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场申请书

2024-04-27

退场申请书（精选7篇）

篇1：退场申请书

篇一：退场申请退场申请

尊敬的吉玛特超市领导： *****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2日篇二：商场退场申请

退场申请 /百货：

我司员工性别：

身份证号码，该员工被调回公司，现申请办理相关退场手续，请贵司协助办理。

广州市有限公司

年月日篇三：商户退场审批表1 商户退场审批表 1

篇2：退场申请书

致：江苏汉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本人祝建立系本人亲属承揽的贵单位福建LNG罗源站场工程土建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因本人亲属（实际投资人）身体有恙不能继续完成接下来承包任务，并且失去了资金来源，无法继续投资。特申请退场。我方深知因投资资金不到位，导致工期的延误，给贵单位带来的负面影响及相应的损失，本人承诺将发生的损失和后续不能预测的损失全部有我方负责。我方只希望贵单位能够能按照我方实际产生的成本给予我方结算，希望贵单位能够待工程主体验收后并且工程款资金到位后将该项资金结算完毕。本申请书后附一份成本计算书供贵单位审核，我方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如贵单位审核中发现其内容有严重偏差，其后果有我方自负。

特此申请

请批准、请见谅！

申请人（签字）：

身份证号：

申请时间：

退场协议书甲方:江苏汉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乙方承揽了甲方发包的福建LNG罗源站场工程土建工程，因乙方实际投资人身体有恙不能继续完成接下来承包任务，并且失去了资金来源，无法继续投资，特申请退场。经甲乙双方商定达成此退场协议。乙方因投资资金不到位，导致工期的延误，给甲方带来的负面影响及相应的损失，乙方承诺将发生的损失和后续不能预测的损失全部由乙方负责。因乙方突然离场，甲方需要重新组织生产，必定会产生相应损失，所产生损失视情况由乙方负责。

甲方考虑到事发突然，本着互利共赢的态度，同情乙方现状，将考虑按照乙方已发生的实际产生的成本给予乙方结算。待工程主体验收后视工程款资金到位情况将该项资金结算完毕。但乙方应提供一份成本计算书供贵甲方审核，乙方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如甲方位审核中发现其内容有严重偏差，其后果由乙方负责。

甲方代表人（签字）

乙方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

日期：

篇3：海外工程本土员工退场的若干思考

根据各国劳动法,一般来说,员工的退场分如下几种情形:

(一)经济原因退场。经济原因退场一般适用于大的经济环境不景气、企业破产或者冗员, 企业需要度过经济难关情形。有些地方也称为“裁员退场”,这种情况是雇员自身以外的原因导致雇员合同的终止,雇主由于经济原因不能维持足够的岗位从而与雇员解除雇佣关系,裁员退场被认为具有正当的理由。这种情形如果产生纠纷,法院会介入判定该退场情形是否适用。

(二)雇员自身原因退场。雇员自身原因引起的退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雇员的职业性错误,这种情形与雇员的直接行为有关,由于雇员的行为给企业造成了损失,雇员的退场是一种惩罚措施。很多国家劳动法里规定了即决辞退(Summary Dismissal),如瑞典的《就业保护法》第18条规定:当雇员对其雇主严重失职时,可以被即时解雇。诸如违反根本的合同义务、工作中饮酒,故意或重大过失给企业带来损害、犯罪行为等情形就是属于职业性错误引起的员工退场。相比起来第二种由雇员自身情形引起的退场,弹性就比较大,这类退场一般是因为企业认为雇员“没有能力胜任其所承担的工作”,可能是企业认为雇员专业技术不过关、不能达到预期工作效果、对雇员失去信赖等原因。因为第一种职业性错误一般是有客观事实作为依据的,但是“没有能力”的标准相对比较模糊,所以产生纠纷时司法机关一般要求企业提供相关证据。

(三)其他原因。除了上述两种主要退场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可以引起员工的退场,如合同所确定的服务年限届满、雇员自动请辞等原因。

