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学生、外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员及其他等7组将看电视排在第1位，事业部门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离退休人员、工人农民军人等4组将在家休息排在第1位，只有私人企业所有者将旅游排在第1位。除此之外，私人企业所有者的居民休闲活动相对于其他职业组的居民来说，似乎更加注重休闲的享受性和健康的意义，在选择的前5项排序中，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健身项目的职业组。从对活动方式的选择上，职业差别对不同职业居民的影响不大，除了在家休息这种生活必需的休闲活动以外，看电视和旅游是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活动。新职业的私人企业所有者与其他职业组产生了明显的差别。

3对休闲伙伴的选择

12个职业组中，除了离退休人员首选家人作为休闲伙伴外，居民首选的休闲伙伴，其他各职业组的居民均首选朋友作为休闲伙伴(专业／文教组是将家人和朋友并列第一位)。在此选项中，职业差别不大。只有离退休人员与其他组形成差别。

4对休闲聚会场所的选择

12个职业组中，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工人农民军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员及其他等9个职业组的居民前3项的排序为：餐厅、在家里、酒吧。只有专业／文教技术人员职业组选择的第3项排序是茶社。除了以上10个职业组以外，有两组的前3项排序有所不同，一是离退休人员职业组的居民前3项的排序是：在家里、餐厅、茶社；可见，离退休人员主要的休闲活动场所是家里，这与离退休人员的年迈行动不便有关，也与离退休人员的经济收入不富裕而需要尽可能节俭有关。另一个是外资企业人员职业组，他们的前3项排序是：餐厅、酒吧、在家里。

休闲聚会场所的选择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外来的酒吧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最显著的职业组就是与外国文化最直接接触的群体——外资企业人员，他们在外资企业国文化的影响下，更多的将家作为个人隐私的场所，而不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这是新职业与传统职业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

5对运动场所的选择

在12个职业组中，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4个组的居民都主要以公园、室外空地和室内场馆作为休闲活动的运动场所，尽管他们的前3位排序略有差异。

新职业的3个职业组在这个选项中显示出了差别，外资企业人员职业组首选的运动场所是俱乐部，私营企业所有者和自由职业者也将俱乐部放在排序第二的位置。这固然有他们经济地位比较优越的原因，但观念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与之相反的是，收入相对低下的职业群体，如离退休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和演艺界人员及其他这3个职业组的多数居民则都愿意利用社区福利提供的运动场所进行休闲活动，这与他们的经济地位应该存在着一定关系。此项选择中，新旧体制转轨中的职业差别是比较显著的。

6上网目的的比较

在12个职业组中，职业针对性比较强的10个职业组居民首选的上网目的都是资料收集；而离开工作岗位的离退休职业组和职业相对散漫的自由职业组居民，首选的上网目的则是漫游或聊天。所有职业组的居民都没有将网上购物排进前3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陆网上的商品消费还没有为大多数居民所接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多数居民对网络购物的不信任。在此项选择中，新旧职业的选择并无差异。

7休闲资讯获取渠道的比较

在12个职业组中，工人农民军人职业组的居民首选的是电视广播，私人企业所有者和外资企业人员首选的是网络，而其余各职业组首选的都是报纸杂志。从职业差别来看，不同职业还是存在着差异，新职业的居民更多使用的是现代化资讯获取工具，而传统职业的居民则依赖传统的传媒手段。

8休闲娱乐时出行工具的比较

在12个职业组中，所有职业组首选的出行工具都是汽车，而在第2项和第3项的选择上，新旧职业的选择显示了较大的差异，新职业的两组居民(私人企业所有者和外资企业人员)选择的第2、第3项分别是飞机、火车；而其他的10个职业组居民选择的是火车、飞机。这种不同的排列，反映了新旧职业组背后的经济实力和对待时间价值的不同。

9旅游目的的比较

在12个职业组中，除了离退休人员职业组将旅游目的的首选作为观光以外，其余的11个职业组的居民出外旅游的目的都被认为是度假，其次才是观光。而服务销售商贸人员、外资企业人员和学生职业组的居民甚至将观光排列在娱乐之后的第三位。这种选择的职业性差别不大，离退休职业组的选择主要体现在观念的差异上，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差别。

