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小承包经营合同范本（通用6篇）
篇1：划小承包经营合同范本
2018年前端划小承包优化要点
施总在调度会上多次解读了2018年前端划小承包机制的要点，同时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现将2018年优化的要点总结如下：
2018年前端发展类、地域收入类划小承包方案是市场部、渠道部、宽带电视运营部、人力部基于工作经验积累，管理水平的提升，结合现实情况，通过多次探讨选择，并与部分渠道承包人、营业部主任、支局长、网格经理等积极沟通，集思广益才最终敲定，之后在实际工作生产实践中还会不断优化。
一、发展类优化要点
1.专业管理，属地使用，深度协同。渠道经理基本实现“一营业部一渠道经理”模式，实行专业管理，下沉营业部。全面、深度参与营业部营销，参与营业部的晨会，营业部安排办公场地，渠道经理业绩全部按属地营业部业绩进行考核。
2.壮大渠道队伍，提升渠道能力，全力促发展。在现有渠道人员编制99人的情况下，根据各单位网点规模和营业部设置情况扩编到128人。每个县公司增加了一名支撑人员，渠道经理管辖的网点个数平均为6-8个。让每个渠道经理有精力去帮助网点提升能力，全力促发展。
3.架构调整，成立核心商圈。平江、汨罗、岳阳县、华容、湘阴、临湘分别划为核心商圈片+公众划片渠道片两个片，君山、六个营销分局每个分局划为公众划片渠道一个片。核心商圈从营业部独立出来，收入独立核算，每个商圈配置3-5人。4.继续调优KPI,适配营销组织。10%的权重与承包单位收入完成率挂钩；业务发展60分，其中移动净增30分，79档及以上单产品30分；客户经营20分，其中存量高迁不限量融合15分，宽带续费费5分；重点工作10分。以门店为核心，基于结对营业部，开展经营活动。
5.薪酬模型调优，团队共享超收激励。一是2018年渠道经理根据工作贡献，可以享受对应营业部超收分成。二是团队长津贴从300元提升到600元。三是明确了支撑经理的待遇，渠道支撑人员根据三级单位认领积分完成率排名，争抢激励系数。（增量增配与超量分成基数为三级单位渠道经理的增量增配与超量分成平均数）。四是明确增收增配与超量分成与划片承包区域业绩严格挂钩。
二、地域类优化要点
1.坚持以四级承包为核心，明晰五级责任体系。2017年农村支局长、各专业各自为政，没有体现支局营业部团队的力量。2018年要求坚持以四级承包为核心，团队成员协同开展经营工作。渠道经理、装维经理与营业部结对，专业化运营，属地化管理。营业部主任提供办公场所，保证团队成员每周1-2次的集中办公，开晨会，布置相关工作。城区营业部，四位一体，逐步推行店片结合，门店是核心，渠道经理、网格经理、装维经理做到常态的沟通、协同。由团队长选择承包类型，确定团队的承包性质，风险金也以团队为单位按照认购收入规模统一缴纳。整个承包团队成员在以营业部承包人为核心的团队内，基于各自岗位角色，承担匹配的责任，开展各项生产经营工作。2.KPI模型管控过程。KPI模型去掉结果指标，导向规模、份额、强调管控过程。规模发展40分、客户经营20分、宽带渗透率提升20分、市场空间库建设10分、10分挂钩重点工作。如营业部完成收入的，本营业部内的承包人本月KPI分低于70分，但，可按70分保底。2018年增加了宽带渗透率和市场空间库建设指标，要求网格经理在自己的责任田内精耕细作，不断提升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突破。收入是承包结果指标，连续三个月以上没有完成收入，可能会调整岗位。
3.进一步给团队长赋权。团队长权力的增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团队成员集中体办公，属地化管理，团队长对网格经理、渠道经理、装维经理每月有考核权；二是基于网格核发的增收增配、超产分成的分配权。权力更大责任更重，对团队长的管理水平要求更高。要求团队长在年初预先拿出内部激励与考核方案与部内相关人员充分沟通，上报三级单位认定并由部内所有成员签字后予以实施，内部分配方案可以季度调优。
4.优化激励模型。一是承包人的基本承包薪酬并轨到普通员工薪酬体系，浮动绩效按照岗位起薪等级核发；二是增收增配按照认购网格收入规模分档定额配置，与KPI挂钩核发。增收增配按照收入规模分档100（含）-200万：4000元/年，200（含）-300万：5000元/年，300（含）以上：6000元/年。100万元以下的网格原则上不配置增收增配，有特殊情况的农村支局可以报批审核核发。高认购高配置：基本增收增配（1+R*15%）；三是超产分成与宽带渗透率的提升指标挂钩；四是增加团队长的班长津贴标准从以前的300元和500元两档提升到600元和800元两个档次。五是基于支局长的角色定位，基本承包薪酬的核发基于所承包的支局收入规模定档核发（2017年是基于网格规模定档核发的）。六是提升支撑人员的待遇。
5.人员编制。一是严控真外包承包人员。2017年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农村支局划小承包人员有外请人员，2018年承包人应在具备基本条件的本企业A、B、D类员工中选拔；二是控编承包收入的承包人员，扩编发展类承包人员，100万以下的网格不配置网格经理。
三、政企行客类优化要点
政企行客类划小承包应用的范围为市本部政企客户部，县分公司政企客户部，云溪、城陵矶政企客户分部。明确政企承包是四级承包下的五级责任体系。
1.KPI模型管控过程，重过程才有好结果，2018年KPI模型去掉结果指标，导向规模、存量保有、市场空间库的动态更新，强调责任导向发展过程。移动收入增长率、移动出账净增各20分、高带宽保有20分、业务发展积分20分、市场空间库建设10分、10分挂钩重点工作。明确政企客户经理的重点工作为移动攻坚，保存激增，保住高带宽的存量，实现移动业务规模突破。同时个性化的设置了一个加分指标和一个扣分指标。物联网、云业务为加分项，是为了对每个人公平对待，鼓励客户经理能够发展该项业务，给与加分激励。普通宽带续费率为扣分指标，客户经理必须维系网格内的宽带用户，流失则考核扣分。如分部完成收入的，本营业部内的承包人本月KPI分低于70分，但，可按70分保底。
2.进一步给团队长赋权。基于五级网格核算的增收增配，和基于四级承包单元核算的超收分成，集约后由团队长来分配。
