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公司盈利分析论文

2022-04-24

长期以来被融资难、融资贵困扰的小微企业和“三农”迎来福音。8月21日,国务院发布《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首次提出对主要为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余额可提高至15倍,以便更进一步突出对融资担保公司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加大政策扶持。《条例》将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小额信贷公司盈利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额信贷公司盈利分析论文 篇1:

普惠金融背景下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效率研究

摘要:小额贷款公司是普惠金融的生力军。运用DEA方法评价我国31个省区市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相对效率,得到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总体效率不高,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较低导致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效率存在区域差异,但差异不大;纯技术效率正在逐年改进,而规模效率整体下滑也是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效率的重要原因,但大多数机构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DEA;C2R;C2GS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的概念最早是由联合国于2005年正式提出的,其含义是,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有效、全方位地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金融服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要让所有个人和单位特别是未纳入正规金融体系的弱势群体,能够获得价格合理、及时有效的金融服务,使更多的人享受经济金融发展带来的成果。

小额贷款公司是信贷模式和组织制度创新的产物,是我国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的问题,2005年我国在陕西、四川、贵州、山西和内蒙古5个省自治区开展了7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监管机构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标志着小额贷款公司真正合法地登上我国的金融舞台。

本文研究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是否有效率,不同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效率是否有差异,小额贷款公司的效率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提高,以及如何改进从而提高效率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小额信贷机构(MFIs)效率的研究方法有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国外应用DEA这种非参数方法评价MFIs效率的研究较少。Mamiza Haq等(2010)使用DEA方法对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39家小额信贷机构进行了分析,发现在生产法下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最高,中介法下银行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最高。Ahmad,Nawaz(2010)研究了54个国家的204家小微金融机构,认为补贴对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倾向服务穷人的机构效率较低。国内也有学者研究国外MFIs的效率。张亮(2007)使用DEA方法对2003年至2005年国际五大地区微型金融机构的效率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作了评价,发现除非洲外的其他地区,样本期内MFIs基本呈现效率递增。袁吉伟(2012)利用DEA模型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柬埔寨8个亚洲国家的109家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效率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亚洲MFIs效率并不是很高,同时差异较大。

国内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研究多集中在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描述现状、查找问题、提出建议,有些研究采用DEA模型对效率进行了研究,但研究样本较少,且结果差别较大。游龙等(2013)以201 1年陕西省36家小额贷款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小额贷款公司运行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发现小额贷款公司整体运行效率不高,且差异显著。杨虎锋和何广文(2011)分析2010年我国42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生产效率,认为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效率较高,分析效率较低的小额贷款公司,发现纯技术效率较低是引起其低效率的主要原因。王苏等(2013)分析我国34家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2008年到2011年的生产效率,认为小额信贷机构生产效率不高,其原因是规模效率低下,且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机构的生产效率存在差异。刘志友(2013)分析了江苏省56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

三、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特点及问题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发展十分迅速。一是机构数量增长快,2010年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2614家,2013年增长到7839家,平均每年新增1740家。二是贷款增长迅速,2013年末贷款余额8191亿元,是2010年4倍之多,全年新增贷款2268亿元。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是对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特别是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创新,可以加强对“三农”经济的金融支持,也可以强化市场竞争,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引导平抑民间借贷利率。但是,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平均每家企业的规模较小,2013年平均每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为1亿元,实收资本为0.9亿元,从业人员为12人;贷款发放比较集中,投放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部分资源性地区;资金来源比较单一,自有资金占八成;经营情况不均衡,东部省份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情况好于中西部省份。

四、实证研究

(一)评价指标选取

运用DEA方法评价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效率,应根据小额贷款公司的特点选取全面反映其投入与产出的各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活动的投入包括人员和经费两个部分,产出主要是贷款。因此,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为从业人员数和实收资本,产出指标为贷款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经营效率的DEA评价

根据所选指标体系,运用DEA-Solver软件得到我国31个省区市的总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收益情况,再计算出规模效率,结果见表1,DEA无效省区市的相对最优投入产出组合列于表2。

