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金融理论（精选6篇）
篇1：新凯恩斯主义金融理论
基于凯恩斯理论的视角看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与效应
荐 1527 梁树广 原创 | 2010/6/24 21:26 | 投票
关键字：基于凯恩斯理论的视角看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与效应
基于凯恩斯理论的视角看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与效应
梁树广
摘要：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等。从2009年的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看，这些政策是合理的，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在对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概览的基础上，运用凯恩斯理论对我国当前采取政策及其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应对金融危机，财政政策更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配合财政政策进行，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凯恩斯理论；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复杂的局面，国内发生了冰冻、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再加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我国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等。从国家统计局2010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看，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四个季度增长分别为6.2%、7.9%、9.1%、10.7%。从数据看，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未出现大的衰退，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表明前期出台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财政政策对经济回暖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我国这些政策方案充分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理论为我国加强宏观调控，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就是根据凯恩斯理论分析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及其效应。
二、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概览
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2008年下半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主旨是扩内需、保增长。
（一）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采取一般是在遇到社会总需求减少或者整个国家遇到了某种灾难性事件时，如1930 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投资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1998年我国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等。
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利用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若干财政政策工具组合起来一起使用，其目标是重民生、保增长、促消费。主要内容如下：
（1）扩大政府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投资总额将达4 万亿，重点投入领域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领域、灾区恢复重建；（2）推进税制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为单边征税，降低住房交易税，免征利息所得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4）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重点是“三农”、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安居工程；（5）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6）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总额达到18亿元；安排资金19亿元，专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同时加大各种收费的清理力度，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7）增加国债发行量。2009年国债发行1.64万亿元，2010年计划国债发行量1.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2000亿元。
（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7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已实施十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9月，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
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票据贴现、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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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率政策，截止2008年年底，央行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2）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自从2008年9月份以来，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调到15.5%；（3）货币供应量政策，2009年年初，国务院提出全年M2增长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4）信贷政策，2008年8月初，央行调增了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8月中旬，央行又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9月中旬，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进率，以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三、基于凯恩斯理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分析
凯恩斯理论主要是应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产物，不过此次金融危机也造成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减缓，其各国环境与当时的美国类似。可以说凯恩斯理论对于应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合理性。
凯恩斯理论主要观点是通过家颁布法律,建立经济管理机构,通过财政、金融和其他手段全面干预经济，并且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有效。在经济政策主张上,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可以用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但重点还是要放在财政政策上。
凯恩斯认为之所以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是因为有时市场不是万能的，不能带经济走出低谷。因为市场中的某些价格（如工资）具有刚性，不能根据外部经济的变化迅速变动，不能平滑地调节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节，政府所实施的这些稳定性政策能够很好地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很显然，凯恩斯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与思考的全新理论体系。
我国此次应对金融危机上也主要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配合财政政策，很多时候都是在财政政策出台后，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适当出台货币政策进行平稳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通过扩大其财政支出，用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增加社会公共设施的投入和生产来创造需求以弥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通过扩大投资的途径来增加社会就业。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凯恩斯理论主要有三个理论：有效需求理论与就业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经济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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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根据有效需求和就业理论。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企业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企业会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剪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实际就业量,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就业水平的高低。
我国当前采取财政政策主要是根据外部需求发生了变化，如美国、欧盟等国家由于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需求迅速减少，同时国内需求也减少，再加上当前农民工、大学生失业较多的背景下，为了达到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以及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只有创造有效需求，扩大内需。因此，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一方面是加大政府投资，另一方面刺激居民消费，而且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扩大内需。