3.机制适配的营销组织方式和营销对象改变。一是营销组织方式变化2018年四级团队收入承包，团队整体完成收入目标才有超产分成。团队成员结对开展营销工作，体现团队的互帮互助，团队成员互相监督，为达成目标共同努力。二是基于KPI考核导向的，营销对象的改变。要实现移动的规模突破，营销对象要从以前的单位关键人员转变为以单位关键人为切入点的单位员工，走到员工宿舍去，走到员工家属区去，争抢移动集团网用户。
4.激励模型激发承包人达成预算目标的欲望。基于政企承包人员对完成预算普遍信心不足的现状，基于政企的短板，将超收分成比例略微调低，增收增配配置远远高于地域类承包网格单元。目的是为了激发承包员工完成收入预算目标的欲望，增收增配是0和1的关系，达成目标则有，没有达成则不核发、增收增配按照收入规模分档50(含)-100万：5000元/年；100(含)-200万，7000元/年；200(含)-300万：8000元/年；300(含)万以上：10000元/年。
四、其他要求
1.一线员工必须每月完成一定的积分目标，2017年积分单价是可变的，2018年会将单价固定，积分做正向激励。2.责权利对等，风险共担。基于四级承包下的五级责任体系，承包风险金以团队为单位缴纳，当承包人完不成承包认购经营任务，按照以下原则扣抵押金：完成承包收入（T1）100%以上不扣抵押金；完成T1值的80-100%，收入完成率低1%，扣风险金5%；完成值小于T1值的80%的，则抵押金不予退还。
3.营业部主任组织团队内成员，认真学习新的承包方案，在团队内做好解读。
4.所有的承包团队应立即按照2018年的承包模式适配营销组织，开展岁末年初营销活动。
5.承包方案从12月1日开始执行，1月应用。
篇2：划小承包经营合同范本
2015年, 在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下, 中国电信贵州公司 (以下简称贵州电信) 积极推进划小承包与倒三角支撑体系建设。通过全面梳理承包单元, 优化承包模式, 实现“实质性承包率”稳步增长;推进管理机关变革, 加快倒三角服务支撑体系建设, 构建客户与一线需求在企业内部高效传导的运行机制, 实现“一线围绕客户转、部门围绕一线转”的目标。
划小承包与倒三角支撑体系全面推进
2015年, 贵州电信全面启动划小承包工作, 梳理承包单元, 优化承包模式, 推进管理机关变革, 加快倒三角服务支撑体系建设。经过近一年的改革创新, 贵州电信在实质性承包工作和体制创新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效。
按照集团公司的要求, 贵州电信理顺生产组织关系, 划清“责任田”, 让收入观念和成本效益观念深入人心, 承包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开展划小承包前, 需要明确纵向渠道与横向区域的组织关系, 贵州电信政企与实体渠道需要承担双重职责, 既要负责清单级政企客户、实体渠道经营单元的生产组织, 又要做好专业条线的纵向管理、支撑和服务工作;清单级的政企客户、实体店面单独划分“责任田”, 非清单级客户的划入支局, 充分开展“自主经营”。贵州省各县级分公司陆续开展政企、实体渠道、后端维护的划小承包工作, 其中2015年完成政企商客及校园支局划小21个、农村支局485个、城市支局264个、实体渠道TOP厅100个、后端平台维护单元1个。
在实施划小推进过程中, 贵州电信对承包单元责任人实行公开选拔、竞标承包、团队双向选择机制, 其中贵阳、遵义、六盘水小CEO100%为竞争性选拔, 安顺达到96%, 推动实施承包人与团队成员双向选择, 全省吸引众多员工下沉一线, 深层次激发员工活力。承包单元团队双选机制的实行能够有效加深团队互信互任, 提升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实现承包单元和承包员工业绩双提升目标, 其中, 70%的一线承包单元收入增长率超过地市公司收入平均增长率, 仅11%的承包单元收入为负增长;承包单元员工平均收入增幅较大, 其中小CEO平均薪酬提升41%, 承包单元员工平均薪酬提升31.9%。
按照集团公司的要求, 贵州电信贯穿省、市的二级综合服务支撑体系初步形成。贵州公司省、市层面分别成立综合服务支撑中心, 一点接应基层需求。综合服务支撑中心以一线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 通过内部协调、统筹推进, 实现基层派单快速落地, 有效支撑基层工作顺利推进。目前, 全省端到端响应时限缩短到1.6天, 处理满意度提升到89%以上, 并有效推动各项管理制度、业务流程与IT支撑系统的针对性改进与优化提升。
经过划小承包与倒三角支撑体系建设, 贵州电信基本实现既定目标, 但是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尚存在部分问题, 如部分市州分公司对划小承包的总体推进力度有所减弱, 部分单位的承包人竞争性选拔与团队双选比例偏低, 投诉集中处理率提升较慢等。
坚持创新激发员工活力
2016年, 贵州电信将继续坚定深化改革信心, 以敢于担当的魄力加快市场化变革, 注入发展新动能。坚持以划小承包和倒三角服务支撑体系建设为抓手, 进一步激发企业与员工活力。结合集团公司指引, 贵州电信将开展专题调研, 对改革中出现的共性、难点问题出台针对性解决方案, 对不同市州分公司进行分类指导, 推进改革举措走向深入。
推进“‘责任田’清晰、责任人明确、责权利统一”的实质性承包工作
总结前期经验, 在持续深化上下功夫。贵州电信将坚持务实划小, 深耕细作“责任田”, 进一步理顺分支局、“行客”、“商客”、校园、核心商圈、连锁商、自营厅、社区店等“责任田”的边界, 确保不交叉、不重叠、全覆盖;同时保持各类“责任田”相对稳定, 避免“责任田”划分过小或频繁调整, 确保资源配置、考核激励等政策的延续性。此外, 还需处理好放权搞活与统一品牌服务的关系, 确保品牌规范统一、服务标准不降、集约销售工作有效落地。
坚持市场导向, 有效落实责任制。贵州电信将恪守契约精神, 规范承包协议并严格执行, 按照权责利统一的原则, 进一步加大资源下沉和权力下放力度, 实施基于收入提成的薪酬激励机制, 更好地调动承包人及团队积极性;并规范“解除或中止劳动合同”的做法, 防范用工、成本结构失衡等风险;同时规范业务外包, 夯实基础管理, 避免“以包代管”。
坚持能力优先, 选好用好责任人。贵州电信将通过政策牵引, 鼓励优秀人才下沉到一线;提高团队双选比例, 增强承包团队整体能力;加强数据与IT支撑, 完善承包助手功能, 提高精准营销服务能力的支持力度;开展最佳承包人评选, 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
