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证券法》注重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强调中介机构责任，其中引入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对于规范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下的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规制注重投资者利益保护，并辅以相对严重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新《证券法》使得注册会计师职能职责更加清晰，以便其在法律规制下合法高效地开展审计工作。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证券法律制度完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证券法律制度完善论文 篇1：
完善证券市场必须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摘要：证券市场是一个众多参与者进行利益角逐的场所。为了维持证券市场的秩序，必须建立威慑机制、惩戒机制、援助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和对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为此，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加以规范。为了保护投资者，完善的证券市场需要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法律和制度、消除自利交易的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专门制度。
关键词：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
证券市场是一个众多参与者进行利益博弈的场所，是利益转移的一个渠道。在利益面前，鲜廉寡耻者有之，违法乱纪者有之，以强凌弱者有之。为了维持证券市场的秩序，必须建立威慑机制、惩戒机制、援助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和对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为此，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加以规范。完善的证券市场究竟需要哪些法律和制度呢？本文将从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消除自利交易（公司与内幕人士或者由内幕人士控制的其他公司之间的交易）以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其他相关的专门制度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
（一）信用中介的作用
证券市场是柠檬市场的典型例子。投资者无法鉴别发行股票筹资的公司是否值得信任，他们只得在向他们销售的所有股票的价格中减除信任折扣。股价被打折意味着诚实的发行人不能以公道的股价筹集资金从而会转向其他的融资方式，但对不诚实的发行人来说股价被打折与否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他们要的只是资金。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通过一套复杂的法律和制度已经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法律和制度约束着发行人从而给投资者提供了合理保证。这些最重要的制度包括信用中介——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股票交易所。这些中介能在适当范围内保证证券的质量，他们若让发行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地粉饰其盈利前景，从而会丧失信用并进而影响他们日后的业务。如果中介机构不能指出信息披露中的缺陷，那么就违背了他们对于投资者的责任；如果他们有意为之，将会受到民事甚至刑事指控。
但是投资者对信用中介的信赖又带来了道德风险问题。在一个大多数信用中介极力维护其声誉的环境中，新进入者难免出现冒充信用良好的中介的机会主义行为。投资银行业（或者会计师行业，或者证券律师行业）涉及一种外部性——任何一个个体不能完全获得其在名声方面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信用中介的主要作用是保证信息披露的质量从而减少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但是信用中介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他们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
解决信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办法：其一是第二层信用中介，它的作用是保证第一层信用中介名副其实。自律组织就能发挥这一作用。其二是强制性自律组织，这是一个有些强制的解决办法。强制性自律组织能将行为不良的成员驱逐出行业，而不仅仅是剥夺了其盗取自律成员良好名声的能力。其三是规定中介机构的最低准入门槛，保证中介机构满足最低质量标准。监管者给中介机构发放执业许可，对行为不良的中介机构予以罚款或者吊销其执照，如果中介机构蓄意从事不良行为，还可以对其发起刑事指控。
（二）避免信息不对称的核心制度
1.有效的监管部门，起诉人和法庭
证券监管部门（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作为起诉人）必须具备诚实品质，并拥有工作人员、工作技能和财务预算，以便处理复杂的证券信息披露案件。
司法体系同样必须保持诚实正直，并具有处理复杂证券案件的足够经验；当必须阻止财产转移行为时能进行快速干预；能够在人们失去耐心之前做出判决。
法律和制度应让民众有机会发现问题，并且允许集中众多投资者诉求的集团诉讼方式或其他类似方式。
2.财务披露
法律应规定范围广泛的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应被独立审计。会计和审计规则应保证投资者对及时、真实而完整的信息的需求得以满足。会计和审计规则制定机构应胜任其职，保持独立，具有制定良好规则的意愿并保持规则的先进性。
3.信用中介
会计师应该拥有技能和经验，以便发现虚假或者有意误导的信息披露。若会计师支持虚假或有意误导的财务报告，证券法或其他法律能让会计师承担相应的投资者责任风险，这样会计师就会顶住客户要求不严格审计或者不作不利披露的压力。
投资银行业应具有调查证券发行人的丰富经验，因为投资银行业的声誉取决于向投资者销售的证券价格是否过高。如果投资银行销售了披露虚假、误导性信息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证券法或其他法律让投资银行承担足够的投资者责任风险，迫使投资银行顶住客户要求进行有利披露的压力。
证券律师应具有确保公司发行文件与信息披露规则一致的丰富经验。
股票交易所应制定有效上市标准并能通过对违反披露规则的公司处以罚款或予以摘牌来实施这些标准。
4.公司和内幕人士责任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规定对披露虚假或误导信息的公司和内幕人士追究责任并进行其他民事制裁。内幕人士蓄意误导投资者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5.市场透明度
证券交易规则应确保市场“透明”，在公开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间、数量、价格必须立即向投资者披露；禁止操纵交易价格的交易规则应真正执行。
6.文化及其他非正式制度
活跃的财经媒体和证券分析师能够揭露并公开误导性信息披露，能对公司内幕人士、投资银行、会计师和律师提出批评。
会计师、投资银行、律师、公司管理层应形成相互之间进行信息披露的文化氛围。他们要认识到，揭露不良信息是他们的责任，从长远来说对他们是有益无害的。
7.其他相关的专门制度
中介执业许可制度。会计师和投资银行应受到市场准入管制的约束。
自律组织制度。自愿性或强制性自律监管组织进行的自律监管是对政府中介机构监管的有用补充。
律师责任制度。投资者责任风险是对律师专业谨慎态度的有益补充。
