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经典的诗歌

2024-05-05

大海经典的诗歌（精选6篇）

篇1：大海经典的诗歌

《关于海》

仅有汹涌的大海才能使我释怀

仅有奔腾的浪花才能让我动心

我想，我是属于海的

我才是大海年轻力壮的儿子

重峦叠嶂的高峰已不能阻隔我的思念

荒蛮无边的草原也不能淡薄我的情感

我所有的骄傲

都来自于一场惊心动魄的潮汐

一次关于海的`歌赞

篇2：大海经典的诗歌

在梦里我翻看着毫洋各招待晦暗的笔记

我没有遇见大海的时辰

海水的星星掩着面孔从睡梦中飞过

我没有探听过的那一个国度里的业绩

当心灵的潮水汹涌汇集明月当空

夜晚走回恋人的身边

在你神秘的岸边徐步逡巡

大海我没有缔听过你洪亮的涛声

那飞跃万代的红铜

我没有见过你丝绸般浩淼的面孔

山一样、耸立的波浪

可是当我生命的晦冥时刻到来的时候

我来到你的近旁

黄沙掠走阳光乌云滚过大地

篇3：大海经典的诗歌

海子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文明发展有着深深的不满与焦虑, 在日趋物质化、欲望化的今天, 他通过诗歌的途径为拯救精神失落的生存状态做了一次带有终极性质的尝试。他的诗歌看似简单平常, 实际上却有着丰富的内涵。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 周游世界/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诗歌全文以“我”为第一人称展开叙述, 与“你”展开交谈。一开始, 作者就说到, 从明天起要做一个幸福的人, 第四句又说到了从明天起, 为什么是从明天起呢? 而不是从今天呢?这里就出现了矛盾对立, 为下面的内容作了铺垫。然后作者提到了,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 这些都是“我”的愿望, 至此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后作者提到了自己心中的居所,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而这也是文章的题目。这句是冲突与矛盾的体现, 存在着反讽。“在布鲁克斯之前, 艾略特、瑞恰慈、燕卜荪都谈到过反讽, 但布鲁克斯对此作了最详备的解释, 他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可以理解为, 在特定语境下某个词语表达出了与字面含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含义。这两个词语存在着逻辑矛盾, 是对立冲突的。面朝大海看到的绝不会是春暖花开, 只能看到单调的蓝色, 只能感受到苍凉和忧郁。要想看到春暖花开的景象应该是背对大海。从这样的矛盾愿景中可以看到诗人内心的纠结。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 我的幸福

第五句开始又提到了从明天起, 诗人一直在说明天, 而没有提到今天。这其实就是张力之所在, 是对矛盾的包孕。在主人公的心中幸福属于未来的时刻, 是一种幻想, 而今天的生活与希望相去甚远。我们能够感受到海子对生活的希冀, 以及无奈和哀伤。这首诗真正的哀伤之处, 不是说今天的不幸福和对明天的憧憬, 而是对明天的放弃。“我”最终感受到我设想中的改变对于世界没有价值, 甚至于想象中也不再有我的改变的机会。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在第七句, 作者说“幸福的闪电”。“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在我们看来, 幸福应当是温暖的、柔和的, 可是诗人却把它比作闪电。为何比作闪电?我们可以理解为, 幸福像闪电一般明亮, 照亮每个人的生活。但是, 还没好好感受这一切的时候, 幸福又像闪电一样飞快地消失了, 诗人与幸福擦肩而过。诗人只是设想了幸福的样态, 最终又回到了自我之中, 这样的跌宕起伏形成了强烈的张力。我们也就知道了, 前面“我”所提到的愿望只不过是幻想, 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冲突。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作者在第八句提到了“每一个人”, 但是又单独在下文提到了“陌生人”。“陌生人”是一个有趣的称呼, 从逻辑上看“每一个人”当然包括了“陌生人”, 从语义角度他们是同样的人, 然而却与“我”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关系:一种是要传递幸福, 另一种是也为你祝福。虽然把对“陌生人”的祝福放在了最后, 实际上是最为重要的部分。看似简单的三个祝愿, 包含了作者特殊的情感。这个陌生人到底是谁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全诗的情感提升了一个高度, 这样的含混表达, 使诗歌具有复杂的美感。

