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大历史观

黄仁宇大历史观（精选6篇）

篇1：黄仁宇大历史观

学好“四史”，需要坚持怎样的“大历史观”？

在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

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这里所谓“大历史观”，就是指将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或较短的历史时期与其他历史事件或较长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坚持整体化的历史意识，综合运用归纳和比较等手段，通过长时段、大视角的观察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事件的真正意义。

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也要具备这种“大历史观”的视野。具体来讲，就是应当把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史、新中国70多年成长史、改革开

放40多年奋进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多年发展史，放到180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斗争史、5000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500多年近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和3000多年人类政治文明探索史中去认识和把握。

一、“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史”完成了“180年中国人

民近代以来斗争史”由衰转盛的关键转折

2020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0周年，也是中国历史走

入近代180周年。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受了一个多世纪的痛苦折磨，因为落后而挨打，因为挨打又更加落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列强一次次践踏中国国土、摧残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因此，也同样是从180年前开始，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站了出来，进行不懈奋斗。这里所说的“先进”，是相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而言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不断涌现，但却没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人终于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之落后，不仅仅在于器物和制度，更根本的是思想。在一次次失败之后，中国终于看到了命运转折的曙光。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从1921年到1949年，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从1949

年到1978年，我们党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78年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近百年的奋斗，完成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关键转折。

二、“新中国70多年成长史”实现了“5000多年中华民

族文明史”追求理想社会的最高成就

最新发现的距今53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河洛古国”，再次用考古证据验证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与传承有绪。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凭借着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开发建设大好河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中国人民当然知道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但我们从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我们用一代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执着追求全面小康、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飞跃。70年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新中国跨越式成长，铸就了今天的辉煌。我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正处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强盛的时期，我们的综合实力远超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我们即将解决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步迈向现代化。我们当然还要居安思危、继续奋斗，但无可否认，新中国70多年成长，取得了5000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到目前为止追求理想社会的最高成就。

三、“改革开放40多年奋进史”创造了“500多年近代世

界经济社会发展史”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是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开始的。虽然早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直到16世纪才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在之后的500年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扩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共同构成了世界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全球血腥扩张与掠夺，另一方面也确实促进了巨大的科技、经济和社会进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这500年，是全

球经济社会发展最迅速的500年。

当然，人类发展史上的这段伟大传奇绝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力量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1978年以来，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中国，更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传奇中的传奇”。我们用4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无论从发展的速度还是质量来看，这40多年奋进所创造的增长奇迹，即便放到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中，也堪称前所未有。

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多年发展史”书写了“3000

多年人类政治文明探索史”最伟大的辉煌篇章

追求理想社会是全人类共有的普遍现象，只要文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就一定会产生出如何实现理想社会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既体现于经济发展方面，也更典型地体现在政治文明方面。距今2000到3000多年前，世界各主要文明大都发展到了较高的阶段，开始自觉地追求善政、良政，力图从政治制度的完善入手，建立“人间天国”：在古巴比伦，颁布了

《汉谟拉比法典》；

在中国，有周文王“制礼作乐”；

在古希腊，发展出相当完善的“城邦政治”……3000多年来，由于理想社会不可能完全实现，因此思考和探索从未停歇，人类的政治文明成就也日新月异。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人类在追求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上最接近成功的努力。社会主义几乎与资本主义同步诞生，1516年英国人莫尔发表《乌托邦》，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500多年来，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遭受过失败，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失败掩盖不了成就，历史表明，未来人类政治文明探索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必将由社会主义去书写。中国共产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最终的胜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所有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党员干部在进行“四史”的学习时，需要用“大历史观”的视野去观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样才能真正清楚地“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从而在“思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篇2：黄仁宇大历史观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提出的“大历史观”为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大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以宏观之着眼点看待历史，不拘泥于具体的人物事件；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中西的比较看待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把这样的“大历史观”引入课堂教学，可以启发学生思维，深化教学立意，现以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为例，谈谈自己的一些做法。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四个重要阶段，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创立并成为蔚然大宗；西汉中期，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宋明时期，儒家思想融入佛道义理，进一步发展为官方哲学；明末清初，传统儒学遭到猛烈批判，发展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教材对儒家思想对当时及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的影响介绍较少，需要教师用“大历史观”，设置新情境，应用新材料，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和演绎归纳，得出结论。我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设计的：

