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庸问责（精选7篇）
篇1：制庸问责
庸问责个人自查报告
自开展治庸问责活动以来，本人能认真学习领会有关精神，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深入细致地查找存在的问题，剖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切实转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现就本人自查自纠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习缺乏主动性，不系统、不深入。学习不够主动，往往是在测绘处组织学习时学习，平时也只满足于原本的内业知识，自己没有学习计划，即使自己有时想到要学习，但又不知学什么东西，拿起书又学不进去。在学习的深入性和系统性上也做得不够，有许多东西往往学后就丢，浅尝辄止，钻得不深，学得不够。
（二）工作主动性有所欠缺，自己对自己没有严格地要求，往往满足完成任务。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思考得不够。
（三）进取意识不强，性情急躁，工作方法简单，急躁的性格导致工作中经常小错。缺乏进取精神，有时工作中遇到困难还产生埋怨和抵触情绪，思想消极，不主动找原因，使自己工作陷于被动。
二、整改措施
（一）刻若学习，振奋精神，提高工作水平，要自觉把理论学习作为自己的第一需要，联第实际学，扎实深入学，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要把自己空余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上，学习测量的新技术、新知识，不断用新知识、新理念武装自己的头脑，增强自己的才干，提高驾双工作的能力。
（二）树立更高的工作标准，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强烈的进取之心。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没有大的目标，就没有大的成就。因此，作为自己来说，必须树立远大的工作目标。我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践这一大目标。
（三）开拓创新，不断进取，要敢于冲破传统理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不因循守旧，要创造性地开展作，不断总结和完善已有的经验，找出新思路、新方案、落实新举措，开创新局面。要严格要求自己，克服松懈心理和懒散情绪，树立崭新的奋斗目标，保持旺盛的精力，积极肯干，吃苦耐劳，努力将工作做到最好。
篇2：制庸问责
自全市掀起“制庸问责”活动以来，本人通过集体学习和自我查找，深刻领会到此项活动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针对“庸、懒、散”问题和不作为、作为慢、乱作为现象，自己结合实际，举一反三，联系我局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岗位练兵等活动，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本人认真分析，深刻检查，力求完善自我、转变工作思路、提高工作水平。
首先，通过学习，本人认识到治理“庸、懒、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治理“庸、懒、散”是打造一流软环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着力提升政府形象，提高办事效率的迫切需要，更是加强了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治理“庸、懒、散”就是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切实解决较变干部作风的具体体现。
其次，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本人将继续学习，对照先进检查，学习模范典型，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对照反面典型查找，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最后，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开展公开承诺，本人作出了如下承诺： 恪尽职守，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本职工作，加强业务知识和技能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本人将按照承诺内容，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有言必行，有行必果”。
篇3：制庸问责
一、“治庸问责”的特征和取得的成绩
从2011年4月开始, 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武汉市掀起了一场“治庸问责风暴”。这场“风暴”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 就是对政府各部门的行政执法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监督。这场“治庸问责风暴”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 监督的主体多元
武汉市的“治庸问责”, 既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亲自抓, 直接监督, 也有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行评代表进行专项督查, 还有媒体全程跟踪曝光和全市人民群众的监督。因此其监督的主体具有多元性。
(二) 监督的形式多样
武汉市的“治庸问责”, 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检查, 有新闻媒体的跟踪曝光, 有排名垫底被“黄牌”警告, 也有“万人评议电话抽访”“社会集中问卷测评”“电视问政”民评民议等形式的监督, 还有通过市委市政府设立的“群众监督奖”和聘请群众当监督员等方式的监督。因此其监督的形式具有多样性。
(三) 监督的重点突出
武汉市的“治庸问责”既具有广泛性又突出了重点。根据武汉市委市政府的安排, 2012年“治庸问责”在对政府各部门行政行为进行广泛监督的同时, 又确定了限期整改的“十个突出问题”。并且, 为了取得2012年“治庸问责”的应有效果, 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 对“十个突出问题”的整改效果在2012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各集中进行一次“电视问政”, 由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评议。
(四) 监督的力度超前
