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保险，是贸易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中外交流的自然而然。直到几百年后，中国试图加入WTO，保险业的开放仍然那么自然而然地最先、最大敞开开放的大门。这是一种宿命，也是行业特性使然。中国的保险毫无疑问，属于舶来品，所以它与世界联系最紧密。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洋保险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洋保险研究论文 篇1：
普华永道调查：外资保险份额三年内将超１０％
放开五年，国内保险业市场仍“洋不敌土”,外资保险公司总市场份额未超5%。不过，普华永道对24家外资保险公司高管调查显示，外资保险公司对大陆市场乐观看好。
外资保险已入华五年。
8月29日，为庆祝中国金融行业中开放最早、开放力度最大、开放过渡期最短的保险行业加入WTO五周年，一本名为《入世五年：外资保险在中国》画册首发式在北京举行。
尽管庆祝仪式很热闹，但实际上，拥有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人才的外资保险公司似乎并未取得预期中的成功，五年来，外资保险的整体份额仍瑟缩于市场一角。
9月，普华永道发布了一份名为《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尽管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发展迅速，但中国保险市场仍然由少数大型本土保险公司控制。根據保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来看，按照保费计算，2006年无论是寿险还是财险，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均低于5%。
普华永道的研究显示，来自本土大型保险公司的竞争以及迅速发展、相对严格的监管环境导致外资保险公司很难在华取得突破性成功。
外资保险公司对未来乐观
普华永道日前对海康人寿、美国友邦保险、中德安联、中银保险、法国安盟、美国利宝互助保险等在内24家有代表性的外资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行政主管进行调研，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在华外资保险份额在未来三年内将从目前的5%左右迅速提升到10%，有7家外资保险公司认为，这一数字甚至可达20%。
尽管预期增速显著，但整个保险市场仍是本土公司的天下。数据显示，去年仅中国人寿、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三巨头占据市场总量已接近80%（根据去年三公司公布的业绩总量，以及保监会网站公布的去年市场总量）。以中国人寿今年上半年年报为例，公司保费总收入达1210亿人民币，占到了国内整个寿险保费收入的47%。而作为外资保险领先者的美国友邦，占比仅为1.6%。
因此，未来五年，在外资保险公司眼中，最大竞争对手是国内本土保险公司，其次才是其它外资保险公司。普华永道保险业务合伙人林同文认为，外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有限，影响市场的能力较低。
“外资保险公司目前主战场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已具备了相应竞争力。下一步，在扩张到其它城市过程中，无疑将直面更多本土保险公司压力。”林同文说。
从数量上看，预计至2010年，将有更多外资保险机构涌入中国市场，大部分受访外资保险公司预测，外资公司总量将从现在40多家提升到55家甚至更多。
来自保监会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47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121个营业性机构，135家外资保险机构设立了近200家代表处。接受普华永道调查的24家外资保险公司，现在中国经营着约100家分支机构，他们也表示，这一数字到2010年可能会增加一倍，达到211家。
事实上，根据保监会提供的数字，在机构数量上，外资保险公司已经超过了本土公司，份额也在不断扩大。
本土、外资优势对比
普华永道报告显示，外资保险公司眼中驱动保险市场变化的三项重要因素分别为：监管条例修订、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和资本市场。受访外资保险公司普遍认为，对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目前复杂的监管环境。
林同文解释，监管条例的修订是指保监会对外资保险公司的规模、开设分支机构以及资本充足率和偿付率水平的限制。
中国保监会于2002年2月颁布《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当时对外资保险机构投资比例、地域发展等仍有诸多设限，令后者无法立即全速发展，也给了成立不久的本土保险公司赢得了宝贵的先发优势。
2004年5月，保监会对条例进行了补充和细化，规定外国保险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合资寿险公司股份不得超过50%，兑现了2001年末加入WTO时的承诺。至2004年底，外资保险公司可以持有的非寿险保险公司的股份已达到51%，其地域限制也被取消。
曾参与调查国内城市居民保险市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经济咨询中心副主任陆刃波认为，在产品层面，以友邦为代表的外资保险公司的客户满意度已经超过了本土保险公司。