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有时候能发现被中介机构忽略的问题，他们可被视作第二层信用中介。但是独立董事不应承担过多的责任风险，否则经验丰富的董事将拒绝履行此职务。
投资基金制度及相关制度。投资基金制度不仅使得个体投资者能分散其投资，而且使个体投资者避免上当受骗。投资基金行业通过增加资金来源能稳定证券市场，也增强了对健康信息披露的需求。
社会保险计划。雇员社会保险计划是另一项有用的制度，与投资基金一样，它们也是投资资金的来源，也增强了对规范信息披露的需求。
合理税收体系。高税率会削弱证券市场，原因是在高税率之下，很多公司不愿意成为上市公司。证券交易的高额印花税可能使证券市场规模急剧地缩小。
其他相关专门制度还包括：投资银行内部的业务规范，其作用是保证投资银行的收费不与法律条款相抵触，不会损害其长远名声；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它可以在公司审计人员面对公司要求宽松处理的压力时保护公司审计人员；内部会计师和律师，他们坚持及时、真实而完整的信息披露，会使欺诈更难以实施，等等。
以下特定类型的对象可能需要建立有针对性的专门制度。a.风险资本。风险资本基金在早期为高科技公司融资并作为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风险资本基金会对寻求融资的公司进行深入调查，并在这些公司日后从证券市场融资时提供间接保证。b.债券评级机构。评级机构是重要的信用中介机构，它们同时评定公司等级和国家风险等级。c.为资金管理人提供评级服务的顾问公司。资金管理行业催生了对资金管理人的业绩进行验证的顾问公司，也带动了针对具有特定管理风格或者投资重点的资金管理人的业绩编制业绩指数的相关产业。
二、消除自利交易以保护投资者的制度
1.有效的监管部门、起诉人和法院
与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一样，在消除自利交易以保护投资者的制度中，证券监管部门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证券监管部门（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作为起诉人）必须诚实，并具有工作人员、工作技能及财务预算去排解复杂的自利交易。
司法体系应保持诚实正直，具有足够的识别复杂自利交易的经验；当有必要阻止资产转移时司法体系能进行迅速的干预，其决策延迟不会令人无法忍受。
程序规范须满足的条件是：提供合理的发现民事侵权案件的空间，容许集团诉讼或者其他可集中众多投资者诉求的方式，认可通过复原事件的详细过程来证明自利交易的做法。
2.披露规则和程序保护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包含要求广泛披露自利交易的条款。公司法或证券法对于自利交易应规定对于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性程序，例如独立董事或作为非利益相关者的股东或者两者都通过后必须完整披露。
所有权披露规则，以便外部投资者知道谁是内幕人士；利益相关的持股人不能就批准自利交易问题参与投票，自利交易的批准应由非利益相关的持股人决定。相关制度应保证信息被及时、真实而完整地披露。
3.信用中介
内部会计师应对自利交易加以审查并报告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披露。外部会计师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以发现尚未披露的自利交易信息，并坚持适当的披露。若会计师支持虚假或误导的自利交易信息披露，证券法或其他法律会使他们承担相应的投资者责任风险。会计师必须进行严格地审查，并顶住客户要求其隐藏或不如实披露自利交易的压力。
证券律师应负起责任，保证公司遵守控制自利交易的信息披露规则。
法律制度应要求公司具有最低数量的独立董事。若公司和独立董事批准对公司不利的自利交易，他们将承受足够大的责任风险。如此一来，董事们将顶住内幕人士要求批准这些交易的压力。
4.内幕人士责任
违反自利交易规则的内幕人士应承担民事责任，而有意违反此项规则，应承担刑事责任。
5.消除内幕人士交易的制度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禁止对于投资者不利的内幕交易，执法部门应执行这些规则。
交易所应制定明确的上市标准，并让违反规则的上市公司遭受惩罚或摘牌；交易所具有监视并发现内幕交易所需要的资源。
交易规则应保证交易价格的透明，并禁止操纵交易价格，所有这些规则应得到切实执行。
6.文化与其他非正式制度
活跃的财经媒体和证券分析师行业有利于自利交易行为的发现和公开。会计师、律师、独立董事、公司管理层中有一种遵守规则的文化氛围。它们应认识到，隐藏自利交易、批准极为不公的交易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都是不合法的、会引起纷争的行为。
三、其他相关的专门制度
1.同股同权
同股同权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持股人投票权和经济权利的差异，并减弱内幕人自利交易的意愿。限制金字塔式所有权结构的规则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2.收购出价规定
强制性收购出价规则规定，取得控股权的新股东应参照其取得控股权所支付的价格来购买所有其他股东的股份，除非小股东放弃这一特别交易的权利。这些权利对外部投资者的有利之处是，在他们信任现有控股股东的情况下，若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他们能以合理的价格退出该公司。
3.优先权和赎回权
在对自利交易约束不够的国家，公司法应规定在合并交易及其他主要交易中给予小股东优先权、在股票公开发行及债转股期间给予小股东赎回权，这些规则能在一些常见的自利交易形式中对小股东提供保护。
4.内幕人交易公告
规定内幕人要在交易后不久甚至在交易之前披露其交易的规则，限制内幕交易发生的机会。限制在主要公告例如收益报告前不久进行交易的规则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5.投资基金和社保基金
投资基金和社保基金是间接发挥作用的机构，这些机构参与公共证券市场上的交易。他们并不直接参与自利交易，但都希望有一些制度对自利交易加以约束。
6.有效破产制度
对于债券市场，破产制度是一个有用的核心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债权人在公司违背合约的情况下取得违约公司的资产以弥补其损失。对于资本市场，控制资产转移的破产制度的有用之处是，它形成了一种抵制自利交易的环境。相反，一些对资本市场很重要的制度特别是约束内幕交易的制度，对于债券市场其作用则没有那么重要。
总而言之，为了保护投资者，证券市场需要的法律制度主要是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消除自利交易以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其他它相关的专门制度等方面。证券市场法律和制度的完善，意味着一国法律和相关制度必然有助于中小股东获得有关公司价值的良好信息，并让中小股东树立对公司内幕人士（其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信心。其中，对公司内幕人士有信心意味着内幕人士不会通过自利交易或者直接窃取实施有损中小股东全部或部分投资价值的欺诈。若能确保这两点，一国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具有建立的证券市场的潜力以向成长中的公司供应资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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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mstrong， Mark and David EM Sappington， 2005，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
作者：曾宝华
证券法律制度完善论文 篇2：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下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探析
