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创设发展循环经济论文

2022-04-29

[摘要]企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给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化成为循环经济立法中不可回避的诉求。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制度环境创设发展循环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制度环境创设发展循环经济论文 篇1:

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研究

摘 要:从法的正义、秩序与利益等公司环境责任立法的理论基础角度出发,认为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是必要的。通过研究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现状,结合外国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概况,主要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公司环境责任立法情况进行研究,从中找出值得借鉴的内容。通过提高公司环境责任意识、形成完备的立法体系以及建立健全公司环境责任等相关法律制度来完善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体系。

关键词:公司环境责任;立法;法律利益

一、公司环境责任立法的法理基础

任何法律的创设和完善都需要坚强的理论基础作为后盾,有了坚强的理论基础才能为公众所信服、理解、掌握与遵守,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也是如此。

(一)法律正义

正义既是一种高层次的伦理规范,又是一种理性的伦理规范。法律正义是正义的一种,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正义,法律正义具有两种强制力,即具有理性强制和国家强制。

公司对环境破坏的严重程度用一般的正义来调整已经远远不够,这个时候需要转化为法律正义,即“法律表达环境正义的归宿”。[1]公司在其经济活动中大量使用资源,在其享受利用资源这一权利中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法律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要求,必须规定公司在资源破坏、浪费中对所破坏和浪费的资源予以合理补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加强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就要使正义成为有形的法律正义,为公司对环境责任如何承担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致力于将公司对环境责任的承担由特殊的有形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正义调整,公司承担环境责任是法实现正义价值的需要。

(二)法律秩序

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种秩序。自然秩序是自然规律表现出来的秩序,四季的变换、时间的推移、花开花落,这些都是自然秩序。社会秩序是维持和巩固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石,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循规而立、权力的制约、资源的配置,这些都是社会秩序。凯尔森在他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说:“与法律永远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法律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秩序,是人类社会秩序体系中的根本和焦点。但是,我们不能单纯强调人类社会秩序而忽视自然秩序,不能以牺牲自然秩序为代价来维持社会秩序,因为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公司环境责任要求公司进行经济活动的行为要符合自然规律,要致力于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更要有利于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法律秩序是一种制度,是法律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法律秩序也体现国家强制力,公司进行经济行为时对环境造成侵害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这就需要对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予以完善,以达到经济秩序与自然秩序协调发展。

(三)法律利益

“法律利益是利益的一种形式,是从利益体系中剥离出来的、以法定形式存在的利益,也即通常所说的合法的利益或权益。”[2]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现阶段我们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来调解各个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环境资源是基础,这就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公司环境责任中,公司不应以传统的模式单纯重视营利而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甚至破坏环境,公司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在公司的运行过程中,将公司环境责任的承担与公司的各种能力的建设与提升相融合起来,使公司具有长期的、稳定的市场竞争力。

二、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现状

(一)立法现状

1.我国《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其在第五条、第九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作了如下规定:国家明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自然环境,禁止破坏自然资源。国家加强对稀少宝贵的动物和植物进行保护,积极组织团队和个人植树造林,并鼓励团队和个人植树造林。对于生活和生态两个方面的问题,国家为防御治理污染或者其他公害,保护林木,提倡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并就此加以国家强制力作为有力保障。对于以上各个方面的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特权,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组织和个人都会被依法予以追究。以上条文的设定,为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了法律依据。

2.其他法律对公司环境责任的规定

当今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有联系,我国关于公司环境责任承担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有很多,但大多数规定在环境保护法当中,然而单纯地把保护环境放在环境保护法里面已经不足以满足保护环境的目的,“立法的重点将放在法律的科学化、精准化方面。”[3]关于公司环境责任更多体现在经济法的立法当中(下文会谈及)。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对公司一系列行为所涉及的领域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这种立法能够使公司感受到有形的压力从而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好地承担起公司自己作为法人对环境应承担的责任。“对于环境污染的外部问题,市场机制无法做出有效调节,需要以强制性规范来解决,需要通过立法进行干预。”[4]公司对利益的追求是永恒的,经济法一方面从利益角度出发,给公司相應的利益,使利益驱使公司自发地对环境进行保护。另一方面,经济法利用强制手段对公司施加压力,使公司不得不保护环境,从而为保护环境保驾护航。

(二)存在问题

1.立法过于庞杂

我国关于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非常庞杂,在环境类、经济类、企业类等相关法律体系中均有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要接受处罚,该处罚多为罚款。对于此行为被责令改正的,当其拒不改正的时候,相关行政机关要依法进行连续处罚。上述主体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依法采取相关措施,如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情节严重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相应的程序,责令其停业或者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生产列入强制回收名录的产品或者包装物的企业,必须对废弃的产品或者包装物负责回收;对其中可以利用的,由各该生产企业负责利用;对因不具备技术经济条件而不适合利用的,由各该生产企业负责无害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发现有污染大气的情况还有检举、控告权。”另外还规定了企业不履行申报义务等责任,企业违法投入生产和使用建设项目的责任,企业超标排污的责任以及企业违反禁用污染设备和工艺规定的责任等一系列的责任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大量的行政法律和地方规章对公司的环境责任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由于诸多法律法规以及规章都有对公司环境责任进行规定,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又缺乏协调性,导致了公司在遇到问题时不知道具体该采用何种条文。另一方面,由于公司对环境的破坏问题层出不穷且多种多样,每次出现新问题时都采取紧急立法的方式,这种事后立法具有盲目性与滞后性,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不利于今后的发展。这种庞杂的立法或者原则性的条款给人一种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并不严苛的假象,这种假象不止误导司法人员,也使公司环境主体肆意毁坏环境达到所谓的利益最大化有了可乘之机,从而影响了公司环境责任的法律机制实践。

