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制度论文

气候变化是人类当今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它的起因与影响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共同行动起来采取对策。碳权交易是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机制,它可以给予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投资费用上的灵活性,实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费用的有效性分配。从而实现低碳经济，提高能源利用率，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制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制度论文 篇1：

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构建

摘 要: 构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不仅是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减排压力的积极行动举措，也是中国走可持续的低碳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节能减排的宏观政策法律环境已经形成，碳交易的实践也为建立碳交易市场创造了重要条件。就中国碳交易立法、碳交易市场的定位、市场主体结构、碳交易所的功能、中国碳产品的设计等提出相关建议十分必要。

关键词: 碳交易； 碳市场； 碳减排； 法律； 市场构建

收稿日期： 2011-1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FX080）

作者简介：中山大学法学院课题组成员包括李挚萍，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彭本利，博士研究生，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邱 新，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程凌香，博士研究生，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陈惠珍，博士研究生，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

面对环境危机、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挑战，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十二五”期间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目前已经在一些省份进行试点。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对相关法律政策有极大的依赖性，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及政策研究仍很薄弱，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将对碳交易制度中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为完善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一、 碳交易的基本类型

（一） 碳交易的产生

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是全球变暖。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是造成当前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使气候系统免遭破坏的水平上，必须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碳交易是基于减排成本差异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碳交易市场和实行碳排放交易是实现低成本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效方式。碳交易市场最初是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为发达国家确定了强制性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同时为帮助发达国家履约，规定了低成本的灵活减排机制：发达国家之间的排放交易机制（Emission Trade，简称ET）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目前国际市场上的碳交易内容大部分与《京都议定书》有关。部分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则建立了本国自行实施的碳减排计划及交易机制。

（二） 碳交易的类型

1. 根据形成基础的不同，碳交易类型可分为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和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

（1） 以配额为基础（Allowancebased）的交易指买方直接购买卖方已经获得的碳排放许可配额。这些许可配额是政府部门在《京都议定书》或者其他国内“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Capand Trade）之下创建和分配（或拍卖）的指标。例如，《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分配数量单位”（Assigned Amount Units,简称AAUs）或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规定的“欧盟指标”（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这种配额交易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又履行了环保责任，使得法定的参与者能够通过交易，以较小的成本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

(2) 以项目为基础（Projectbased）的交易指买方购买来自某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活动的排放信用，也就是相对于不存在这个项目而言，项目的执行能够产生额外的经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主要指买卖双方交易《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约”项目所产生的“核证的减排量（CERs）”和“减排单位（ERUs）”。

目前，“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允许购入一定比例项目产生的“碳信用”（Carbon Credit）来帮助达到排放的合规性，这称之为“抵扣”（Offsetting）。一般来说，只要签发了项目为基础的信用额，并最终交付了该信用和满足了减排要求，这些信用就实质上等同于许可配额。以项目为基础的信用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法规要求、项目开发和执行问题以及耗时长的审批较高的交易成本。

2. 根据交易的动力来源不同，碳交易类型可分为强制性碳交易和自愿性碳交易：

（1） 强制性碳交易，即以配额为基础（Allowancebased）的碳交易，又称为强制性的合规市场（Regulatory/Compliance Markets）。强制性碳减排市场上的交易者，不管是以买家身份还是卖家身份出现，都是为了完成“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CapandTrade）下承担的碳减排配额和指标。

（2） 自愿性碳交易市场，又称为非合规市场（Noncompliance market）,早在强制性碳减排市场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自愿性碳交易市场由各种公司、政府、组织、国际性活动的组织者和个人构成，他们自愿购买碳来抵消自己的碳排放，以实现其减排责任。这些自愿补偿额通常是从零售商或者是一些投资于一揽子碳抵消项目的组织那里购买，而这些组织常常把实施项目所获得的碳抵消额度以较小的额度销售给客户。由于自愿性碳交易不依赖法律进行强制减排，因此其中的部分交易也不需要对获得的碳减排量进行统一的认证与核查。虽然自愿减排市场还缺乏统一的管理，但是它具有机制灵活的特点，从申请、审核、交易到开发所需时间相对更短，价格也较低，主要被用于企业市场行销、品牌建设和企业社会责任宣示等附加效益。

自愿性碳交易市场又分为碳汇标准与无碳标准交易两种。自愿性市场碳汇交易的配额部分主要的产品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简称CCX）的碳金融工具（Carbon Financial Instruments,简称CFI）。自愿性市场碳汇交易基于项目部分的内容比较丰富，近年来不断有新的计划和系统出现，主要包括自愿减排量（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s,简称VER）的交易、资源碳标准(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简称VCS)等；同时很多非政府组织从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开发了很多自愿减排碳交易产品。至于自愿性交易市场的无碳标准，则是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发展和提出的一套相对独立的四步骤碳抵消方案，包括评估碳排放、自我减排、通过能源与环境项目抵消碳排放和第三方认证，从而最终实现无碳目标。

除了以上所列的四类碳交易，全球碳信用的小型零售市场发展得也很快。严格来说，小型零售碳交易市场也属于自愿性碳交易的一部分。在这类碳信用市场里，零售商销售碳减排指标给个人和那些希望抵扣“碳足迹（Carbon Emission Footprints）”的公司，使得买家变身为“碳中和”的实体、个人或某个活动。例如不少国际银行、信用卡商、私募基金等都在积极地零散购买碳信用指标。

二、 中国建立碳交易市场的现实条件

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在2008—2012年年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 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1］114。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被《京都议定书》纳入强制减排计划中，不用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但根据荷兰尼德兰环境评估机构(EEA)的报告，2006年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新的形势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越来越大。

