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图瓦克文化中心（共3篇）
篇1：融入社区的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
融入社区
该项目注重处理城市公共空间和养老中心专属空间的过渡关系,选址充分利用了现有地块的有利条件,将入住老人的生活融入到居住街区之中。
6.多功能大厅
在公共配套设施上,考虑到参与性和互动性,将多功能厅和滚球游戏场(一种法国的传统运动游戏)布置在社区中比较醒目的位置,街区中所有的居民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些设施,用于组织欢庆活动或家庭聚会。
此外,养老中心停车场的配置同样兼顾了周边街区服务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与周边的环境相协调,扩建部分的立面沿着用地两侧的道路延伸,中间围绕着一个对外部开放的绿化庭院。
模块立面
从外部识别建筑内部的不同功能是一个有助于项目融入周边环境的重要手法。因此,项目还需要重点考虑不同视角的问题。养老中心东侧的立面由几个不同的模块组成,每个立面模块都代表一种功能。
7~8.家庭化室内设计
9~10.平面布局图
建筑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主要围绕阳台、露台和花园等元素展开。为了加强建筑的多样性,项目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材料来呈现类似公寓或独立住宅的建筑语汇,例如用混凝土建成的犹如金色窗帘的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定制空间
对于老人来说,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可能是造成他们焦虑和困扰的根源,为了趋避这些现象,他们需要重新找到一些自己熟悉的特别标识和事物。因此,养老中心房间的设计尤其注重家庭化,每个房间都配置了一个无障碍小厨房和洗浴间。室内墙面的颜色和材料也可以由入住老人自由挑选。
11~12.房间三维立体图
篇2：格陵兰文化遗产的归还
归还的步骤
文化遗产的归还是一个涉及很多程序的复杂现象。由于此类争端多与殖民或外国占领时期遭侵占的物品有关，所以归还就不仅仅是博物馆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广泛的诸如政治、法律、道德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涉及到国际法、人权以及文化认同等问题。而且，归还争端的各当事方也具有多样性，它们包括原住民社群的代表、后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民族国家、科学界、联合国系统的有关代表，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各当事方似乎都可以对涉案文化遗产提出合法的主张。
在格陵兰的殖民时期(1721—1953年)，岛上居住着数量可观的丹麦人和挪威人，而来自国外的科学家从居住在岛上和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Inuit)处获得了大量的民族学材料及其他物品。这些物品现今是丹麦和欧洲其他地区王室及博物馆藏品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格陵兰东部和西北部曾开展过系统的民族学物品收集活动，所获物品后来存放于丹麦国家博物馆(Danish National Museum)。20世纪，丹麦在岛上又进行了文物收集活动，之后丹麦国家博物馆形成了六个方面的重要收藏：格陵兰维京时期(Viking Age)的藏品，有关因纽特人过去的藏品，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民族学物品，19世纪中期的水彩画，格陵兰史前时期遗址的档案资料，以及格陵兰历史的口述材料。
1979年，格陵兰获得自治权。自1981年1月1日起，所有与博物馆和古迹保护相关的事务归格陵兰自治政府管理，其结果之一就是格陵兰国家博物馆的建立。此后，该博物馆开始与丹麦国家博物馆对话，要求归还部分藏品。关于这些藏品的归还问题有几个特别的争论点。
第一，格陵兰人民理应能够直接面对自己的史前历史，这几乎是所有去殖民化的殖民地人的共同心愿。为获得此项权利，殖民地人曾经展开多次艰苦的斗争与讨论，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不过，我们的丹麦同事完全认同这一目标，而且丹麦与格陵兰之间的讨论完全建立在尊重这一共同目标的基础之上。丹麦国家博物馆甚至宣称丹麦庞大的收藏足以让双方来共享，此立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陵兰自治之前就已公开。第二，双方的政界人士也对归还文物一事表示支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过政界人士认为，具体的操作应该由双方博物馆界的专家来进行。第三，创建格陵兰国家博物馆的这一举措表明，格陵兰愿意担起责任，创造合适条件以保管文物。