武汉市的“治庸问责”之所以被称为“风暴”, 是因为不是搞形式, 而是动真格, 其力度很大。从2011年4月开始至2011年底, 全市共“问责”760人, 其中局级干部13人, 处级干部113人。2011年武汉市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545件, 涉案580人, 其中局级干部8人, 处级干部96人;处分违纪党员干部568人,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8人, 4起典型案件被通报。
(五) 监督的成效显著
自2011年4月以来, 武汉市“治庸问责”工作成效显著,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投资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城市面貌明显变化;广大干部精神状态明显好转。
二、“治庸问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治庸问责”的外部推动力发挥不够
从理论上说, 政府行政权力的外部监督主要包括人大监督、司法部门监督、新闻媒体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近年来, 随着我国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 他们在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中虽然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但其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主要原因是“治庸问责”的外部监督主体其独立性不强。监督理论认为, 监督者必须独立于被监督者,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者的监督作用, 提高监督的效率。
(二) “治庸问责的内部动力不足
“治庸问责”的内部监督, 是一种自我监督, 即自我约束, 是通过自身的信念、党性、良心、道德和自省等因素所进行的自我约束。“治庸问责”的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党政领导对下级执法行为的监督、政府各部门内部的纪委和监察机构的监督, 以及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政府专设的监察部门的监督。在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压力条件下, 政府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政府各部门内部的纪委和监察部门的监督, 以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察部门的监督其动力主要来自于监督者的党性、良心、人个人的素质和觉悟。这种单凭监督者的党性、良心、觉悟和个人的素质产生的自我监督, 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外部压力的作用因而其动力不是很足的。
(三) “治庸问责”的广度、力度、深度和持续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庸问责的动力主要来自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党性、良心、觉悟和个人的素质, 而不是由制度层面中的强有力的外部压力作用促使的结果, 因而其力度、广度、深度和持续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进一步完善“治庸问责”制度的措施
(一) 进一步推进改革, 建立“治庸问责”的外部督促机制
建立“治庸问责“的外部督促机制, 其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增强人大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能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建立民主制度, 即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举罢免制度。通过让人民群众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罢免权来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 是成本最低, 效率最高的监督。只有赋予人民群众真正的选举权和罢免权, 人民代表大会才具有应有的权威性, 才能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二) 完善各项制度, 建立治庸问责的常态机制
建立“治庸问责”的常态机制, 除了加强“治庸问责“的外部督促力以外, 还应完善各项“治庸问责”制度, 做到既有外部“治庸问责”监督的强大压力, 又要有“治庸问责”的内在动力, 还要有一系列实施“治庸问责”的具体制度。权力和责任是紧密相联的, 权力有多大, 责任就有多大。行使一定的权力, 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享有权力, 不承担责任, 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完善各项“治庸问责”制度, 首先要建立和完善行政 (下转第218页) (上接第216页) 执法责任制度, 对滥用行政执法权力的责任人必须依法进行处罚。其次要建立行政执法监督责任制度, 促使对行政执法进行监督检查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努力行使好监督职权。对于在行政执法中滥用职权的政府工作人员在追究其责任的同时, 对负有监督责任的部门和领导者个人还应追究监督失察责任。同时, 要加强外部监督, 建立滥用职权必须付出沉重代价的机制, 使“治庸问责”具有强大的压力和动力。
(三) 健全政府行为公开制度, 增强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机构将自己的活动公之于众, 增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说明政府敢于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使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前提和保证。第一, 各级政府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公开政府的信息, 对不按《条例》办事的政府领导人必须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 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必须全面, 除涉及国家的秘密以外的信息都必须公开, 不能以保密为借口搞暗箱操作。第三, 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手段必须多样, 渠道必须畅通。政府要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等现代化传播手段积极、主动、及时、准确持续地发布政府信, 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篇4：武汉“治庸问责”之变
