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抗诉申请

民事抗诉申请（共8篇）

篇1：民事抗诉申请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贾小刚，男，1965年10月7日生，汉族，晋中市榆次区居民。

被申请人安茹，女，1973年3月10日生，汉族，晋中市教育局招生办职工。

被申请人赵永刚，炎，1972年6月29日生，汉族，住晋中市榆次区郭家堡乡聂村2-27-2户。

申请执行人韩福兴，男，1962年4月17日生，汉族，住长治市郊区故县石长路6号院463号。

申请抗诉请求

1、请求晋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晋中中法执异字第00009号执行裁定书提起抗诉，要求法院撤销该判决书，并改判对榆次区国税局龙田小区2-1-102号房产及榆次区聂村别墅小区南至北第五排，西至东第七栋别墅继续执行，将上述房产或上述房产所涉及的权益，执行给申请执行人韩福兴。

2、请求晋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晋中中法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抗诉，要求法院撤销该判决，并改判安茹对所欠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事实和理由

一、案件经过

2010年韩福兴向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贾小刚安茹借款纠纷，晋中市中院经审理后，下达了（2010）晋中中法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贾小刚偿还300万元欠款本息。驳回韩福兴对安茹的诉讼请求。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晋中中院对贾小刚名下的龙田税务局宿舍房屋，贾小刚出资100多万元向赵根林购买的聂村别墅房屋进行了查封。

案件审结后，韩福兴向晋中中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安茹、赵永刚提出异议，安茹称对贾小刚名下的龙田税务局宿舍房屋拥有所有权，赵永刚称对贾小刚出资100多万元向赵根林购买的聂村别墅房屋拥有所有权。

晋中中院开庭审理后下发了（2011）晋中中法执异字第00009号执行裁定书。

以上为案件的来龙去脉。

二、关于龙田税务局宿舍房屋问题。

贾小刚原系税务局职工，其于2002年12月2日与安茹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时双方为逃避债务，将全部财产均约定给了安茹，离婚后双方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并在同居期间向韩福兴借了本案所涉300万元债务。双方离婚当时，税务局房屋刚开始集资交款，首笔7400元是离婚前交纳的，其余款项均是在离婚后由贾小刚交纳的。此为基本事实。

根据以下法律规定，本案贾小刚对该房屋享有物权。法院对被执行人贾小刚名下的物权进行查封、执行，行为是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条：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

因此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贾小刚拥有税务局宿舍房屋的物权，也就是所有权。

而根据离婚协议，安茹所享有的仅仅是债权，与韩福兴一样地位的债权，不能对抗物权。韩福兴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执行贾小刚名下的物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且安茹之债权是双方离婚时为逃避债务所形成的，依法恶意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是无效的，故安茹串通设定于该房屋上的债务是无效债权。

根据双方离婚的时间来看，房屋的大部分款项是在贾小刚离婚后由贾小刚支付的，根据法律规定，这部分款项及相应的财产权属民法上规定的赠与行为，赠与行为交付才生效。贾小刚现在没有交付，也不再交付，故赠与行为尚不生效。不生效，财产仍是贾小刚的，法院是可以执行的。

根据双方集资的房屋的性质属于单位内部的集资房，其房屋产权只能单位内部人员享有，外人不得享有，故根据此性质，安茹不能享有此房屋的性质。

（2010）晋中中法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中提及了离婚协议，此种作法属审理了，原告起诉范围以外的内容，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告不理的原则。在重要的当事人贾小刚没有参与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没有通知当事人贾小刚就此部分内容进行应诉答辩的情况下，对该离婚协议在本院认为中作出评判，其行为严重违反程序性法律规定，属重大错误。且该评判仅涉及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并没有涉及本案所涉房屋的物权归属问题。（2011）晋中中法执异字第00009号执行裁定书据此认定，房屋物权归属于安茹，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违反了程序性法律规定。

综上，法院对税务局宿舍财产应予以执行。

三、关于聂村的房屋问题

1、该房屋的买卖事实存在

证据有（1）双方签订的买卖协议；（2）银行汇款手续。协议签订了，钱付了，那么贾小刚必须享有权利，享有协议上的权利，享有其所付款范围内的权利。（3）贾小刚所享有的权利为该房屋或该房屋的现值价款。根据买卖合同，贾小刚拥有该房屋，则该房屋应以市场价值得到执行；如因出卖人赵根林的过错导致房屋买卖无效，那么根据过错赔偿原则，赵根林应退还价款并赔偿房屋升值利益，这两项的总和仍是房屋现值。

2、执行行为有效。

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对贾小刚此部分权利的查封、执行是有效的。贾小刚自愿将这部分利益转让于申请人，行为也是有效的。