我只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最后一句, 全诗达到了高潮。前面他希望将幸福播撒到每一个身上, 然而结尾笔锋一转, “我只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一个“只愿”把情绪拉到了谷底, 我们也似乎能看到海子最终选择了与别人不同的归宿。各种美好的愿望和只愿形成的反讽, 让读者在诗歌最后感到了巨大的失落, 也能感到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至此, 细细品味, “大海”一词, 实际有着深刻的含义, 从方法看属于比喻含混。含混又称朦胧、复义。燕卜荪这样界定含混:“任何语义上的差别, 不论如何细微, 只要它能使同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 就会造成含混。”含混性不同于与混乱性, 它隐藏着丰富复杂的诗意, 具有美感价值。第一种比喻是, 浩瀚广阔的大海, 象征着诗人从封闭的自我世界走向现实世界。第二种比喻是, 理想抽象的归宿, 象征着回归自我, 坚持孤独。这两种比喻的含义完全是相反的,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可以看到诗人生活理想的强烈冲突。诗人一开始想要走出自我世界, 但一切这只是设想, 他一开始定位在海边, 就表明了他孤独的内心, 注定无法与世俗世界共存。这首诗写于他自杀前两个月, 看来这就是他回归自我的方式。

新批评方法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它是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催化剂, 树立了内部研究的典范, 促成了西方理论批评对现代语言学的重视。我们用新批评的方法, 对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进行了解读。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品独特的艺术美感, 也可以窥探到诗人的内心世界。我想, 这看似是一首温暖光明的作品, 实际上是这是海子临行前的赠言。

参考文献

篇4：徐志摩诗歌的“经典性”

关键词：徐志摩诗歌经典化

中国新诗自出现之日起，便表现出迥异于中国传统诗歌的种种特征。在时间长河的涤荡下，新诗历经风雨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品质。徐志摩作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对新诗在艺术上的探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其代表诗作如《再别康桥》《沙扬娜拉》等更是被奉为“经典之作”长久流传、广为吟诵。

徐志摩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他的代表作、他那轰轰烈烈的情感经历，已然让人们将他的形象勾勒成了一位民国时期风度翩翩的文艺青年。这位充满个性的文人用自己丰富细腻的情感、清新隽永的文字为早期中国新诗开创了新的局面，在他笔下新诗不再是单纯的用白话文书写的文字，内容不再单一乏味，形式不再千篇一律，他致力于新诗体制的输入与试验。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中国新诗在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他之后的诗人在诗歌格律化的开创上做出了表率。关于徐志摩在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将着重探讨其诗歌“经典化”的相关问题。

诗歌“经典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读者的传播与接受中实现的。“诗歌文本，即使再精彩，如果在书架上任尘封鼠咬，不能与读者见面，那也不可能成为经典。经典是在读者不断地阅读和理解中产生的，通过阅读，文本的内涵与读者的心灵得以沟通，正是在文本与读者的交流、对话与融合当中，文本的精义被不同时代的读者所把握，文本的经典意义得以显现。”[1]新诗自上个世纪初由胡适等人倡导，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这一百年的岁月变换中，新诗面临的社会境况与读者群体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解放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后。不同的读者处于不同的社会时代语境下，受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态影响，对诗歌的阅读感受会出现差异。另一方面，读者的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以及价值观也会直接影响对诗歌作品的评价。由此不难看出，如何界定一首诗歌是否“经典”，实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新诗的传播方式无外乎报刊发表、集结出版、教材选编、电视广播的推介等，这些方式共同促成了新诗经典化的可能，其最终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受众的选择下产生一批“经典诗人”；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新诗在历经读者的淘汰筛选后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甚至被深入分析研究，渐渐成为“经典”。

一、徐诗在民国时期崭露头角

徐志摩作为新诗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诗歌作品自然也历经种种考验，其诗歌在“经典化”的道路上可谓一波三折。我们现今能查阅到的徐志摩最早的诗歌是创作于1914年的《挽李幹人》，其系统的诗歌创作与发表始于1921年。在民国时期，新诗的传播方式除了发表于报刊或整合为诗集出版外，最常见的仍然是被选入当时的教材中，通过教育途径被学生熟知。重视语言文学的教学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教学传统，“诗歌文本进入教材，尤其是进入中小学教材后，将获得几乎是全社会适龄人口的读者，这将有力地促进其‘经典化。”[2]对此，笔者粗略地考查了徐志摩诗歌在民国时期被选编入教材的情况——

《一小幅的穷乐图》被选进由沈星一编、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沪杭车中》入选朱文叔编、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出版的《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二册，另一篇《五老峰》入选该教科书第四册；1933年由戴舒清编、上海文艺书局出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第一册收入了《再别康桥》；1937年由蒋伯潜编、世界书局出版的《蒋氏初中新国文》第二册选入《苏苏》；《无题》则被选编进赵景深编、青光书局1946年出版的《初中混合国语》第二册；同年，由吴拯寰编、三民图书公司出版的《标准文选》第一册收入《车眺》。