凯恩斯的第二个理论是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认为居民的货币的需求,起因于三个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货币需求和收入正相关,投机动机货币需求和利率负相关。具体可表示为: Md =L1(Y)+L2(r)其中,Md 表示货币需求, Y表示收入, r表示利率,L1(Y)表示预防动机和交易动机货币需求,L2(r)表示投机货币需求。凯恩斯认为,出于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流动偏好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大致取决于经济体系的一般经济活动和货币收入水平,对利率变动的反应不灵敏。与此不同，出于投机动机的流动偏好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对利率的变动非常敏感，会随着利率的变化而变化。
目前我国的居民消费需求不高，居民储蓄存款额连年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居民交易动机需求较小，谨慎动机需求较大和投机动机需求较小，造成货币政策的总体效果不佳。我国采取各种手段提高居民收入,即Y，以增加居民的交易需求，逐渐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不断推出各种金融市场工具，增加居民的投机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城镇居民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居民的谨慎需求，从而刺激居民消费。
凯恩斯的第三个理论就是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一种向上向下的周期性运动，并具有明显的规则，这就是经济周期。一般经济周期经历四个阶段，即繁荣、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其中繁荣和恐慌是经济周期的两个重要阶段。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引出的实际结论是，在萧条阶段，降低利率有利于经济复苏，而仅靠纯货币的补救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还是财政手段。实际上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一种经济周期活动。我国经济发展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必然经历了繁荣、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有的经济学家预测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是V型或者W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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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就是说我国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周期。根据凯恩斯理论，要想恢复经济发展，可以重点采用财政手段，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效应分析
对政策效应的科学评价一般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政策的最终目标即看国民经济各主要变量变化是否符合决策者的初衷；政策的中介目标即看其变化是否符合政策要求的方向，或者是否体现了政策意图，同时还要看各个中介目标之间是否相互配合。对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而言就是看国民经济变化是否朝着经济回暖的方向发展，社会需求是否被真正启动。
（一）2009年国民经济主要变量变化分析
（1）经济增长持续回升，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从当季同比增速看，经济增速在逐季加快；（2）工业生产增长强劲，企业利润不断增加。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实现利润25890.8亿元，同比增长7.8%。（3）国内需求稳定增长，国外需求有所改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2009年全年累计进出口总额2207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出口同比下降16%，进口同比下降11.2%，贸易顺差为1960.6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020.7亿美元；（4）物价全面企稳回升，房价快速上涨。CPI同比在连续下降9个月后，11月份首次转为上涨变化，12月份上涨1.9%，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下降0.7%；2009年3月份以来，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已经连续10个月正增长；（5）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趋势好于预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比上年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较2008年减少11万人，达到1102万人，远超过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的目标；（6）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货币流动性增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31.7%。2009年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29.31%和32.4%，12月末货币流动性（M1/M2）为36.3%。（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统计局）
从以上数据看出，2009年中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国民经济企稳向好，投资快速增长、消费市场活跃、居民收入增加、进出口在下半年快速回升，工业生产明[5]
显恢复，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增加。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增强。从国民经济的各主要指标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开始显现，效果较好。
（二）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1.扩大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政府投资主要是靠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两个方面，政府投资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购买力，一方面政府投资以乘数级的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投资对于当前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进行4万亿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增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在这里我们只看到扩大政府投资的积极效应，实际上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是我们在现实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此次应对金融危机，由于扩大政府投资，在一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这也许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的结果。所以，在实施扩大政府投资时，应注意对企业投资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减少其消极效应。
2.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减税。由于受金融危机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减税让利成为必然的措施。我国自金融危机以来修改各种税法制度和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方案。据专家预测，2009年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现就我国对各个税种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
（1）主体税种与经济增长一般呈现负相关关系
一般来说流转税主体税种（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所以减少流转税的征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2009年起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并对企业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有很好的刺激有很大的鼓励作用，据估算增值税转型将给企业节约1500 亿到3000 亿元税收支出。目前我国实行增值税的转型，有效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回暖，为我国企业渡过金融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
（2）出口退税与经济增长一般呈正相关关系。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缓解纺织企业的困难，稳定出口，保障就业，我国已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并不断扩大出口退税范围和项目，如2008年 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
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则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提高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轻企业因国际市场萎缩带来的冲击，保证了我国对外贸易不出现大的贸易逆差。
（3）所得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
企业所得税对生产要素所可能产生的两种效应中，替代效应已逐渐起更大的作用，超过收入效应，从而总效应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得税的增加而导致产出减少。2008 年起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率，标准税率由原来的33%将为25%，并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增加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体现了公平税负的理念；同时修改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由原来的1600元，提高到2000元，调整个人买卖房地产的相关税收，进一步减轻了个人税收负担，对刺激我国国内需求具有一定的作用。