7月2日晚上8点整，武汉“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电视问政”期中考如约而至。首场“考试”的考题是“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城市治理”，9位区（工）委书记应考，这也是“电视问政”开播以来，各区委书记第一次被“拷问”。
公众的提问并没有因为场上出现新面孔而手下留情。在东湖落雁岛景区有一座被人们戏称为“拆坚强”的违建餐厅，十年来，在拆与建的怪圈中竟然由木头结构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面对这座越拆越坚固的违建，问政嘉宾现场举起了“哭脸”牌——不满意。
“拆了建建了拆，反而越建越牢固，是怎么回事？莫非有后台撑腰？”有人对此犀利发问。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卫国现场解释，餐厅老板只是一个普通村民，对于类似这种历史成因比较复杂的违建不能简单地一拆了之，“必须拿出彻底解决办法”。随后，面对主持人两度追问，现在究竟要如何处理水上违建，张卫国当场表态，将按照相关条例和法规，要求业主迅速整改，自动拆除，逾期不拆，将强制拆除。
在电视问政特约评论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看来，首次出场的9位书记没有像以往接受问政的官员那般，首先道歉，然后承诺整改，而是直面现实问题，正视历史遗留问题，这是此次电视问政最大的进步。
截至目前，武汉市共举办34场电视问政活动，有20名市领导、67名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先后作出整改承诺，曝光问题280多个，333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组织处理，促进政府建章立制60余项。
“电视问政”已经成为治庸风暴中的“重头戏”，它使得治庸问责得以落地生根。
现场问政：曾问到官员流汗
2011年4月6日，武汉市委召开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掀起了一场治庸风暴。
当年，武汉GDP达到了6762.2亿元，年均增长14.3%，经济实力跻身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第一方阵。但是同年3月，一份《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的调查报告却暴露出武汉经济发展背后的隐忧，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均存在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
2009年对武汉“错失马士基”的反思中，就有媒体刊出评论文章，“武汉的失败，就在于忽略了自己的乙方地位。这也警示那些招商的官员们，必须及早转变角色，在争夺的过程中，要学会放下官员的身段，更多地培养业务员精神。只有优质的服务，才能打动客户的心”。
干部队伍中的慵懒散漫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武汉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障碍。
痛定思痛，武汉市委作出判断，打造全国最优投资环境、全国一流城市环境，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干部是第一要素，作风是第一保障。 武汉市委在前述会议上宣布实施“治庸计划”，在此次会议上，由8个案例构成的一段视频直指武汉投资环境存在的若干问题，并对相关负责单位和人员指名道姓，一些人看得坐不住了。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称，治庸风暴必须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武汉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干部。
当年5月，武汉市公布了首批十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并通过新闻发布会，由各责任单位“一把手”集中向社会作出对上述问题限期整改的公开承诺。为检验承诺兑现效果，武汉市“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工作办公室与武汉电视台联手，于2011年11月22日到25日连续推出了四场“电视问政”，首场“电视问政”中有4位市领导和12位责任单位负责人被现场问政。鉴于节目播出后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响，武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将“电视问政”常态化，这标志着“电视问政”在治庸问责风暴中作为一种长期机制被确立下来。
该节目在具体问题的操作层面上对各部门主管进行拷问与问责，它将治庸问责风暴立体地呈现在公众面前，通过媒体这一载体，倒逼政府各部门一诺千金。毋庸讳言，“电视问政”实际上是这场“吏治风暴”的延伸与拓展。
在“电视问政”中，作为承诺单位的市领导和区、部门领导在演播厅现场与市民、评论员面对面。节目全程设置12个基本环节，包括一诺千金、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特别阐述、共同关注、场外互动、3G连线、典型引路、嘉宾再诺和百姓心声等。在节目中还设置了“哭脸”和“笑脸”牌，市民代表选择其一对被问政官员的表现进行评判。
“电视问政”在年末拷问政府部门对于承诺是否兑现的形式被形象地称为“期末考”，从2012年开始，“电视问政”新增了每年7月初的“期中考”。各个部门一把手不能以任何理由躲避“电视问政”，也不能派出副手敷衍塞责，纪委强制命令：节目直播当天不准请假，严禁出国考察。
应考，一度成为走进直播间官员的尴尬事。2013年“期中考”第一场，武汉公安交管局局长李顺年第一个上场，也成为当场最受“煎熬”的官员。现场播放了4段短片，红绿灯设置不合理、电动车胡乱穿行、交警贴罚单后又偷偷撕下、车检用一包烟就能买通。看着短片的李顺年脸涨得通红，汗越出越多。随后，主持人让李顺年选择一个哨子作为礼物，他选了金哨。然而出于交管部门践诺不力的不满，有观众向李顺年发难，提议将金哨换成黑哨。中场休息时，电视镜头中的李顺年低头、用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用力甩在地上。