1.总体经营效率不高,但大多数机构规模报酬递增

从效率平均值看,2013年我国31个省区市小额贷款公司的总技术效率为0.7749,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为0.81812和0.95253,可知总体效率不高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较低导致的。从规模收益情况看,31个省区市中规模报酬递增的有22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有2个,规模报酬递减的有7个,大多数(约71%)地区规模报酬递增。从各省区市看,2个地区总技术有效,4个地区纯技术有效,2个地区规模有效,大部分地区小额贷款公司效率都偏低。

由表1的结果可以看到,2013年我国31个省区市中有浙江和广西2个省区的总技术效率为1,即DEA有效。也就是说,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想要提高贷款余额,只有增加除经费和人员外新的投入,反映了这两个地区小额贷款公司产出的相对最优性。与规模收益分析结果一致,即投入产出规模收益不变,每增加1单位的现有投入,可增加1单位的产出,投入产出已经达到最优。

这些地区小额贷款公司虽然同为DEA(COR)有效,却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1)浙江是东部沿海省份,小额贷款公司的投入和产出都处于全国前列。从业人员数全国排名第10位,实收资本和贷款余额均为第2位,浙江经济活跃,高投入、高产出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效率很高。

(2)广西属于西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数和贷款余额在全国排名第13位,实收资本第16位,各项投入和产出基本上处于全国中等偏上的位置,落后于浙江,但是其经营活动确是DEA有效的。这说明不仅像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小额贷款公司高投入、高产出的经营活动是有效的,像广西这样投入产出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也可以是有效的,其条件是各项投入与产出的规模配合适当。

3.DEA(C2R)无效地区特点分析

2013年我国非DEA(C2R)有效的29个省区市中,有2个地区即江苏和西藏是DEA(c2GS2)有效即技术有效,其余地区既非技术有效也非规模有效。

(1)DEA(C2GS2)有效地区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江苏小额贷款公司的投入和产出均高于浙江,从业人员数全国排名第3位,实收资本和贷款余额均为第1位,但投入与产出的规模配合不适当,仅为技术有效。而且,规模收益分析表明,江苏小额贷款公司规模递减,即每增加1单位的投入只能带来小于1单位的产出,所以,应稳定现有投入规模,通过调节产出来达到DEA(C2R)有效。由表2相对最优投入产出组合和实际数据的对比也可以看到,从业人数和实收资本存在剩余。

西藏小额贷款公司投入和产出水平都非常低,从业人员数、实收资本和贷款余额在全国均为最低,却是技术有效的,再次体现了DEA方法所蕴含的有效资源配置思想。这个地区的DEA(C2R)无效是由于规模无效导致的。但是,这个地区处于规模递增阶段,每增加1单位的人员或经费投入,可以带来大于1个单位的贷款增量,所以可以通过加大投入来达到规模有效。表2显示,这个地区的从业人员数和实收资本投人存在少量不足。

(2)DEA(C2GS2)无效地区也有不同的特点。

除了上述4个地区外,2013年我国其他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既非技术有效也非规模有效。从规模收益分析来看,除了河北、内蒙古、广东、安徽、重庆和四川外,其他地区都处于规模递增阶段,可以对比各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相对最优投入产出组合与实际投入产出数据,调整投入产出中不合理的部分,从而达到DEA有效。

4.东中西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效率存在差异,但差异不大

东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各项效率指标均略高,中部地区纯技术效率最低,西部地区规模效率最低,中西部地区规模报酬递增的地区数占比高于东部。由表3可知,从总技术效率看,东部地区略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之间差异不大,可知地域差异是存在的;从纯技术效率看,东部地区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效率最低;从规模效率看,东部和中部发展相当,中部甚至略高,而西部效率最低。所有地区引起生产低效率的原因都是纯技术效率。从规模报酬来看,中部地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比例最高,东部和西部相当,但东部略低。

5.动态看,小额贷款公司的效率有所提高

为了比较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效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本文分析比较了2010年和2013年我国各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效率,见表4。从平均值看,2013年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效率比2010年有所提高,总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分别提高0.08804和0.12734。与2010年相比,2013年我国29个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效率有所改进,占比达93.5%,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有30个地区有所改进,而规模效率仅有7个地区取得进步。对比上文得出的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引起生产效率低下的结论,虽然纯技术效率较低,但正在逐年改进,而规模效率整体下滑也是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效率的重要原因。