本土员工退场遵循的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当今世界,法治是主流,一个国家的各项工作的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内运行的。一般来讲,中交四航局所承担的海外建设项目所在国,一方面他们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另一方面,宗主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比较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笔者做过几个海外工程,发现外籍员工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对合同有着“深厚的感情”,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当事人之间有协议,即使这个协议只有一句话,也会让他们觉得心安。这就要求我们海外施工企业一定要恪守当地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制度办事,程序合法。这一点在本土员工退场时特别要注意、

(二)统筹规划,平衡协调原则。统筹规划,平衡协调要求我们从大局出发、从整体出发,既要保证现场工作的顺利运行,又要保证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应用,不会出现现场人手不够影响工程的顺利完成,也不会出现人员过剩,造成人力成本的增加。

(三)循序渐进原则。一般来讲,人员的退场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海外本土员工的退场一定要有计划、有次序、循序渐渐。按照需要,由少到多,逐步退场,否则一次性、大面积的退场,可能会引发大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四)原则性与灵活性想结合原则。在本土员工退场工作中,既要坚持原则,恪守法律,严格遵守程序;又要把握灵活性,结合个案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达到稳妥安定,服务大局的目标。

本土员工退场的主要障碍

(一)内部障碍。内部障碍主要来自于海外员工自身。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工作机会难得,我们企业所在的国家失业率相当高。我们的企业在当地有很好的口碑,大家都想进去我们的企业工作,因为进入这样的企业他们可以获得较好的收入而且自身会得到提升。所以,在这样一个企业工作员工一般是不愿意退场的,在退场时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问题。

(二)外部障碍。我们的企业所在宗主国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也比较强,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的劳动监管部门和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在对本土员工进行退场工作时候,政府部门和这些有力量的社会团体甚至大众媒体或多或少会介入,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退场工作时候所要考虑到的。

本土员工退场的步骤

本土员工退场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统筹规划,编制计划。在这个阶段,各个部门应该相互协作,从实际出发,根据工程建设需要,编制出退场计划。首先是确定总体的人员需求计划,根据总需求,确定每个时期保留的人员和退场的人员,一般来说,保留的是熟练工种及骨干人才,但是对于简单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可以考虑先清退入场较早的人员,因为对于员工退场的补偿金是与其服务时间直接挂钩的,先清退较早入场的人员是从节约人力成本这点考虑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确定保留的人员应该比实际需要人员略微富足一些,这样的话可以应对及时之需。

(二)第二阶段:全面整合,逐步推进。这个阶段,主要是根据上一个阶段所编制的计划,进行实施和推进,根据统筹规划,一些岗位的人员配置会发生变化,有些岗位的人员会减少,有些岗位的人员会调离。这既是一个整合阶段,也是一个适应阶段,要根据实际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保证退场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第三阶段;循序渐进,完善手续。这个阶段是本土员工退场的实质阶段,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准备,本土员工开始退场,退场时候一点要根据相关要求,完善相关手续。包括退场协议的签署(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要求向员工发布退场通知书)、退场员工补偿金的发放等手续,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还需要向劳动监管部门或者工会进行备案。只有按照法律相关程序走完每个步骤,我们的退场工作才能算真正完成。

员工退场的具体问题

随着工程的结束,我们会根据现场的进度逐步安排工人退场,这时候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退场的补偿问题和退场手续的完善问题。

(一)终止劳动关系通知。有些学者把它称为“预告解雇通知”。一般来说,各国劳动法都会规定,员工清退有一个通知程序,具体来说,雇佣一方同对方解除劳动关系之前一段期限要给相对方书面文件履行告知手续。依照国际劳工组织1982年158号《雇佣终止公约》第11条的规定:“一名劳动者的雇佣终止,其有权得到合理的通知期或者替代通知期的补偿”。这个告知义务是法律强行规定的,没有履行这个步骤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比如肯尼亚劳动法第35条规定:按日结算工资的,雇佣双方在工作日结束之际可以终止双方雇佣关系可以不用雇佣终止说明;按工作期间结算工资(此期间少于一个月的)雇佣一方欲终止雇佣关系的在此期间之内给予对方书面的终止雇佣关系说明;按月结算工资的(或者超过一个月份结算的)必须提前28天给对方书面通知。如果终止雇佣关系的一方没有履行通知程序,必须补偿对方相当于应当提前时间所应支付工资。一般来说,终止雇佣的通知应该载明终止雇佣关系的具体时间、终止雇佣关系的原因等。需要注意的该通知要相对人签收后方发生法律效力,所以下达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时一定要保留相应的证据,否则会视为没有下达相应的通知必须支付相应的补偿金,还有可能成为日后的诉因。