持续完善“一线围绕客户转、部门围绕一线转”的倒三角服务支撑体系建设
贵州电信的倒三角服务支撑体系, 要以转变管理理念、转变思维模式、破除妨碍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为目的, 要以变革的决心和创新的意识来提升能力、解决问题, 要从客户、市场、一线的角度明确工作方向和内容, 持续优化以一线为中心的倒三角服务支撑体系建设。倒三角支撑体系优化的重点方向之一是继续组织扁平化处理, 贵州电信将在省公司层面建立大部制, 对类似职责部门进行合并, 同时建立专业业务处理中心对全省各级单元组织提供支撑;在市公司层面打造“1+3”服务支撑体系, 为一线提供综合支撑服务;对现业分公司职责进行转型, 即进一步转变现业分公司职能, 由“管理+支撑”向“营销+支撑”转变, 负责部分清单客户的营销, 加强对支局的现场服务支撑;鼓励省、市分公司人员到一线创业兴业, 增加一线生产人员占比。
“1+3”服务支撑体系是要在市公司层面设立“综合服务支撑中心、业务集中处理中心、综合调度中心及投诉处理中心”。综合服务支撑中心要成为一线支撑的快速通道, 为一线提供统一的接入窗口, 现已基本落实;业务集中处理中心要能有效缩短业务办理时间, 优化一线操作职责, 强化销售支撑职责;综合调度中心要能强化市公司客户服务调度中心的运维服务支撑统一调度职责;投诉处理中心要能提高投诉集中处理比率, 非需要见面解决的逐步实现支局零派单。
贵州电信将继续增强紧迫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 主动服务、快速解决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重点解决好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支撑问题。各市州公司要继续增强支撑服务能力, 面向不同承包单元, 解决精准营销和数据支撑、投资响应和工程建设、工单甩单处理等绝大多数问题。同时建立分析监测机制, 及时掌握一线需求, 查找运营管理短板, 有针对性加以改进。
篇3：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效力探析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是发包方将公司的经营权全部或部分发包给承包方，同时承包经营期间的经营风险也转移给承包方，以换取承包方交付的稳定承包金的合同。在1993年制定了《公司法》后，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制度逐渐被现代企业制度所代替，然而民营公司的承包经营在近年来，呈现了遍地开花的局势，这就引起了对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相关问题的探讨。
笔者在阅读了从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45篇研究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论文的基础上，发现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之争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笔者利用北大法法意网的裁判文书库进行了梳理。笔者检索到的公司整体承包合同纠纷判决书有55份。通过对这些判决书的阅读，笔者发现在公司承包合同纠纷的实际处理中存在以下现象：①实务中股份公司的承包经营是及其稀少甚至没有，主要还是有限公司的承包经营。②在55份判决书中，没有一份判决书否认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有些是没有涉及效力认定问题，直接处理争议问题，也就等同于默认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大部分尽管涉及到效力认定问题，但也只是草草一句“该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合意达成，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分析学术界对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研究和实务界对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处理可以看出：①理论界过于注重对合同效力的研究，忽视了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公司承包经营实例，忽视了联系实际对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具体问题的研究。②实务界尽管基本上确认了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但缺乏说理，对理论界的研究缺乏回应，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基于以上对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公司承包经营问题上的研究和处理的总结和评析，笔者对该问题作一番梳理，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鉴于实践中出现的基本上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承包经营问题，笔者将以有限责任公司为基点讨论。
关于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问题，有三种意见：有效说认为，公司承包合同是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应当受到保护。公司法关于治理结构和利润分配的规则并非强制性的，应当允许当事人根据合意对此改变；无效说认为，公司法关于治理结构和利润分配的规则是强行性规则，公司承包会破坏公司的分权治理结构，对承包费的约定也会破坏公司法确立的利润分配规则；折中说认为应当区分公司形式给予不同对待，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放松管制。