【摘要】新《证券法》注重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强调中介机构责任， 其中引入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对于规范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下的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规制注重投资者利益保护， 并辅以相对严重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新《证券法》使得注册会计师职能职责更加清晰， 以便其在法律规制下合法高效地开展审计工作。 但是， 对于注册会计师等关联主体违规责任认定的相关细则仍然较为缺乏， 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新《证券法》;特别代表人诉讼;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
一、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解读
1.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背景。 在2019年12月新修订的《证券法》出台前， 旧《证券法》（2014年修订）中并未涉及与代表人诉讼相关的内容， 代表人诉讼实现的主要依据是《民事诉讼法》中的集体诉讼。 然而， 在集体诉讼的应用上， 我国司法机关并不主张以集体诉讼的形式处理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案件（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提出， “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 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投资者投资利益受损时， 通过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对违规上市主体及其利益相关方进行追责较为困难的问题。 除此之外， 诉讼法规定投资者及其诉讼代表应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判决结果采取“登记生效”的方式。 在该规定下， 中小股东及其律师对于上市公司违法行为等内部证据的搜集处于不利地位， 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投资者胜诉的可能性。 由此， “登记生效”制度未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多数投资者的利益， 无形中减轻了上市违规主体及其利益相关方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1] 。 这些制度不仅无法发挥法律制度对上市公司不当行为的震慑作用， 而且较低的违法成本可能使得更多上市公司为了追逐利益“铤而走险”， 不利于净化我国资本市场环境。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问题， 《民事诉讼法》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对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发挥的司法效果较为有限， 进而“自认倒霉”成了大量投资者在面对投资利益受损时的第一选择。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上市公司的不当行为， 而且反映出我国在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法律制度缺失、司法缺位问题。 而新《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是对虚假陈述等民事赔偿诉讼纠纷法律适用的正面回应， 其中明确表示该类纠纷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
2.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评价。 瑞幸财务造假事件涉及期间为2019年4月 ～ 12月， 对比新《证券法》的实施时间（自2020年3月1日开始实施）可知， 这一财务造假期间显然不属于新《证券法》的效力期间。 然而就美国证券市场而言， 瑞幸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其仍面临被海外投资者提起集体诉讼的风险。 那么， 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已被运用多年的集体诉讼制度与我国目前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相比有何差异？ 应该对我国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作何评价？
首先， 在诉讼代表的选择上， 美国集体诉讼制度下任何诉讼成员都可以自愿成为诉讼代表， 但一般由律师担任[2] ; 而我国则由经证监会批准的两家投保机构担任代表人。 我国将诉讼代表限制为接受证监会监管的投保机构并对投资者人数加以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律师事务所利用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对上市主体进行滥诉的可能。 其次， 在案件本身的選择上， 美国集体诉讼制度下所有案件的诉讼成员均有机会胜诉; 而我国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将主动权交给具有相关专业经验的投保机构， 由投保机构进行案件选择， 这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案件选择的质量， 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最后， 在诉讼成员的规定上， 美国集体诉讼制度并未对诉讼成员的数量作出明确规定; 而我国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明确规定提起代表人诉讼案件的投资者为50人以上， 这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大案先行”， 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障多数投资者的利益。
我国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与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存在差异， 这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 与美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体诉讼已有几十年历史不同， 这一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发展尚未成熟， 需要依靠政府行政力量的正确引导。 一方面， 目前我国实行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资本市场发展阶段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 由于该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难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 例如： 将案件的选择权交给投保机构的规定， 可能造成由于案件未被投保机构选择而导致投资者彻底失去胜诉机会的情况; 将代表人限制为投保机构的规定， 忽视了案件间的差异性， 使得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灵活性不足、略显僵化的问题。
3.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意义。 结合上述背景来看， 对比原诉讼法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对投资者保护存在的不足， 新《证券法》中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显然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完备的法律选择， 具有保护投资者利益、净化市场环境等多重意义。
