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论文

摘要：粮食安全事关国运兴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民族独立，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世界各国对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视，采取多种措施维护粮食安全。本文首先介绍了粮食安全概念的演变历史，又从粮食供应、粮食获取、粮食利用与粮食稳定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维护粮食安全的政策，旨在为“十四五”时期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提供借鉴参考。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论文 篇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性实证测算与预警

摘要：区域的粮食生产与生态价值存在相互促进和制约的特殊关系。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范式构建了生态农业协调度EAH模型，进而对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粮食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和预警预测。研究发现，2017年中国粮食主产区总体协调度为1.27，处于中度协調水平，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性较差，错位现象较为严重。从动态属性看，研究期间农业-生态协调性形成了以2013年为拐点的倒U型趋势，当前粮食生产与生态服务价值协调性逐年下降，灰色系统GM（1，1）预测显示，相比2011-2017年，2019-2025年农业-生态协调性呈逐渐弱化趋势。从空间属性看，粮食生产与生态服务价值存在较为突出的地理空间分异和不协调现象。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粮食安全;协调度

Measurement and warning of agro-ecological coordination in China′s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LUO Hai-ping1，PAN Liu-xin1，SONG Yan1，WANG Xin-yue2

（1.Research Center of Central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China;2.School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00， China）

Key words：ecosystem service value;food security;coordination degree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一粮食消费大国，2018年中国的年粮食进口量为1.08×108 t。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但随着自然、人为等多种原因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问题成为影响和制约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农业生态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础和支撑。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协调性的研究随着对二者内涵与关系认识的深入而逐步深入。

（1）概念内涵上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一致性研究。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了“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的粮食”的“粮食安全”定义。在强调“充足粮食”目标状态的同时明确了实现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要求。长期以来，粮食安全研究中生态视角的研究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Common等[1]研究认为，农业未来必然转向生态农业。Brown[2]同样认为，传统农业出路在于改进农田生态系统。富兰克林 [3]则提出粮食安全保障不能超出生态生产潜力，不能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威胁。而Daily等[4]、Egoh等[5]、Lautenbach等[6]则提出并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的概念和模型，提出粮食供给作为生态系统产品的直接价值，实现了粮食与生态研究的理论融合。

（2）价值范畴上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协调性研究。一是将生态安全视为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翟虎渠[7]将粮食安全解构成“粮食的数量安全、粮食的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并将生态安全视为粮食安全可持续化的保障。王国敏等[8]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粮食安全，并将生态安全纳入广义粮食安全范畴。胡岳岷[9]则置生态安全与粮食的数量安全、品质安全与健康安全于一体。黎东升等[10]则将贸易安全纳入与生态安全、产品安全、资源安全的“四位一体”粮食安全体系;二是将生态安全作为研究粮食安全的视角和维度。邱建军等[11]认为，生态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础。倪国华等[12]提出从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维度审视粮食安全;三是将生态作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子，其中主要侧重生态中土地资源与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9，13-14]。

（3）测度与评价方法上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协调性研究。田克明等[15]通过构建农用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研究土地生态安全对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刘渝等[16]则制定了水资源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双重安全评价体系，通过指标间的关系分析水资源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关系。何玲等[17]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粮食安全标准进行生态安全底线测算。杨建利等[18]应用系统综合评价法构建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发现粮食生产活动对土地生态服务价值存在较强反作用。同样谢高地等[19]发现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与生态效率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最低。宋利娜等[20]则进一步实证了粮食作物种植和生长给耕地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带来损失。

目前，国内外对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协调性研究要么立足于单一某省或某县市，要么立足全国。而对于粮食产量长期保持在全国70%左右，历年粮食增产贡献率达95%，同时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列入中国最重要生态屏障区的13个粮食主产区（河南、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的粮食生产与生态协调性的研究则较少，从而导致研究要么缺乏代表性要么缺乏普遍性。为此，本研究基于國际上成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法测算并预警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的协调性，对确保中国生态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ESV范式下的农业生态价值协调度的EAH动态预测模型

1.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动态模型

为表征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主要方法包括单位面积服务功能价格法和基于Costanza模型的单位面积当量因子法，由于Costanza模型标准统一，易于度量，本研究选用Costanza模型来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其核心是将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粮食生产的价值记为当量“1”，通过谢高地等[19]构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计算单位面积各生态系统的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的服务价值Eij：

式中eij和Eij分别表示单位面积不同生态系统的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的当量因子和服务价值;i表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共9类，分别为食物生产、原材料供给、土壤形成与保护、气候调节、气体调节、废弃物处理、文化服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j表示陆地生态系统的类型，共6类，分别为园地、草地、林地、湿地、耕地和未利用地。t为评估年份;pk为k作物评估年份的全国平均价格（元，1 t）;qk为k种作物单产（t/hm2）;mk为k种作物的粮食播种面积（hm2）;M为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hm2）。