由理论界的争论看来，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效力认定的焦点在于公司法上强行性规范与非强制性规范分野的问题。但目前大部分人只是从公司法的发展理念和民商法的基本原则观念去分析，从具体规范的解释和实证上的考究方面去研究的人极少。因此笔者希望从这两个方面去探讨这个问题。只针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笔者就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规范的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既属合同，判定其效力的法律依据自然是《合同法》和《公司法》规范。《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数种情形，理论界争论的关键在于（五）项，即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是否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由此，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认定就看其是否违反了公司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由此，两个问题需要作出判断：一是《公司法》中关于有限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利润分配的规范是强制性的还是非强制性的；二是若认为其为强制性规范，此两类规范是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还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公司法》第38条、47条、50条、54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的职权范围进行了规定，这四条的制定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司内部的分权制衡，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从文义解释上讲，该些条款没有“应当”“必须”等强制性词汇，也不好直接认定是任意性规范，因此该种解释方法无法判定其性质。从体系解释上看，《公司法》第38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第47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第50条规定：“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38条和第47条对股东会职权、董事会职权的表述是“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而第50条对经理职权的表述是“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体系解释可知，对于经理的职权，公司章程能够变更《公司法》的规定范围，而对于《公司法》关于股东会、董事会的职权的规定，公司章程只能补充未规定的职权，不能变更已作出的规定。再者，从整部《公司法》来看，对于公司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替代的选择性或任意性规范，《公司法》都作了“例外除外”的说明，而在这几个条款所确立的公司治理结构上，并无其他选择。由此可知，立法的意图是要求公司建立该四个条款所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结构无疑。因此这种结构性规范应当是强制性规范。
那么这种强制性规范是效力性的还是管理性的呢？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2007年5月30日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两个规范作了阐述：“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我们以该观点来看公司法结构性规范的性质。首先，《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违法其结构性规范的合同条款无效；其次，有限公司利益相關者仅限于股东、管理人员、承包人、债权人等范围，而且作为有限公司来讲，所涉及的人员范围是比较小的，即使承包合同对结构性规范进行了变更也基本不会牵涉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据此，有限公司的结构性规范也仅仅是管理性规范，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即使违反了《公司法》的结构性规范也不会导致合同无效。
而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分配的分配性规则，2005年《公司法》已经将其设置为任意性规范了，因此承包费条款也并不会违反《公司法》的哪条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二、实证的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在实践中广泛存在，如果一概认为其违反了公司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否定其效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从笔者阅读的公司承包的65份判决来看，都认可了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經营合同的效力。在绍兴市中院审理的A置业有限公司与B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中，判决书对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可作了如下解释：“三家股东以承包协议的方式发包合营公司并无不当。在承包协议中各方约定，杭州C公司有权决定合营公司的机构设置和人事任命。（下转第196页）
