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君臣的风范

古代君臣的风范（精选6篇）

篇1：古代君臣的风范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自古“尚礼”，礼在中国古代成为一种社会约束力量，这种礼仪制度在古代官僚中尤为严格。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古代君臣礼仪的“君尊臣卑”倾向也不断被强化，至清代，这种皇权专制得到最极致的体现。

古代君臣的礼仪核心是：“君待臣以礼，臣待君以忠”。到了清朝，历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延续，又融人满族君臣之礼的旧俗，进一步发展为奏事之臣的全部列跪。这时的君臣礼仪已是一种加强专制君权的手段。

清朝君臣称谓礼仪

清朝的君臣称谓礼仪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官僚地位的日益低下。在先秦时期，国君为表示对一些大臣的尊敬，往往称字而不称名。至清朝建立后，君臣之间的尊卑体现愈加明显。从清代皇帝的“上谕”、对臣下奏折的“朱批”所保留的称谓看，清帝对臣下或直呼其名，或以“尔”“汝”称之，对宰辅大学士等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臣下的自称也越来越谦卑，达到极致。在清代，不管是军机大臣、大学士等高官显宦，还是亲王、郡王等皇室贵胄，在皇帝面前一律自称奴才。

篇2：古代君臣的风范

一、高中必修教材中的“中国古代君臣关系”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尤其是君权与相权, 是高中历史必修部分《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的重点教学内容之一。首先, 笔者介绍教材关于君臣之间关系的具体表述。以下引自人民版历史必修一专题《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第3课:“皇帝有天下独尊的地位, 集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指挥权于一身。国家的法律、政策, 都决定于皇帝一人的意志。李斯所说‘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就是君主主宰国家政治而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对他有所制约。这成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定律。”“国家变成一个人的国家, 政治成为一个人的政治。”“君臣关系, 实质上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其后, 教材分别列举了汉代的“中朝”、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宋代参知政事的设置、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等来说明君权的不断强化, 相权不断削弱。

教材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君臣间的关系, 说明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但如此粗线条、绝对化地阐述君臣关系, 不利于学生全面了解中国历史。通过教授, 笔者发现学生实际认识到的君臣关系是, 皇帝独尊, 皇权不受任何限制约束, 专制主义的劣根性等。这样教学, 造成了学生认识的绝对化、不客观、不全面。笔者努力纠正这种片面的认识, 但效果不佳。因此, 笔者一直在尝试如何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对古代君臣关系形成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

二、拓展材料, 启发批判性思维意识

为了拓展学生思维, 丰富学生的认识, 笔者重点向学生推荐了钱穆先生的《国史新论》与王家范教授的《中国历史通论》。在著作中, 钱穆先生、王家范教授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这几十年的国内学术界, 几乎无一人不说秦以后的政治是君主专制, 但作者仍将不惮反复对此问题作辩护” (3) 。“我之所以不满意以‘专制’一词说死中国帝制, 因为这种来自西方的成见, 每每看不清中国二千年帝制实依赖于发达的行政官僚制度” (4) 。两位先生的不同观点及著作的阅读, 给学生极大的触动, 抽象的概括掩盖了历史的丰富。笔者结合学生的提问, 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

第一, 教材对君臣关系的定性是否完全正确。教材的编写是为整个教学逻辑体系服务的。中学历史教学教授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最终目的在于揭示古代专制主义社会的弊病, 凸显皇权的独断专行, 从而得出古代社会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越发强调以往的不合理, 则越发为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找到合理的依据。当然, 我们说古为今用, 但是一味为近代的革命变化找理由, 搜罗古代社会的罪证, 必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评价有失公允。诚如曾经我们否定孔子, 而如今我们认识到了孔子思想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同样, 我们审视评价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首先就将其贴上标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看到“专制”、“集权”等词眼。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是历史发展之大势, 但在评价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时, 我们是否应该抛弃这些观念, 不犯先入为主的毛病。因为存在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一无是处, 黑暗腐朽, 那么如何它能运行两千多年之久, 如何能孕育辉煌的古代文明呢?

