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著作权侵权标准

软件著作权侵权标准（共6篇）

篇1：软件著作权侵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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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判断标准(2018年)

在高科技盛行的今天，计算软件已经成为大家在生活中都会使用到的东西，但是由于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过程较为复杂，所以它也一直受到著作权的保护。那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判断标准是怎样的呢?下面，赢了网小编详细为您介绍具体内容。

各国通过长期司法实践，对计算机软件的侵权判断标准采用的主要方法有实质性相似加接触分析法和抽象-过滤-比较分析法两种等。

(一)实质性相似加接触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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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是在计算机软件版权纠纷的处理中得到普通使用的一种软件侵权认定方法。所谓的实质性相似主要是指两项程序之间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着相似之处，且存在着实质性相似。

实质性相似加接触分析法的应用，首先要求对原被告双方的软件进行分析，一般可按照先文字成份，后非文字成份的顺序进行。如果两个软件相似，那么只要再认定被告接触过原告软件的行为成立，则侵权即可认定。即：表达相同(或实质相似)+接触对方作品=侵犯版权

法院判断两项计算机程序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一般具体从三个方面考察：

1、代码相似，即判断程序的源代码和目标代码是否相似;

2、深层逻辑设计相似，即判断程序的结构、顺序和组织是否相似;

3、程序的“外观与感受”相似，即运行程序的方式与结果是否相似。

对于三个方面的判断既可以各自独立、分别作出判断，又可以互相关联，综合判断。在具体的司法鉴定过程中，判断被告曾经接触过原告的版权程序，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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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明被告确实曾经看到过，进而复制过原告的有著作权的软件;

2、证明原告的软件曾经公开发表过;

3、证明被告的软件中包含有与原告软件中相同错误，而这些错误的存在对程序的功能毫无帮助。

4、证明被告的程序中包含着与原告程序相同的特点、相同的风格和相同的技巧，而且这些相同之处是无法用偶然的巧合来解释的。

(二)三步侵权判断法(或称抽象、过滤与比较法)

本判断法是美国CA vs Altai案中，最终由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庭确认的判定软件侵权的最新规则。根据本规则，判断被告软件中的结构、顺序及组织是否侵犯了原告软件的著作权，应分三步有层次地认定，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判定结构、顺序和组织相似，就一定构成侵权。具体的操作方法是：

1、抽象分解成不同层次，从最高层次的功能设计，到部件、子部件，再到更小的模块、子模块，直到最具体的程序代码;

2、对每一层次过滤出不受保护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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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相同层次上进行相似性比较，特别重视较低层次的相似，然后进行综合评价。三步侵权判断法主要立足于计算机程序的开发过程，注重对软件的动态保护，主要适用于大型的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的判定。

(三)我国司法界对软件侵权鉴定的认定标准

我国司法界在认定计算机软件是否侵权所采用的标准是按照创意/表达分离原则来进行一，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方式

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问题，是自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对于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的法律保护形式很多，如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根据软件的自身的特点，软件应用于不同的目的、表达的不同的形式，可以采用不同的法律保护形式。而不同的法律保护形式，又各有其特点。

1、《著作权法》保护。这种保护方式主要是根据著作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即创意/表达分离原则，来保护创意的表达。美国版权作品新技术应用全国委员会(CONTU)的最终报告认为：就现有法律而论，著作权法是保护软件最为适宜的法律。在我国，著作权保护也是对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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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法律保护的主要途径。但是，著作权法仅保护该软件本身的表现形式，而不能扩大到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概念、方法、原理、算法、处理过程和运行方法等。

2、《专利法》保护。这种保护弥补了著作权法保护的一些不足，可以有效地保护计算机程序所体现的设计者的“创意”。但软件本身不能单独申请专利，而只能是从属于某一个发明的组成部分。

计算机软件的侵权行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复制程序的基本要素或结构，这一点是较容易证实的，因为复制即表明是完全的翻版，只要完全一样就构成侵权。二是按一定的规则、顺序只复制部分软件代码。如果你情况比较复杂，赢了网也提供律师在线咨询服务，欢迎您进行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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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情形可视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http://s.yingle.com/fl/911501.html

 集体合同协商代表履行职责的期限由谁确定 http://s.yingle.com/fl/911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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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合同和聘用合同的区别有哪些 http://s.yingle.com/fl/911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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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先孕能够享受90日的产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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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请工伤认定应提供哪些资料

http://s.yingle.com/fl/911496.html

 集体合同中委托的协商代表数目有没有规定 http://s.yingle.com/fl/911495.html

 对工会工作人员有什么特殊保护

http://s.yingle.com/fl/911494.html

 单位的哪些行为是妨碍工会工作的违法行为 http://s.yingle.com/fl/911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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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下

不

能

休

年

休

假

http://s.yingle.com/fl/911491.html

 哪些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

http://s.yingle.com/fl/911490.html

 试用期内也要执行最低工资标准

http://s.yingle.com/fl/911489.html

 什么是竞业禁止 http://s.yingle.com/fl/911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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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软件著作权侵权标准

「案情」

原告：成都迈普电器有限公司（简称迈普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领事馆路南谊大厦。

原告：花欣，男，39岁，成都迈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告：北京市泰勒电子科技公司（简称泰勒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路甲138号燕山酒店314室。

原告花欣于1990年下半年独立完成了Modem（即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的原理实验，1991年6月完成软件设计及硬件设计，并制出样机，该机被定名为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MP1000.1991年9月6日，花欣将Modem的实现方法向国家专利局提出了发明专利申请，国家专利局同日予以受理。

为将MP1000推向市场，花欣于1992年2月1日与当时在北京日达公司工作的陶建东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其主要内容是：MP1000的专利属于花欣所有，并负责产品的生产；陶建东负责产品的总销售，并负有对花欣产品保密的义务，且不得自行研制。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履行了协议。1993年3月，花欣与其妻蒋华琳投资50万元人民币成立了成都华信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信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经济性质为私营企业。该公司成立后，花欣即研制出MP1000的升级产品MP1000B.同月，陶建东等人集资成立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北京市泰勒电子科技公司。在申办过程中，泰勒公司为了取得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未经花欣许可，就将其MP1000的实现方法作为自己的新技术上报北京新技术产品试验区办公室，以此领取了新技术企业证书。同年4月18日，华信公司与泰勒公司签订了一份《关于多通道调制解调器MP1000B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是：1.华信公司为甲方、泰勒公司为乙方；2.MP1000B产品的产权、技术所有权、专利权及专利使用权、生产权均属于甲方；3.乙方为甲方产品的独家销售代理商，独家销售甲方的产品；4.乙方有责任对甲方产品保密，并不得自行研制。协议签订后，双方即开始履行协议。同年7月，华信公司发现泰勒公司在当年4月28日的《计算机世界》上刊登广告，宣称：高速多路调制解调器（MP1000）系本 公司采用新发明的专利调制解调技术，并由本公司研制开发。于是，华信公司停止供货，单方终止了与泰勒公司的协议。