ESV动态模型是在Costanza模型的基础上经过空间异质调整和社会发展调整而来的，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能够体现时空差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式中St表示研究区Tt时期空间异质系数;Tt表示t时期研究区支付意愿系数;g和G分别表示研究区与全国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w和W分别表示研究区与全国的单位面积林分蓄积量;h和H分别表示研究区与全国的城镇化水平，En表示恩格尔系数。

在计算出单位面积不同生态系统各类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基础上，经过时空异质系数和支付意愿系数的调整，便可求得研究区各省（区）的总体生态服务价值：

式中Vt表示研究区t时期生态服务价值;Ajt表示研究区t时期j类生态系统类型的面积。

1.2ESV范式下的农业生态价值协调度的EAH模型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征生态活动产出，以粮食总产量表征农业活动产出，参考经济学中“弹性”原理，用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率/粮食总产量变化率表征生态产出对于粮食总产的敏感性，以期考察粮食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在参考魏晓旭等[21]、刘海龙等[22]度量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指数（EEH）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农业生态价值协调度（EAH）来评价粮食主产区生态服务价值和粮食总产量的协调水平（协调度的划分标准见表1），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AH表示农业-生态协调度;Vi和Vj分别表示研究区研究时期的始、末年份的生态服务价值（元）;Qi和Qj分别表示研究区研究时期的始、末年份粮食总产量。

1.3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

通过计算粮食总产量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协调度EAH，可以表征粮食生产活动是否为环境友好型，粮食生产与生态保护是否存在偏离。中国学者邓聚龙[23]1982年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充分利用已有的“最少信息”，为贫信息不对称的小样本预测提供研究思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农业等方面的预测研究。本研究运用灰色系统GM（1，1）模型来预测粮食主产区2019-2025年的粮食总产量和生态服务价值，进而判断农业-生态的长期协调性。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的构建主要分为以下四步：

第一步：设X0为非负序列，X1为X0的一次累加序列，Z1为X1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GM（1，1）模型x0（k）+az1（k）=b的白化方程为dx1dt+ax1=b

第二步：计算参数a，b

为提高预测模型的可信度，在预测前对模型进行精度检验，灰色模型的精度检验方法主要有后验差检验、小误差频率检验、关联度检验等，本研究采用后验差检验，后验差检验精度划分等级为：当c<0.35时精度等级为好;当0.35≤c<0.50时精度等级为合格;当0.5≤c<0.65时精度等级为勉强合格;当c≥0.65时精度等级为不合格。其检验步骤分为以下3步：

2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度实证分析

根据Costanza动态模型求出13个粮食主产区2009-2017年各年份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以及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的服务价值，在此基础上求出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粮食总产量（TGO）作为农业产出指标，以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作为生态系统的产出价值指标，再根据EAH模型分别求出粮食主产区及13个省（区）在2009-2017年的农业-生態协调系数，将农业和生态2个系统的冲突性与协调性的关系分为“高度冲突”、“中度冲突”、“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6种类型，粮食主产区各省份的协调系数及协调水平如表2所示：

ESV：生态系统服务价值;TGO：粮食总产量。

2.1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地位

2017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为5.213 8×108 t，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184 524 76×1013元，与过去历年相比，粮食总产量显著上升，生态服务价值波动较为明显。由图1可知，各省份粮食总产量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黑龙江>河南>山东>吉林>安徽>河北>江苏>四川>内蒙古>湖南>湖北>辽宁>江西，各省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内蒙古>黑龙江>四川>湖南>江西>吉林>湖北>江苏>辽宁>山东>安徽>河北>河南。其中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四省粮食总产量很高，居各省前列，而生态服务价值远低于粮食主产区其他省份，相对于13个粮食主产区总体状况，四省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37.88%，而生态服务价值仅占总生态服务价值的12.85%，表现为粮食生产用地占陆地生态系统比重高，农田生态系统没有作为其他生态服务价值更高的土地利用类型来使用，同时黄淮海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存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不利于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从而造成生态服务价值与粮食总产量严重错配的问题。位于华北地区的内蒙古和黑龙江两省（区）生态服务价值位居粮食主产省（区）前两位，生态产出效率高，占主产区总生态服务价值的38.12%，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但内蒙古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水资源禀赋、气候调节等自然因素，农业产出动能不足，粮食总产量较低，该地区应合理规划农用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提高农业产出效率。位于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四省水资源充沛、气候适宜，农业-生态匹配性较好，粮食生产活动具有可靠的生态安全保障。

2.2EAH的动态演变及趋势分析

协调度是2个变量相对变化趋势的一致性程度，相对于绝对量位次的一致性而言，协调度更能反映2个变量的协调性走势[24]。为了更全面反映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产出协调性，本研究分别测算了粮食主产区各省（区）2009-2013年、2014-2017年以及2009-2017年3个区段协调度的EAH值（表2）。总体来看，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与生态服务价值协调性存在向好趋势，2009-2013年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度为3.81，处于高度协调水平;2014-2017年农业-生态协调度为-0.83， 处于低度冲突水平，表现为在粮食总产量稳步上升的同时，生态服务价值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农业-生态发展存在潜在危机。综合2009-2017年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度来看，总体协调度为1.27，属于中度协调水平，低于2009-2013年的生态-农业协调度，表明粮食主产区农业产出和生态产出的协调向好趋势有所减弱，存在逆转风险。