3.扩大国债发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很重要一点是扩大政府投资，而又不能增加微观主体的税负负担。而这时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增加了国债的发行量，并且允许地方发行地方债券进行融资，增加地方投资。至2007年末，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低于国际公认的45%警戒线，而美国同期为71%，欧元区为67%，日本为16%，即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国债负担率相对较低，以往几年我国经济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保持20%左右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发债空间。一般来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但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0.5%左右，财政赤字率多年来一直低于欧盟3%安全警戒标准，没有超越我国综合国力的承受范围。综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财政赤字、以往国债发行规模，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扩大我国政府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
（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效应 1.利率调整效应
中国人民银行直接调控的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法定存贷款利率，央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多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增加流动性，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通过下调利率，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企业用资成本，另一方面保证银行体系有充分的流动性，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央行还对商业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可以有效释放银行资金获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2.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效应
[6]
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是货币政策力度最大，较少使用的政策，但是我国频繁使用，但其效果不大。这有可能因为我国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较高，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的信贷资金影响不大。
3.货币供应量调整效应
2008年前三季度央行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使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情受到抑制，9月份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央行虽然出台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双双下调的利好政策，但对银行和投资者的信心打击很大，造成了银行的慎贷行为，使得2008年四季度贷款并未按照利率调整的幅度相应增加。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大大加强，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29.31%和32.4%，这正是商业银行大规模投放信贷造成的乘数效应增强所导致的结果。2009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逐步增强,在增加货币供应量层面上成功地对冲了2007-2008年上半年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的时滞影响和金融危机对M2的冲。不过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流动性增加过快，与当初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衷严重背离。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受到冲击，导致了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份的6124点暴跌至1638点，2009年上证指数持续反弹，一直在3000点左右徘徊，6个月累计涨幅超过70%。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起出现一轮井喷行情，市场成交量节节攀升，房价也开始止跌回升。这有可能是2009年，货币供应量短期内急剧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信贷资金为了快速获取利润,进入了股市和楼市等虚拟经济体,而没有很好地进入实体经济,使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了资产价格,形成了在未来半年内中国资产价格单边上涨预期,这对短期国际资本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引发外汇储备持续大量增长。这样一来，外汇占款的增长直接导致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进而导致流动性剧增，给宏观调控带来巨大压力。货币供给增加引起了资产价格上升风险和通胀预期，实体经济恢复不确定因素增加。
五、主要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符合凯恩斯理论，并且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为我国快速平稳的渡过此次金融危机起到积极作用。我国也为世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目前综合各种数据以及当前的经济形势，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开始有恢复的迹象。
（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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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采取的政策效果是良好的，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以及自然条件的特殊性，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本文提出一些建议。
（1）我国财政投资虽然取得积极效果，但是在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方面效果不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居民收入不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所以，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增加消费拉动内需，这才是长久之策。
（2）凯恩斯理论强调政府干预，但是其前提是是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但是由于我国市场仍然缺乏弹性，即IS曲线和LM曲线过于陡峭，导致私人投资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弹性不敏感，使乘数效应达不到宏观调控的初始设计的水平。这也是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不如财政政策效果理想的原因之一。政府应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继续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环境。
（3）我国还存在凯恩斯理论没有涉及到的大量过剩劳动力，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城乡加起来约2000万左右，农村约有2亿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农民工约1.5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每年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也就是1000万个左右，约有近1000万左右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岗位，由此可见，就业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凯恩斯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政府介入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当前政府还有一大任务就是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当前大学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4）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还是靠投资，处于投资导向阶段，同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50%-60%（外贸出口占GDP的百分比），所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贸受到的冲击很大,我国经济内外需求失衡，使实体经济发展受到重创。一般来说，在外部经济需求扩张、国内企业赢利较好的宏观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部市场收缩，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给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一次机遇。
（5）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实体经济还未完全恢复，而我国股市、楼市、生产资料价格等不断攀升，政府应注意加强我国4万亿投资、贷款资金和国际热钱的投向，加强信贷投放结构和监管，引导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使信贷投放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尤其要防止资产价格过度膨胀后热钱大规模外逃对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
参考文献：
[1]李东卫.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回顾及取向[J].广东经济，2009，（2）:29-32.[2]石良平.实话石说[M].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8:265-287.[3]曲维维，金融危机下重现凯恩斯主义[J].北方经贸，2009，（9）:11-12.[4]张伟,朴明根.当前金融危机下美国救市政策效果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9,(6): 57-61.[5] 2009年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6]潘亚岚，石金巧.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积极财政政策[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五卷专刊):65-69.[7]郭菊娥,吕超等.我国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6):1-4
篇2：新凯恩斯主义金融理论
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义的嬗变及与金融霸权的逻辑关联A-A+