同年8月，华信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名称更名为成都市迈普电器有限公司，其董事长和总经理均由花欣担任。根据工商档案的记载，更名后的迈普公司经济性质仍为私营；注册资金100万元人民币，其中50万元是花欣以其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MP1000B的控制软件作为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并载明花欣的出资份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5％，蒋华琳占5％。

同年9月6日，泰勒公司又在《计算机世界》上刊登广告，宣称：多路、高速、纠错集一身的调制解调器为本公司研究、开发。迈普公司知道后，随即在同年10月13日和11月10日的《计算机世界》上发表声明：该产品的专利技术使用权、所有权、产品生产权，本公司均未向任何单位转让，任何单位不得声称该产品由他研制，也不得仿制，否则，本公司将追究其侵权责任。此后，迈普公司就由自己生产和销售MP1000B.1994年初，泰勒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利用自己已掌握的MP1000B的生产技术，开始大量复制MP1000B的软件和生产、销售含有该复制软件的仿冒产品MP1000B.在此过程中，泰勒公司还将其仿冒产品MP1000B送往国家“邮电部图文通信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根据该“中心”3月14日的检验报告，泰勒公司在当年1月19日前就已生产出200台MP1000B.1995年5月，泰勒公司将含有MP1000B复制软件的调制解调器取名为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HM－5）（以下简称HM－5），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和散发宣传品开展其促销活动，并通过成都、福州等地的办事处和代理商销售HM－5.同年6月26日，又在成都举办商品展示会，推销HM－5.在一、二审诉讼期间，泰勒公司仍通过设在成都的办事处继续销售HM－5.迈普公司在1993年9月至12月期间，其MP1000B产品的最低销售价为每台4300元人民币。1994年后，由于泰勒公司开始生产和销售MP1000B及HM－5，使迈普公司生产的MP1000B产品受到冲击，其价格一跌再跌。根据成都市成华审计师事务所（1995）043号审计报告，迈普公司自1994年4月至1995年8月期间，因MP1000B降价，减少经济收入13897847.87元人民币。

花欣于1993年10月向当时的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计算机软件登记办公室（现为国家版权计算机软件登记管理办公室）提出了MP1000B的控制软件登记。同年12月，花欣又向 该办公室提出了MP1000B的控制软件登记。1994年2月2日、5月16日，花欣分别领取了由该办公室颁发的软著登字第0000372号和第0000470号两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其中，0000372号证书载明：MP1000B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控制软件的著作权人为花欣，并自1993年3月8日起在法定期限内享有该软件的著作权；0000470号证书载明：MP1000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控制软件的著作权人为花欣，并自1992年4月16日起，在法定期限内享有该软件的著作权。1995年7月11日，花欣与迈普公司签订《关于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软件使用权、使用许可权作价入股补充协议》，约定：迈普公司自成立之日起享有MP1000和MP1000B控制软件著作权的使用权和使用许可权。同年7月20日，花欣与迈普公司向中国软件登记中心提出了MP1000和MP1000B控制软件的著作权转让备案申请。同年9月22日，迈普公司领取了由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登记管理办公室颁发的软著转备字第0000012号和第0000013号两份计算机软件权利转移备案证书。根据这两个证书，迈普公司自1993年7月11日起，在法定期限内享有MP1000和MP1000B软件著作权的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

原告迈普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号为0000372号和0000470号的MP1000B和MP1000的软件技术是著作权人花欣以投资入股的形式转让给我公司的。我公司为将MP1000和MP1000B推向市场，曾于1992年2月和1993年4月两次授权泰勒公司为原告产品的独家销售代理商。泰勒公司利用其销售代理之便，知悉了我公司产品的软件技术和其它有关技术，并在1993年7月销售代理关系被解除后，即在《计算机世界》刊登广告公开宣称：泰勒公司继研究、开发调制解调器（即MP1000）后，又推出HM－5（即MP1000B）。对此，我公司在相同刊物上发表声明，并函致泰勒公司，明确指出其侵权性质。然而，泰勒公司非但未及时悔悟，停止侵权，相反在不当利益的驱动下，大肆盗用我公司享有版权的软件，仿制出名为HM－5的高速多路调制解调器，在报刊上多次刊登广告，通过其在成都、广州、江西等地的办事处倾销其仿冒产品。泰勒公司的上述行为严重地侵犯了我公司的计算机软件著作财产权，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令泰勒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判令泰勒公司在全国性刊物上公开道歉，消除影响；判令泰勒公司赔偿我公司经济损失1300万元人民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起诉后，认为花欣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原告，追加其为共 同原告。花欣在泰勒公司对迈普公司的起诉答辩后诉称：本人于1990年下半年独立完成了Modem（即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的原理实验，1991年6月完成软件设计和硬件设计，并研制出样机，定名为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MP1000，1993年3月又研制出MP1000的升级产品MP1000B.1994年2月2日、5月16日，本人分别领取了由原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计算机软件登记中心办公室颁发的软著登字第0000372号和第0000470号两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该两个证书分别确认本人为MP1000B和MP1000的软件著作权人。而泰勒公司却非法复制本人的软件，并公开宣称其销售的Modem系他们研制、开发，侵犯了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此，请求法院确认MP1000和MP1000B的软件著作权人系花欣；驳回泰勒公司对MP1000和MP1000B的软件著作权提出的权利主张；判令泰勒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并在全国性刊物上公开道歉，消除影响。