结合表2协调度测算结果，从动态趋势来看，2011-2017年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协调度形成了以2013年为拐点，呈倒U型变化特征，且可以分为2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农业-生态高度协调阶段。2011-2013年农业-生态协调性趋势向好。除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三省（区）由于自然禀赋的限制农业-生态协调度较低外，其他各省（区）协调度均处于高度协调水平，其中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苏、湖北、四川四省的农业-生态协调性水平居各省（区）前四位，在粮食总产量稳步提升的同时，表征为生态服务价值水平的不断提高且增速高于粮食总产量的提升速度。分别以2009年和2011年作为基准年份，逐项计算2011年和2013年粮食主产区的协调度分别为4.57和2.00。相比2011年，2013年吉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协调度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吉林省由中度协调水平转变为轻度冲突水平，作为中国水资源极度短缺的省份之一，用水量的不足限制了吉林省生态产出效率的提升，2013年其余七省（区）的生态-农业协调度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第二阶段是农业-生态协调分化阶段。2014-2017年粮食主产区整体处于低度冲突水平，各省（区）中有4个省（区）为协调状态，有9个省（区）为冲突状态，农业-生态发展的不协调性表现为粮食总产量表征的农业产出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征的生态产出的下降，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缺乏生态安全的保障。粮食主产区中辽宁省农业-生态为高度冲突水平，表现为生态服务价值下降且下降速度高于粮食总产量的增速，使粮食产量的增长受限于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分别以2013年和2015年作为基准年份，逐项计算2015年和2017年粮食主产区的协调度分别为-1.84和-0.55，由中度冲突水平转为低度冲突水平，生态-农业的协调程度有所提升，除河北、辽宁、江苏三省协调度有所下降外，其他各省（区）协调度均有所上升，其中安徽、湖南、四川三省由冲突水平转为协调水平。

农业-生态协调性的倒U型趋势的形成，原因在于研究年份中粮食主产区耕地面积基本维持不变，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以每年0.6%～2.0%的速度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粮食作物品种和种植结构的不断优化，使得主产区粮食总产量逐年稳步增加。同时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现为2013年处于较高水平，总体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农业产出和生态价值存在偏离现象，不利于农业-生态的协调稳定发展。

2.3EAH的空间分异分析

从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度的空间演变（图2）来看，以2009年为基准年份分别计算2011年和2017年的生态-农业协调度，粮食主产区总体协调度分别为3.81和1.27。与2011年相比，2017年各省（区）均处于协调水平，但协调程度均有所下降。

2011年粮食主产区各省（区）的生态-农业协调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湖南>江苏>江西>四川>安徽>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从区域层面来看，总体上长江流域各省份协调度最高，黄淮海地区各省份的协调度次之，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协调度最低。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苏、江西、四川、安徽、湖北六省当量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较高，保持着与自然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粮食总产量和生态服务价值分别占粮食主产区的39.42%和33.60%，处于比较协调的状态，粮食产出增长的同时具备良好的生态效益。位于黄淮海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中农用地所占比重也高，粮食产量高，占粮食主产区总产量的30.26%，但生态服务价值仅占主产区的8.80%，表现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总生态服务价值严重偏低，农业产出和生态产出发展不均衡。位于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四省（区）生态服务价值较高，但粮食单产和粮食总产受自然因素限制处于较低水平，表现为农业-生态产出的严重失调。

实证显示，中国粮食主产省（区）生态-农业协调度空间分异显著。2017年粮食主产区各省（区）生态-农业协调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江苏>湖南>四川>江西>湖北>安徽>河南>河北>辽宁>山东>黑龙江>内蒙古>吉林。2017年各省（区）协调水平对比2011年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从各省（区）协调度位次来看，其他省（区）变动不明显，仅有山东省的主产省（区）协调度位次从2011年第七位变动到2017年第十位。山东省在粮食生产效率快速提升的同时，生态产出无显著增长且部分年份有所下降，从而造成生态-农业协调水平较低且相对其他省份下降幅度较大。

2.4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及生态服务价值动态预测

由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设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或生态服务价值为原始非负序列X0，则x0（k），（k=1，2，…，5）分别表示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的粮食总产量（TGO）或生态服务价值（ESV），可求得粮食总产量或生态服务价值的还原值，首先利用后验差检验对模型精度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粮食总产量后验差检验c值为0.150 1，远小于0.35，因此运用GM（1，1）模型来预测粮食总产量精度高;生态服务价值后验差检验c值为0.408 2，介于0.35～0.50，因此运用GM（1，1）模型来预测生态服务价值精度较高，可以运用灰色系统预测GM（1，1） 模型来预测粮食主产区2019-2025年的粮食总产量和生态服务价值，并计算2019-2025年生态-农业协调度（图3）。

