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处境管理论文

2022-04-18

摘要：对《水浒传》主旨的理解，长期围绕国家民族内部矛盾展开，出现过农民起义说、市民斗争说等著名说法。然而《水浒传》内涵厚重复杂，从它的生成和演变、阐释和传播、续书和改编来看，此书与对外矛盾激烈、民族危难深重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宋辽金元和明末清初的民族矛盾、明代倭寇长期在我国沿海杀掠，是《水浒传》生成与演变的特殊背景和内在推动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文学经典处境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文学经典处境管理论文篇1：

遇见晓苏

时间过得真快，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已九月有余，我的访学生涯还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就行将结束了。想到离别不禁有些感伤，短短一年的学习让人意犹未尽。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晓苏老师。对我来说，来这里最大的收获就是——遇见晓苏。

三月的武汉，春回大地，微风拂面。华中师范大学绿树成荫，枝繁叶茂，对于我这个刚从冰天雪地且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赶来的西北人来说，这里俨然是令人心旷神怡、心潮澎湃的天然氧吧。访学的任务不算太重，但每天还是早出晚归，不是去上课、听学术讲座、参加教研活动，就是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写论文，常常穿梭于食堂、教室、宿舍之间，沉迷于三点一线式的象牙塔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是机缘巧合，我与晓苏老师不期而遇。记得那天早晨去图书馆的路上，经过综合教育管理楼多功能报告厅时，看到靠马路一侧的玻璃窗大开并一字排开，甚是壮观，我想这里应该有什么活动，出于好奇便往里张望，看到大屏幕上写着：《文学经典的现代阅读》，主讲人：晓苏。果然有学术讲座！我当时并不知道晓苏是何许人也，但出于对文学的喜爱，便当机立断决定去听讲座了。于是急忙转头，绕道疾步走进大楼，穿过正厅来到报告厅。讲座还没开始，但里面人已坐满，而且每张桌子上都有桌签，应该是对号入座。我到后面饶了半圈也没发现一个空余的座位，站着又显得特别突兀，只好无比尴尬地退了出来，却又不舍得离开，便站在门口打算看讲座。八点三十分，主持人进行了一番简明扼要但热情洋溢的开场介绍后，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不巧的是，这时有人偏偏关了门，我只好透过尚未关严实的门缝 “听”讲座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主讲人娓娓道来的故事讲述，包括对细节的捕捉、对人物的分析、对主题的多角度诠释，深深地吸引着我，带我走进神奇、美妙、诱人的文学殿堂。尤其是他那略带湖北腔的温柔婉转的普通话以及幽默风趣、流畅通达、激情澎湃的言语表达，既让我倍感亲切，又使文学具有了一种别样的美感，变得很有意思，很有情调，很有趣味。我听得很愉悦，很享受，很过瘾，可以用如沐春风、如痴如醉来形容。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位老师。因为就在我耳朵贴着门缝努力听讲座的时候，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从旁边侧室款款走出来，看到我后轻声问我在干什么，我不好意思地说明了情况，她便热情、诚恳并坚定地推开门让我进去听。直到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这位老师就是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陈雪玲。感谢陈院长让我舒服地聆听了晓苏老师的全程讲座，感受到了经典文学作品带给人的精神享受和情感熏陶，也深切体验到了华中师大作为百年老校博雅厚重的人文积淀和优良的师德风范。

可以说，这场讲座打开了我内心尘封已久的关于文学的美好记忆。一直以来，我比较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喜欢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感悟。但自从上大学后，由于所学专业与文学无关，加上工作后的忙碌、纷乱以及生活中的琐碎与芜杂，使得我与文学渐行渐远，已有好多年没有触碰文学作品了。晓苏老师高屋建瓴的文学理论概述和对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情理交融的深层解读，重新激起了我对文学世界的憧憬与向往。之后我通过上网搜索得知，晓苏不仅是知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而且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出版了500多万字的小说作品和多本文学理论专著，获奖无数。这让我很惊喜，很意外，原来晓苏就在华师啊！一种莫名的激动涌上心头，我恨不得立刻跑到文学院去见心中的偶像。但静下心来仔细一想，晓苏老师是大作家、大教授，岂是我一个无名小辈想见就能见的？况且即便见到晓苏老师，我说什么呢，有作品交流吗，有问题探讨吗，有熟人假托吗？没有，什么都没有！痛定思痛，我只好理智地掐灭这团熊熊燃烧的心火，抑制了想见晓苏老师的冲动。

然而，人生有时很奇妙，有的事真的可遇不可求！暑假过后，新的学期开始了。有次我陪一位访问学者去文学院抄课表，办公室老师随口问了一句：“想聽谁的课？”我脑子里似乎灵光乍现，突然闪出晓苏，马上脱口而出：“晓苏老师的课！”她俩不约而同地看了我一眼，我才意识到我刚才的举止似乎不够稳重。但由此我也获得了晓苏老师的上课信息，甚是兴奋。第一周便按时去听课，但不知时间不对还是地点不对，没有成功。再打听后又去，第二周还是没有成功。看来好事需多磨，又一次打听之后，便在第三周终于见到了晓苏老师。这是他给博士生上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关系研究》课，我是作为旁听生来听课，有点心虚，很忐忑，所以看到晓苏老师走进来，我本能地低下头，但结果还是被老师发现，被问到，仓促中我只得简单如实相告，又恐老师不允许我听课，心里惴惴不安。晓苏老师听完我的介绍，微笑点头，简单交流后开始上课。下课后，老师接着又赶着去给硕士生上课。我当然是紧随其后，不失时机又听了晓苏老师的《写作论》课，收获颇多。后来的交往中，我真切感受到晓苏老师的平实低调、谦虚谨慎、热诚坦荡，对学生宽严相济，待友人宽容随和，以对方为中心，顾忌他人的处境与感受。有次，晓苏老师请他们文学圈内朋友一起吃饭，我有幸被邀请，见到了我谓之“活在我想象中”的诗人、编剧和作家们。尽管被邀请的人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但由于晓苏老师的质朴平易、善解人意、温和谦让，使大家并不感到拘谨，就餐的气氛相当轻松、活泼。在这种充满人文气息的闲聊中，我突然发现原来搞文学的人并非我想象中的那样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竟然是这般的质朴、纯粹和可爱！一股温情涌上我的心头。我打心里特别感谢晓苏老师，一直想请晓苏老师吃饭，但似乎一直没有机会。终于有一次算是如愿以偿，晓苏忙中偷闲，抽空和我们一起吃了个便饭。这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如父如兄般温暖的感觉。后来我竟然收到晓苏老师发来的信息：“杨老师好！今天让你破费了，十分过意不去。”记得华中师大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曾说过：“古语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教师既要当好‘经师’，更要当好‘人师’。”在我心中，晓苏便是能担起“人师”称号的教师。

晓苏老师作为大学教授，担负着文学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各个层次学历教育的教学任务。这学期，我跟随晓苏老师听了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课，其实我还特别想听他给本科生上的课，但由于课时冲突而未能实现。就我听课的感受来说，晓苏老师上课时表面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处处用心，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 “十分走心”。我在课后整理笔记时发现晓苏老师的每堂课其实都是一场精心准备的专题讲座。讲课内容不必赘述。晓苏老师的讲课风格，让我既惊奇又佩服更感叹，他上课从来不拿讲稿、课件、教材之类的教学文档，但无论是回顾旧知还是讲授新课，无论分析自己的作品还是解读别人的作品，总是一板一眼、胸有成竹、气定神闲，犹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整个教学过程思路清晰、结构完整、思维缜密、逻辑严谨、言之有度。对文学理论的阐述，观点鲜明、条分缕析，不以偏概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见解独到、剥丝抽茧，不人云亦云。尤其是，对小说细节如潺潺流水般耐人寻味的讲述中，对诗歌意象、意境和意蕴的品评体悟中，以及出口成诵或柔情似水或慷慨激昂的经典诗文吟咏中，可以感受到晓苏老师字字珠玑的语言魅力和排山倒海的教学激情。记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称赞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先生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人民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借用毛主席的话，就教学而言，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讲好一堂课并不难，但每堂课都如晓苏老师这样精心准备、内容扎实、充满激情，恐怕没有多少人。而他那种不着痕迹尽得风流的教学才能也绝非一日之功所练就。就我在这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和感悟而言，我觉得这源自于华中师范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优良的师德师风的传承。