3、（2011）晋中中法执异字第00009号执行裁定书对此问题处理上的错误在于：

执行案件就是执行被申请人财产，本案由于别墅房屋是在农村土地上建设的，其房屋性质可能导致贾小刚购买此别墅行为无效。但即使如此，贾小刚在此房屋上享有债权，即支付了100多万元的购房款的债权，享有因房屋买卖无效而向赵根林索赔的债权。这些债权是贾小刚的财产，是可执行的财产。晋中中院在处理此问题上，否认产权后而不对债权进行评论，不对债权进行执行，其结果是帮助了债务人赵根林，使其持有他人的财产，而不受追究；严重侵犯的申请执行人的利益，明知被执行人有财产而案件却无法得到执行。

四、关于（2010）晋中中法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中存在的错

误。

1、该判决否认贾小刚与安茹同居共同生活的事实是错误的。其进行错误认定的方法是将不同时间的事实搅在一起。本案的时间点有以下几个：

贾小刚与安茹以合法夫妻共同生活； 两人于2002年12月2日离婚；

离婚后，两继续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期间于2008年7月1日借韩福兴250万元，2009年5月6日，又借50万元，并出具300万元的借条。

两人于2008年月发生矛盾后分开，解除了共同生活。以后安茹又和他人结婚。

晋中中院判决，以不同时间点的事实来否认同居共同生活的事实。即离婚和又结婚两个时间点的事实，否认非法同居共同生活期间的事实。这是一种逻辑错误——偷换时间概念。因此该判决就此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

2、该判决未查明该借款中的250万元的承兑汇票，实际上是安茹直接贴现取走的事实，250万元是安茹拿走了的事实。本案判决后，经长治市公安局侦查，该局有证据证明250万元是安茹拿走了的证据材料。此重要证据证明了，在安茹与贾小刚共同生活期间，两人共同借款，所借款项由安茹取走的事实。证明了贾小刚与安茹共同借款，应共同偿还的事实。一审未查清以上事实，作出错误判决，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晋中中院在韩福兴诉债务纠纷一案的审理和执行中，偏袒安茹一方当事人，在作出错误判决后，又作出了错误的执行裁定，严重侵犯了债权人韩福兴的合法权益，也侵犯了贾小刚的合法益，现本抗诉申请，请求对本案所涉判决书及执行裁定书提出抗诉。

此致 晋中市人民检察院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申请人：

篇2：民事抗诉申请

申请人：XX（一审诉讼地位、二审诉讼地位、再审诉讼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工作单位、有限联系方式。

（申请人为单位 的，写明单位名称、住所地、写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职务）

其他当事人：XX（一审诉讼地位、二审诉讼地位、再审诉讼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工作单位、有限联系方式。

申请人因与XXX纠纷 一案不服XX人民法院作出的XX号民事判决书，申请人已于XXXX年1月1日向XXX法院申请再审，法院于XXXX年1月1日作出驳回再审申请裁定（或者法院至今未作出裁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出监督申请。

请求事项

1、申请人不服XXXXX人民法院作出的XX号民事判决书，请求XXX人民检察院依法就上述判决提请XXX人民检察院向XX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请求XXX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XX人民法院抗诉，并监督XX人民法院依法提审本案，撤销XX人民法院作出的XX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或驳回XX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 ………… 此致

XXX人民检察院

敬礼

篇3：民事抗诉申请

一、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概念辨析

(一) 程序启动权

再审之诉, 就是将宪法所规定的申诉权利, 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利, 提升为一种诉讼权利。[1] 《民事诉讼法》第178条, 明确了当事人是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 由此可知, 当事人享有再审程序的启动权。当事人作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 要想享有进入审判的诉讼权利, 前提是必须取得合格的“诉者”身份;诉权是当事人民事诉讼法上“实然”的权利, 也就是基于诉权, 当事人取得“有权”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权利。而该项诉权通过当事人的行使转化为程序的启动权, “诉权”给予当事人参与再审程序的场景, 而启动权则给予当事人打开场景的钥匙;当事人申请再审是打开场景的行为, 而钥匙就是其手中打开场景的权利。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作为当事人手中的一项权利, 由其行使来启动再审程序, 是一项程序启动权。

(二) 裁判请求权

从民事诉讼的“私权”角度而言, 请求裁判权是指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请求, 要求法院做出正义判决的一项私权利。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作为一项请求权, 其最基本内涵应该是一项程序性的权利, 明显区别于审判权、检察权等。同时, 该项权利是一种可选择性的权利;当事人可自由行使的一项程序性权利, 当事人基于其自身的意思表示, 其可选择请求法院审理裁判, 也可选择放弃请求法院审理裁判, 法院、检察院都无权干涉。作为一项受益性的权利, 实质上是请求法院积极地予以公正裁判, 从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再审程序一旦启动, 审判权有效实行, 不管结果偏向何方当事人, 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公正的, 也维护了判决的既判力和审判的公信力。所以, 笔者认为, 从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上看,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是一项受益性的裁判请求权。