一、儒学是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纽带

世界历史上的许多强盛帝国如盛极一时的古埃及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等庞大帝国，统一后不久就土崩瓦解，独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中国古代虽曾有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何故？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拥有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民族文化，而孔子思想是促成中国分久必合、统一国家一直延续下来的思想基础。大一统观念是中国国家统一的理论基础。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统的观念，《诗经》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提倡大一统，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到汉代时受到董仲舒的大力提倡，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视为天地之间永恒的规则、古今通用的道理。孔子的大一统主张成为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基础，大一统思想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①

历代仁人志士都以追求大同社会，维护国家统一为己任。儒家的“和为贵”、“重义轻利”、“以天下为己任”和“大一统”思想一直生根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中国虽民族众多，方言各殊，习俗迥异，但文字统一，儒家思想流传甚广，再加上经济、文化的交流，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所以中国古代虽曾遭到外来侵略，但都未曾亡于外族入侵；虽有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

二、儒学官方化的多重影响

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主张，适应了汉武帝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儒家思想官方化。那么，儒学官方化对中国社会有哪些影响呢？我设计了以下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并要求学生写出小论文。

（1）儒家经典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结合隋唐科举制到明清八股取士再到清末废除科举制，谈谈儒学的作用。

（2）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整顿太学，设置武学、医学、律学等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王安石变法这样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说明了儒学官方化有什么弊端？

（3）比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你得到什么启发？

学生展开思索和讨论，并踊跃发言，我作了归纳。首先，科举取士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统治中国的“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②其次，官员的选拔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导致官员没有多少实际学问，处理事务的能力较差，特别是形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造成全社会重人伦轻法制、重经义轻实务、重诗赋轻科技的风气，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古代科技虽然繁荣辉煌，但仅具实用性，缺乏理性归纳和科学实验，没有上升到数学化和理论化的高度，没有发展为近代科学。再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不利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繁荣，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和成长。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更是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造成全社会因循守旧、万马齐喑的局面，以致于清朝学者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三、关于宋明理学的评价

魏晋以后，佛道兴盛，冲击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二程、朱熹等人融合佛道义理来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以“理”为核心的新的儒学体系——理学。教材重点陈述了理学和心学的主要观点，但对其评价却语焉不详，我提供了二程、张载和朱熹的一些言论作为材料，引导学生分析归纳。

首先，二程哲学体系中，“理”具有宇宙本体、儒家人伦道德和事物规律等多种涵义，是一种内涵丰富具有多重属性的范畴，它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把儒家思想上升到哲学化、思辨化的高度，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其次，理学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利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北宋理学家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句话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的座右铭，他们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成为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另外，理学家们提倡读书明理，创办书院，促进了当时讲习学问，好学读书的风气。但是，我们业应该看到，理学强调封建伦理道德，朱熹把“三纲五常”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还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扼杀人的正当欲求，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再看同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倡导人文主义，呼唤人性解放，追求现世幸福，掀起思想解放潮流。东西方差距的形成，由此可见端倪了。

四、从明末清初儒家思想的发展看近代前夕中国社会的转型

明清时期，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在封建制度的重压下缓慢发展，理学日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在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带有反封建民主启蒙色彩的思想家，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批判封建专制统治，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崭新命题；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倡“工商皆本”；反对理学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这些主张反映了封建社会走向衰落，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代要求。但由于封建专制的强化，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并没有形成新的阶级成分——资产阶级，这些带有民主启蒙色彩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回眸同时期欧洲的启蒙运动，倡导理性，宣传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成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宣言书。二者不同的结果，折射出当时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等发展状况的巨大落差。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需要探讨的东西还有很多，运用“大历史观”，分析儒家思想的时代性，考察其在历史长河中因时而变的深刻原因，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启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精髓与糟粕的反思，在历史教学中拓宽教学视野，深化教学立意，都大有裨益。

注解：

①摘自孔祥林《儒家思想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

篇3：黄仁宇大历史观

关键词：大历史观,近代化,启动类型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年来,学者们对中国近代化的各项问题,比如对中国近代化的内涵与概念的解释,中国近代化的类型与特点的探讨,中国近代化的演进层次和发展历程,具体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思想、习俗等领域皆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著述颇丰。不仅有大量论文,还有专著,如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2]等。由于近代化的启动类型问题涉及如何阐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如何把握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以及如何从更深的层面拓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等重要内容,所以它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也是基本问题。