五、促进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建议

(一)明确法律地位,促进规范发展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模糊,《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虽然可以发放贷款,具有一定的金融性质,但又不是金融机构,不能享受农村金融机构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应尽快研究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法》,赋予小额贷款公司金融企业的法律地位,创造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二)加强政策扶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融入资金,而且融资资金必须满足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一半两个条件。这一规定成为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经营良好、信誉优良、风险控制能力强的小额贷款公司,应逐步放开“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限制,适当放宽负债率上限,逐步允许吸收存款,适当放宽转制为村镇银行的条件。

(三)加强监管,完善退出机制

将小额贷款公司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加强对其日常监管,评估风险情况,对达不到监管要求的小额贷款公司,或者出现非法吸收存款、变相提高利率标准、违规融资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小额贷款公司,应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实施关闭清算等市场退出手段。

作者:赵建斌

小额信贷公司盈利分析论文 篇2:

融资担保向“三农”小微放下身段

长期以来被融资难、融资贵困扰的小微企业和“三农”迎来福音。8月21日,国务院发布《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首次提出对主要为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余额可提高至15倍,以便更进一步突出对融资担保公司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加大政策扶持。《条例》将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加大对小微“三农”扶持

笔者注意到,此次《条例》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担保业务相对放宽了监管要求。在担保责任余额方面首次提出,“对主要为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融资担保公司,前款规定的倍数上限可以提高至15倍”。

而2015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中仅规定,“融资担保公司的融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

此外,《条例》中多处条款也着重提到了小微企业和“三农”与传统行业的区别对待,《条例》第十三条指出: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公司应当增强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为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村、农民的融资需求服务。在大数据方面,除了第十三条中提出融资担保公司增强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外,《条例》也在第二十四条提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工作制度,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时监测风险,加强对融资担保公司的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并与有关部门建立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副会长白澄宇认为,《条例》显然是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政策扶持。北京科技大学金融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刘澄也表示,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担保责任余额可提高至15倍,而对其他行业监管相对严一些,表现出监管部门鼓励担保机构对小微企业和“三农”进行担保。

超额担保、自担保问题突出

本次新规发布的时点,也正值担保行业乱象频发的时期。近年来,融资担保行业发展迅速,但同时超额担保、自担保等问题比较突出。据中经未来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1中国担保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在保余额总计19120亿元,较年初增加5374亿元,增长39.1%。

在担保额快速增长的背后也掩藏着风险。伴随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为网贷平台提供担保成为担保公司一项重要的业务。然而网贷行业近两年风险高发,融资担保公司也难免受到牵连。业内人士表示,网贷不良借款的风险,正在由网贷行业本身,向担保公司传导。有些网贷平台和担保公司为“一家人”,涉嫌关联担保。

即便担保公司为真正的第三方担保,如果平台出现资金偿还问题或是倒闭,担保的数额超出支付能力,担保公司未必能够兜底。监管规定,担保公司杠杆率不得超出10倍,但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众多担保公司的担保额度不为外界所知,其实际担保可能远超10倍杠杆。

劉澄还指出,融资担保行业盈利模式单一,担保产品的类型有限,导致担保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好,这一结果使有的担保公司放弃担保业务,可能就会走一些所谓的歪门邪道,继而又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很多担保公司被迫倒闭。

针对行业各种乱象,监管也做出进一步整肃,《条例》第十七条指出,融资担保公司不得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融资担保,为其他关联方提供融资担保的条件不得优于为非关联方提供同类担保的条件。融资担保公司为关联方提供融资担保的,应当自提供担保之日起30日内向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担保品类仍需完善

在刘澄看来,融资担保既要管住风险的同时,还要给担保公司在产品创新上做文章,通过各种渠道增强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注重担保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监管不能缺位,也不能够过度监管,要为监管行业产品的创新留有余力,打开空间。”刘澄说。另外,要加强担保行业和担保机构及其他类的经营机构通力协作,协同运作。鼓励担保公司有意识地主动向各种金融生态链进行完善,在整个生态链中求得自己的定位。