图22011年、2017年协调度空间分异图

Fig.2Spatial differentiation graph of coordination degree in 2011 and 2017

在保证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增加，我们有理由相信2019-2025年无论是基于自然因素、技术水平还是人为意愿，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将与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的预测结果一致，呈增长趋势。同时，随着人类对气候条件、水土保持等认知的加强，以及对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锐减等问题的重视，政府采取环境治理、退耕还林等政策，公众对环境物品的支付意愿加强，使得粮食主产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019-2025年也呈现递增的趋势。根据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的预测结果，2021年、2023年、2025年粮食主产区生态服务价值分别为1.39×1013元、1.41×1013元、1.42×1013元，以2009年作为基准年份， 2021年、2023年、2025年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协调度分别为1.397、1.207、1.061，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与2011-2017年趋势一致，均呈递减变化。

根据GM（1，1）模型的预测结果，随着生态服务价值和粮食总产量的同向增长，生态-农业将处于协调状态，粮食生产具有较好的生态安全保障。但向好趋势在逐渐减弱，相比2011-2017年，协调度变化幅度相对减弱，表明在经历粮食大幅增产、社会环境支付意愿显著提升后，粮食产量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增长速度趋于稳定，农业-生态保持在中度协调状态。

3结论与启示

3.1实证结论

第一，从静态总量位次匹配性看，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存在较为严重的错位现象。2017年除黑龙江、江苏外，其他省（区）的粮食和生态的产出指标值均存在较大程度的错位，农业-生态的匹配性较差。粮食产量位次显著高于生态服务价值位次的省份有河南、山东、吉林、安徽、河北五省，表现为粮食总产量居各省（区）前列，耕地资源利用程度高，但存在環境安全危机;生态服务价值位次显著高于粮食产量位次的省（区）有四川、内蒙古、湖南、湖北、辽宁、江西六省（区），表现为生态环境良好，除内蒙古外其他五省自然资源丰富，在生态安全保障的同时存在粮食增产的潜力。

第二，从动态相对协调度看，研究期内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与生态产出协调性呈倒U趋势。2011-2017年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度以2013年为拐点，呈现2011-2013高度协调和2014-2017年协调性减弱2个显著的阶段特征。各省（区）中农业-生态协调性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的省（区）有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五省，由高度协调水平转为低度协调水平，河南、河北两省由高度协调水平转为中度协调水平。

第三，从农业-生态协调的空间属性来看，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生态服务价值存在地理空间不协调现象。生态服务价值与粮食产量空间分异显著。农业产出高的省（区）集中在黄淮海地区，生态产出高的省（区）集中在长江流域地区，生态-农业协调度的区域分布特点为长江流域地区协调度最高，黄淮海地区协调度较高，华北和东北地区协调度最低。

第四，从预测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生态服务价值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在保障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的同时，无论基于人为意愿还是技术条件粮食产量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随着粮食增产效率减弱，生态系统使用和修复趋于稳定，农业-生态产出协调度下降幅度逐年缩小，农业-生态协调度也维持在较稳定的状态，基本处于中度协调的水平。以2009年为基准年份，2025年生态-农业协调度将处于1.061的水平，即农业产出和生态产出增长速率将趋于一致，能较好实现农业与生态发展相匹配。

3.2政策启示

一是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的生态支撑。研究结果显示农业-生态的不协调性主要根源于粮食生产和生态承载力的偏离。为此，在强调粮食产量和增量安全的同时应高度关注粮食主产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和修复，通过科技进步推动提高耕地产粮效率，大力发展绿色农业，走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态服务功能协调发展的路子。应合理规划土地生态资源，确立“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考核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资源丰裕的地区应适当多承担粮食安全主体功能责任。

二是优化粮食和生态安全主体功能区的空间格局。根据实证发现的问题，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应以绿色农业为导向，提升粮食生产效率，严守“生态红线”与“耕地红线”，逐步实现绿色农业现代化。东北粮食主产区中黑龙江应注重提升粮食生产效率，走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辽宁、吉林应继续保护好土地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注意开展综合治理，使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长江流域应承担更多的粮食安全责任，在保障流域生态安全的同时积极打造“国家高产农田示范区”，释放“中部粮仓”产粮潜能。北方内蒙古则应把“生态扶贫”与“经济扶贫”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3.3研究不足与讨论

农业-生态协调度水平由农业产出和生态产出所决定，其中农业产出由粮食总产量表征，生态产出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征，由于粮食总产量度量方法统一且易于度量，对于粮食总产量的研究争议很少。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因素众多，在基于ESV动态模型度量当量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时粮食价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走势来看，2009年价格总体处于较低水平，2009-2017年水稻和小麦价格有略微变动，而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每50 kg玉米平均价格分别为82.01元、108.81元、 94.23元、 82.16元，呈现倒U型变化。相比其他年份，2013年粮食价格水平较高且以2013年为拐点大致呈倒U型变化，与生态服务价值和当量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变动趋势相一致。粮食价格由市場供需所决定，而生态产出的价值并不能由价格所决定，因此ESV模型存在夸大了粮食价格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程度的问题。

参考文献：

[1]COMMON M， PERRINGS C.Towards an ecological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J].Ecological Economics，1992，6（1）：7-34.

