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黑天鹅暂时远离并未消失

“安而不忘危, 治而不忘乱”。随着马克龙胜选, 法国问题尘埃落定, 但欧洲前景依旧不容乐观。我们的研究表明, 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均, 经济成本二元分化, 进而导致欧盟各国的民粹基础存在明显差异。因此, 法国大选的平稳落地并不意味着欧洲民粹的根本缓解。

2017-2018年, 民粹政党仍有可能在意大利、匈牙利、塞浦路斯等国家的选举中形成局部突破, 引发地缘政治格局的动荡。对于欧洲来说, 黑天鹅只是暂时远离, 并未全部消失。

欧洲一体化的经济收益分配不均。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盟, 区域经贸合作的实际利益始终是欧洲一体化的物质基础。

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 欧洲社会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再度兴起[1]。现实的经济利益取代“大欧洲”理想主义, 成为维系欧洲一体化的关键纽带。

然而,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 欧盟各成员国的获益并不均衡, 导致了退欧倾向的差异化分布。

第一, 区内贸易。本世纪以来, 欧洲单一市场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有效清除欧洲内部的贸易壁垒和制度藩篱, 推动了区内贸易的发展。2002-2016年, 欧盟现有28个成员国之间的出口总量从1.9万亿欧元上升至3.1万亿欧元, 成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红利。但是, 由于产业布局的演变, 贸易增长红利的分布并不均衡。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研究[2], 2000年以来, 高端制造业的布局保持稳定, 而中端制造业向中东欧成员国迅速转移, 进而重塑了欧盟内部贸易格局 (详见附图) 。2000-2014年, 凭借中端产品的出口, 波兰、捷克、荷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成为区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受益者, 在欧盟内部出口的占比分别增长2.7、2.0、1.5、1.1和0.8个百分点。传统贸易强国则出现了分化。

一方面, 得益于欧盟内部市场的扩张, 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的高端产品出口增长强劲, 并实现了总体出口占比的稳中有升。

另一方面, 英国、意大利、法国的高端产品出口增长疲弱, 叠加中端产品出口的大幅衰退, 导致其在欧盟内部出口的占比分别降低1.5、3.1和4.0个百分点, 成为区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受害者。

第二, 要素流动。欧洲单一市场和申根区的制度创举, 加速了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优化了欧盟范围内的资源配置。

但是, 这一过程对各成员国经济的实际损益并不相同。人员流动方面, 劳动力主要从欠发达的中东欧成员国流向发达西欧成员国, 有效降低了流入国的劳动力成本增速。

2000-2014年期间, 剔除深陷欧债危机的国家, 波兰、德国、荷兰、奥地利和法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增速为欧盟最低 (详见附图) , 维护了在区域经济中的相对竞争力。资本流动方面,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研究[3], 核心国家、西南六国和东欧国家的投资额变动路径分化明显。

2000-2014年期间, 欧盟核心国家的投资额平稳上升, 2014年投资额虽低于2008年峰值, 但仍较2000年高出11.4%。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东欧国家的投资额先出现大幅回落, 然后高位维持, 2014年投资额较2000年高出56.0%, 并高于核心国家。与之相反, 危机后的西南六国投资额一路探底, 2014年投资额较2010年下降14.3%, 成为欧盟资本配置中的弱势方。

欧洲一体化的经济成本二元分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不仅给欧盟成员国带来经济收益, 同时也产生了繁重的经济成本。这一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维系欧盟运行所需的财政成本, 二是成员国向欧盟和欧央行让渡政策权利而产生的制度成本。

在当前格局下, 两种成本的分配截然不同。欧洲传统强国主要承担财政成本, 并借此获得了欧盟经济政策的主导权。而非主导成员国虽然在欧盟财政支出中获得援助, 但是因此付出的制度成本却依然沉重。

第一, 财政成本。对于欧盟财政预算, 各成员国一般按照本国国内生产总值1%左右进行分摊。

但是, 欧盟财政支出的流向并不平均, 因此对各成员国造成的实际负担存在巨大差异。2008-2015年, 仅有11个成员国对欧盟提供了财政净贡献。

其中, 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年均欧盟财政净贡献额分别高达111.2、63.9、58.0和44.5亿欧元, 在净贡献总额中占31.3%、18.0%、16.3%和12.5%, 是欧盟财政的支柱。

同一时期, 欠发达的中东欧地区 (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 和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地区 (希腊、葡萄牙、西班牙) 则获得了最多的欧盟财政净支出, 是欧盟财政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 制度成本。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非主导成员国需要支付沉重的制度成本。

面对欧债危机, 由于大部分非主导成员国已加入欧元区, 因此既无法通过货币贬值稀释债务, 也无法在欧央行的政策博弈中占据优势, 导致欧元区货币政策与本国经济周期的错配。