一、近代化理论与方法论

在探讨中国近代化启动类型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对“近代化”和“现代化”做个区分,因为大多时候,在谈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很多学者是“近代化”、“现代化”并用的,唯一的区别是时间尺度而已。由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分期架构,“古”、“近”、“现”的三分法,使得近代与现代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而且是前后衔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现代”表达的是一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时间概念,甚至兼有近代与现代之意。虽有学者已经指出,“近代化”的概念并不太准确,但,依据中国传统的历史分期法和中国人的行文习惯,本文采用了“近代化”的概念。

“近代化”是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学术概念“modernization”时结合本国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提出来的,中国学术界也把它引用过来。关于近代化的定义,说法很多,常用的含义是指:“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是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从政治制度上看,是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

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问题,学术界的观点分歧很大,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主动论、被动论、断裂—延续论。主动论的代表是戚其章先生,他在《<南京条约>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中认为:“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有两次启动,而不是一次启动。先是启动于19世纪40年代初,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被中断,才有60年代中期的再次启动”。[3]戚其章先生虽然认同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是主动式,但强调了二次启动论。持被动论的有刘兴豪先生,他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是被动的,过程是跳跃式的,举步维艰的,所能及的层次是不深的、不透的”。[4]应该说,无论是主动论还是被动论,一定程度上都符合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但许纪霖先生在《中国现代化史》序言中指出:“中国的变迁亦非面临外侮的‘冲击—反应’过程;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延续”。这种说法比起主动论和被动论更加符合历史,会让人感到历史现场的逼近。可是如果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许纪霖先生的观点还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

所谓的“大历史观”,是黄仁宇先生提出来的。就是通过对以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比较,再用现在所发生的历史与未来做比较,从而达到对未来的社会走向做出一定的预测;就是用整个人类的发展来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判断,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来看到问题。就如黄仁宇先生自己所说:“这样写来的历史,前后连贯,也中外联系。如果一个历史家笔下所处理的明清与秦汉史全然无关,或者只能在外表上比较而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互世纪或贯穿千百年的互相应证,当中必有蹊跷。”[5]无有独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也说:“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只喜欢观看具体的历史树木;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6]。所以,这就要求人们要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观察历史的脉动,从古今中外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与联系来对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判断。

如果能够熟练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明清时期开始启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近代化的脚步始终在前进。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是具有主动性的,而且是连续的,并不因列强的侵入而中断,保持了顽强的发展势头。

二、近代化的启动

18世纪至19世纪,不可否认,封建中国的人们以文化中心主义看待自己和别人,生活在自己构建出来的“华夷秩序”中而不自觉。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华夷秩序之外,自16世纪末起的一二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不很大,加上晚明时期一批开明士大夫的推动,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应麟等,西学在中国并没有被遏止,相反,直到清朝前期也一直在主张优容西学。从清朝的译书可以看出,清人学习西方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比如康熙时陆次云著有《八肱译史》和《译史记余》;雍正时陈伦炯著有《海国见闻录》;乾隆时郁永河著有《裨海纪游》;嘉庆时王大海著有《海岛逸志》,以及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道光时萧令裕著有《记英吉利》。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梁延枏,他著述丰富,有文如《粤海关志》、《广东海防汇览》、《兰伦(英国)偶说》、《合众国说》、《夷氛记闻》等。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更是影响深远。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大都热心西学的输入,从事书报的编译工作,如玛高温主办的《中外新报》,1854年刊行于宁波;伟烈亚力主办的《六合丛谈》,1857年刊行于上海;麦嘉湖主办的《中外杂志》,1862年刊行于上海;查美司的《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年刊行于广州。这些刊物介绍西方的科学、天算、舆地、文学、宗教以及新闻等,以通中外之情,很多中国学者由此获得新知与启示。

中国近代化的大门一旦打开,就算强行关闭,原来传入的近代文明依然会持续发生作用。更何况,大门内外,空气始终保持流通。基于此,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近代化的启动诱因主要是在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内部,是偏于主动式的,并且在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的推动下,这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脚步是连续的,未曾间断过,也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事物运动的主体和事物所处的环境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无论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近代化启动的时候,当时中国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是内因、是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外部社会历史条件是外因、是条件。在任何历史时期,历史运动的内因和外因总是同时存在,共同起作用的。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化启动的主动式不是脱离外界环境影响的孤立运动,中国近代化启动的被动式也不可能是脱离运动主体特点的喧宾夺主。实际上,我们上面所提及的关于中国近代化启动的被动式和主动式的观点都各有其偏颇。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化启动的最终结果是使中国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该说,如果不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协同运动,单一的主动式发展或被动式发展都不可能导致造成这种中国内部所固有的封建性因素和随后由外部所舶来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奇特结合,所以,我们只能承认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方式是主动式和被动式交互作用的结果。