被告泰勒公司辩称：我公司的HM－5一机两用高速多路Mo－dem是一种新型产品，与迈普公司的MP1000、MP1000B产品的一种功能相比，HM－5产品有三个功能，只有一个功能与MP1000、MP1000B的功能相同。不仅如此，我公司还是MP1000和MP1000B的软件设计者及产品开发者，享有MP1000、MP1000B软件著作权，因此，我公司不是侵权行为人。另外，迈普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因为花欣是MP1000、MP1000B产品软件的著作权人，在迈普公司未提供有关软件权利转让合同及中国软件登记中心转让备案材料的情况下，无权主张其软件著作权。1991年6月，花欣就调制解调器的实现方法向中国专利局递交了发明专利申请书，有关技术已由中国专利局公开，所以MP1000、MP1000B产品技术不是迈普公司的专有技术，因此，它无权主张专有技术保护。我公司与迈普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据此，请求法院判决驳回迈普公司的起诉。泰勒公司在收到花欣的起诉状副本后答辩并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作为侵权诉讼受理，则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均不在成都，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本案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805教研室与花欣、迈普公司就该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泰勒公司与迈普公司就该计算机软件产品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案。

「审判」

审理中，一审法院委托中国软件登记中心对迈普公司的MP1000B与泰勒公司的HM－5监控软件进行同异性技术鉴定。该中心于1995年8月28日作出《关于“MP1000B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监控软件”与“HM－5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监控软件”同异性比较鉴定报告》，其结论是：成都迈普公司提交鉴定的软件为实施登记的软件，指定进行鉴定的两监控程序（目标程序）完全相同；文档基本相同。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MP1000和MP1000B的监控软件是原告花欣依靠自己力量独立创作完成的，且经法定程序进行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领取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因此，MP1000和MP1000B的软件作品自创作完成之日起，花欣即依法取得该软件作品的著作权。泰勒公司提出自己也是上述软件作品的著作权人，没有证据，本院不予支持。花欣将其享有著作权的软件技术投资入股到迈普公司的行为，其性质是著作权人将著作财产权转让与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而原告迈普公司则由于花欣的投资行为，成为该软件著作财产权的受让方，从而取得了该软件作品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这一转让活动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该转让关系是合法有效的，应依法予以保护。据此，当迈普公司认为被告泰勒公司侵犯其经济权利时，其便成为计算机软件著作侵权关系的权利主体，也就具备了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泰勒公司对迈普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泰勒公司在1993年4月28日和9月6日，先后两次在《计算机世界》上刊登广告，宣称MP1000B系本公司研制开发，其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关于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利的强制性规定，构成了侵权行为，既侵犯了花欣的著作权，又侵犯了迈普公司的财产权，同时还违反了双方所签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构成了违约行为。迈普公司基于被告泰勒公司这一违法行为，既享有侵权损害赔偿的求偿权，又享有违约赔偿的求偿权。迈普公司选择了侵权损害赔偿求偿权，应依法予以支持。被告泰勒公司曾是迈普公司MP1000B产品的销售代理商，其利用接触MP1000B的便利条件，掌握了MP1000B产品的生产技术。从1994年初开始，泰勒公司为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先是将MP1000B的软件大量复制在仿冒的M1000B产品上，随后又将MP1000B软件大量复制在HM－5产品上，其性质属于剽袭，已构成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犯，是一种性质恶劣的侵权行为。特别需要指出，泰勒公司用 各种手段向市场倾销MP1000B的仿制品，迫使迈普公司降价销售MP1000B产品，给迈普公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排除市场需求等因素外，迈普公司实际经济损失计694万元人民币以上，对此，泰勒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四十五条，《计算机保护条例》第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10月9日判决如下：

一、泰勒公司应立即停止复制迈普公司享有使用权的MP1000B软件，并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含有MP1000B复制软件的HM－5.二、泰勒公司应在公开发行的全国性刊物上向原告花欣及迈普公司公开道歉，消除影响，道歉内容应先交本院审查。

三、泰勒公司赔偿原告迈普公司经济损失694万元人民币。此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以内支付。

泰勒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受理了不具原告主体资格的迈普公司的起诉，对上诉人所提管辖权异议未依法作出裁定，剥夺了上诉人的上诉权；对应当中止审理的案件抢先作出了判决。一审判决认定MP1000、MP1000B系花欣独立开发设计不实，MP1000软件系电子科技大学805教研室的职务作品，MP1000B是花欣受聘于泰勒公司期间，承担公司工作任务，使用公司经费，公司提供客户实用环境研制出来的，该软件系泰勒公司职务作品。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判处。

花欣、迈普公司答辩称：花欣独立开发了MP1000、MP1000B软件，依法领取了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是上述软件著作权的享有者。迈普公司基于与花欣合法的软件著作权转让行为，继受取得了MP1000、MP1000B软件的使用权、使用许可权、获得报酬权，作为权利主体，迈普公司具备了提起侵权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泰勒公司在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进行了答辩，已经丧失了对本案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上诉人称MP1000、MP1000B系职务作品，没有任何依据；1992年2月1日、1993年4月18日的两份合作协议，清楚地证明了迈普公司、花欣是上述软件的权利享有者，而陶建东、泰勒公司仅仅是MP1000、MP1000B 的代理经销商。泰勒公司假冒MP1000、MP1000B的研制、开发、生产者名义，大量复制MP1000B软件，生产销售假冒的MP1000B，大量生产销售剽窃MP1000B软件的HM－5的行为，侵害了花欣、迈普公司享有的软件著作权，违背了合作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花欣研制、开发了MP1000、MP1000B监控软件，享有软件著作权并持有著作权权利证书。迈普公司依法从花欣处受让取得上述软件著作权部分权利，并持有权利转移备案证书，迈普公司具有就侵犯上述软件著作权提起侵权之诉的原告资格。一审法院受理迈普公司的起诉后，泰勒公司进行了答辩，法院依法追加花欣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泰勒公司无权再就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判决是正确的，泰勒公司提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并要求中止本案审理，本院不予支持。

泰勒公司先后刊登广告称其是MP1000的开发研制者，自主生产MP1000B并进行销售，生产销售含有MP1000B复制软件的HM－5，其行为侵犯了花欣的软件开发者身份权和迈普公司的软件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泰勒公司提出MP1000B是花欣在其公司工作期间承担改进任务，使用公司经费所开发的产品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判决泰勒公司侵权成立，并承担停止侵害，公开道歉，消除影响的责任，应当予以维持。泰勒公司的侵权行为，给迈普公司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诉讼中，泰勒公司拒不提供销售侵权产品的盈利数据，故迈普公司的经济损失额应当以审计报告认定的迈普公司减少收入13897847.87元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泰勒公司给迈普公司造成实际经济损失694万元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二款，《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十条第（六）、（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21日判决如下：