作者：祁洞之 禹钟华 时间：2016-05-04 所在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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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首先需要清楚辨识哈耶克的理论起点、理论诉求和从起点达之于诉求的论证逻辑工具。显然，哈耶克兼具自由主义和人类主义两种情怀：如果没有个体充分的自由，就社会而言无疑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基本的个体自由是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反之，站在人类共命运体的整体性角度而言，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一个和谐的良序结构，那么将罔谈什么个体自由，人类将共同走向“通往死亡之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牙买加体系的嬗替，根本性地重塑了国际金融的运行基础、机构与规则，在美元霸权体系版本升级的同时，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浪潮交相呼应、并驾齐驱、愈演愈烈。作为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也于这一时期兴起，逐渐占据主流地位而成为西方世界普世原理，并逐渐形成全球化观念传播的“文化殖民之思想标本”。这一波“理论与实践”于2008年方开始由盛转衰，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后来的美债、欧债危机迫引发了人们最广泛和深切的反思，有对金融霸权体系运行机理及金融霸权本质的揭示，有对新自由主义就事论事的批判，有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潮和意识形态剖析等等。然而，少有研究能够深入到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发生及演化到形成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契合的意识形态、直至脱变为金融霸权新自由主义的全过程。我们需秉持这一全景视角解析其学术理性、学术倾向、逻辑继承和逻辑偷换的理论节点，唯如此方能对其进行公允的解析和批判，方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国际金融领域的残酷现实。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诉求
哈耶克以逻辑学家的清晰理路，把一个属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人与人类合理的协调方式以什么途径才能有效获得”这一现实形态的社会综合问题，通过秩序发生与演化，特别是通过对“自组织发生与自组织秩序生成可能性”的逻辑期待，将之转化归结为“‘个体的自由之满足’与‘整体的良序结构之获得’这一两元理论诉求究竟在何种逻辑前提下才能互为满足”这样一个衍化逻辑的核心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清楚辨识哈耶克的理论起点、理论诉求和从起点达之于诉求的论证逻辑工具。显然，哈耶克兼具自由主义和人类主义两种情怀：如果没有个体充分的自由，就社会而言无疑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基本的个体自由是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反之，站在人类共命运体的整体性角度而言，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一个和谐的良序结构，那么将罔谈什么个体自由，人类将共同走向“通往死亡之路”。因此，一个于衍化中保障个体自由的良序(或制度)结构，是新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几乎唯一的理论诉求。在此基础上，哈耶克的理论研究宗旨是从反(破)正(立)两方面论证“马克思自由主义”之失以及“新自由主义”之立。
于反或破的方面论，哈耶克的检讨对象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哈耶克并不纯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他所关注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理论起点、理论诉求和从起点达之于诉求的论证逻辑理路。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对哈耶克的批评注定是浅薄的，因为这将忽略哈耶克理论的学术正当性。正是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构勾勒的无比清晰，才深刻地凸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自由的扼杀：通过资本对无产阶级个体剩余价值的榨取“褫夺了作为社会个体的无产者的自由”;通过资本的私人占有性和生产的社会性的矛盾不可破解性“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本有的良序结构”。这里展现了哈耶克与马克思理论前提和理论诉求的相同部分：都是对个体自由及社会良序结构的尊崇与向往。所不同的是，哈耶克通过将“希特勒的纳粹体系”、“斯大林的苏联制度”与马克思理论的穿凿与混淆，认定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向注定走向理论“前提”和“诉求”的反面，即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主义实践意欲实现的“自由主义”，实则“通往奴役之路”。中晚年的哈耶克则全身心着意于“通往新自由主义之路”的“立”。其理论诉求与理论前提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不断完成论证方式之“逻辑工具论”的体系更新。他执着地坚信于“完全自由的行为个体间组成的自衍化的整体一定能自我生成与个体诉求一致的秩序结构及制度”。尤其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耗散结构理论(普里高津)和协同学学科体系(哈肯)以及相应的自组织理论逻辑理论(科学)及思潮(哲学)的活跃，哈耶克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认为自衍化的工具必定能够达成宏微观共轭的良序整合体。[1]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哈耶克对马克思的整体批判立场，导致他一方面过分渲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深刻揭示的现实主题“资本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我们万万不要忘记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和理论诉求的刚性关联：个体自由之路与良序社会结构两者的不可或缺。这意味着哈耶克的个体自由之路绝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鼓吹者所扭曲的资本或金融的绝对自由之路;社会良序结构也绝非金融或资本霸权操控全球经济与社会命脉的宰制“良序”。因为显见，资本和金融霸权一旦形成对社会个体自由的宰制，个体连“旧的自由”(基本人权)都无从获得，那还妄谈什么“尊重个体理性选择的自由”的“新的自由”。
哈耶克的学术正当性是应该获得理论尊重的，作为一个思想家级别之学者的哈耶克是在寻求制度与演化、个体自由与宏观良序、人性绽放和人类和谐之间“恰到好处地共存”可能呈现的种种逻辑道路。因此，识别所谓后哈耶克新自由主义者如何篡改、否定、背叛了哈耶克的学术精神和理论要义，是一件不可或缺的有待完成的理论工作。
二、“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偷梁换柱与模型转换
我们笼统地把后哈耶克新时代，以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称为“金融新自由主义”，因为其理论主要关注于金融领域，而且被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认定为直接引起美、欧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
(一)偷梁换柱：用“资本自由”置换“个体自由”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的国际金融历史实践证明，真实的西方政治领域(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创新)高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大旗，绝不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真”新自由主义，而是把哈耶克“个体自由”的理论起点移花接木地改换成“资本与金融的绝对自由”。这种有意误导的“个体”和“资本持有个体”间的概念偷换，致使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完全变了口味，仅只是谋求西方垄断资本的单向自由。在这一旗帜下构建着的金融自由与金融制度创新，进一步加强了西方金融寡头通过国际金融体系严密控制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霸权机制，一旦这个机制系统性地构建完成，将直接埋葬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真实理想——社会每个个体的充分自由，而使整个人类面临被资本彻底奴役的命运。打着哈耶克旗号的所谓后哈耶克主义者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谈笑间将哈耶克的学术正当性涂抹的满目狰狞。里根主义与体现为99%对1%的反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间的因果关联便是典型的例证。
金融创新加之通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形成了以西方资本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超导网络，这一虚拟的超导网络通过原生金融产品尤其是衍生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发生联系，并强行站到社会经济系统之上，夺取整个经济系统的定价权。同时谋求打碎一切组织、打碎社会的一切有机联系，使“散户”碎片化地、分散地、孤立地面对这一万能的超导网络，从而完成超导网络对人类社会的控制。这个系统显然是为资本开着后门的，资本对其具有最大程度的操控力，进而人为制造可控的繁荣与危机。我们视这一操控力为超导系统中资本自由的本质体现，只有在资本能够制造一种可控的危机的时候它的效益才是最大的，而这些就不在它的系统安全性讨论范围之内，因为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风险分析都是基于微观视角的。如此的超导网络就形成了一个资本对人类社会的牢笼式的控制，在这个层面上，哈耶克和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逻辑矛盾是本质对立的，这种对立也是马克思《资本论》所讲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延伸。
显然这一超导网络具有反人性和反人类性的属性，反人性体现于其剥夺了个体的自由，反人类性体现于——我们可以证明：按照它的非道德效率原则，一定得适时制造定向爆破式的金融危机。
如此看来，打着哈耶克旗号兴资本或金融新自由主义之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完全不能与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和理论诉求同日而语，而走上了另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二)模型转换：用“庄家—散户” 模型替代“供给—需求” 模型