五、影响不同职业居民休闲娱乐活动因素的分析

在对不同职业组居民休闲活动的一般分析以后，再来讨论一下影响他们休闲娱乐活动的诸种因素。作者将这些因素归结为8个因素：时间、价格、交通、个性、安全、服务、娱乐性、享受性②。这些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进一步证明，不同职业组在休闲娱乐活动中是否存在着差异性，特别是在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新旧职业的差异是什么?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交叉量表的方法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18个影响因素的分析

根据对8个影响因素的交叉量表分析以及卡方检验的结果，除了安全性的因素以外，其余7个因素都与不同职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安全性因素与不同职业的不相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意味着它对于所有职业的居民没有显著差异，是所有居民都重视的因素。

不同职业与时间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177.8，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时间因素对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外资企业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7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工人农民军人和学生2个职业组的居民是重要的，对自由职业者、离退休人员、演艺界人员与其他3个职业组的居民则是不重要的。从这种不同职业组的差异中可以发现，与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职业最重视时间的因素，而这种重视的程度随着与经营活动的疏远而逐步趋于不重视。这种差异在新旧职业之间反映不明显。

不同职业与价格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147.3，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价格因素对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外资企业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演艺界人员及其他7个职业组的居民是不重要的，而对服务销售商贸人员、自由职业者、学生、离退休人员、工人农民军人5个职业组的居民则是很重要。显然，不同职业居民的差别与职业背后的收入水平存在着密切关系，但与社会转轨中新旧职业的划分没有关系。

不同职业与交通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51.5，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交通因素对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工人农民军人、离退休人员、外资企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9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服务销售商贸人员职业组的居民是重要的，对学生、演艺界人员与其他2个职业组的居民则不重要。

不同职业与个性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133.4，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个性因素对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自由职业者、学生4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外资企业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演艺界人员及其他6个职业组的居民是重要的，对离退休人员、工人农民军人2个职业组的居民是不重要的。从职业的差异来看，相对自由工作的职业组更加重视个性问题，特别是新职业的居民。

不同职业与服务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40.5，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服务因素对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离退休人员、外资企业人员4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其余的8个职业组的居民是重要的。这种职业的差异反映了一些职业本身的特点，似乎更加关注服务的职业组居民与自己的工作业务和敏感度有关。

不同职业与娱乐性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87.0，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娱乐性因素对私营企业所有者、服务销售商贸人员、外资企业人员、学生、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员与其他6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其余6个职业组的居民是重要的。显然，新型职业的居民群体比传统职业的居民群体更注重休闲的娱乐性。

不同职业与享受性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53.6，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享受性因素对私营企业所有者、学生、外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员与其他5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其他7组的居民是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娱乐性因素基本上是一致的，新型职业显然更加注重休闲的质量和内涵。

28个因素影响重要性的排序

我们再比较一下不同因素对同一职业组的影响重要性。为了能够体现比较科学合理的结论，作者使用期望值的方法排序来分析这一问题，即将休闲娱乐的某一个影响因素的3个选项——很重要、重要、不重要进行赋值，其值为3、2、1。然后，将不同选项的百分比与不同的赋值相乘，将它们的乘积之和作为该因素的重要性。最后，只要比较不同影响因素的这些均值的数值大小，对它们进行排序，来确定不同影响的重要性。

从表1的数据比较中可以发现，除了私人企业所有者职业组的居民将时间作为首要影响因素之外，其余所有的职业组居民都将安全作为首要的影响因素。

此外，不同职业排列为第2位和第3位的重要因素如下：

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3个职业组居民为时间和服务，显示了他们对时间的关注。同时，前两个职业组将价格排在最后，后一组则将个性排在最后。

专业／文教技术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2个职业组居民为服务和时间。个性因素均被排在最后。

离退休人员职业组居民为价格和服务，很明显的是，价格因素对这一职业组的居民群体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而个性因素也被排在了最后。

工人农民军人职业组居民为服务和价格，对于这一组群体来说，价格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娱乐性、享受性和个性因素都是在他们进行休闲活动时被忽视的。

学生职业组居民为享受性和价格。可见，学生将享受放在了重要的位置。由于学生缺乏经济来源，因此，价格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个性因素对学生职业组居民的休闲行为影响也是排在最后的。

外资企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居民为时间和享受性。这一职业群体也是比较注重休闲行为的享受性和娱乐性的。前者由于拥有相对比较高的收入，因此，价格因素被排在最后是可以预见的。后者则将服务因素排在最后。