从选编情况来看，徐志摩的诗歌在民国时期是较受教科书编写者青睐的。第一首入选教科书的诗《一小幅的穷乐图》创作于1923年2月6日，载于1923年2月24日的《晨报副刊》。[3]次年，该诗就被选入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中，时隔仅一年的入选证明了徐志摩在当时新诗坛虽初出茅庐却已具备一定的个人影响，同时表明他的诗在内容技巧方面被认为适合教学，除此，我们还可以猜想或许在这一年中该诗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受到读者喜爱，缘此被选入了课本。之后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徐志摩的诗歌也并未因为他的突然离世而受冷落，反倒备受关注。被编选进教材的诗歌，除了有当下熟知的抒发个人情思的《再别康桥》外，还有描写景物的如《沪杭车中》《五老峰》《车眺》，悼亡诗《苏苏》。由此可见题材之广泛，与现如今徐志摩诗歌被编选进教材的题材单一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于徐志摩的诗歌为何一开始就广受教科书欢迎，从早期就显现出了向“经典”发展的趋势，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徐志摩的诗歌以追求“爱、美、自由”为基本主题，风格清新，适合在中学语文课堂上传授积极的思想，在倡导个性解放的时代，他的诗歌有利于启发学生；二是徐志摩的诗歌强调“音乐美”，重视诗歌的节奏与韵律方面的技巧，朗朗上口的诗歌便于学生背诵，以及课后的传播；三是徐志摩在当时诗坛崭露头角后，其诗歌虽遭到鲁迅等个别人的否定，但大部分文人还是对其赞赏有加。在1925年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出版后，朱湘就说：“徐君的第一本诗已经这样不凡，以后的更是可想而知，我们等着，心中充满了一腔希望的等候着罢。”[4]文人的推崇想必也会影响到优秀诗歌被选入教材一事；最后一点是民国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非一种，徐志摩的诗歌创作虽受西方影响，但在多样文化形态并存的时代环境下，其传播与普及不会受太大干扰。

民国时期徐志摩的诗歌不仅走入课堂，在青年群体中得以广泛传播，造成不小的影响，其人其诗也引起了文坛的研究与讨论。1931年徐志摩去世后，悼念他的文章、对他的诗歌的评论性文字大量涌现，胡适、茅盾、沈从文等人都曾撰文纪念。无论是文人的评价，还是普通民众的讨论，都不可否认徐志摩在早期新诗诗坛的重要地位，这样一种一开始就形成的“普及性”与“流行化”趋势为徐志摩诗歌在“经典”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奠定了基础。endprint

二、徐诗去“经典化”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1980年期间，徐志摩诗歌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左倾的政治导向直接导致徐志摩的个人阶级属性与当时的主流政治形态背道而驰，在十年文革的社会环境下，曾受欧风美雨影响的徐志摩不幸被扣上了资产阶级文人的帽子，其诗歌作品被视为反映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而遭到否定。即使出现少数的研究性文章，也几乎是以批判声为主。197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谈到“徐志摩的反动诗歌”时称“他一直是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与革命文学相对抗的”，“徐志摩写过的许多名为爱情实则色情的诗”，“由于其思想腐朽、反动，带有一定艺术性就更能毒害人民，就更有危害作用，所以也就更应该批判。”[5]除此之外，1979年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于徐志摩和新月派的评价是称之为“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的进攻”。[6]两种被当时高校普遍使用的教材对徐志摩诗歌几乎都进行了直接而又尖锐的批判，对其诗歌内容做了全面的否定，诗歌技巧更是无从谈起。在当时社会政治体制下，人们的意识形态必然受主流政治话语主导，极端的否定态度之于徐志摩的诗歌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是政治因素造成了他的诗歌研究被中断三十年之久，或者我们也可将这个时期徐志摩诗歌的遭遇视为它“经典化”道路上的挫折与艰辛。因为时代环境与读者群体都在改变，没有事物可以做到一尘不变、一帆风顺，文学亦是。

三、徐诗重回学界和读者视野

在经历了短暂的被遗忘、忽视、搁浅以及有失偏颇的批判后，1980年代起徐志摩的诗歌研究逐渐开始复苏。关于其诗歌主题思想、艺术风格、形式技巧的学术理性探讨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徐志摩的诗歌也开始重新回归中学教科书。其诗歌作品在中学教材中的选编情况如下：

目前查到的建国后最早选入徐志摩作品的语文教科书，是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组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三年制高中语文课本《中国现代名著选读》上册，《再别康桥》入选该书。另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四年制初级中学实验课本语文》选编《再别康桥》，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情理知能连环导引初中语文》选编《为要寻一颗明星》。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94年，在高中语文实验课本《文学读本》中首次选入《再别康桥》。1997年，《再别康桥》入选《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试验本）。进入新世纪，《再别康桥》又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目前，全国普遍使用的五套高中语文课本中，《再别康桥》入选其中的三套课本，分别是人教版、山东版、广东版。语文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语文编选的是徐志摩的《黄鹂》这首诗，江苏版没有选徐志摩作品。

