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政治道路发展论文

摘要：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既是少数民族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少数民族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在展开的过程中，会遇到政治发展与少数民族政治体系中现有体制的摩擦和冲突、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农村基层政权削弱和权力腐败的消极影响、政治不稳定等方面的难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科学发展观政治道路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科学发展观政治道路发展论文 篇1：

新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教训与未来走向

[摘要]系统总结建国60多年来我们在政治发展领域取得的基本经验，深刻反思建国以来我们在政治发展领域失误的主要教训，全面展望中国政治未来的走向，是顺利实现中国政治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重要前提。本文认为新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教训有：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发展带来政治衰败；激进式、运动式政治变革带来政治社会灾难；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片面化并替代党内民主制导致政治低效和腐败；公民社会的消失或弱小是政治国家走向集权腐败低效的主要原因；没有民主的效率和没有效率的民主都是不可持续的政治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任一缺失或相互替代必然造成政治与社会的双不稳定；动员型公民政治参与和无规则公民政治参与都阻碍政治发展；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不配套导致机构缩胀的恶性循环；政府职能转变不等于政府无所作为更不等于可以推卸责任；走封闭式的自我发展道路只可能导致政治衰败而不是政治发展。在今后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坚持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的执政党主导的、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相结合为价值核心与主要方法的渐进式政治发展战略与模式。

[关键词]新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合法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参与

回顾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历程，我们在看到宝贵经验的同时，也应当及时地对新中国60多年来在政治发展领域的各种失误、挫折乃至错误进行反思，从而总结社会政治教训，以史为鉴，在今后的社会政治变革中努力规避这些问题的发生，以更好地推进中国将来的社会政治发展。

一、新中国60多年政治发展的主要教训

1　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发展带来政治衰败

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唯有二者获得协调、平衡的发展，才能够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古今中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此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并有丰富的理论成果。而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发展则以鲜活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命题的科学性：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发展必然导致政治衰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

纵观建国60多年的历史，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政治社会的状态中。政治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题，几乎一切的社会活动都是以政治为核心展开的。这种状况的出现虽然与新国家建立之后的政权建设有关系，但在更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对政治与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导致的。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的国家政权已经基本获得了巩固的地位。此时，应当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认识出现了失误，对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把握不准等因素，结果出现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成为社会的主题，甚至试图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来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造成对正常经济秩序的极大破坏。在政治斗争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几乎处于瘫痪的境地，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失衡造成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人治政治的盛行和经济生活的失序，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将工作的重心及时地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获得快速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与党和政府努力将政治与经济处于协调、平衡的发展状态分不开的。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政治领域的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这对于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当前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与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贫富悬殊等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及时、有效地推进政治领域的改革，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发展，否则就很难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可持续的发展。

2　激进式、运动式政治变革带来政治社会灾难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激进式、运动式的革命性质的政治斗争，从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直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运动的顶峰。这些社会政治运动大部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基于当时社会政治革命发展的考量而由党的领导人自上而下所发动的，通过党和政府或某些特定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动员和组织而扩展到某一社会领域或整个社会范围内，从而对特定民众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生活造成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政治变革中有些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巩固、经济建设的集中推进、政治思想的传播、政治热情的鼓舞等方面实现了其预定的社会政治效果；有些则由于脱离了发动者和组织者的控制，偏离了社会政治目标，对民众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政治干涉肆意扩大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

整体而言，这种激进式、运动式的政治变革，构成了当时所谓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而这种运动式的激进变革往往将普通民众动员参与到政治斗争中，以政治面貌和阶级出身作为划分敌我界限的标准，结果导致民众的力量表面上得到高度的推崇，而实质上成为自上而下政治运作的斗争工具，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甚至最基本的个人情感和家庭关系都因为被高度政治化而萎缩或丧失，民众的正常生活和生存状态都陷入瓦解的边缘，其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而这种激进式、运动式的政治变革从本质而言是一种非体制性的、权力意志的政治形态，与规则化、程序化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权威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政治变革方式对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和民主法治进程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董必武同志在党的“八大”上就明确指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运动式的激进政治变革由于没有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往往陷入主观随意的混乱状态中，上纲上线造成大批的冤假错案，也使党和国家的权威受到严峻的挑战，社会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状态，从而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经济建设和生产生活。对普通民众而言，无疑是社会政治灾难。