目前中国主要通过CDM参与国际碳交易。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5月的统计，中国已经连续第三个年头成为世界最大的CDM指标供应国——中国的CDM指标供应量在2007年的市场份额为73%，而这个比例在2006年仅为54%。目前，中国占有一级市场CER交易量62%的份额，并以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和适宜的投资环境成为许多碳指标买家的最终选择［1］116。但中国目前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只是碳产品的提供者。由于缺乏议价权，最终的成交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差甚远。

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政府已经做出的重大决策。在此背景下，需要通过机制体制创新，将碳交易市场的有序发展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利用市场机制有效推动节能减排任务的完成。因此，构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不仅是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减排压力的积极行动举措，也是中国走可持续的低碳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在2009年制订了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自2010年开始，确定了五省八市低碳试点地区五省包括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八市包括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为了配合低碳目标的完成，各个地区纷纷探索建立碳交易制度的途径。

当前，中国已初具建立碳交易市场的条件：

（一） 法规政策条件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于2007年6月4日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核能、土地利用和森林保护及技术开发等方面针对气候变化提出了一系列的计划。2008年10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以及中国对此进行的体制机制建设。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国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同时建立统一的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要分别下降 16%和17%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一篇第三章“主要目标”。。

为推动中国CDM项目的开展，建立高效、简洁、透明的管理体制，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和外交部等于2004年共同制定了《CDM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10月12日，各部门重新发布《CDM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为规范市场行为，维护CDM项目业主的权益，2006年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发布《关于规范中国CDM项目咨询服务及评估工作的重要公告》，明确CDM项目咨询服务的收费标准，严禁咨询机构违背《CDM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与项目实施企业签订直接分得一定比例CERs或其转让收益的合同。中国节能减排的宏观政策环境已经形成，为中国碳市场的建立创造了较大的空间。CDM项目碳产品的相关规范也为中国制定碳交易规则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此外，中国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该《办法》即将出台，届时对自愿减排交易活动会有较好的规制。

（二） 实践条件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CDM项目的碳交易，截至2009年3月底，已有1 900多个项目获得批准。在《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的项目也已达492个。中国每年减排量占全球的56. 72%，居全球第一，项目数也是世界第一。而注册项目的总减排量，到2012年大约有21亿吨二氧化碳的当量［2］。中国本土的自愿碳减排交易也有一些零星的尝试。如2009年8月5日，国内第一笔场内自愿碳减排交易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此笔交易的购买方是一家上海企业——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是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 026TCO2e减排指标，成交价格为27.76万元，约合35（5美元）/TCO2e；供给方来自中国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和美国环保协会等单位于2008年共同发起的“绿色出行”行动，经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核准，2008年奥运单双号限行期间，北京市近百家企事业单位及8万民众参与了此活动，共减排8 895.06TCO2e。还有2008年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曾向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认购VERs，以抵减2008年“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过程中演出、观众交通排放的温室气体。其创新之处是，测算出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产生的CO2排放总量（包括灯光、制冷、乐队和观众的出行等）后，音乐堂支付相应款项，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承办，在云南按照国际标准植树，抵消演出碳排放。另外，2009年11月17日，国际济丰下属的上海济丰纸业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上海济丰名义在自愿碳标准（VCX）APX登记处抵消6 266自愿减排单位（VCU），抵消上海济丰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产生的碳排放量。上海济丰为此通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向厦门赫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相应对价［3］84-85。这些碳交易的实践不仅表明中国碳市场的潜力巨大，也说明中国已经具备建立碳交易市场的经济社会条件。

三、 构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议

（一） 完善与碳交易相关的法律政策

不同的法律制度设计对碳交易市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与碳交易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庞大复杂，主要包括三大类：

1. 对碳交易制度有影响的法律政策。主要指对碳交易制度产生影响的宏观及外围法律政策，如国家气候变化立法、节能及可再生能源法、污染控制法律制度、温室气体减排法律要求，国家加入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公约及条约等。由于温室气体是最具外部性和公共性影响的污染物，其影响是全球性的，所以各国的行动往往依赖国际或者区际协议。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是各国气候变化立法的主要依据。由于各国政治经济体制各异，环境保护法律及制度设计不同，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不同，导致各国与温室气体相关的立法差异性极大。一国以内的现有立法对于碳交易制度的产生及生存可以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促进作用。如健全的立法，合适的温室气体控制目标，必要及有效的实现目标的法律措施和途径，有威慑力的法律制裁手段，严格到位的执法产生的积极影响。二是阻碍作用。如立法不完善，温室气体控制目标不明确、不合适，实现相关目标的措施和路径缺乏，法律制裁太弱、执法不严格等产生的消极影响。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是良好的，如已经公布了国家级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确定了国家的“十二五”期间的节能减排及温室气体控制目标，有一定的法律支撑，但法律基础仍然很弱，国家尚未制定并颁布气候变化法，温室气体是否为一种污染物定性未明，现有的污染物控制制度及措施、法律责任能否用于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尚不清楚，况且，目前的环境法律责任太轻，执法不到位的情况很普遍，不利于形成促使企业积极守法的环境。另外，温室气体的监管机构尚未明确，这都表明我国控制温室气体的法律制度没有形成，从而实行碳交易的法律风险仍然较大。