不少部门负责人都曾遭遇被问到脸红心跳、大汗淋漓，甚至面对镜头第一次向公众道歉。从2011年底至今，隨着一些问题的“敏感度”在降低，“电视问政”的范畴不断扩大，公车私用、湖泊污染、土地征收、保障房质量、医疗教育乱收费等问题一一暴露于阳光下。问政范围越广，对官员的考验越大，“电视问政平台所形成的责任倒逼机制，必然会让某些被问政者倍感压力，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也坦陈，“电视问政”综合性强，涉及面宽，需要协调配合的部门多、实施过程复杂、工作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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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对媒体公开表示，“电视问政好比自揭疮疤，当然痛。”官员能力强些的还行，一些工作不到位的官员上去确实很尴尬。“但是，痛的目的是找出不足、发现问题，只有官员痛定思痛，才不会让百姓心痛。”
“电视问政”首位外地受邀评论嘉宾、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王国华告诉《小康》记者，“电视问政”并不是要看官员流大汗、现场出丑，“这种问政方式应该是一场思想的大讨论，观念的大引领，视野的大开阔。电视问政终归是要解决问题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大家共同思索。”
民评民议：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今年7月“期中考”的主题依然是围绕“十个突出问题”进行，在此前的2月26日，武汉就公布了这“十个突出问题”，“纠正和治理基层干部作风问题”排在首位，8位市领导和32家责任单位负责人均对十个问题作出了限期整改的承诺，并接受各界监督。今年已经是武汉市第四批公布“十个突出问题”了，而每一批问题的解决效果都将在当年的“期中考”和“期末考”中得到公众的检验。
体现民意的“十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出炉的呢？以今年为例，武汉市开辟了多种征求民意的渠道，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长专线（12345）、行政投诉中心、万人电话抽访等，共收集意见建议12万条，从中确定纳入承诺整改的“十个突出问题”。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些问题既包括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又关注了城市新情况、新领域；既考虑政府部门在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又兼顾党委部门在转变干部作风方面的责任。
为收集到更广泛民意，武汉还建立了“武汉行风连线（行政投诉）”网站，采取多种方式告知企业、群众可通过电话、短信留言、网站渠道进行投诉。
今年开始，武汉明确提出，除公开承诺整改的“十个突出问题”外，收集上来的其他问题也要同步解决，今年解决不了的，来年考虑列入突出问题。
“电视问政不是一个简单的节目，而是一个工作平台，一个聚集人民群众智慧的平台。”阮成发如是说，“电视问政”就是要凸显“政府和群众共同治理城市的平台”这一理念，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与政府部门坦诚沟通，发挥“电视问政”参政、议政、助政的作用。
治理城市与管理城市，一字之差，却千差万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问政”营造了一个执政过程百姓参与、执政效率百姓评说、执政结果百姓监督的氛围，落实了普通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治庸风暴中善于运用民间智慧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是武汉社会治理方式的一大创新。”王国华具体解释道，一方面，以电视传媒的形式来构建官民交流的平台，体现了武汉领导集体的“有限责任政府”的全新治理理念。不仅满足了民众对某些生活问题的各种合理要求、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同时，在客观上促使各级官员必须“勤政”、“廉政”，不敢渎职懈怠、不敢怠慢职守、不作为、乱作为。另一方面，“电视问政”这种公共平台极大地鼓舞了那些热心公益、关注民生的媒体记者和广大市民。
正因为“电视问政”坦诚地暴露了这些民众意见大的民生问题，并且通过官民沟通、对话，专家“献计”、“支招”，媒体线上线下联动、政府“现场办公”等形式，使得许多突出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每场电视问政结束后，被问政的相关领导有的是连夜召开会议，有的是第二天赶赴现场处理问题。
在第一次“电视问政”后，现场提到的20个问题就迅速得以解决。
而对于未能向百姓兑现整改承诺的负责人，武汉市纪委也会及时予以通报，向民众交待处理结果。在今年“期中考”后，蔡甸区委副书记、区长彭巧娣在民房因采石受损问题再次曝光后才对村民诉求予以解决，未兑现2013年底相关整改承诺；汉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晏宇桥在市治庸办就“电视问政”曝光的涉及汉阳区的两个问题下发督办函、汉阳区委交由汉阳区纪委负责调查后，未组织力量开展调查，对区纪委工作人员仅根据各单位书面说明综合汇总的回告予以认可并同意上报。这两名负责人均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
根据《武汉市党政机关干部“庸懒散”行为问责暂行办法》（武办发〔2011〕33号）（以下簡称“治庸问责”《暂行办法》）的规定，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的党政机关干部，一年内不得提拔，并取消当年年度考评评优和各类评先的资格。
武汉对于民评民议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对于出现的问题不敢怠慢，他们也更加迫切需要听取各方意见。
王国华透露，电视节目播出后也会有一些部门的领导打电话探讨问题。“我不清楚我们这些点评嘉宾的建议是否会被采纳，但肯定是有些观点打动了这些领导干部，让他们愿意跟专家交流。”王国华说，“电视问政”中除了官员与市民这两方之外，引入第三方点评嘉宾也是社会治理中一个关键性参与角色。对此，王国华强调，点评嘉宾应该更客观更中立更具引领性，不简单迎合民意也不偏袒政府。
追责问责：会不会沦为“真人秀”？
此次，《小康》杂志在武汉进行了一个有关“电视问政”的随机调查，对于“电视问政”对解决问题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61%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39%的人则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后者的回答中，“形式大于内容”、“效果没有以前好”、“力度不够”都成为普通民众对此持保留意见的主要理由。
在今年“期中考”刚刚结束之后，新华社发表新华时评《“电视问政”岂能问了白问》一文，对承诺整改问题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加严重以及承诺至今未能兑现提出质疑，认为“电视问政”的效果正在衰减。