(三) 期待公正审判权

从当事人的程序启动的期待夙愿来看,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除了期待能启动再审程序外, 更为期待的是程序被启动背后能被公正审判的心愿;从权利的价值取向来看, 审判权的存在是以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等权利为价值取向的, 裁判请求权是审判权存在的前提。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从权利的价值取向以及诉权的角度,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是作为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当事人享有的向法院请求裁判, 并期待获得公正审判的一项程序性请求权。

二、当事人再审申请权的法理内涵

(一) 程序主体性原则

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是从诉讼制度“为谁而存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程序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 不仅不应沦为法院审理活动的客体, 相反, 应赋予对程序的进行有利害关系的人以相当的程序保障。”[2] 我国学者江伟的观点表达的是程序为谁而存在的问题, 他的观点明确地表示程序为当事人而“活着”, 当事人是推动程序向前发展的主体。从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角度, 法院和法官应当赋予和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有自主、自治的权利, 能够自主决定是否起诉或撤诉、起诉和权利主张的范围以及提供何类证据, 并且能够自主选择判决或调解的结案方式, 其表现为是否需要接受再次审判的选择权;一旦行使了, 该项权利就得到了实现, 也随之归于消灭, 新的当事人的权利也会在再审程序被启动之后生发出来。当事人就应当预见由此可能带来的结果并为此负责。程序主体性原则它所强调的是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 仅是程序上的主体, 为的是实现程序性的正义。由此看出,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向法院行使了, 不论法院是否决定启动再审程序, 只要当事人行使了该请求权, 它就符合法律对程序运行的要求, 也就体现了程序的正义。当事人应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 整个程序都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尊严, 保障其行为自由。站在法哲学的角度, 对再审程序启动主体之一的当事人, 在程序启动过程中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从哲学意义上的主体, 到由法所统摄的现实世界的法权主体, 再到诉讼程序之主体, 当事人之主体姿态经历了一个由精神领域到物质领域、由“应然”世界到“实然”世界不断展现的过程[3] 。

由此可见,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所要求的当事人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正是程序主体性原则的基础和应有之意;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内在的精神之一是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自主决定”的权利, 并应免受审判权的干扰, 它从以“权力”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转变为以“当事人权利保障”为中心。这正是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价值所在。

(二) 处分原则

1.从“私权自治”角度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是公民私权领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 它的存在是基于处分原则的内在要求的。当事人的处分权原则的确立最主要是基于对当事人“私权”的尊重和保护考虑, 也体现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最大区别。从宏观的角度而言, 处分原则所包含的当事人的处分权包括对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处分两个方面, 而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属程序权利的处分权, 一方面是再审程序的申请启动权, 这主要体现的是对古罗马法中的“没有告诉人就没有法官”的诉讼规则的延续。另一方面是攻防手段的选择权, 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采取何种诉讼策略、手段, 均由其自己决定。这正如日本著名法学家兼之一所言:“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 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 或是否希望启动再审, 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4] 解决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司法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对诉讼程序的起始、终结以及具体诉讼权利的支配和处分, 均应以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而定。从这个意义上讲, 无论承认与否, 程序主体在诉讼程序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为一定的诉讼行为。而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为当事人提供了选择行使或放弃的空间, 是由当事人的意志来管理该项权利的。

2.从“程序利益”角度

当事人的合意反映了民事诉讼内在的、客观的要求。也就是说, 当事人只有在不压抑自己意愿的前提下与对方共同形成了使双方都满意的关系, 才是解决纠纷的最为理想的途径, 也实现了程序存在的意义。而民事诉讼法承认当事人处分权的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对系争实体权利的支配权, 也是为了使当事人藉此追求程序利益, 以同时维护其受宪法保障的财产权、自由权等。[5] 笔者认为,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所要实现的是对再审程序启动之后期待得到公正审判的程序利益, 它的存在以已存在的实体利益为前提, 在当事人的自由支配下得以行使。它的存在同时也体现了当前法律环境之中当事人“私权自治”理念与当事人追求程序利益的契合。

三、对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建议

(一) 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适用案件类型

笔者建议将其适用的案件类型明确为三类:1) 涉及人事的案件 (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 ;2) 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益的案件;3) 原审存在根本有违审判的正当性等案件。同时, 建议立法机关将此纳入再审申请制度的司法解释范畴, 以保障实现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具体行使范围, 尽量避免模糊规定。当事人的某些诉讼权利具有一定的行使范围, 这个范围规定不明确, 或者确定的范围过小, 不仅均将意味着该项诉讼权利的内容不充分, 而且在行使时缺乏可靠的保障。[6] 因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是否有效, 将由法院来审定。也正是基于此, 法律对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使上的任何模糊规定, 事实上都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强化, 同时是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能量的削弱。