作为作家，晓苏老师固守学人之精神家园，几十年如一日在文学园地笔耕不辍，当然也硕果累累。他自称是“孤独的写作者”，致力于书写关乎人性的带有寓言化色彩的故事，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人类精神、情感的深度思考作通俗的播衍。至于晓苏老师的文学创作才华及其成果，我作为一个门外汉尚不足以品评言说，只有不断地学习、感悟和体验，从中汲取更多的文学养料，以提升自己的理解力和领悟力。这学期我阅读了晓苏老师的多篇小说和一些散文作品，就我的阅读感受来说，可以用“于无声处听惊雷”来形容。晓苏老师的作品文风质朴、语言通俗，但意蕴深邃、感情真挚、构思精巧、韵味十足，尤其是对人物内心深处最丰富、最细腻、最隐秘、最复杂的情感世界的探索与挖掘，既给人强烈的审美震撼，又提供了广阔的解读空间。

在我的访学行将结束之时，回首来路，感慨颇深。总之，有缘遇见晓苏老师，是我来华中师范大学访学的最大收获。

（作者介绍：杨晓梅，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副教授）

作者：杨晓梅

文学经典处境管理论文篇2：

对外矛盾与《水浒传》的生成与演变

摘要：对《水浒传》主旨的理解，长期围绕国家民族内部矛盾展开，出现过农民起义说、市民斗争说等著名说法。然而《水浒传》内涵厚重复杂，从它的生成和演变、阐释和传播、续书和改编来看，此书与对外矛盾激烈、民族危难深重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宋辽金元和明末清初的民族矛盾、明代倭寇长期在我国沿海杀掠，是《水浒传》生成与演变的特殊背景和内在推动力。《水浒传》在传播接受与改编续写活动中，不断培养民族忧患意识和朴素的统一战线情怀，弘扬民族“忠义”精神。这部文学经典的民族立场和民族忠义倾向，是其重要题旨。

关键词：民族危难；《水浒传》；龚开；陈忱；忠义内涵

作者简介：董国炎，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元明清文学和俗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平民文学两次兴起——评话小说研究”，项目编号：05BZW035

《水浒传》的主旨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的眼光集中于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并概括出“农民起义说”、“市民斗争说”等说法。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若讲农民起义，自古以来，农民起义声势浩大者很多，有些甚至曾经夺取天下，陈胜吴广、赤眉绿林、黄巾之乱、黄巢之乱，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规模气势都远远超过水泊梁山。但是，很多大型农民起义根本得不到古代文学的反映；少数作品有所反映，但基本是否定态度，如《三国演义》写黄巾军、《三遂平妖传》写王则起义，乃至《水浒传》写方腊起义，甚至后来的《剿闯小说》写李自成。总体上可以说，古代文学对农民起义基本采取否定态度。以此看来，《水浒传》非常独特，小说对梁山的肯定，另有良苦用心。《水浒传》的独特和深刻之处在于，它着力描写我们民族对待家国矛盾的大局观。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明显矛盾，当矛盾激烈碰撞之际，人们应当秉持何种态度？这部作品努力作出回答。梁山故事之所以不断获得传播与发展，作品人物的思想行為之所以打动人心，实际与外敌欺凌、民族危难深重紧密相关。外敌欺凌和民族危难造成《水浒传》题旨的深刻性，激活人们的心理活动，激发人们的创作动力和审美激情，这是理解《水浒传》内涵的关键所在。《水浒传》从产生到成熟，是南宋到明末这段历史时期。这是对外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南宋和元代残酷的国家民族危难、明代倭寇长期杀掠我国沿海，及明朝在辽东受到满族政权严重威胁，乃是《水浒传》生成和演变的特殊背景，是传播接受的推动力量，是《水浒传》形成民族文学经典的特殊条件。

需要指出，用当今中华民族的观念分析，汉族政权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政权的斗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矛盾。而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考察，宋朝和明朝政权受到辽金元和后金侵略攻打，当时属于外敌欺凌。至于倭寇长期横行我国沿海，甚至深入内地，疯狂杀掠，从来就是中国民众的深仇大恨，是热血男儿的切齿之痛。《水浒传》发展历程与这段历史节拍相合、呼吸相通，独特的国家情结与民族精神贯注于作品的深层意蕴和改编续写过程中，贯注于作品的解读和传播过程中，成为无法抹去、无法忽略的民族特色。认识民族危难对《水浒传》的深刻影响，才能深刻理解这部作品的内在特色。围绕《水浒传》出现的诸多文学现象，折射了我们民族走过的心路历程。本文选择成书过程中龚开等民族英烈的推动作用，征辽故事体现的利益碰撞和根本选择，传播接受过程中增加的抗金故事和抗倭故事进行分析，也关注民族危难深重时出现的诠释倾向以及《英雄谱》等书籍的刊刻。《水浒传》描写对外矛盾所体现的民族大义，通过传播和接受、通过文学作品和文化生活陶冶而逐渐显现和加强。认识对外矛盾和民族危难是理解《水浒传》发展道路和经典化内涵的关键所在。

一、“绿林激赏寄阳秋”：水浒故事的生成动因

“水浒”故事在南宋和元代逐渐形成，作品的思想倾向、审美情趣与时代社会生活和民众好恶直接相关。南宋临安平话听众的构成与东京汴梁大为不同，汴梁时期的听众以各类商人和工匠仆役为主；南宋则由于北方失陷，大批百姓南迁且漂泊流离，社会上流民增多，城市中游民增多，是南宋尤其是临安城的特点。临安游民流连书场的概率大，而且书场中军人很多。两宋时代一直以大批禁军拱卫京师，南宋初年驻守临安的军队主要是北方南下的部队。军人家眷都在北方，将士离乡日久，思乡情切，士气受到影响。朝廷为安抚军队，在临安修建很多勾栏瓦肆供士兵娱乐消遣。勾栏瓦肆的数量和繁盛程度很快超过汴京。以上情况使平话听众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书场中游民、流民和军人很多，给书场带来一股质朴粗豪的尚武之气。国家残破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伤痛，收复失地的渴望、粗豪尚武的精神，都改变通俗娱乐特别是平话故事的审美倾向。这种心理影响之下，人们对草莽武装会抱有特殊的期许，会作出新的描绘和评价，出现前所未有的赞扬态度与肯定态度。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都事略》诸书反映，在民族危难严重的南北宋之交，颇有一些农民军接受朝廷招安，积极抵抗外敌。关于宋江受招安之事见于下文。这类文献还记载山右“巨寇”杨志被招安，杨志所部还成为山西地区抗金军队的先锋。这类记载与“水浒传”故事中宋江和杨志走上“忠义”道路是一致的。南宋初年长江沿岸曾有农民军邵青部队。这支部队曾接受朝廷招安，随后又叛离，但是抗金始终坚决。宋高宗赵构的御前说书人中，有人曾在这支农民军中栖身过，宋高宗听平话的时候曾询问邵青部队情况，特别关注几位主要将领的性情和能力。他的这类举动，可能联系着招安活动的思考。宋朝皇帝对绘画有特殊爱好，朝廷专门设立“画院”，当时地位颇高。而南宋画院画师、待诏李嵩的行为令人感到惊奇。他对早期的“水浒传”故事很感兴趣，居然为宋江等三十六人一一画像。李嵩绘画这些人物是受到上司指派，还是纯属个人行为，已经无法考察。但他为早期“水浒”故事人物配画像的行为，反映这个故事在南宋已经有较大影响，而且显然是受到肯定和欢迎的。李嵩的行为当然进一步扩大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影响，推动“水浒”故事继续发展。