2.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不健全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以下简称EPR)的思想,起源于瑞典关于废物循环利用和管理的议案。瑞典托马斯首次提出EPR的概念,他认为,EPR是以降低产品的环境影响目标为宗旨的环境保护战略。EPR的实现要求生产者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承担环境责任,包括有回收废弃的产品、承担有关的法律义务等,降低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形象。实行EPR制度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有利于充分利用资源、保护资源。

我国并没有明确制定EPR,但在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EPR已经有所体现,只是起步较晚不够完善。首先,环境法的弱势地位影响了EPR制度的权威性。环境法在我国的发展具有滞后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的特点,导致环境法无法有效保护环境。另外,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在法律部分的划分上属于经济法部门,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属于民法,环境法在实质上并未取得独立的地位。第二,我国对EPR制度理论缺乏深入的研究探讨。相比较国际上的一些国家而言,我国EPR制度的起步时间较晚,在2002年的《清洁环境促进法》中才确立了EPR制度。另外,科学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近些年来主张的经济发展理念,与EPR制度匹配较晚,研究不够。

3.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对于重点排污单位,应该如实向社会公开相关于排污物的有关内容,比如排污物的名称,主要排污方式,以及排污设施的运行状况,以便于接受社会的监督。这个规定是非常符合发展要求的,但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还面临诸多障碍。首先,我国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的立法才刚刚开始,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第二,现有机制存在缺陷;在现有的机制中,对有些问题存在着机构管辖重叠,一旦出现问题,各个机构互相推诿,对于一些新产生的问题,缺乏合理的机构约束;第三,社会监督不够完善且结构单一缺乏科学性,使得在决策过程中具有盲目决策的可能性。

三、外国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现状

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出现得较早也较突出,所以较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有关环境的立法也早于发展中国家,有关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也更为完善。

(一)美国立法现状

美国对环境保护较为重视,早在1970年,美国就有了独立于美国政府的环境保护总局。其不止在立法上进行环境保护,也将环境保护融入国民日常生活中。1969年保护环境的综合性法律《国家环境政策法》出台以后,美国又相继制定了清洁空气法、净水法等一系列法律。为了这一系列法律的有效运行,美国对宪法以及行政法中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进行了拓展,对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进行了合理有效的控制。美国有不同于瑞典托马斯教授主张的EPR制度,其将生产者延伸制度改为产品延伸制度,这样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范围扩大,产品从产生、出售再到成为废物都有了相应的责任人,使得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了环境保护的责任,环境保护成为全民服务对象。美国通过发布总统令的方式强制推行政府绿色采购,政府绿色采购规定政府機关必须优先采购绿色产品,并且由环保局为政府部门提供采购产品时的绿色采购参考方案,一方面让政府为民众从心理上认同绿色环保的消费理念,更多的是由政府出面,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

(二)德国立法现状

德国人曾经说过,他们最爱两样东西,钱和森林。在德国人的心里,他们认为环境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德国人对环境保护的力度非常强,这种强既体现在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严苛的监管制度,又体现在国民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德国对环境保护系统整体的投入规模和范围非常大,德国的环境法规也经常因为其严格的力度而被称为“最绿色”的环境保护法规。

德国对环境保护主要有以下举措:第一,潜移默化地使环境保护观念融入到国民日常生活之中,使环境保护观念深入人心,促使国民自发进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之中。第二,对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施以严厉手段,在立法中,对环境保护的立法尤为详细具体,在执法中减少执法的可随意性。譬如,为了促使废弃物包装的减少,1990年德国公布了《包装、包装废弃物的处理法令》,强制要求各个生产企业对生产产品的包装回收负责。另外,为了电池的回收,1998年德国颁布有关规定,要求零售商和生产者必须要对电池进行免费收受和接管。第三,为了避免公司规避法律行为的出现,对环境进行日常检测。

(三)日本立法现状

日本环境法的发展与其现代化的推进是相互促进的。在日本,环境法早已被称为公害法。日本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对该法作出修改,将公害的定义扩大,明确废弃物处置对策是公害对策等。1993年又制定了《环境基本法》。1995年实施的《绿化政府运作方案》中制定了有关政府绿色采购的有关原则。2000年制定的《绿色采购法》也作出相关规定,要求政府优先采购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其在《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中对日本21世纪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好地促进物质循环、减轻环境的负担、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构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基本原则。另外,日本也加强对国民的环保教育,使环境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并以此为后盾,鼓励民间组织环保活动,与国际接轨,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四)对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立法的启示

从各个发达国家的立法来看,各国政府在推动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方面处于鞭策者和管理者的地位,有力推动环境保护的延续。其从实际上现实有效的介入到公司环境责任建设过程中,具体而言,包括建立相关的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管理计划、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开拓沟通的渠道、促进责任投资等方面。另外,各国对于公司环境责任的落实,不单制定法律制度,而是以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目标,鼓励公司自觉主动地去承担公司环境责任,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立法上对于环境的保护晚于发达国家。目前虽已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个较为完善的环境法体系,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差距。从整体上看,我国环境法律对于实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予以协调发展的效力还没有切实有效的发挥出来。另外,对比发达国家对于公众参与环境监督体制的立法完善,我国在这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有些缺失。

四、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立法的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在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和实践中都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会影响公司的发展,也会影响我国环境和国民的生存发展。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值得肯定的做法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实际,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公司章程中加入环境保护内容