[2]BROWN L R. Who will feed china？ [M]. New York： WWNortn & Company， 1995.

[3]富兰克林·H·金. 《四千年农夫》[M]. 程存旺，石嫣，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80-114.

[4]DAILY G C， SODERQVIST T， ANIYAR S， et al. The valu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value[J]. Science， 2000， 289（5478）： 395-396.

[5]EGOH B， ROUGET M， REYERS B， et al. Integrat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a review[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3（4）： 714-721.

[6]LAUTENBACH S， KUGEL C， LAUSCH A， et al. Analysis of historic changes in regional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ing using land use data[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1， 11（2）： 676-687.

[7]翟虎渠. 粮食安全的三层内涵[J]. 瞭望新闻周刊， 2004 （13）： 60.

[8]王国敏，张宁.中国粮食安全三层次的逻辑递进研究[J].农村经济，2015（4）：3-8.

[9]胡岳岷. 初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关于长春市的个案调查与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2006，134（10）：57-60.

[10]黎东升，曾靖.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J]. 农业经济问题，2015，36（5）：42-47，110.

[11]邱建军，张士功，李哲敏，等. 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与生态农业发展[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5，26（6）：42-46.

[12]倪国华，郑风田.粮食安全背景下的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J].中国农村观察，2012（4）：52-58，94.

[13]孔祥斌，张凤荣.中国农户土地利用阶段差异及其对粮食生产和生态的影响[J].地理科学进展，2008，27（2）：112-120.

[14]聂英.中国粮食安全的耕地贡献分析[J].经济学家，2015（1）：83-93.

[15]田克明，王国强.我国农用地生态安全评价及其方法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24（4）：79-82.

[16]刘渝，张俊飚.中国水资源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状态评价[J].資源科学，2010，32（12）：2292-2297.

[17]何玲，贾启建，李超，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粮食安全的生态安全底线核算[J]. 应用生态学报， 2016， 27（1）： 215-224.

[18]杨建利，雷永阔.我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测度及政策建议[J].农村经济，2014（5）：23-27.

[19]谢高地，甄霖，鲁春霞，等. 一个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J]. 自然资源学报， 2008， 23（5）： 911-919.

[20]宋利娜，张玉铭，胡春胜，等. 华北平原高产农区冬小麦农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综合温室效应[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3， 21（3）： 297-307.

[21]魏晓旭，赵军，魏伟，等.基于县域单元的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及空间演化[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11）：1535-1545

[22]刘海龙，石培基，李生梅，等.河西走廊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评价及其空间演化[J].应用生态学报，2014，25（12）：3645-3654.

[23]邓聚龙.灰色系统与农业[J].山西农业科学，1985（6）：29-33.

[24]宋焱.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视角[D].南昌：南昌大学， 2018.

（责任编辑：陈海霞）

作者：罗海平 潘柳欣 宋焱 王新悦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论文 篇2：

国家粮食安全政策研究综述

摘要：粮食安全事关国运兴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民族独立，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世界各国对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视，采取多种措施维护粮食安全。本文首先介绍了粮食安全概念的演变历史，又从粮食供应、粮食获取、粮食利用与粮食稳定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维护粮食安全的政策，旨在为“十四五”时期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粮食安全 粮食供应 粮食获取 粮食利用 粮食稳定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演变历史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首次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即：每个人不论何时都可以获取维持生存与健康的食物。这一概念相对宏观，目的是为了让世界各国重视粮食生产、保证粮食供应和增加战略物资储备。虽然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但饥饿问题仍然存在，面对这一现象，联合国粮农组织于1983年提出：在确保粮食产量充足的同时，还要确保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同时要兼顾大众的购买能力，才能实现粮食安全。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愈加重视食品安全问题。199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一词进行重新定义：每个人不论何时都可以获取既营养又安全的食物。我国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粮食安全”的定义：为人民群众供应数量充沛、质量达标、结构合理、安全环保的粮食[1]。此后，粮食安全的定义在此基础上不断演变，现在的粮食安全定义主要包含四个特征：粮食供应、粮食获取、粮食利用与粮食稳定，通过这四个特征定义粮食安全并制定粮食安全政策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

二、粮食供应手段

一个国家的粮食供应能力取决于国内粮食产量、进口能力和粮食库存。我国确保粮食供应充足的主要手段包括：粮食补贴政策、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粮食贸易政策等。