(二)退场补偿问题。Terminal benefits我们称之为退场补偿,即雇员在为雇主服务达一定期限,终止雇佣协议后雇员享有的按照一定的补偿标准获得相应的金钱补偿。补偿问题有的国家法律会直接规定,如《莫桑比克劳动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如果劳动者的底薪(包括工龄奖金)在国家最低收入数目的一倍到七倍范围内,劳动者可以得到每个工作年三十天的薪水补偿。有的国家劳动法或者雇佣法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一种惯例;有的会在双方签署的劳动协议中约定补偿方式。比如中国路桥和肯尼亚钢铁纺织建筑联合工会签订的合同里载明工人的terminal benefits标准是一年补偿22天(基本工资/天X22天=terminal benefits/年),这份合同里规定的享受此项待遇的前提是该工人为中国路桥服务年限满4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退场补偿问题。比如一个外籍工人,月薪标准为3000当地币/月,服务年限为一年半,如果按照一年补偿一个月的工资的标准,那么他的补偿数额为3000X1.5,也就是4500元。如果没有在相应的时间内下达终止劳动关系通知,那么该工人应该获得的补偿金为3000X1.5+3000(以提前一个月通知为例),即7500元当地币。还有一点我们得提醒大家注意,很多国家的劳动法律会规定annual leave,即我们所说的带薪假。比如肯尼亚劳动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后享有不少于二十一天的休假,休假期间享受全额工资待遇。我们在外籍员工退场的时候,一般要把带薪假期给折算上去。

篇4：当“反思”退场

一

首先，作为“父辈”的中国当代传统作家的文本中，尽管能纯熟运用大量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但始终带有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合理化”——将高雅的文学形式从非生产性纯娱乐的负疚联想中拯救出来的努力，由这一观念带来的束缚性使传统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不免体现出浓郁的精英气质，而精英文本本身存在的逻辑和历史观念的自我循环也无法突破。

第二、传统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往往集中在传统文学领域的作家身上，这些在文革及后革命语境中成长成熟的作家和批评家，自身身上就有着狂飙突进的气质—— 80年代的先锋叙事，试图变革文学表达，否定与反思过往，其背后的革命气质始终存在，而这样的反叛性，终其一生也难以磨灭，因此，面对当代的青春写作，往往不可避免的依据传统的评价标准，指认其为犬儒主义的，懒惰的，对市场逻辑缺乏反思而一味迎合的。

然而，当代社会语境已经经历变化，传统的文化观念，对文学的定义，需要包容新语境之下新的呈现方式。原有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借用对价值信仰的呈现，往往不能避免相应的道德绑架，这也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某种症候，而这一症候，看似推崇人性自由和文学自由，却能看到后革命时代，革命叙述的惯性、父权话语式的强制性和大叙事的一元论。而这一症候的主体，恰恰曾是80年代文学领域的弄潮儿，传统也曾先锋，也曾激进，求新求变的渴望远胜于新和变本身，但当时过境迁，所能捍卫的只有自身当年的正义和辉煌，而这样的捍卫往往伴随着对当下的否定，但传统作家和批评家所依托的观察往往也只能从对商业领域和大众文化的反思角度进入，未尝没有英雄末路的悲哀。