对此，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曾回应，电视问政并不是走过场。每轮电视问政曝光的每一个问题都启动了追责问责程序。目前（编者注：今年7月“期中考”），5场电视问政曝光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完毕，共146人被问责处理。问责干部的方式也不再是通报批评或深刻检查，而是影响其未来的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警告。
据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确定的“十大突出问题”大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群众整体满意率较高，2012年度整体满意率为84.7%，2013年度的满意率为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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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本每年都会在“电视问政”上露脸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也提到，有不少问题确实在反复提及，有些甚至一模一样。“每次电视问政中提到的问题基本都会得到解决，现在还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如何真正做到举一反三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另外，叶青认为“电视问政”的节目现在还是太少了，他建议武汉电视台可以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晚上固定搞“电视问政”，每个月都找一个“兴奋点”，把“电视问政”当成一个月负面新闻的总结。
无论是点评嘉宾还是电视观众，都会发现官员在这三年多的“电视问政”平台上应对问题更为游刃有余，起初被问到流汗、语塞、尴尬离场的情景已不多见。“立即调查”、“马上整改”的答复似乎可以套用在任何一个责任人身上。
“我觉得他们应对媒体的能力确实提高了，看了这么多年的节目，现在的官员一上台就知道第一句话怎么说，接下去怎么表态。为什么一些官员给人留下“混”的感觉？这里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态度，对人民的态度要好，二是确实要有处理问题的水平。”叶青说，“电视问政”是用来促进工作的，但如果官员内心没有真心为民服务的意愿，搞100次“电视问政”也没用。
王国华则比叶青更为乐观，他认为“电视问政”也会进入疲劳期，但仅凭武汉敢“家丑”外扬这一点就值得肯定。“批评的声音只是一家之言，不可能通过短短的一次电视问政就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但是至少让老百姓知晓了自己居住的城市还存在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够引发社会各界的思考。尤其是让老百姓感觉到他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他也有话语权和自己的表达渠道。”
在王国华看来，通过“电视问政”一些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热点问题敏感问题使这些官员开始考虑政治体制和机构设置的机制和规则问题。此外，干部水平得到提高，尤其表现在应对媒体、应对民众质问等能力上。
面对质疑，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并没有回避，承认“电视问政”中出现了一些套路式回答、直面问题的态度不够等问题。他们也针对性地提出了下一步改进意见，主要包括广泛搜集问题线索及各方意见，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话语权，坚持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暗访督查活动，每月对“十个突出问题”至少暗访督查一次，加强“二次办理”，强化结果运用、倒逼落实工作责任，发挥综合监督作用等措施。
治庸问责3年多来，为着力治愈得过且过，工作推进不力，创新能力不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作為、乱作为、慢作为，业绩平庸，谋人不谋事，纪律涣散，贪图享受，“走读”现象严重这十大“官场病”，武汉市正多管齐下，在“电视问政”的荧屏之下，将这场“吏治风暴”进行到底。
2008年，武汉市纪委招募了第一批党风政风监督志愿者。2011年，治庸问责启动后，他们“变身”为治庸问责督察员。这些督察员和行评代表、新闻媒体等组成暗访团，三年共开展暗访督察活动700余批次，督促整改问题600余个，问责357人。
从去年开始，武汉搭建起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15个督察组，全面开展“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专项督察，2013年以来，领导带队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督察活动总计300余次，督促解决问题近200个。
“万人评行风”活动通过电话抽访、集中问卷测评、投诉办理考核等方式，让群众对62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进行评效率、评公开、评服务、评整改，评议结果向社会公布。得分在80分以下且排名末位的责任单位，给予“黄牌”警告，主要负责人一年之内不得提拔。
在一系列长短组合拳之下，武汉市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在公众监督下的有效政府。
篇5：治庸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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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里支部的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加强执行力建设第一阶段活动中,我认真学习了市委书记李鸿忠讲话精神和有关文件,要在全市范围内,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掀起一场“责任风暴”,让“责任风暴”席卷全市上下每一个层次和每一个工作岗位,以此来提高干部队伍的执行力.实施“责任风暴”是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动体现.能不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不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能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在于全体党员干部有没有责任心,责任心强不强.