一、维持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的第一、二项，撤销第三项；

二、泰勒公司赔偿迈普公司经济损失1300万元人民币。此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 内付清；

三、对泰勒公司尚未销售的全部侵权产品HM－5予以销毁。

「评析」

一、法院对此案管辖权异议是否须审查关于被告泰勒公司在收到原告花欣的起诉状副本后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是否须审查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1）泰勒公司在收到花欣的起诉状副本后，提出管辖权异议，未逾答辩期，法院应予审查；（2）泰勒公司收到迈普公司的起诉状副本后，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之后再提出异议，法院不应审查。

一、二审法院均采纳了后种意见，理由是：

（一）本案被告事实上已放弃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1990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当事人向受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限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认为受诉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并在法定的答辩期内提出异议的，法院应当对该案有无管辖权进行审议；当事人逾期提出异议的，法院不予审议。本案法院在将迈普公司的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泰勒公司后，被告在法律规定的十五日答辩期内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主观上等于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客观上等于产生了以后提出异议法院将不再予以审查的法律后果。

（二）迈普公司的起诉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对花欣具有法律效力。本案是一种必要的共同诉讼，两原告对诉讼标的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之规定，本案迈普公司的起诉行为因得到原告花欣的承认，故迈普公司的起诉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诉讼法律后果，对花欣具有法律效力。被告逾期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即产生法院不予审查的民事诉讼法律后果，这一民事诉讼法律后果在受诉法院、原告花欣、被告泰勒公司三者之间产生了相同的法律效力。

（三）本案花欣的起诉仅能视为对原告迈普公司的起诉的认可或补充。本案是必要的共 同诉讼，花欣与迈普公司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迈普公司的起诉已代表双方基本的诉讼请求，花欣只须对迈普公司的起诉行为和结果予以承认即可，因此，花欣递交的起诉状仅能视为对迈普公司起诉的认可或补充。同时，因必要的共同诉讼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如果把花欣的起诉视为新的或单独的起诉，则意味着必须合并审理的案件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案件来处理，这样不仅有悖必要共同诉讼必须合并审理的原则，而且会导致相互矛盾的判决。因此，不能把花欣的起诉视为新的起诉，不能以收到花欣的起诉状副本时间为提出管辖权异议期限的起算时间。

（四）本案已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法院也是在实体审理过程中追加花欣为共同原告的，被告依据花欣的起诉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如果予以审查，势必造成本案的实体审理被不适当地迟延。

（五）本案原告迈普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依法也享有管辖权。本案属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泰勒公司虽然生产侵权产品在北京，但其侵权产品在成都展览和销售，则意味着成都不但可以认定是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也可认定为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因此，作为侵权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地所在地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管辖权。

二、关于迈普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原告起诉必须符合“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条件。这一条件有两个含义：（1）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和保护的民事权益，不仅是与他人发生了争议或者受到他人侵害，而且必须是自己的民事权益，或者是依法受自己保护的民事权益。既不是自己的民事权益，也不是受自己保护的民事权益（如被监护人的民事权益受监护人的保护）就不能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否则就属于诉讼主体不合格。（2）能够作为原告起诉的，只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迈普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符合上述条件。因为：（1）迈普公司是经依法登记的法人企业；（2）迈普公司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MP1000和MP1000B监控软件著作权属原告花欣依法取得。迈普公司与花欣于1995年7月11日签订《关于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软件使用权、使用许可权作价入股补充协议》约定，迈普公司从成立之日起，享有MP1000、MP1000B控制软件著作权的使用权及使用许可权。1995年7月20日，迈普公司向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登记管理办公室提出软件著作权转移备案申请，同年9月20日国家版权局经审查依法颁发了软著转备字第0000012号和第0000013号计算机软件权利转移备案证书，该证书载明：迈普公司自1993年7月11日起，享有上述软件著作权的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被告泰勒公司未经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受让者迈普公司的同意，擅自复制该软件和擅自向公众发行与展示软件复制品的行为，已构成对迈普公司取得的软件著作权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犯。因此，本案迈普公司是适格原告。

三、关于本案的民事责任竞合问题民事责任竞合是指同一不法民事行为既违反合同规范又违反侵权规范，同时具备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导致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同时产生的一种法律现象。对这种现象如何解决，即当事人以何种法律规范行使权利，我国立法未作出明确规定，理论上存在三种学说：法条竞合说、请求权竞合说、请求权规范竞合说。法条竞合说认为，民事责任竞合发生时，在法律适用上，由于合同责任规范是侵权责任规范的特别规定，按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只能适用违约责任规范而主张违约责任请求权，侵权责任规范则被排斥。请求权竞合说认为，民事责任竞合发生时，受害人则取得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个请求权，各请求权可以独立并存，权利人对各请求权可以同时主张或起诉，也可以先后分别主张或起诉。但由于两个请求权以同一给付内容为目的，因此权利人不得主张双重给付，即当一个请求权获得满足时，另一个请求权也同时消灭，如果一个请求权不能行使时，另一个请求权依然存在。请求权规范竞合说认为，民事责任竞合发生时，受害人不享有两个分别独立的请求权，而仅产生一个统一的请求权，该请求权只能一次行使或一次起诉，诉讼标的也只有一个，即请求权单一。但该单一的请求权是以多项民事责任规范为其存在基础，即该项请求权受到多项民事责任规范的支持，其法律地位和法律效果应该得到加强，因此权利人原则上可以选择主张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果。不过，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当事人有约定的除外。