白澄宇还指出,担保行业是金融体系,本来有些业务应该是银行自己做,但是银行不愿意做,便借助担保公司帮忙。实际上很多做担保业务的机构,有着银行不具备的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信贷服务的专业能力,但是没有银行牌照,因此不得不用担保形式和银行合作进而开展业务。

“政府监管机构应加快民营银行牌照发放,给愿意为小微企业、‘三农’服务,也有能力为它们服务的民间金融机构,让它合理合法地通过吸储和融资的形式来开展业务,同时纳入更严格的监管。经过制度设计,既可以解决机构的资金来源问题,又可以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白澄宇建议。

作者:崔启斌 刘双霞

小额信贷公司盈利分析论文 篇3:

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绩效与制度设计研究

摘要:本文以湖州市全辖14家小额贷款公司为样本,对其运营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绩效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资本规模和贷款集中度均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不良贷款水平对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反过来又制约了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结合这些分析和结论,文章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制度设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 运营绩效 制度设计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带有较强的政策意味,也就是说是为了服务那些在传统银行信贷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包括农户和小微企业等(何文广等,2012)。然而,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又必须依照商业化模式来进行市场化运营。因此,在政策目标和经营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是小额贷款公司无法避免的选择,也是影响其运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湖州市辖区内14家小额贷款公司运营情况的分析,并运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影响其经营绩效的因素,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制度设计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湖州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现状和特点

截至2012年末,湖州市全辖共有小额贷款公司14家,注册资本总计27.7亿元,经营范围由注册地向周边地区延伸,目前,信贷业务服务面已经基本覆盖湖州市所有县区。2012年末,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43.62亿元,为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2.35%;比年初增加3.72亿元,为全市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2.07%。截至2012年末,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108.63亿元,同比多发放17.51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1.2亿元,比2012年初增加1.12亿元,不良贷款率达2.74%。2012年,湖州市全辖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净利润3.82亿元。在稳健货币政策的背景下,随着经济金融发展环境的变化,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经营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跟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并对当地信贷市场形成了一定程度影响。

(一)贷款对象中企业占比呈微增趋势

从各月情况来看,2012年以来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累计发放额中企业贷款累计发放额占比均超过40%,并呈现小幅稳步微升的趋势。截至2012年末,该项占比为43.7%,较2011年同期提升7.81个百分点。尽管当前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发放对象出现“企业化”苗头,但在其贷款整体用途上并没有影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2012年末,农、林、牧、渔业贷款累计发放额占比为26.59%,分别高出服务业贷款和其他类贷款10.25个和7.34个百分点。另从贷款对象看,2012年末,企业贷款中的农村企业贷款余额为13,84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的31.14%,高于2011年同期水平4.87个百分点。

(二)贷款客户呈现集中的趋势

截至2012年末,湖州市有8家小额贷款公司最大单户贷款余额达到其资本金5%的上限,占所有小额贷款公司的57.14%,比2011年同期提高7.14个百分点。从实际发放贷款的额度来看,2012年末湖州市辖内14家小额贷款公司前10大户贷款余额在总的贷款余额中占比达19.9%,较2011年底提高了1.25个百分点。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中10万元以下、10万~50万元和50万元以上的贷款分别占总的贷款余额的0.39%、11.75%和87.86%。其中,50万元以上贷款的占比与2011年同期基本持平,依然保持着十分高的比例。

(三)单笔贷款的额度呈居高不下的趋势

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组成结构中单笔贷款的金额大小呈现居高不下的趋势。与2011年相似,其中单笔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贷款占比接近1/3,为29.56%。截至2012年末,有50%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十大贷款户中存在单户贷款余额超过1000万元的客户,也和2011年相似。在收益受限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要实现良好的财务绩效,发放单笔金额较大的贷款以获取成本支出上的优势是其必然选择之一。当然,湖州市所有小额贷款公司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的控制还是严格遵循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有关“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的要求。

(四)贷款利率期限结构倒置呈收减趋势

调查显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水平和贷款期限的结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期限越短,利率水平越高。以吴兴区某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利率水平20%以上的贷款期限都是6个月以下,而期限6个月以上的贷款利率水平都在20%以下。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当前期限较短的贷款,特别是3个月以内期限的贷款多为临时性调剂贷款,过桥资金周转和贷款垫付等占比较高。这类贷款风险相对较大,只有高利率才能覆盖高风险,一般情况下都控制在接近基准利率4倍。2012年末小额贷款公司1年期以上贷款的利率与3个月以内贷款的利率之间的最高差额为4个百分点,低于2011年同期4.21个百分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借贷风险集中爆发后对上述此类资金需求的减弱。