李鸿忠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加强心力建设就是要对党的事业忠诚,对本职工作有心,用心,尽心,心力的核心就是责任心,事业心.严格责任追究,赏罚分明,就要建立明确的“买单制”.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必将推进干部的责任心建设,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奠定了心力基础.实施“责任风暴”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特区能不能肩负起新的使命,关键取决于执政能力,而执政能力又取决于责任心,正如李鸿忠同志所说的,“心力有多大,能力才会有多强,事业成败取决于责任心”.“责任风暴”所引发的责任建设浪潮,必将大大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和防腐拒变的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实施“责任风暴”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内在要求.有的政府部门即使不依法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违法行政,失职渎职,贪赃枉法,也往往找不到“买单者”的根本原因就是责任缺失.有些公务员不是不工作,而是工作不努力;不是工作没有效率,而是效率不高;不是工作没成效,而是成效不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此种种都是由于责任缺失所致.效率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来自于责任,信用政府,权威政府也是来自于责任.责任领导产生责任公务员,责任公务员塑造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孵化责任社会,责任社会培育责任公民.治国务必先治党,治党务必先治官.尽责者奖,失责者罚,渎职者究,违法者“买单”的“责任风暴”,必将加快责任政府的建设步伐.通过学习,我深刻感受到市委,区委决心很大,开展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加强执行力建设活动意义有四点:
一,不是刮一阵风,更不是为了整人,治人,其目的在于让我们每一个干部职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改变“假庸”“前能后庸”的消极状态,添压力,增动力,强素质,正作风,焕发活力,以强烈的责任意识求变,求新,求和谐,求发展,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切实负起责任来,切实提高执行力.二,“治庸”与“问责”不是单纯处理问题,是要在规范化,制度化上下功夫.要强化制度建设,包括权力主体与责任主体如何统一,权力边界与责任边界如何一致等等,通过制度建设,使权力运行规范,使责任追究到位.三,是强化行政伦理的养育,即职业道德“官德”建设,这是治本之策.要通过建章立制和思想教育来提升广大干部和公务员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四,是强化公民的知情权,问责权和监督权.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让公民广泛参与.通过“阳光工程”,强化群众对权力行使的评判,让群众过问和监督责任的追究,这样建立的评价体系才会科学,这样建立的责任追究制度才会真正落到实处.结合工作实际,就是要通过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加强执行力建设活动的开展,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让“治庸计划”触动每一个干部职工的思想灵魂,让“责任风暴”席卷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工作岗位,以此来提高干部职工队伍的执行力.治庸问责自查总结
为了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营造求真务实、干事创业的良好工作氛围，根据黄陂区委、黄陂区政府相关文件精神，结合黄陂区治庸办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黄陂区财政局[2011]7 号文件精神实施方案的要求，现就我所积极开展自查自纠活动。通过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使我深刻认识“治庸问责”是转变工作作风、端正工作态度、提升自身形象标尺。结合自身实际，将自查自纠结果汇报如下：
一、当前存在的缺点与不足
(一)理论知识学习不够深入。平时由于工作较多，对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不够全面，浅偿辄止，缺乏刻苦钻研精神，没有深入挖掘理论内涵，把握精神实质，思想上缺乏紧迫感，其次不能将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工作中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
（二）工作中缺乏创新意识，满足于工作现状。缺乏钻研精神，对新形势下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认识不够，没有很好地从实际出发，使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水平，与适应新形势工作发展的要求有差距。
二、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对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首先是认为工作忙起来没时间学，把学习摆在了次要位置，其次是认为可有可无不想学，总感到工作和学习关系不大，学不学一个样，造成了政治嗅觉上的迟钝。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经过分析，找到了问题，查明了原因，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切实改变作风，加强自身建设：
（一）进一步提高对政治理论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事实上，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工作创新的过程，更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只有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才能厚积博发，游刃有余，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技高一筹。因此，今后要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理论水平的同时，注重将理论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克服和纠正轻视理论学习倾向，纠正理论学习不够深入的问题，更加自觉处理好工作和学习关系，深入系统的学习理论知识，进一步掌握精神实质，指导好工作实践。用作树新风、强作风的标准对照检查自己，约束自己。