3　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片面化并替代党内民主制导致政治低效和腐败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根本组织原则，是群众路线在党和政府的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民主集中制包含有丰富的内涵，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一组织原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指导党从领导革命到掌握政权的基本经验之一。在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也对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和国家政权组织中的贯彻执行予以高度重视。但在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党的各级党委中，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都在不同程度地受到片面化的

强调，以党的民主集中甚至是集中替代党内民主的现象很突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维护党组织的组织权威和统一领导与保障党员和党组织基本政治权利相统一的政治机制。这种政治机制既能够使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得到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也能够保持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这为党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建国60多年来，党的民主集中制被片面化，党内民主被忽视的历史阶段都造成了政治决策的盲目化，“一把手”的片面集中决策所造成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给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片面化并替代党内民主的制度缺陷还带来严重的政治腐败行为，给党的领导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近年来，通过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党内民主制和党内民主集中村关系的研究，弄清楚了两者不是同一种制度，互相不能取代。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也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将党内民主制建设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结合起来，决不以党内民主集中制取代党内民主制，正是汲取了理论和历史教训而作出的实践努力。

4　公民社会的消失或弱小是政治国家走向集权腐败低效的主要原因

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公民社会作为社会系统中政治国家的对应物，其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集中体现在对国家力量的制衡作用中。公民社会的存在为防止国家力量对民众生活的“非法侵入”提供了社会藩篱，可以对政治国家从民主走向专制集权构成社会制约，这种制约作用进而体现为可以对政治国家的腐败低效行为构成社会监督，利用社会的力量监控国家权力，以防止其滥用以谋取私利，从而对民众的利益构成损害。以此来观照新中国建国60多年的历史，可以总结的教训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消失或弱小是政治国家走向集权、腐败、低效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建立之后，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党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类政治、经济、社会组织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改造，并通过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公有化改造对社会各领域进行了重构和整合，从而为新的执政党和政府强化对社会组织的控制，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新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了方便。但这种“釜底抽薪”式的社会变革使各种萌芽或弱小状态中的公民社会组织丧失了生存和发展的合法空间和存在可能，由此进入一种“全能国家”的社会政治形态。这种“国家吞噬社会”的政治形态中，政治国家处于对整个社会的高度统冶地位，政治权力广泛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的各项权利的获得都仰仗着国家的恩赐。这种被集权高度控制的生存状态必然会导致民众在生产和生活中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由此最终导致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低效，而掌握国家权力者往往由于没有足够的社会制约而出现各种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显然，这种社会政治状态是不能持久的，中国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打破了这种吞噬社会的“全能国家”的禁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获得长足的进步，政治制度环境也得到了巨大的变革，公民社会从“国家的阴影”下逐渐地走出来，发展壮大起来，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服务等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的公民社会尚处于成长阶段，发育尚不成熟，其表现出的行政化、等级化、依附性等倾向还很明显，因而其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也是相对有限的。但其呈现出的社会治理潜力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反腐败领域中的作用尤为突出，正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没有人民的帮助和支持，政府不可能独自驯服腐败—要把这种支持动员起来的途径则在于那些严肃认真的非政府组织。”

5　没有民主的效率和没有效率的民主都是不可持续的政治发展目标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但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较。总体而言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因此，如何获得经济的高效率发展，以最短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中国长期以来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有千年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在国家的政治建设中也面临着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民主与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学理问题，同时对于正处于发展变革中的中国而言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回顾建国60多年的历史，对于民主与效率二者的关系，一个基本的教训就是没有民主的效率和没有效率的民主都是不可持续的政治发展目标。