在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中,应规定在公司章程中加入公司环境责任方面的相关条款。该条款就如何提高公司环境责任意识要给予明确规定。公司环境责任的责任主体,应该提高自身环境责任意识,在为公司制定规划时,既要寻求公司的长久发展,又要符合绿色环保理念,在制定公司章程时,要把环保理念写进去,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司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公司的领导层和职员才会自觉遵守。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应体现环境保护的具体举措,同时对公司职工定期开展环保内容培训及绿色宣传教育,促使公司全体人员自觉遵守公司管理规章等制度,积极践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形成完备的立法体系

1.更新与发展基本法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环境法。我国《环境保护法》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环境保护法》的运行过程中,要不断以生态文明为指导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现阶段,有毒有害的化学物品对环境的污染特别严重,我国境内许多河流已经被污染,大量的废料不经过处理或者只经过简单的处理就排放至河流,河流自身净化能力已经不足以净化如此大量的废物,因此《环境保护法》应对此作出更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尽快拟订配套的法律法规。另外,让公司自觉主动去承担环境责任还需要社会的监督,在立法上对媒体监督公司环境责任的承担要设定相应的奖励措施。

2.提高法律执行力

我国现有的关于公司环境责任的执行力度较弱,还需要加强,这就要求在立法方面设立相关执法方面的有关条款,对行政机关相关执法人员的有关责任在立法上作出详细的规定,如:明确各部门对环境保护的职责,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监察力度,避免出现问题各个部门推诿的现象,使各个部门各司其责、相互配合,把环境保护落实到实处。

(三)完善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相关的配套制度

1.拓展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

我国EPR制度虽在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但可操作性不强,且没有得到多层次的运用。因此,在法律程序上对EPR制度进行规定很有必要。首先,要确定责任主体和责任如何分配。责任的分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责任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导致其又具有复杂性,这就需要明确规定公司作为EPR制度的主体地位,完善EPR制度的内容。公司作为EPR制度重要的主体之一,要对产品从出生到消亡的一系列活动进行规划,对于如何利用、回收和无害化处理要不断改进技术和生产流程。在立法上对于回收的目录以及强制回收的情形要加以规定,对于公司如何履行应进行具体细节上的规定,增强可操作性。

其次,在立法上要明确政府的监督管理地位。政府要对公司环境责任的实施程度监管负责,引导公司履行生产者延伸责任。当公司不愿意采取符合EPR制度的生产措施时,需要政府采取相对应的行政手段。

最后,构建实施EPR的辅助体系。一是构建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我们要建立多元化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体系,加强资金与技术的投入。对于有条件的公司,支持他们建立自己的产品回收体系,充分发挥自身处理能力,对产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二是要培养消费者绿色消费的理念,提倡绿色消费,消费促进生产。“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消费者权益至强的经济,消费结构决定生产结构,只有消费结构改变才能引导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6]因此,我们要提倡绿色消费,以此为EPR制度更有效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

2.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保险责任的出发点是社会整体利益,所追求的是实质正义。”[7]发达国家的环境保险制度已经比較完善,所以在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措施就包括了环境责任保险,这是时代的选择。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环境,在环境保险的监管与有效善后下,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环境保险制度有利于维护合法利益,保险者在被保险者忽视环境问题时,能够使用自己的力量促使破坏环境者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这对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起步较晚,目前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扩大保险范围。发达国家对于环境责任保险的范围不断的扩大,这对于我国来说具有借鉴意义,我国也要对环境责任保险的范围进行必要的扩大,不能局限于突发性污染事故,要把经常性排污造成的他人损害的民事赔偿加入到责任保险范围。政府应对保险公司公司的环境责任保险给予支持与鼓励,从而促进保险公司对此进行承保,保险公司既可以进行联合承保也可以单独承保。第二,要以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为主、任意性责任保险为辅。对于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行业实行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对于对环境污染较轻的行业是否愿意投保,以自愿为主。

3.公司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又称环境信息披露,是一种环境管理手段,同时也是公司环境责任承担的外部监管机制。其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公众对环境的知情和批判,对环境污染的破坏者施加压力。公司是活跃于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其以营利为目的的特性决定了公司的行为,因此,落实公司环境责任必然离不开对公司的规制。要通过制约性、保障性、鼓励性的相关制度从社会方面督促公司对环境责任的落实,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上市公司承担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义务是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化的一种典型体现。”[8]任何环境管理的手段都离不开信息的支持,信息公开和环境管理能够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好的环境管理能够为环境信息的获得提供好的手段,好的环境信息手段能够保障环境管理的实施。

个人和群体都有各种各样的环境需要,环境信息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需要。只有实时全面地获得公司的各类环境情况,才能对其采取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手段,从而推动公司对环境责任的承担。虽然现在有不少法律法规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譬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公开的方法和程序缺少相关规定,导致公司环境信息公开流于形式,公司环境信息公开的其实并不到位。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改善:第一,加大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司范围。第二,加强政府的监管。第三,拓宽信息公开渠道,使公众更方便地参与到公司环境信息公开的大环境中来。

结语

伴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环境保护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公司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之一,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作贡献的同时,也在其生产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了自然环境,造成了许多不可逆的损失。现阶段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的立法现状并不乐观,在立法和实践中都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立法当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梁剑琴.环境正义的法律表达[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54.

[2]  周旺生.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5.

[3]  陈冠华.企业环境责任立法问题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4.

[4]  宋新宇.中国绿色发展中企业环境责任立法探讨[J].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6,(3):4.

[5]  吴椒军.论公司的环境责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81

[6]  韩俊英,田金花.特殊情形下公司环境责任实现机制探讨[J].西华大学学报,2017,(1):76.