（上接第193页）该约定系各股东对合营公司治理方式的自主选择。该种情形虽非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之常态，但法律对此并无禁止性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上诉人承包经营合营公司时，对合营公司预期可得之利润应有合理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由其实际经营合营公司、由被上诉人以承包款形式收取固定红利的约定，权利义务均衡。”其他判决书尽管缺乏说理，但相信也应当是与绍兴中院持相同或类似的理由从而认可了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
三、公司制度架构层面的分析
对于具体的承包合同来讲，承包人所获得的权力是不一样的，因此笼统的讲承包会突破公司法规范是不正确的。再者，承包并不意味着公司资本制度、财务会计制度、会议制度、解散清算制度的“破产”。这些规则还是要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执行的。承包经营中承包人所获取的主要是有关经营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通常也仅仅是对股东会、董事会的权力作出暂时的部分限制，这些限制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并不涉及第三方利益，且也仅仅是公司制度的一小部分改变，并不会威胁到整个公司制度架构。而且股东和监事会对承包人仍会依据公司法对承包人享有监督权和诉权，权力制衡体系仍旧存在。
综合以上观点，无论是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还是实证考究的角度，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都不应轻易否定。再者，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部分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即使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有某条款确实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不应否定其他部分的效力。
参考文献：
[1]刘俊海：《新公司法框架下的公司承包经营问题研究》，载《当代法学》2008年3月第22卷第2期。
[2]张如海：《公司承包经营的法律效力与法之规制》，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12期。
[3]李志强，马宁：《公司承包经营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载《行政与法》2011年11期。
[4]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篇4：论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
摘 要 本人是对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探讨。
关键词 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经营 合同
一、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含义和特征
股东承包经营公司是指公司或股东作为发包人与承包股东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将公司的全部或部分经营权在一定期限内交给承包者，由承包者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同时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向发包者支付一定的承包金，并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的一种经营方式。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包经营公司的法律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承包股东对承包期间公司的全部债务负有清偿责任，二是承包经营期间所得的全部税后利润除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上缴的承包金之外全部归承包股东享有。三是承包股东能否取得承包利润取决于自身的经营能力和市场风险等不确定因素，而公司的收益（或说股东的分红）具有确定性。四是发包公司或发包股东事先概括授予承包人在承包期间享受为开展承包经营所必需的广泛经营管理权限，公司治理机构的经营管理权限受到相应的限制和影响。
二、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争议
如何在公司的治理结构、控制经营权的分配、利润分配和财务制度层面上避免公司制度和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之间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我国现行法律还未对此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理论上对股东承包经营公司合同的效力大概存在三种不同观点，即无效说，有效说和折中说。