中国城市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认知分析显示：消费者购买保险时很注重保险公司的综合实力，排在前三位的是拥有雄厚资金，财务状况稳定、历史悠久、有高素质的代理人，达到了78.4%、65.9%、42.1%。相比本土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在这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而本土公司则在资源网点、本土化运作上具备优势，尤其是在资源网点上具备绝对优势，这使外资保险短期内很难与本土公司抗衡。尽管通过调查，消费者认为外资保险在服务、人员素质、产品、赔付、资本规模、信誉等方面均优于本土保险公司。
“鲶鱼效应”
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原先预期外资保险的“鲶鱼效应”也有望在各方面努力下得到释放。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日前强调，中国保险业注重引进资本实力雄厚、管理先进的国际知名金融保险集团，促进本土保险公司在经营理念、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上的创新，注重引导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农业、养老、健康保险等保险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带动了相关领域和区域的业务发展。这是符合中国保险业发展的趋势。
在外资保险公司自身方面，林同文认为，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在品牌认知度、美誉度以及地域和网络覆盖上已经建立了一些优势。而外资保险公司也在逐步改善其服务网络，据林同文透露，部分外资保险机构正在向保监会申请增开分支机构和拓展新业务，比如健康保险和养老金业务等。
险种上的放行，也是被各外资机构期待的焦点。目前来看，寿险、健康险、个人意外险和团体保险被外资保险视为已经取得巨大成功，而在市场中另一些极为重要的险种还尚未放开，例如监管部门对于车险、交通险等的限制，使得外资保险尚未大举进入这一在国外非常重要的市场。
不过即便未来在这些领域有所突破，也可能带来另一些风险。例如，保险销售渠道的改制，目前银行既是保险销售中的重要渠道，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外资保险公司担心，一旦分业监管的格局打破后，银行将会推出自己的保险产品，从而在市场中出现更强劲的对手。
人才紧张则是保险行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隐患。普华永道报告显示，2006年，24家外资企业中，有6家外资保险公司的员工流转率低于10%，但依然存在4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跳槽率高于25%。这意味着每年每4个人中就有1人离职，这对任何一家公司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更何况是对于侧重长期规划和战略的保险行业。
作者：林 深
洋保险研究论文 篇2：
保险到如今——香涛笔记体小说
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保险，是贸易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中外交流的自然而然。直到几百年后，中国试图加入WTO，保险业的开放仍然那么自然而然地最先、最大敞开开放的大门。这是一种宿命，也是行业特性使然。中国的保险毫无疑问，属于舶来品，所以它与世界联系最紧密。这是一种商业机制，也更像一条纽带，它把古老的变幻的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历经百年风雨，似乎暗淡过，但一经开始，就再没有完全断开。
让人好奇的是，中国保险业从无到有，再到现如今可以说得上是发展得方兴未艾，这期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恐怕也只有亲历者，以及足够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能把故事讲述得生动且透彻。作者香涛是资深行业官员，熟稔中国保险业的成长史，他在百忙之中奋笔疾书才有这一笔记体小说的问世。他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把那些精彩的片段按照历史的脉络整理成集，以小说的形式娓娓道来，讲述了中国保险业自19世纪到如今的发展历程。《金融理财》杂志摘录了《保险到如今》中的一篇文章，之后会持续刊登后续的文章以飨读者。
第四篇 巨擘涌現·民国保险业
高星先生，是一位热衷研究保险历史的爱好者，目前他就职于中国人保集团。通过他的微信朋友圈和出版的几本书，了解了不少保险的过去。其间，他转发了几幅民国时期的保险公司广告画，引起笔者的很大兴趣。后来去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方知道这种打上保险公司名称、推销险种业务的宣传品，在民国时期颇为盛行，常常以电影明星照片、工笔喜庆人物为主要内容，类似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行全国的日历广告宣传画，时人称之谓“燕梳纸”。
“燕梳纸”所存在的民国时期，是中国保险业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片段。之所以说它重要，一个无法忽视的原因，是一批献身民族保险业、敢于与洋保险分庭抗礼的投资人、管理者登上历史舞台，这批数以百计的财经人士，以他们的民族气节、经营魄力和卓越的管理智慧，促使保险业大大向前发展，为几十年之后保险业发展积累了理论、模式和人才。这种积累，其影响之深远，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此后中国保险的发展不仅经历了国家政体的变化，更承受了文化大革命等近乎隔断式破坏，中间停业达20年。然而，1978年之后一经恢复，便呈现势不可挡的态势。反观这种历史的轨迹，会发现很多两个时期之间的若干传承和延续。民国保险业，可称巨擘涌现、群星闪烁。