三、近代化启动的因素

近代化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的近代化启动都有一个近代化因素的积累作为前提,无论是自发性的近代化国家(如英、法等西欧国家),还是被动性的近代化国家(如日、俄等东方国家),概莫能外。所谓近代化因素的积累,无非是传统社会内部逐步萌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进步意识等。”[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据这个观点,以传统社会内容萌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最能体现近代化因素积累的程度。在中国,众所周知,明清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就可以认定为是近代化启动的积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给“封建的中国能否自由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一个答案。

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1930年,邓拓先生在《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中,首先应用了这一概念,指出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还说:“假使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社会”。[8]对邓拓先生的观点,不少学者表示反对,其中就有黄仁宇先生。他认为,就算没有西方的入侵,封建的中国也不可能自由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重新去思考的。就邓拓先生的设想而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并不可能会出现,因为,当中西方融为一体后,西方对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毫无影响,不加干预。就黄仁宇先生的观点而言,就算没有西方的直接干预,中西的交流也已然开始,很多变化会逐步显示出来,假以时日,封建的中国会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社会,毕竟当时的社会已经给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比如,商品经济自身的发展,明朝一条鞭法的实行,劳动人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重农抑商思想的淡化,这些无不把人们和市场的关系拉得更近,加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自身本就存在的否定因素为什么不能发展壮大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说,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封建社会也不例外。无论它有多么的稳定,它自身的否定因素会带给它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新的变化如果再放在中西交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积累就不成问题了。

那么,重新回到前面的问题,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明清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确实是中国近代化因素的积累。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唐宋时期出现了一个高峰,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9]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条件,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明朝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商品交换也逐步打破了区域化,开始向全国范围扩展。此外,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也成为重要的商品,如粮食、棉花、蔗糖、烟草、布帛、铁器等,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和商品生产有关。随着商业活动规模的扩大,白银逐渐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更是把农业、手工业生产活动和白银联系起来。由于社会分工以及白银的流通,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在江南产棉区,农家人从市场上购买粮食,无需奔波,就可以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不仅如此,国家财政也越来越依靠商税。市舶司职责的变化尤其能体现政府对商业的重视。市舶司设置时纯属政治性组织,目的在于“怀柔远人”,但随着民间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的发达,市舶司逐步建立了一套进出口关税制度,变成了一个经济性的机构。在官府的默认和民间的促进下,重商思想开始抬头,黄宗羲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这对传统的重农抑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是一次突破,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更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上述内容不难发现,明朝中后期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这些都是近代化因素的积累。但如果仅仅是依靠封建社会自身的积累,中国的近代化远不会启动的那么早。也就是说,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因素的积累,既要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否定因素的累积,也要看到地理大发现之后,中西的融合,尤其是在西方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交互式发展的动态的过程,它已不再只是一个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国际问题。

四、小结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变化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是封建社会内部否定因素的累积;同时,随着葡萄牙人的东来,也是西学东渐下交互影响的结果。在自身发展规律和外来文明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开始积累了近代化的因素,并在外来文明冲击之下有了近代化的启动。因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中国近代化的启动不是脱离外界环境影响的孤立运动,也不是脱离中国特点的外来侵入式的喧宾夺主。在中国近代化启动的时候,当时中国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是内因、是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外部社会历史条件是外因、是条件。既要强调内部因素的自主积累,也要强调外部因素的冲击与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近代化的大门一旦打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就一直在前行。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到了今天,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M].学林出版社,2006.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戚其章.《南京条约》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J].东岳论坛,1997,(2).

[4]刘兴豪.“中国近代化”的理性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3(2).

[5]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M].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31.

[6](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

[7]刘云波.中国的近代化与国情[J].史学月刊,2003,(5).

[8]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J].学术界,2003,(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民出版社,1966.