演艺界人员与其他职业组居民为娱乐性和享受性。这种影响因素的排序与这一职业群体的工作特征存在着较大关系。而个性因素被排在了最后。

私人企业所有者职业组的居民为安全和享受性，价格因素被排在最后。

从上面的排序中不难发现，新型职业的居民更加注重休闲活动的娱乐本质和享受性特征，这种追求既有观念上的时尚因素，也与其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关，传统职业的居民则比较注重传统的一些因素，服务、价格等，而在比较低层的职业中(如工人农民军人、离退休人员等)，休闲的娱乐性和享受特征则被忽视。值得注意的是，休闲活动与个人个性的发展关系被普遍忽视，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北京市的居民对休闲活动本身的意义认识不足。

六、结论

综合上面的分析，作者得出以下一些主要结论：

1调查显示，北京市居民在9个被调查问题的选择表明，他们在休闲活动上已拥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选择权。

这证明了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居民的休闲活动的选择已经摆脱了旧体制的行政约束，完全成为一种个人选择的行为。在传统的旧体制中，居民休闲活动的选择是取决于其在体制中的地位，不同职业在体制中的地位高低，决定了其在休闲活动的选择权利的大小，因而，这种选择是相对稳定的，可以预知的，不同级别的职业享受不同级别的休闲活动。但是，在调查中不同职业居民的选择并不是稳定的、可预见的，而是多元化的、随机的，不同职业居民在不同问题的回答上并不完全与职业特征相一致，他们的选择没有完全受职业特点的影响。这反映出，居民的主观选择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由其经济状况、个人偏好等个人因素来决定的。当然，不同职业的差异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差异不再是由行政地位的差别造成的，而是由经济条件和个人偏好导致的。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选择权是由固定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居民个人没有自主的权利；而后者的选择则主要取决于个人因素，居民个人拥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

2此项调查反映出，新旧体制所产生的不同职业在休闲活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地位、生活价值观的差异无疑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新体制下的新型职业更多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而产生的，他们更容易接受现代发展观念和人类的共同价值，我国一些学者将他们称之为中国新兴的中间阶层(王建平，2007)。当然，我国对中间阶层的划分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这一阶层对社会时尚的追求显然是引领着中国的潮流。在调查中可以发现，在大多数居民的休闲活动方式首选为看电视或是在家休息时，私人企业所有者的首选则是旅游。当大多数居民对休闲活动最关注价格、服务时，外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则最关注的是时间、享受和娱乐。与传统职业组的居民相比，新体制下产生的职业组的居民更愿意接受新的休闲活动方式，如参与健身运动比例最高的是私营企业所有者和外资企业人员(并列第一)，而泡酒吧比例最高的是外资企业人员，其次是私营企业所有者。在运动场所的选择上，外资企业人员首选场所是俱乐部，私营企业所有者和自由职业者两个职业组的居民也将俱乐部排列在第2位，而其他多数职业组居民则仍然以公园和室外空地作为主要的运动场所。这种新职业群体的居民之所以与传统职业群体的居民不同，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与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有关，因为，这些新职业往往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转型的盈利机会所提供出来的就业岗位，而丰厚的收入使得这些居民可以选择投入较大的休闲活动项目；另一方面，也与这些职业的居民在文化观念的选择上更加符合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征，因而使得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在实践方面也愿意大胆的尝试。这完全符合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观点，即追求时尚是中产阶层消费的特色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旧职业在休闲活动上的差别，也反映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发展，社会的阶层分化的趋势在加深。

3调查中还反映出北京市居民在休闲活动的主观认识方面还处于相对比较初级的层次，例如，在12种职业组中，10个职业组的居民都认为休闲的目的是放松休息，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休闲与生活质量、身心健康之间的重要关系。

导致这种主观认识的客观环境，则是与我们的总体社会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反映了目前休闲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一定深度和广度，因而对社会的影响较小，进而导致休闲教育的相对落后，以至于一般居民对休闲意义的认识不足。在不同职业组居民对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方面，与他们的主观认识比较吻合，如多数人首选的活动都是属于休息放松或一般被动性的精神观赏活动(如看电视)，这属于作者对休闲活动层次划分的第一层次(宁泽群，2007)。例如，所有不同职业的居民在聚会场所的选择上，都将餐厅放在首位，尽管这似乎与中国传统的吃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作为能够促进身心健康的休闲活动，是应该更加多元化的，如果聚会仅仅体现在吃的方面，显然表明了大多数居民对于休闲价值的认识不足。

