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反垄断法研究论文

20世纪初期，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西方一些国国家出台了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维护、调解当代市场良好秩序的新兴法律部门之一，反垄断法是经济法中重要的内容，作用于抵制商业垄断，实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个井井有条的竞争环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反垄断法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新反垄断法研究论文 篇1：

浅析我国经营者集中豁免

摘 要：经营者集中一直都是反垄断法研究的一项重要问题，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也不都是消极不利的。反垄断法也能产生积极影响，对一些经营者集中豁免并不完全是错的。对经营者集中豁免制度的组建，既保障经营者的利益，又能够促进改善竞争环境，有助于推动新新经济的蓬勃兴起。

关键词：经营者集中；经营者集中豁免；反垄断法

作者简介：刘一男（1992-），男，汉，辽宁丹东人，2015级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经济法。

经营者集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增强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会带来反竞争的不良后果，使已经形成的良性市场结构破坏，给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经营者集中豁免制度就是对本应该禁止的行为加以容忍。其实在市场经济里面最为基本的就是对立矛盾方面，也是促进垄断政策和禁止垄断政策的共同存在，来控制经营者集中时形成的垄断形态，对于集中过程会形成的规模效益加以考虑；又要适当的合理的对经营者集中加以允許，考虑过度集中会形成不公平的垄断，会对经济主体的选择带来限制从而产生分配不公的结果。

一、我国经营者集中豁免规定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我国经营者集中豁免规定形式

关于经营者集中豁免，是在我国的《反垄断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的，意思是经营者都具有排除和限制竞争形态，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就会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决策。如果经营者完全证明（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发展，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会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或支持的决策。

（二）国家对经营者集中豁免规定有以下几点

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豁免的规定，主要存在的这样的问题：第一，立法略为简单，不够健全。我国反垄断立法上对于经营者集中豁免仅在《反垄断法》第二十八条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性规定，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这往往在适用法律解决相关问题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规定没有明确具体情形，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关于豁免的规定没有明确的列举。对于经营者集中豁免的事由，仅有概括笼统的规定，使得不确定性常出现在实际适用中，没有判断规则的具体标准，更没有案例参考。

第三，“公共利益”的界定不够明确，没有有关的司法解释或规定加以参考。针对经营者集中审查时提及的“公共利益”，目前国家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案例，造成机关对经营者集中案件的审查没有相应的法律参照，实施机关判断难以分辨，影响司法的公正与正义。

二、经营者集中豁免规定的制定

（一）怎样组建经营者集中豁免的法律规定

我国反垄断立法上对于经营者集中豁免仅在《反垄断法》第二十八条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性规定，没有形成完整体系。我认为，应对不同的集中情况加以不同豁免类型的规定，做到理论与个案实际相结合，我还建议根据不同的行业和情况，发布与我国《反垄断法》相关的法规与规章，形成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这样反垄断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可以此判断是否违法，从而形成有效竞争，确保权益受到保护，使其达到良性竞争的效果。

（二）细化经营者集中豁免的规定

对于经营者集中豁免，我国相关的法律也就仅在《反垄断法》第二十八条中做了一个概括性笼统的表述，我认为有必要将豁免的情形一一举例详细说明，加以细化。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积极影响大于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将经营者集中的具体情形列举出来。从各国对经营者集中豁免的法律规定来看，效率抗辩都是加以判断必不可少的标准。在我看来，细化豁免规定，可以将破产企业抗辩参与市场来改善市场竞争的形式，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列举式规定。

（三）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加以明确

“公共利益”是一个比较含糊不确定的概念，如果不加以明确的界定，会在执法过程中感到很不方便。第一是对“公共利益”加以明确分界；第二是将何种情形符合“公共利益”加以细化并列举出来；第三是增加条款详细规定。随着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对于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形也会不断的改变和调整，为了防止有关机关在面对新的情况不知如何处理，避免无法可依的情况出现，可以增加一个兜底条款以备不时之需。

三、结论

经营者为了增加竞争力，获得更多收益的集中形成将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必然的最终。经营者集中虽然对竞争带来消极影响的一面，其次也会带来积极的一面。这种积极消极共存使得有关机关对于经营者集中的管理必须要做到严格和容忍相结合。对于经营者集中控制必须要把握好“度"，更好的发挥其给市场经济带来积极影响。总而言之，建立一个完善的经营者集中豁免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顺利完成的，要从实际出发，深入讨论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真正实现经营者集中豁免制度的规范化、体系化，才能有效的推动市场经济的蓬勃稳定前进。

[ 参 考 文 献 ]

[1]杨紫烜.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

[2]钟刚.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王康，赵守飞.公司并购中的反垄断豁免制度研究[J].兰州学刊，2005（1）：167-170.