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确存在着张力，民主追求政治决策过程中要具备广泛的参与和可选择性，不同的政策方案或意见要展开公开的竞争。为了保证这种竞争的公平性需要有严格的程序设计，然而这种严格甚至有些繁琐的法定程序虽然能够保证政治决策的合法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科学性，但同时这些保障民主的程序设计是需要投入时间和社会成本的。这与强调时间的迅捷性、成本的最小化的效率目标形成了一种张力。具体到国家经济建设中，片面强调效率就是主张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中心作出决策，而不停留于追求民主的政治过程中，以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建国60多年的发展史上，以“大跃进”等一系列“赶英超美”为目标的表面看来是具有效率的经济决策，由于缺少在政治决策环节的民主考量，结果导致的是决策的不科学、低效率：“欲速而不达”，它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的重要人为原因之一。同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民主的欠缺也会使经济发展中的成果不能为大众享有，而是通过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成为一小部分人的专利，这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的加剧和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出现，最终也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另一方面，没有效率的“大民主”也没有方法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过分强调片面的民主，也会使社会陷入“政治肥大症”中，大家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互相政治争论上，甚至被一些国内外势力所利用，导致两次学潮(1986年、1989年)和“六四风波”，由于政治决策不能及时有效地作出，从而延误了七、八年经济发展的契机。好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我们党和政府迅速终止了无谓的争论，集中政治决策的权力，一心一意搞建设，重新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同时，发展党内民主、党外民主(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有效地克服了没有效率的民主和没有

民主的效率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6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任一缺失或相互替代必然造成政治与社会的双不稳定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二者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而言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的任一缺失或者相互替代必然会导致社会政治的混乱局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形式出现的“大民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政治运动的高潮。这种以社会主义民主名义展开的政治活动是以牺牲法治为代价的，在轰轰烈烈的所谓的“民主”中，以尊重民众意志为借口的各种运动，对宪法和法律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由法律所赋予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一切以被政治意识形态鼓动起来的群众的非理性意志为依归，由此造成了对公民私人生活的肆意侵入，对公民基本人权的极大破坏。发展到最后即使是政治运动的领导人也都无法控制被动员起来的多数民众的肆意行为，从而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没有法治制约的“民主”环境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多数人的暴政”，也给某些个人和团体争权夺利而提供了所谓“民主”和“当家作主”的借口，使民众普遍生活在政治失序的混乱状态中，正常的政治秩序受到了随意性极大、严重缺乏规则性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没有必需的政治权威，也没有基本的规则共识，整个社会陷入到动荡的境地，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的生产与生活权利和秩序。

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必须将民主与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

7　动员型公民政治参与和无规则公民政治参与都阻碍政治发展

在世界各国推进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和程度是政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的考量指标之一。新中国的建立使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得到了当家作主的崇高政治地位，宪法和法律也赋予公民以参与政治生活的各项权利，这为民众参与政治开辟了政治空间。然而，由于受中国千年的专制统治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初期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培养，也不具备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政治知识和技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中国处于一个政治统摄社会的状态中，民众以各种形式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活中，群众运动是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的基本表现形式。然而，这种政治参与并不是公民自觉自愿的，而是高度政治动员的产物，这种动员型的政治参与并不是公民政治权利实现的正常途径与方式，而是异化成了某些政治派别或人物争权夺利的工具，最终给公民带来的是相互残害的政治灾难。同时，这样的政治参与很容易演变成一种无规则的政治参与，即是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不同意识形态鼓吹下的盲目政治行动。这与当时国家政权建设并没有以法治化、制度化、规则化为导向是分不开的。在不具备合法的制度安排的条件下，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只能导致正常政治秩序的混乱，最终出现的必然是“文革”后期中国整个国家政权机关陷入瘫痪的状态。，历史事实表明，这种动员型的政治参与和无规则的政治参与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公民独立意志的体现，也根本不能实现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而且还对社会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阻碍甚至破坏。