第二, 教材所选择的论证实例, 是否具有普遍性, 能否全面地说明君臣关系。教材列举了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在位时期所采取的措施。这些皇帝, 读者一看便知, 共同的特点是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皇帝, 他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文化素养。正是这些个人的偶然性因素决定了他们与臣僚的“特殊”关系。因此, 笔者认为考察中国古代君臣关系不应该被个别化的皇帝时期遮蔽, 而应将时间拉得更长, 覆盖面更宽广, 这样的君臣关系应该比较“正常”。其实, 皇帝们如此不遗余力地分化削弱相权, 也说明君权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或威胁。因为如果相权一味依附于皇权, 那么任何事情由皇帝独断专行, 何来冲突呢?

三、积极引导, 形成自我历史解释

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对教材中君臣关系的描述提出了质疑, 笔者认为必须进一步让学生认识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形成自己的历史解释。但这对于学生而言存在难度, 君臣关系很难用一种简单的概括加以说明。笔者认为教师通过补充材料, 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 君臣关系存在一种动态的发展, 很难单一地用加强或削弱来形容。朝代与朝代之间存在差异, 即使是同一朝代, 也存在变化。如汉代, 汉武帝设中朝, 重用亲信近臣, 使丞相权力弱化。这极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 即汉武帝之后, 丞相完全处于依附弱势的地位, 没有实权。但情况是这样吗?西汉中期, 霍光为相时曾废昌邑王, 改迎宣帝即位。这一事件如何能说明相权处于弱势呢?相反, 我们可以看到相权的影响极大, 它能左右皇帝的废立。不同的朝代采取不同的措施, 对相权进行限制, 很能说明君相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过程, 不可能是君权一直处于强势专制的地位。

第二, 丞相等主要臣僚对君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片面突出强调君主专制不够客观。钱穆先生在著作中列举了汉代、唐代、宋代的实例加以说明。笔者想列举他关于唐代的记述, 在唐代, “全国最高政令, 名义上由皇帝颁发, 唐人谓之敕。在法理上, 则有些敕书, 全由宰相拟定。汉代宰相是首长制, 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 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 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 送进皇宫划一敕字, 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 即算不得诏书, 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3) 。看完这段话, 笔者在想这样一个问题, 唐代三省六部的设立, 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诚如教材所说, 分化相权, 加强皇权。它难道不可以是完善宰相制, 使事务的决策更加具有合理性?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恰恰说明中国文官制度设置的科学性, 官僚政治的运作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我们似乎从中找到了中国古代政治相对稳定的根源。

至明代, 明太祖废丞相, 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 君主专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给人的感觉应该是自此之后, 皇权不会受到威胁, 无人可以撼动, 皇帝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和限制皇帝的行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恐怕不尽然。明孝宗八年, “占城奏安南侵扰, 帝欲遣大臣往解。徐溥等大臣认为:‘外国相侵, 有司檄谕之足矣, 无劳遣使。万一抗令, 则亏损国体, 问罪兴师, 后患滋大。’于是罢不遣” (5) 。

第三, 君与臣的权力欲望、文化道德修养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古代, 我们经常看到君强臣弱、君弱臣强的现象。君主权力欲望强烈, 必然会限制分化皇权的相权, 如汉武帝。“明太祖终是一粗人, 历史文化修养不深……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 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 (3) 。臣僚同样受到权力欲与道德修为的影响, 权臣奸相在历史上不乏其人。但他们其实是不称职的臣属, 僭越或贬低了自己的权责。如钱穆先生提到宋代蔡京任宰相, “奉行御笔”, “这是中国史上典型的权臣与奸相, 但他只是不尽宰相之职。从外面说, 他把宰相的出命权自己放弃。从内里说, 他把一切责任推卸到皇帝身上去。但我们仍不能说, 在当时的法理上宰相无权。因为皇帝的命令, 依然须由蔡京盖上宰相印始得行下” (3) 。

四、结语

以上是笔者结合“中国古代君臣关系”的实际教学, 对高中学生历史批判性思维的看法。笔者认为, 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 不管钱穆先生的观点是否正确, 不论是出于“本位文化自恋情结”, 还是抱着史家必尊崇的客观公正之态度, 我们都应该多方面、多角度了解古代政治,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不要给学生讲述“被阉割”的历史, 从而造成对学生的错误引导。那么, 在课堂中, 广大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呈现丰富的史料, 启发学生的思考, 逐渐形成批判性的思维, 真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注释

1 [美]约翰·查菲.批判性思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71.

2 赵亚莉, 梁晓东, 译.历史教学中的批判思维[J].历史教学 (中学版) , 2007 (4) .

3 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73, 74-75, 76, 77.

4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301.