[7]  黄韬,乐清月.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规则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视角[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报,2017,(2):122.

作者:田金花

制度环境创设发展循环经济论文 篇2:

循环经济立法的企业社会责任诉求

[摘要]企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给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化成为循环经济立法中不可回避的诉求。通过简析“企业公民”理论、“公用地的悲剧”理论和自然法学派的法哲学观点三个理论基础,并对切实保障公民的环境权、达到企业自身与环境共同发展的目的、加速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意义的探讨,从而选取市场准入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制度、经济激励制度和跨行业协调制度以论述循环经济立法中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

[关键词]循环经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立法

[作者简介]蒋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广东教育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经济增长率近年来持续偏高,国家信息中心预测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达到11.3%。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转变,资源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最突出的挑战就是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企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既是最大的资源使用者,又是最大的废弃物排放者,因此,企业对于环境与生态的充分保护与合理利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循环经济法》已进入审议阶段,如何在循环经济立法当中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强化企业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本文拟为之寻求新的立法视角。

一、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循环经济立法的理论基础

循环经济立法是一项巨大的立法工程,需要从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哲学方面来宏观阐述,本文分别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理论来论述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循环经济立法的理论基础。

(一)“企业公民”理论

“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经营实践、运作和策略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企业公民理论强调了企业的社会公民身份,意味着企业不能只满足于做个“经济人”,还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道德人”。“经济人”与“道德人”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完善的道德人格也是企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具有的面孔。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源泉,企业在享受社会赋予的条件和机遇的同时,也就应该以符合道德的行为来回报社会。亚当·斯密(Adam Smith,1759)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所必须拥有的”。企业的生存发展依靠环境资源,环境资源也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保障,因此,企业应当肯定环境的利益主体身份,尊重环境存在的生态价值,在为环境和社会作贡献的前提下,正当合理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以达到互利双赢的局面,这才是企业作为一个“企业公民”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200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企业公民”的概念中关于环境资源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在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中将“企业公民”的理论融入其中,是对“企业公民”身份的充分肯定,是企业享有环境权利和承担环境义务相统一的法律体现。

(二)“公用地的悲剧”理论

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是在消费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使用者消费该物品时并不会减少对其他人的供应,形成该物品的“非竞争性”;任何人不能排斥他人同时消费该物品,因此该物品同时具有“非排他性”。由于“公共物品”具有这些特征,因此总有人希望“搭便车”而享受其收益。一旦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公用地困境”便会出现。加勒特·哈丁(Hardin,Gar-rett,1968年)提出“公用地悲剧”理论,他拟建了一个模型: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从每个放牧人都是理性的行为导向(即追求个人的最大利润,最大数量地饲养牲畜)分析,每人拥有的牲畜是他们的直接利润,但是当过度放牧时因公共牧场退化而需要承担的费用却是分摊下来的小部分。因此,哈丁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悲剧。每个人都被锁进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迫使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无节制的增加他自己的牲畜。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最佳利益,毁灭的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同样,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公有物品”,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极大地消耗着资源,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会把本应由自己支付的成本转嫁给企业之外的“公共物品”,而导致企业滥用环境资源,“以个体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不理性”,扰乱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由于环境资源的“公用性”,从而引发了“外部性的外溢效应”,即企业的经济活动造成了环境资源的损失,但企业却不会将这种公共产品的损失纳入到自己的产品成本与价格之中,而是对环境强加其生产成本却不需要为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负面效应。加强循环经济立法,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是解决“公用地悲剧”的必由之路。

(三)自然法学派的法哲学观点

以富勒(Lon Luvois Fuller)、德沃金(Ronald.Myles.Dworkin)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学派主张法与道德具有不可分割性,强调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在循环经济立法中,不能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培育,因为“对法律道德性的最低限度的遵守是有效的法律实践所必不可少的”。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对道德的负面影响已经客观存在并日益加深,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就是典型的例子。市场经济提供人类一个经济发展的平台,但绝不是一个道德沦丧的废墟。假如人类最基本的环境生理需求和环境安全需求都无法保障,达到了生态不可逆阀值(见图:环境库兹尼茨曲线),那么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求层次就在最底部有了断层,建立在断层之上的经济高度发达与物质无限丰富也必将面临着崩溃的威胁。从自然法学派的法哲学观点来看,在循环经济立法中强化企业履行自然生态的道德义务,加强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心,主张企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法律观念,用环境能接受的方式与承受的容量去发展经济,均衡企业利益与生态利益,平衡企业权力与自然人环境权力,才是正确的发展之路。

二、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循环经济立法的实践意义

(一)切实保障公民的环境权

環境权指公民依法要求和享有其所置环境资

源具有基本生态功能的自由度,其创设可以控制环境恶化,抑制资源浪费。环境权作为改善生存环境质量的有力工具,是公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法律保障,主要包括优良环境享有权、恶化环境拒绝权、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参与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循环经济法即将出台,更是从部门法的层面上切实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由于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制约,企业在生产大量产品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垃圾与废弃物,从而不可避免地污染了环境和消耗了资源,对公民的环境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循环经济立法应该打破环境权概念内涵抽象性的局面,通过多列举环境权外延的方式来加强环境权的可操作性,如要求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减少对能源的消耗,增加对资源的循环利用,加强与公民的交流互动等,最大程度地降低污染,以切实保障公民的环境权。

(二)达到企业自身与环境共同发展的目的

企业的价值追求包括自我价值的追求与社会价值的追求。自我价值只是追求营利,但是社會价值却追求企业在发展的同时,还要与社会经济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融进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循环经济立法,除了达到法的强制规范性目的之外,还要协助企业在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上更健康良好地发展。企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将有助于循环经济立法完成社会、经济、环境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