“寿险大王”吕岳泉。贫穷人家出身的吕岳泉，因为在一个外国寿险公司经理家当佣人，学会了英语并且初懂保险知识，后来他抓住机会进入到保险行业，从当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起步，到1922年成为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吕岳泉青史留名的几件事，一是兴建了中国第一座人寿保险大楼，整个大楼装修豪华，在上海引起一阵轰动，也大大促进了公司业务的发展。二是结交了两江总督端方，通过宣传保险，端方不仅自己买了寿险，还下令僚属一律投保。三是招揽一些知名人士入股“华安合群”，大总统黎元洪竟然成为“华安”的董事。
“金融不倒翁”周作民。金城银行的创始人、经历了北洋政权、国民党统治、敌伪组织和解放后人民政府4种政权形态、5类币制的金融家周作民，独家注资100万元，创办了以“水火”保险为主营业务的太平水火保险公司，打出了“太平保险，保险太平”的广告口号。周作民认为当时中国市场上的华商保险公司不足二十家，社会各方面对此重视不足，眼看着中国人自己的保障权益要被洋商分割掉，此时更应该“唤起国人合力，以期挽利权”。周作民最值得人称道的，是他带领华商保险公司杀出一条“血路”，冲破了洋保险公司垄断的分保隐性“不平等条约”。在其主持下，太平保险公司及其旗下子公司太平人寿首当其冲，与其他华商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合约，结成联合阵线，并广泛集结国外保险机构资源，不断扩大涉外保险业务上的“朋友圈”，先后与瑞士再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数家实力雄厚、信誉卓著的国际保险和再保险企业签订了“分出”与“分入”再保业务的平等互惠协议。如此明目张胆地向洋商“宣战”，周作民表示：“华商公司能有接受国外生意之机会，首先由本公司开一先声，辟一荆棘，未始非可愉悦之事也。”联合华商分保不仅使太平品牌声望大涨，使公司一跃成为当时华商保险业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和市场份额最多的民族保险企业，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资本的国际地位。如今，中国唯一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中管金融企业——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及其子公司太平人寿仍然延续着周先生治下的辉煌。
“保险业先锋”丁雪农。太平保险的实际创建者与掌门人，有所谓“谋事是周（周作民），成事在丁（丁雪农）”之说，此君服务太平30年，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夙夜在公，擘划了太平保险的集团化国际化战略，主导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自强之路，开启了民族保险业的新纪元，上世纪四十年代被媒体誉为“保险界站在时代前头的人物，开拓保险事业伟大规模的先锋”。在周作民先生信任支持下，丁雪农在四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实施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科学管理，激发了企业的成长活力。支持国人自创华商联合保险公司——当时唯一的一家华资再保险公司。遵循产寿业务分业经营，产险公司选择水险、火险、船壳险、汽车险为主业，并酌量开办了玻璃险、邮包险、茧纱险等险种；寿险公司开发了多款寿险新品，如福寿险、两全保险、子女教育金保险，满足了社会的不同需求，成为当时市场热销的险种。依托大学教育培养专才，前后招考了三批大中学毕业生100余人，创立了今天仍在运行的中国保险学会。
列举出上面三位，仅仅是雪泥鸿爪中之一点。如果将民国时期参与到保险业发展中来的志士仁人做个粗略统计，单单能在各种史书中留下名姓的，已逾百人。这些保险精英人士，大都具备以下特点：不少人有过外资保险企业经历或是银行工作经历，洞察保险对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思想敏锐、理性，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保险巨擘出现，是民国时期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推手，也是结果。以1927-1937年十年间保险业快速发展为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即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施工作业中的工伤事故、交通运输中人员伤亡及其他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接连不断，保险需求不断增强。而同时，一些资本所有者经过考察后意识到了保险业所蕴藏的巨大潜力，纷纷投资或聚股创办保险公司，保险供给不断增多，保险于是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中国保险业经过10年的发展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有了长足的发展。据1937年《中国保险年鉴》统计，当时中国有华商保险公司40家，比1927年增加20家，分支机构和保险代理处分别达到126和1688个，较之1927年以前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保险公司成立后迅速将其机构从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推向内地，并相继设立分公司或代理机构，保险业务亦迅速延伸到全国其他口岸和内地商埠。在这期间一些规模较大的华商保险分司在积极占领国内保险市场的同时，还努力拓展海外保险业务。中国保险公司与太平保险公司，陆续在香港、西贡、巴达维亚、新加坡、马尼拉等地设立分支公司。中国保险公司还在大贩、伦敦、纽约设立代理处，由所在地中国银行代理保险业务。在这10年的发展过程中，各保险公司的保险额亦多呈逐年增加趋势。宁绍保险公司1934年度共有保额316万余元，较1933年增加比率为25%，较1932年度增加比率为75%。邮政储金汇业局自创办简易寿险至1937年12月，历年累计承保金额达545.1万元，列中国保险业发展速度之榜首。保险已成为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确如马寅初所言“保险事业已成为经济界四大事业之一。”