元代初年的遗民文人中，有一些特殊的有心人，他们对“水浒”故事的发展做出极大推动。这方面最值得铭记的就是龚开及其《宋江三十六赞》。袁世硕和阿部晋一郎对龚开做过专门研究，合撰《解识龚开》一文（《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使我們得以全面了解龚开其人。龚开，字圣予，淮阴人，南宋后期江北抗敌中枢扬州帅府的重要官员。龚开在扬州帅府先后入赵葵幕和李庭芝幕，资历老而且管理盐茶税收要务，地位很重要。他的家乡淮阴是南宋边防前线，宋军隔淮水与金兵或蒙古军对峙，龚开生长此地容易培养民族观念和抗战意识。淮南统帅李庭芝是南宋末期最重要的将领，其幕府中多是坚定的抗元志士。龚开后来所作《宋陆君实传》中说：“淮南幕府号小朝廷，人物如林。”[1]（卷十）南宋灭亡之际，扬州军队作为宋军主力边战边退。龚开随军转战南下，部队在福建泉州遭到叛军袭击，损失惨重，很多人与部队失散。龚开年龄较大，与部队失散后只好辗转返回江浙。南宋军队继续转战至广东，在崖山受到元军围攻，已经担任丞相的陆秀夫毅然背负小皇帝跳海自杀，成为历代亡国悲剧中最为悲壮的一幕。

返回江浙的龚开行踪和交游都很广，他交结韩世忠、张浚等抗金名将的后人，交结各种遗民，常有秘密色彩。他还写文章缅怀颂扬文天祥、陆秀夫，以气节激励人心，影响很大。他所作《宋陆君实传》全面记载陆秀夫的言行作为，后来《宋史·陆秀夫传》主要依据龚开这篇文章写成。这个时期龚开把眼光投向绿林武装。龚开经历过苦苦支撑抗战危局之艰难，体会过军队数量不足、战斗力不强之无奈，经历了国破家亡、地位陡降等巨变，这些经历使他摒弃对绿林人物的偏见，代之以肯定和特殊期待。对早期“水浒”故事，龚开其实留心已久。在他的家乡淮南，宋江故事广为传播而且受到民众赞许。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余年少时壮其人。”[2]（P21）序言特别说明，自己少年时因为民间舆论而敬佩宋江，这还可能属于少不更事；而成年后考证史籍并深思熟虑，才明确肯定宋江诸人，为三十六人画像，一一作出诗赞，这反映他对水浒人物故事内涵的肯定和重视。这段小序虽然简短，但是针对一般文人的习惯看法而发，堪称合理又有力的正面回答。这等于有预见地阻止保守派攻击宋江故事，对早期“水浒”故事的发展传播，是一种推动。

李嵩所作画像毕竟只是各自独立的视觉形象，即使绘画技巧神妙，仍难以全面了解当时“水浒”故事中人物的事迹和各自特点。龚开的诗赞则分别对人物特点作出概括，经常包括人物身份和基本经历，包括人物的绰号、性情、本领乃至重要事迹，还有一些赞美或者感叹评价。龚开在画赞中高度肯定宋江的才干，特别强调宋江的称号“呼保义”。这是保义郎的简称。宋江自比保义郎，其实可以反映他没有不臣之心。保义郎是宋徽宗时代才设定的武职官阶名称，级别非常低。不过保义郎是由右班殿直改名而来，等于是皇帝的近卫侍从，实际也有一些宦官封作保义郎。这批人官职虽然不高，却可以看作皇帝亲信之人。宋江愿意做保义郎，反映了忠于皇帝的态度。对宋江诸人的特点，龚开概括为：“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2]（P21）这是很有针对性的说法，针对人们怀疑农民军勇猛有余但是对国家和朝廷缺少忠义的观念。龚开这种评价，反映元代遗民对绿林武装的肯定态度，肯定绿林武装忠勇兼备。这种评价态度推动“水浒”故事按照“忠义”的方向发展。

“水浒”故事在元代不断发展，龚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还设计了故事的发展方向。然而在《水浒传》研究乃至元代文化研究中，龚开的贡献未受到应有重视。实际上除《解识龚开》这篇文章之外，一直缺少有关龚开的整体研究。常见的有关元代文化的描述，很少涉及龚开。其实龚开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他具有独特的综合优势。他的非凡经历、神秘交游、遗民品德、文艺水平都非同凡响。仅以绘画而言，宋元时期是中国画史上一个高峰，元代几大家之说影响很大。其实龚开在绘画方面地位很高，而且很独特，这当然也扩大其“画赞”的影响。尽管龚开的绘画散佚很多，但元明两代重要文人题咏龚开画作的诗歌不少，画史类笔记资料也颇有记载。从现今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日本大阪美术馆的龚开绘画作品来看，他的绘画与众不同。他以画马、画钟馗为特色，这与人们熟知的元代四家迥然不同。元代四家均以山水见长，富春山居也好，秋江渔隐也好，总是传达孤寂幽远的避世之情。龚开的绘画则完全不同，他画马迥然不同于画史名家唐朝曹霸、韩干，宋朝李公麟的那种膘肥体壮之马，龚开的马以瘦硬苍凉为特点，瘦骨嶙峋，甚至可以看出肋骨，但是别具铁骨铮铮、伟岸悲壮之感，元代文人题咏者不下十数家。著名文人倪瓒题《瘦马图》诗云：

淮阴老人气忠义，短褐雪髯当宋季。国亡身在忆南朝，画思诗情无不至。宋江三十肖形模，钟（中）山鬼队尤可吁。高马小儿传意象，诗就还成瘦马图。夕阳沙岸如山影，天闲健步何由骋？后世徒知绘可珍，孰知义士愤欲瘿！[3]（卷四）

倪瓒是诗人也是著名画家，这首诗并非就画论画，而是全面咏叹龚开的特点。前四句称赞龚开的遗民情操；后面八句突出龚开绘画方面几个特点。“宋江三十肖形模”，无疑指龚开完成的宋江等三十六人画赞。“钟（中）山鬼队尤可吁”，所指或许就是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山出游图》。此图钟馗率队出行，笔墨浓重，精神抖擞，别有一种昂扬之情。钟馗痛恨邪恶，长于捉鬼，龚开好以钟馗为题材，显然深有寄托。《高马小儿图》和《瘦马图》都是龚开的画马名作，龚开有自题《瘦马图》诗句云，“今日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3]（卷四）。倪瓒诗中直接运用龚开原句，苍凉高大之感逼人而来。倪诗概括龚开的画作和精神面貌，全面反映和赞扬龚开，也印证了龚开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龚开以遗民气节和艺术才华名世，其实他努力弘扬民族忠义精神，肯定平民文化、草莽英雄，推动“水浒”故事发展，意义应该更大。他强调宋江故事有史实依据，强调宋江行为符合忠义原则。这符合传统文化评价事物的两点基本准则，也是“水浒”故事能够广泛传播的基础。宋代很多历史文献，如《东都事略》中《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三传，如《三朝北盟会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多处记载宋江集团前后事迹。《大宋宣和遗事》等文献写宋江受招安后征讨方腊立功，官至节度使。小说话本进一步展开宋江诸人的故事，这类描写几乎构成一种时代性集体书写活动，这反映我们民族的一种集体倾向性：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民族的凝聚力就会加强，对绿林武装会投去肯定和期许的目光。这基本成为我们民族在危难情势下常见的心理定式，不独宋元之际如此。对于南宋遗民来说，遗民之忠义与宋江之忠义相通。正因为草莽武装力量关系着国家复兴的命运，早期《水浒传》刊本题写为《京本忠义传》、《忠义水浒传》，命名的主导思想集中于“忠义”。明清易代之际，思想经历复杂、曾经资助过抗清武装力量的钱谦益路过龚开家乡淮阴，有感而作《淮阴舟中忆龚圣予遗事，书赠张伯玉》诗：