不难发现，在1990年代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徐志摩的诗歌不断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不论在哪个地区使用哪个版本的教材，几乎都会接触到徐志摩的诗歌。而这其中受到各个版本教科书共同青睐的作品非《再别康桥》莫属。一首《再别康桥》让大部分学生对徐志摩这个名字不再陌生，甚至由这首诗引发了大家对其人感情生活的好奇与关注。2000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热播便很好得证明了这一现象。《人间四月天》讲述了徐志摩短暂一生的复杂情感经历，他的剑桥学习生活经历、他与三名女性的感情纠葛，让观众从多个角度认识了这位温文尔雅、拥有浪漫气质的民国文人，看到这里观众也便会慢慢体会、懂得徐志摩诗歌里抒发的“爱”“美”“自由”。《人间四月天》的播出在当时引起不小的“徐志摩热”，这也为徐志摩诗歌开拓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尤其是生活在当代的青年人，或多或少会被这个上世纪初期勇敢追求真爱、自由的徐志摩所感染。电视剧中的很多配乐都是源自徐志摩的诗歌，如《再别康桥》等作为歌词，谱曲后改编而成的。这一处理也有助于徐志摩诗歌的传播。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再别康桥》在当代不仅屡次被选入中学教材，同时被谱曲改编为流行歌曲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它在“出镜率”方面超过了徐志摩其它诗歌作品，成为当代人最为熟知的徐志摩诗歌“代表作”以及白话文学的经典。《再别康桥》极高的传颂度对徐志摩诗歌的“经典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开始解放，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本选取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单一化，而徐志摩的诗歌主要表达个人情感，赞美大自然和对自由的美好追求正好适应当代学生的心理需求，起到了对学生正面积极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徐志摩创作《再别康桥》时已是1928年，这时他的诗歌创作水平已经很成熟，《再别康桥》无论是语言还是韵律的技巧都达到了极高水平，闻一多倡导的诗歌“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都在《再别康桥》中完美实现。仅从艺术技巧方面来评判，《再别康桥》的脱颖而出全在情理之中，被奉为“经典”是无可厚非的。

另一个令我们感到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上文中提到过的徐志摩的诗歌被谱曲后改编为流行歌曲，丝毫没有“落伍”之感。笔者认为这也是徐志摩诗歌“经典”的表现形式之一。新诗被谱曲改编为流行歌曲的情况并不常见，而徐志摩的诗歌被改编的却远不止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偶然》等。从诗歌到歌词丝毫看不出因时代变迁而带来的隔膜，这正是徐诗语言的魅力所在。徐志摩是新诗诗人中驾驭和运用语言的佼佼者，我们从未听到评论家和读者群称其语言晦涩难懂的声音，大多数评论都是称其语言优美清新等。这样的语言风格基本扫清了他的诗歌在“经典”道路上，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遭遇读者难以接受的种种障碍；直接将其诗歌拿来当作歌词也显得轻松自如、水到渠成。此外，徐志摩的诗歌之所以成为经典，还因为其诗歌汲取了很多中国古典诗歌元素，除了比兴手法的运用，还包括对一些传统意象的使用。《再别康桥》中“夏虫也为我沉默”——“夏夜鸣蝉”是中国传统诗歌中的典型意象；“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吹箫吹笙”也是古代文人雅士惯用的派遣内心孤独悲情的方式之一。意象与情感的巧妙融合使徐志摩的诗歌透出一股淡淡的忧伤氛围，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他与“婉约派”气质相近。这与当下流行音乐中盛行的“中国风”达到了某种内质上的契合，因此，将徐志摩的诗歌直接拿来作为歌词传播不会令人感到突兀与不和谐，反而顺应当下的时代潮流和文化传播趋向。

徐志摩诗歌的“经典化”历程具有特殊性和曲折性。“教科书”对其诗歌“经典性”的确立产生了重要作用。这种影响作用在当代诗人中，如海子、舒婷等人身上较为显著，而对于现代诗人徐志摩实为特例。徐志摩诗歌直接作为歌词谱曲传颂，创新了传播方式和途径，它将在提高个人文化涵养和陶冶情操方面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人。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在新诗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但其诗歌在当今青少年群体中的传诵度显然无法与徐志摩相提并论。徐志摩诗歌中那些有关爱的力量和对美的追求是不会过时的。他作为一个“纯粹的”诗人的形象也将会同他的经典作品一起留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注释：

[1][2]参见《新诗经典化的过程崎岖而漫长——吴思敬访谈录》，《吴思敬诗学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增补部分），2012年，第121页。

[3]韩石山：《徐志摩全集》（第四卷·诗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4]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见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5]《徐志摩的反动诗歌》，选自一九七八年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第二编第二章，见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308页，第309页，第310页。

[6]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