无效说主要是根据公司机构法定的原则，从对传统意义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违反出发否定承包合同的效力，认为在公司承包中，承包股东以对公司经营承担较大的风险为代价取得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打破了公司法关于内部治理结构的法定安排，从而使股东会和董事会形同虚设；而有效说主要从股东意思自治的精神出发，认为合同法赋予了股东根据真实意思自由约定权利义务的极大权利，认为法无禁止则有效；折中说却区别对待，认为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条款在没有违反公司法中强行性规则的前提下应认定其有效，反之则无效。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只要没有违反强行法的强制性规定，股东之间自由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均应认定为有效。
三、从公司自治的角度看承包经营合同
法律来源于生活，法律的运用不仅要合理还要符合时宜，不能背离社会现实。小型有限公司的股东根据真实意思对公司运营方式所作的自主选择，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不违反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我们就没有理由加以否定和排斥。
2005修订通过的新公司法开创了公司自治的新时代，充分鼓励了公司自治的精神。一方面通过增加倡导性和赋权性规则给当时人以更大的经营自由，另一方面通过赋予公司章程更大的自主权来鼓励公司自治，法律允许公司和股东根据自身情况，对公司章程做个性化设计。研究新公司法我们还可以很容易看出：针对不同的公司类型，即针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公司法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这是因为二者在设立基础、信用基础上也的确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很明显，相比较而言，应当允许有限公司比股份公司有更大的自治空间。新公司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首先，体现在公司章程上，由于有限公司具有很强的人合性，投资者人数有限，具有协商沟通的便利和基础。公司法赋予了当时人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让股东自己制定适合的规则，所以公司章程是以任意性规范为主的，可以自由规范公司内部关系，这是和股份公司大有区别的，股份公司由于其公司规模的庞大，投资人数的庞大和法律关系的复杂，法律不得不对其公司章程涉入更多的干预，不能允许其采取太多的任意性规范。同样，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新公司法把有限责任公司的控制安排和内部纠纷处理更多地交由公司，从新《公司法》的第三十五条规定可以看出，全体股东可以自己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从四十二条可以看出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方式可以由公司章程或股东自己约定，从四十三条可以看出股东表决权的行使也可以由章程自主规定，第五十条还规定有限公司可以不设经理等内容。但是股份公司便有所不同，由于其公司治理经营牵涉了太多投资者的利益和公共利益，结构也复杂庞大，必须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才能有效运行，因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治理结构，需要依据公司法规定的大量强制性规定进行规范运作。
具体到实践中，我们从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例中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的解决中也可以看出：法院对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问题或者回避或者默认为有效，并没有运用其司法权对承包经营问题进行强制性干预。可见，司法在对公司内部关系问题进行干预时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是“内部救济穷尽原则”，也就是说法院也充分尊重公司自治理念，一般情况下，只对纠纷当事人提供程序性的救济，并不对其内部实体的权利义务进行干预，除非在自治失效的情况下，或者有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或严重损害公平的情况下，司法才进行适当干预。因此，在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和承包合同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公司承包经营有其存在的正当性。
实践也同时证明：承包经营模式确实又能使一些经济效益差，业绩不佳的小公司得以“重整旗鼓”，甚至“起死回生”，赢取了令发包公司和承包股东均满意的结局。所以，公司内部承包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大经营者们只要选择了承包经营这种模式，也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争取使承包经营这一运作模式为有限公司市场带来更蓬勃的生机。
参考文献：
[1]宁金成.公司治理结构——控制经营者理论与制度研究.2007.3.
[2]李德智.公司法新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12.