2. 建立碳交易制度所需要的法律依据。排污交易制度的法律正当性来自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各国为了建立碳交易市场，往往法律先行，如欧盟于2003年出台了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即《在欧盟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指令》（Directive 2003/87/EC）。2004年，欧盟对该指令进行了修改，增添了将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与《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机制连接的内容（被称为“连接指令”）。2009年，欧洲委员会对排放权交易机制指令进行了再次修改，改善及扩大了现有的排放权交易机制。中国目前有关排污交易的制度尚无国家级法律规定，只规定了对重点污染物可能实行总量控制。一些已经实施或者将要实施排污交易制度的地区，如山西、江苏、上海、深圳、珠海等，在地方立法或者规章中对排污交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难以用于支持碳排放权交易，因为二氧化碳尚未被确定为污染物。所以，为了支持碳交易制度，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出台针对碳减排及碳交易的相关法律条文。否则人们无法看到碳减排的政策走向及市场的长远前景，严重影响他们加入市场的意愿和决心。最早的自愿碳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于2010年12月31日结束其碳限额交易，原因之一是在碳交易立法缺失的情况下，大批会员表示没有兴趣再继续购买其他会员售出的减排量。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3. 规范碳交易有序进行的交易规则。碳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分配必须体现公平、效率及环保的原则，其产生需要标准化的核准认证，其转移必须高度公开、公正、透明，其管理必须严格、明晰。为此，政府有必要制定及完善与碳交易相关的一系列标准、制度及规则。目前中国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该《办法》即将出台，届时对自愿减排交易活动会有较好规制，但是这个《办法》涵盖的内容有限，没有对自愿减排标准及定价规则进行规定。此外，碳交易过程涉及的规则众多，不是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的，所以，完善交易规则，建立起值得依赖的碳交易体系是当务之急。

目前中国在立法方面还有艰巨的工作要做，全国人大应该尽快起草中国气候变化法，明确有关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本原则及制度。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入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及控制温室气体的内容。在《节约能源法》中反映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要求并提供相应的措施手段。我们建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温室气体减排及交易管理条例》，明确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排放源控制的范围，指标分配方式，指标管理、登记、转移、追踪的具体规定。修改金融产品及金融机构相关法律法规，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等立法中涵盖碳衍生品管理的内容。有关部委应该尽快制定温室气体交易规则，防止出现及处罚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违法交易等行为。

（二）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相关设计

1. 中国碳交易市场建立的步骤。中国碳市场的建立既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参考已有的成熟制度和规则，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注重机制创新和加强对碳市场的监管；既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能，与国际市场接轨，又要具有一定的本土特色，确保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建立碳交易市场，我们建议分两步走：

第一步，以自愿交易作为起点，积极开发各种自愿交易产品。自愿交易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尽管很小，但是在一些尚未实行温室气体强制减排的国家意义重大：首先，抢占有利的商业机会和市场；其次，为碳减排先行者提供交易管理服务；第三，为将来大规模的碳交易进行练兵，为企业提供经营碳资产的实战经验，培育进入国际碳市场的能力；最后，配合国家及省的节能和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争取更多的交易品种及项目。

为了使自愿交易能够有一定的市场，我们建议交易所实行会员制，争取尽可能多的有自愿减排意愿的机构参加，设计多种的交易品种，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使社会广为知晓。同时健全交易规则及标准体系。

在建设自愿减排交易平台时，目前要关注两个重点：一是重视为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目标服务。二是将我国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已经开展的CDM项目囊括进来。

第二步，推动碳强制减排的交易。各地在相继建立碳交易所，尽管没有大量的交易产生，但是大家都希望着眼于未来。刚开始的几年一般有政府或者大财团的财力支撑，交易所还能存活，若干年后必然开展较为自由的竞争，如果没有较大的交易量支撑，交易所难以持续。只有建立强制碳减排制度才能产生大量的碳交易需求。由于一国之内并不需要很多碳交易所，必然出现优胜劣汰的局面，全国的碳交易所将面临大洗牌。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交易所应尽可能多地介入各种交易环节，提供一些专有的管理及服务，成为强制减排的限额交易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平台。

碳排放交易以现货交易为基础，但是衍生品交易却具有巨大优势，而且占据大部分的碳交易市场份额，直接引导与影响碳交易市场发展。虽然国内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充分发展，但中国将要设立的碳排放交易所既要以现货交易为基础，也要把握市场发展趋势，着手准备碳排放衍生品交易平台，开发国内外的潜在交易客户。

具体来说，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的期货市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利用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在专业服务能力、市场基础设施、交易结算系统上的互补性，开展碳交易和气候衍生品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和流动性。

(2) 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参考欧洲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等碳期货交易模式，借鉴其碳期货合约的设计思路、制度规则、发展模式、产品定价、做市商制、监管制度等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和结算机制，包括市场参与主体、期货交易所的布局、实物交割制度、价格形成制度等。

(3) 对于碳期货市场的运行，应该先推出实物期货、实物期权，再推出金融期货、金融期权。

2.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主体结构。碳交易的参与主体有碳产品的供需双方，在供需双方之间的贸易商、中介机构，提供资金和风险控制的金融机构以及包括技术服务、法律服务等在内的各类咨询服务机构。碳产品的供给方可分为两类：一是受排放限额约束，但持有初始分配额度有剰余的经济实体，它们可通过碳市场将手中的富余配额售出。二是暂时不受排放限制约束的经济实体，它们可将经核证后的减排量出售给排放量超标的单位或中介机构，以获取经济利益。由于经过核证的减排单位可以进入二级市场进行交易，因此在无形之中推动了项目市场的发展，并吸引了大量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参与其中。在二级市场的中介机构中，金融机构在提高市场流动性、丰富产品组合、提供避险工具等方面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4］。在碳交易的二级市场中存在提供交易平台、规范交易模式的交易所，而更多的是直接参与交易的机构和个人。

在碳交易市场中，最富特色的参与主体是第三方认证机构。在碳市场中，无论是对于排放权市场中企业的实际排放还是基于项目的碳市场中减排指标的产生，都必须由第三方机构对其进行合规的审查认定，一方面认定其是否合规具备市场资格，另一方面认定其发生数量。目前，所有的第三方认定机构都是由联合国或地区和国家政府主管机构授权并被授权者严格监督的机构［3］6。2009年，中国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先后获得联合国EB颁发的资质证书。