篇3：隋代君臣的风趣

隋王朝的建立者是北周朝的外戚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隋文帝杨坚利用其外孙周静帝的年幼以及自己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夺取了政权,实现了从北周到隋朝政权的和平过渡,可以说隋文帝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和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拥有绝对权威的人物,其性格却有着封建帝王少见的风趣和幽默。据史书所载,在杨坚夺取政权之前,局势曾经对他十分不利,于是大臣元谐劝他说:你现在所处的局势是大水中的一堵墙,随时都有被冲跨的可能,可要多加注意啊!元谐把杨坚的孤立无援,形象地比喻成处于大水中的一堵墙,认为杨坚随时都会有危险,劝勉他要小心行事。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杨坚并没有做什么回应,只是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位关心自己安危的朋友。后来当他顺利夺取政权后,在一次宴会上笑着对元谐说:“水间墙竟何如也?”君臣之间会心一笑。

杨坚刚登上皇位不久,便急着想要巡视岐州。这时大司徒王谊考虑到国家初立,政局还未完全安定,担心文帝在巡视中会有不安全的因素存在,便向杨坚进言道:“陛下你才登基不久,还有许多事情都没有处理,何必现在去巡视呢?”但是杨坚却戏之曰:“我以前和你们的地位声望都差不多,现在你们都成了我的臣子了,你们中可能有些人心里不服气呢。我现在去巡行一番就是要在你们面前震扬威武,要你们对我心服口服啊!”面对文帝的这种解释,王谊也不好再阻止,反而是“笑而退”。隋文帝机智幽默的巧妙对答,不但轻易化解了君臣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而且還拉近了君臣关系,可谓事半功倍。

遍观隋朝大臣,其中最以风趣幽默见称的恐怕要数越国公杨素了。杨素不但是能文能武的隋朝名臣,而且他还深受两代隋皇信任,史书称其为“贵幸一时,无人能比”。关于杨素的风趣与幽默在《隋书》中比比皆是,最有趣的要数以下几则:

杨素无儿,苏夔无父

“杨素无儿,苏夔无父”是杨素与讷言(丞相)苏威的玩笑。苏威也是非常具有才干的隋初名臣,隋文帝曾夸奖苏威说:“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可见文帝对苏威的宠爱之情。而苏威之子苏夔更是子承父业,年少显名,史载:苏夔“少聪敏,有口辩。八岁诵诗书,兼解骑射”,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神童。因此杨素常常借苏夔与苏威开玩笑说:“杨素无儿,苏夔无父。”杨素的这句话,可谓一语双关,他既表现了对自己没有儿子的惋惜和自嘲,又表现了对苏夔聪颖的赞赏,同时又展现了他欣赏苏夔更甚于其父的态度。试想如果杨素直接对苏威说,我认为你还不如你的儿子,那么势必会引起同僚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杨素机智幽默的巧妙用语,不但没有让苏威反感和嫉恨,而且还使苏夔的父亲苏威体会到其子“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骄傲与快乐。

以我为牛羊下来邪

虽然杨素身居高位,但由于他的性格外向,不但自己喜欢开玩笑,而且也毫不介意被别人开玩笑。比如隋臣中有个叫侯君素的小官,史载其“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一次,杨素与散骑常侍牛弘退朝,侯君素抬头望望太阳,然后好似无意识地对杨素道:“日之夕矣。”杨素立刻大笑曰:“以我为牛羊下来邪?”如果不是杨素的才思敏捷,那么可能根本意识不到侯君素用太阳西落来暗喻“牛”、“杨”(羊)应该归家的意思。此玩笑一出,不但引得朝臣们大笑不已,而侯君素也因此得到了隋文帝的赏识,“文帝闻其名,召与语,甚悦之,令于秘书修国史”。可以说,风趣与幽默在隋朝的朝堂中不但不会受到压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文帝考察大臣才干的手段。