[3]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
[4]张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篇5：划小承包经营合同范本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效力认定
一、权利凭证问题
就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而言，判定互换合同是否合法的首要前提是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一般情况下，法官会依据司法解释[1]，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双方享有该权利，则互换合同的双方均须有土地权证。但若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没有土地经营权证并不直接导致合同无效，而是要审查双方是否都享有互换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发包方与承包方订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才是确定该项权利是否存在的根本，登记并颁发土地经营权证仅是权利设立后的公示公信，起到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作用。故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如出现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三者记载内同不一致时，应以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为准。
二、互换合同主体范围
1.互换合同主体是否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依据《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目前实务界主流观点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但笔者认为不妥，该条款仅明示对同一集体的土地之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行互换，未明确排除不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的互换行为，其强调“同一”的重点在“地”不在“人”。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在互换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为一种优先选择权。由此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互换方式流转，可以但不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故在当事人双方各自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均未提出异议，或主张享有优先权的情况下，互换合同不因双方不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无效。实务中亦有法官采纳此种观点。
2.承包户代表的个人行为，其效力是否及于承包户全体成员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承包主体是农户，即，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有两个要素，一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另一个是“农户”。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承包的承包经营权主体是“户”，而非“个人”，这对实践中处理好相关问题非常重要。
三、形式要件欠缺的合同之效力
通过对大量案例研习笔者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的形式要件欠缺成为诉讼中当事人请求认定该类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之一。具体有仅订立口头互换协议、未在发包方处备案等，但这些均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首先，就书面合同而言，《农村土地承包法》虽在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规定流转时“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但未规定形式欠缺时合同归于无效，故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故未订立书面合同并不会导致合同归于无效。其次，就备案而言，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只要双方达成合意，该互换合同就发生法律效力，未备案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但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综上，一般形式要件的欠缺并不会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无效。
四、改变土地用途问题
承包方之间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其目的多是为耕作需要，实务中存在大量互换土地后，至少一方改变原土地表面附着物乃至改变部分使用性质的情况。此时何为“农业用途”即成为双方的争议核心。对此，审判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一方擅自在调换的责任田内改建等情况属于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合同应归于无效。第二种观点认为：此类改建是为了进行规模化农业生产，并未改变用途，而是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和价值，因此合同有效。
针对这一问题，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上述行为应当是禁止的，而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判决》规定，又是倡导和鼓励的。笔者认为，除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承包耕地不得流转用于他用外，其余承包地流转用作养殖、花木基地等，不属于政策和法律禁止的内容，应当认定为合法。
五、其他方式的承包可否参与问题
实践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还涉及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参与的问题。对此《土地承包法》无明确规定，试分析该法的体系结构，在家庭承包一章，明确互换可以进行；在其他方式承包一章，流转方式中并未出现互换这一方式，可见对于家庭承包与其他方式承包依据土地性质是有所区分的，但亦不可武断的认为不可互换。笔者认为，这里包含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同为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营权的互换问题。互换土地的土地性质及取得方式上一致，故可参考适用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互换原则。第二，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互换问题。这两种通过不同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使用性质上存在差异，故对该种的互换在管理上应与前述不同，若其并未从根本上对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构成影响，依据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则可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审判实务中，法官在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效力的时应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目的综合考察，不可以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就否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尊重意思自治，保障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1]王必伟，王乐.“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行政案件的审理”.《人民司法》，2013年第11期.