（二）树立开拓创新思想，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增强工作主动性，对工作敢想敢干，实践就象一叶方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尽管征途可能充满险阻，充满批评，但它必竟有到达彼岸的希望，如果畏首畏尾，踌踌不前，只会望洋兴叹，不能负重前行，那就只能坐失良机，所以工作中要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闯出新路子，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三）要改进工作作风，求真务实，狠抓落实。端正良好的工作态度，积极进取，将工作落到实处，严禁杜绝形式主义。深入了解当前形势，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使分管的工作和目标得以圆满完成。总之，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着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理论和专业素养，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工作落到实处。开拓进取，全面推进，使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
变“庸、懒、散”为“勤、快、实” ——“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心得体会
4月12日，我局召开了“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工作动员会，按照动员大会上局长的讲话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开展了治理“庸、懒、散”行为的工作，弘扬干事文化，营造“令行禁止，拼博进取，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此次活动使我强化了责任意识，也使我认识到加大治庸治懒治散力度是加强广大干部职工作风建设的重大举措，在学习过程上，我们充分认识了“庸、懒、散”行为及其危害性。现就学习谈一点精浅的认识及心得体会。
一是治理庸懒散要从我们思想观念上入手，广大干部职工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敬畏职业道德、行业规范，杜绝庸懒散现象；二是治理庸懒散要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完善干部职工考核评价办法，进一步加大实绩考核力度，明确责任目标，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严格奖惩措施，杜绝随意履职、弄虚作假现象，使考核真正成为治庸治懒治散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三是治理庸懒散要提高工作执行力，执行力是效率和创新的结合体，要提高执行力，就必须树立起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坚决克服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心态，就必须强化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坚决克服工作懒散、办事拖拉的恶习，就必须发扬严谨务实、勤勉刻苦的精神，坚决克服夸夸其谈、评头论足的毛病，就必须具备较强的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坚决克服无所用心、生搬硬套的问题，要求广大干部职工谋大事干大事，讲实施办实事，树立学习典型、创新典型、和谐典范，每个人都要变“庸、懒、散”为“勤、快、实”，围绕“强化履责，优化作风，务实高效，开拓创新，庸下能上”的主题自我反思，不断加强学习，针对存在的庸懒散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完善自我。
篇6：治庸问责
胡胜军
自学校开展治庸问责活动以来，作为一名党员，我认真学习校党总支《关于开展以“整风肃纪、治庸问责”为主题的作风建设活动意见》和《罗田教育系统开展以“整风肃纪、治庸问责”为主题的作风建设活动实施方案》，按照《关于印发罗田县教育系统整风肃纪治庸问责主题作风建设活动学习安排表的通知》和《教育系统开展创建学习型机关（校园）、争当学习型干部（教师）活动实施意见》文件要求，现在，我就个人学习情况谈几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笃信好学，取精用弘，学以致用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其中就把“勤奋好学、学以致用”摆在第一条。王洁岚书记更是提出“学以增智，在不断学习中解放思想；学以致用，在不断学习中促进科学发展；学以长才，在不断学习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学以立德，在不断学习中塑造良好品格”。我认为，重视学习是作风建设的首要问题。只有学习，才能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自觉树立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观点，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才能提高对作风建设的认识，才能立足当前，学身边的人、学身边的事，学先进、赶先进，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们要从书本知识中学习，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学习，只有勤奋好学、学以致用，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谋划教育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改进工作方式，做到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言论与行动的统一，才能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真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首届全国十大推动读书人物，特级教师高万祥说“教师首先是读书人”，他在其著作《优秀教师的九堂必修课》中第一条指出：读书修身——读书是教育之母。朱熹的《读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把读书和人的知识更新比喻得非常形象生动，如今知识更新这么快，作为教师如果不读书，这水怎么活得起来？如果教师自己不爱读书怎能教出爱读书的学生？