幕府遗民尽古丘，长淮南北恨悠悠。龙媒画得神应取，鱼腹诗成鬼亦愁。

青史高文留劫火，绿林激赏寄阳秋。对君沧海翻余录，老泪平添楚水流。[4]（P515—516）

诗中缅怀抗元幕府英杰和南宋遗民，赞叹龚开的气节才艺，而把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这种行为称作“绿林激赏寄阳秋”，概括得准确深刻。激赏绿林英雄，根本目的是借助绿林豪杰和民间武装力量，壮大甚至支撑我们民族抗击外敌的斗争，以求改善民族危难形势。在宋元和明末等民族矛盾激烈时期，人们赏识“水浒传”故事的深层原因正在于此。“水浒”故事能够迅速扩展，各路英雄好汉，不管原本是杀富济贫的草莽英雄，是有恒产之人，是饱学之士，还是朝廷的文官武将，在经历曲折道路汇入梁山之后，都可以在民族“忠义”的大旗之下，凝聚为异姓兄弟，激发出巨大战斗力。这种独特内涵与强烈的倾向性，引导了《水浒传》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二、征辽抗金除倭寇：情节和续书的发展

水浒故事演变过程中，故事情节不断增加和变化，导致《水浒传》形成不同文本，差异很多。当《水浒传》文本定型后，具有特定指向性的故事情节却继续发展，于是形成与原书情节既有联系又是新增的故事板块，这种板块以续书的形式出现。在多部古代文学史著作和专题研究论著中，《水浒传》情节和文本不断增加的现象得到的评价并不高，甚至被说成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书商盈利之举。然而，《水浒传》后续故事的发展，为什么有明确的指向性，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这应该受到充分注意。这种特定的情节和鲜明的倾向，缘于社会生活的刺激和人们的心理需求。

当金兵南侵、宋朝危亡之际，企盼绿林武装抗击外敌，维护朝廷，已经成为时代心声。当时颇有绿林武装与官军合作抗金，或者接受招安，以官军身份守卫防区。《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记载的杨志、邵青事迹都是这种性质。“水浒”故事呼应了上述社会生活背景和民族心理基础，于是梁山队伍获得肯定和期许，“水浒”故事容易发展和传播。梁山接受招安之后首先“征辽”这一大单元，可能就属于情节发展的新变化。

“征辽”故事突出思想的冲突和宋江的选择，而没有着力描写两军厮杀、斗智斗勇之类，也没有把辽将写成形状狰狞的吃人生番之流。相反，小说写法别具深意，写辽国朝廷内部既有简单好战者，也有眼光深邃之人主张招安梁山队伍。《水浒传》第八十五回写辽国朝廷众大臣讨论招安梁山，主张招安者对梁山队伍的巨大能量及其艰难处境看得很准。在招安实施过程中，辽国大臣欧阳侍郎对宋江们的劝降很有针对性，说辞可谓打中要害——尽管你们梁山队伍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宋朝奸臣当道，把你们视为眼中钉，你们“回到朝廷，反坐罪犯”！这番话使得“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首不语”。在此情形下，宋江说出“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的著名回答。[5]（P770）这个情节有一种无奈的悲剧气氛，也更明确地突出梁山的“忠义”精神。征辽作战获胜后宋江、鲁智深等人上五台山拜访鲁智深的师父，情節中回荡着宿命的感伤气息，而且相当浓重。这些笔墨使梁山队伍的“忠义”行为染上一层悲剧色彩，面对对外矛盾和民族大义，知道个人结局可能是悲剧命运，却仍然坚持忠义道路，突出了悲剧的不合理性，同时也突出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水浒传》续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水浒后传》。此书是明清易代之际浙江乌程（今湖州）人陈忱所作。陈忱，号雁荡山樵，饱览群书，精于诗文，明亡后绝意仕进，与顾炎武、归庄等数十人组织惊隐诗社，遗民思想浓郁强烈。《水浒后传》是他晚年所作，这时他可谓饱经风霜，思想成熟。这部作品堪称精心打造、深有寄托之作，正如此书第一回序诗所说：“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6]（P2）陈忱文史修养颇高，此书思想深刻，而作者有意采取通俗写法，活泼晓畅，民间口语很多。全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经历、人物性格都紧接着《水浒传》来续写，与《水浒传》故事直接对接，同时合理增添一些人物，引出时代性新问题。增添的人物主要是水浒英雄的后代以及《水浒传》原书中存在线索的人物。时代性新问题就是面对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新局面，各种身份、各种经历的人们应该怎样应对。这是《水浒后传》写作的主要动力。民族危难之际爱国文人主张联合绿林武装，顾炎武在晋陕地区活动多年，努力联合绿林武装抗清。李定国、李来亨等农民军领袖与南明政权合作抗清，并成为支撑南明的主要力量。陈忱把理想愿望化为《水浒后传》的生动情节和感人画面，绿林武装成为民族危难中最可依靠的“忠义”力量。小说中北宋覆亡、南宋初建之际，梁山英雄处死了蔡京、高俅等奸臣国贼，奋起抗击金兵，同时对宋朝帝王给予关爱保护。其第二十四回写徽、钦二帝被金兵押解北上，严密看守，暗无天日，实为最痛苦的囚徒。这时竟有梁山英雄燕青和杨林冒险潜入金营牢狱探望他们，还献上青果和黄柑。宋徽宗对自己往日糊涂，受奸臣蒙蔽，使宋江等人含冤而死，深表忏悔痛苦；也感叹朝廷文武官员贪生怕死，无人前来探望，草莽英雄燕青却冒险看顾。他说：“不料卿这般忠义，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6]（P265）他还在匆忙中赠送燕青一柄扇子，在扇面上题诗，其第二句云“普天仅见一忠臣”[6]（266）。这些话有强烈的褒贬对比效果，在残酷血腥的对外矛盾考验之下，英雄的忠义本色才能显现。陈忱的希望是，帝王对草莽力量的认识从此有根本转变。

《水浒后传》写南宋立国之后，宋高宗又遭遇极大危难。战局失利，金兵追杀，宋高宗狼狈乘船出海逃亡。金兵船队紧追不舍，在牡蛎滩海面紧紧包围宋高宗。他身边只剩下几百个卫兵、十几个随从，他们已经绝粮，即便敌军不进攻也将饿死。在此危急关头，以李俊为首的梁山英雄冒险来救。他们黑夜突袭，杀败金兵。宋高宗在杀声震耳、火光冲天的时候，以为是金兵发动总攻，绝望中准备自尽，不料却是梁山英雄来救。他对梁山英雄表达了无尽的忏悔、感激和赞美之情，称赞梁山英雄：“功垂竹帛，百世流芳。”[6]（P406）李俊还派柴进、燕青、呼延灼等头领把宋高宗安全护送回临安。这支海外发展壮大的武装力量，俨然成为宋朝政权最有力的依靠。此书是紧接着《水浒传》来写，在宋江、吴用、卢俊义悲惨遇害之后，李俊等梁山英雄还能这样对待宋朝君主，这在梁山集团内部不会没有分歧意见，但是经过辨析议论，更能突显民族忠义思想的宏大深刻。