碳交易市场主体是碳市场的重要组成要素。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是碳市场稳定和活跃的基础和前提。碳交易市场作为新型市场形态，与普通市场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国外碳交易市场的实践发展表明，碳市场的分工更加细化，衍生服务拓展迅速，参与碳市场的主体越来越多，参与方式和参与动机也更加复杂。构建中国的碳市场，需要培育和发展多元的碳市场主体。应明确国家及相关主管机构在碳配额产品提供者的主体职责、建立功能完备的碳交易所平台、鼓励设立为碳交易提供服务的认证、审核、融资、咨询、评估、法律、会计等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鼓励有资格进行碳交易的个人和各种组织，包括具有碳排放许可的国内各地区企业、政府、中介机构、投资商等积极参与交易，活跃市场。

建立会员制既可为市场提供充足的交易主体，又是对交易主体规范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构建中国的碳市场可以尝试在碳交易所交易平台的基础上建立面向所有买家和卖家的开放的会员制。由于在中国碳交易还是一种新生事物，需要加强宣传，提高全社会的低碳意识和理念，让人们对碳市场和碳产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使每一个社会主体都成为潜在的碳市场主体。

3. 碳交易所的功能定位。碳交易所作为独立的服务机构，为碳交易的各方搭建了一个平台，将卖方、买方、投机者、市商等高效有序地汇集在一起。相对于场外交易，碳交易所有固定场所，有规范的成员资格，有严格可控的规则制度，有明确的交易产品，不再是交易双方通过私下协商进行的一对一交易，从而降低减排成本，传导减排政策，实现碳融资，推动低碳发展。由于碳交易市场体系和碳交易所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碳交易所的建设需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同时借鉴西方国家在碳交易所功能定位方面的成功经验。中国碳交易所应该发挥如下功能及作用： （1） 制作统一碳交易合同。将合同的条款统一化和标准化，使碳市场具有高度流动性，提高市场效率。

（2） 提供买卖的场所。为碳交易提供一个专门的、有组织的场所和各种设施。

（3） 提供市场管理服务。为碳交易制定规章制度和交易规则，保障和监督这些制度、规则的实施，最大限度地规范碳交易行为，防止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监督、管理交易所内进行的碳交易活动，调解交易纠纷，包括交易者之间的纠纷，客户与经纪公司之间的纠纷。

（4） 为碳交易双方提供履约及财务方面的担保，降低碳交易的信用风险。

（5） 提供信息服务。将场所形成的排放限额或者指标价格和成交量等信息及时、系统地进行公布，增加市场透明度和公开性，让场外交易者了解碳市场行情。

（6） 为碳交易提供结算、交割服务。

由于碳交易市场体系和碳交易所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碳交易涉及政府和市场、社会和企业各个层面，环节众多，从碳产品开发到交易完成有一个较长的周期，碳减排指标的配额、项目减排量的核证、交易登记和结算各个环节技术性强。我国碳交易所的建设刚起步，其功能及作用的发挥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可能承担太多的职能。因而应该充分利用银行、会计、审计、金融、证券、保险、技术测量、核查认证、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机构的专业资源，开放性地吸引相关社会部门介入碳交易服务体系。

4. 中国碳产品的设计。产品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反过来市场的发展完善又会导致新产品的创新开发。不同性质的产品分布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市场提供不同的交易产品。碳交易产品的多样化有利于活跃市场，满足不同需要，降低市场风险。中国在碳产品设计方面既要考虑国内的碳交易需求与供给，也要考虑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与融合问题。具体而言，应从如下方面考虑：

（1） 重视为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目标服务。“十二五”期间国家的节能任务更为艰巨，行政手段的作用空间已相当有限，而市场机制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设置交易品种时，应该更多考虑开发为节能减排服务的产品。

（2） 在考虑碳产品涉及的气体与行业时，我们建议在起步阶段针对特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主要交易产品，涵盖电力、钢铁、水泥、造纸、交通等行业。

（3） 由于全球碳交易市场中项目核证碳减排量产品和碳排放配额产品发展同样迅速，中国即将建立的碳交易所也要以这两种产品为基础。在项目类产品方面，由于中国是CDM项目的最大卖方，为了更好地为国内业主提供便利的交易平台，同时争取更多的国际定价权，CDM项目产生CER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因为CDM项目产生的CER一般以远期合约为主，成为二级市场中重要的衍生品，交易所可以结合衍生品市场进行开发、培育。在配额方面，尤其是强制性的配额，这主要看国家是否实行总量控制并进行强制性交易，交易所如果获得政策支持，则可以把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配额作为基本的交易产品。

（4） 在考虑碳交易产品产生方式时，碳交易所可以同时接受强制减排碳产品和自愿减排碳产品的交易。目前国内实践中进行碳减排交易基本都是自愿减排产品，包括上文提到的碳中和、碳抵消、碳汇产品等，但实际交易数量不大。即便全球最大的自愿减排交易平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最终也停止了此项交易服务。可见单单依靠自愿减排产品无法维持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未有强制性的法律或者政策要求，基于强制性碳减排的产品尚不能形成市场，中国建立的碳交易所可以先以自愿减排产品为基础，开拓市场，积累服务经验，同时积极推动国家出台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政策，开发强制减排产品并争取早日上市交易。

（5） 在考虑产品设计时，既要以碳排放类产品为重点，也不能放弃对碳汇产品、碳抵消产品的开发。由于国内目前的碳交易市场还未发展起来，自愿减排的产品依然是主要的产品产生来源，而且其主要形式很多以碳汇产品、碳抵消（中和）等出现。例如北交所目前正在重点进行的森林农业OFFSET项目。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 郝晓琴.对构建我国碳交易市场的思考［J］.大众商务,2010(16):28-33.

［3］ 郭日生，彭斯震.碳市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 李 婷,李成武,何剑锋.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及我国碳交易市场展望［J］.经济纵横,2010(7)：42-46.