在投资者保护方面，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依靠司法力量全面保障投资者权益不受侵犯。 这一司法力量的全面性主要体现在诉前、诉中和诉后三个阶段。 在诉前阶段，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弥补了之前投资者投资利益受损时“无法可依”的不利局面， 从法律层面为投资者保护自身利益提供了强制力保护。 在诉中阶段， “由投保机构担任代表人参加诉讼”这一硬性要求更是从司法实践层面将保护投资者权益落到了实处。 在诉后阶段，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下“默认同意”的规定， 则是从判决结果的法律效力层面保障了多数投资者的权益。
在净化市场环境方面，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通过其自身的中介作用对整个市场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对上市公司而言， 其主要发挥“去劣”“取优”的甄选功能。 “去劣”体现为该制度具有“聚沙成塔”的惩罚效应， 这极大地增加了违规上市公司及其利益相关方的赔偿金额及法律责任， 可以倒逼不良上市公司退出市场。 ②对投资者而言， 其可以有效破解维权困境。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下“不成功也没有损失”的司法安排无形中鼓励了上市公司的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股东通过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方式维护其自身权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特别代表人胜诉的可能。 ③对中介机构而言， 通过提升面临的法律风险倒逼其更积极地发挥自身职能。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特性降低了投资者进行诉讼维权的成本， 提高了投资者对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提起诉讼的概率。
二、关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修订的分析
新《证券法》中引入代表人诉讼制度对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强投资者保护、加重行政处罚及配套刑事责任三个方面。
1. 加强投资者保护。 在民事责任方面， 当前立法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相关条款作了优化， 不仅细化了已有行为和内涵， 而且针对当前实务中的商事活动行为、金融监管理念和法律体制制度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旨在强化信息披露义务以保护投资者利益。
（1）扩大虚假陈述责任主体。 新《证券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应当是具有信息披露义务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虚假陈述责任主体范围的扩大是为了与信息披露义务主体规定相匹配， 由此可见， 证券公司和证券服务机构的责任主体范围都有相应的改变。 如： 证券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 这就要求直接责任人员更加谨慎地履行注意义务; 同时， 证券服务机构在接受委托时， 应注意履行审查义务， 否则可能会因虚假陈述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将督促注册会计师在证券服务工作中更加谨慎、严格地履行注意义务， 不得对其服务内容作任何虚假陈述。
（2）明确操纵市场违法行为的认定。 新《证券法》第五十五条列举了禁止存在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证券交易量的操纵证券市场的手段， 有利于实务中对操纵市场行为的认定。 虽然“意图影响”难以举证， 不便于在实务中对其追究民事责任， 但这至少是我国立法对操纵市场违法行为法律规制的一大进步。 今后实务中若有注册会计师在证券服务过程中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等， 则注册会计师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长远来看， 将注册会计师等证券服务机构的操纵市场违法行为纳入《证券法》的明文规定， 对证券市场的法律规制具有促进意义。
（3）调整内幕信息的范围。 新《证券法》第五十二条对“重大事件”的定义进行了调整， 扩大了证券交易中的内幕信息范围; 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 中介机构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属于违法行为，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无论是内幕信息还是其他非公开信息， 均属于业务、职业、工作相关的中介机构知情人应当保护的信息， 不得随意披露或交易。 新《证券法》修订之前， 注册会计师并不能直接确定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是内幕信息还是其他非公开信息， 时常出现不当信息披露的情形; 修订后， 注册会计师对自身保密义务更加明确， 更有利于指导证券服务工作的开展。
（4）强调投资者适当性审查义务。 新《证券法》第八十八条规定， 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都应当对投资者的基本情况、财产状况、投资能力等事项履行审查义务。 这是第一次以立法形式明确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要求证券公司及中介机构严格履行审查义务、加强金融监管以及提高投资者保护。 注册会计师在证券服务过程中， 应当注意是否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能否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實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5）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条款的完善为投资者维权提供了便利， 可以增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新《证券法》第五十三至五十六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等直接规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形。 基于当前立法的规定， 中介机构的举证责任更多， 法律后果更严重。 新《证券法》中明确将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纳入民事责任主体范围， 且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具体金额有巨大的提高。
总之， 新《证券法》关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修订有利于证券公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共同进步， 以及市场的稳定和积极发展。
2. 加重行政处罚。 当前我国大量证券发行的实质审核工作是由中介机构负责， 市场对证券的判断是基于中介机构对证券相关信息的披露。 这就要求中介机构勤勉尽责、诚实守信， 否则其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新《证券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重行政处罚： 一是提升罚款上限。 最新的行政处罚规定将罚款上限调整为一千万元， 同时配套规定资格罚， 如保荐人违法的行政处罚。 罚款上限的提高增加了注册会计师的违法成本， 对其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有利于证券业务的风险防范及投资者利益保护。 二是新增其他处罚。 除了处以罚金， 新《证券法》第十三章还对证券公司和证券服务机构违反法定义务、损害投资者利益等违法行为配套规定了警告、罚款或撤销业务许可的处罚。 多元化的行政处罚措施更有利于新《证券法》的执行。 三是扩大市场禁入范围。 新《证券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内容的设置是对证券市场中不法行为和不法主体的清理。 新《证券法》除了规定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的禁入标准， 还明确了证券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的处罚和禁止性规定。