显然，上述中国保险业发展，是与保险行业聚集了一批有才华、有思想、有胆识、有魄力的财经人士分不开的，他们的进入和领导，使保险发展呈现异乎寻常的局面。而这些人士的形成，也与民国时期的教育卓越发展密不可分。腾讯网刊发过一篇文章，介绍了民国时期的保险启蒙教育。早在1936年10月，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和中国保险学会致函有关大学及专门学校，提请务必高度重视开设保险课程的重要性，恳切期望这些学校“对于政治、经济、法律、商学各系学生，允宜锺仿欧美成法，将保险学一科定为必修课程，俾百年树人，终收为国储材之效”。文章作者还搜集了很多保险教育课本的保险内容，比如，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高等小学用《新式算术》第四册（民国5年3月发行，民国11年4月37版）第11页介绍了保险应用公式法：“生命财产，各人所私，设有不测，与他人无涉，乃有业焉。平时按期收费，担保人之生命财产，遇险时，负赔偿之责者，曰保险。其业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出与被保险者之凭单，曰保险单。保险单上注明之银数，曰保险银。按保险银所收之费，曰保险费。保险费对于保险银之成数，曰保险率。”十分简练地介绍了保险、保险公司、保险单、保险银、保险费和保险率等概念。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高等小学校秋季《新国文》（民国2年初版，民国9年第72版）第六册，总共38课，其中第31课《保险》中，有一道设问，“某人将船及货之实价之四分之三保险，保险费银九百九十圆，保险费之成数为二厘，问其船及货之实价几何？”这已经是通过数学演算，来了解保险费、费率和保额之间的关系了。1914年的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竟然包括了《赋税》、《国债》、《资本》、《公司》、《保险》、《专利》、《通商》、《国货》、《币制》、《股份》、《慈善事业》等篇目。令人感叹的不光是当时小学的保险课本，大学亦然。分别由马寅初和吕岳泉作序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保险学》（民国14年初版，编者王效文），属于新学制高级商業学校教科书。序言中头一句就是“吾国向无所谓保险学，有之，自本书始。”前文介绍的“寿险大王”吕岳泉在序言中说“备者，立身处世之大要也。国有备，则外侮不能侵；人有备，则忧患不足虑。一其志趣，正其轨迹，亦惟备而已耳。”他提出：“保险，备之尤备者，也与物，则有水火，兵戈与人，则有人寿、婚嫁、教育、立业。”课本共有四编，第一编总论，第二编寿险，第三编水险，第四编火险。
1928年9月，当时的国民政府金融管理局制订了《保险条例》（草案），草案共9章29条。1929年12月24日，又由国民政府立法院第68次会议通过了《保险法》，并于同年由政府命令公布，包括总则、损害保险、人身保险共3章 82条。该法由于“事属草创，诸多未备”，未能施行。1935年，国民政府认识到了在中国发展简易人寿保险的可行性及必要性，于是仿照日本现成的规定，将简易人寿保险定为国营事业，公布《简易人寿保险法》，并制定详细规章。
客观地说，当时所有有关保险业的法规规则，并没有被真正实施，甚至有的仅仅是经过了讨论却没有颁布，更没有起到规范市场行为秩序的作用，基本上属于摆设和废纸一张。但是，这种立法观念和意识，以及法规内容、框架结构对后世的影响不应被忽略。
民国时期保险业的发展，存在很多畸形的地方，比如法制极其不健全，行业经营因为缺乏监管而相当无序，市场主体过于集中到上海等少数城市，官商勾结严重干扰市场秩序，等等。这都是历史留下的重重的痕迹。岁月沧桑，时光荏苒，只是不能让我们忘记的，那些民国时期苦心经营中国保险业的人士，是否会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被淹没。
洋保险研究论文 篇3：
大灾之后对农业政策保险的反思及启示
摘要：文章以明溪县为例，对大灾之后如何提高农业保险的灾害补偿功能、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进行了分析和反思，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大灾；农业保险；反思；启示
明溪县是全省商品粮基地县和全国南方集体林改革实验区，长期以来，农业在县域GDP各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至2010年6月末，全县农林牧渔总产值累计达4.37亿元，占全县GDP的34.69%，农业人口8.97万元，占总人口的78%，耕地面积17.7万亩，农民人均耕地面积2.1亩，森林覆盖率达81.2%，林地面积221万亩，人均林地23.79亩。
2010上半年明溪县遭遇了二次较大自然灾害。3月份有史以来特大冰雹灾害造成全县9个乡（镇）不同程度遭受冰雹和龙卷风袭击，许多房屋瓦片被毁，烟叶、油菜等农作物被击倒、砸烂。6月份持续的暴雨造成夏阳、盖洋、枫溪等乡（镇）形成洪灾，全县多处公路、桥梁、塘坝被冲毁、垮塌，村庄、农田被淹，各类农田水利设施毁损严重，适值收获采摘期的烟叶大面积过水，丰收在望的农户不得不面对少收甚至绝收的境地。据统计，上半年的两次大灾共造成全县房屋毁损26987间（倒塌521间），农作物受灾10.13万亩，7.5万人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近6亿元，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近2亿元，县域农业经济损失惨重。
一、主要启示