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环境的经济效益是正相关的关系。环境为人类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都是以环境中的各种自然资源作为原料或动力进行的,资源的多寡决定着经济活动的规模。为实现产品生命周期内物质流的闭路循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闭路循环系统要求在工艺过程内部将其所产生的污染物最大限度地加以回收利用,尽量消除环境成本外部化现象(将产生的污染后果转嫁给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减量化与资源化,最终使整个系统达到零排放的目的,使自然资源能够长期发挥其物质支持作用。在循环经济立法当中加强企业对于环境保护,充分利用资源的社会责任,规范引导企业的生产活动,是企业自身与环境共同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加速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在传统经济中走“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回报”的道路,虽然给社会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但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摒弃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走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以缓解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才能取得人类与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传统经济相比,新型的循环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和废物处理等阶段都遵循生态规律,并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主要内容,在现行经济技术可行的前提下,采取经济、技术和管理等措施,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减少废物排放,是一种可循环发展的生态经济。调整政府、企业、公众与循环经济活动有关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制定循环经济法的历史使命。企业作为发展循环经济多个重要环节的参与者,在循环经济立法中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规范企业经济行为,是十分必要并且迫在眉睫的。

三、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循环经济立法的制度构想

“十一五”规划要求“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循环经济立法可以通过确定其基本原则、指导思想、立法框架和主要制度在法律的层面上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管理,发展循环经济。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循环经济法》设立的基本制度就应当准确地把握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本质要求,通过明确权责以规范市场行为,在高效运转的同时有力地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循环经济健康发展。《循环经济法》的出台将为循环经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经济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循环经济立法,本文将重点讨论市场准入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制度、经济激励制度和跨行业协调制度。

(一)市场准入制度

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干预市场、克服“市场失灵”而普遍采用的一项法律制度。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规定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要有的前提保障,其对企业准入市场要求有二:第一,企业要应对国家建立在行业资源技术标准体系基础上的行业准入门槛,要严格限制或者禁止能耗、物耗高于国家规定标准的生产活动,以服从于国家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能耗、物耗过高的安排。同时,处理废旧电器和危险产品拆解以及销售等涉及到污染控制和社会安全的企业,也要通过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来进行淘汰或保留,以保障国家的资源环境安全。第二,在资源节约及循环利用产品的优先准入制度下,鼓励企业发展公益性再利用产业,国家放宽市场准入资本限制,以让合格的企业充分优先准入市场。

对企业设置一定门槛高度的准入制度,一方面可以阻止不合格市场主体进入,规范我国混乱的“公共物品”市场,让企业在相应的经济实力与治理环境能力的背景下进行市场经济活动,使其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得到应然的统一;另一方面,加强建设市场准入制度,促进专业化和规模化企业进入循环经济建设,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还可以维护国内市场的绿色秩序,甚至建立自己的绿色贸易壁垒,以适应新的贸易形势。

(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又称产品延伸责任制度。与传统的责任制度相比,生产者的责任延伸到产品质量以外的环境责任,强化了生产企业在生产输入端和废弃物输出端的责任。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构建尤为重要,因为只有生产者才最为了解自己的产品,无论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还是在变成废弃物后的处理,都比其他主体更了解自己产品的性能特征,更有能力、更有责任去担负起回收或处理的任务。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产品生产阶段要求企业以预防为主,并从源头就开始着手抑制废弃物产生的工作,减少资源的消耗,因为抑制废物形成的代价要比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成本少得多。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承担废弃产品的回收、处置等有关的义务,并将回收的废弃物尽量转移到下一个产品的输入端,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和重复使用,使资源的利用回到一个闭合的循环系统内。这种打破“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的制度,将废弃物由消费者(废弃物输出端)转移到企业(产品输入端)手中,通过建立专有产品回收体系和共同产品回收体系,将从法律层次上完善企业回收废弃物的法律责任体系,以更有效保护环境和充分利用资源。另外,循环经济立法还应把产品的可循环利用率和再商品化率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企业经济考核指标中,并定期考核,对长期指标

过低的企业进行淘汰。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对市场准入制度的科学延伸,是对企业的后续监督,意味着企业进入市场后仍然不可以松懈,循环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企业由始至终都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三)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制度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区域或者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调整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与企业。仅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的各项参考指标的总和,也就是企业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的依据。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应当包括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废物产生量等具体指标。该体系督促企业按照指标要求严格生产,评价与反映着企业环保生产经营方面律己的程度。企业一旦不达标,不但意味着政府对企业发展循环经濟绩效不满意,更意味着企业将得不到资金倾斜和税收优惠。

循环经济法要结合资源利用审核制度和资源消耗限额制度等资源综合利用政策,有力引导企业发展公益性再利用技术,减少不必要的能耗与原料浪费,进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资源,尤其要发挥对重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作用。明确规定各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作主体,特别是重点行业和产品的能源、水资源、土地和污染标准及实施时间应该尽快公布,以规范和引导企业早日走上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另外,对依据该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出来的企业分别进行奖励或者罚款甚至停产整顿,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下激励和惩罚相关企业,推进循环经济立法,是行之有效的。

(四)经济激励制度

经济激励制度是指采用法律的形式,以“成本一效益”分析为核心,调整企业在资源利用、产品生产、废弃物排放等阶段行为方向的法律机制。由于经济激励制度是结合市场的机制,通过充分运用价格、成本、利润、信贷和利息税收等经济杠杆,可以为企业提供的一种非强迫性的、具有灵活选择性的手段,从而限制环境破坏的活动、激励改善环境的活动,达到促进循环经济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的目的。