8　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不配套导致机构缩胀的恶性循环

建国6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中，政府机构改革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如何建构一个结构合理、职能明确、人员精干、廉洁高效的政府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基本且标。在改革开放前，就分别于1951年、1956年和1960年代初进行过三次机构改革，这三次改革的核心是在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收权或放权是改革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又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先后进行过六次政府机构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经历了从精简人员到职能转变的变革。在数次政府机构改革中，多次出现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现象。

分析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这一恶性循环，其根本原因在于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不配套，没有以政府职能转变来引领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单纯为了精简机构而进行机构改革，而不触及政府职能的调整，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包含极广的范围，精简的机构必然会基于政府行使职能的需要而再次出现，本来应该精简的机构则因政府职能的不清而无法精简。这集中表现在如果各部门职能相互交叉、重叠的现象得不到有力的革新，政府对企业、对市场仍然过分地干预和管制，对社会管理中政府包揽过多和某些方面管得不够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承担，政府只有根据社会现代化进程对政府职能的要求，分清楚哪些是政府应该承担的，哪些是不应该承担的，哪些是可承担可不承担的，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机构的设计和改革，才能真正达到机构改革的预期效果。需要在职能分析、职能转变和分解到岗位的基础上，明确各部门的管理职能、工作任务和管理范围，划清各自分工以及协作关系，把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理顺关系紧密结合起来，解决部门职责不清、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的问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存在的依据，各部门机构的设立，权限的划分，关系的确定，都必须依据政府的职能范围确定。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彻底的处理，政府机构的改革就跳不出缩胀循环的怪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进步，政府机构改革必然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要吸取以往改革中的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不配套而导致机构缩胀循环的教训，将理顺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改革二者相互协调起来，相互促进。

9　政府职能转变不等于政府无所作为更不等于可以推卸责任

进入新世纪，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政府改革，其中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共同的主题。虽然基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是要实现全能国家的消解，但是如果将政府职能转变简单地理解为要政府不作为或不再承担发展经济、管理社会的责任，一味地“市场化”、“社会化”，那就误人歧途，矫枉过正了。政府从直接管理社会经济活动中脱离出来，但还必须承担起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还必须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要求，将其职能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同时，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和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结构，不断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是

要建设一个责任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

10　走封闭式的自我发展道路只可能导致政治衰败而不是政治发展

建国60多年的历史可以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1978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改革开放的战略与政策分不开的。与之相对应的是1978年之前，中国长期处于一种封闭式自我发展的状态。这种封闭式发展与中国当时所处的世界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50年代世界两极化局势日渐明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使新中国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封锁。在漫长的“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的主要国家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政治上加以孤立，经济上进行封锁。而在1960年代开始中苏关系破裂，更使中国的国际关系面临严峻的考验。几乎处于“四面受敌”的国际环境中，同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对世界形势的错误判断，我国在政治经济建设中片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从而使中国走上了封闭式自我发展的道路。

回顾历史，这种封闭式自我发展虽然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它的某些正面效应，但总体上给中国带来的是再一次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都进人—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而中国由于处于封闭式发展的状态错过了这一发展经济的契机，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在政治发展问题上，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没有很好地正视和适当借鉴，简单地把世界政治文明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味地加以否定与批判。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虽然当时中国选择封闭式自我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世界局势决定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种脱离世界发展潮流，封闭式的自我发展道路是错误的，它不仅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只可能导致政治衰败而不是政治发展。

二、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

回顾60多年的历史，对我们走过的道路进行梳理与反思，从过去的成功与挫折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的是在新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成功。为此，对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进行展望，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在今后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的执政党主导的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相结合为价值核心和主要方法的渐进式政治发展战略与模式。