本案迈普公司主张侵权责任请求权，法院应予支持。被告泰勒公司曾是迈普公司 MP1000B产品的销售代理商，利用其接触MP1000B的便利条件，掌握了MP1000B产品的生产技术，并从1994年初开始，先是将MP1000B的软件大量复制在仿冒的M1000B产品上，随后又将MP1000B软件大量复制在HM－5产品上。被告泰勒公司还先后两次在《计算机世界》上刊登广告，宣称高速多路调制解调器（即MP1000B）系本公司研制开发。这些侵权行为既侵犯了原告花欣的著作权，又侵犯了原告成都迈普电器有限公司的财产权，同时还违反了双方所签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构成了违约行为。原告迈普公司基于被告泰勒公司这一违法行为，既享有侵权损害赔偿的求偿权，又享有违约赔偿的求偿权。由于原告迈普公司与被告泰勒公司在软件产品代理销售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因此，原告迈普公司选择了侵权损害赔偿求偿权，符合请求权竞合说理论，故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四、关于本案损失额的计算方法与选择关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失的计算方法，著作权法及其实施细则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并未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但1985年11月6日和1992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的《关于商标侵权如何计算损失赔偿额和侵权期间问题的批复》和《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分别规定：“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可以按其所受的实际损失额请求赔偿。也可以请求将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的利润（指除成本外的所有利润）作为赔偿额。对于以上两种计算方法，被侵权人有选择权”：“专利侵权的损失赔偿额可按照以下方法计算：（1）以专利权人因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经济损失作为损失赔偿额；（2）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作为损失赔偿额；（3）以不低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数额作为损失赔偿额。对于上述三种计算方法，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的不同情况选择适用。当事人双方商定用其他计算方法计算损失赔偿额的，只要是公平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上述关于商标侵权和专利侵权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的规定，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赔偿额的计算，是可以参照执行的。因为著作权与商标权、专利权同属知识产权的范畴，具有共同的属性：即这种权利为权利人专有；权利人垄断这种专有权并受到严格保护；权利人以外的第三人不得侵犯这种权利，未经权利人的同意，不能享有或使用该项权利，否则要承担侵权责任；权利人可以自己行使这种权利，也可转让他人行使，并从中收取报酬等。

关于本案损失赔偿额计算方式的选择。本案在发生纠纷之前，迈普公司与泰勒公司并未约定违反合同或侵权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也没有商定损 失赔偿额的其他计算方法，因此，本案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式不存在选择“当事人双方商定用其他计算方法计算损失赔偿额的，只要是公平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的情况。本案也不能选择“以不低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数额作为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因为迈普公司未与任何第三人签订该计算机软件许可使用合同（实际上也无权许可他人使用，花欣未授权），花欣将该计算机软件作价50万元投入迈普公司作为股份，不等于迈普公司将该软件依法转让他人使用的许可使用费也只是50万元，该50万元是迈普公司从花欣处取得软件使用权而付出的成本价，迈普公司转让软件时，除了要考虑成本之外，还要考虑自身的可得利益，否则，迈普公司就不可能以50万元将软件再转让他人使用。本案也不能选择“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作为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式。因为，被告泰勒公司在一、二审期间拒不提供违反合同和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数额，也不提交公司的会计与财务帐目。由此可见，本案只能选择“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作为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式。据此，迈普公司因受侵权而造成的实际损失，是经人民法院指定的成都市成华区审计师事务所审计鉴定的减少利润收入13897847.87元。由于迈普公司的诉讼请求赔偿的数额只有1300万元，其放弃897847.87元债权也是法律允许的。所以，二审法院判决泰勒公司赔偿迈普公司1300万元正确。

责任编辑按：从本案事实来看，泰勒公司不享有争议软件著作权，未经许可而将争议软件大量复制在其产品上，其行为确侵犯了他人享有的著作权，应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应是肯定的。但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多样化，有些法律问题须进一步分析、探讨。

一、关于两原告的具体权利性质和范围本案高速多通道调制解调器MP1000及其升级产品MP1000B，均是以Modem的原理研制、开发出的一种产品，Mo－dem的实现方法是其主要技术。这种技术的发明人花欣向国家专利局提出了发明专利申请，国家专利局予以受理。正是基于这个事实，花欣与陶建东，迈普公司的前身华信公司与泰勒公司先后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泰勒公司在《计算机世界》上刊登的广告，迈普公司在《计算机世界》上发表的声明，均称这种技术为专利技术。但国家专利局并未授予花欣发明专利，故花欣不能主张该技术的专利权。虽然如此，发明人对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仍能以技术所有人的身份享有该项技术的所有权。因此，花欣实质是以非专利技术所有权人身份与他人签订合作协议的。也正因为如此，上述两份合作协议中都有保密条款，并限制合作对方再自行研制此类产品。这说明，这种技术已经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泰勒公司一方面将这种技术作为自己的新技术上报领取新技术企业证书，侵占了他人的技术成果，应构成对他人技术所有权的侵犯；另一方面，利用其根据合作协议所掌握的该项技术秘密，使用在自己生产的MP1000B产品中，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上述认定，应是对双方当事人应有之权利义务关系的合理认定。

MP1000及其升级产品MP1000B均是以软件控制运行来实现其工作原理和功能的，因此，其软件设计和设定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花欣在研制、开发上述两种产品过程中，研制、开发了相应的软件，即应以软件开发者的身份享有该软件著作权，并得以得到国家软件登记管理机构的登记和取得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因此，花欣以案涉软件著作权人的身份，依法定程序向迈普公司转让案涉软件著作权的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是行使其软件著作权的一种表现，是合法有效的。由于花欣已将案涉软件著作权中的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合法转让给了迈普公司，故任何第三人除合理使用外而使用案涉软件，既应取得迈普公司的许可，而不是花欣的许可。但在此种情况下，第三人使用时对软件开发者仍负有义务，即在使用时要表明软件开发者姓名，以保护软件著作权人依《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九条第（二）项所享有的“开发者身份权”。而泰勒公司在使用案涉软件时没有履行此项义务，故其行为构成了对花欣享有的“开发者身份权”的侵犯，花欣也就只能对泰勒公司主张该项权利。由于案涉软件的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已合法转归迈普公司享有和行使，故泰勒公司未取得其许可，大量复制案涉软件用于其产生的MP1000B和HM－5产品之中，就构成了对迈普公司的软件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犯，迈普公司也就只能对泰勒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由上可见，泰勒公司侵权行为客观上同时侵犯了不同权利主体的不同权利。不能因为两原告享有的不同权利同属软件著作权范围，就认为他们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在这里，首先，两原告的主体身份并不相同，花欣属软件著作权人，迈普公司属软件著作权财产权的受让人。其次，花欣可以主张的权利性质属人身权，迈普公司所主张的权利性质仅属财产权。再次，著作权中的各项权利可以分离并分别独立行使，进而限定了权利人的权利范围，各权利的具体享有者各依该权利与他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在该权利义务关系 范围内，与其他具体权利享有者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同时，由于各自权利的独立性，是否行使，属该权利享有者处分权范围内，应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处理各自的诉讼。因此，由于两原告不是相同的权利主张，相互之间又是独立行使的，故他们的诉讼，既不属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也不属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本案按必要共同诉讼处理就很牵强。严格地说，花欣仅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因为，泰勒公司在诉讼中对案涉软件著作权提出了主张，它涉及到了花欣的软件著作权。所以，花欣参加诉讼，主要是因为其对本案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要求确认自己为案涉软件著作权人而参加的，而且，其权利主张也正是如此，这正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特征。