尽管立法已经考虑了多元化的行政处罚措施， 设置了市场准入的禁止性规定等， 但当前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与违法主体承担的法律后果之间仍然是不对等的。 当前仅通过加重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来警示证券从业人员， 防范证券市场风险及保护投资者利益， 是远远不够的， 整体立法和实务均有待进一步完善。
3. 配套刑事责任。 《证券法》的修订需要其他立法如《刑法》作出与之配套的修改和完善， 才能达到立法的统一。 在刑事立法的联动修改中， 需侧重修改与证券类违法行为相关的刑事犯罪规定， 证监会等有关协作部门在发现证券类违法行为后， 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并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刑事立法需要做到案件依法移送后有配套的立法可以适用， 可以依法追究违法主体的刑事责任。
现实中， 证券类犯罪的涉案金额巨大， 证券公司及证券服务机构等法人主体不仅需要承担行政责任， 可能还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对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进行赔偿。 虽然新《证券法》明确规定应当先履行民事责任， 但可能责任主体已经没有经济能力履行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新《证券法》还规定， 若直接责任人触犯刑法的， 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严苛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虽然对市场主体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对投资者利益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其前提是法律责任能够切实得到履行和承担， 而实务中很可能遇到执行难的问题， 还需进一步完善解决。 可见， 新《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将依赖于《刑法》的联动修订来实现。
三、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实务的考量
在中国证监会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 对被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进行整理， 结果如表1所示。
截至2020年10月4日， 被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大多数承担的是行政责任， 而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相对较少。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 因“未保持应有的职业关注” “执行审计程序不当” “具體账户或披露审计不当” “质量控制不规范”而被处罚的案件分别有23件、50件、112件及13件。 在民事处罚案件中， 华伦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均因提供审计服务不当而承担民事责任。 2006年7月31日， 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 蓝田股份因财务造假向原告赔偿540余万元， 华伦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8年9月底， 法院认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与其审计客户大智慧公司构成共同侵权， 对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是仅有的两例被法院认定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 在刑事处罚案件中， 由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而承担刑事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有2家， 注册会计师有5人; 因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而承担刑事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有5家， 注册会计师有11人。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在旧《证券法》下， 我国注册会计师通常被追究行政责任， 而追究民事责任的情况较为少见。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旧《证券法》下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对较低， 因此每年都存在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铤而走险”， 以不当的审计行为换取审计收益的情况。 新《证券法》有效缓解了上述问题， 使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显著提高， 具体表现为违法成本升高和投资者保护力度加大两方面。
1. 在违法成本方面。 新《证券法》明显加大了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失当活动的处罚力度， 具体表现为：①若会计师事务所擅自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违反业务规则， 其面临的处罚金额将由旧《证券法》下的“违法所得的一至五倍” 增长为“违法所得的一至十倍”; 当其暂不具有违法所得时， 其面临的罚款将由“十万至三十万元”提升为“五十万到五百万元”。 对于涉及的直接负责人员， 旧《证券法》并未制定专门的惩处规定， 而新《证券法》针对其制定了专门的惩罚规则。 ②若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未勤勉尽责、所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其面临的处罚金额将由旧《证券法》下的“业务收入的一至五倍”增长为“业务收入的一至十倍”; 当其暂不具有业务收入时， 同样将面临五十万至五百万元的罚款， 情节严重者还将被并处暂停或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对于涉及的直接负责人员， 惩罚金额将由“三万至十万元”提升至“二十万至二百万元”。 ③对于泄露、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有关文件和资料的行为， 新《证券法》同样在提升赔偿金额的同时， 单独增加了对情节严重者的惩罚规定。
2. 在投资者保护方面。 新《证券法》中新增的“第六章投资者保护”无疑体现了其重视和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决心。 此次新增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更是投资者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投资权益不受侵犯的重要途径。 代表人诉讼制度加重了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方面的影响， 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3] ：