1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的执政党主导的渐进式政治发展战略与模式

这一政治发展的战略与模式既建立在对新中国60多年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也是考虑到中国将来可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社会各领域发展情况而作出的选择。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国家发展战略和整体构想的指南。体现着先进的治国发展理念，是时代精神的凝结。它不仅是我国当前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协调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各要素，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并体现时代特色的发展道路。在21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中，要求国家的安定团结、社会的秩序和谐与经济的繁荣发展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作为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制度化运行的基本领导力量。建国60多年的历史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能够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具有驾驭社会发展能力，全心全意以人民的利益与福祉为奋斗目标的组织力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坚强领导者。在新世纪的征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同样，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2　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相结合为价值核心和主要方法的渐进式政治发展战略与模式

在新世纪的政治发展中，执政党将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和创造中国模式的现代民主政治，其价值核心和主要方法是寻求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的契合与平衡。因为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的契合与平衡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志。政治合法性的实现要求我们在政治发展中必须以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本目标，始终保持国家政权的人民性和公共性；将依法治国和民主政治推向深入，建立国家政权的法理性基础；在政府改革与政策过程中通过创设各种制度通道及时将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意志表达纳入到政治系统中，化解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财富分配的失衡而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我们还要积极探索和创设各种能够实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的制度形式和操作程序，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政治有效性则要求我们在推进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政治建设和发展，将制度建设作为政治发展的着力点。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政治实践中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政治能力以解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创设良好的秩序空间和制度环境。要提高政治有效性就必须统筹兼顾，将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通过政治建设来提升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以有效政治实现有效发展。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二者作为政治建设的两个基本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政治合法性的实现有利于政治有效性的提升，政治有效性的提升有利于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我们的政治发展要在二者的综合平衡中不断推进。这一推进过程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以渐进式的发展模式求得政治发展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中国的国家性质、国际环境和基本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在探索政治发展的道路中必须综合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协调和平衡各领域各社会群体的利益，把握好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构建。政治发展涉及政治领域各种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如政治文化的培育，政治行为的规范，政治制度的创设等等，要综合提升政治发展的质量，实现高绩效的民主政治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我们作出长期的努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以其超人的智慧和可贵的创新精神令世界其他民族为之折服。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再次引起世人的瞩目。“中国的奇迹”成为世界发展的典范案例。世界著名投资大师罗杰斯认为，中国在21世纪将会变成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甚至作出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我们必须在这些国际赞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21世纪是中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我们所应该做的是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坚强的意志、创新的精神、扎实的行动推进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普遍繁荣而努力奋斗。

作者：施雪华 曹胜 汤静容

科学发展观政治道路发展论文 篇2：

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意义、难题及路径选择

摘要：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既是少数民族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少数民族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在展开的过程中，会遇到政治发展与少数民族政治体系中现有体制的摩擦和冲突、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农村基层政权削弱和权力腐败的消极影响、政治不稳定等方面的难题。当前，应该通过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建构新的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模式、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能力、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续推进少数民族政治的发展。

关键词：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障碍；意义；路径

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作为统一国家政治体系内一个次级政治体系的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随着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适应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向另一种政治关系的结构模式的变迁，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关系模式。其发展趋势并非要将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发展成为另一种不同的国家政治体系，而是要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框架内，调整和理顺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各种政治关系，建构一种与整个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的政治关系模式。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问题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问题却被程度不同地忽视了。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深刻认识和把握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意义、难题及路径，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促进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意义

在我国，“少数民族”是用以指称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概念，既可以作为统称，又可以作为单称。因其民族的族体规模较小、人数较少，故被称之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是由特殊的民族文化结合而成的共同体。少数民族发展应该是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丰富内容的全面的发展。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既是少数民族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少数民族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推动着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发展

在我国民族问题表现为各民族之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情况下，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加速少数民族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丰富内容的全面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政治发展，而且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理应是少数民族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权”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是同等重要的，它不仅在少数民族全面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推动着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的实现。