二、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805教研室诉花欣就本案所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归属一案。这说明，花欣在本案中的软件著作权人的主体身份有争议，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其据以提出诉讼请求的权利基础发生了动摇，进而，花欣向迈普公司转让软件财产权的行为的效力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使迈普公司权利主张的基础也发生了动摇。由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自己受理的案件中不能确认该软件著作权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805教研室与花欣之间的归属问题，也就不能以花欣持有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为理由，直接判决本案。花欣所持该证书可以在北京一案中作为其享有软件著作权及登记申请文件中所述事实确实的初步证明，但这不是其享有软件著作权的最终证明，对方当事人有权利提出相反证据来推翻其初步证明，法院也有权根据事实否定初步证明，进而作出著作权应归对方当事人享有的判决。也正因为如此，《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软件著作权的登记可以“根据最终的司法判决”被撤销。这就说明，花欣、迈普公司与泰勒公司著作权侵权一案出现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出现这种情况的，本案即应中止审理。

有一种意见认为，1992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点指出：在人民法院审理专利侵权案件中，经常发生侵权人利用请求宣告专利无效故意拖延诉讼，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为了有效地依法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侵权损害的扩大，人民法院受理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件后，“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未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而在其后的审理过程中提出无效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 讼”。人民法院受理的发明专利侵权案件或者经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维持专利权的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上述司法解释精神对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也是可以参照执行的，本案可以不中止诉讼。但这种意见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本案被告并未向软件著作权登记管理机关请求撤销花欣的登记，而是案外人与花欣发生了争议，不存在被告利用并故意拖延诉讼的问题，故本案不应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精神而继续审理。

篇3：浅析著作权侵权入罪标准

关键词：著作权,刑法保护,以营利为目的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 知识产权正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第一战略储备, 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工作尽管起步较晚, 但由于善于借鉴国际上现有的经验成果, 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我国1997年修订通过的现行刑法典在分则第三章中以专节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了集中、统一的规定。但是, 在实践中发现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打击力度。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采取的是刑法典集中型模式, 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规定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 (1) 。《著作权法》中只是笼统地规定对某种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并没有具体的罪状和法定刑。而所有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与其刑事责任都统一规定在刑法典中。这种做法就容易导致立法修订的不同步, 人为造成法律适用中的冲突和分歧。

在我国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规定中, 将情节和数额作为定罪起刑点, 但是刑法对于具体情节并无确切规定, 而是将此权力实际赋予了司法解释机关。截至目前, 已有三个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 (法释【2004】19号、法释【2007】6号和法发【2011】3号) , 这三个司法解释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入罪标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在实际适用中仍然不能清晰界定著作权侵权犯罪的边界所在。

二、现行入罪标准与存在的问题

(一) 客观构成要件

三个司法解释中基本上将侵犯著作权的情节都以金钱数额代替 (对于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还存在传播数量、点击数等其他计算方式) 。除了刑法条文本身所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这种数额认定标准之外, 上述三个司法解释还另外规定了“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

按照一般文义解释, 违法所得应指行为人通过违法犯罪活动, 所取得的直接财产性收益。在侵犯著作权犯罪中, 最明显的违法所得就是行为人通过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而得到的现金收益, 一般就是通过销售侵权产品而获得。但是这一概念很容易与“非法经营数额”产生混淆。

法释【2004】19号第十二条对“非法经营数额”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2) , 按照该规定, 对那些被起获的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 如果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 就要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虽然在操作上非常便利, 但有时却显得缺乏合理性。比如奢侈品侵权产品, 众所周知, 奢侈品的附加价值远远大于其商品本身的价值, 侵权产品的价值与正品之间可能是上百倍的差价, 如果对于侵权产品一律按照正品计算就显然有失公平, 上述按照被侵权产品市场中间价格计算方式的合理性也就存有疑问。

对于已经销售的侵权产品, 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其价值就是“非法经营数额”。由此可见, “违法所得数额”与“非法经营数额”的概念十分相近。但由于实际操作中, 司法解释对于“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两种认定计算方式采用的是并列式的列举方式。显见, “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计算方式并不相同, 否则这样规定全无意义。从定罪数额大小的规定上, 我们也可以得出, 在同一案件中“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计算应小于“非法经营数额”, 但究竟该如何计算仍然是个问题。

除了数额认定的问题, 在《刑法》与《著作权法》的衔接中还存在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这一缺口, 但现实情况中网络已然成为侵犯著作权重灾区。法发【2011】3号第十三条就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需要注意的是, 在《著作权法》中,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独立于复制权与发行权的一项, 如果仅按照《刑法》规定, 以上行为是不能构成犯罪的。可见, 为了提高对猖獗的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 司法解释不得不舍弃与《著作权法》的衔接, 转而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到复制、发行权的概念框架中, 这是在难以立即对刑法作出修改的情况下, 为了迎合实际情况需要而不得不做出的变通措施。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 认定通过网络实际传播他人作品数量与实际被点击数还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这也可能导致司法实践操作的混乱。

(二) 主观构成要件

在侵犯著作权犯罪中, 构成要件除了客观方面的数额要求, 还存在“以营利为目的”这一主观构成要件。我国学界中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存废之争从未平息, 有人提出该要素应当完全废除, 还有的认为应当将其原样保留, 也有的认为应对其加以修改。虽然法发【2011】3号第十条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具体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 (3) , 但这一规定仅仅是帮助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认定何为营利目的, 并不能解释该主观要件的存在意义。

笔者认为, 该主观要件不可废除。从文义解释来看, “以营利为目的”是指行为人为了谋取利润而实施犯罪行为。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 它应当具有社会危害性, 而营利目的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第一, 营利目的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严重。营利目的表明行为人以犯罪为手段而获取非法利润, 同没有这种心理状态的犯罪相比, 更加说明行为人应当受到谴责与非难。第二, 营利目的说明行为的客观危害严重。营利目的使行为人更积极主动和反复继续实施某种犯罪行为, 而且导致行为人扩大犯罪行为的规模和加重危害结果。因此, 营利目的虽然是主观方面的内容, 但它并非仅仅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严重, 而且说明行为的客观危害严重 (4) 。