在金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语境当中，传统的充满自由选择的供求关系体系不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讨论话语，“供求曲线”所赖以存在的坐标系被另一种新的坐标系所取代，名之为“造市者”和“场外客户”。据莫顿·米勒和圣福·格罗斯曼(2002)的阐述，场外客户是急于把自己拥有的资产在未遇到恰当买主时卖出去这一“直接需求”(demand for immediacy)支配下将未卖出去之前的等待价格风险转嫁给造市者;而造市者“向直接抛售者提供一个稳定的价格后，造市者自己承担了价格风险，因此他要向抛售者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总的来讲，这笔费用比抛售者推迟抛售所涉及的费用要低。……这种为维持市场交易连续性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在模型中被当成固定成本)在决定直接供给(the supply immediacy)和提供造市服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可见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毫不隐晦其理论范式从“供给-需求”模式向“直接供给-直接需求”模式的转变，这既深刻地标示出市场功能的转变——等价交换的市场功能蜕变为风险交换的市场功能;又本质地标示出市场结构的转变——由平等交易方互探价格的市场结构蜕变为风险价格定价权由“造市者”独家垄断的、赌局式的“庄家-散户”两行市场结构。通过这种偷天换日，把本质上是庄家对散户的掠夺模式描绘成平等的、自组织式的供给需求模式，进而混淆视听、瞒天过海。这些理论构造者还不忘粉饰一下垄断价格形成的“公正性”：“但总的来讲，这笔费用比抛售者推迟抛售所涉及的费用要低。当然，推迟抛售其间所预期的价格上升就成了造市者在扣除提供服务的成本之前的毛收入。”(米勒莫顿·米勒，2002)这种庄家—赌徒之间的定价“公正性”，在任何一个赌场中都不陌生。庄家1:N的实际计利公式背后运行着“庄家盈利逻辑”，但在教科书中的“金融新自由主义”的“交换公平”却是在庄家与散户1:1的供给需求交换公式下完成的。稍有理智和良知的人都能够在个中一窥金融新自由主义论证逻辑的一斑：以宏观结构的态函数与微观结构关系函数(或相反)进行概念偷换是他们的基本理论伎俩。[2]以这样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涵盖全球的金融超导网络更像一个庄家通吃的大赌场。这说明，后哈耶克主义的金融自由主义创新实践的理论起点，逆行哈耶克理论起点十万八千里。
(三)金融创新的动力与条件
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条件问题更值得精心研究一番。据莫顿·米勒勾勒出来的逻辑，金融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摆脱税收和管制”及其一切交易障碍，直接谋取最大“效益”(以庄家效益与社会总效益混同的逻辑起点论);而金融创新的条件恰恰是金融运行过程独立开真实经济运行系统能够自成一体地、有效地“虚拟符号化运行”。
关于金融创新的动力莫顿·米勒(2002)在曾明确指出：“现代金融理论告诉我们，证券能使一种形式的收入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收入，特别是可以将高税率的收入转变成低税收的收入。……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为了挫败纳税人设计出的一些成功的创新活动，政府(或者更恰当地讲是那些希望保护和好处的各种利益集团)往往更愿意不断地改变税率结构，从而造成了国内各种税率之间差异被改变，并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新机会。……尽管我强调了税收的改变会引发金融创新活动，但是，实际上政府在金融领域对各种有利可图的交易的限制以及最近实施的利率上限的措施都会给创新以强大的动力;而且，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即使那些所谓的金融自由化措施所造成的变化结果往往都是政策制定者始料不及的。”
综观这些论述，我们清晰地了解了新自由主义金融创新与真实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由于真实经济系统是带有社会化集体行为的类经济行为——可以从狭义到广义遍及企业组织行为、利益共同体行为、国家行为乃至人类行为，如果以命运共同体的观念理解，经济秩序是需要以整体理性的再组织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税收和管理无疑是这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行为体现。如果丧失了这两条，社会将进入完全无控的自组织状态。
金融创新的毫不隐讳的口号就是以效率优先为借口摆脱政府的控制及避税，新金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没有避税的问题就没有金融发展(创新)。这样金融创新有两个敌人：国家利益和整体性，简而言之组织就是它的敌人，它要超越政府管理，以损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直接把社会经济成果与金融超导系统相连接，因此，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口头禅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同时各种组织体也被视为阻碍，因此强调市民社会，使松散的市民社会直接面对强大的超导网络，最大程度地减少网络运行阻力。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接受专访时的那句名言：“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单个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家庭。” 金融新自由主义虽然貌似抱有与哈耶克同样的诉求，但其出发点绝非如此。因其誓与税收和管理对抗的实践动力并非否定税收管理乃至国家的正义性，而是打着“交易成本最优化”的幌子，利用“对策”相对于“政策”逻辑后应性的优势，消解与解除政府的控制，达到庄家资本凌驾于政府乃至人类利益行为之上的“庄家通吃”目的。
如果把金融创新上述分析背景扩大到全球范畴，则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所引起的国际货币的符号化、虚拟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自由浮动机制成为金融创新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金融创新这一紧紧围绕着国际货币展开并以汇率差异的利用和管理壁垒的突破为动力源泉的程序操作，离开金融全球化是难以完成的。因为金融自由化创新的终极使命就是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体系差异和体系间壁的突破垒，制造波动、博取价差同时消除交易成本，谋取“庄家体系”财富的最大化。庄家体系盈利的前提的海量散户的存在，诚如米勒(2002)所说，“任何现存的、成功的创新都必须能够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扩大市场容量。…… 一种创新要想称得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新活动的话，它不仅自身要显得重要，而且还必须能够激发大量的其他创新活动。拿目前的情况打个比方，那就是它必须能够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才真正是问题的结症和核心。如果庄家林立而不能引来赌客如云，并能通过“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赌客进入庄家所设计的游戏系统，那么金融创新就必然失效而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遗憾的是庄家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散户资源却相对稀缺，而且散户在频发的金融危机中不断获得启蒙而开始逐渐认清这一超导网络的食物链结构。
三、新金融自由主义与金融霸权的高度契合性
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金融创新的动力描述成在微观层面上的规避税收和管理而谋求效率的努力，进而使其看似一种常规的经济活动而呈现为所谓直接供给和直接需求的形态，如前文所述，在这一表象下其理论范式在本质上已经完成了向赌局式的“庄家-散户”模型的蜕变，因此，理论上解释金融创新的微观供给需求模型已经成为欺骗世人的幌子，在金融全球化的前提下，金融创新注定是基于全球范畴的货币模型，绝非基于微观的规避税收、管理的模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在汇率的起伏中，庄家和散户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主动与从动的货币关系便凸显出来了，形成霸权货币与附庸货币的两分，而温情脉脉的供给与需求模型仅只是教科书中的绝唱，残酷的现实是金融霸权与金融控制的不断升级。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真正自主浮动的货币仅只限于欧美，或者勉强加上日元，而多数国家都如附于骥尾之蝇，不得不调整自身经济结构、政策而被动地适应汇率不断变动国际经济环境。庄家—散户模型在理论上本身就是一种控制论模型，因此与西方资本的金融霸权谋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成为其事实霸权的工具论的逻辑基础。以两行逻辑展开的观点看，按照新自由主义金融创新的终极理想，是要构造这样的全球化局面：
——所有基于组织、集体、国家、国际的“类共同体诉求”的对金融资本的干涉或不自觉阻碍，都成为金融新自由主义利用并冲破的对象。在金融创新的新自由主义操作逻辑视域下，全球化的、与“货币或商品”逻辑关联的一切(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准场外客户群”这一完备逻辑视域。——金融新自由主义将“交易成本的最低化”演变成“造市者”利益的不尽源泉，等同于在真实的全球经济生活之上构造一个虚拟的“超导利益沟通网络”。如果把该系统网络之外形成的任何阻力(类税收、管理或交易成本者)都统一化成“入网阻力”，那么，这个“金融新自由主义超导网络”就是要实现消除一切阻力，并且把网络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我们经常不严格称之为“金融霸权”的东西，正是这个网络延伸所形成的感性后果。
——这个金融霸权的“金融超导网络”于真实全球经济的意义内涵，其实就是以“可符号化控制操作”的“庄家运行逻辑”来垄断指定真实经济系统内一切商品与活动的“虚拟但本质的定价权”。这样，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就被“金融超导网络”的“可符号化控制操作”的“虚拟系统”伴随起舞地被操控了。如果不能辨识和破译“操控系统”的“庄家母程序”，则在子系统中再高超的“局部施展”，也只能像米勒所说的“税收和管理”一样，成为这套母系统的“逻辑展开依托”，通过金融创新实现金融自由主义自我愿望的达成。——事实上，金融新自由主义与哈耶克人类学新自由主义之间，只是暧昧地完成了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偷换或范畴转换，“宏观达之于微观的逻辑节点”，譬如价值、效用、效率、风险、信用、供给、需求、系统稳定性等等，莫不以微观叠加代替整体态函数;又莫不以将整体态函数分解为微观关系变量，特别地分解为单一的关系变量。只要进行宏微观之间的视角切割转换，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会陷入逻辑迷茫——误以两行逻辑问题可以籍一行逻辑分析讨论解决。如果说哈耶克在逻辑上犯方法论或技术性错误，那么不论金融新自由主义者们是否承继了先人逻辑错误的惯性，有一点必须指出，他们宁可以最低级的错误误导世人，如将“庄家-散户”模型蜕化为“散户a-散户b”模型。不惟不知，实惟瞒天过海，挟普世原理之名，施理论欺骗之实。
四、现实与应对
中国历经几十年的自身社会改革和国际化的金融改革与实践。其间，新自由主义思潮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以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内容对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经济界乃至政治界轮番轰炸，或为思想、意识形态与哲学上的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或为教科书意义上的、传播“普世原理”的金融新自由主义，以弗里德曼等一批诺奖获得者为代表;或为国际关系上的新自由主义，推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金融新自由主义，以撒切尔夫人、里根、大小布什、克林顿等政治家为代表。至于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貌似公正的超主权的国际组织对中国有悖良知的综合施压，则逐渐让国人警醒：即便在同一面“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所倡导的“自由”原来内涵如此丰富。