很值得注意的是，《水浒后传》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梁山武装在各种情况下与倭寇的残酷斗争。第三十回，集结在山东地区的梁山英雄由海路南下，准备与南方海上的李俊集团会合，竟然遭遇倭寇拦截抢掠。倭寇驾三五百条小船，持长刀挠钩，从不同方向不要命地突袭。倭寇蜂拥而来，虽然被炮打箭射杀死不少，却毫不退缩，等到距离靠近火炮打不着时更难对付。这一回真实写出倭寇的本性：“贪婪无厌，只要东西，不要性命，不怕杀，只怕打。”[6]（P337）第三十五回，以李俊为首的梁山武装刚刚在海外取得立足之地，倭国国王竟然乘他们立足未稳，派出大批军队前来进攻。小说特别指出：倭寇的国君权贵们贪婪残暴，经常杀戮朝鲜，掠夺海上，侵占别国以自肥是其天性。在明清小說戏曲中，反映倭寇的作品通常写小股倭寇流动杀掠，这基本符合明代情况。陈忱《水浒后传》却写倭寇大举出动，大军侵袭。倭寇国土狭小，残暴武人视外出扩张、掠夺和征服他国为生存契机。倭寇贪婪凶悍，狡诈诡秘，经常能够得逞。陈忱所写属于文学想象，今人读来却有历史之感、深刻之感。

这部小说还特别写到倭寇的战术和武器，倭寇作战经常长途偷袭，水战则派出专门的潜水人，凿沉别人的船只。李俊、阮小七、童威等人本来是水军头领，却被倭寇凿沉战船，被迫放弃水寨，一度相当被动。明代东南沿海，长期以来倭患严重，很多城乡遭受倭寇杀戮洗劫不止一次，民众对倭寇恨之入骨，累积的对敌经验也丰富。陈忱本人生活在苏南浙北，对此有亲身体会。他笔下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命运，无疑深含苦心孤诣。他描写对倭寇作战之艰难，关注到战术战法和武器层面，还注意敌军统帅的官职名称，这在同类小说中很难得，不可等闲视之。

小说主张对倭寇彻底铲除，以免后患不绝。梁山英雄面临来犯强敌，奋起迎击，尽管敌军人数超过自己，而梁山的战船也被敌军凿沉，梁山英雄们仍然舍命拼杀，才能稳住战局。英雄们斗智斗勇，夜战袭击敌人，各个击破，终于扭转战局，最后全歼倭寇。通过倭寇问题，陈忱显示了坚定的国家民族立场，突出了国家民族内部的豁达胸襟和敏锐远见。在外敌欺凌、民族危难深重这一特殊背景下，个人或集团不能纠缠以往的内部恩怨和历史情仇，为了民族利益须要放弃个人和集团感情，而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忠义”精神的丰富内涵得到充分彰显。《水浒后传》基本没有论说这些道理，但却以生动故事和具体形象反复表现了这种思想。小说情节和人物行为也符合故事脉络及人物思想性格逻辑。小说中燕青大胆冒险入金营探望徽钦二帝，柴进、燕青、呼延灼等人护送宋高宗回临安，就是民族大义与人物经历、人物思想性格特点兼顾的艺术处理。

三、“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水浒传》传播接受的持续活力

《水浒传》的解读、诠释和传播，与外敌欺凌的背景常有内在联系。当民族矛盾激烈、外患严重之际，《水浒传》的阐释和传播往往获得一种强烈的推动力，甚至形成独特的时代色彩。民族危难引发的苍凉悲慨和焦虑气氛，直接注入小说的诠释中，水浒英雄成为拯救时局和民族危难的豪杰人物，形象格外高大威猛。诠释者容易拔高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诠释中饱含力度和激情。这固然是作品解读面临的新局面，其实也是读者思想境界升华的反映。经典名著的接受过程经常伴随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水浒传》的独特性最能在民族危难之际显现，解读中容易出现新的诠释，甚至出现新的版本。《水浒传》在晚明时期的诠释和刊刻情况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当时满族力量崛起辽东，明朝文献称之为建州女真。在明朝与“建州”或者“后金”的冲突和战争中，尽管明朝军队数量多装备好，但是指挥不当，士气不高，损兵折将，城池陷落，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时候问世的《钟伯敬批评忠义水浒传》有题名为著名文人钟惺所作的序言，序言中说：

嘻！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7]（P348）

这里以李逵、吴用代表猛将谋臣，感慨朝廷缺少这样的猛将谋臣，才让努尔哈赤猖獗于辽东。疑“秋风”或为“大风”之误，汉高祖曾有著名慨叹——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种关系全局的感慨遗憾，应当让人们重新认识草莽英雄的价值，这些英雄可以是守卫国家疆土的最好猛士。同一时期也有出版商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合起来刊印为一本书，题名为《英雄谱》。这种新刻本及其题名，无疑迎合了当时人们关心时局、呼唤英雄的心态。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激发人们对雄浑壮阔审美风尚的爱好、对英雄的期盼。《英雄谱》的序跋诠释中，努力呼唤人们的英雄情结：“凡称丈夫，各有须眉，谁是男子不具血性。”[8]（P1473）人们对严峻时局的忧虑越来越沉重，对朝廷官员软弱无用的批评越来越强烈，同时利用《水浒传》等小说赞美热血英雄，鼓吹尚武精神，希望出现英雄豪杰挽救时局危难，其意义在当时很直接。这种文学活动对于民族审美风尚的改变，富有积极的长远意义。可以说《水浒传》的生成演变、续书改编和诠释接受的漫长历史，表明这部作品堪称我们民族的英雄主义教材和民族大义思想教材，其经典化地位的形成具有累积性，其经典价值的发挥具有长远性。

《水浒传》内涵厚重，既关注个人命运，也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对国家民族内部的黑暗压迫，敢于斗争；对来自外部的侵略压迫，更坚决抗争。而且这两个方面实际形成主次之分，全力弘扬国家民族大义。将近千年以来，《水浒传》发展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学经典绝非偶然。然而围绕这部作品，容易出现只关注某一方面的片面理解，因而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出现截然不同的评价意见。古人批评此书诲盗；现代人曾批评此书让起义农民向统治者投降；当今却有人批评此书暴力。其实，面对层次多而内涵厚重的作品，正如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线性思维和简单化的褒贬，无助于作品厚重内涵的解读。要理解这部民族文学经典的重要价值，首先应当认识这部作品复杂的生成过程和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1] 龚开：《宋陆君实传》，载程敏政：《宋遗民录》，《知不足斋丛书》本.

[2] 周密：《癸辛雜识续集》，载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3]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5.