由此，父辈们指认当下的青春叙事是犬儒主义和拜金主义可以被理解，因为父辈的青春伴随着一元论的宏大叙事即使在今天也始终是无法抗拒的真理，而当下的青春文学无法构成反叛，这是由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但由于背景与时代的变化，当代的青春叙事，是缺席了民族国家叙事的另一套叙事，因此，处境不同，诉求不同，对其所运用的批评方式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转变。因此，对当下青春文学的创作，需要进行客观的梳理和评析，形成一个新的批评系统，而两个评价系统之间若不加区隔就展开批评，容易使批评在最开始就呈现为一个伪命题。

二

不可否认，青春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国，即使是构建一个幻想性空间，也还是一个追问世界和自我追问的过程。心灵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是青春的特质，也是文学的特质，所以文学与青春有着天然的血缘，因此，决不能否认大众文化场域之下的青春叙事，就不是一种文学。

如第六届新概念文学奖冠军张怡微，以青春写作入场，但当下的创作内容已有更为复杂的症候，发表在《收获》2015年春夏卷上的《细民盛宴》，主人公生活在自我塑造的夹缝之中——父母的离异，父亲和母亲再婚的家庭，她的冷漠和惶恐，自我保护和自我坚持，敏感的，辛酸的，固执的，细微的心理刻画依然能看出特有的青春写作新颖的修辞方式和特有的情感体验——这样的体验并非懦弱，而是在当代教育体制和家庭结构之下，面对家庭期望和生存压力的一种内向挖掘，这是与充满革命希望和生产建设的乌托邦狂欢完全不同的情境，而在今天的张怡微这里，自我的内宇宙依然是重点，只是也能看到从生活本身寻找值得信任的存在，以及与生活和解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是由阅历和经验带来的，冲动少了，理性多了，仿佛能看到青春的主体终于寻找到某个可以自我宽慰的理由，伴随着对生活的豁达，对悖论的豁免，以及自身隐约逝去的青春。由此可见，大多数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从小被给定的逻辑，一半是由父辈给予的后革命时代的热情，一半是来自父辈的，面对现实时同样必须成为竞争胜利者的期许，否则，将会被“社会淘汰”，二者之间天然的悖论，构成一个不可信的世界，而青春写作一度就是面对这不可信的世界，早熟而敏感多思的少年如“少年维特”一样绝望的烦恼。但我们看到，这些青春的写作者在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逐渐拥有了影响力，掌握了社会资源之后，逐渐呈现出创作方向的分化，他们中的佼佼者，如张悦然，郭敬明等，绝大多数进入商业的阵营——出版业，电影，期刊，他们与青春的痛感天然契合，他们已足够智慧，知道更年轻的孩子需要什么，他们是更懂得调整和适应的一代，他们多多少少掌握了文学在市场中的规则，于是，不乏老成甚至略带精明，却依旧代言着青春，而另一部分遵循传统文学本身的逻辑创作的写作者，也往往以传统期刊，新兴的青春期刊，以及网络平台为阵营，这其中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和隔阂，而这些作品文字圆润流畅，对故事结构的驾驭和对后现代写作手法的运用常常极为成熟，在这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爆发力。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如何自我调整，除了需要来自父辈中肯而非高傲的建议，更需要父辈的包容和了解，以及，父辈自身在创作上的卓越表现，这就涉及到对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是否同样也有失偏颇，或者说——过于偏向父权。