虽然隋臣们的风趣幽默为他们的朝堂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但是逞口舌之快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带来和谐与欢乐,同时由于朝廷生活的特殊性,一旦运用不当将势必为王朝的稳定带来灾难。比如年少显名的著名儒士何妥,他八岁时就已经到中央的最高学府国子学进修,国子学的教师顾良欺他年幼,故意问他:“汝既姓何,是荷叶之荷,是河水之河?”何妥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是新故之故?”于是“众人咸异之”。可以说何妥是一位神童,长大后更是才识卓绝成为文帝的得力助手。但由于何妥十分喜欢逞口舌之快,这使得他与同僚的相处中不易达成和谐。据《隋书》所载,何妥因与丞相苏威在一次公事的讨论上没达成共识,二人相互诃诋。苏威抑制不住脾气便说:“无何妥,不虑无博士。”面对同僚的过激态度,何妥不是避其锋芒,而是应声曰:“无苏威,亦何忧无执事。”此事让身为丞相的苏威大为恼火,二人因此结下怨恨。加之何妥与其子苏夔共事时的不愉快,何妥借机上书弹劾苏氏父子,由此导致了隋初的政治风波。在风波中,不但许多大臣被牵连其中,而且丞相苏威也被下狱治罪。而隋王朝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政争中逐渐偏离了发展的航线而国势渐渐削弱。

篇4：古代君臣的风范

“水流心不竟, 云在意俱迟。”杜甫向我们昭示:文人见山不是山, 文人望水不是水, 文人观物有自己的性情眼光。清代李渔也说:“山水者, 天地之才情也。” (《笠翁文·梁治湄明府西湖垂钓图赞》) 。在古代作家的心目中, 山水风物与人格气质可以相互沟通, 大自然以其风韵感染人, 人反过来可将其精神化, 从而形成一种“形而上”的人文山水自然风景。《文心雕龙·物色篇》将这一互动过程说得很形象:“山沓水匝, 树杂云合。目既往还, 心亦吐纳。春日迟迟, 秋风飒飒。情往似赠, 兴来如答。”于是, 在文人足历巍峨的高山、浩荡的江海、秀美的原野、翻卷的风云, 乃至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之后,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春和景明, 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 一碧万顷”……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山水散文便问世流传, 成为了人类的精神营养。我们中学语文课本所编选的古代游记散文, 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内涵十分丰富。如果学生能真正跨越年代的隔膜, 细细品味, 不但可以从优美的语意表达中得到真淳的审美愉悦, 还能以文中那些天放广阔、自由无恃的神韵, 内涵深刻的人格精神, 感召学生的心灵, 使其性情升格于现代生活的压抑, 在回归天野的语意文字中获得超越, 从而也真正享受语文的润育。

本文简述的古代山水散文中饱蕴的儒家人格风范, 就是当代学生不可忽视的重要精神食粮。

一、儒家融合自然, 天人合一的心境

儒家心境, 诚心守仁。仁者静, 仁者爱人, 仁者爱山, 仁者善待万物。这既是一种恬静宽和的心态, 又是一种敬重万物的眼光。敬则精神整肃, 生意盎然。见山则情满于山, 观海则意溢于海。万水千山仁爱行, 野花啼鸟亦欣然。

走进《与朱元思书》, 吴均在“风烟俱静, 天山共色”的富春江上“从流飘荡, 任意东西”, 意态悠然乐和, 万物仁心静观, 望秋云神飞扬, 临春风思浩荡。眼前的山水鸟兽在这种心态的吴均眼中已是鲜活起来, 山有“负势竞上, 互相轩邈, 争高直指, 千百成峰”的雄奇, 水有“千丈见底, 游鱼细石, 直视无碍”的清澈, 声音有“蝉则千转不穷, 猿则百叫不绝”的优美。山水灵气应和善意胸怀, 赏心悦目, 性灵升腾, 后来竟“窥谷忘返”, 人与自然高度融合。他从而也更深切地领悟了富春江。

走进《记承天寺夜游》, 我们便感受到色浅蕴浓、清淡含远的文字意韵, “庭中如积水空明, 水是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我们也感受到作者优游不迫, 深微澄清的内在心境。文章结尾发出感慨:“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直接标示出:赏美需要相应的心境!作者此时什么心境?经过谄害、贬谪, 他对生活已忧乐释然。“歌笑杂悲叹, 顷臾便堪笑, 风雨万事散。” (苏轼诗) 。江山风月本无主, 自古闲人常居之, “静则清明” (管子语) , 内感外应, 悠然融合。他从形而上的层面感悟到寺庙月下里荡漾着的性灵。

又走进《前赤壁赋》, 苏轼贬落黄州, 赤壁泛舟, 放眼渺渺苍穹, 水光接天, 清风明月, 尽情与客人“共适”。他们“纵一苇之所如, 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 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羽化而登仙。”灵魂融入了赤壁万顷水月, 作者内心浸润着月下的水天逍遥。