[6] 陈忱：《水浒后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7]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8] 熊飞：《英雄谱弁言》，载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杜桂萍马丽敏]

External Conflict and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Water Margin

DONG Guo-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 suffering； Water Margin； GONG Kai； CHEN Chen； connotation of loyalty

作者：董国炎

文学经典处境管理论文篇3：

从消费端解释畅销书和流行小说的四个理论

摘要：对畅销书和流行小说的畅销原因，有四种消费端的理论分析。娱乐消费理论认为畅销书以娱乐消遣为主要手段，它适应了读者的娱乐消遣的需求。实用主义理论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实用功能的作品就能畅销。经典化理论认为作品的经典化会导致该作品畅销。营销理论认为畅销书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作品本身是否含有畅销元素，它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成功的策划、营销手段。

关键词：流行小说;畅销书;娱乐消费理论;实用主义理论;经典化理论;营销理论

关于畅销书和流行小说的畅销原因分析，有多种理论解释，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畅销书之所以畅销的原因。笔者在另一文章中着重分析了四种侧重于生产端的理论，本文着重梳理侧重于消费端的四种理论。

一娱乐消费理论

娱乐消遣理论的核心是认为畅销书以娱乐消遣为主要手段，它适应了读者的娱乐消遣的需求，因而能够畅销。有研究大众媒介的学者认为：“大众媒介一旦被置于直面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境地，它就只能选择迎合大众低级趣味道路。而娱乐内容是最能够吸引大众眼球的王牌。”①朱光潜也曾在《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一文中把具有低级趣味的文学在内容上概括为如下几个要点：“侦探故事”“色情的描写”“黑幕的描写”“风花雪月的滥调”“口号教条”。②朱光潛的概括直指通俗流行小说的娱乐消费特征，表现出追求文学纯粹性的文学家对流行小说的鄙夷。

大众文化研究者认为，追求娱乐性、消遣性是大众文化的必经之路，文艺作品的畅销与此紧密相关。例如张德礼等人在评价二月河小说畅销现象时说：“可以说，是流行文化的背景给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畅销提供了契机。”然后又对流行文化的特征做了如下总结：“由于流行文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因而它常常把市场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直接用以构成自己的活形式，例如看重读者（消费者）的反应等;流行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具有看重娱乐性、时尚化和价值混合诗学内涵;与大传媒关系密切，它们的流行和扩展互为因果，形成一种作家、媒体、受众三赢的格局。”③又如评论家严峰在评《达·芬奇密码》的时候说：“《达·芬奇密码》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既混合了谋杀、侦探、解谜、悬疑、追捕等常规的畅销要素，又加进了大量艺术史、宗教史、象征学等文化佐料。”李敬泽则评价说：“以《达·芬奇密码》为代表的‘智性小说’由于糅合了大量文化资源，沾染了推理（娱乐性）和文化（知识性）双重色彩，也暗合了中国人的阅读心理。”④以上论断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认为娱乐性是流行小说所需的基本品质之一。因此，有人认为大众文艺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娱乐性，“大众文艺具有毫不掩饰的娱乐性”⑤。在这些批评家的眼中，大众文艺与流行小说基本上是可以划等号的，所以这些关于大众文艺的论断基本上代表了他们对于流行小说的看法。娱乐理论与压抑理论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娱乐的核心是放松，是摆脱压抑的一种方式。因此，它只不过是用一种较为轻松的方式逃离了压抑而已。

礼拜六派深谙娱乐消遣理论之道，因此他们把娱乐消遣作为主要的营销宣传策略，多数期刊均以游戏消遣为其办刊目的。王钝根在《礼拜六》发刊词中写道：“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⑥在《〈游戏杂志〉序》中，论者将世界一切都看作是一场游戏，“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 ⑦李定夷在《消闲钟》发刊词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南部烟花，馀香犹在，东山丝竹，真相荡然。花国徵歌，何如文酒行乐。梨园顾曲，不若琴书养和。仗我片言集来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⑧从杂志名称来看，有《游戏杂志》《香艳小品》《快活世界》《香艳杂志》《情杂志》《销魂语》《消闲钟》《笑林杂志》《消遣杂志》《滑稽画报》《游戏新报》《消闲月刊》《游戏世界》等名目。⑨游戏和消遣是这些杂志的办刊的根本目的，这自然也是他们俘获读者最重要的手段了。

消费理论的前提是把文学作品看作一种消费品，它把文学阅读视为一种消费行为，然后用消费主义的眼光来打量它的存在。F.杰姆逊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的反叛性和颠覆性改变了人们对文化正统或文学经典的看法，在杰姆逊列举的当代文化样式中，电视连续剧、畅销小说、B级电影、广告甚至《读者文摘》都是一种消费商品而已，都不脱后现代文化的风格：“浅薄，零碎，拼贴”或是“冗长的啰嗦”⑩。把流行小说视为消费品的观点产生于现代社会的文化产品过剩的特殊语境。这种理论认为“畅销书借着它本身的创意、市场定位和畅销模式及畅销主题创造一种消费欲求”11。也就是它不但承认文学作品的文化消费品性质，而且它还必然遵循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品的规律，它不但满足大众的消费需要，而且它还制造需要，制造欲望。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欲望永远不会嫌多，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不断地制造欲望，从而使人不断地追寻这些欲望。

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常识是：有许多作家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书会一炮走红，他并不知道大众欲望是什么，但是他却意外地成功了，例如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曹雪芹写《红楼梦》;另一方面，当一本小说走红之后，随之而来的广告效应和热烈的舆论场的建立又使原本没有阅读欲望的读者也欲读之而后快。当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小说丛林中寻找我们想读的那本小说时，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想要读到哪一本书，或者哪一种类型的小说，然而当我们看到某部小说的名字、看到这本小说的简介、或者读了几页开场白、或者看到某些评论家的推介文字之后，我们的阅读欲望便被调动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阅读的欲望并非本来就有，至少我们并没有发现，但是这些小说却激发了我们的阅读欲望，或者说，它们制造了我们的欲望。畅销书广告便是直接利用了这种欲望制造的效应，给畅销书赋予意义、突出欲望符号。罗兰·巴尔特说：“精于计算的工业社会必须孕育出不懂计算的消费者……为了钝化购买者的意识，必须给事物罩上一层面纱——意象的、理性的、意义的面纱，要精心炮制出一个中介物质。”12畅销书的广告宣传和畅销书本身具有这样一种意义结构：它能够有效地激发本身存在于我们意识结构之中却不被我们意识到的欲望，通过放大效应使我们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最终促成我们的消费行为。

除此而外，畅销书阅读还会培养畅销书消费者。布尔迪厄说：“与卡里斯马意识形态把正统的文化鉴赏视作天然禀赋相反，科学观察表明，文化需求是培养与教育的产物。”“一切文化实践（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阅读等）都与受教育的程度（学力或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以及社会出身有关。”13也就是说，畅销书首先满足了消费者的阅读需求，但是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兴趣、阅读品味等方面，因而它是某些程式化的流行小说得以存在的基础。

二实用主义理论

实用主义理论只适用于那些非文艺类的畅销书，因为这个理论认为书籍的销量主要取决于人们的实际需要。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新华字典》的发行量。由于中国每年均有数量相当大的小学生需要用这本字典，因此它的发行量可能没有哪位畅销书作家敢望其项背。据粗略估计，《新华字典》至2001年销量已逾三亿册。14另外，电脑普及知识书籍、教辅材料、教科书、生活百科、技术工具书籍等，始终都有固定的读者群体。“供人们读后有利于谋生的书无疑是最畅销的书，它们是一些精确的书，没有歧义的书，有着统一标准的书。”15