篇4：黄仁宇大历史观

投笔从戎

1918年,黄仁宇出生于湖南长沙。父亲黄震白曾加入同盟会,父亲对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黄仁宇曾经说:“我的历史观来自父亲的影响。” 1936年,成绩优异的黄仁宇获得了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入读机电工程系。但是次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黄仁宇决心从军报国。黄仁宇先担任排长,奉命驻守云南,后随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缅甸作战。满腔热血,终于得到了报国的机会。

如愿上战场的黄仁宇不但在军事方面有积极的表现,也在此时展现了他的写作才能。黄仁宇一边服役一边撰写了八篇战地报道。随后,黄仁宇被任命为专职的战地观察员。日后,这促成了他的人生轨迹,即从一名职业军人过渡到一名历史学家。而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军人的国家意识,尤其是军人对国家现状的忧虑,对国家制度的思考,也就成为了黄仁宇未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主要课题。

黄仁宇虽然一心报国,但在人际复杂,腐化混乱的军界始终难有发展。1949年初,黄仁宇被任命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副官助手,前往日本。1950年,黄仁宇因受到派系斗争的牵连,而被迫在日本退伍。此时,他已经38岁。 身处日本的黄仁宇,既无法返回大陆,也不愿南渡台湾。最终,他毅然决定赴美留学,抛却前半生,重新开始。

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

1952年9月,黄仁宇进入美国密西根大学,主修新闻学专业。在班里,他年纪最长,学习也最刻苦,在两年内顺利取得硕士学位。

但是,毕业对于黄仁宇而言就是失业,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掌握地道的美国英语,也很难在报社规定的时间内迅速写出符合要求的稿件,所以很难在新闻界觅得一份工作。他也曾尝试向出版业发展,一次次的努力却只换来一次次被拒绝的尴尬。

黄仁宇在新闻系就读期间,受系主任影响,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新闻界工作难觅,于是干脆改行,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黄仁宇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攻读历程,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明代历史。

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大学的文科没有足够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用在文科方面。所以,大部分文科研究生都要靠业余打工来维持。黄仁宇一边打工,一边专心读书,到1964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46岁,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是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但对黄仁宇却还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967年,黄仁宇受聘于纽普兹大学,成为这所学校里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在此期间,黄仁宇先后与被称为“美国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开山鼻祖”的费正清,以及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博士合作,发表一系列具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同时,他还获得了参加《剑桥中国史》明代部分撰写工作的邀请。对学者而言,这是莫大的荣誉。

但是,黄仁宇的事业并非就此一帆风顺。1979年,黄仁宇收到了纽普兹大学的解聘书:“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 8月31日中止。你的教职之所以中止 ,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解聘一事给黄仁宇的身心和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 ”。

黄仁宇内心的苦痛还来自另一个层面。他一直认为自己工作的最有魅力之处,在于找出西方文明是如何打破中国文明 ,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之后,又是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西方进行与东方相适应的调适。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以一己之力研究西方如何与东方交会,而东方又是如何与西方结合,直到两者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然而这次纽普兹大学却解聘了除美国史、加拿大史、西欧史以外的所有历史教授。校方这种唯西方历史独尊的做法,令黄仁宇痛心不已。

痛失工作的同时,日后成为黄仁宇代表作的《万历十五年》,在出版方面也遇到了困难。商业性的出版社认为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应该交由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本书十分通俗 ,趣味性强,应该交由商业性的出版社出版。两者相互推诿,出版也就一再搁浅。

由于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困难重重,黄仁宇迅速将其翻译成中文 ,委托朋友帮忙在中国寻找出版机会。1980年,历经苦难的《万历十五年》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首印2.75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成为学术界最畅销的图书。专家们也纷纷从内容、理论、写作方法等方面对该书进行探讨,一场“《万历十五年》热”席卷中国。时至今日《,万历十五年》已经重印20次,销售量超过百万册。

自成一体的 “大历史观”

黄仁宇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提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大历史观 ”。

它主要指的是从宏观角度、以大视野的眼光、非人性论的立场和将史料高度压缩的归纳方法,将中国历史放入整个世界史,通过与西方历史的比较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从历史“何以如是”内在因果联系的技术角度来看待历史,而并不是从道德角度来看待历史。

然而,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推广之路却十分坎坷。一名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希望得到西方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认同,无疑是一件会事倍功半的难事。而在华人学术圈内,黄仁宇的学术研究则是受到了他昔日国民党军官身份的株连,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境十分尴尬。幸而《万历十五年》这本通俗化的明史著作大行于市,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才被公众认识和肯定。

黄仁宇的著作能够迅速风靡,主要因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写史风格,用清新俊朗的笔调把严谨的学识和博古通今的历史观熔于一炉,才能够使学术著作变成普通大众的精神美食。