首先，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政治通过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而对经济发展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如同“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在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促进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

其次，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不仅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的教育、科技、文艺以及伦理道德的发展要受到政治的干预，而且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的建立社会规范、协调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以及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等，也需要通过政治方式来加以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所形成的政治关系模式对少数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并通过相应的政治发展来推动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再次，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影响着少数民族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也是少数民族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却程度不同地被忽视了。在说到少数民族素质提高的问题时，少数民族政治素质的提高又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有意无意地将少数民族的政治素质狭隘地理解为政治思想觉悟和政治服从。其实，少数民族的政治素质既是少数民族素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中最突出的是少数民族能够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不仅是作为法律规定的公民，而且成为能够自觉行使公民权利的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能够主动而有效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少数民族以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素质的提高既促进着少数民族全面素质的提高，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中必须给予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2，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科学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和谐、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民族问题与民族的存在相伴生，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别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备了根本政治条件，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帮助，共同因素会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各民族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民族问题的科学解决有赖于不断推进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丰富内容全面发展，其中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是科学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途径。“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为了有效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为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制定的一系列包括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内的有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成熟的国家政治制度。这项以承认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政治制度，是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在明确肯定少数民族在居住的区域内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规定了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在政治、经济、财政税收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殊权限的同时，还提出了民族自治机关民族化的要求。不仅为科学地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制度保证，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谐、协调发展。

3，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趋势并非要将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发展成为另一种不同的国家政治体系，而是要在整个国家政

治体系的框架内，调整和理顺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各种政治关系，建构一种与整个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的政治关系模式，以求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要解决当前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紧张、对立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立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对立。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对其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不消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人与人的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关系。一定的政治关系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但其一经产生就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必然要求人类政治关系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代际公平、代内公平的实现实际上就是真正的社会公正、政治平等的实现。从人类的政治现实来看，实现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要重新选择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重新制定各种经济社会政策，而背后决定这一切的是各种经济政治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关系。但各个政治主体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能自觉地去构建保障所有人的生存发展、自由权利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争夺各种资源和利益的过程中进行零和博弈。政治决策者往往会为了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或者为了满足某些社会群体眼前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可持续发展。可见，少数民族政治发展能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没有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难以实现的。

二、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面临的难题

同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发展一样，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在展开的过程中面临不少难题。

1，政治发展与少数民族政治体系中现有体制的摩擦和冲突

现有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新的政治因素、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逐渐生成和建构起来。但是，不论是对现行体制的进一步调整，还是新的因素、机制和模式的生成和建构，都同现行体制产生表现形式各异的矛盾，并形成摩擦和冲突。但是，现行体制毕竟是一种正在运行中的职权和职能配置方式，或者说，是运行中的权力模式，在与改革的要求和新的政治因素、机制、模式等发生摩擦时，它总是处于强势地位，这就给改革的进行和新的政治因素、机制、模式等的生成和建构造成严重的障碍。

2，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在过去长期形成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关系模式中，权力主体中的某些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权力和权力结构形成某种利益关系，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在履行职责的同时也在法律的范围内甚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外获得自身利益要求的满足和膨胀，从而成为既得利益者。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了对现行权力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到某些人的权力和利益，并招致他们或明或暗的反对和抵制，从而使改革的措施难以实施。如为了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而进行配套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就相当大。在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中，既得利益者的抵制也成为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

3，农村基层政权削弱和权力腐败的消极影响

在我国改革的过程中，包括少数民族政治在内的整个政治领域中有两种现象十分引人注目：一是部分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被严重削弱，功能弱化，基层组织涣散，权力流失严重，—些非正式组织和势力，如宗族组织、宗教组织乃至地方恶势力等，不仅发展相当迅速，而且攫取、控制和分享了这些权力中的相当一部分，抵制和干扰行政、司法等。二是腐败现象严重存在，权力寻租现象还比较严重。尽管党和国家在反对权力腐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但腐败的势头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这两种现象成为政治发展中的逆动现象，不仅大量浪费和消耗社会的政治资源，抵消政治发展的成果，而且是对政治发展的破坏和削弱。