（一）粮食补贴政策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无粮食补贴阶段、弱粮食补贴阶段，只补贴粮食流通环节，政策体系初步形成阶段和政策体系深化改革阶段。2020年，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共同出台了强农惠农政策，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发展和流通、农业清洁生产与农业资源利用保护、农田基本建设、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农业防灾和减灾、乡村建设六类。按照新時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国家粮食安全观，国家不断调整粮食补贴政策，构建了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为根基的直接补贴和以最低收购价为核心的价格补贴于一体的综合粮食安全补贴政策体系。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但粮食补贴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补贴对象缺少差异化激励、补贴政策实施成本较高、补贴金额未能体现区域协调等都是我国粮食补贴政策中存在的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现提出如下建议：重塑顶层设计并明确粮食补贴政策实施成效;提出符合相关规定的粮食补贴政策;统筹推进粮食主产区与产粮大县的效益补偿体系的构建;保障粮农利益并稳定政策调控预期[2]。

（二）农业技术推广项目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缓慢，农业部门向党中央提出保障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此后，农业部提出了一百项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的项目，从1987年起，同财政部一起实施“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关于粮食生产主要推广的成熟技术包括杂交水稻、地膜玉米栽培技术、粮食种子包衣技术、配方施肥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十年之间，共完成技术推广项目200余类，推广面积接近13亿亩，粮食产量增加300亿公斤，培训各级技术推广人才达到90万人次，培训农民累计2亿人次。除丰收计划外，还有种子工程、国家科技推广计划等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也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财力支持，促进粮食产量稳步增长，今后应继续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支持，还要加强财政管理，确保专款专用，这将是贯彻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具体体现。此外，还应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农业技术推广的财力支持，夯实农业技术推广团队，提高农业科研人才的积极性，促进“十四五”时期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3]。

（三）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用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世界将近20%的人口。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农业机械化技术的应用、现代化农业理论的飞速发展，我国农业水平实现质的飞跃，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由于对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结构体系理解的不到位，导致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被提上日程。针对土壤侵蚀与污染，可以从控制工业三废排放、建立土壤监测系统、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增强土壤容量与净化能力等方面考虑。发展生态农业方面，应加强组织领导、制定相关政策、创新工作体制以及加强对粮农的教育培训。此外，还需提高科研、管理的资金投入等[4]。

（四）粮食贸易政策

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5]。但国内资源有限，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粮食需求的增长速度，粮食供需缺口十分依赖于全球贸易，粮食贸易早已由原先的调剂余缺转变为大规模进口[6]，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一般经验表明，贸易开放政策对粮食安全有促进作用，可以使农民进入区域或国际市场并免受市场风险的影响。然而，贸易政策也可能阻碍粮食安全，在2007-2008年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期间，一些国家对其生产的粮食实施了出口限制，预期目的是确保国内粮食供应充足，并限制高国际价格向国内市场传导，但出口限制实际上加剧了粮食价格上涨。因此，在粮食短缺时期限制出口和保持市场开放是减缓价格波动的有效手段。我国的粮食贸易伙伴遍及全球，世界耕地资源、水资源的配置方式都会对我国粮食贸易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今后应以自然资源为视角，结合气候变化，深入探讨影响我国粮食贸易结构的安全性因素[7]。

三、粮食获取途径

获取粮食意味着人们有足够的社会、经济和物质资源，以有尊严的方式获得有营养的粮食。粮食获取途径包括：公共工程项目、粮食补贴、信贷和保险机构。

（一）公共工程项目

粮食不安全问题多见于贫穷的人群，因为他们缺乏稳定的收入。在公共工程项目中，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人通过政府提供劳动机会以换取食物或收入。工资券也被称为“以工换粮”或“以钱换工”。当劳动力被用于建设基础设施以提升一个国家的农业能力时，该项目也可以被称为“粮食换资产”或“现金换资产”。例如，公共工程项目可以为农民修建灌溉渠以促进粮食生产。许多国家历史上都采取过类似的措施，但关于它们对生产或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有限的证据表明，该项目取决于经济、自然等多种因素，但整体而言，它们对贫困家庭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并在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危机期间成为一种有效工具。

（二）粮食补贴

粮食补贴是通过经济手段获取粮食的另一种方式。通过粮食补贴，政府将粮食或粮食市场价格的一部分支付给粮农或消费家庭，以降低消费者为特定粮食支付的价格。作为补贴的替代方案，政府可以分发现金或代金券，便于消费者获得某些粮食。虽然粮食、代金券或现金支持通常不会使受助者的收入高于贫困线，但它们可以使人们摆脱极端贫困，通过提高购买力增加获取粮食的机会，提高家庭粮食安全，增加获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机会，并改善儿童营养状况。

（三）信贷和保险机构

发展中国家的粮农收入水平较低，限制了其在农业生产上的投资。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功能性信贷机构可以为粮农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其农业生产能力，尽可能规避农业风险。但小农资信水平较低，获取信贷相对困难[8]，无法获得信贷并依赖于农业生存的小农家庭将处于恶性贫困循环之中。在生长季节，农户因学费、农场工人工资和其他必要的支出而负债。没有信贷，农民被迫立即出售一部分收成，以满足财务目标。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是：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到来之前，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售卖。当有信贷时，农户全年能够以正常的消费水平购买粮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售粮食来偿还债务，并投资于农业基础设施。