(二) 确定再审程序启动主体行使权限的次序

首先, 对于“涉及人事的案件”及“涉及案外第三人利益的案件”, 先由当事人选择是否行使申请再审权, 如果当事人主动行使申请再审权的, 检察机关则无需行使抗诉权;如果当事人放弃行使申请再审权的, 检察机关不得依职权提起抗诉, 除检察机关基于检察监督职能对严重违反程序正义的私权益案件提起抗诉外。

其次, 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对比检察院抗诉事由的规定, 我们不难看出两者事由是相同的。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的事由尽管与检察院的抗诉事由完全一致, 但从案件的性质和检察权、审判权等公权力的分工方面看,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适用案件的类型与检察抗诉权适用案件的类型是不可能相一致的。对于因“原审存在根本有违审判的正当性等案件”, 当事人如果与检察机关同时行使再审程序启动权时, 建议法院应优先受理当事人的请求;如果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行使申请再审权的, 检察院认为程序问题严重, 影响裁判的公信力的, 检察院可以依其检察监督权提起抗诉;若此时检察院不行使抗诉权的, 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基于对法院裁判的既判力考虑, 既没有侵犯当事人的诉讼处分权, 又保障了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最后, 当法院的启动权、检察院的抗诉权与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行使存在次序时, 笔者认为, 法院的启动权应当置后, 属于保障公私权力 (利) 的最后道防线, 而不应该完全取消法院启动再审的权力。因为再审程序的司法价值取向更为注重的是程序的救济功能。[7] 在再审程序启动权限的设计问题时, 应对所需救济的利益进行一定的衡量, 对确实有必要救济的才能给予救济。

(三) 适当规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

一方面, 尽管《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方面增加了一个例外规定, 即:“二年后据以做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 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为的,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但是, 此次的立法修改却未将当事人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期限做出明确地规定,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应当对当事人对生效调解书的申请再审期限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制, 以确保当事人申请再审权行使的秩序价值。

另一方面, 《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行使次数没有具体规定, 容易产生当事人滥用申请再审权的现象, 产生不必要的诉累。所以, 基于当前我国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受理程度, 笔者建议立法明确规定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行使次数及相关的救济措施, 适当规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合理、合法地行使。

四、结束语

站在诉讼法理的角度,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所要求的当事人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正是程序主体性原则的基础和应有之意;而当事人的处分权原则的确立最主要是基于对当事人“私权”的尊重和保护考虑, 申请再审权的享有和自主行使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主体性地位的要求和体现。面对当前《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保障尚存在不足, 笔者认为从前上述三点建议尤为重要, 并深信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民事程序法的发展, 人们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认识将不断加深,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也将得到不断完善。

摘要：当前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实现没有加以系统确定, 忽略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处分机能和程序利益。本文从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和处分原则入手, 以“私权自治”理念和“程序利益”角度为支点, 分析该项权利存在的必要性, 对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提出了三点建议。

关键词：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程序主体性原则,处分原则,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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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2-3.

[3]黄娟.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研究——兼谈中国民事诉讼现代化之路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35.

[4][日]兼之一, 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M].白绿炫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

[5]邱联恭.程序选择权之法理——着重于阐述其理论基础, 并准以展望新世纪之民事程序法学[A].民事诉讼法之研讨 (四) [C].台北:台湾三民书局, 1993:580.

[6]张晋红, 余明永.民事诉讼改革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检讨和完善[J].法学评论 (双月刊) , 2000, (06) .

篇4：试论民事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

[关键词]民事申请再审程序；完善

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产生了现代民事诉讼。1978年，我国第一次把公民申诉权利载入宪法。我国民事诉讼采取两审终审制加审判监督程序诉讼制度。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存在法定程序或实体错误情形时，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救济。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是以公权利对存在缺陷生效裁判进行干预为目的，并没有作为当事人诉讼程序设计，当事人仅享有宪法意义的申诉权。1991年起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赋予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使当事人通过行使申请再审权利，启动再审程序，纠正错误生效裁判。尽管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但立法没将当事人申请再审设计为独立再审之诉，而是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共同作为再审发动主体规定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使当事人申请再审处于空置状态，使本有诉讼权地位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淹没于传统职权监督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未能有效体现。实践中此项权利与申诉权处于同等地位，突出表现在申请再审启动主体、期限、审理、次数、事由等无限性，影响了判决稳定性和权威性，影响了司法机关形象。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进行了诉权化的改造，从立法上完善并落实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诉权地位，为建立以当事人为启动主体的再审之诉打下基础。但民事诉讼法在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作为诉权确定的同时，却对审查方式之听证程序及调解程序未予规定，存在立法缺陷。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进行书面审查有三种情形：一是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材料及卷宗材料进行审查后作出处理；二是询问一方当事人后作出处理；三是询问双方当事人后作出处理。但书面审查方式不利于司法公开透明，建立听证审查制度有利于确保案件审查公开。书面审查后决定是否再审很容易滋生关系案、人情案或金钱案。而审查听证则是公开审查、公开听证，各方當事人都参加，还允许其它人员旁听，由听证合议庭决定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走出了“暗箱”操作，贯彻了审判公开司法原则，增加了司法公开透明。