今天，金融霸权已经近乎不需要“新自由主义”这面招牌了，随着中国将于2016在“世贸组织”这个平台上真正获得“自由”，以及俄罗斯正式踏进“世贸组织”，“新自由主义”则以“版本升级”(如TPP等新的“造市者”版本)操作使“世贸组织”这个自由平台盛装谢幕，从而再一次对中国社会及其所有“南方世界”进行一次启蒙教育。
“战争是应对战争最好的教材”，最起码在“逻辑路径”层面上“金融新自由主义”已渐现原形，那么就没有必要把哈耶克的思想与金融霸权混为一谈了。如果寻找应对国际金融霸权的解决之道，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哈耶克原始意义上、尤其是回到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自由解放观念上(对狩猎文明的反思)，以及回到中国文明中“人类共命运体”(礼乐文明的诉求)的逻辑前提意义上，用实体经济所赖所依的“名正言顺而非虚拟飘渺”金融运行，逆向构造与金融霸权体系异质的“国际金融”价值共享之路，并在真实的全球经济与金融衍化中，检验这“虚”与“实”博弈交锋的力度。作为实体经济联盟的金砖国家、上合组织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国也建立了体自身为主导的区域金融机构——亚投行，因此上述理想已经在现实层面得以践行，这一举措同时也是结束美元霸权的必由手段——多极化的实质进展，中国作为这一历史潮流的主要推手，要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准备，努力构建国际金融的民主与正义。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现在终结萧条[M].中信出版社,2012 年 [2]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3]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哈里·马克威茨.资产选择——投资的有效分散化[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5]莫顿·米勒.金融创新与市场波动[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6]祁洞之.两行逻辑论初稿[M].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 [7]禹钟华,祁洞之.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背景——兼论国际货币体系与资本 全球化[J].国际金融研究,2012(9):4-10 [8]禹钟华,祁洞之.对全球金融监管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3):41-48
[1] 哈耶克在自组织衍化逻辑研究中奉行的“一行逻辑论”是有明显缺陷的。鉴于此结论的论证结构过于庞大、逻辑专业性强，且与本文研究宏旨之间关联度较弱，故而在此略而不谈。
篇3：新凯恩斯主义金融理论
关键词：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工资粘性,就业
一、新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它是在原凯恩斯主义受到理性预期学派打击之后, 吸取凯恩斯主义与其对立学派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 并在与理性预期学派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论的关键是工资粘性理论, 可分为名义工资粘性论和实际工资粘性论。
1、实际工资粘性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实际工资粘性的理论,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隐含合同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等。 (1) 隐含合同理论认为, 从长期看, 工人向厂商提供劳动服务, 厂商支付工资, 实际上是一个保险合同交易。这一保险合同可以保护工人免受随机的、可以观察到的经济波动的影响。 (2) 内部人-外部人理论。该理论把已经就业的工人称为“内部人”, 把劳动市场上的失业者称为“外部人”。内部人和外部人拥有不同的就业机会, 内部人在工资决定上有着重要的讨价还价能力, 具有较强的就业优势和地位。
2、名义工资粘性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关于名义工资粘性理论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是交错调整工资论和长期劳动合同论。 (1) 交错调整工资论。该理论是要说明, 在短期内无论是通过合同机制还是理性预期机制来稳定工资水平, 都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 (2) 长期劳动合同论试图说明, 尽管有理性预期的存在, 积极的货币政策还是能影响实际产出的。
二、新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的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 没有紧缩政策, 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没有扩张政策, 失业会更加严重, 并提出了若干就业政策建议: (1) 应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 为他们多提供就业机会。 (2) 干预劳动工资合同, 使工资较有弹性, 以提高就业率。 (3) 促进就业的政策。
三、新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对于目前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意义。
1、强化政府对劳动市场的干预。
新凯恩斯经济学表明, 即使是实行了市场经济已百年的欧美国家, 劳动市场也是有缺陷的, 并不能自动解决好就业问题。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劳动力市场尚未统一, 劳动力自由流动性不强;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不够顺畅;劳动力市场主体弱化, 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目前, 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 我们不应该照搬西方新古典主义的理念, 同时, 我们也不应因劳动市场的缺陷和局限就忽视它的建立与完善, 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需要政府加强对市场的监控和宏观管理。由于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如果听任劳动力市场的自动调节, 不但会出现高失业率、就业的结构性失调等, 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因此, 政府必须转变职能, 运用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 达到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在宏观层面上, 政府通过制定劳动力资源中长期配置计划及阶段性目标, 同时对劳动力资源供求总量和结构进行调整。充分利用行政调节机制, 广开就业门路, 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在微观层面上, 为企业市场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重点是培育和完善现代劳动力市场。政府的职能不是参与经济过程, 而是通过完善的劳动立法, 建立经济秩序, 协调劳资关系, 维护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合法权益, 保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 并防止就业歧视行为, 促进就业平等。同时, 对新增和现有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 提高人力资本素质, 以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目前, 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管理还具有混合性质, 而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应向法律监控和政策调节的方向发展。
2、要提高工资弹性。
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理论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种方式论述劳动市场中工资粘性的存在, 并说明因这种粘性不能使劳动市场出清而导致了失业。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的工资几乎是不变的、刚性的;改革开放后职工收入开始有所松动, 但是这种松动主要是作为一种激励手段, 而不是以出清劳动市场和解决就业为目的的。目前在我国, 除了少数几个地区和城市之外, 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市场并不发达;但如上所述, 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已使更多依靠劳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成为了趋势和方向。借鉴立足于发达市场经济经验的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 由于工资弹性对于出清劳动市场和解决就业的重要作用, 我们目前在建立劳动市场的制度创新中就应当注意劳动市场的工资弹性问题, 力求减小工资的刚性和粘性, 尽可能使劳动市场能够灵活出清。
3、适当利用通货膨胀的积极面。
名义工资粘性论指出, 名义工资不能随名义需求的变化而及时变化, 进而造成市场不能出清, 所以主张在严重失业时通过增发货币量来降低实际工资和增加就业。这一办法也曾是凯恩斯本人提议过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以降低工人生活水平增加资本家利润为重要目的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发生重大的失业危机, 这一方法作为权宜之计并非不可采用。但这绝非根本办法, 只能在失业严重情况下暂用一时。与此相关的是通货膨胀问题, 其害处是多方面的, 高位的通胀率更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在经济增长中, 特别是较快的经济增长中, 通货膨胀又是难以避免的, 而且通胀率越往低压困难越大、代价也越大。近年的现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此, 在一定限度内应当容忍通货膨胀的存在, 这一方面是因为强行降低通胀率要付出重大代价;另一方面不妨利用轻度通货膨胀能够一定程度降低实际工资 (在名义工资不易变化时) 以增加就业的功效。
4、消除高工资与长期高失业并存。
失业滞后论和效率工资论都认为, 长期在业人员由于各种原因而享有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 这是劳动市场自然运行的必然结果, 也因而阻碍了更多的长期失业者的就业。所以, 新凯恩斯经济学强调就业政策更应着重于长期失业者问题的解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 城市则因国企改革的深化、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 许多职工下岗面临再就业, 市场开始逐步在劳动力配置中发挥作用。十几年以来, 新凯恩斯经济学所指出的高工资相伴高失业的问题在我国的就业中也一定程度存在。为了防止它的扩大, 制止其消极影响, 我们应当尽早地采取措施。现今城市再就业的解决是一次劳动规范制度、价值定位的重新整合, 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机会将总体工资水平调整到与我国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程度, 过高的工资水平将会为日后更多人的就业造成障碍。
参考文献
[1]王健等.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 2005, (3) :72-78.