[4]尹超.企业合并中反垄断豁免法律制度研究[D].湘潭大学，2006.

[5]徐春华.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控制法律问题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4.

[6]徐海燕.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法控制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5.

作者：刘一男

新反垄断法研究论文 篇2：

反垄断法与其社会责任本位

20世纪初期，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西方一些国国家出台了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维护、调解当代市场良好秩序的新兴法律部门之一，反垄断法是经济法中重要的内容，作用于抵制商业垄断，实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个井井有条的竞争环境。在经济市场大环境下，反垄断法要以社会责任为本位，规范市场竞争主体行为、创造健全有序的竞争环境、平衡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现阶段，在市场经济法律系统中，竞争法律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联合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全球中有超过80个国家制定了竞争法律。竞争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全球大部分国家为了实现市场经济主体公平、开放、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采取法律手段进行市场维护。西方国家将反垄断法比作经济宪法，他们认为反垄断法能够规范市场竞争体系，实现市场竞争自由，抑制市场竞争不正当行为，反垄断法积极促进竞争秩序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竞争法律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等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于1993年9月我国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制定出，但是现阶段《反垄断法》仍旧未能制定出台。为了实现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公平、开放、自由竞争，我国需要一部《反垄断法》。

社会责任本位下反垄断法含义

本位是指事物的根本或者源头。法的本位是指法的根本或者源头，是一种价值判定。通常情况下，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存在自身固有的社会责任本位，固有的社会责任本位是各个法律部门性质特征的体现。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资本不断集中、经济生产不断社会化，为了满足市场经济社会化的发展需求，解决市场经济化产生的日趋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应运而生。这就要求反垄断法要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以市场经济体系为重要前提，以社会经济利益为基础，作用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平衡，实现市场经济有条不紊的竞争。反垄断法对不正当商业经济垄断进行抑制，体现了反垄断法的社会价值，反垄断法通过维护市场经济总体架构与运行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注重于从社会大环境的全面范围来调节、整顿市场经济中社会与经济个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对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逾越，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关注要点。社会责任本位是反垄断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

社会责任本位下反垄断法实施

1.构建反垄断执法体系

法律的实施离不开实施者的作用，反垄断法有效实施自然不可或缺执法体系。反垄断法的实施会对大规模的经济主体造成影响，同时也是对经济市场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考验。为了将这些关系做到良好的调整、配备，要求反垄断体系必须持有独特性和权威性。反垄断体系的这一特质即使反垄断法能够得到出台的必要条件，也是全球各个国家反垄断法体系通行的作法。

2.构建多元反垄断法实施体制

反垄断法的独特性和权威性得以依法确保后，为了实现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还需要配有多元反垄断法实施体制的支持。因此，应当结合反垄断法自身的特有特征、重要特征，需要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需求，构建出一套多元化健全的实施体制，包括法院体系的实施体制和行政体系的实施体制等。同时多元反垄断法实施体制不能够被分散、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应当保有紧密关联，相辅相成、和衷共济，旨在执行和适用反垄断法为侧重要点，以实现市场竞争的有序性。

3.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共赢

反垄断法得以有效实施，还需要注重国家整体经济和社会个体利益，结合不同阶段的经济现状，对反垄断法的具体实施开展及时的政策调整，紧紧跟随国家经济发展脚步。同时，要依据科学有效原则，从市场竞争、社会效益等方面实施反垄断研究，判断反垄断法实施行为的有效与否，并且对“公平与效率”做到未雨绸缪，一方面实现市场经济有序竞争的有效维护，一方面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的发展。

结语

社会责任本位下，反垄断法为了实现市场经济主体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对经济个体利益（比如企业经营者、消费者利益等）、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各方面的“利益体”进行调节、维护。由此表明，社会责任本位下反垄断法体现了人文关怀，反垄断法不仅仅是对法律进行单纯的调整运用，同时是立足于社会环境，作用于市场秩序的规划调整，追寻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

（作者单位：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作者：周涵

新反垄断法研究论文 篇3：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探讨

［摘 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成为主要的经济要素，如何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浪潮中把握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与原则界限，以便促进良性竞争，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本文结合已经实施的《反垄断法》条文，分别探讨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一致性与冲突。最后，针对我国的立法现状，提出解决二者冲突的办法，建议出台《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