黄仁宇能够有这样的成就,除了和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之外,他早年的个人经历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黄仁宇是中国知名历史学家中,惟一一个在进入大学专修历史学之前有过漫长非学院的、底层的生活经验的人。而在进入大学之后,他并没有把之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时做过步兵参谋,曾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看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荒僻,如何的落后都有关系。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和夫人驾车到电影院看电影。在去往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妻子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以死而无憾。”

篇5：黄仁宇大历史观

人教社初中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第15课《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 共有以下三个子目: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班超经营西域。其中“张骞通西域”一目的主要内容是: (1) 西域的位置、出使的背景; (2) 出使的目的、出使的过程; (3) 出使的结果、出使的影响。“丝绸之路”一目的主要内容是: (1) 往来的人员、携带的物品; (2) 途经的地点、海上的丝路。“班超经营西域”一目的主要内容是: (1) 出使的背景、出使的过程; (2) 出使的影响。

为了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 汉武帝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在往返西域途中, 张骞两次被匈奴所擒。虽然迟迟未得到张骞及西域的消息, 但汉武帝仍然执行了反击匈奴的计划, 于公元前127年派卫青发动了漠南战役, 并夺取了河南地。公元前126年张骞终于回到长安, 向汉武帝汇报了自己在匈奴及西域的所见所闻。因为张骞比较熟悉匈奴人的生活习俗及其所居住的环境, 所以在公元前123年, 他被任命为行军向导, 随卫青大军反击匈奴。此战, 汉军大获全胜, 张骞因功受封博望侯。公元前121年, 汉武帝派霍去病发动河西战役, 并夺取了河西走廊。经历了两次打击后, 匈奴势力衰弱, 单于为避汉军锋芒而远走漠北。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发动漠北战役, 进攻匈奴王庭。为配合这次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以取得反击匈奴的彻底胜利, 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 劝说乌孙王东返“天山祁连间”的故地。张骞虽然未能说服乌孙王共同夹击匈奴, 但公元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时, 乌孙国使团随同到了长安。见汉朝富足强大, 乌孙决定与汉朝和亲结盟。由此可见, 张骞两次出使, 均肩负着汉廷的政治使命, 以解决匈奴问题为主要目的。

从较长时段看, 东汉班超出使西域与张骞出使西域, 也有着内在的关联。经过数十年的激战, 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迫从西域撤退, 西域诸国归附汉朝, 汉朝设置都护府管理西域。张骞的“凿空”之行, 加速了丝绸之路的形成, 促进了汉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但西汉末年, 政局动乱, 从而影响到了对西域的管理。匈奴势力重新控制西域, 丝绸之路也多次中断。东汉时期, 洛阳一位替哥哥抄写史书的年轻人, 为张骞的经历所激励, 他推开砚台, 扔掉毛笔, 慷慨陈词:张骞立功异域, 我怎么能在书堆和笔砚间虚度年华?这位投笔从戎的年轻人就是班超。公元73年, 班超出使西域, 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控制, 并担任西域都护, 从而恢复了丝绸之路。可以说, 班超出使既是受张骞“凿空”精神的鼓舞, 又是延续张骞所建立的功勋。

从更长时段来看, 张骞所开辟的“东西方交通之道”, 在“文明或文化上的意义很快就超越他出使的政治意义”。通过课程标准也可以看出这一层意思。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内容中, 关于“中外交流”这一主题的要求还有:“以……鉴真东渡、玄奘西行等史实为例, 说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通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指南针、火药的应用和外传, 认识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通过清代中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 了解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汉朝的中外交流, 为唐宋时期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了解汉代的中外交流情况, 也有助于认识清朝闭关锁国的危害。从课标的学习要求看, 教师还需关照唐宋乃至清朝时的中外交往与交流,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理解“中外交流”的深刻涵义, 以及加强“中外交流”的必要性。

这一“文化系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其突出表现为: (1) 中原地区的丰富物产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源源不断地传播到西域、中亚、印度、波斯、阿拉伯和地中海区域。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等, 冶铁技术、水力技术、金银器皿和工艺品、钱币、雕版印刷、炼丹术等传入西方。西方物质文化也传入中国。 (2) 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印度和波斯帝国的科学技术和知识, 如天文学、历法、数学、医药、建筑技术、制糖技术、制玻璃技术、制酒技术、缝合木船技术等传入中国。 (3) 丝绸之路的开辟, 为各种宗教文化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 (4) 丝绸之路带来的异域文化,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5) 伴随着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交融, 多个民族的融合出现了。