激励机制既能让企业自主地选择是否以履行自己环境保护责任的方式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又能在解决企业污染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Exteri-or not efficiency,又称“负外部性”)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循环经济立法可以借鉴环境经济学的两大环境保护手段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一是主要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环境问题的“庇古手段”,其具体做法就是既要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收费或征税,又要对产生正外部效应的单位给以补贴,一般可以利用税收手段、财政手段、收费制度和责任制度进行。二是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手段“科斯手段”,侧重于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对于负外部效应的问题,若谈判费用很小就可以通过当事人自愿协商而将外部效应内部化;若交易费用不能忽略,必须对外部效应影响作为产权明确下来的话,就由当事人自愿交易而达到内部化的目的,一般有自愿协商、产权途径、排污权交易制度等。

(五)跨行业协调制度

发展循环经济,不但需要建立企业内部的物质、技术、能量和信息循环利用机制,还需要加强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一个企业内外、上下联动的协调合作机制。以公平平等为原则,在企业内外建立强效合理的合作协调机制,以确保在错综复杂的层面与领域中保证沟通协调渠道的畅通无阻,最终实现企业、社会、环境的多赢局面。在资源循环的跨行业、跨区域协调制度下,企业除了对自己内部的物质进行循环利用外,还可以在不同企业的层面上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结合相应的经济激励手段,将对方所谓的“废物”为我所用,实现废物利用最大化。在循环经济立法中,还可以设立规范的职能联盟或中间机构,明确规定其法律地位与职责,以减少环境资源的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杜绝利益集团者与权力寻租者的侵入,加强协调、互相配合、统筹推进,发挥合作效应,真正实现环保资源共享与交流。对于重点行业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方面,要从能源综合利用、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加强合作:建立跨区域的能源资源利用协调机制,积极开拓能源利用的新领域与新思路;建立健全跨流域水质和排污监控机制,科学防治区域水污染;建立跨行政区污染事故应急协调处理等制度,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跨行业协调制度使企业从单个企业独自运作扩展到企业之间的、区域之间的广泛合作,使企业能更科学、全面、有效地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中强化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

四、结论

要推进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循环经济立法,通过简述其理论基础和分析实践意义后,构想了五项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基本制度,要求立法加强企业由进入市场生产、经营、管理到外部协作各个阶段的义务与责任。但是,循环经济立法的理论基础仍然薄弱,尚需完善;同时,循环经济法的有效推进最终还是依靠企业摒弃眼前的、个体的利益而追求长远的、集体的利益,树立正确的成本观和效益观,因此,关键就在于结合市场,充分发挥经济激励制度的优越性,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运行市场经济的良好法治环境。在“十一五”这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立法达到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综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目的,促使企业走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将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取得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与共赢。

[责任编辑:舒 生]

作者:蒋冬梅

制度环境创设发展循环经济论文 篇3:

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模式与制度创新

摘要: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依赖于制度重构和制度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的正式制度包括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基础,制定与执行各项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与政策措施;进一步实施产权制度与价格制度改革,构建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发展循环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转变观念,为发展循环经济创设思想基础;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及公众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

关键词:循环经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作者简介:李英东(1973-),男,陕西延安人,经济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者互相补充。正式制度包括政治(与司法)规则、经济规则以及契约。非正式制度包括习俗、传统、禁忌等非成文的规则。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执行的形式与成效共同决定经济活动的性质。特定的制度构成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和约束结构,制度透过其安排之日常生活的结构而减少不确定性。对于具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主体——企业、政府官员等来说,特定的制度结构就是这些主体进行私人成本和收益核算的外部环境或约束条件。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能源相对短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水平低下,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是一种线性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与我国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有关。根据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将“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物质流动方式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实现从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有赖于制度重构和制度创新。

一、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正式制度安排的建构与创新

(一)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基础推动循环经济各项制度创新

1.政府管理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扭曲

对于非市场环境、资源产品和服务以及循环经济的其他领域,纯粹的市场机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为很多环境与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不能反映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所有资源的价值,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不相等,所以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因此,往往需要政府干预。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存在国家管辖范围宽泛与国家实际渗透社会能力软弱的矛盾,即国家专制权力過大,国家提供基础性服务的能力却相对不足,公共产品的供给赶不上公共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国家的各项有关资源与环境的正式制度安排和政策往往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支持,经常出现有法不依的现象,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国家治理机制的缺陷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制约着循环经济模式的广泛推广。对于企业排污、环境污染等问题,政府监督和惩处制度不严格,企业往往可以不为排污承担应有的责任;官员的腐败行为使官商勾结较为普遍,使环保与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法规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2.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前提

在改善国家治理机制方面,应当从动态的社会演变中来不断地修正和调整政府职能,有效地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建构权力平衡机制。法治是防止政府行为失范、保障其发挥基本职能的最重要的手段,确立法治秩序有利于约束政府的任意权力,实现政府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循环经济的各项具体激励措施和程序改革只有在良好的政府治理和制度环境中才能有效运作和贯彻。

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才能转变政府主导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政府法律与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防止腐败、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政策与法律执行效率低下的问题;才能既发挥政府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税收调节等方面的必要职能,又防止其行为的变异对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损害,使政府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制定一系列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制度并执行这些制度。

3.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制度与政策创新

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各项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法律与政策措施才能更有成效。

(1)我国应抓紧制定各类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循环经济的法规体系应在三个层面进行构建:第一层面是基础法,例如日本的《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德国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等。这些法律一般包含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责任、权利、义务的规定,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总体目标等。第二层面是综合性领域的法律,例如日本的《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等。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如日本的《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及《绿色采购法》等。这类法规主要是对每种产品的生产、回收制定具体的技术、目标要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5)。