（1）代表人诉讼制度下， 中小股东与被告间的实力差距得以缩小， 从而加大了对注册会计师进行追偿的可能。 通过上述对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分析可知， 对注册会计师提起民事诉讼， 其诉讼主体必须是审计报告使用者。 在实践中， 无论是对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直接提起诉讼， 还是将其列为上市公司的共同被告， 中小股东在法律知识、证据搜集、信息资源、时间精力、成本费用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 与被告上市公司或会计师事务所间的差距较大。 同时， 由于中小股东所持股份较为分散， 甚至会出现“诉讼费用远超投资损失”的现象， 这就导致很多本该提起诉讼的中小股东放弃了对违规上市主体及相关中介机构等提起诉讼。 这一现象实则是以投资者利益为代价的， 降低了上市主体的违规成本和注册会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 长此以往， 不仅会使中小股东的投资权益受损， 还会极大地打击投资者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和投资热情， 极易形成恶性循环。
在代表人诉讼制度下， 默认所有投资者均为诉讼成员， 可以“互通信息资源、共享胜诉成果、共摊败诉费用”， 同时由具有专业经验的投保机构担任诉讼代表人， 中小股东无需投入过多的时间精力。 这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中小股东与被告间的实力差距， 同时减少了中小股东因自身与被告间的巨大实力差距而主动放弃起诉的现象。 因此， 在代表人诉讼制度下， 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被中小投资者作为单独被告或上市公司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增大， 进而增加了其被法院裁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
（2）代表人诉讼制度提高了司法资源的集中程度， 有利于提高中小股东对注册会计师进行追偿的效率。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行政处罚多而民事判定、刑事判定较少的原因， 除中小股东主动放弃提起民事诉讼之外， 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事责任的认定。 针对同一个诉讼标的， 可能存在多个起诉人、涉及多个案件， 而在有限的执法资源下， 要对每个起诉案件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逐一进行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使得执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判定时， 可能存在优先适用判定较为简单的行政责任认定而尽量避免民事判定的情况， 进而导致一些本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注册会计师最后却承担了力度更轻的行政责任。 而诉讼人代表制度在合并诉讼成员的同时， 也将之前多个诉讼成员分别提起的民事诉讼合并为一个案件， 案件數量的减少提高了司法资源的集中程度， 提高了司法判定的准确性， 有助于对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认定。 这也意味着注册会计师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将承担更大的审计风险和法律责任。
可见， 新《证券法》明显加大了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不当审计的惩罚力度， 同时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建立也为投资者维护自身投资权益不受侵犯提供了新途径， 从而无形中增加了违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被投资者集体提起诉讼的概率。 因此， 新《证券法》下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将面临更为严格的法律环境， 这意味着其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将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 而新《证券法》也通过提升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倒逼会计师事务所强化其质量控制， 促使注册会计师严守准则及法规要求， 不断提升职业胜任能力， 提高审计质量， 在提高审计社会公信力的同时， 更加充分地行使审计作为“经济警察”的监督职能， 为保障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发挥应有的服务作用。
四、小结
新《证券法》中对不当行为惩罚力度的加重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建立， 不仅是我国法律制度日趋完善的体现， 更是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强力出击、强化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净化市场环境的关键举措。 然而， 由于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对于市场力量的利用和制度设计的灵活性略显不足。 虽然新《证券法》强化了上市公司及注册会计师等关联主体不良行为的法律责任， 但对于关联主体违规责任认定的相关细则仍然较为缺乏， 不利于不同经济主体的归位尽责和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发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 我国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汤欣.建立中国式证券集体诉讼制度[ J].中国金融，2019（23）：58 ～ 59.
[2] 薛阳达.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 J].金融博览（财富），2020（1）：82 ～ 83.
[3] 邓建平.新《证券法》的五大亮点[ J].财会月刊，2020（6）：3 ～ 6.
作者：胡明霞
证券法律制度完善论文 篇3：
农村信用社信息披露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完善农村信用社信息披露机制，是本次深化改革试点提出的一个新任务。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信社信息披露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剖析，进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农信社信息披露机制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信息披露；经济学分析
文献标识码：A
信息披露制度，也称公示制度、公开披露制度，是企业为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将其自身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信启、和资料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向资本市场以及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充分了解情况的制度。深化改革试点以来，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农信社提出了信息披露的要求，而相当多的农信社对信息披露十分陌生，工作中无从着手。为顺利推进农信社的信息披露工作，特别是避免我国在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方面走过的弯路，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信息披露的若干问题进行剖析，以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
一、信息披露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披露VS不披露