[2]冯金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篇4：新凯恩斯主义金融理论
【关键词】:次贷危机 有效需求 政策应用
中图分类号：F091.3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49-01
一、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和政策主张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表明，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决定这一国的就业和总产出，而有效需求又是说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相交时的需求水平。然而在凯恩斯看来，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是有效需求不足。并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于三大心理规律：一、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三、流动偏好规律。三大心理规律的共同点是强调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对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由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增加储蓄（消费倾向规律），持有现金（流动偏好规律），企业家的预期收益不稳定（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因此凯恩斯从充分就业开始演绎出失业或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源于三大心理规律，而产生三大规律的根源是不确定的预期。在这种不确定的条件下，凯恩斯主张：一旦社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就政府就必须通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动干预经济。特别是财政政策方面，如减少税收、增加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等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保证社会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和经济的均衡发展，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二、据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政策应用
在中国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府主要采取了扩大内需来阻止经济下滑的趋势。在此情况下，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达到内需的扩大，这样的政策有着很好的理论依据，并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1、引导投资，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中，加大投资尤为重要。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变动会通过乘数效应使得收入和产出发生多倍于投资变动量的变化，因而他更主张政府加大投资。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快速转移，中国的投资领域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冲击，如房地产、钢铁、汽车、造船等行业。为了防止由于投资萎缩造成的经济下滑，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突出强调了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的战略部署，同时推出了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方向性的举措。这些措施不但创造了有效需求，也引导了社会上的私人投资，扩大了内需。
2、刺激消费，提高社会有效需求
提高消费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里扩大内需另一个重要目标。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不良预期心理的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更加谨慎，消费者等待观望、储币惜购。这种心理直接导致的消费需求的萎缩，对未来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按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税收，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转移支付，降低利率等。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政府重点要解决民生问题。万亿投资锁定民生，将解决突出民生问题摆在重要位置，这些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预期和消费环境，为居民扩大消费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条件。同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随后国务院又出台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十大措施》和《决定》。它们的及时出台实现了十个结合：短期效应和长远利益相结合、调控经济和改善民生相结合、刺激经济和经济转型相结合、着眼国内和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相结合、增强信心和赢得民心相结合、应对风险与抢抓机遇相结合、稳定出口与扩大内需相结合、促进增长和深化改革相结合、中央积极性和地方积极性相结合、有效扩大投资和积极拉动消费相结合。这十个结合，可以说是目前缩小贫富差距，从根本上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增长，实现投资和消费良性循环的最佳途径。
3、合理引导外向型经济转型，发展对外贸易
凯恩斯认为，外贸、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的消费与投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样，对外贸易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近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逐渐增高，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将近70％，这就造成了我国外向型的经济结构。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国际需求的萎缩，中国主要依赖外贸拉动的外向型经济必然会受到冲击。从短期看，最直接的影响中国出口额的下降，从长期看，企业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困难加大、FDI减少、跨国公司纷纷撤资都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从2008年上半年开始，我国很大一部分外贸企业因产品外销受阻、资金困难等原因纷纷裁员、倒闭。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政府提出在落实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过程中，合理引导外向型经济转型，优化经济增长结构，这样既可以帮助外销受阻的商品转为内销，缓解市场需求不足对企业的压力，又可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货币供给，给予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创新型企业转型提供契机，优化总体经济结构。
三、结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其影响是普遍的、深层次的、持续的。然而，经过各个国家的努力，他们按照相关理论的指导，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使得全球经济形势有了好转，步入了回暖阶段。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Fisher.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J].Economical Jounal.1911(2).
[3]董哲宇.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企业影响的原因及其对策浅析[J].现代商业,2009,(2).
作者简介：宋乐义，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硕士 金融投资方向；
篇5：新凯恩斯主义金融理论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张健华
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服务“三农”的重要力量。农村金融的改革探索始终贯穿于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进程之中；农村金融的发展创新在落实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和保持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特别是2003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合力推动下，以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启动为标志，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稳步推进。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农村金融领域发生了重要变革。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在中央银行和财政税收等部门多项政策扶持作用下，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逐步得到有效化解，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三农”服务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改革不断推进，涉农业务不断拓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不断推进，各地根据农村经济特点和农户实际需求，创新试点了多种符合“三农”实际特点的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金融供给持续增加，“三农”金融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农村金融基础设施逐步健全，农村支付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对改革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总体来看，近年来，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支持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支持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支持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民金融服务水平。
一、涉农贷款稳步增长，支农力度不断提高
近年来，涉农金融机构加大了涉农信贷投入。农村信用社在加快推进改革的同时，积极开展产品创新，推出了符合农民需要的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涉农贷款余额明显增加，在全部涉农金融机构中占比不断提高。农业发展银行逐步拓宽涉农业务，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主要涉农金融机构也逐步回到农村地区提供直接面对客户和服务中小企业的涉农贷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也拓展了农村地区涉农业务。在各金融机构共同努力下，涉农贷款大幅增加。截至2010年9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11.13万亿元，较2007年底增加5.02万亿，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达22.7%。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为2.29万亿元，比2007年末增加0.78万亿元；农户贷款2.56万亿元，比2007年末增加1.22万亿元。
二、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不断深化，服务“三农”能力有所增强
（一）“花钱买机制”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之初，正是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邮储资金大量外流的时期，加之当时农村信用社自身历史包袱沉重，相当大一部分农村信用社难以维持正常经营。为化解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充分发挥其支农作用，中央提出“花钱买机制”改革思路，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思路启动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
在中央银行资金支持政策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积极出台配套政策，主动帮助农村信用社催收债务、进行产权改造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农村信用社也不断加强自身经营实力，完善产权结构。经过7年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农村信用社长期积累的历史包袱逐步得到有效化解，资本实力和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此轮改革通过央行专项票据、专项借款、财政保值贴补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扶持，对农村信用社提供资金支持超过2600亿元，占全国农村信用社2002年末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比例超过80%；共消化历年亏损挂账758亿元，降幅达到58%，共有1713个县（市）（占全国的71.8%）已全额消化了历年亏损挂账。截至2009年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本2829亿元，增幅14%；实现账面利润716亿元，增长23.9%；资本充足率6%，比2002年提高14.6个百分点；按四级分类的不良贷款率为7.4%，比2002年末下降29.5个百分点。二是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2002年末，有2356个县（市）为两级法人社，2009年末仅91个；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社由2002年末的94家发展为2009年末的2054家；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由2002年末的3家发展为2009年末的239家。三是支农能力不断增强。2009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4.7万亿元，比2002年末增长251%；其中，涉农贷款余额30918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65.8%；农业贷款余额2.1万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81%提高到95%；各项存款余额为6.97万亿元，增长237%。