五、粮食利用政策

为了使人民吃上健康、安全的粮食，有必要构建国家粮食质量安全和检验体系，同时，要满足个人饮食需求。

（一）国家糧食质量安全和检验体系

粮食具有覆盖面宽、敏感性强的特征，从收获到加工再到销售，经历的时间较长、环节也较为复杂。因此，有必要通过粮食质量检验来确保粮食安全。创建粮食质量安全检验体系可以改善粮食种植结构、促进粮食流通、保障粮食安全，在维持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该体系的构建要求政府重视、部门合力、企业作为、社会支持，具体包括以下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并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定期或定期开展检测工作、把好进货和出货两道关卡、加强社会宣传教育等。为了使措施得力，政府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明确监测和报告的相关指标，规范农药、化肥的生产使用标准[9]，并完善奖惩机制。

（二）满足个人饮食需求

在满足家庭需要及其饮食需求的情况下制定营养计划。营养计划往往针对儿童或哺乳期妇女，因为此类人群很容易受到营养不良的影响。在美国，主要的营养计划分为：婴幼儿喂养、急性营养不良的社区管理和学校供餐。第一，婴幼儿喂养方案通常由卫生机构和社区卫生工作者负责，其中包括改善母乳喂养和补充喂养等措施。第二，急性营养不良的社区管理目的是为了治疗营养不良的儿童。在该模式中，社区卫生工作者对儿童进行营养不良筛查，将存在营养不良的儿童转诊到最近的卫生中心进行深入治疗，要么为他们提供补充食品，也可以在家中给予治疗，卫生工作者定期检查孩子的状况，直到孩子康复。第三，针对学龄儿童，当学生在校期间，学校会为他们准备饭菜，或者提供食物给学生带回家。并可以通过从当地农场采购粮食来促进当地的粮食生产，可以为学生家庭提供营养咨询和教育以及其他与营养相关的健康服务。

六、粮食稳定性

近年来，“稳定性”被强调为粮食安全的一个必要因素。各国政府采取行动，确保家庭和个人在面对环境、经济或社会冲击时，也可以持续的获得充足的粮食，采取鼓励稳定的政策一种方法是：从一开始就降低冲击发生的可能性。这可以通过采用监测和分析粮食安全风险的系统来实现。支持农民有能力生产粮食并在没有收入或生活压力的情况下增加国家粮食储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另一手段。下面将详细介绍两种具体的保单，即仓单系统和指数保险。

（一）仓单系统

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粮食仓储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也备受重视，粮食仓储企业的业务包括出入库作业管理、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等，彼此之间相互关联。为了更加及时、准确、有效的管理仓储账目、经营账目和财务账目，有必要通过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构建以仓单为中心的仓储管理系统，实现三种账目的统一。很多粮食仓储企业结合自身实际也建立了许多仓储管理系统，但与以仓单为中心的仓储管理系统相比，存在以下不足：覆盖业务不完整、不能有效控制业务执行过程、不能完整记录仓单信息等。如果以仓单为中心构建仓储管理系统，可采取以下措施：从业务建模着手剖析仓储管理业务、从流程管理着手监督仓储业务执行环节、从仓储周期着手实时追踪仓储动态[10]。

（二）指数保险

指数保险是一种新型保险产品，它可以有效减少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并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通过防范收成不佳等冲击来稳定农民收入。传统保险主要指农作物保险，通过计算损失向客户支付费用，保险风险单一且经营成本高，还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指数保险以农业灾害等级、价格浮动、收成等为参数，按保障指数不同分为气象、价格、产量等三种类型。与传统保险比较，指数保险是基于一个客观的指标，可以减少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经营效益较好、保障范围较宽、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危机。例如，当一段预先指定的时间段的指数落在预先指定的门槛以上或以下，农民就会得到报酬。保费也比传统保险更实惠，因为明确界定危险意味着可以更准确地确定赔付概率。尽管该体系前景甚好，但也存在基差风险、市场认可度低等缺点[11]，同时，政策制定者必须仔细考虑地方条件是否合适，以及法律和金融基础设施是否足以让它们发挥作用。

七、不断变化的粮食安全政策背景

实现粮食安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大量资源，国家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个部门协调，例如卫生系统、农业、教育、食药等机构。同时，要考虑全球经济日益复杂的背景，包括快速的资本流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气候变化和技术进步等。

参考文献：

[1]唐黎标.粮食安全概念的演变与重要意义[J].粮食问题研究，2016（03）：36-39.

[2]周靜.我国粮食补贴：政策演进、体系构成及优化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20，20（06）：88-93.

[3]孙振玉，孟晨.农业推广项目的实施对中国粮食增产的作用[J].农业技术经济，2000（01）：17-20.

[4]左润平.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1，42（18）：9-10.