篇6：历史书写的锋刃与大历史观

作为女儿的朱旦华，亲眼看见了父亲的国布庄，像《林家铺子》里的林家铺子一样凋弊破产，亲身感受到了原本的亲人彼时不顾血脉情谊的冷酷逼债。通过刊登在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上的一篇旧作，完整地还原了女儿担忧处于困境中父亲的细腻情感。而当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父亲支持女儿“像男儿一样报效国家”、奔赴延安时，女儿分明深切地理解了“国危家难”的朴实含义，更加坚定了追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信念。

1959年贺子珍与毛泽东最后一次相会于庐山一事，通过2004年朱旦华的忆述，还原了这段私密化的历史细节。当年毛泽东是在请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陶铸的夫人曾志3人吃饭时，提及想最后见贺子珍一面的。而曾志因为有所顾忌主动退出，下山接贺子珍的事情是由朱旦华和水静完成的。当事人的身份决定了这件事更近乎于一种家事的处理。1949年朱旦华和方志纯曾陪同贺子珍姊妹从天津南下，处事较为妥善。这一次仍是在前弟媳帮助下，把贺子珍接上庐山，朱旦华陪贺子珍睡了一晚。次日经过交谈，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得以卸下某种情感的包袱。就朱旦华而言，这次忆述是对自己以前相关回忆的详实性修正，更是一种补充；人至晚年，在对毛泽东的爱情婚姻问题上，朱旦华第一次完整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当时国统区和根据地都没有什么正式结婚证，一次事实婚姻结束，再开始另一次爱情婚姻 ，既是合情的，也都是合法的。进而从“文如其人”的角度，维护了毛泽东的高尚人格，肯定了其思想情操。而就大历史观而言，它否定对历史人物的神化，而更倾向于采信更多的历史碎片，验证历史人物凡常的情感与心态，进而推证伟人毛泽东作为常人的一面，依然保持有清醒理智、尊重家庭伦理的人格魅力，从这一点来看，反更衬其伟大。这正是怀抱公正大历史观的根本心态。

作为母亲的朱旦华，同样拥有着保护子女的本能。无论在详细回忆送毛远新回北京读书的细节，还是就1964年毛泽东《谈话纪要》出台的曲折过程，通过对时间、地点等要素的质证剖析，来对叶永烈等作家关于毛远新纪实类文章进行历史拨正，还是对所谓“毛远新发起组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这个不实说法的辩驳等，既传达出殷殷护子之情，又反映出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敬畏之意。这种感情并不是狂热的执念，相反非常冷静与醒觉，既痛惜儿子毛远新在人生中两次牢狱的经历，又能冷静面对伟人毛泽东侄子这个身份，给了他及这段中国历史的深刻内涵与无法抉择的结局。与此相比，她更欣慰于儿子毛远新能够走出一种困局，复归于一个思考者和普通劳动者。因而，从这一点出发，她更加感念毛泽东对毛远新从小开始的严格教育，在经历人生的惊涛骇浪之后，仍然有勇气有能力重新出发。这种舔犊之爱，无疑闪烁着大历史观的知性、人性和母性的统一。

作为社会人，朱旦华的省妇联领导身份同样也让她不断地面对是非对错的抉择，同样不可避免地承受那个时代的某些压力。正如她回忆，当时“右派”是有指标的，可是她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原则，主动承担不完成“右派”指标的领导责任。这让人们看到“反右”扩大化历史悲剧上演的症结与正义抗争。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朱旦华受邓颖超之托，将反映公社食堂和浮夸问题的江西妇联报告，递交给了大会。经历一段天灾人祸的历史，反观其中仍然闪光的历史碎片，它折射着人类的良知。勇于直面现实、敢于讲真话、对历史分歧不断地反省，以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正是一个历史见证者最迫切的愿望。朱旦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应该把1959年的庐山会议，看成是个人对立甚至恩怨冲突，要看到是在对党和国家最高利益无限忠诚统一基础上的和而不同，是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对于“大跃进”认识上的分歧，是在历史客观局限下执政智慧的形式体现。会后，全国妇联点名批评江西省妇联主任朱旦华的“右倾”思想，但是在以事实为依据的报告面前，朱旦华最终在江西省委常委会的调查之下过关了，没有定为“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