4，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在我国，不论是少数民族政治发展还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中都未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但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分析的那样，公民的政治参与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迅速膨胀起来，但现行政治体系中却缺乏吸纳这些参与的制度化的渠道和能力，因此会出现大量的制度外的参与，并形成政治不稳定。二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的迅速调整和变动，社会矛盾大量涌现，旧有的矛盾又不断被新的矛盾激活并凸显出来，现实的矛盾和历史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形态各异的矛盾、冲突、失衡盘根错节，这些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会在对现行政治体制形成严峻挑战的同时引起政治不稳定。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以及有可能产生的政治不稳定都是对政治发展的现实威胁。

三、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只是我国整个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组成部分，上述难题都是在少数民族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解决这些难题走出困境的出路也在于继续推进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化解影响政治发展的矛盾与冲突，科学地选择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路径。

1，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

“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在特定经济社会关系基础上体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运动，政治发展的主导者是代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发展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第一要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各族群众的殷切期望，也是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壮大。首先，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既能够推动民族地区政治民主的发展，又能为民族地区政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确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市场经济能够提供民主得以生长的基本条件。其次，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能够促进政治稳定。少数民族经济的壮大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人口，增加中产阶层人数，从而有助于塑造稳定的“橄榄型”阶层结构。再次，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能够给政治体系带来绩效合法性，只有各族群众走上了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才能巩固民族地区政治体系的权威。可以预见，少数民族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对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拥护和认同。

2，建构新的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模式

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政治体制并未为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变革准备好通过一定的变革调整就能适应的一切，其相应的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模式只能适应于计划经济而不适应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发展中形成的新的政治因素和关系则要求形成新的政治机制的政治关

系，并使其制度化。因此，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中应该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在原有的政治体制范围之外自觉建构起能够适应新的政治因素、政治力量和政治要求的机制，如权力监督机制、政治参与机制、利益表达和综合机制等，并促使其制度化，通过制度创新来克服制度短缺的现实，实现新的制度供给和体制供给。同时，也要使新的机制和制度同原有的机制和制度相互整合，相互补充。

3，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能力

由于历史的、自然的以及现实因素的多重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水平都比内地低。如果少数民族地区想要缩小发展差距，想要与内地同步实现全面小康，那么，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不可能再去走一条自发发展的道路，而必须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当然，跨越式发展能否实现，除与国家政策的支持程度有关外，更重要的方面是取决于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能力的提升。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政府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速度的快慢、发展质量的高低等都取决于政府能力的强弱。政府能力集中体现在政府在推动社会现代化方面应有足够的权威和组织领导才能，有较强的依法行政的意识，具体包括：市场规制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公共政策执行能力、信用能力、软环境维护能力、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生态平衡能力、社会公正与秩序维护能力、危机处置能力、制度创新能力等方面。在当前，少数民族地区要想抓住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首先开发和提升上述政府的各项能力。

4，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少数民族民主化的具体途径。“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活上有比较大的特点以及具有这种特殊的民族成份等等的区域享有这种自治，就不可设想有现代化的真正民主的国家。”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是“具有复杂民族成份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法律规范的形式保障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和充分行使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民主权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必须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保护和尊重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权，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权、经济管理权、经济资源控制权；坚持和维护民族平等团结权，包括民族内部的团结、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妥善处理民族问的矛盾和纠纷，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好自治民族与其他非自治民族的关系。

作者：李乐为

科学发展观政治道路发展论文 篇3：

论十八大报告的政治发展意义

摘 要：政治发展是指政治关系和结构的变革与调整。政治发展按性质可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发展，其主体有国家、政党、政治社团和政治人。从政治发展性质、主体、主导力量、领导核心、必要性重要性、内容、形式、途径、目标及趋势等方面阐述了十八大报告对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是指政治关系和结构的变革与调整。探讨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政治发展新思想对推动我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思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大的作用”[1]。