对文学而言，实用主义理论有很久的历史渊源，文学实用主义理論可以上述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道本文末”说，孟子的“知人论事”说，荀子的宗经之说，《诗大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论，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论等等。西方的实用主义理论可以上述到贺拉斯的“寓教于乐”理论，贺拉斯认为：“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16贺拉斯在强调文学的娱乐功能的时，也强调了它的教育功能即实用功能，是综合的实用主义理论。中国人对小说实用功能的重视在晚清被推向高潮。“实用理论，技巧理论，表现理论，都分别出现在晚清小说理论的各种著述之中，每一种理论都有其本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渊源，当然也不乏与西方理论不谋而合之处。”17晚清开始出现的实用主义理论，实际上是指梁启超等人推崇的文学救国论，或称文学工具论。不过，梁启超的实用主义理论并没有完成这一伟业，新小说面临了有口难言的尴尬处境，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工具论”文学观念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积极的文学工具论，一种是消极的文学工具论。第一种表现为文学为阐释观念而存在，使文学成为某种观念的宣传工具，例如“为人生”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提法都是文学工具论的典型论点，乃至有人认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有文学工具论的嫌疑。18在积极的文学工具论引导下的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引起强大的反响，获得支持某种政治观念的读者的追捧并产生畅销现象，例如20世纪50、60年代的许多畅销的“红色经典”便是典型的代表。第二种表现为“躲避政治”，由“载政治之道”转向载“私人之道、个人生存愉悦和智慧之道”的“玩具文学”。“每当社会处于动荡和混乱之际，既定的价值系统瓦解，不问时事的生存快乐之道，就最会成为社会的普遍追求，而卜卦、禅术、生存之术、闲适文、生活随笔，也就最会成为市场畅销的‘文学’。”19例如鸳鸯蝴蝶派文学、武侠小说、三毛的散文等是典型的代表。由于这个原因，吴炫认为“玩具文学”与“工具文学”是殊途同归的。“工具文学的这种文化特性，使得彻底告别工具文学的当代努力，多少显得一厢情愿。”20躲避政治的文学与阐释政治的文学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两端，它们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体，

上述“工具论”文学观其实仍然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工具论文学观。从“载道”的角度看，文学所载之“道”千差万别，文学缺少了“道”也不称其为文学，问题是载哪些种类之“道”的文学不会被人们归入“工具论”文学框架之下。很长时期以来，评论界习惯于将载“政治之道”的文学视为工具文学，例如黄曼君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对于纠正文学的工具论和功利主义观念具有积极意义”21的看法，就是典型的代表。这种论点在事实上否定了鸳鸯蝴蝶派的“载道功能”，属于狭义的文学工具论。但是，从广义的文学工具论的观点来看，一切文学都有载道的功能，所以一切文学都具有实用功能。正如吴义勤在评“新潮作家”的反功利化倾向时所说：“所谓‘无意义’就是‘意义’，‘无目的’就是‘目的’，‘无功利’即是‘功利’，这大概就是纠缠在新潮作家这里的永恒悖论。”22从这个角度看，一切文学作品的畅销现象都是因为它们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群体的某种文化心理需要，这其实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社会大众文化理论而已。所以，严格的实用主义文学应只包括那些能对当下生活产生影响和指导的文学类别，例如“问题小说”“政治工具文学”、儿童益智读物、社会剖析小说等等。“主题先行”是这类文学的最大特点。

实用主义文学并不一定能够畅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功能的文学就必定畅销。例如教科书具有最强大的实用功能，因此被选入教科书的文学作品就必定畅销。政治实用是实用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政治导向、意识形态导向均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书籍的销售量。陆贵山说：“从流通、传播、传媒角度来看，哪些作品畅销，哪些作品滞销，与舆论宣传部门的导向很有关系。但无论是政府的提倡，还是政府的禁止，都给商业操作提供良机。”23也就是说，无论是带有政治化色彩的提倡还是带有政治化色彩禁止，都让文学附着了一种“政治实用”的元素，政治的参与使文学的实用功能得以放大。据估计，《毛主席语录》曾经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图书，这大概是支持实用主义理论的又一个十分有力的证据。

实用功能往往是被外力附加的，因为“实用”之“用”，乃是社会附加给文学的一种功能。文学或者主动附和这个功能，或者被动地接受社会附加给自己的功能，除非作家写出文学作品之后永远不让它流传。即使不让它流传，它也具有作家为自己设定的某种功能。

三经典化理论

经典化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会导致该作品畅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旦某部小说被经典化，那么它的销售业绩也就会随之上升。《老残游记》在20世纪的销售业绩变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老残游记》在晚清并不算特别畅销，但是在1920年之后，销量大增，版本众多，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版本数更是猛增，各大出版社争相再版，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收集的资料，它的版本数达到了300多种，是整个20世纪版本数最多的小说。《老残游记》的畅销案例是经典化理论的最好注脚。这个经典化过程造成的直接结果是，《老残游记》不再被文学批评家纳入通俗小说或流行小说的范围之内进行描述，而是把它作为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加以研究。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围城》在1990年代的畅销案例，《围城》被写入文学史，被评论界大加推崇，同时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上映，结果造成了《围城》的畅销。经典化理论强调文学作品影响的持久性、永恒性、复杂性，强调经典化过程对文学作品的巨大作用。

赵毅衡的经典化理论描述了两种经典化的过程，更有说服力地解释了畅销书的经典化过程。他把经典区分为两种类型：学院经典和群选经典。他所说的“群选经典”其实就是畅销书。“群选经典”的产生模式是：“大众的‘群选经典化’，是用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等等形式，累积数量作挑选，这种遴选主要靠的是连接：靠媒体反复介绍，靠亲友口口相传，靠生活轶事报道，就因为此‘积聚人气’成为今日常用话。”“社会性连接一旦开始，就以平方速度增加，这就是为什么竞争者必须首先追求‘出镜率’。宁缺勿滥追求质量，是迂腐的名声自杀，而总体连接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就成为‘家喻户晓’式的熟悉，累积连接而成的亲切，就会把偏爱变成美感。他们的方式，实是连接，连接，再连接。”24赵毅衡认为学院经典更新靠的是纵组合轴上的比较操作，而群选经典的更新靠的是横组合轴上的连接操作。学院经典化过程决定哪些作品被写入文学史，而群选经典化过程则决定了哪些作品成为畅销书。赵毅衡担心的是随着学院经典向群选经典的靠扰，学院经典会丧失掉自己的价值立场，但是他却准确地描述了畅销书运作的基本模式。

加入这个连接操作的主体，除了读者参与的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之外，还有一股影响读者参与的力量，那就是宣传、炒作，其中还包括畅销书排行榜的制定，以及文学评论家的跟进等等因素。数量的累积不但制造了销售的神话，使出版商获取巨额利润，也可能使文学史随之被改写。靠外力制造的畅销书往往不能持久，它只能畅销一时，而不能畅销一世，靠内力制造的畅销书才能长久地流行。靠内力制造的畅销书往往成为后来的学院经典，成为学院经典的结果又反作用于它的销量。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数被经典化的文学作品，都曾在某个时期成为过畅销书，我们可以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找到大量的例子。经典化和畅销现象是两种互相推动的力量，它的理想状态是进入良性循环。例如，如果我们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视为一种经典化的行为，那么这种经典化行为本身便促成并加速了获奖作品的畅销。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是文学专家，他们自然不代表大众，他们在评奖过程中是否会参考大众意见，本文也不好妄言，但是一旦评奖结果揭晓，畅销现象理应随之而生。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果出来之后，卖盗版书的地摊市场上便摆满了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经典化过程对作品销量的影响在地摊上得到表现。就以往的事实来看，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多数没有因为获奖而有非凡的销售业绩，但是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暗算》而言，销量大增却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暗算》出版三年已经销售了三十万册，已经是流行小说。因为之前流行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还没有先例，所以它被视为开了中国文学评奖制度由精英趣味向大众趣味靠扰的先河。同时，由于获奖，《暗算》的销量也稳步上升，据报道，获奖结果揭晓之后，出版社都已经开始筹划加印这些书，特别是《暗算》。作品经典化之后，它的销售业绩自然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这个提升的程度有多高，还得依赖作品本身的质量和其他因素的配合。并非所有被经典化的作品都能畅销，这也是可以找到大量例证的。