同时, 由于对欧盟政策的影响力较弱, 这些国家从欧盟获得的资金援助不仅反应迟缓, 而且通常附加过于严苛的财政纪律, 要求当地政府大幅削减开支, 客观上不利于在危机中刺激经济。

因此, 部分非主导成员国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困局。2007-2016年, 欧洲全要素生产率降幅最大的5国为希腊、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和卢森堡 (详见附图) 。同期, 欧洲年均债务风险最高的5国为希腊、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和爱尔兰。

值得注意的是, 意大利虽然提供了第4高的欧盟财政净贡献, 但是对欧盟的影响远不如法、德两国, 与欧盟的政策争端近年来日趋激烈。

其全要素生产率降幅和债务风险也位居欧盟前列。因此, 由于介于主导国和非主导国之间, 意大利承受了财政成本和制度成本的双重压力。

欧洲民粹势力的经济基础差异显著。随着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 “乌合之众”的非理性可能战胜主流理性, 微观潮流的可能背离宏观数据, 从而导致了黑天鹅风险。

仅考察欧洲一体化的收益和成本, 不足以全面、准确地评估各国的退欧倾向。因此, 我们从以下两个维度出发, 对欧盟各国的民粹势力基础进行比较:

第一, 就业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后, 欧洲民众特别是青年和底层民众的就业状况持续恶化, 是本轮民粹势力崛起的主要原因。

从绝对水平看, 2016年欧盟失业率最高的5国为希腊 (23.6%) 、西班牙 (19.6%) 、克罗地亚 (13.3%) 、塞浦路斯 (13.1%) 和意大利 (11.7%) 。

从相对变动看, 2007-2016年, 希腊、西班牙、塞浦路斯、意大利和立陶宛的失业率分别增长了15.2、11.4、9.2、5.6、和3.6个百分点, 为欧盟最高。

从结构层次看, 意大利 (19.9%) 、保加利亚 (18.2%) 、罗马尼亚 (17.4%) 、克罗地亚 (16.9%) 和塞浦路斯 (15.9%) 的青年失业率位于欧盟前列。综合而言, 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塞浦路斯和克罗地亚的就业问题最为严峻, 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发展温床。

第二, 居民收入。近年来, 随着欧洲经济增长放缓, 民众收入的降低和伴生的不安全感为民粹浪潮提供了充沛动力。

从相对变动看, 2007-2016年, 欧盟人均GDP下降最多的国家为希腊 (38.1%) 、塞浦路斯 (26.5%) 、英国 (19.8%) 、意大利 (19.5%) 和西班牙 (18.7%) 。

从公平性看, 2015年欧盟基尼系数最高的5国集中于中东欧, 依次为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从安全感看, 2015年在匈牙利、塞浦路斯、拉脱维亚、克罗地亚和希腊的居民中, 分别有72.2%、60.5%、60.4%、59.8%和53.4%的比例无法承担意外财务支出, 具有最弱的经济安全感。

综合而言, 南欧和中东欧国家的居民收入状况更为恶劣, 最有可能成民粹政党上台的导火索。

多层的欧盟与潜藏的黑天鹅。在上述分析中, 我们聚焦欧洲一体化的收益、成本以及民粹势力的经济基础, 比较了欧盟各国退欧倾向的强弱。

我们认为, 当前的欧盟不仅“多速”, 而且“多层”。除了正在退欧的“旁观者”英国外, 各成员国在利益格局上分属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 支柱国, 包括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承担主要的欧盟财政支出, 同时享有欧盟政策的主导权。

其中, 较之于法国, 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获利更多, 民粹基础更为薄弱, 是欧洲一体化最核心的维护者和领导者。

第二层, 主要受益国, 包括欧盟的大部分成员国。其中, 借助欧洲一体化, 西欧和北欧国家有效降低劳动成本增速, 维持了国际竞争力;中东欧国家则得以引入大量投资, 并接受中端制造业的转移。

第三层, 次要受益国, 包括: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克罗地亚。这些国家在欧洲一体化中的收益并未显著高于成本, 同时受到民粹势力的冲击, 将保持较强的退欧倾向。

展望未来, 2017-2018年, 共有16个欧盟成员国将进行重要选举。我们认为, 以下事件将蕴藏黑天鹅风险。

第一, 匈牙利大选, 民粹主义在匈牙利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如果此次民粹政党再度执政, 那么匈牙利将大概率采取更为激进的反欧洲一体化措施, 并可能直接冲击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的议会选举。

第二, 意大利大选, 民粹政党可能强势的崛起, 并且开启退欧进程。

第三, 塞浦路斯和希腊的退欧风险将大概率再度高涨, 并可能通过了塞浦路斯总统选举、希腊提前大选或两国各自的退欧公投加以体现。

因此, 2017-2018年, 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并不平静, 欧洲一体化的真实倒退仍有继续深化的可能, 潜藏于多国大选中的黑天鹅风险值得投资者长期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