走进《始得西山宴游记》,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 “施施而行, 漫漫而游, 日与其徒上高山, 入深林, 穷回溪, 幽泉怪石, 无远不到。”他在寻找着大自然的灵胜, 寻找着心灵的寄托。当他爬上“不与培楼为类”的西山顶后, 极目四望, 悠悠大地, 人到山顶我为峰, 众山皆小, 万物邈远, 大地静穆……“内心突然不同凡响起来:“悠悠乎与颢气俱, 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穷。”形体超越凡胎, 精神超越人间, “心凝形释, 与万化冥合”, 达到了天人合一, 他从而享受了高山颠峰。

这, 便是人与自然的融合, 儒学追求的至高心境。此时山水以其灵姿进入人心, 人心寄托于自然的神韵, 两两相化, 相融, 相忘……与万物和谐, 与万物相通, 世间高远的见识, 伟大的思想, 往往产生于此。如果我们的学生常怀这种与外物相悦相融之心, 静观万物, 那望山还只是土石吗?见树还只是枝叶吗?读书还只是黑字吗?内心进入其间, 相融相化, 也许“伟大”便常常产生。

二、儒士安贫乐道, 独善其身的情怀

文化需要传承和弘扬, 谁来铁肩担道义?士!“学以居位曰士”, 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原型。士, 腹有诗书气自华, 浩然正气的君子。他们在人生的高潮与低谷中都坚定地“独善其身”, 坚定地张扬自己“重仁、重义、重礼”的独立人格。

走进《陋室铭》, 刘禹锡得罪了权贵, 被贬至安徽和州作一名小小的通判, 人生挫折之大, 心头打击之大, 不堪细说。但他没有颓废, 没有妥协, 自我要求的儒学精神又从另一面大大地凸显出来。他在小小陋室里“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调素琴, 阅金经”, 专心从事自身的精神文化修养。“无丝竹之乱耳, 无案牍之劳形。”反而得到了身心的超脱与宁静。他还拿“南阳诸葛庐, 西蜀子云亭”来自励, 坚实地操行着儒家人生的完善。“贫而无怨, 难;富而无骄, 易” (《论语·宪问》) 。宦海沉波, 刘禹锡安居陋室, 融入诗礼琴经, 其乐也融融。

走进《五柳先生》, 晋代陶渊明的精神要求也不低, 一旦他认定官场无益于他的心性之后, 毅然辞官回乡。在五柳树下的宅里“闲静少言”,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 颇示已志, ”精神沉浸于文化修养中。另一面又以酒助兴, 在酒中飘然似仙。面对家里, “环堵萧然, 不蔽风日, 短褐穿结, 箪瓢屡空。”他“不戚戚于贫贱, 不汲汲于富贵”, 依然意态乐和“晏如也”。君子因穷吗?安贫乐道也!这正是:无其位, 有其德, 君子安之。他安适贫困, 精神融入诗酒, 其情悠悠。

走进《爱莲说》,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作为康郡太守, 饱受宦海混沌的重围, 但他坚守儒学节操, 独善其身, 以莲花自喻:“出於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好个花中君子, 高洁特立;好个人世儒生, 高风亮节。作者浊世独行, 融入莲花, 其行昭昭。

这, 便是儒士们安贫乐道, 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面对今天的滚滚红尘和名利诱惑, 士风, 仍是世风之根本。如果我们的学生能固守知识本位, 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 以美善华夏国风为担当, 则“士皆知有耻, 而国永无耻矣。”

三、儒士积极入仕, 兼善天下的胸襟

儒士追求, 内圣外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们“满腹装经史哲论, 一张口家国天下”。以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从杜甫“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 从白居易“百姓多寒无可救, 一身独暖亦何情”都可以看出, 国家的治与乱, 政教的兴与衰, 这些儒士们忧患在心。匡救时弊, 政通人和, 乃是他们积极的人生追求。

走进《醉翁亭记》, 欧阳修被贬到滁州, 虽然自己的人生曲折很大, 但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滁州百姓的父母官, 努力做到“爱人”亲民, 施仁德于天下, 让百姓富足, 让百姓快乐。“负者歌于途, 行者休于树, 前者呼, 后者应, 伛偻提携, 往来而不绝。”滁州百姓游山的康乐, 也正是欧阳修热心观赏的风景。“临溪而渔”, “山肴野蔌”, “太守宴也”。他和百姓一道, 同走入山野, 同吃于山野。“宴酣之乐, 射者中, 奕者胜, 觥筹交错”, “众宾欢也”。而“苍颜白发, 颓然乎其间者, 太守醉也。”眼前政治清明, 民风淳厚的场景, 正应和了作者的经世追求, 他志得意满, 怎能不陶醉呢?