自20世纪初期开始，格陵兰人对归还其文化遗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直接面对有关自身历史的物质文化遗产是建立格陵兰人身份之历史意识的重要因素。1966年建立的格陵兰博物馆为文化遗产的存放提供了必要的设施，到1980年，该博物馆被改造成了格陵兰国家博物馆与档案馆，并着手与丹麦国家博物馆就某些格陵兰遗产的归还问题进行磋商。两家博物馆很快就文物划分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且获得了双方政界的同意。1983年10月，双方签订了协议，此协议于1984年1月1日生效。
协议的要点大致如下：(1)格陵兰应该有能够体现其史前各个方面特征及涵盖国家各个地区的藏品；(2)两类藏品均应该能够适用于普及、研究和教学之需；(3)成组的藏品或器物不应人为地予以分离。如果这个原则难以操作，则两馆间应协商文物的租借或永久租借；(4)对文化身份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发现或物品，以及与宗教事务有关的材料理应归还格陵兰；(5)应该交换关于藏品的信息，至少是关于藏品的重要信息；(6)应该在丹麦留有足够的材料，以便开展研究和在丹麦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提升格陵兰的影响；(7)有关丹麦国家博物馆在格陵兰活动历史的文物应该留在丹麦以保持丹麦历史的完整性；(8)双方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应该能够不费力地从对方借出材料；(9)建立一个涵盖格陵兰所有史前遗址的电子数据库。
目标及收获
格陵兰国家博物馆的目标是能够用最好的材料举办关于格陵兰史前史的公共展览，并寻求建立能够支撑格陵兰大学的学生，甚至吸引国外的学者从事史前和历史科学研究的藏品体系。同样重要的目标还包括，能够为未来的格陵兰历史研究奠定基础，为地方博物馆提供必要的格陵兰藏品。它还希望设立能够提升格陵兰国际知名度的展览。另外一个目标是建立格陵兰史前遗址数据库，以备遗址在未来遭破坏时修复之用。
那么，博物馆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这些目标呢?今天，格陵兰国家博物馆已经拥有1，158件高质量的民族学藏品、约28，000件考古文物、一些早期格陵兰艺术的重要收藏，以及20世纪全套鼓乐记录的复制品。在这里，格陵兰的公众可以接触到自己有文字记述前后的历史，同时，国家博物馆也是科研、展示和管理方面的重要参与者。
在归还的最后阶段，某些重要的藏品在移交格陵兰当局之后，其管护工作仍由丹麦相关机构负责。这些藏品包括：所有从墓葬中出土的人体遗骸(骸骨及干尸等)，所有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所有维京时期格陵兰特有的欧洲中世纪服饰。由于格陵兰国家博物馆还没有能力很好地保存这些藏品，所以它们被继续存放在丹麦。尽管这些财产属于格陵兰，但是代为保管的丹麦博物馆有责任将其妥善地用于国内及国际研究。不过，格陵兰国家博物馆在格陵兰人体遗骸的研究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它要求博物馆人员对每一份研究申请进行仔细的评估。归还的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格陵兰人感到整个归还过程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友好的，为今后双方的互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在殖民时期失去了自己必不可少的文化遗产的格陵兰人来说，归还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归还也是恢复其文化自豪感及身份的无法绕开的程序。因为定义格陵兰与丹麦关系的法律工具不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所以格陵兰人只好诉诸道德与后殖民时代的观念。
被占有的异文化的文化遗产必须被置于其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在格陵兰一丹麦的殖民背景下，对因纽特人的民族学物品、文物及人体遗骸的占有和出口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今天，我宁愿相信此种占有具是善意，它发自于拯救文化遗产免遭遗忘的良好愿望。此种占有也应该通过研究人类的发展与进化而对科学有益。但是，此种占有却使因纽特人的文化面临逐步被分解的命运——这是目前学术界正在讨论的欧洲对格陵兰文化的占有问题的一部分。
对于格陵兰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归还的数千件考古学及民族学物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我们、我们的身份和文化背景等意义重大。尽管这是与从前的殖民者丹麦之间的合作，但是归还的过程是一种成功的合作经验，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冲突，这为今后富有回报的伙伴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作为因纽特人的一员，我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在过去若干世纪的集体经验告诉我，只有尊重其他文化，才能达到世界和平。我们通常可以在不同文化与民族对待别人的态度中找到文化之间紧张和冲突的根源。没有相互的尊重，我们永远也不会获得相互的理解。
篇3：丹麦归还格陵兰文化遗产