其实一个人一辈子很可能平庸地度过，教师也是一样，但是如果能努力地追求，你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或教学专家，甚至可以称为出色的教育专家。其根本就在于多读书，读好书，书籍是学校中的学校，对一位教师来讲，读书即是最好的备课。只有学后知乏，教后知困，困后知强，才能自强不息，教学相长，才能成长为受人民欢迎的好教师。那么真正的教育应当做什么？其实教育的全部问题都在于读书上。教育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良好的习惯。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读书习惯，“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爱好阅读是“学会学习”的最主要的内容和前提。没有真正的阅读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对于儿童来说任何教育都不能取代阅读，少年时代是人生不可再生的黄金时代。因此我们教师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读书习惯，然后把你读过的好书推荐给你的学生，让你的学生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你就是行大善、积大德、有大智慧的教师了。另外，我在读《学校管理的艺术》后感受也颇多，其中关于环境文化的篇章，我觉得可以借鉴。文中指出，校园一景一物都会育人，其设置的初衷都必须面向着人应运而生。美丽的校园是学生学习的乐园，是陶冶学生情操的理想课堂，优美、整洁的校园环境使人身心愉悦、精神焕发，应该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境界，陶冶着师生的情操。可以这么说，每一种植物，都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让学生去寻找、去感悟。针对以上情况本学期学校购买了近千元的花卉并在草坪花池中制作了教育名言碑铭，让校园处处的花草“说话”来提升校园文化品位。作风建设重在实践。实践是检验领导干部作风的根本标准，也是锤炼领导干部作风的关键环节。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首先体现在行动上，体现在各项工作的实际效果上。学校工作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学校肩负着教育后一代，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职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学校工作的宗旨就是“以学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
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对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作风建设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履行好职责，解决好学生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我们都应认清自己从事的工作虽然十分普通，但它是党的整个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蕴含着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这就要求干部作风建设要落实到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行动中去。
作为学校管理人员更是要有服务意识，凡是对师生发展有利的事就应该是我们工作的目标。对师生，我们要真心诚意，时时、事事、处处都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分析，去解答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遇到的困难，切切实实地为他们着想，树立“心系教育、服务师生”的良好风气。
篇7：治庸问责
——治庸问责活动的心得体会
吴 自 强
自去年武汉市开展“治庸问责”的活动以来，这一活动迅速蔓延到了全省，乃至全国。下面是我对这一活动的一点认识：
（一）“庸”。“庸”在字典标准解释就是“平常的、不高明的”，总体是个中
性词，偏贬义。但是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是个庸人、庸才！这个活动中的“庸”，当
然是贬义的。
我们说庸，不代表每个人都是不称职的。这与相对同事是同一个道理，只要
有决心，只要想进步，就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应该说，庸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体。治庸，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或
者说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平时强调学习的原因。省委、省政府开展治
庸问责，是“治”在点子上！治庸，只有始点，没有终点。
（二）“懒”。懒就是怠惰，与勤相对。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贬义词。本质
上指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外在表现是我们的行为方式，表现为工作懈怠，效率低
下，工作质量不高，不推就不动，推一推动一动，甚至是大推小动，这样的现象
应该来说还是普遍存在的。懒，纯粹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是可以立即改正的。懒，在工作中、生活中都有。上午祝厅长讲自己，讲洗碗，谈到自己在家庭中的懒。我也是一样，做饭做不到，碗也不洗，也是一种懒。家
里懒会互相包容，工作中的懒就不行。家里互相包容，没有什么严重后果，工作
中的懒，后果就比较严重，其后果不仅由你自己承担，还要由全局人承担，由全
系统承担，由事业发展承担，因此，工作中容不得我们“懒”。
（三）“散”。散是指没有约束、松散、分开的，分离的、零碎的。是一种
物质分布状态。总体上是中性词、偏贬义。延伸到精神状态，就是散漫，是贬义
词。就是我们精神散了，时间散了，自由主义严重，精力不集中，时间没有保障，一天工作8小时，可能有4小时在晃荡，心在打野、开小差，干这件事想那件事，干好干坏无所谓，工作处于一种应付的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做好工作？
（四）“软”。软与硬相对，是精神上的懦弱，容易被动摇。体现在工作状
态上，就是没有心劲，主观上不敢得罪人，主要是不愿意得罪人，不愿意承担责
任，做人滑头，做事象个泥鳅，滑溜。治庸问责，问责就体现在这个“软”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