走进《岳阳楼记》, 一生宦海, 几许沉浮的范仲淹, 饱尝了人生的高峰低谷, 但他一生始终实践着儒家的“君子应不乐寿, 不哀天, 不荣通, 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 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努力通过“止于至善”的仁德、圣德境界来实现自己“忧患天下, 兼济天下”的儒学胸怀。他们认为仁者在岳阳楼上看到“霪雨霏霏”、“阴风怒号”、“满目萧然”的洞庭景象时, 不应“感极而悲”;同时看到“春和景明”、“一碧万顷”、“皓月千里”的洞庭景象时, 也不应“其喜洋洋”。他倡导君子应“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应“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孟子“忧以天下, 乐以天下”的入仕口号。范仲淹时代, 国家内忧外患, 百姓积弱积贫, 经世立业的儒学者, 他怎能不忧呢?

这, 便是儒家入仕济民, 兼善天下的胸襟。如果我们的学生也积极继承这种人生的政治情结, 何愁他们不关心社会, 不关注现实?何愁他们会患“自私冷漠”之病?且经天, 需要经天之才;纬地, 需要纬经之能。理想越高, 动力越强, 学习的热情更足!

此外, 《石钟山记》中的儒学“格物致知”思想, 《游褒禅山记》中的“明志”意识, 《桃花源记》中的儒家人伦关系, 《满井游记》中的“天人四时感应”, 《醉翁亭记》中的“和为贵”等等, 都是学生宝贵的精神食粮, 一一察之, 汲而取之, 都是很必要的。

云山苍苍, 云水茫茫, 儒家之风, 山高水长。两千年来, 中国每一次民族精神的大统一、大凝聚, 无不源于儒家文化一次又一次的重光。“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相信, 对儒家文化了解得越多, 理解得越深, 愈能使传统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获得新的生命, 学生的精神底蕴也越厚实。

篇5：论中古君臣关系

甘怀真先生对君臣关系有精深的研究, 如《中国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中国中古时期“国家”的形态》、《从唐律反逆罪看君臣关系的法制化》、《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3、《魏晋时期官人间的丧服礼》4都在相关部分讨论了君臣关系的演变。还有许多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研究, 如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5;尾行勇《汉代的“家人”和君臣关系》6;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7;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以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8等。

一、皇帝与臣下的关系

忠与孝体现的是君臣父子关系。秦汉时期, 忠与孝表现为在官则忠君, 在家则孝父。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可以选择忠、孝之一的情况, 且选择孝成为一种风气。直到隋唐统一, 标志着皇帝为君为父, 臣下为臣为子的忠孝结合的君臣关系最终确立。这反映了皇帝与臣下君臣关系的变化。而仅强调忠或孝中的任何一个道德理念都有所缺憾, 有在道德上难以企及的盲点。自汉迄唐, 君臣关系性质的主要变化就是“父子化”。皇帝与官员合组一个拟制的家, 并落实为国家制度。由此形成在以天子为君、为父前提上的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 天下人民成为天子的臣、子。

再以汉唐法律中对不敬或大不敬罪的处罚为例来观照君臣关系的演变趋势。西汉时对于“不敬或大不敬”已有明确的定义。《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云:“夫俗至大不敬也, 至亡等也, 师古曰:‘无尊卑之差。’至冒上也, 师古曰:‘冒, 犯也。’”9根据史传记载, 依据汉律处罚不敬的情况来看, 大部分为夺爵或除国, 如张不疑10等;还有只是削爵一级的情况, 如魏弘11等。亦有论及死者, 但似乎只出现在一些特殊的情况, 如灌夫12。东汉不敬或大不敬罪的处罚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八家后汉书辑注·谢承后汉书》卷三《朱穆传》载, “‘……大不敬。’……付狱治罪。”13可见, 是要下狱治罪的。魏晋的不敬或大不敬罪延续了前代, 且除了有臣下对皇帝的不敬外, 还有大臣之间的不敬。而晋朝的法律是明确禁止臣子之间的不敬的。14