书面审查对各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无司法保障，阻碍了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使。法官只能凭主观来判断申请再审的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裁判。而审查听证是在合议庭主持下，组织各方当事人举行听证，在高度公开、公平的前提下，各方当事人享有申请再审审查的权利，克服了审查法官主观臆断，从而公正、合理地作出是再审还是驳回的裁判。

随着法官素质提高及错案追究制度落实，人民法院每年审结案件绝大多数是调解结案的，纵使裁判案件绝大多数处理是正确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每年都有所增加。但司法实践证明真正错判应当纠正案件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当事人是不懂法或法律意识淡薄或抱着“再试试看”心态申请再审的，也有些再审案件是在原审过程中法官不注重说服教育，当事人缠诉不休，这些当事人大多都可以通过法制教育和耐心说服使其息诉服判。采取听证审查形式，各方当事人在听证法官主持下，通过当面诉辩和说理，逐步理解裁判理由，克服传统“有理即能打赢官司”的偏见，明白现在打官司靠的是证据，有理没证据、有证据不依法及时提供仍不能打赢官司。只要听证法官能掌握适当时机，向当事人宣传法律，做好思想工作，大多数当事人会放弃再审申请，息诉服判。同时，通过听证中调解程序也可以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最终解决纠纷而不再启动再审程序。

传统法官与当事人单方见面的审查方式，容易使法官与当事人基于个人感情、权钱交易等而产生腐败现象，造成司法不公，使当事人怨声载道。而审查听证形式则增加了审查案件透明度，消除“暗箱操作”之嫌，听证法官不再单独与当事人接触，堵断了听证法官与当事人私下不光彩的交易渠道。合议庭参加听证，各听证法官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能有效地防止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发生。

面对繁重审判任务与审判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申请再审审查听证形式迫使人民法院慎重启动再审程序，降低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当事人申请再审采用审查听证形式，既可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申请再?审权利，又可限制人民法院随意启动再审程序，有利于节约有限的审判资源。为便于人民法院及时高效地审查处理申请再审案件，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必要明确听证的适用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对民商事案件强调当判则判，当调则调，调解优先，案结事了，调解贯穿于诉讼的每个环节。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作为一项民事诉讼制度加以规定，为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诉权的正当行使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得以充分体现，有必要完善民事申请再审的诉讼程序，建立调解程序。实践中，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生效判决或调解书中所确定的执行内容往往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原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尚未执结，在案件审查期间可促使双方当事人执行和解，由申请再审人撤回再审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结案；二是原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已执行，可促使当事人自行和解后处理，但如果当事人一方企业，案件经审查后不符合再审条件，当事人双方又有调解意愿，且需人民法院调解书确定的，人民法院因立法上未设置此程序而无法做到案结事了，社会矛盾不能消除。因此，立法上在当事人申请再审诉讼

程序上设置调解程序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黄松有.<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41条、第125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8条、第179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项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20 条、第21条.

[作者简介]蔡学军，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篇5：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原审第三人）：李海旭，男，198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邯郸市成安县成安镇西慰村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尹左华，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德镇胡同店182号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中冶集团华冶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邯郸机电安装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冶机电公司）

申请事项：

敬请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促使人民法院撤销河北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2011）复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再审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法院根据二被申请人的陈述和王书生的欠条就认为被申请人尹左华有权行使代位权，过于草率，证据不足。

原审法院认定：李海旭给二人写有欠条，后王书生将申请人的欠条收回，并让申请人做出保证，然后王书生重新给被申请人尹左华书写了欠条。申请人认为如果原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成立，原则上债权债务的换条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法律效力，但本案因为是非申请人本人书写欠条，而是王书生重新向被申请人书写欠条，符合债权债务转让的特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尹左华的债权债务即发生债务移转效力，即王书生或华冶机电公司成为被申请人尹左华新的债务人，而不应起诉行使代位权，原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代为权成立错误。

原审判决同时忽略了另一重大问题，被申请人尹左华是否与王书生或被申请人华冶机电公司存在独立的债权债务，以及王书生书写的欠条与作为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人是否有关、与被申请人代位权的行使是否有关均有待考证。本案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曾书写过欠条，只是被王书生收回了。申请人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庭审中二被申请人均没有出示所谓的申请人书写的欠条，未能质证，具体被申请人所持有的欠条是否是换取的不得而知。

申请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说明被申请人尹左华具有代位权，原审判决仅仅

依据王书生书写的欠条就冒然认定被申请人尹左华代为权成立，完全忽视了证据的关联性，此举无异于助长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恶意串通，如此下去岂不是只要是拿张别人的欠条就可以起诉任何人行使代位权，肆意践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了。