[5]谢花林，刘桂英.1998-2012年中国耕地复种指数时空差异及动因[J].地理学报，2015，70（04）：604-614.

[6]毛学峰，刘靖，朱信凯.中国粮食结构与粮食安全：基于粮食流通贸易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5（03）：76-85.

[7]吕梦轲，张丽君，秦耀辰，张梦梦，杨佳昕，于燕.1987—2016年中国粮食贸易时空格局演变及贸易结构安全性评估[J].资源科学，2021，43（04）：838-848.

[8]公茂刚，王学真.发展中国家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能力分析[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1（06）：31-37.

[9]王炫凯，曲宝成.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与对策研究[J].粮食问题研究，2021（01）：18-23.

[10]魏国，李其均.以仓单为中心的仓储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实践[C].第四届粮食储藏技术与管理学术交流会论文集. 2012：246-250.

[11]刘申，周云伟，康庆喜，刘佳.云南红河地区农业指数保险发展模式研究[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21，35（02）：27-30.

（作者单位：大连海洋大学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设施渔业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汉口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汉口学院管理学院）

作者：王炫凯　曲宝成　刘雪莹　曾子灏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论文 篇3：

有关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分析

摘 要：粮食安全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从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对粮食安全有重要影响的耕地保护的现状入手，具体分析了耕地保護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粮食安全；耕地保护；政策建议

粮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必需品，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引起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界定要求有足够的粮食数量，稳定的供应量以及足够的粮食购买能力。对粮食供应量及生产能力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充足的耕地资源。耕地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条件之一，具有其他任何资源都无法替代的生产力，对耕地资源的保护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因此，加强耕地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对粮食安全视角下的耕地保护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粮食安全及耕地保护现状

1.1 我国粮食安全现状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96年世界粮食会议上提出，粮食安全即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的足够食物。粮食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方面还存在着粮食人均占有量低，粮食单位产量低、比较收益低，经济发展对粮食的消耗大等一系列问题。首先，据调查，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近年来平均水平仅占美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三分之一不到，即便是我国历史上人均粮食占有量最高的1998年（412kg/人）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的1/2左右。人口基数大，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国情。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人工成本也在不断提高，而国家对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幅度小于粮食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这使得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降低，农民的切实利益受到了损坏，粮食扩大再生产动力不足。

1.2 我国耕地保护现状

增加粮食产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以及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而这必须保证有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作基础。据调查研究显示，由于生态退耕还林，经济建设征地对耕地的使用，农业用地结构的调整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我国耕地面积呈现逐年减少的态势。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压力，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也在逐年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并逐渐成为未来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最大隐患[1]。

目前对我国耕地有较大影响的是生态退耕还林，占据耕地总减少面积的一半左右，是比重最大的部分，但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退耕还林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我国耕地资源减少影响较大的还有非农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恶化等。非农建设用地所造成的耕地减少占到耕地减少总量的1/3左右，这种由于追求单纯的经济效益而引起的对土地的粗放使用，造成了耕地面积锐减趋势的加剧。由于粮食种植的比较收益的降低，近年来许多农户将耕地改造成鱼塘、果园等其他农业用地，也引起了耕地面积的减少。最后由于水土流失、盐碱化、土地沙化以及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造成的耕地荒废也引起了耕地面积的实际减少。

2 耕地保护策略分析

2.1完善管理体制，加强执法力度

加强对我国耕地资源的保护首先要有完善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并严厉执法，执法必严。一方面要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对因非农建设或不合理改造引起的耕地减少严格惩处。近年来频繁发生圈地建设，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造成了耕地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加大对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杜绝借用耕地赚取不正当利益的非法行为。另一方面要严格划分耕地与其他用地的界限，建立统一的耕地管理、使用总体规划。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合理确定土地的使用用途，对耕地的使用要尽量保证物尽其用。在经济发展中遇到耕地使用与经济建设用地发生矛盾时，要根据土地使用规划做出合理协调，严格土地使用审批制度，保证耕地面积[2]。

2.2 建立合理的耕地保护赔偿标准

耕地的保护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关系到农民的切实利益。随着粮食种植比较收益的降低，很多农户逐渐开始放弃粮食种植而转向选择外出打工等其他发展机会。国家对耕地的保护所引起的耕地复垦、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地开发与整理等，必然会形成对耕地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的投入，而其中最大的投入这还是农民本身。

2.3 加强技术支持，提高耕地生产能力

一方面，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耕地的保护要改变传统的粗放式耕种方式，加强农业科技的应用，提高农业的机械化使用程度。这不但可以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改善耕地质量，还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节约耕地成本，从而提高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还应向着生态农业方向发展。加快发展农村生态农业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加强对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不合理使用农药等的治理。针对耕地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最终达到耕地的可持续发展。

3 结语

粮食安全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耕地的合理使用和保护是保持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纵观我国在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保护耕地资源，进而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荣利.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 39（ 2）： 949- 951

[2] 雍新琴，张安录.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探讨[J].资源科学，2012（4）：749-757

作者：程嫚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