1982-2001年，丹麦和格陵兰在博物馆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并最终促成丹麦国家博物馆向格陵兰国家博物馆与档案馆归还约35,000件考古出土文物和民族学物品，这一过程后来被称为Utimut，即格陵兰语中“归还”的意思。
殖民时代的收藏与归还要求的正当性
如果要理解双方伙伴关系的特点和意义，就应该了解丹麦一格陵兰的关系以及丹麦这批藏品的历史背景。1721年，丹麦一挪威传教士汉斯·埃格德(Hans Egede)在格陵兰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点，其位置就在今天的格陵兰首府努克(Nuuk)，并成为此后两百年间丹麦在格陵兰的殖民政府的基地。这期间(1721—1953年)，丹麦官员、极地探险家、传教士等开展了相当多的文物收集活动，大批民族学和考古学物品以及人体遗骸等被运到丹麦。格陵兰作为丹麦的殖民地，其文化遗产的管理与研究是丹麦当局的职责之一，最终丹麦国家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北极藏品的拥有者。与建立博物馆机构和争取独立相关联，格陵兰要求归还这些物品已经有大约一个世纪了。
从一开始，格陵兰人就将文化遗产的教育和启蒙作用置于归还要求的中心位置。早在1913年，南格陵兰地方议会的约斯科瓦·克莱斯特(Joskva Kleist)就指出，“除了墓葬中所发现的物品，格陵兰人没有别的历史资料，所以这些物品对于我们了解祖先的生活方式来说极为重要，我们的人民需要有机会看到他们曾经使用过的武器和工具。”。
1908年格陵兰获得有限自治，几年后它提出了最初的归还要求。1953年，法律情况有所变化，格陵兰从丹麦的殖民地变成丹麦共同体的一部分，此后不久，格陵兰牧师和作家奥托·罗辛(Otto Rosing)提出了一个与40年前相似但更为完善的归还要求：
我们的年轻一代无从了解其祖先的心灵手巧和杰出成就，因为我们没有可以展示这些的相关工具和作品……今天生活在格陵兰的人几乎被剥夺了一切——古代的发现和国家的珍宝——几乎所有东西，都被堆在、锁在哥本哈根。
当传统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诸如制作和使用皮船、狩猎海豹和鲸鱼等，更多地让位于西方的习惯而变得越来越难以传承时，了解前殖民时期对于格陵兰人身份的形成来说十分有益。因此，后来的归还过程不断地强调文化遗产与身份问题的紧密联系。2001年，格陵兰政府首脑乔纳森·莫兹费尔特(Jonathan Motzfeldt)表示，“从心理上说，将自己的文化遗产摆在身边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人们获得正确的身份极为重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历史是什么?每个人都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1913年和1954年的归还要求并没有得到积极地回应。丹麦国家博物馆民族学藏品负责人、后来也是归还要求的主要答复者黑尔格·拉森(Helge Larsen)将原因归结为当时格陵兰的殖民地地位，“我们必须坚持相对于丹麦国家博物馆来说，格陵兰的博物馆不过是省级博物馆，而那些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的物品应该被送往并保存在丹麦国家博物馆。”
殖民地地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丹麦人还对藏品的专业保管问题有所顾忌，因为当时格陵兰其实并没有博物馆或类似的机构可以适当地存放这批藏品。1966年，格陵兰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博物馆，1978年，该博物馆迁往新址，拥有了可以保存和研究藏品的现代设备，还与丹麦国家博物馆就考古发掘等事项展开合作。尽管这时文化遗产的管理权还在丹麦方面，但是以此为起点，格陵兰开始开展相关物品的管理、保存与展览等工作。
归还过程
自20世纪70年代起，要求自治和独立的呼声在格陵兰不断高涨，经过与丹麦的谈判，格陵兰最终在1979年获得了自治。自治法同时还包括一系列的立法项目，其中就有博物馆以及关于对文化遗产和遗址保护方面的政策。最后，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等职责被移交给了自治政府，1966年已经建立的博物馆也获得了国家博物馆的地位。这样一来，新博物馆的藏品难以适应国家地位的问题一下子变得非常突出，归还问题也受到空前的关注。同时，在新的政治条件下，丹麦的主流意见也承认将部分藏品还给格陵兰是应该的，“格陵兰人民应该拥有这些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物品。”代表此积极态度的首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措是，1982年，由格陵兰的猎人与艺术家詹斯·克鲁兹曼(Jens Kreutzman)和“康艾克的阿仑”(Aron of Kangeq)绘制的一批独特的水彩画藏品被归还给了格陵兰。这只是个开端。1983年，丹麦和格陵兰博物馆成立了一个探讨和负责归还问题的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三名由格陵兰自治政府指定的成员和三名由丹麦文化部指定的成员。六名成员都具有博物馆而非政治方面的职业背景。为了划分丹麦的收藏，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1984-2001年间，委员会提出了九项具体的归还建议，每项均围绕一个特定的地区或者特定的遗产类型，比如东格陵兰的文化遗产，两格陵兰的因纽特人服饰，因纽特人或者欧洲人的遗骸等。所有这九项建议均获得委员会成员的一致同意，并最终获丹麦文化部批准。