［关键词］知识产权；反垄断法；冲突与协调

［

［收稿日期］2008-10-25

［作者简介］张殿美（1983-），女，山东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出台以前，已有许多人在关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知识产权的“垄断”是否排除在《反垄断法》的范围之外，如何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给出了一个比较笼统的答案。本文拟结合新的法律条文，再次探析这一问题。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它指的是通过智力创造性劳动所获得的成果，并且是由智力劳动者对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也称为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一种,其中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独占性或者说专有性。知识产权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知识产权也是一种垄断权。这一“垄断权”是近现代社会为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而做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由于智力成果或知识产品的创造需要巨大的智力和物力投入，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现代高新技术的开发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别人可以任意地、无偿地利用他人的智力创造成果，那么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其继续智力创造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最终会阻碍科技进步、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保护知识产权是对知识产权创造者的一种投入成本的补偿和对其创造性的鼓励，是一种以利益驱动刺激智力创造活动持续进行的机制。所以，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权”。而反垄断、保护自由有效的竞争，禁止一切垄断行为和不合理的限制竞争行为，有效利用各种资源是《反垄断法》的基本使命。二者似乎从一开始就产生了矛盾。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刻意忽视二者的关系，认为二者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其实不然，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既统一又冲突的关系，协调处理好这种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一致性

（一）二者立法目的的一致性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有着共同的目标。它们统一于与竞争的联系和对竞争的促进,从而推动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功能上［1］。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反对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所鼓励的竞争是具有共同追求的。

现代社会，一方面，智力成果和知识产品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智力成果和知识产品的产生又需要巨大的智力和物力投资,而且极具风险性。如果在如此的艰辛和风险之下得到的成果可以任由其他人使用的话，那么势必会挫伤创造者的积极性。人们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就不愿再致力于创造发明，那么最终会阻碍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制定正是为了鼓励创新,激发人们创造的积极性，因而给予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生产者一定程度的“垄断权”,以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而《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或者说所追求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与知识产权保护法是一致的。因为《反垄断法》的制定就是为了反对垄断的形成，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良好的竞争。试想,如果没有竞争,市场就会失去本来的意义,消费者正是通过对各种同类商品的比较,最终选择自己满意的特定的商品。没有竞争,就无法比较,也难以优胜劣汰,激励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2］。所以,《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促进技术创新,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不同的手段，为的是达成同样的目的。有些学者将其比喻成大棒和胡萝卜很是形象。《反垄断法》保证企业之间开展正常的竞争以寻求新的创新之路，为创新提供压力（大棒），同时防止取得支配地位的企业损害和阻碍创新；而知识产权保护则通过授予和保护重要但有期限的市场支配力（垄断力）来奖励在创新上的投资，为创新提供动力（胡萝卜），同时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3］。

（二）二者在功能上的一致性。

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都促进市场的有效竞争和经济繁荣，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持有效的竞争是整个市场运作的原动力，有效的竞争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内涵是对知识产权所有人可预期的合理垄断利润的保护。市场主体具有趋利性，利润刺激了市场上的其他竞争方创新求胜的欲望，可得到的保护增加了竞争者对私有财产的安全感，于是市场主体就会积极进行智力创造活动,竞争也随之产生和加剧，生产力由于“知本”的介入得以进步，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而繁荣。

对《反垄断法》而言,维护自由竞争秩序是其存在的根源和内在精神，促进有效竞争和经济发展是其目标和归宿。而历史证明, 科技进步和技术革新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因为由知识产权转化的现实产品，总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新的选择，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因此提高，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有利于增进消费者福利的。同样,各国反垄断法通常都将消费者福祉的增减作为判断市场行为是否构成垄断的标准之一。《反垄断法》中对市场进入壁垒、市场份额及其他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也体现了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消费者提供最大限度选择权的目的。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法律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

（三）二者都承认知识产权的垄断但又存在潜在的分界

基于立法目的，价值的考量，各国都承认了知识产权垄断的存在。在一般情况下知识产权的行使免于《反垄断法》的规制。这是《反垄断法》的一小部分牺牲。但是，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有界限的，作为私权之一的知识产权的行使也不例外。知识产权的行使超出权利的范围就构成权利的滥用，权利滥用在知识产权法本身范围内就要受到规制。当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严重到影响了公平和有效的竞争时，该行为就理所当然地落入了《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此时，《反垄断法》就不再留情，坚决予以抵制。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的潜在分界就在于知识产权所有人是否是合法正确地使用其手中的权利。知识产权的过度滥用足以构成垄断的条件，那么就会成为《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

二、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冲突

虽然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立法目的和某些功能方面存在一致性。但是，知识产权本身是为私人所有，这种性质决定了产权所有人可能为追求利益而忽视竞争法律，滥用权利；而《反垄断法》却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竞争秩序为己任。因此，二者在性质和功能上又存在着冲突。

（一）价值选择上的冲突

知识产权是私权的保护神，而《反垄断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

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为的是激励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性，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权人一定时间内获取相应物质利益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专有的，是其他人所不能干涉或窃取的。正是基于这一专有性，人们的私权利和个人利益得到了满足。只要是在合理的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即使知识产权具有市场支配力也并不违法。