三

青春文学本身确实存在许多硬伤，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具备自身完整的言说场域和言说逻辑，以及空前的文化市场。但其不成熟之处并不在于信仰的缺失，而在于自身所处的困境。青春的一代不满于被父辈代言，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受到大众传媒深刻影响的一代，往往只能用大众文化的叙事逻辑自我定义。可以说，青春文学的左边，是旧有的后革命时代带有鲜明批判逻辑和占据伦理至高点的单一话语，右边，是大众传媒幻想性商业逻辑的诱导和定义。青春在这夹缝中寻找着自身的位置。而此时，应该努力给出的不是定性、定调，而是对可能性差异的进一步深究。因此，重新构建对青春文学的评价体系，需要在承认现有的青春文学场域的合理性基础上进一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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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确青春文学的内在逻辑和动因。正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影像物品的生成与消费为主导的景观社会，而景观已成为一种物化的世界观。而更多进入大众视野的青春写作并不需要生活本身的真实，而是有足够情感冲突和矛盾张力的幻想性与景观性叙事。欲望、臆想——如果客观世界说青春的主体处在最好的时代，青春的幸福无与伦比，何不揭开这幸福背后所有可能的腥风血雨，于是，青春写作一定程度是反叛，是夸大和失真，却也是拒绝归属现实青春的最真实呈现。于是，情感的绝望，误会，隐忍，至死不渝乃至毁灭和意外，死亡……激烈的冲突成为嵌套在青春外壳下的幻想与自我投射。无论是郭敬明，张悦然还是饶雪漫，以及辛夷吾，七堇年……爱的纠结，冲动和毁灭，背后是一种自我的张扬，在世俗与规范中的挣扎往往是其共有的主题。而这种毁灭叙述，其原型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史一以贯之的“救赎——牺牲”，只是针对不同的叙事语境，由民族国家叙事，转而投射在了对生活悖论的潜在对抗，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已成为过去式，但叙事原型却依然保留，如同对父辈无以置疑也无以改变的血缘继承一样，牺牲作为叙事原型，构成青春言说自身用来确立自身身份的方式之一，在幻想性的鲜血淋漓与矛盾冲突中，张扬人性与情感。另一方面，在于宏大叙事本身符合多元社会需求的可能性已破产，同质化的决定论已失去言说的空间，而小叙事呈现出巨大的力量。只是民族国家的革命叙事，由于价值叙事自身的被解构，新的叙事又不能进行自我调整，很容易转化成个体自我确立时的苍白的理想主义——对更复杂的内在矛盾的忽略，不假思索的将幻想情节合理化。因此，青春写作往往形成新的迎合，并呈现出作品的新的同质化。

由此可以说，即使在青春的一代，也不可避免的后革命时代的精神惯性——保留着宏大叙事的逻辑，即对不朽的追求，不朽的爱情、友情。也部分体现在对经典符号的借用，对青春意象的戏仿，使这些原型成为一种传播的原型而非传统的原型。文学性和经典化要求对生活对人性的关注，但却呈现为无论死亡、失忆、堕落、毒品、出走……一旦某一卖点具备成功的经验，就迅速转化为传播的原型，并在商品文化中重复出现，以符号的方式附着在商品的表层，释放出共情的力量，以此来确保收益。而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审美感受无法存在——过于强调被观赏性，传播原型占据主导，相应则会造成美感与气质的不足。

与此同时，对故事性和情节结构的突出强调更是商业模式本身的内在逻辑之一，在非物质世界的创造作为人的本能需求之前提下，青春的自我确证往往在大众文学与网络文学中与其它力量并峙，在形式上曲折而隐晦的构成民间叙事，正如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所言：“每个人都会创造一个非物质的世界，这种创造必然是被激发的：它一定是对特定困境的回应，或是对基本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正因此，青春文学与市场逻辑的高度一致，使非物质的创造与物质本身高度趋同，也成为这是大众文化本身实现自身效益的必要条件。

因此，当代的青春叙事的缺失并非用信仰的价值体系所能诠释，用传统的精英式反思话语所能定义，反之需要的是青春写作者和批评者自身的判断和理性。而当价值多元的民间不具备自我归纳的能力，用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进行批判，又忽略了大众文化作为生产力，带来的切实存在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青春文学，只能更内在地在自我发展的路径中寻找变革力量和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原型，以便构成青春文学的原生动力。

此外，认识到青春叙事内容早已不同于父辈一贯的对物欲的反思，而是对物质与生活，情感与现实的张力的直接呈现之后，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纵向的评价体系，使青春文学内部能进行自我批评和调整，这同样需要成长在八、九十年代语境中的青年学者做出相应的努力，而不是直接默认父辈们的代言。而由于青年学者自身接受父辈的批评体系，如何超越于语境，加强在地性，而非运用批评术语，以看似客观公正，却不免由于自身话语系统的局限性而居高临下或以调和与中立的方式进行审视，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

李亚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