我们知道, 刑法的特色包括了谦抑性与最后性, 其规制的范围理所当然要小于《著作权法》的范围, 并且只有在没有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 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如果去除了“以营利为目的”这一要件, 就将使一些现由行政处罚规制的不太严重的侵权行为被纳入犯罪范畴, 这显然违反了刑事立法的基本要求。况且, 如果不以营利为目的, 那又何谈“非法经营数额”。这会让侵犯著作权罪丧失了罪状本应具有的明确性和规范性, 同时也丧失了最后性, 难以与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相区分 (5) 。

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 也不可废除“以营利为目的”。TRIPS协议第61条虽然没有明确要求“以营利为目的”, 但是要求“具有商业规模”。这说明TRIPS协议中, 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也有主观方面的要求。并且, “以营利为目的”便是“具有商业规模”的前提, 如果不以营利为目的, 就不可能达到商业规模地侵犯著作权。

并且法发【2011】3号第十条的规定明确了“以营利为目的”并不能与“以销售为目的”画上等号。销售只是一种营利方式,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很多常见的市场行为虽然不属于传统概念上的销售, 但是同样具有营利的效果。为了规制这些行为, 我们就要对“以营利为目的”进行扩大解释。同时, 该解释将间接营利行为也容纳进“以营利为目的”。在侵犯著作权犯罪中, “直接营利”是指直接利用著作权人的作品, 榨取其价值, 而“间接营利”则是利用该作品的影响或是其他功用, 而得到二次获利。如该解释的第 (二) 、第 (三) 项规制的就是利用作品的影响力吸引用户, 之后再向用户提供其他附加性收费服务。将间接营利容纳入营利目的, 还能有效规制企业商业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

综上, 笔者认为, “以营利为目的”要件不可废除, 并且在认定时需要进行整体上的考察, 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从整体上观察是具有营利目的, 均应当视为构成该要件。这种方式有助于实现查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结语

与世界各国相比, 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制裁相当严厉 (6) 。但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却仍然常见, 同时司法执行率又偏低。这主要由于知识产权相关立法与刑法规定衔接不上、现行的法律法规本身对一些概念的界定还不够明确、以及在实际操作中一些规定难以执行等问题。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 存在各种问题也是正常。在面对上述问题的时候, 可以扎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尤其是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国民的相关知识和意识水平, 在制度制订上做到符合国情民情, 逐步形成完整协调的体系;在制度执行方面做到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参考文献

[1]田宏杰.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J].中国法学, 2003 (3) :141-152.

[2]郝方昉.关于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应否需要“以营利为目的”的理性思考——兼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相关规定[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28 (5) .

[3]郑友德, 曾旻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存问题及完善建议[J].知识产权, 2012 (01) .

[4]孙伯阳.浅析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之完善[J].中国司法, 2012 (11) :105-108.

[5]张道许.知识产权保护中“两法衔接”机制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 2012 (2) :103-108.

[6]刘科, 朱鲁豫.侵犯著作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要素的规范阐释与完善方向[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2 (09) .

篇4：软件著作权侵权标准

摘 要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适用著作权法的规定，软件产品有着一些特殊的属性，导致了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对软件的侵权损害赔偿的确定十分不易。本文以一则案例为切入点，从损害赔偿原则、损害赔偿范围和具体计算方法三方面入手，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做一梳理。

关键词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 损害赔偿 全面赔偿

一、引言

软件受著作权法保护，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没有另行规定的情况下，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适用著作权法的规定。计算机软件产品有着一些特殊的属性，如易复制性及其低成本性—软件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其开发完成后的复制只需要极微小的成本。软件的这些特点导致了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对软件的侵权损害赔偿的确定十分不易，而“现行法律对赔偿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规定早已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著作权领域，作品种类、载体、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已经使赔偿的原则和标准难以掌握①。”所以，对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赔偿原则、赔偿范围及计算方法确有作出特别讨论之必要空间。

二、损害赔偿的原则

如何更好地界定软件著作权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法院必须依据一定的衡量标准，学者对于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所应当遵循的原则问题说法不一，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差别。我国民法上存在5种赔偿原则：全部赔偿原则、财产赔偿原则、损益相抵原则、过失相抵原则以及衡平原则。而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中最重要就是全面赔偿原则。

所谓的全面赔偿原则，是指软件著作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以加害人侵权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财产损失范围为标准，承担全部责任。侵权法的功能之一就是填补损失，作为救济方式，损害赔偿应当使受害人的状况尽可能恢复到权益未被侵害之前的状态②。TRIPS第45条规定的“赔偿由于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所有者造成的损害”，侵权者向权利所有人支付费用“可以包括适当律师费”等规定，仍旧是全部赔偿原则的体现③。世界各国损害赔偿制度设计并不相同，但最高指导原则是相同的，即“旨在保护个人之身体，财产等权利法益不受侵害，万一损害不幸发生，行为人不问其行为为故意、过失，负有填补该损害之责任④。”全面赔偿原则实质上是符合这一最高指导原则的。

有学者主张的损益相抵原则实际上与全面赔偿原则并不冲突，而是全面赔偿原则的具体体现。损益相抵原则要求受害人基于损失发生的同一原因而获得利益时，应当将该利益从赔偿数额中抵消，加害人仅对抵消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损益相抵的目的是计算出受害人真正的损失，使受害人的真正损失得到赔偿，这也正是全面赔偿原则所要求的。

对于侵权损害赔偿的性质历来有补偿主义和惩罚主义不同观点之争，全面赔偿只是达到足以补偿权利人的损失的目的，对于侵权人而言，没有起到警示的作用，日前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损害赔偿囿于盗版和假冒的猖獗，有些学者主张惩罚主义，作出超过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以达到遏制不法行为的作用。不可否认，对于我国目前软件著作权侵权现象严重的情况而言，适用惩罚性赔偿能使侵权人利益受损并对潜在的侵权人形成一定之威慑，但是惩罚性赔偿有背离法律和法理之处。

三、损害赔偿的范围

软件著作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

1．直接损失，包括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软件著作权权利价值的贬值；因制止、消除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因侵权行为而对软件著作权造成的精神损害。软件著作权权利价值的贬值也是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害，具体表现为软件许可使用费、转让费用等收益的减少。这种无形利益的减少应列入直接损失来赔偿。