在制定循环经济法规的同时,当前我们应抓好有关法律和配套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如制定能源法;修改节约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制定节约用水的法规、节约原材料的法规、促进废旧家电回收处理的法规、节约石油的法规、建筑节能的法规、促进墙体材料革新的法规、包装物和废旧轮胎回收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具体规定等(盛华仁,2006)。

(2)在控制污染和环境问题上,应采取政府规制与市场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在如何控制污染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思路,一是控制(command-and-control)或直接控制方法(direct regulatory approach);二是市场激励方法(market-based incentive approach)。前者指设定环境质量指标,通过立法手段强制执行;后者指利用修正的市场机制保护环境。

通常考虑的可能方案有庇古税、排污权交易、命令和控制措施。庇古税即为污染税,是由Pigou(1920)提出的。它既可以对污染直接征税,也可以对减少污染行为进行补贴。可交易的排污权可以由政府发给厂商,厂商间可以一定价格交易,政府也可以通过拍卖出售。命令和控制措施是政府直接管制污染,方式可以是设立工厂的排放标准,也可以要求工厂达到某种技术标准。

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激励方法比指令控制方法更有效率。指令控制方法至少有以下低效率问题:管理者需要消耗资源以得到排污者的有关信息,需要知道各个企业不同技术和不同的污染控制成本,而市场激励方法使排污者可以选择采取

什么方式减少排污,如何根据本企业的情况对排污标准作出反应。例如,在收取排污费的情况下,排污成本低的排污者愿意安装污染处理设备,而排污成本高的排污者则宁愿支付排污费。这样,污染处理的工作就会由控制成本低的企业来做,整个社会的控制成本就會降低。因此,一般来说(假定排放的是非持续性污染物(non-persistent pollutants),命令控制方法比市场激励方法的控制成本要高。

(二)产权制度改革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条件

产权是具有节约功能的主要制度,它能内化外部性(Al-chain,1959,1965;Demsetz,1967)。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通常会诱导所有者节约资源。当人们拥有资产时,会避免耗尽资产,并尽可能对其所拥有的稀缺资源进行最佳的长期应用。经验研究表明,现代大众社会里,保护资产,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清晰界定的产权。在可行的场合,允许私人所有者就稀缺的自然资源索取排他性产权有助于对这些自然资源进行明智的看管。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使交易自然资源的产权变得可交易,从而使希望在物质资源上进行长期投资的人能有机会赚取长期的物质回报,自然就较可能得到保护(柯武刚等,2000)。

1.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关键的问题是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晰或多重产权问题。例如,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但在环境产权没有明晰的情况下,所有的企业和个人都有使用环境资源的自由。这造成的结果是能够产生正外部性的环境资源(如树木、草坪、环境基础设施等)会出现供给不足,而接纳负外部性的环境资源(如大气、水体、土壤等)则会被过度污染。一方面,投资者没有为其付出的成本得到全部收益;另一方面,污染者没有为其产生的负外部性行为付费,也没有对环境资源进行补偿性的投入,结果可能是环境资源由于投入不足和过度使用而产生破坏、退化甚至衰竭现象。资源浪费问题往往在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更突出。一些浪费或污染行为也与企业的产权不明晰有关。例如,一些大学和事业单位办的或挂靠在其名下的企业,用着这些单位的水、电等资源,企业却独立核算,它不会节约水、电等资源,因为其部分使用成本是外部化的。

2.通过明晰产权与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产权学派认为,治理环境的关键是明确环境资源产权,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以实现最优资源配置,从而达到发展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科斯的产权解,是明晰地界定产权,并在完美市场下交易产权,产权可以赋予污染者,也可以赋予“受害者”。科斯认为,在资源的产权有保障的前提下,应当由排污者和该污染的受害者谈判,通过贿赂或补偿来自行解决污染问题。

首先,继续推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将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是解决资源浪费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出现的资源浪费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与产权改革不到位有关。由于所有者缺位,企业经营者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称,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阶层疏于对资源的节约,造成资源浪费和非效率配置。

其次,应改革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我国实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在资源开发利用以及资源转化为资产的过程中,资源的占有、使用、处置、经营均由国家来决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国家所有的代表主体不明晰,从而造成了对资源占有、使用上的矛盾。例如,国家有关部委、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争夺油田、煤矿的开发权,在资源的保护上又互相推诿,致使大量的矿产资源型城市和地区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恶化,持续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个人对自然资源的产权关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推动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还需要大力保护和实施产权。产权保护的有效性是国家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是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节约资源的前提与基本保障。比如,那些小造纸、小炼油之类的“十五小”工业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政府没有有力地保护附近居民、农民拥有不受污染的权利。如果政府明令受害者可按单位排污量得到赔偿,居民的“维权”行为就足以对抗地方保护主义和环保部门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三)价格制度改革

当前,一些基础性资源和能源的价格制度不合理,定价权依然掌握在政府与垄断国企手中。例如,水、电、气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太低,浪费严重。在环境资源稀缺程度不断提高的状态下,环境资源的零价格制度导致了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费,导致了能源危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当前,应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1.自然资源政府指导价格的制定

学术界产生了影子价格模型、边际社会成本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市场估价模型等多种定价理论和模型。采用边际机会成本法确定自然资源的政府指导价是比较合适的。边际机会成本法能够将资源的有效使用和“代际公平、合理补偿”原则有机结合起来,能够度量出使用资源所付出的全部代价。自然资源的边际机会成本不仅包括生产者开采自然资源所花费的财务成本,而且还包括生产者从事生产应该得到的利润,包括因开采自然资源对他人、社会和未来造成的损失,并反映了自然资源稀缺程度变化的影响。