第一，农业保险的灾害补偿功能和社会稳定器作用至关重要。农业保险是对农业生产在遇到自然灾害、疫病、意外事故等风险时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的一种保险服务，是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明溪县从2007年试点农业保险以来，按照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政府主导、财政扶持、市场运作、自愿参保为方针，以“三者兼顾、两低一保”为基础（即：兼顾投保人缴费能力、财政补贴能力、保险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实行低保额、低保费、保成本）的总体思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据统计，至2009年末全县农业保险共收入保费169.86万元，同比增长527.95%，理赔支出30.87万元，同比增长239.23%，尤其是2010年上半年因为出现大灾保险理赔数激增，共支出理赔款347.62万元，赔付率高达300.06%，为前三年理赔总额的8倍多，有力地支持了辖区农村抗灾防险工作，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作用。
第二，农业保险宣传不够，农民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参保意识淡薄。近年来农业生产虽然体制改进了、技术进步了、产量提高了，但大都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现状，大部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意义和作用及保险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并没有认识到投保是转嫁农业风险、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一是保险公司宣传力量不足，如明溪县人保财险公司目前仅有4名正式员工，营销员14人，保险队伍不足，难以深入千家万户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宣传。二是农业保险本身点多、面广，业务量大，单户保险收入少的特点，使得营销队伍对营销农业保险积极性不高。三是与农户直接接触的乡镇等基层一级政府机构，由于不是农业保险的直接受益者，推广农业保险的热情不高，推动农业保险的方式方法流于形式、不注重效果，产生农户由于对农业保险理解不透、认识不足，认为合理范围内的灾害损失，基本可以承受，大范围的毁灭性灾害保险公司也赔不了，如果参保交了钱又没有发生灾害，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支出，宁愿抱着侥幸心理，祈望老天给一个好收成，甚至还有人错误地认为农业保险是向农民变相收费，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此普遍保险意识淡薄，参保积极性不强，虽然开办以来农业保险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全辖保险总量相比，农业保险占比始终偏小。
第三，农业保险缺乏法律法规支持。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要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就离不开相应的法律的支持，目前世界上各国的农业保险都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如美国，早在1934年就通过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有《牲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等，法国有《农业互助保险法》，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明确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予以支持，仅在《保险法》第150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农业保险业务开展主要依靠上级有关部门的红头文件，诸多问题形成了法律真空，陷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第四，险种设计不合理，种类少，经营成本高，风险可控性弱难以满足农业发展需求。在农业保险险种设计上，险种结构不合理，种类偏少。如明溪县是传统的农业县，种植作物主要以水稻、烟叶等为主，但农业保险只开办了水稻种植险而无烟叶种植险，一旦受灾，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各类农作物种植户的需求，如上半年二大灾害明溪全县烟叶生产损失惨重，据相关部门统计，烟叶损失甚至已超过了水稻损失，但由于未开设烟叶种植险而使广大烟农未能参险只能自己承担全部损失。另外农业保险面向广大农村，承保、勘险、理赔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保险人员到场，手续烦琐，工作量大，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保险机构经营成本高，尤其是碰到突发的大灾，灾后查验灾情时间紧、任务重，查勘定损难度又大，单纯依靠本地保险人员根本无法满足理赔需求，抽调异地人员和车辆，势必增加经费开支。而且农业生产除受自然条件影响外，受市场环境和政策因素影响也较大，具有相当程度的风险不确定性，同时，还不排除农户信用和道德因素形成的风险。面对诸多客观存在的风险，在对被保险标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上，保险公司缺乏必要的创新和手段，监督和防范风险能力相当有限。