一、《报告》指明了政治发展的性质和主体

政治发展按性质可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发展，其主体有国家、政党、政治社团和政治人。对此，报告认为：

我国政治发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发展。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直接表明了社会主义性质，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含政治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各项具体制度”等，表明了其社会主义性质。三是“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而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维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要求”[1]247的。

我国政治发展的主体是最广大人民。“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等，表明了其主体。

二、《报告》分析了政治发展的主导、推动力量和领导核心

“政治发展……推动的主导力量是代表着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要求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报告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主导、推动力量和领导核心。

1.党的指导思想和宗旨决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是以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和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规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它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来主导和推动政治发展；二是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始终成为进步阶级代表而主导和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引起的”[1]375；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扩大参与，确保当家做主，实现民主和人权，这要求推动政治发展，“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

2.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用崭新理论推动政治发展。“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而“理论创新形成新科学理论，促进政治发展”[3]。

3.党不断推动实践创新，用正确道路引导政治发展。九十多年来，党先后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平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执政党建设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引导和推动了政治发展，“实践创新是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动力”[3]144。

4.不断发展的党内民主能增强党的创造活力，推动人民民主和政治发展。“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三、《报告》论述了政治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政治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要把它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含政治建设）的全过程；二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根本政治利益），充分实现人民民主和人权；三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等五大建设。这一切都要求推动政治发展。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政治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政治建设，其目标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要求政治发展。

3.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求政治发展。一是经济发展可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能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政治参与，又能增强党和国家的合法性，促进权威理性化，推动政治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政治的发展”[1]15；二是经济发展，即生产力发展导致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引起社会经济和群体结构分化，既导致政治结构分化和合理化，又导致群体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各群体为实现或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纷纷参与政治，“利益矛盾最终引向政治”[4]，推动政治发展；三是经济发展可促进教育发展，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政治参与，“教育程度与参政比例成正比”[5]，并使人民更加相信科学，反对迷信，导致政治生活日益世俗化，使宗教、神权权威日益被世俗的国家权威所取代，推动政治发展；四是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影响政治发展的速度和程度，“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6]。

4.文化建设要求政治发展。文化建设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一是有利于正确认识、对待和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因为对政治文明的认识水平左右着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二是可为政治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7]；三是有利于形成民主意识和习惯，促进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因为公民的民主意识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败。

5.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政治发展。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含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含政治发展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含政治制度）；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包括政治建设；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为政治发展既提供了内在要求、物质条件、物质手段、物质基础，又提供了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方向保障，还提供了和谐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基础，并提供了首要前提，这一切都要求并推动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258

四、《报告》阐明了政治发展的内容和形式

内容上，政治关系的变革与调整：一是由城乡按不同人口比例调整为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二是由城市调整为城乡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三是由“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调整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四是由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依法平等调整为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五是由传统的工农、城乡关系调整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六是提高基层人大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七是由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调整为“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八是由人管人调整为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由忽视调整为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政治结构的变革与调整：一是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二是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三是进一步完善政治结构，如成立了环保部等。

形式上：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党内民主进一步扩大”、“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等。

五、《报告》强调了政治发展的道路和途径

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它“是团结亿万人民共同奋斗的正确道路。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途径是渐进式政治改革。一是生产力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渐进的，它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出的变革要求也是逐渐形成的，“政治改革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过程”[1]402。二是“多项分进性改革方式……有利于调整和把握改革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化解不利因素，减轻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震荡”[1]407，因此，“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六、《报告》指出了政治发展的实质、目标及趋势

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民主和人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确保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趋势是实现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蔡明干.冷战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

[4]杨光斌.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41.

[5][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217.

[6]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7]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蔡明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