经过七年改革，全国绝大部分县（市）的农村信用社具备了一定的商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改革的效果来看，这一轮“花钱买机制”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向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信用社通过自身经营化解历史包袱的能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提升。
（二）主要涉农金融机构业务不断拓展
2007年以来，农业银行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工作和“三农”
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拓展县及县以下地区的金融业务。截至2010年9月末，农业银行涉农贷款余额1.4万亿元，较2008年末增长了近56%。
农业发展银行坚持深入贯彻党和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方针政策，积极拓展支农领域，形成了“一体两翼”的业务发展格局，通过开展新的涉农业务，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截至2010年9月末，贷款余额达到15347.67亿元，其中涉农贷款占比超过70%。
2007年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挂牌成立以来，继续发挥其贴近农村、网点众多的优势，不断拓展涉农业务，在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零售业务的同时，逐步探索向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批发贷款和开展银团贷款等模式加大支农力度。
（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逐步深入农村地区提供服务
2006年，“进一步放宽农村地区市场准入”相关政策出台以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于2007年正式开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进一步改善了“三农”和小企业金融服务，填补了部分地区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截至2010年11月，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425家，其中开业319家。
2008年以来，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小额贷款公司在引导民营资本“支农支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10年11月末，各地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达到2451家，贷款余额1741.6亿元。
三、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不断推进
针对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差异大，抵押担保物缺乏等特点，2008年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银发〔2008〕295号），在中部六省、东北三省开展农村金融创新试点工作。2010年7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198号），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随着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推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村微型金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得到扩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不断推进，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
四、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农村金融基础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
（一）推进农村支付系统建设，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便利
人民银行始终将解决农村金融机构“支付结算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成立全国性农村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督促和指导农村信用社电子化建设等方式，不断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清算服务。截至2010年9月底，全国共有27529家农村信用社、1231家农村合作银行、1066家农村商业银行、211家村镇银行接入人民银行支付系统。
2009年，人民银行印发《关于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的指导意见》（银发〔2009〕224号），根据农村地区实际情况推广示范县的经验做法，全面开展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改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全国各地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提高农民对非现金支付的认知；因地制宜，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推广普及，大力推广银行卡、转账电话、网上银行支付等其他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因势利导，加强农村地区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与管理。
（二）开展农民工银行卡服务，方便农民工异地存储汇兑
为解决农民工携带现金回乡的安全和便利问题，2005年12月，人民银行在贵州省率先开展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试点，农民工在打工地利用银行卡存入现金后，可以在家乡就近的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实现跨行柜台取现，并可享受比较优惠的费率。截至2009年末，贵州、湖南等23个省（区、市）辖内5.2万个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全国31个省（区、市）辖内1.5万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业网点开通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受理业务。2009年，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实现交易221.02亿元，同比增长1.77倍。
（三）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近年来，人民银行从信用信息服务入手，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改善农村信用环境。通过组建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全国1300多万户企业和近6亿自然人建立信用档案，逐步扩大征信系统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同时，为配合并推动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在农村地区持续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建设，截至2010年6月末，全国大部分县（市、区）开展了农户信用档案建设，建立了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共为
1.1亿多个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评定了7600万个信用农户，7000多万个农户获得了支持。
五、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支持涉农金融机构支农工作开展
（一）有效发挥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继续对农村信用社执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
为保证农村地区信贷资金充足，在当前紧缩流动性的前提下，对农村信用社仍执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共上调6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中对农村信用社等中小法人金融机构，仅上调3次。目前，农村信用社执行比大型商业银行低6个百分点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其中，涉农贷款比例较高、资产规模较小的农村信用社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比大型商业银行低7个百分点。据估算，截至2010年9月末因优惠存款准备金率而留存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约4608亿元。同时，村镇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照当地农村信用社执行。
（二）加大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引导扩大涉农信贷投放
近年来，按照向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倾斜的原则，人民银行加强了对支农再贷款额度的地区间调剂。同时，将村镇银行纳入支农再贷款支持范围。2010年春耕旺季，对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调增支农再贷款额度100亿元。调增后，以上地区支农再贷款额度所占全国的比例达到93%。支农再贷款对引导扩大涉农信贷投放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10年9月末，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支农再贷款余额为691亿元。
（三）对涉农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适时发挥再贴现促进结构调整和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
近年来，人民银行通过票据选择明确再贴现支持的重点，对涉农票据和中小企业签发、持有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进一步加大金融支农力度。今年以来，累计对办理再贴现的涉农票据、中小企业票据占比较高的地区调增再贴现限额410亿元。2010年9月末，再贴现总量中涉农票据占19%，中小企业签发、持有的票据占63%，较好发挥了引导信贷投向、支持扩大“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
（四）研究制定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在当地发放贷款的具体考核办法 为促进县域信贷资金投入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2010年9月，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印发《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试行）》（银发〔2010〕262号），正式建立考核机制，明确了考核程序、考核条件和激励政策，并确定按照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力度的大小进行系统评价和分类扶持。从2011年开始，在中西部地区全部县域和东部地
区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试点实施。这不仅鼓励加大农村资金投入，也为现有优惠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客观标准。
（五）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的政策措施
篇6：新凯恩斯主义金融理论
第一篇 概论
第一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概述
第二章 新形势下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新问题
第三章 新时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
第四章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二篇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第一章 创新农村信用社产权组织形式
第二章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政策
第三章 农村信用社增资扩建
第四章 农村信用社金融创新
第三篇 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
第一章 推行农村信用社客户经理制
第二章 农村信用社业务管理工作
第三章 农村信用社营销管理工作
第四章 农村信用社宣传推广工作
第五章 农村信用社财务管理工作
第六章 农村信用社信息化建设工作
第四篇 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第一章 制度建设综述
第二章 农村信用社稽核制度创新
第三章 农村合作信用社审计制度
第五篇 农村金融监管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第三章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的重点
第六篇 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防范工作
第一章 防范工作概述
第二章 农村信贷风险防范
第三章 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防范
第四章 促进农户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
第七 篇 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管理工作创新
第一章 农村信贷管理工作概述
第二章 农村信贷管理的原则与政策
第三章 农村贷款管理工作成就
第四章 农村信贷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管理工作机制创新
第六章 农村信用社贷款管理制度
第八篇 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创新
第一章 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创新
第二章 农村信用社企业文化建设新思路
第九篇 其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创新
第一章 中国农业银行运作机制改革创新工作
第二章 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创新
第三章 我国邮政储蓄的改革创新
第四章 农村保险改革创新
第五章 构件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第十篇 农村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一、法律和法律性文件
二、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
三、部门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
第十一篇 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理论实践篇
一、明晰产权关系，创新管理机制，加快信用社改革步伐
二、提高服务质量，推进业务创新，狠抓信用社支农成效
三、减少不良贷款，提高资产质量，夯实信用社发展基础
四、转换经营思路，拓展信贷业务、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
五、强化内控机制，做好案件防范，化解信用社内部风险
六、建设信用工程，严格金融执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七、提高员工素质，塑造信合形象，提升信用社竞争能力
八、总结实践经验，推广典型模范，构建积极向上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