(责任编辑 徐 丹）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arbon Trading Market

Sun Yatsen University Law School Team

(School of Law,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law; market construction

作者：中山大学法学院课题组

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制度论文 篇2：

碳排放权问题的国际进展与对中国的启示

气候变化是人类当今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它的起因与影响都是全球性的, 需要全球共同行动起来采取对策。碳权交易是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机制, 它可以给予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投资费用上的灵活性,实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费用的有效性分配。从而实现低碳经济，提高能源利用率，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

一、《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机制

《京都议定书》提供的减排机制有如下三种：排放贸易机制( ET)、联合履行机制(J I )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排放贸易制度是指，发达国家中一国可以将其超额减排的指标出售给他国，而转让方相应地扣减自身的减排配额。

联合履行机制是指，一方从另一方获得的任何排放削减单位或一个分配数量的部分，这样就提高了受让方的分配数额。

清洁发展机制是指，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允许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将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完成其承诺的减排指标。

正是由于减排机制的经济可行性，促使了碳交易市场的形成。

二、碳排放权问题的国际进展

（一）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状况

欧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首要目标是将温室气体的排放由增加转为减少， 然后再努力达到《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减排目标 。自2005年 1 月 1日开始实施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制度 ，即欧盟减排交易机制 (简称 EU ETS ) ，它的特征是限额贸易， 核心是排放配额国家分配计划。

欧盟将其承诺的 8 ％减排 目标分解到每一个成员国，制定减排量分担计划。该计划按照“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制订。 成员国政府把分配到的排放配额再分解给各自国内的相关企业 ，即制订“国家分配计划 ”（简称 N A P ) 。N A P制订后必须向全社会公开， 同时提交欧盟委员会审议。

N A P必须遵循以下规则：必须与该国分担的目标相对应， 同时还要反映该国在实现该目标时实际的和预期的进展情况；在给具体的企业分配排放额度时， 必须考察其每一项生产活动以决定其减排潜力，分配给它的排放额度不能高于该企业可能需要的额度；当某成员国打算通过另外两个京都机制协助实现其国家排放目标，从而为其国内企业提供更大的排放空间时，其相关计划必须足够细化和具体。欧盟委员会有权要求成员国对不合格的N A P 做出修正，甚至完全拒绝。如果一个成员国的NAP遭到欧盟委员会的拒绝，就必须重新制订，一旦获得通过就不得更改。

在EU ETS机制下，企业在每个公历年度结束后必须上交与其实际排放量等值的配额， 超额排放企业就将超排缺填补， 否则将面临高额罚金。而填补缺口的办法是向有节余的企业购买配额。从长远来看，交易配额将刺激企业采取的措施降低实际排放量。

（二）美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状况

美国主要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有西部气候倡议(WCI)、区域性温室气体倡议(RGGI)、气候储备行动(CAR)、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1、西部气候倡议(WCI)

西部气候倡议旨在通过州、省之间的联合来推动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尤其是支持采用市场机制来有效实现减排。配额设置与排放额分配委员会则负责运用方法学为本区域设置排放上限以及在各成员间分配排放额。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WCI采用区域限额与交易机制(Cap - and - Trade) ,确立一个明确的、 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排放上限 ,然后通过市场机制来确定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标。州或省政府规定一个或几个行业碳排放的绝

对总额 ,可交易的排放额或排放许可限定在该总额内 ,这些排放额可以通过拍卖或无偿的方式重新进行分配 ,各州、 省或邦政府指定各组织机构提供排放额以中和其碳源。

2、 区域性温室气体倡议(RGGI)

区域性温室气体倡议是美国第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强制性减排体系 。RGGI和 WCI 一样也是以州为基础成立的区域性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组织 ,试图推动清洁能源经济创新与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但不同的是它采了更加保守的策略 ,仅将电力行业列为控排放的部门 。

RGGI也提供了一个基于市场的碳排放权拍卖和贸易体系 ,同样允许购买某些类型的项目所产生的碳排放配额来抵消配额不足 ,但其购买的碳抵消额一般不超过 3. 3 % ,而且只能局限在美国本土内。

3、气候储备行动(CAR)

气候储备行动 ( Climate Action Reserve ,CAR)于 2009 年正式启动 ,是一个基于项目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它制定一个可开发、 可量化、 可核查的温室气体减排标准 ,发布基于项目而产生的碳排放额 ,透明地监测全程的碳交易过程 ,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北美的交易体系。

由于气候储备行动是美国第一个根据自愿碳标准(VCS)设立的温室气体减排体系 ,其所有的项目都是采用 VCS方法学,因此气候储备行动目前只接受由气候行动储备开发协议项目 ,尚不接受 CDM 项目的减排额 ,而只是把 CDM 机制的方法学作为其协议的出发点 ,也不接受来自 EPA “气候领导者项目” 所产生的减排额(Climate Leaders Off set s ,CLO)以及来自自愿碳标准的减排额。

4、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CCX也是根据配额和交易机制动作的,其减排额的分配是根据成员和 CCX减排时间表来确定的 ,加入必须做出减排的承诺 ,该承诺出于自律约束力。如果会员减排量超过了额 ,它可以将自己超出的量在 CCX交户 ,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承诺减排额场上购买碳金融工具合约(CFI) 。CCX 也接受其他项目的减排量 ,而且是美国惟一认可 CDM 项目的交易体系 ,但由于 CFI的价格远远低于欧洲碳市场上 CDM项目的减排额的价格 ,实际上很难发生交易。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积极构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平台

目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以后还会继续提高。

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占到全球CDM市场的三分之一强，但是这种基于 CDM 机制的交易完全依托欧美国家的交易平台、 交易方式、 交易价格、 交易程序以及交易手续 ,我国没有价格制定权。因此我国应该积极构建起全国性与区域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平台 ,通过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其他各种方式 ,改变目前不尽合理的定价模式和交易规则 ,实现中国企业由单纯的排放权供应者到市场有效参与者的转变。