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现产生了委托一代理问题，在委托一代理关系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则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旧车市场模型证明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为了实施有效监督、降低代理成本，股东、监管当局等利益相关者作为委托人必然会要求作为代理人的企业经营管理层进行信息披露。通过信息披露，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效地避免各种失信行为，并且有效地将市场上的好企业和坏企业区分开来。正因如此，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将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列入了新协议的主体框架之中。
对信息披露的要求在资本市场最为典型。证券法律制度将披露公司信息作为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其法理基础之一是上市公司信息与其股票的市场价格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其经济学原理则来自于得到业界广泛认同的“有效资本市场假设”理论。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层面看，信息在证券市场运作和功能发挥过程中都处于中枢地位，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及时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有效性和有效程度。
农信社一方面有着人数众多的社员(股东)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还有着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特征，外部利益相关者要自行获得企业的重要信息要么困难很大，要么成本极高。因此，要求企业管理层进行信息披露是必然的。所以，农村信用社要有一个积极正确的认识，自觉地按照监管和行业管理的有关要求推进信息披露制度建设。
(二)强制披露OR自愿披露
农信社需要进行信息披露，那么，是由其自愿、自主选择进行披露，还是提出一系列强制披露的要求呢?按照代理人市场一声誉模型，农信社的管理层似乎有较强的自愿披露重大信息的动机，以使自己区别于市场上其他的企业。然而事实上，由于农信社的管理层是行政式任命，不由市场和社员(股东)选择，市场约束的作用有限，因此，垄断企业的信息，保持“风平浪静”更有利于管理层加强其“内部人控制”。另一方面，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管理层对信号的发送有着强烈的选择性，凡是不利于己的信息将会尽量地屏蔽，而为了维持对公司的控制权和利用内幕交易获利，管理层还有披露虚假信息和隐瞒重大信息的冲动。因此，放任自流的自愿披露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相对来说，强制信息披露对于市场发展具有诸多的积极作用。一是节约了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有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信息传输机制。二是通过要求企业向投资者提供完整、准确、及时的信息，充分地保护了投资者的知情权，从而保护了投资者利益。三是使投资者更容易识别劣币和良币，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四是保证了监管者进行高质量的信息监管。由此可见，政府必须有效的介入市场，建立以强制信息披露为核心，以违规处罚为辅助的市场制度，形成足够的信息流量，提高市场的效率，弥补因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机制失灵。所以，对农信社进行强制信息披露是完全必要的。
(三)真实披露PK虚假披露
企业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准确、完整、合规，是评价市场是否规范、健康的主要标准，也是衡量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主要标准。而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屡禁不绝，虚假信息泛滥成灾，真实披露PK虚假披露(PK：players kill，游戏术语，二选一)，总是虚假披露占上风，企业及其管理层从中获得各种巨大的利益，公众投资者损失惨重。因此我们必须分析虚假披露发生的机理，避免在建立和完善农信社的信息披露制度时重蹈覆辙。
首先分析管理层。在此我们假设管理层是理性的，有披露利己信息的偏好，凡是损己的信息，都有隐瞒真相、虚假披露的动机；此外，也可能直接做假，使己获益。以下我们就只分析管理层在面对真实披露会受损而虚假披露将受益的情形下，何时会采取虚假披露。
设管理层的披露行为集为T，y为管理层获得的披露收益，则据上分析有T：{a,b}，其中a为真实披露，b为虚假披露，且有ya=A≤O(A为一常量)。yb则取决于虚假披露被发现的概率p以及发现后受到的惩罚力度。假定被发现后的收益为B(B也可以作为惩罚力度的一个尺度)，未被发现的收益为C(明显地，C>B)。则虚假披露的期望收益为：
图一反映的是真实披露的收益A及不同B情况下的虚假披露的期望收益yb。随着被发现概率的加大，虚假披露的期望收益不断降低；但是在同等概率下，较弱的惩罚预示着更高的期望收益。在图一中，y3的惩罚力度最弱，而y1最强。下面我们分析何时管理层会做假。
由于做假长远看总是不好的(如职业声誉受损)，因此在虚假披露收益不超过真实披露收益时，管理层不会做假，即要做假，必有yb>A(yb严格大于A)。在图一中，O1、O2是给定收益直线下的平衡点。在平衡点左侧，yb=-(C-B)p+C>A由此得到：
p<(C-A)／(C-B)
即当被发现的概率p<(C-A)／(C-B)(在图一中，分别为p＜p1，P＜P2)时，管理层会做假。通过y1与y2的比较可知，更弱的惩罚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发现概率，发现概率p和惩罚力度B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是，当B>A时，意味着即使每次做假都被发现，但因为惩罚弱，收益仍然高于真实披露(如y3显示的情形)，这将导致管理层频频做假。为了减少造假行为，提高真实披露
的收益A是一个有效途径，在图一中当A移到A′时，y1的平衡点移到O3，此时在p3
图二是对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初期的一个例证。假定初期企业外部各方对虚假信息的甄别能力有待提高，仅能发现20％的虚假披露(或者说对虚假披露的发现概率为0．2)，另一方面惩罚机制也不完善，只有20％的虚假披露会得到严惩。于是虚假披露的期望收益为：yb=O．8x1O+0．2x(0．8x5+0．2x(-10))=8．4远大于真实披露的收益A=-3，虚假披露不可避免。实际上，此例中由于存在姑息纵容，即使100％的虚假披露都被发现，造假者也会有2个收益，高于真实披露的收益-3，这将导致100％的企业造假。
上述例子并非完全虚构，中国证券市场初期的状况正是如此。当时由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不严、处罚不力，采取以内部批评为主的处罚方式，受处罚公司的再融资(包括增发和配股)机会也基本不受影响，使得虚假披露收益巨大而成本极小，完全没有起到防止再犯以及吓阻其他潜在违规者的效果。
现在我们分析监管者、公众投资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一方。虚假披露实际上是一个逆向选择问题，监管者等作为委托人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一个激励机制，让代理人说真话?造假猖獗最终会不利于整个市场的发展，也会打击监管者的威信，所以最终监管者都会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披露制度、提高发现能力、加大惩治力度，改变造假者的收益预期，以有效遏制造假行为。企业管理层又根据监管者发出的这一信号采取后续行动，或者收敛造假行为，或者更隐蔽地造假，于是双方这一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又继续下去……