二、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足以影响案件正确判决。

作为原审原告的被申请人尹左华出示了王书生的欠条，此时王书生具有证人身份，代表被申请人尹左华的利益;然而其摇身一变又作为本案被申请人华冶机电公司代理人，代表被申请人华冶机电公司的利益。这种矛盾的双重身份，必然会因一己私利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其提供的证据和陈述不具有可信性。被申请人尹左华与王书生有恶意串通之嫌。

三、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九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由次债务人负担，从实现的债权中优先支付。原审法院直接判决由原告负担900元，申请人负担1100元，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尹左华无权行使代位权，本案不存在代为权问题，原审法院判决认为被申请人代位权成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申请人尹左华、被申请人华北机电公司、王书生完全是恶意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致

复兴区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李海旭

篇6：民事抗诉申请书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xx，女，1968年2月1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xx市xx区xx街xx委4组。

被申请人：xx，男，1960年8月18日生，汉族，住xx市xx区xx街xx委4组。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四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二审审判决程序违法。

原二审法院在财产分割过程中，将案外人小彤所有的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依法办理产权登记是房产部门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本案不是行政案件，民事审判庭无权作出申请人将房屋转让并过户的行为认定无效。也就是说本案作为离婚之诉人民法院不应该对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进行审理。更不能错误的认定转让无效，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另外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最初是申请人阿连单位的福利房，当时单位照顾职工由单位拿15000元，职工拿22300元，产权就归为私有。尽管22300元钱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婚后交的房款，但这个房子不应都算做夫妻共同财产，最起码单位拿的15000元是阿连自己的。

二、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二审庭审时，被申请人将其父亲的房产证(正房，63多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证书向法庭出示，其认为添附的房屋都应该归其父亲所有，一审法院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判给其父亲的。但事实是，1997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结婚在被上诉人其父亲的正房内居住，1998年申请人[阿连娘家出钱并找人在被申请人其父亲的土地上建了两间小房(10多平方米和20多平方米)，一直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居住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原一、二审两级法院没有认真核查事实，仅以此两间小房在其父亲的土地上建筑就认定是其父亲的财产，显然是不对的。两间小房虽然依附于被申请人其父亲使用的土地上，但不能证明这个房子就是其父亲盖的，更不能证明就归其父亲所有。这两间小房应评估作价，评估的价款作为夫妻共同所有来进行分割。

三、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财产分割不仅违反法律且显失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判决。”而原一、二审判决完全是倾向男方而没有照顾女方。

首先，二审判决处分给被申请人(男方)的位于铁东区三马路凯盛小区2号楼4单元1楼右门62.29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要远高于终审判决分给申请人(女方)的位于铁西区北沟街铁桥委6组北河小区2号楼5单元7楼(顶层)，建筑面积62.20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而且此房屋所有权归小彤所有。

其次，双方位于铁东区一马路圆梦小区6号楼5单元1楼左门46.72平方米，于2003年购买算装修共花费5200元的房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的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

(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来判决该房屋，而是直接把该房屋分给原告(男方)，原告给被告(女方)该房屋的一半房价款及装修款即26000元，原二审法院竟然维持了该判决，此判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试想若法院能这样判决的话，那第一处房产单位的福利房归申请人阿连所有，由阿连支付被申请人22300元的一半款也是可以的。

第三，原二审判决违背了婚姻法中照顾生活困难一方的规定。被申请人有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申请人精神分裂住院42天，住院期间被申请人不闻不问，住院治疗费用都是从申请人亲属手中借的，共花费7000多元。在庭审时申请人已拿出住院病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应是共同债务，但二审法院都没有对共同债务进行分割也是错误的，如果按终审维持一审判决处理财产，会导致申请人离婚后将无房可住，无法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护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篇7：民事抗诉申请书

被申请人杨XX，男，汉族，住上海市。

申请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对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在XX年XX月XX日作出的(2010)园民初字第XX号判决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已足额出资50万元的XX理想XX有限公司(下称“理想公司”)书面说明系伪证，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审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返还50万元的前提条件成立即50万元已足额出资，向法院提交理想公司向XXDSXX有限公司(下称“DS公司”)出借17.2635万元的证据及理想公司出具的其是受被申请人委托向DS公司注资50万元的书面说明。

“书面说明”是伪证。理由有二：

1、该证据与被申请人当庭陈述其50万元的出资方式是部分由本人以现金方式注入，部分是委托理想公司转账注入，相矛盾;

2、被申请人只举证证明理想公司曾出借DS公司17.2635万元，并未举证证明曾出借50万元。另，理想公司与DS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因理想公司的单方言行而转变为被申请人与DS公司间的股权关系或被申请人所称的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转变为被申请人与申请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被申请人已足额出资50万元这一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DS公司及(或)其股东对被申请人承担返还出资义务，缺乏事实基础。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将《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错误地认定为股权转让关系。