(二) 国家应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

欧洲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它站在顶点，往下削减排放量很简单，但是中国还在发展过程中，得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空间、就业拉动等问题，就会很复杂。我国主要采取自愿减排措施的做法，许多产业担心现在减排越多，日后实施总量管制时自己所分配到的排放权会不会变少。国家应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来解决企业的这种疑虑，而不只是单纯地要求产业努力减排，不然会挫伤企业自愿减排的积极性。

（三）制定有关碳交易的会计指南

会计应充分发挥自己在提供可用货币计量、可供鉴证信息方面的优势，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当积极参与到相关市场建设中去，熟悉碳交易的发展及其特点，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提高会计界对此认识，并尽快制定有关碳交易的会计指南。

（四）要加快碳排放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目前碳排放权的法律制度存在许多冲突之处 ,应当对现有的相关立法进行统一协调 ,尤其要对碳排放信息统计监测与考核制度、 碳汇制度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 ,以使减排行动统一,做到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1]王东风.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与实践——以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为例.

[2]胡荣,徐岭.浅析美国碳排放权制度及其交易体系.

作者：王陈 郑雨晨 陈俊旭

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制度论文 篇3：

气候变化新框架下清洁发展机制研究

[摘要]气候变化新框架下，《巴黎协定》承继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定了自主——贡献承诺的减排模式。这为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发达国家在自主减排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CDM项目作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种碳排放量交易机制之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一座贯通减排与发展的桥梁。在新形势下CDM项目的适用和发展，必须要处理好现存的问题，统一于新的减排模式，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碳排放量交易市场的全球化。

[关键词]清洁发展机制；巴黎协定；碳排放交易；气候变化新框架

标志着全球气候新秩序的巴黎气候变化会议于2015年12月12日达成共识，历经两周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形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减缓成果的国际转让成为协定允许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之实现方式。其基础是温室气体减排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并行，合作前提是国家自愿，这与CDM理论基础不谋而合。预计在之后缔约方第一次会议上将会对该国际转让机制进行讨论，具体规则、模式和程序的出台也指日可待[1]。清洁发展机制作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大碳排放交易模式之一，在全球气候新秩序时代下，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CDM的理论现状

《京都议定书》创造性地将市场理论引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中，开创了三大履约机制。一为CDM即清洁发展机制，二为国际排放贸易机制（简称ET），三是联合履约机制（简称JI）。

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将缔约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附件二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另一类是附件一国家，主要是经济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三大灵活履约机制是依据限量-贸易理论（Cap and Trade）和基准线-贸易理论（Baseline and Trade）所设计的[2]。据此三种机制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约为主的基于项目的减排交易形式，一类是基于ET为主的配额型交易形式。由此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可归类为基于项目的市场（Projet-based Markets）和基于配额的市场（Allowance-based Markets）。

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开展项目级别的减排量抵消额度转让是清洁发展机制的运作核心。根据《京都议定书》第12条之规定，附件一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合作，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在东道国开展具有减排温室气体效果的项目，项目所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用于减排任务的履行。

CDM在实施中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求项目的环境效益性，CDM项目必须能够带来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二是要求减排资金以及技术转让，CDM项目需要有额外于官方发展援助用于减排的项目建设资金，同时会有清洁生产技术的转让。简单理解，CDM可以看成是附件一国家以“资金+技术”来换取“CERs（核证减排量）”。

二、国际层面CDM实践中面临的挑战

2005年起清洁发展机制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8年左右到达市场份额顶峰，而后则进入了下坡阶段，究其原因CDM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横向上，CDM项目地域分布失衡

从全球层面横向观察，CDM项目已经出现了不可避免的不均衡分布现象。就项目总量来看，中国、巴西、印度三个国家就分布了全部项目的73.2%；就CERs签发量来说，中国、巴西、印度三个国家承担了全部签发总量的75.9%。中国作为最大的签发国占总量的50.94%[3]。CDM 项目分布不均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引起全球各机构的关注，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方法从而改善全球CDM 项目分布不均的现状。

（二）纵向上，CDM项目对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效益受限

“双赢”是CDM机制设立之初的目标，在完成发达国家减排前提下，通过资金技术的转移帮助东道国家实现可持续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但项目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对双赢目标的实现做出了挑战。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冲突，导致CDM项目在实践中的效果具有局限性。由于东道国对CDM项目在持续发展上的利用方式的分歧性，导致清洁发展机制理论上追求的双重目标难以实现，不可避免的产生相互矛盾。

（三）效果上，清洁生产技术实际转移困难

CDM项目是附件一国家通过提供资金与技术在东道国合作开展减排项目。作为发展中国家唯一能参与的碳交易模式，CDM项目在合作机制上倾向于一种“双赢”的模式，即在降低发达国家减排成本的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低碳转变。通过资金技术的转移，实现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可持续发展。从而在长远上看，也是一种变相减排。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数据表明[4]，至少1/3的CDM项目是包含技术转移成分的。由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项目中的技术转移进行明确定义，不能排除数据中的“技术转移成分”扩充到设备、技能及这两者混合转移的大范围的可能。但事实中的情况不容乐观，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利益和保护知识产权等原因，并不愿意通过CDM项目真正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或转让新的清洁生产技术。

三、国内层面CDM项目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自2002年，我国与荷兰政府开展“内蒙古自治区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开始，我国正式成为CDM项目交易体系的一员。2006年成为CDM项目的第一大输出国。截至2015年5 月5 日，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CDM 项目已达5 073 个；截至2016年5月16日，已获得CERs签发的中国CDM 项目有1 481个[5]。CDM项目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区域失衡