南朝后期, 据《梁书》卷十六《王亮传》载, “……奏亮大不敬, 论弃市。”15可见此时犯不敬或大不敬罪已经被提高到死罪了。北朝情况亦复如是, 《魏书》卷七十七《辛雄传》载, “……劾匡大不敬, 诏恕死为民。”16可知北魏犯了不敬或大不敬亦是死罪。逮至北齐北周, 不敬或大不敬罪成为十恶大罪之一, 处罚唯求从重。《隋书》志二十《刑法志》云:“ (北齐) 又列重罪十条:……七曰不敬, …… (北周) 而重……大不敬、…… (开皇) 又置十恶之条, ……六曰大不敬, ……”17唐律中大不敬的立法目的是要求为臣者要有人臣之礼, 以法律规范臣下的肃敬之心。且赋予了皇帝莫大的裁量权, 可以任意定罪, 刑罚至重为斩。而如果皇帝不计较, 则臣下有议政时的言论弹性。18

二、太子与东宫官的君臣关系

两汉三国时期, 据《通典》卷六十七《嘉礼十二》载, “汉魏以来, 尊崇储贰, 使官属称臣, ……”19说明皇太子与东宫属官是君臣关系。西晋时期, 武帝曾下令“夫崇敬师傅, ……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礼。”20可见皇太子与东宫官并非君臣关系。东晋时期, 据同书卷六十七《嘉礼十二》云:“明帝太宁三年 (325年) , ……‘……正宫储位, 岂得同之皇子揖让而已。谓宜稽则汉魏, 阖朝同拜。’从之。”21太子与东宫属官的君臣关系重新得以恢复。

南朝时期, “皇太子监国, 有司奏仪注。……辞关版文云:……某官宫臣者, 称臣。”22据此可知刘宋太子与东宫官为君臣关系。“建元二年, 皇太子妃薨, 前宫臣疑所服。‘……宜依礼为旧君妻齐衰三月, 居官之身, 并合属假, 朝晡临哭, 悉系东宫。……’从之。”23可知南齐太子与东宫官亦为君臣关系。到了萧梁, 太子与东宫官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据《梁书》卷二十一《王锡传》载, “武帝敕:‘太子洗马王锡、……可以师友事之。’”24似可推断此时太子与东宫属官应是师友关系。

北魏时期, “皇太子始总百揆。……诸上书者皆称臣。”25可知太子与东宫属官建立了君臣关系。北周时期, 据《周书》卷三十五《郑译传》载, “高祖大怒, 宫臣亲幸者, 咸被谴责。”26可以推测太子与东宫僚属为君臣关系。隋代则对东宫属官、朝臣朝觐太子的礼仪亦做出新的调整。“炀帝为太子, 奏‘……宫臣请不称臣’。从之。”27唐朝则重新明确东宫属吏与太子之间的君臣关系。“宫官自称臣。”28

三、王国国王与王国官的君臣关系

汉代国王与国官的关系如蔡邕所论是“诸侯境内, 自相以下, 皆为诸侯称臣。”29如西汉时期, “昌邑群臣皆下狱诛。”30东汉, 据《册府元龟》卷二百七十三《宗室部·智识》载, “ (后汉北海) 敬王 (刘) 睦……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使者曰:‘……臣虽蝼蚁, ……’”31可知, 两汉时期国王与大部分国官的关系为君臣关系。

曹魏时期, 据《通典》卷八十八《凶礼十》载, “……丧葬令云:‘王及郡公侯之国者薨, ……其非国下令长丞尉及不之国者相内史及令长丞尉, 其相内史吏, 皆素服三日哭临。……其相、内史以列侯为吏令长者无服, 皆发哀三日。’”32国王与王国官的君臣关系受到抑制。西晋时期, 表现为君臣关系。如《通典》卷七十一《嘉礼十六》载, “‘……今诸王公侯受任天朝, ……国相以下见嫡子, 宜如臣而不称臣。……皆臣礼而不称臣。……’”33东晋沿袭了西晋的政策。据《晋书》卷七十八《丁谭传》载, “ (丁谭) 为琅邪王郎中令。会 (司马) 裒薨, ……‘……今法令, 诸侯卿相官属为君斩衰, 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 明诸侯不以三年之丧与天子同可知也。……’于是诏使除服, 心丧三年。”34