2.自然垄断性资源价格的制定

对于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资源,如电力、天然气等,可以参照加拿大、美国的经验,采用投资回报率法或限价法来予以定价。投资回报率法的主要特点是,以确定利润为主,允许生产者收回投资并有一个合理的利润。这个利润通常由政府确定,一般为投资成本的15%左右。这种方法保证生产者有合理的利润,能保持资源领域有足够的投资规模,但不利于刺激生产者提高效率,因为效率提高获得的利润会在下一次定价时失去。限价法以确定价格为主,即允许资源产品价格达到某一水平,与消费物价指数(CPI)相关联,每年按一定比例增长。资源监管部门定期检查价格增长变化百分比。这种方法有利于刺激生产者提高效率,也减轻了资源监管部门的工作量。综合以上两种定价方法的特点,我们可以限价法为主,辅之以投资回报率法来对自然垄断性资源进行定价(谢地、邵波,2005)。

(四)构建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市场领域是各个经济主体活动的主要舞台。在市场中,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收益和成本、激励和约束是明确的和对应的。因而,市场比政府更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既能提供适当的激励,也能处理当地获得的信息,还能利用分散于无数个个人习惯和倾向中的实践性知识。有效率的市场运作是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和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张曙光,1998)。

要降低消耗,节约资源、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不仅需要

企业自身具有良好的机制,更需要有外部竞争压力,迫使企业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外部的压力来自于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企业之间竞争越充分,越要求企业降低成本,节约资源。垄断企业可以依靠垄断地位制定垄断高价,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缺少節约资源、降低成本的动力和压力。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开放得较早,国家保护也很少,市场竞争激烈,结果成为中国效率最高和成本最节约的行业。要构建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就需要消除行业壁垒,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就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和规章消除垄断,保护公平竞争。

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般来说,非正式制度包括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非正式制度主要由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习俗习惯等构成。非正式制度减少了衡量和实施成本,通过伦理道德的软约束,激发人们内心理念来实施一定的经济行为,从而达到一定的目标。确立循环经济的价值观与社会共识,树立和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建立循环经济运行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一)确立循环经济的价值观与社会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居民财富积累不断提高,勤俭节约的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美德逐渐被人们淡忘,出现了忽视成本控制、资源利用率低下、浪费严重的现象。在生活方面,许多人过分追求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忽视资源供给条件,忘记了资源往往具有不可再生性。

循环经济是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它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对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来说,发展循环经济,树立循环经济的理念,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唯一理性选择。

确立循环经济的新的发展观,从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国情出发,不仅要重视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经济增长的投入,还要增加社会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要将资源与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增长的价值体系中,要求人们认识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这一价值观念的变化,将引起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和目标的调整,对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和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张玉春、李宗植,2005)。我们还要实现生产体系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技术体系的融合,从技术层面推进循环经济。

我们应确立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参照的新的政绩观。近年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为实现GDP的高速增长,片面追求重化工业超常规发展,使各种资源与能源消耗全面上升。有的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地短期经济增长,不惜默认或支持本地企业排污。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片面注重GDP增长的现象与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评价制度有关。这种评价制度使他们过度追求短期GDP增长彰显其政绩,而不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干部考核制度下,许多领导干部过分注重经济增长,忽视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这是造成我国目前循环经济与环保工作进展不利的重要原因。应将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使各级干部都能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树立保护和改善环境、节约资源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的思想,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我们应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宣传典型案例,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在全社会树立可持续发展、永续利用的观念,增强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把节约资源、回收利用废弃物等活动变成全体公民的自觉行为,逐步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二)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及公众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循环经济既依赖于严格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手段的调节,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鼓励公民和企业参与有关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决策活动,以及鼓励发展诸如环境保护协会等非政府组织(NGO)或非营利组织(NPO)等,可以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公众出于对自身权益的考虑,会通过舆论等特定机制自发地监督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促使生产者自觉遵守环境法规,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公众自发形成的NGO是其实现环境权益的机制之一。NGO通过影响国家的资源与环境政策、开展针对公众的环境教育等途径,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NGO可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行为实施监督,并利用专业知识帮助企业解决污染治理中的问题(樊根耀等,2005)

非政府组织由于具有信息的优势,它对企业的监督成本往往小于政府管制。政府只要规范和激励非政府组织,就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节约管制成本。非政府组织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其约束力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具有强制性,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强制力,能起到正式制度无法替代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运行往往过多地依赖于政府,由公众自发参与而形成的自主治理制度严重不足。如何引导公众的消费行为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调动公众监督生产者的积极性,培育中国式的NGO,是我国当前循环经济制度创新中的重要课题。

三、小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互作用发展循环经济

正式制度能够降低讯息、监督和执行成本,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人文、社会环境和土壤。例如,一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行之有效的循环经济法规在我国实施的过程中会变形,缺乏与之适应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缺乏良好的非正式制度会使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大幅上升。

正式制度往往靠政府机制强制实施,一系列正式制度安排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规范与准则。但仅靠正式制度安排不可能解决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习俗惯例、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宗教等,通过对交易主体激励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通过提高主观自省与自觉,会对形成节约资源的社会风气、提高市场效率产生很大影响。只有将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的渐进演化结合起来,改变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能源与资源的利用水平,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以及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的协调,我国循环经济事业的发展才会获得有效的制度保障与支持。

(编校:沈 育)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阅读原文”。

作者:李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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