第五，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但据了解目前全国尚无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农业保险试点之初就着手建立巨灾补偿准备金的，只有部分试点的省、区、市安排了诸如大灾基金的区域性风险基金，但与农业保险需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运作模式上都相去甚远，既无巨灾赔偿准备，也无分散风险的其他安排，巨灾风险只能由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独立承担，若真的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理赔支出大大超出了保费收入，农业保险经营机构严重亏损，势必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持续经营能力，农业保险持续发展前景堪忧。
二、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法律保障机制。农业险属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性保险业务，迫切需要政府扶持，建议尽快修改《保险法》，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有关条款规定，从法律上明确农业保险的定位、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农险的扶持原则、对农险投保人利益的保护、对保险公司的保护等条款，条件成熟后再制定《农业保险法》，为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保障，真正实现开展农业保险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二，加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农业保险宣传的主导作用。政府的宣传具有权威性、广泛性，农业保险又好又快地发展，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新闻媒体等大张旗鼓地宣传，使更多农民了解党和政府支农惠农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和参保的积极性。二是承保主体要主动担负起农业保险的推广职责，改善服务态度，通过柜台咨询、摆摊设点、上门推销等形式大力宣传农业保险开办的目的、意义、风险责任、保险条款、定损标准以及参保的各项好处等等，以案说法，使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政府开办农业保险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保，促进降低农业经营风险，有效抵御自然灾害。
第三，科学设计农业保险险种，满足农业发展需求。根据各地农业产业发展特点设计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保险险种，扩大承保范围，在承保标的、保险责任、保险费率等方面科学设计，尽可能满足农业多样化的保险需求，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对为专项产业发展提供原材料种植的农民，还可试办行业性或产业化保险组织，由保险机构对为专项产业发展提供原材料种植的农民提供专业化的保险支持，如建立“烟叶产业专项保险公司”等，以解决农民产业化发展的后顾之忧。
第四，加大财税补贴力度，提高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一是要坚决贯彻落实现有财政补贴政策，确保各项有关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足额、及时到位。二是要继续提高财政对农业保费的补贴力度，扩大财政补贴范围，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主要农产品，要在现有基础上再适当提高补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产品要实现财政补贴全覆盖。三是要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保险公司，视其亏损程度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
第五，引进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和农业再保险机构。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和极强的破坏性，在短时间内会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造成猛烈冲击，引起连锁理赔反应，甚至超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必须引进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提高承保主体应对风险的能力，促进农业保险可持续性发展。一是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大灾、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确保保险公司能及时开展农业保险理赔，参保农户能尽快获得农业保险赔付恢复生产。二是成立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承担起国家农业再保险的职能，为各家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分散风险。
（本文数据来源：明溪县统计局、明溪县人保财险公司、明溪县人保寿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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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明溪县支行）
作者：吴福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