我国CDM项目在地域上主要分布在川、云、内蒙、甘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6]，结合项目类型分布来看，地区集中在中西南和中部地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项目成本相对低。川、贵、云等地区多为大规模的水电项目，因为华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因素影响具有丰富的水电开发资源；内蒙和黑、吉、辽等中北东北地区主要为清洁风电项目；节能与能效项目则主要在晋、冀、鲁、鄂、皖等能源产能与能源消耗大省。而在东部沿海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内，CDM项目数量分布相对较少。

（二）结构失调

从减排类型上看，CDM项目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的CDM项目主要围绕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这也进一步表明我国能源消耗的基数大、能源消耗浪费严重。“能源型”项目，技术含量低，竞争力弱。从注册项目数量分布来看，大规模水电、风电项目占了近50%；目前减排项目都存在于生产线前期，侧重于能源利用方面。面对开展低技术的“能源型”项目的饱和与低签发率的双重压力，CDM项目势必需要转向其他技术含量高的领域。

（三）其他挑战

我国CDM项目主要集中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CDM开发的数量较少，除了资金和技术的匮乏外，由欧债危机引发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价跌量减”的行业低谷也是重要原因。同时，国内CDM项目识别到减排量的签发过程漫长，手续复杂，项目申报费用、谈判等预支交易成本较大，也让国内中小企业开展CDM项目举步维艰。相比之下，印度的CDM项目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小型项目，加以印度CDM项目审批流程的简单性，中小型CDM项目得到了大范围的发展。

减排量的低签发率长周期也是国内CDM项目发展的阻碍之一，截至2016年1月25日，我国已获得CDM执行理事会签发的CDM项目数为1 392项，签发量874 357 425tCO2e，已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的CDM项目数为3 165项，估计年减排量为396 576 244tCO2e，签发项目数占注册项目数的43.98%，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在2009年之前注册的项目至今都没有获得签发。

四、气候变化新框架下CDM项目的改革前景

在新气候框架下，《巴黎协定》承继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定了自主——贡献承诺的减排模式。发达国家在自主减排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纽带，清洁发展机制更像是一座连接发展中国家参与碳排放交易的桥梁。由于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承担实质减排义务，CDM项目在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更具有优势，导致的全球分布不均衡，将CDM项目的发展推进了一种怪圈。全球大部分的CDM项目都分布在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家，而使清洁发展机制的深层次目标——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低碳发展难以进一步推进。

（一）履约主体的转变

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发展，美、日的附件三主张并非毫无根据，如果单独将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列入新的附件三中，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这样一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CDM的适用将会受到限制。相应的条件变化，这些国家的排放贸易甚至会向联合履约机制的方向发展。剥离发展中大国，CDM势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促进在这些国家的资金技术转移和可持续发展效益。

在自主贡献减排模式下，CDM仍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部分经济崛起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转让方面都要采取自主行动，这些国家存在着从CDM项目东道国向CDM项目开展国转变的趋势。而目前的履约制度下，发展中国家仅能通过作为CDM东道国这一种方式参与。新模式下，履约制度不可避免的面临着改革，一方面，CDM中经济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大国将会从附件二国家逐步剥离为具有特殊资格与限制的单列名单国家，甚至进一步过渡为附件一国家，拓宽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责任的途径；另一方面，国际排放贸易机制与联合履约机制也应考虑到发展中大国的适当参与的可能。同时，《巴黎协定》对于市场机制的态度是肯定的，确定了缔约方自愿开展减排交易之原则。清洁发展机制将很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自愿的抵消减排交易模式，相对的民间也可能会形成自愿的抵消交易机制。

（二）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的建立

无论是可持续发展效益的实现问题还是清洁生产技术的转让问题，都应当是清洁发展机制的内部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来保证CDM项目实施中的可持续发展效益和技术转让利益。

一方面可以利用Kolshus et al.首次提出“可持续价值”的概念，根据CDM项目产生的不同类型的CERs之可持续价值的不同，来确定项目的“可持续价值指数”，如HFCs，PFCs，N2O 项目可持续发展价值最低，而其产生的CERs可持续发展指数也比其他类型产生的低。这样就可以对不同类型的CDM项目进行引导，促进高端、持续性好、低碳效果好的项目优先发展。

另一方面，根据CDM项目带来的清洁技术转移效果来确定相应的技术转移指数，对于侧重于能源节约型的、缺少技术转移价值的项目，其技术转移指数就低；那些能够带来清洁生产技术，而且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性好的项目就给予相对较高的技术转移指数。相应的，对于技术转移指数高的项目东道国给予更多的方便与支持，以此来引导技术转移性高的项目发展。

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的同时，结合清洁发展机制基金项目，把可持续发展指数与清洁生产技术转移指数作为CDM项目申请情节发展项目基金的重要评价标准，对于那些具有较高可持续发展效益和技术转移率的项目提供贷款资金，对于质量低下的项目控制资金提供的额度。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具有较高可持续发展收益与技术转移的项目将会有发达国家和清洁发展基金两个方面的资金支持，相反，那些可持续发展价值不高的项目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项目开展的发达国家。

五、新减排模式下的中国应对

自主减排模式的大环境下，中国应抓住国际减排成果转让的机遇，推进国内CDM项目的转型，促成更多类型的自主减排模式和交易模式。推动“化石能源经济”向“清洁发展经济”转型，在完成我国自主减排目标的基础上，提升我国碳排放交易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在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构筑的同时也做好与全球碳市场的对接工作。

（一）推动国内CDM的项目改革

1.转变CDM类型结构，寻求区域均衡。中国大陆地区CDM项目地域分布失衡、结构失调的现状反映出CDM项目单一侧重于能效能源型项目，其他类型比重低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导致前两者的原因，能效能源型项目普遍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可持续发展效益不显著。项目类型的倾向性势必会带来项目地域分布的倾向性。为促进CDM的转型，一方面，推动能效能源型项目的在“数量优势”上向“品质优势”上的转变，提高项目的科技含量，大力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参与，对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型显著的新型发电项目、能源开发项目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注重“工业最后一环节”的减排，加大对温室气体分解利用项目的扶持，充分利用该类项目回收周期短的优势，积极推进在东部沿海以及重工业城市的项目建设。同时，也要加大科研力度，积极推进能源替代技术等环保技术的市场化，为多类型项目的开展提供良好的技术与市场支持。