《合作协议书》载明“乙方(被申请人)出资五十万元从甲方(申请人)原有股权中取得XXDS集团有限公司4%股权，同时获得XXDS公司8%股权”、“每次资金使用前均须提交有关部门的请款报告，在甲乙二人同意并签字之后方可领取”、“乙方保证及时。足额提供公司所需经费，如因资金不到位而影响业务开展，后果由乙方承担”、“上述五十万元资金原则上为2007年10月到2008年1月约4个月的费用，资金使用包含以下三项：A日常运营，B设备添置，C获取电视台授权的费用……”。原判决将《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认为是股权转让关系。该认定存在四点无法解释之处：(1)如为股权转让关系，申请人为何从未获取哪怕是1元钱的转让金?(2)如为股权转让关系，对价50万元为何要“二人同意并签字方可领取”使用?(3)如为股权转让关系，被申请人为何要对DS公司承担出资不到位责任，即“如因资金不到位而影响业务开展，后果由乙方承担”?(4)如为股权转让关系，对价50万元为何要用于DS公司“日常运营”、“设备添置”、“获取电视台授权的费用”?

申请人认为，《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为项目投资关系，即被申请人向DS公司出资，而申请人作为公司的大股东从维护公司利益角度出发，甘愿稀释自己的股权以让渡部分股权给被申请人。申请人只负有让渡部分股权的义务，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

三、申请人收集到新证据以证明《备忘录》并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足以推翻原判决。

被申请人提供的《备忘录》擅自修改了二人之前协商达成的口头协议，在申请人急于外出之时，利用申请人年龄大、判断力差、法律意识淡薄及对被申请人的充分信任等，交与申请人签字，为申请人设下文字陷阱。

《备忘录》载明“(被申请人)放弃原拟向高XX购买的8%DS公司股权及高XX承诺赠送的股权”，双方之前从未有过有关股权转让的商谈，更谈不上达成股权转让的协议，所以无从谈起“放弃购买”。被申请人意图用这样的条款联系《合作协议书》载明的被申请人需向DS公司注入50万元来混淆法庭视听，以让法庭确信双方间是股权转让关系。可惜，这个条款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

1、被申请人一直声称已足额出资50万元，既然已足额出资，何来条款用词“拟(购买)”?

2、被申请人如未足额出资(申请人一直主张未足额出资)，其“放弃”“购买”，又如何让申请人返还50万元?

《备忘录》将口头协议“DS公司融资成功后，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退出公司，由DS公司回购股权及支付其他款项5万元”修改为“根据DS公司的融资进程给予适当宽限，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55万元(《备忘录》第2条的文意)”。在DS公司经营陷入极大困难面临关门时，任何人都不会做出内容为《备忘录》第2条的承诺，该承诺实为对DS公司的债务承担。一审时，申请人无法获取证明《备忘录》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据;一审判决生效后，被申请人在发给申请人的电子邮件中已承认(默认)其修改了口头协议。

四、本案符合舍弃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的条件，可以适用民法原则以实现个案正义。

姑且不论双方证据、观点，一审判决严重违背法的价值“正义、秩序”：本案件，被申请人同意向DS公司注入资金取得股权是基于DS公司将向风险投资公司融资的事实，这其中隐含着巨大商机或收益，即DS公司一旦融资成功，投资方将会设法将DS公司上市，如此被申请人的股权将会得到数十倍的资本收益。根据风险收益对等原则，被申请人也应承担DS公司融资不成经营困难所带来的风险，从《合作协议》的约定来看，被申请人对这个风险完全是有认知的。一审判决带来的结果是，被申请人将投资风险完全转嫁到没有获得任何收益或收益机会的申请人身上;申请人未获得转让金、收益或收益机会，却要为被申请人承担投资风险。这样的结果肯定是非正义的，是违背社会秩序的。穷尽法律规则、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存有更强理由，才可以适用法律原则，本案完全符合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