另一个能体现这种互动效应的事件是奥斯卡评奖：提名作品有一个不成文的要求，它必须达到一定的票房收入才能获得提名，奥斯卡评奖委员会会在很大程度上参考大众的意见。例如《公民凯恩》的评奖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奥斯卡评奖委员会专家们折服于《公民凯恩》高超的电影技巧，给予了9项提名，但是该片公映以来在观众中却反应平平，票房收入不高。评委们斟酌再三，最后只授予它一项最佳编剧奖。这是证实票房（畅销度）对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影响的例子。经典化的结果对作品的畅销度的影响更加不可低估：据一些内行人士估计，如果一部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它的票房增加值大约为3000万美元左右，而一旦获奖，票房收入还将增加2000万美元。25

经典化的最大作用就是它可能使经典化的作品进入中学或大学的课本，而这自然能够使该小说的接受达到最大化。陈平原说：“学校不必真的以小说为教科书，但在学生中广泛流传的小说，实际上就起着教科书的作用。再加上大学生固有的流动性，以及日后可能的为人师表，其对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成几何级数增长。就实际效果而言，小说之被阅读，十位市民很可能顶不上一名学生。因此，单看销量，不足以说明小说的传播与接受。”26陈平原的论断实际上强调了经典化对文学作品传播的巨大的作用。许多文学名著正是因为有了经典化的推动才屡次登上畅销书榜，例如《老人与海》《百年孤独》等文学名著，如果没有文学史教材推荐、评论家的大力推崇等经典化举动的因素，它的销量能否达到现在这个数量，实在是一个未知数。经典化对书籍的销量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是也有人将它们加以对立，例如韩国人南博说：一本经典著作胜似一百本畅销书，27南博还用鹤见俊辅的观点来说明经典就是那些“不理解且没有趣”的书，从而把经典著作与畅销书对立起来：“哲学家鹤见俊辅先生以‘理解’和‘有趣’为标准，把书分为四个种类。这四个种类分别为：一、理解却不太有趣。二、理解并有趣。三、不理解但有趣。四、不理解且没有趣。据说鹤见先生他本人是尽把‘不理解且没有趣的书’放在身边以便阅读。”28可见，经典与畅销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实在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让我们用杰拉尔德·奥克斯·戴维斯的话来结束这部分的论述：“一本书的出版，就如耶稣之献祭于神庙：从拉比的崇拜到腓力斯人的攻击，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然而不管发生过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人们传颂的也就只有那么极少的几本书而已。美国每年五万本书出版物中，也许就只有那么30本真正成为全国性的畅销书。”29

四营销理论

严格地说，营销理论应该属于技术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分支。但是本文认为这二者应该适当加以区别，它与技术主义理论应分属两个范畴。我们所说的技术主义理论更侧重于畅销书的写作、编辑、出版等，营销理论则偏重于书籍的销售策划、广告、炒作、包装等。技术主义理论属于生产端的问题，营销理论属于消费端的问题。《这书要卖100万》和《打造畅销书》都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既重视畅销书的生产技术，又重视畅销书的营销技术。但是由于图书营销已经成为一门专业的学问，因此它应与畅销书的生产技术分开讨论。

畅销书的营销技术包括书籍的包装、定价、封面设计、扉页题词、造势、销售方式的选择、市场调研与分析、广告、评论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畅销书的营销不同于一般图书的营销，畅销书的营销需要制造消费热点，抓住读者兴奋点强势渲染推出，利用流行“概念”突出书籍的实用功能、宣泄功能、揭秘功能、娱乐功能等，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或求知欲，将读者的隐性欲望最大化地表现出来。

现有的畅销书营销理论主要偏重于经典案例分析，并无一套有效的系统理论。所有图书营销的教程都偏重于图书营销理论的基本知识介绍，例如方卿编著的《图书营销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方卿编著的《图书营销学》（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孟凡舟的《图书营销学》（书海出版社，1991）、胡典世、练小川编著的《图书营销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刘拥军编著的《现代图书营销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英国巴韦尔斯托克（Baverstock， A.）的《图书营销》（How to Market Books）（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等等。这类专著适合图书营销入门者作为基础知识来把握。另一类则重视对畅销书经典案例的评析，例如刘拥军《图书营销案例点评》（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王新民《真话真说：贾平凹图书策划出版畅销纪》（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方卿、邓香莲《畅销有理：畅销书案例评析》（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美国凯伦·凯利（Karen Kelly）《〈秘密〉的秘密——大获成功的畅销书解密》（The Secret of the Secret）（长安出版社，2008）等等。这些作品注重分析成功的畅销书案例。也有一些书注意从策划、写作到营销全方面地记录畅销书鲜为人知的一面，例如美国杰罗德·R.杰肯斯、马丁·林克的《畅销书内幕》、英国里查德·约瑟夫的《英美畅销书内幕》等，这些书的学术水平不高，注意经验介绍和解秘内幕，倒不失为畅销书的制作与营销的良好借鉴。

总的来讲，营销理论认为畅销书或流行小说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作品本身是否含有畅销元素，它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成功的策划、营销手段。然而，策划、营销手段又无定法，许多畅销书都有自己的畅销原因和营销策略，并不可完全复制。但是，总的来看，畅销书的营销策略又有一些大致的方法，例如文硕、吴兴文编著的《图书营销传播》一书，通过众多案例，总结出图书营销的多种策略。对畅销书，论者提出所谓的“抢滩布阵策略”“攻心为上策略”“立体‘造势’策略”“耳提面命战略”“封杀策略”“敢向自己攻击策略”“风险效益策略”“‘饥饿’营销策略”“强化分销渠道策略”“‘话题书’策略”“折扣策略”30等许多策略。该论者甚至认为，只要策划得好，滞销书也能变成畅销书，营销简直具有点石成金的作用！

关于畅销书或流行小说的理论，还有许多。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畅销书从构思、写作、编辑、出版、发行、阅读的每个环节，时代文化心理、读者构成等等方面，都直接影响到该书的销售业绩，一个细微的变数都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局。即便如此，神化其中任何一个阶段仍然是片面的。另一方面，由于畅销书的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诸多的畅销现象又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细化的讨论反而无助于我们切入畅销现象的本质。相反，这些外在的影响反而会干扰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它。

注释：

①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②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载朱光潜：《谈美·谈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154页。

③张德礼等：《二月河历史叙事的文化审美建构》，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④叶轻舟：《畅销书》，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⑤刘晔原：《大众文藝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⑥《〈礼拜六〉出版赘言》，1914年6月6日《礼拜六》第1期。

⑦爱楼：《〈游戏杂志〉序》，1913年11月30日《游戏杂志》第1期。

⑧李定夷：《〈消闲钟〉发刊词》，1914年5月《消闲钟》第1集第1期。

⑨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2—555页。

⑩江宁康：《美国当代文化阐释：全球视野中的美国社会与文化变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11张鲁卿等：《新人类：酷的一代》，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12[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页。

1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导言》，参见罗纲《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4页。

14郑毅：《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市王府井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编：《今日王府井》，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该资料记载：“目前，《新华字典》的销量已超过3亿册，对我国文化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另据陈原著的《遨游辞书奇境》记载：“看看‘镕’这个字在销量超过三亿册的《新华字典》中的地位和命运，是很有意思的。”陈原：《遨游辞书奇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6页。

15吴亮：《吴亮话语·独行者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16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17康来新：《晚清小说理论研究》，大安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18包忠文《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页。

1920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第285页。

21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品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9页。

22吴义勤：《极端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潮小说观念革命之反思》，载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文集（2005）》，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23陆贵山：《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24赵毅衡：《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

25百度百科，《奥斯卡金像奖》，http：//baike.baidu.com/view/16894.htm.

26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17页。

2728[韩]南博：《老年生活企划书》，韩小龙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0年版，第70页，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