2.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激发市场活力。CDM项目类型的单一与我国CDM项目业主的单一化也存在一致性联系。能效能源型项目的前期投入要求较高，资金回收周期较长，很多中小企业即使拥有先进技术也望而却步。加之CDM项目审批流程的复杂性，中小型企业更难参与到CDM的大家庭中。但是新型、环境友好型项目如生物质发电、光伏产业等需要中小型企业的参与，才能激发市场的活性；新兴技术产业的项目也通常需要中小企业试点先行，才会有后期推广的可能。因此，市场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为中小型企业参与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中小企业也需要政府完善立法工作、简化中小型企业参与CDM项目的审批程序，防止中小企业半路夭折。此外为解决中小企业参与CDM的资金问题，亟须市场建立并完善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鼓励发展关于碳排放市场的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业务，解决中小绿色企业和私营绿色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3.缩短审批、核证周期，提供高效服务。识别周期长、减排量核证签发周期长已成为阻碍中国大陆地区CDM项目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宏观上，核证减排量的低签发率长周期为CDM的市场交易带来不便，同时也阻碍着新项目的开启；微观上，长周期的申报、谈判让许多新兴技术的中小企业错失了发展的良机。因此，在减排量的核证工作上，政府应注重评价体系的重塑，必要时可邀请相关专家、科研人员，构建起一套标准、高效的新的评价体系，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核证工作的效率。同时，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项目的申报审批流程，简化冗杂环节，去除多余费用，降低项目申报人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7]。

（二）转变减排交易模式

《巴黎协定》重申了“市场机制”在减排成果国际转让中地位，国家资助贡献目标的实现得通过新型的自主减排交易模式。中国作为巴黎气候会议的积极推动者、作为新气候框架协议的践行者，应在利用国内CDM等减排项目发展优势，分析国际减排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推动第一次缔约方会议的召开，投入到新型减排交易机制的讨论与商定。从中国减排的实际出发，形成能够发挥中国力量的自主减排合作机制。同时，也要注重民间自主减排合作的发展，逐步放开项目申请的限制；鼓励私人、环保协会或组织积极参与到新型自主减排的合作中。

（三）逐步推进市场基础建设

一方面，需要国内融资工具尽快形成基本雏形完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推动简化程序的配合，并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为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构筑打好基础。

1.建设低碳融资体系，推广碳金融工具。以CDM项目为例的大多数减排型、环境友好型项目，建设初期对资金技术的要求是比较高甚至数目庞大。这也是很多中小型企业参与CDM项目中途夭折的主要或是关键原因。不仅是需要鼓励发展的中小企业，包括在CDM项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企业都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新气候框架协议下，无论是CDM项目的改革转型还是新的自主减排模式的开展都需要融资工具的参与支持。

首先，政府积极提供对减排项目的资金政策支持，在审批项目过程中进行高新技术产业认定，对拥有社会环境效益高的，周期性长项目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税收方面，适当的减免税收；对于国际合作项目，实行碳产品的出口退税。其次，鼓励商业银行，为低碳减排项目提供低利率贷款，在扩展贷款业务量的同时还可以提供资金账户管理等中间业务。同时商业银行也应认识到，随着中国能源体系的变革，全国性碳排放市场的建立中的资金需求将会带来新一轮的投资浪潮，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将决定以后能否在碳交易与碳金融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再次，企业本身应合理利用民间金融杠杆，利用资产证券化、私募基金等新型金融创新工具，扩大企业融资渠道。

碳排放行业协会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可以发展专业优势发展碳金融的咨询评估机构，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的认定以及商业银行的业务主体审核提供相关咨询意见和建议，降低操作的风险成本。

2.构建统一碳交易市场，做好国际对接。自《京都议定书》生效后，CDM项目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碳交易的主要途径，由于欧盟碳市场在全球碳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碳市场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欧盟碳市场的需求[8]。由金融危机、承诺期不确定性等原因导致的欧盟碳市场CER的需求量减少，导致中国碳排放出口业务如临深渊。因此，国内碳交易市场构建成为新形势下激活国内减排项目发展的新思路。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为全国性市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前期经验，但从区域试点到全国碳市场的构建并非水到渠成。七个试点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相关程序规则不健全，都减缓了全国一体化的进程。因此，国家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以国家统一制度设计为基础，在国家层面上设计出全国统一碳市场的蓝图，推进建设碳交易运行机制、碳排放交易的法律法规的早日出台[9]，同时还要做好区域碳市场的沟通连接工作，做到信息资源的共享、多向互动，为一体化市场的建立提供信息保障；另一方面，以区域试点为平台，因地制宜建设各试点市场的交易管理机制，侧重实际情况的汇总分析，大胆进行设想创新，形成在管理、量化、经营上的系统化。同时地方政府要积极推动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为碳排放市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此外，要积极做好与国际碳市场的对接工作，通过国际减排项目的参与、国际标准的建设，在政策法规、运营机制、监管模式、行业标准等方面要及时做到双向互通，统一规范，为以后的新型自主减排项目的合作以及碳市场的区域化统一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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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诗鸿.清洁发展机制研究综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1）：296-299.

[4]何卫东.对话：环境、城市与法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200.

[5]杨泽铭.国际环境法的十大趋势[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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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白洋.依法治国方略下的环境法治困境与出路[J].兰州学刊，2015，（10）：117-124.

[8]郝海青，毛建民.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变革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83-87.

[9]郝海青，焦传凯.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应用中的法律监管制度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23）：234-238.

〔责任编辑：崔家善焉涵〕

作者：宋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