篇6：划小承包经营合同范本
2008年10月29日，韩某与詹某就韩某为户代表承包的3亩菜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韩某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詹某，转让期限为10年，詹某一次性交付转让费人民币12万元。双方当事人以及证人陈某在协议书上签字按印。协议签订当日，詹某交付转让费用人民币12万元，韩某将土地交付詹某使用。2010年4月，韩某以该合同没有经过发包方同意为由提出解除合同，并在詹某已经耕种的土地上种植其他作物。詹某多次要求停止侵害无果，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韩某停止侵害并继续履行合同。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性质，合法有效，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均已履行主要义务。被告要求解除合同没有法律根据，双方应当按照原合同履行。遂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五十六条规定，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
韩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上诉方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稳定的收入来源，发包方出具的证实虽未以此为不同意的理由，但该理由是客观存在的，故可以认定发包方不同意转让具备法定理由。因此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对被上诉人詹某提出的继续履行合同、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故二审法院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民事诉讼法》 判决撤销原判，确认韩某与詹某签订的协议无效。
观点评析
本案中两审法院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其原因在于两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的认定不同，即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韩某与詹某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是从合同的构成要素来进行判定的，认为其符合合同法对于合同的有效构成要件的相关规定，因此判定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二审法院认为该合同没有获得发包方的同意，而发包方又具有不同意的合法理由，因此该合同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笔者赞同二审判决的认定意见，其理由如下：
1.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条件
在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和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是公民集体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项权利的权利主体为公民或集体；权利客体为集体所有土地或国家所有由全民所有制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权利内容由合同约定。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物权还是债权，我国学界历来就有物权说与债权说之争。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物权的观点，主要出于以下理由：（1）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所直接规定的权利，并且学界通常认为该节是对物权制度所作的规定；（2）承包人对所承包的土地有在法律和合同规定范围内直接控制、利用的权利；（3）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笔者认为，判定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转让方是否具备法定的转让条件。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而已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根据这一条我们可以看出，转让方需要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土地是民生之本，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拥有以及转让权利才能更好di 保障土地的合理使用。
第二，受让方是否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受让方应当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
第三，须经发包方同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人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
第四，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对农户之间自愿合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共同发展农业生产，法律是支持的.但是我们需要把握入股的界限，入股应当是发生在承包人之间的，不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成股份来投资到经营性的公司当中。
认定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综合考量，四项要素都具备.一般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有效，欠缺其中任何一项，都会造成效力上面的瑕疵。
2.本案转让协议的效力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我国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的转让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虽然合同法对合同的规定更多的是强调意识自治原则，但是由于土地是民生之本，法律需要通过对土地的流转进行特别规定才能更好地保障土地的合理利用来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享有。
在本案中双方通过转让协议的形式来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本案的焦点就是此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判断效力问题，我们应当从上文中提到的转让的四个条件入手。首先是转让主体是否具有转让的法定条件。根据案例分析来看，虽然韩某并不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由于这点更多地是从学术上面的分析，无法找到法律依据直接判定协议的无效，因此司法实践中无法直接判定其协议是无效的。其次，本案中的詹某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具有受让人资格，詹某受让此土地是用于农业生产，因此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后一点也是本案需要讨论的就是此协议是否受到发包人同意以及是否存在合理的法定理由来对抗发包人的未表态。
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来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需要发包方的同意。发包方是否同意，我们应当通过双方转让合同书上是否有发包方签字盖章明示批准同意转让来进行判定。本案中只有双方当事人以及证人签字，并没有发包方签字，因此此案中并没有得到发包人同意。
nlc202309040142
针对是否需要发包人同意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还作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拖延表态的，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此案中是否能够以发包方无法定理由拖延表态作为依据来认定转让协议有效呢？关于这一点，根据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可以总结如下几点法定理由：1、承包方不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关于这一点，由于合同签订时可能出现转让方是出于生活所迫或者偿还债务的情况，因此更多地需要发包方来把握这个情况，从而来保证农民的切实利益以及生活保障。2、转让不符合平等、自愿、有偿原则，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平等自愿有偿原则通过发包人的法定理由来得到实行。3、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人需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关于这一点与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条件相吻合。4、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方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应当用来从事农业生产，不能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5、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优先权。当出现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竞争转让权，在转让时间、转让费和内容等方面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转让方转让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发包人就可以以此作为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延迟表态。
在本案中虽然发包人并没有明确提出承包方不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个法定理由来不同意双方的转让协议，但是这个理由是事实上存在的，而且发包人并没有签字，可以默认为发包人以此为法定理由不同意此转让协议。转让协议是没有经过发包人的同意的，因此本案中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
本案中一审与二审的判决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是，一审更多地是从《合同法》的角度来考虑本案协议的合法有效问题，却并没有意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殊性。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经发包方同意其实就是一种审批权，因此转让协议除了需要符合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以外，还需要按土地承包法的特别规定，得到审批才能够生效。因此本案中虽然存在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但是更好地是从审批方面来进行判定，从而得出其无效的结论。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虽然本案根据《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得出其无效的结论，但是实际生活中，由于农村是个熟人社会，土地承包权的转让一般也为同村村民和村组干部所知，作为发包人的村委会也大都通过默示同意的方式不加干预。因此，本案可否认为村委会默示同意，值得进一步思考。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