鉴于本文只是一次初步的调查研究，因此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如对许多调查问题选项设计不够充分，以至于不能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不同职业差异的原因分析无法进行深入探究。另外，对居民休闲行为的调查也不够细化，进而使得许多休闲活动现象没有被纳入分析的框架，例如北京市居民的时间预算调查等。除此之外，仅从不同职业的角度来分析休闲行为，还不足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北京市居民休闲行为的全部特征，这有待于从年龄、性别、收入等不同方面加以比较分析，才有利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

篇4：冬奥会背景下北京旅游业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一) 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模式, 也是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具体来说总部经济是指具有战略品牌价值的跨国公司或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公司为实现企业品牌价值和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 并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 将总部 (人力资源管理中心、销售营运中心、研发基地、物流中心等) 设在具有特殊优势资源 (信息、技术、资本、高级人才等) 的区域, 而将生产制造基地设在具有廉价常规资源 (原材料、劳动力等) 的其他地区, 形成分工聚集的价值链、产业链, 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高端经济形态。

简言之, 总部经济是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 形成总部集聚效应, 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 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

(二)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的总部经济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 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必须进行有序纾解。北京许多非首都功能的产业都在全国具有优势, 并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但随着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 资源集中规模持续扩大, 超出城市的承载能力, 这时就需要这些产业向外转移。总部经济理论正好为北京的产业升级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总部-制造基地”的发展模式不仅将有效缓解人口压力, 也与北京的功能定位相符。

以北京制造业的发展为例, 总部进行技术创新与高层管理, 而对于不具备生产优势的产业加工制造环节则向外转移, 进行空间结构调整, 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河北或其他更适合制造的区域。首钢搬迁到河北曹妃甸就是对总部经济的实践。首钢搬迁后, 在北京发展首钢总部经济, 包括优势非钢产业、环保产业、研发体系等;在河北曹妃甸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节能环保生态型的钢铁精品生产基地。此外, 北京现代分厂落户河北沧州也是如此。

对总部经济所引致的税源特点分析

产业实现对外转移需要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 “总部-制造基地”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涉及到总部的税收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对总部经济的税源特点进行分析。

(一) 总部企业的税源特点

1. 确定税收的种类

总部企业对所在城市贡献的税种有很多, 并且随着总部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其所提供的税收收入也逐步增加。总部企业对所在城市贡献的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契税、资源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印花税等。

2. 确定税收流动性

从单个税种对城市税收的贡献来看, 有的税种表现为不确定性和流动性, 有的税种则具有相对稳定性。

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税源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 总部企业的子公司、分公司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将税源转移到企业总部, 形成总部企业对城市的税收贡献。其一, 转移收入, 即总部企业通过建立销售控制体系, 将设在他地的子公司、分公司的产品以低于市场价、甚至成本价的方式销售给母公司或总公司, 将销售收入转移到总部企业, 形成总部企业的收入, 由此产生总部企业贡献的增值税等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其二, 合并纳税, 即总部企业通过汇总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方式, 将他地的子公司、分公司的利润汇总至企业总部, 形成总部企业向城市贡献的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 总部企业可以通过资金的控制权、转移定价等方式, 将总部企业自身创造的税收, 从总部企业转移至他地的子公司、分公司。如总部企业将研发成果低价销售给他地的子公司、分公司, 就意味着将其应缴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中的一部分税收转移给子公司、分公司, 从而形成子公司、分公司所在地的税收收入。

个人所得税和其他各税种税源具有相对稳定性。从总部企业的人员构成来看, 主要由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高级营销人员等组成。而这些人的薪酬水平无疑较高, 自然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对城市税收贡献较大。此外, 总部企业的一些高管人员还应有股息、红利所得, 而根据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 无论是工资、薪金所得还是股息、红利所得, 其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都应由总部企业代扣税款, 并向总部企业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代为缴纳。因此, 总部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对城市税收来说, 不仅收入可观, 而且税源稳定。同时总部企业缴纳的其他各税, 如房产税、契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印花税等, 虽然与主体税种相比税种税额较少, 但其通常不会受到总部企业经济效益好坏的影响, 也不会像主体税种那样具有不确定性和流动性。