归还问题的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要确保两家博物馆持有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不区分出自哪个民族，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在格陵兰，不仅因纽特人的东西，也包括挪威人的物品(后者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定居者在中世纪时创造的)都被看作是格陵兰的文化遗产，两个民族都曾经在今天被叫做格陵兰的这块土地上生生死死。另一个特别的方面与人体遗骸有关。考虑到人体遗骸的特殊敏感性，委员会例外地决定不对它们进行划分，而是不管其所属种族统统予以归还(包括971具因纽特人、359具欧洲人和316具不明种族者的遗骸)。这一决定可能受到早些时候丹麦向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社群归还人体遗骸以便将其重新掩埋的经验的影响。而在格陵兰案例中，人体遗骸和其他的考古与民族学资料一样，只是属于有科学价值的一类资料，人们对其并没有予以特别的关注，因此出于道德或者宗教考虑对其重新予以掩埋并没有被提上日程，同时由于在格陵兰缺乏对其进行研究和保存的条件，格陵兰方面决定将这部分归还的藏品永久地保存在丹麦。
最终的结果是，大约10万件考古和民族学物品留在丹麦，约35，000件被归还给格陵兰，得以与其已有的考古类藏品相汇合。这样，两家国家博物馆今天拥有着同等重要的收藏。除了实际的归还行为，归还的过程还包括保护这些遗产的切实努力。两国共
建了一个数据库，对所有的藏品进行照相存档和数字化登记，并且在两地举办了多次的联合展览。
归还并不意味着两国博物馆合作关系的结束，相反，它为开展科学研究及知识交流等更深层次的合作开辟了道路。根据两国博物馆达成的伙伴关系协议，丹麦国家博物馆在2000年建立了一所格陵兰研究中心(SILA)。2002-2008年间，该中心和格陵兰国家博物馆与档案馆合作，在格陵兰开展了考古和民族史研究，并在两国开展了多个教育和知识交流项目，其中包括为格陵兰、丹麦和国际学者举办考古田野培训等。
成功的合作
“友好的气氛与任务导向型的平等伙伴关系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在回忆归还过程时，当时的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黑尔格·舒尔茨一洛伦森(Helge Schultz-Lorentsen)如是说。丹麦与格陵兰博物馆之间的成功合作随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一再被描述为未来文化遗产归还的样板以及“前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合作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范例”。
这种友好的合作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批收藏的规模多达13万件，显然对如此规模的藏品进行划分比对少量的藏品进行划分要容易一些；第二，先前的殖民关系也非常重要。几个世纪以来，格陵兰受到丹麦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影响，面临文化遗产管理问题时当然也是如此。直到最近。大多数的格陵兰博物馆业务骨干或者是丹麦人的后裔，或者受的是丹麦式的教育。因此，格陵兰的博物馆几乎和丹麦博物馆如出一辙，强调对藏品的保护、研究以及知识的分享传播。丹麦国家博物馆按照《国际博协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对出于宗教或道德考虑的归还要求抱有同情，而格陵兰博物馆从教育与博物馆工作角度提出的归还要求也当然被看作是合情合理的，归还并未涉及人体遗骸的重新安葬和宗教物品的再利用等复杂问题。
但是，丹麦和格陵兰在文化遗产问题上的共同点并不仅限于此。同样必须指出的是，丹麦支持并与格陵兰分享同一观点，认为文化遗产是国家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因此成为一件国家大事。这一点不同于2002年全球18家重要博物馆签署的关于普世性博物馆价值的声明。如果丹麦国家博物馆不是国家的而是百科全书式的、大都市型的博物馆，热衷于泛人类的收藏和普世性共享，那么格陵兰要求归还文物的诉求将很难得到认可。相反，当格陵兰获得自治时，丹麦觉得将部分藏品归还并以此促进有利于自治和独立的政治发展进程也是件自然的事情。
总之，整个的归还过程体现了一种基于信任和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并为未来丹麦和格陵兰博物馆间的合作提供了理想的平台。此外，正如已经指出的，这种伙伴模式也提供了参考，以帮助解决其他的前宗主国与在殖民时期遗失了自己的文化遗产并打算建立自己的博物馆的殖民地国家问的问题。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归还也部分得益于作为合作伙伴的博物馆间分享特定藏品的需要，如果归还的目的超越了博物馆工作的限度，这样的模式则未必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