有学者认为，因制止、消除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如调查取证、诉讼等支出的费用应列入间接损失赔偿。从侵权人的角度来看，因制止、消除侵权行为的费用是软件著作权人主动为之，并非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失。但就权利人而言，此类支出却是其现有财产的减少。直接损失是自该损失是由软件著作权人直接承受，并不以该损失是由侵权人直接造成为必要。所以，因制止、消除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视为软件著作权人的直接损失。

2.间接损失，软件著作权人的间接损失是指软件产品处于生产、销售、出租、转让等增值状态中的可预期的潜在利益的减少或丧失。软件著作权人由于侵权行为导致软件著作权人不能正常利用该软件的著作权从事经营活动而造成的损失。软件著作权人的间接损失具有以下特征：①间接损失是可得利益的丧失，而不是既得利益的丧失；②这种可得利益的丧失是有标准衡量的，而不是想象或假设的；③这种可得利益必须是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直接影响所及的范围；④受到间接损害的潜在利益必须是侵权人在侵权时可以合理预见的。

四、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方法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侵犯软件著作权的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的，侵犯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以下的赔偿。”由此可以看出，关于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不是选择关系，而是有顺序的。下面就这三种计算方法分别展开论述：

（一）计算机软件著作人的实际损失

因侵权人的侵权软件复制品在市场上销售使软件著作权人的软件复制品发行量下降，其发行量减少的总数乘以单位利润之积，就是软件著作权人的利润损失。其中，软件发行量减少的数额应当参照遭受侵害前的软件发行量为参照标准。我国第一起软件著作权侵权案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计算赔偿数额的。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的。在计算利润损失时，要根据软件是一种无形财产的特点，并结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在侵权行为发生后，被侵权软件的销售量必须出现明显的减少，如果没有明显的减少，则不存在适用这种方法的基础。

其次，被侵权软件销售量下降与侵权行为之间必须存在着因果关系。实践中导致软件销售量下降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如升级版软件的出现、软件本身的缺陷、公众消费习惯的改变等因素都可能使软件产品销售量下降，而侵权人所负赔偿责任的只能是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被侵软件销售量下降进而导致的利润减少。

（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

因为软件著作权人的实际损失难于确定，另一方面软件著作权人要证明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必须公开其技术上或财务上的秘密，这可能涉及到软件著作权人的商业秘密，所以其也不愿意以其损失来计算赔偿额。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是以侵权软件复制品的总销售额减去可从中扣除的成本，以及由被侵害的软件著作权以外的因素带来利润即为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可从销售总额中扣除的成本，包括了侵权软件复制品的制造、销售及服务成本。在运用则种方法计算赔偿额时，应由侵权人承担其侵权行为所带来的不精确性的风险。对于侵权人利用侵权软件来营销其经营的其他产品的，由此带来的其他产品的销售利润的提升部分，应该作为侵权人获得的间接利润计入损害赔偿数额。

（三）法定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著作权法规定了赔偿的最高数额为五十万元，这样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的结合实际，作出比较公平的判决。但是有自由裁量权就意味着存在暗箱操作，法官存在随意断定赔偿额之嫌。另外，法律总是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五十万元的最高额规定对于一些市场前景非常好的被侵权软件产品来说，并不能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失。所以法定赔偿额制度并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只能作为最后的应急之策。

以上三种赔偿额计算方法并不是选择关系，而是只有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无法确定时才使用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在这两者都不能确定时，法定赔偿额最为补充加以适用。事实上，在审判实务中，按照被告的侵权获利来确定赔偿额在各类赔偿计算方法中占第一位，侵权获利在填补权利人损失和易于计算方面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实践中，通常也适用法定赔偿额。

笔者认为，赔偿额与计算赔偿的方法均属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畴，不应当给予限制。因为这并不是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而应赋予权利人以完整的选择权。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从时间上看，在法庭尚未作出判决前，权利人可以随时选择法定赔偿。这样如果他在诉讼中先选择了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但感到难证明或者有可能对自己不利时，即可在最终判决前改而要求法定赔偿⑤。鉴于损害赔偿的本质在于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失，在获利和损失不一致时，权利人只能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而不能同时提出请求，只是在出现侵权获利大于被侵权人损失的情形时，由法官来酌定。这样，才能在程序上保证当事人有针对性的行使答辩权，在实体上体现全面赔偿原则，而不会不合理的增加侵权人的责任。

五、结语

损害赔偿问题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乃至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审判中的关键内容，由于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尚未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作出具体、系统的规定，再加上近几年计算机网络技术带来的新型侵权形态，更使赔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法院在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进行审理时应该结合损害赔偿原则，考虑到软件著作权侵权程度、软件作品类型、侵权后果等情节，按照法定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来确定最终的赔偿额，以期达到既能补偿软件著作权人的实际损失，又能潜在的侵权人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注释：

①董天平,郃中林.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研讨会综述.载蒋志培编著<知识产权法律使用与司法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69.

②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750.

③蒋志培.入世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④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5.

篇5：软件著作权侵权标准

（1999年11月22日 [1998]知他字第6号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8]286号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1．推荐性国家标准，属于自愿采用的技术性规范，不具有法规性质。由于推荐性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具有创造性智力成果的属性，如果符合作品的其他条件，应当确认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对这类标准，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予以保护。法院应当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认这类作品的著作权人，确认原告是否经过合法授权，最终确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2．国家标准化管理机关依法组织制订的强制性标准，是具有法规性质的技术性规范，由标准化管理机关依法发布并监督实施。为保证标准的正确发布实施，标准化管理部门依职权将强制性标准的出版权授予中国标准出版社，这既是一种出版资格的确认，排除了其他出版单位的出版资格；同时也应认定是出版经营权利的独占许可。其他出版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出版强制性标准，客观上损害了被许可人的民事权益。请你院与朝阳区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并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多做工作，争取调解解决此案。

篇6：著作权侵权案例

，湖北省荆门市部门会同版权部门对群众举报的“10.12”诚信网络侵犯著作权案进行调查。经查，20以来，罗某某等7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开设“诚信网络一条龙”网站，售卖“传奇”游戏私服版本、架设私服、为客户代理发布该游戏私服广告，非法接收资金共计202.3万元;李某某开办“至上科技”论坛，利用非法获得的“传奇”私服版本进行广告推广获利，非法接收资金175.4万元;何某某等3人利用QQ在网上联系发布“传奇”私服广告客户获利，非法接收资金共计1749.5万元。

12月24日，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罗某某等11人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缓刑不等，并处罚金合计人民币1240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