(二) 相关产业的税源特点

1.金融保险业的税源特点

金融保险业缴纳的主要税种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其纳税人有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总部企业衍生的金融机构。一般说来, 总部企业衍生的金融机构, 其创造的营业税通常可以贡献给总部企业所在城市, 但企业所得税则视衍生的金融机构是否为独立核算单位而定;只有独立核算的金融机构, 其创造的企业所得税才会贡献给总部企业所在城市。

2.一些服务业的税源特点

信息服务业、中介服务业、新型服务业 (除现代物流业) 以及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娱乐健身业等企业缴纳的主要税种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其中5%的营业税均贡献给总部企业所在地;而企业所得税在通常情况下, 也会贡献给总部企业所在城市。但由于上述有些企业在总部企业所在城市只是分公司, 如果其不是独立核算的纳税人且总公司设在其他城市, 则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要汇总到总公司, 不能体现为对总部企业所在城市的税收贡献。

3. 现代物流业的税源特点

现代物流业缴纳的主要税种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其中按17%的税率征收的增值税, 通常会贡献给总部企业所在城市;而企业所得税则视该物流企业是否是独立核算的纳税人而定。只有独立核算的纳税人, 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才会贡献给总部企业所在城市。

总部经济与税收

(一) 总部经济对税收的影响

基于以上对税源的分析, 对总部经济与税收进行具体关系的研究。总部经济对税收具有倍增效应, 其中依托于总部经济的制造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如何征收是解决总部经济与税收问题的关键。但由于总部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各级政府对税收征管问题的管理还不系统, 使得总部经济本身的优势效应发挥不充分, 并带来了地区税源流失、税收征管难度加大等负面效应。

1.总部经济对区域税收的贡献

发展总部经济可以为区域发展带来多种正面经济效应。一方面, 发展总部经济可以为该区域带来大量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 大批企业总部入驻, 可以提高区域知名度、信誉度, 从而吸引更多企业进入, 有助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促进区域发展。综合来看, 可以促进区域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 进一步优化商务环境, 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 推进多元文化融合与互动, 加快区域发展。

考虑到总部经济的税源特点, 总部对于中心城市的税收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税收贡献, 企业无论采取哪种组织方式, 总部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 都要向总部所在地方上缴一定的税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税发[2008]28号) 规定, 总部企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 总部所在地留缴50%, 剩下的50%按照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等情况在所有分支机构间进行分配。另一方面是企业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 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 其丰厚的个人收入, 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作出贡献。企业总部除了为总部注册地贡献个人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等各项税收收入外, 还可以通过内部收入转移和合并纳税的办法, 为总部注册地贡献整个企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倍增入驻地政府的财政收入, 产生显著的税收、经济效应。

2.现行税制对总部经济的制约

一是税收政策的调整并没有使欠发达地区获得比发达地区更多的税收优惠, 由此出现地区间税负不均衡, 影响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不同税种的设置、税收分成比例, 影响区域支柱产业的发展, 从而影响不同区域总部经济的竞争力;三是生产型增值税使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的税负重于其它产业, 不利于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四是现行资源税制由于税率偏低、征税范围有限, 以及资源产品价格管制等原因, 不利于欠发达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3.总部经济对税收的负面效应

总部经济的发展给总部所在地带来“税收贡献效应”等正面效应, 增加了当地的税收总量, 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也存在一些“税收负面效应”, 即税收转移和税收竞争。

一方面, 由于总部经济使得产业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销售 (即微笑曲线的两端部分) 向发达地区聚集, 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加工搬迁到不发达地区, 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税收转移, 进一步加剧了各地区经济结构、经济层次的不平衡。同时, 各个地区间因优惠政策造成的税负不平衡、企业外迁和税收转移现象十分明显。这种发展态势将会造成税源迁出地出现税源空洞化和税收增长乏力, 不利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税源拓展。除此之外, 税收优惠政策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吸引总部入驻的决定因素, 从而加剧了地区间对总部税源的无序竞争。各地对企业总部管理的不统一、宽松有别的政策规定, 使对企业总部的扶持与对总部税源的管理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这种无序竞争的格局必将扰乱税收征管秩序, 损害区域经济稳定、可持续地发展。