《反垄断法》属于经济法领域，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它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协调社会经济秩序上发挥着重大作用，是典型的公法。承认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一个例外。但总体来说，《反垄断法》追求的就是取消一切不正当竞争，使整个社会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与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私权的本旨是截然相反的，类似于一种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

（二）实践中的冲突

实践中《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的行使存在冲突。因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独占性混合着私人追求最大利益的本性，往往使得知识产权人利用自身的优势形成一种垄断市场的局面，限制竞争，独霸市场。这就违背了《反垄断法》的本旨，形成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表现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另一方面表现为权利主体凭借合法垄断达到进一步谋求非法垄断或优势竞争地位的目的,从而直接触犯了《反垄断法》。

另外，并不是只有知识产权的滥用可能挑衅《反垄断法》的法律规制。垄断行为的不合理判断或者说现实生活中有人刻意钻《反垄断法》的空子，也势必会妨碍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理利益，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1999年11月18日开庭审理的微软公司状告北京亚都公司一案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微软利用先纵后擒的手法达到其垄断中国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的目的［4］。尤其是在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初期，二者冲突的解决更应该谨慎。

三、我国相关立法的现状与冲突的解决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既有内在的统一，又有矛盾之处。然而，透过种种或联系或冲突的地方，理顺二者之间关系的重点就在于把握二者的调整范围，明确何种情况是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何种行为是知识产权的滥用。

实践中，判断触犯《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的关键点就是知识产权的滥用。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权所有者的一种无形财产权。这种垄断权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被容忍的，但当它的行使突破了合理的界限，妨碍、限制和歪曲了市场的有效竞争时，就构成知识产权滥用。

解决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冲突必须做到：

（一）承认知识产权领域合理的垄断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已经成为法律承认的合法的垄断，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法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身的专有权、独占权是合法的垄断，并不属于《反垄断法》中要规制的垄断行为。

（二）正确合理地限定知识产权权利行使的范围

有了范围界定，才能以此为标准判断何种情况下是权利的滥用。首先，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已经建立起诸如强制许可、指定许可、法定许可等制度。这些制度创立本身也是为了对知识产权人进行必要的限制。其次，知识产权仍然是私权的范围，应该受到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权利不得滥用等基本原则的约束，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可参照上述基本原则解决。

（三）把握好“过度滥用”的界限

只有过度滥用知识产权，符合《反垄断法》中规定的垄断行为的构成要件时，才能用《反垄断法》加以规制。知识产权法本身在赋予知识产权人权利时也规定对其滥用的后果，如果滥用行为仍在知识产权法的规制之内，则不能适用《反垄断法》。只有在超出了知识产权法的界限，即“过度滥用”以致形成垄断时才能适用《反垄断法》。

实践中，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根据行为性质的不同,可分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和联合限制竞争的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这种地位,在一定的交易领域限制竞争,损害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这些行为主要包括拒绝许可、搭售、垄断价格、价格歧视、独占性交易、回授条款。联合限制竞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以协议方式排斥限制或妨碍竞争的行为。这些行为主要包括交叉许可、专利联营、多重许可。它又可分为横向联合限制和纵向联合限制行为。横向联合限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生产、销售或提供同一类型产品或服务而处于直接竞争中的企业,通过共谋而实施限制竞争的行为。纵向联合限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在同一产业中处于不同阶段而有买卖关系的企业,通过共谋而实施限制竞争的行为。如上所述，当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达到了《反垄断法》要规制的程度，或者说当权利人在行使知识产权超出法定范围，与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所要实现的社会整体目标（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率）相冲突时，《反垄断法》才得以优先适用。

（四）正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这一条规定明确地指出了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适用关系，可谓是给了我们一个总体比较明确的指引，与文中上述分析也一致。但是，单单这一条似乎太过单薄。毕竟，现实中，如何判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足以达到了排除、限制竞争的程度，法条并没有做出详细规定，可操作性不强，需要执法部门具体把握。

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均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为的是最终实现市场主体各方利益的均衡与最大化。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各不相同，在寻求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均衡过程中不宜盲目移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而应立足于国情，在实践中逐步探索，现在我国仅有《反垄断法》的原则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其进一步具体化［5］。因此，虽然《反垄断法》已经实施，但是，其实施细则的出台已然成为迫切之事。这样，它才能成为实践中的具体指引。

［参考文献］

［1］李晓.中国反垄断法研究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509.

［2］郑成思.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85.

［3］王先林.中国反垄断法应如何对待知识产权问题［J］.科技与法律,2007,(3)：35.

［4］张乃根.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法［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4)：15.

［5］陈 敏.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貌离神合［J］.法律与生活，2007，(10)：23.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timonopoly Law”

ZHANG Dian-mei

(Law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00,China)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monopoly Law;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作者：张殿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