刘宋孝武帝定乱后有如下规定:“听事不得南向坐, ……罢官则不复追敬, 不合称臣, 宜止下官而已。”35萧梁规定“诸王公侯国官皆称臣, ……”36国王与王国官的君臣关系得到了恢复。北魏“高平公主薨, 欲使公主家令居庐制服, 太常博士常景曰:‘……则家令不得纯臣, 公主不得为正君, 明矣。’乃寝。”37推测国王与国官应是君臣关系。北齐时期, 据《册府元龟》卷二百九十二《宗室部·礼士》载“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 ……”38可知为君臣关系。唐代的法律和礼仪则强调国王与王国官、府主与属吏两者之间的非血缘关系以及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如《通典》卷一百三十四《凶礼一》“五服制度”条载, “斩衰三年……义服:……国官为国君。”39

四、地方军府州郡县长官与属吏的君臣关系

两汉中央除了任命地方郡国守相、以及都尉等外, 其他郡府官吏都由守相自行征辟。如严耕望所论“地方大吏犹古诸侯, 君临一邦而为之主, 故郡府有朝廷之称。……守相既如封君, ……地方属吏既于长官为臣属。”40汉末三国, 军府州郡县长官与属吏的君臣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世入魏晋, 政府在礼法上虽承认府主与属吏间的恩义关系, 却不承认府主与属吏之间有君臣关系。地方州郡县虽沿用汉制, 但府主对属吏的辟除之权却发生了变化。此时, 别驾等地位已经较高, 故亦偶尔由中央除授。将军府佐, 依法当由朝廷除授。且出现了南北朝各地军府逐渐演变为地方行政机构的趋势。北魏亦沿袭了汉制。太和后, 以别驾等地位高而由中央敕除, 或者由地方长官启荐而用之。北齐继承了北魏的地方属吏辟除制度。隋“旧周、齐州郡县职, ……别置品官, 皆吏部除授, ……刺史、县令, 三年一迁, 佐官四年一迁。……”41官吏能够入仕, 唯一感恩的就是皇帝, 府主不再有征辟属吏的权力。

篇6：臣道漫笔(四)君臣之道(续终)

管子政治思想以顺民心, 利民生为原则, 在我国史上率先提出“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 以人为本, 本治则国固, 本乱则国危” (《管子.霸言》) 。管子不主张君王享有绝对权威, 认为“独国之王, 劳而多祸;独国之君, 卑而不威” (《管子.形势、形势解》) 。管子坚持君臣之间务需诚信, 和谐为君臣关系之最, 群臣忠君之际, 君主必以仁义待臣。韩非子则不然, 他将君臣关系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 而蒙上极端功利的色彩, 显示出赤裸裸的利害冲突。韩非子从法家基本思想出发, 倡引君主专制之治, 旨在防止权臣篡权夺位, 此为韩非政治哲学理论之根本。司马迁之父、曾任汉武帝太史令的司马谈, 其《论六家要旨》曾引《易大传 (即易经) 》云:“天下一致而百虑, 同归而殊涂”, 并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此务为治者也, 直所从言之异路, 有省不省耳。”《易经· (系辞传) 》说:“天下人追求相同, 而具体谋虑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 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并说:“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 只是他们遵循的学说不是一路, 有的显明, 有的不显明罢了。”《论六家要旨》专论法家曰:“法家严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矣, ”又曰:“法家不别亲疏, 不殊贵贱, 一断于法, 则亲亲之恩绝矣。……若尊主卑臣, 明分职不得相逾越, 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谈所言“正君臣上下之分”、“尊主卑臣”可谓法家君臣思想之精髓, 授人以独门治世之则, 流传后世。

《韩非子》君臣思想特具时代特色, 战国继春秋之乱, 周室更趋衰微, “三家分晋”, 七雄为首, 诸侯林立, 杀伐遍地, 封建宗法之制遭受极大破坏, “上无天子, 下无方伯 (诸侯之长, 代表王室镇抚一方) , 力攻争强, 胜者为右 (豪强) , 兵革不休, 诈伪并起” (刘向《战国策书录》) , “子弑其父者有, 臣弑其君者存”, 统治阶级内更常发生兄弟阋[xi]墙, 同室操戈, 诸侯公室大权傍落, “陪臣执国命”者屡见不鲜, 政权更迭频繁。韩非子面对如此严峻现实, 从法家基本思想出发而崇奉君主专制, 务求臣下听命君主, 在一统大政方针引领下, 达到君臣相适的和穏局面, 一旦发生矛盾, 则臣子必需牺牲一切以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