另一方面, 企业通过市场内部化行为和转让定价实现税收转移和逃避企业总部要实现利润最大化, 就要利用市场内部化行为, 将众多分散的子公司用股权方式联系起来, 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实施转让定价。关联交易的结果是将利润从盈利企业转移到非盈利企业, 或从高税负地区转移到低税负地区, 这加大了地方税收监管的难度和税收增长的压力, 最终损害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北京的总部经济发展与税收

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 具有科教、人才、信息等发展总部经济的诸多优势条件, 聚集了一批国内外大型企业总部, 总部资源优势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总部经济能力全国居首。目前, 总部经济已经成为北京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的重要推动力。北京的商务环境高端化趋向也很明显, 大量的金融、商务、信息等企业集聚, 商务楼宇、酒店等配套设施条件优越, 商务环境持续优化完善;科技创新势头强劲, 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创新环境的不断优化, 增强了对更多企业总部入驻北京的吸引力。

2013年北京市各类一级总部企业1533家 (其中一二级总部企业合计7982家) , 比2012年增加了228家。总部企业及在京下属分支机构共实现增加值8655.4亿元, 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8.4%, 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2013年总部企业吸纳从业人员308.3万人, 同比增长10.1%, 占全市就业人数的27.8%;总部企业人均劳动报酬12.5万元, 远高于8.2万元的社会平均水平。北京总部企业以占全市0.4%的单位数、25%左右的就业人数、40%左右的能源消耗, 创造了全市近一半的增加值, 实现了全市近六成的收入和税收, 已经成为推动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北京产业转移的背景下, 如何协调京津冀区域内总部经济的税收分配问题成为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

北京总部经济的税收问题解决路径分析

实现京津冀协调发展, 很重要的一环就在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纾解, 除城市功能定位以外的其他功能都应向外转移。处理好北京的总部经济税收问题有助于实现京津冀一体化。

(一) 合理规划发展战略, 实现区域税收协调

制定科学合理的总部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促进总部经济的区域合作与税收协调发展。合理定位各个区域的产业分工, 建立起总部经济的区域规划与区域合作模式, 使津冀区域范围内能够通过区域协作来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 最终成长为对北京总部经济具有吸引力的地区。同时, 各地区之间应加强税收管理的合作与协调, 建立起跨区域的统性投资管理机制, 加强企业总部跨区域的税源流动风险管理, 共同预防和打击企业总部通过转让定价等方式进行非法避税。

(二) 积极完善税制改革, 促进总部经济发展

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 鼓励集团化企业总部和科技研发型总部的发展, 解决好集团化企业总部和内部各企业之间在税收优惠差别、税负率高低不一、合并纳税等情况下的税收利益分配等问题, 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协调合作、激励发展的税收制度环境。

(三) 进行区域分税改革, 协调地方财税关系

为了保障本地区的财政利益, 各政府只有大力招商引资, 特别是千方百计吸引总部企业落户, 以此扩大本级税源, 最终增加本级财政收入。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就要消除3个地区政府间的不良竞争。要通过立法进行分税制改革, 以适当提高地方税收分成比例, 合理调整各地区财政的分配, 加大财税转移支付力度, 改进财税转移支付方式, 缓解直至消除三地政府间的财税利益冲突, 并最终制止其不计成本发展总部经济的恶性税收竞争行为。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内具有发展总部经济的各项优势, 同时与科技创新的城市定位相符, 可以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同时, 及时将“制造基地”转移出去, 提高承接城市的财政收入, 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摘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 北京明确城市的战略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京津冀的分工协作渐次清晰, 北京的总部经济快速发展, 许多产业需要向外转移。而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存在一定差距, 导致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等, 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该区域内的合理布局, 从而导致了大城市人口过于膨胀、中小城市吸纳力不足、难以形成多中心城镇格局的现象出现, 制约了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纾解。总部经济所带来的区域税源流动和税收与税源的背离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们。因此, 总部经济的财政收入分配问题成为能否顺利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以总部经济为切入点, 通过对总部经济所引致的税源特点进行分析, 确定总部经济与税收的相关关系, 从而试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解决北京总部经济的税收问题的路径进行研究。

关键词：总部经济,税收,非首都功能纾解

参考文献

[1].卢慧.总部经济发展与税收管理对策探析[J].涉外税务, 2008, (3) :17-20.

[2] .李隆邦.促进我国总部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关税收问题研究[J].税收经济研究, 2013, (6) :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