综上，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特向贵检察院提请抗诉。

此致

sxsd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篇8：民事抗诉申请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错误的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及启动再审程序, 其目的是对存在错误的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加以纠正以保障司法的公平和正义。但是, 对于抗诉后的再审审理如何进行法律上的检察监督, 民诉法只笼统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派员出席法庭, 没有在法律上对此作出具体可操作的监督办法。检法两家就此问题的争执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法院内部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个别法官, 对民事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提出质疑, 认为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功能仅限于通过抗诉启动再审, 仅此而已, 检察机关对再审后的监督没有法律依据。否则是破坏裁判的既判力和稳定性。解决这一问题应全面准确理解立法赋予人民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首先, 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国家法律的实施、适用情况进行全面监督, 其中理应包括对抗诉案件再审的全面监督。《民诉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审判活动的内容, 应当包含再审, 这在立法上或语言上是明确、清晰的, 也是立法的本意。即使在理解立法本意上存在分歧, 也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而不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单独一家作出如此解释。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规定, 极大地限制了人民检察院再审监督权的行使, 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也是不符合立法精神的。其次,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人民法院的再审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决定的。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别行使国家的行政、司法、检察权, 它们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 在这种体制下, 人民检察院担负着监督国家法律实施的职能。这就要求监督机关形成比较完整的监督体系, 否则, 就会产生监督“真空”或“漏洞”。民事再审制度是我国程序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 其实施与适用当然应当受到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否则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就是不完善的。可见, 对人民法院的再审活动实施监督是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架构的基本要求。再次, 对民事抗诉案件再审活动的监督, 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和纠正原裁判的错误、提高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讼累。再审活动的监督, 难就难在提出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的是人民检察院, 而错误的纠正者却是原审法院。现行审判制度的一大缺陷是, 再审一般由原审法院进行, 即犯错误者与纠正错误者主体合一。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改判的难度。因此, 人民检察院对再审活动的监督恰恰可弥补这种再审制度的不足, 对再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有错不纠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第四, 实践证明, 对民事抗诉案件的再审活动实施检察监督, 并不必然影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是受检察机关监督权制约的独立审判权, 并不是排斥立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监督的“绝对独立审判权”, 而是相对独立的判权。因此, 对抗诉后启动的再审实施检察机关的监督是整个检察机关监督权的自然廷伸, 不存在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

二、民事抗诉案件再审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

检法两家对民事抗诉案件再审行使检察监督权的争论, 由来已久, 只有对此问题进行冷静、理性的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 才能使此项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 民事抗诉案件再审检察监督具有其合理的法理基础。

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确保再审检察监督的合法行使。权力的行使必然需要监督, 这是建立此项制度最基本的法理。也是国家权力配置、实行权力制衡的原因所在。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确保权力合法行使的基本途径就是对拥有权力的人实施监督, 对权力进行制约, 即通过“他律”来促进“自律”。民事再审审判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国家公权力, 它的行使自然也不能脱离制约与监督, 否则就会造成审判权的滥用。对再审审判权的制约, 一般采取“以权利制约权力”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两种方式。但是, 采取“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 虽然容易实现, 但其效果和影响毕竟有限, 因为, “权利”相当脆弱, 往往无法的与强大的“权力”相抗衡, 而采取“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 其实质是公权力制约公权力, 能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 并及时纠正权力运行上的偏差, 确保国家权力在合法、正确的轨道上行使。

人民检察院的再审监督权是与人民法院再审审判权相抗衡的重要权力, 是在再审中实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途径。只有实现了再审检察监督权对再审审判权的有效制约, 法院对抗诉的民事再审审判权的合法行使才有保障, 再审审判无法监督的局面才有可能改变。所以说, 法律监督理论是民事抗诉案件再审检察监督的重要法理基础。

二是权力补充权力, 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性质, 表明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一切法律活动进行全面的法律监督, 而不能局限在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再审审判权的行使自然在检察监督的范围之内。不能使其成为一种不受监督的“特权活动”。否则, 再审民事检察监督权就是一种不完善的监督, 再审民事检察监督权就是一种不完善的权力。最高法院通过上述会议纪要的方式缩小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范围, 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因此, 缺乏对民事抗诉案件再审实施检察监督权, 是不完善的民事检察监督权, 所以, 明确对民事再审审判实施检察监督, 是完善民事抗诉案件检察监督权的必然要求。

三、民事抗诉案件再审检察监督制度构想

人民检察院行使再审检察监督权, 既要充分发挥监督制约作用, 又要避免对审判权造成不当干预, 保证审判权正当行使。因此笔者认为:

一是出席再审法庭的检察官应当享有:宣读抗诉书、说明抗诉理由、参与法庭调查、发表抗诉意见、对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的权利。其中, 参与法庭调查应当紧紧围绕抗诉书中认定的事实进行, 对此整个过程及采信情况可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但不能干涉庭审的正常程序。如果庭审出现严重影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或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合法可能严重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况, 出席法庭的检察官有权建议休庭、建议更换合议庭组成人员。

二是出席再审法庭的检察官还应当享有以下监督权:建议权、违法现象纠正权、质询权。建议权是对再审案件的处理提出合理化建议;违法现象纠正权是对庭审活动中发生的违法现象提出纠正及整改的意见;质询权是对庭审中的程序问题、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问题提出质疑, 要求再审法官及时作出解释或答复。

三是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再审抗诉案件。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再审抗诉案件, 法院应通知检察院派员列席, 列席审委会的检察官在会上可陈述抗诉理由, 发表对案件的意见和建议, 但不影响审委会对案件形成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