二、中外信息披露的实践
在实践上，信息披露制度源于英国和美国。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催生了1720年的“诈欺防止法案”，1844年的英国合股公司法中关于“招股说明书”的规定，首次确立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原则。不过，当今世界信息披露制度最完善、最成熟的要属美国。1911年堪萨斯州的《蓝天法》(Blue Sky Law)出现了美国最早关于信息披露的要求。1929年华尔街证券市场的崩溃，促使了联邦政府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颁布。在1933年的《证券法》中美国首次规定实行财务公开制度，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信息披露制度。2001年安然事件后，美国接连出台了公司财务披露和信用责任等的一系列强制性法规，其中2002年7月颁布《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简称SOX法案)，要求在美上市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财务官个人必须对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性负法律责任，而且公司必须有收集和发表完整准确财务信息的内部保障。该法案体现了立法者的基本理念——证券市场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严密的制度制衡措施。
中国企业的信息披露工作最先也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尤其是银行业。1995年以前，中国银行业缺乏系统的信息披露机制，只有偶然的银行会计信息披露；而在2000年之前，对银行业信息披露机制的推进主体是证券监管部门，而不是银行监管部门，当时证监会针对上市银行特别制定发布了有关招股说明书、财务报表、附注和年报等方面的一系列规定。从2002年开始，央行开始构建初步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框架，2002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发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一次提出商业银行应披露各类风险管理状况，但并未给出详细的披露准则。银监会成立后，在“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下，加强了银行业信息披露机制的建设。2004年银监会制定并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该办法按照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框架，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对资本充足率的信息披露提出了具体、详细的要求，但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与新协议要求的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三、建立和完善农信社信息披露机制的若干对策
(一)更新思想观念，重视信息披露
我们处在一个日益开放的信息时代，任何国家、社会都正面临着开放、透明的考验，企业也不例外。农信社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接轨。那种把企业视为自己的领地，总是习惯于遮遮掩掩的意识是不合时宜的，也回避了作为企业管理者所应承担的责任，是缺乏勇气的。良好的企业，应确立对投资者、对社会负责任的形象，重视投资者关系的管理，尊重投资者的所有者地位和权益，尊重监管当局和地方政府对企业承担的监管、管理职责，自觉地向各方进行信息披露。
(二)健全治理结构，完善披露机制
首先考虑建立农信社的理事会秘书制度和企业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理事会秘书的披露、协调及监管联络的治理职能建立农信社的信息披露平台。在这方面，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董事会秘书制度已日渐完善，可以充分借鉴。其次，建立分工有序，权责明确的信息披露责任及违规处罚制度，区别信息披露失职或违规的不同情况分别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再次，长远而言，健全和完善内控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和风险识别能力，从而确保对外披露的会计、财务、管理等各类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条件成熟时，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有关审计准则对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
(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披露行为
监管当局需要尽快制定农信社的信息披露办法(可以借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理念，参照《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的合适做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已有成果)，对农信社信息披露的要求、内容、程序、方式等进行明确，规范农信社的披露行为。当前至少要确立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比性原则，明确理事会负责的原则，并逐步建立起规范的年报、半年报、季报和重大事项临时披露制度。农信社自身要重视信息披露的制度建设，建立具体的操作办法和科学的工作流程。理事会要对年度报告的内容和审计报告进行审议和表决，要在年报公布前报送监管部门审阅，要按要求对银行信用、市场、操作风险及其他风险的状况及管理、公司治理、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进行充分及时的披露。要采取登报、置放营业场所等多种方式进行披露，方便各利益相关者知悉。
(四)增强甄别能力，提高披露质量
不断提高农信社的信息披露质量则需要长期的努力。一是要通过监管水平的提高，促进披露质量的提高；二是要形成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三是要不断规范和完善农信社的会计标准，会计准则逐步与国际接轨；四是要不断提高农信社自身的法人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五是要建立正向激励机制，让真实披露的企业和个人得到更大的收益。
(五)严厉惩处造假，威慑虚假披露
虚假披露贻害无穷，必须作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予以解决。防止虚假披露的重要手段就是有效的惩处，从而对潜在违规者形成足够的威慑。凡是发现虚假披露，对企业要没收其非法所得并罚款、勒令整改、停业甚至关闭；对责任人则采取警告并罚款、暂停或永久吊销其从业资格、宣布其为市场禁人者等。此外，还要建立民事赔偿制度，由违规企业和责任人对虚假披露所造成的国家、社会和社员(股东)的财产和其他损失进行赔偿。中国证券市场初期之所以对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姑息纵容，是因为市场有着一个为国企融资解困，公然掠夺公众投资者的“潜规则”。农信社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必须避免出现这一状况。可以预料，在我国，一旦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与保持金融稳定冲突，那么，无疑金融稳定将处于更优先地位，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将被推后，我们要警惕企业管理层利用监管当局的这种投鼠忌器进行虚假信息披露，让政府和公众为其不良后果埋单。
(责任编辑：李琳)
作者：张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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