(五)贷款风险呈上升趋势

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的贷款形式是保证贷款、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信用贷款占比仅为2%~3%,加上每家公司都制定有严格的风险防范措施,一直以来不良贷款率都控制在0.1%左右。但是,由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变化,以及同业竞争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过度扩张,其信贷资金风险隐患不断积聚,资产风险问题逐渐暴露。2011年下半年以来各公司的不良贷款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2012年末,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不良贷款余额是2011年末的16.45倍,不良贷款率也从2012年初的0.18%骤升至年末的2.74%,并且是2011年同期的15倍左右。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绩效分析

作为一类新型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与银行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首先,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其次,服务对象有所不同,银行更青睐大中型客户,而小额贷款公司的对象则是急于用钱或达不到银行贷款门槛的企业。最后,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小额贷款要坚持服务“三农”。此外,在服务企业方面,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要相对低一些,审批速度快,尤其是担保形式灵活多样,为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卢亚娟、蔡则祥,2011)。经过近4年的试点实践,湖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受资本规模和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状况也出现了分化趋势:在湖州市所辖吴兴区、德清县和长兴县等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公司注册规模比较大、当地资金需求旺盛,资金周转较快,加之发放贷款的利率较高,因此,相应地,其盈利能力较强。而所辖安吉县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上述因素较为不利,故其盈利能力也相对较弱(见图1、图2)。

(一)信贷需求旺盛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普遍较好

数据显示,湖州市所辖吴兴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盈利状况最好,该地区3家小额贷款公司资本收益率在18%左右,最高达26.2%,最低也在14%以上。该地区以生产童装为主的纺织业较为发达,与其配套的上下游中小型企业相对集中,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手续简便、贷款期限灵活等特点,满足了当地特色行业的小微企业旺盛的流动资金需求。相比之下,在湖州市所辖南浔区,由于南浔农村商业银行一家独大,导致当地信贷供给过于集中。该区小额贷款公司2012年末实现净利润4894.23万元,按照与年末总注册资本4亿元之比粗略计算,资本收益率仅为12.24%。如果不考虑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效益,单就资本投入的回报而言,其盈利水平明显低于目前银行类金融机构。

(二)资本规模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盈利能力较强

湖州市所辖的吴兴区和德清县各有1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在3亿元以上,而德清县另2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也达2.5亿元,上述吴兴区的这家小额贷款公司从2008年9月开业至2012年近4年时间里实现利润7856.63万元,是辖内调查样本中经营状况最好的公司,而同属吴兴区的另1家注册资本为1.5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从开业至2012年则仅实现净利润2127.33万元,远远落后于前一家吴兴区小额贷款公司。按现行《指导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不超过两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不超过资本净额50%的资金。而本身注册资金规模越大的小额贷款公司也越容易受到银行的青睐,相对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容易从商业银行融入资金。在当地人民银行组织的问卷调查中,湖州市所辖安吉县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负责人均表示资本规模小是制约其利润水平的主要因素,为提高盈利能力,其将着手增资扩股。

(三)贷款用途多样化及平均单笔贷款金额较大的公司盈利水平较好

数据显示,湖州市盈利状况相对好的几家小额贷款公司,其贷款用途均有侧重点地选择某一行业,其余贷款则较为平均地分布在农林牧渔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往往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及相关产业,且这家公司平均每户贷款的规模都在170万元以上(累计贷款额/累计发放贷款户数)。其中,盈利最好的一家公司的平均每户贷款规模高达326万元。而从两家盈利水平相对较差的小额贷款公司来看,其贷款对象行业类型较为分散,平均单笔贷款规模仅90万元左右,虽然分散了风险,但也增加了经营成本。此外,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经济较发达县区小企业的贷款需求通常都在50万元以上,而这些客户都是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黄金客户”。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坚持着重定位于“三农”,则很可能失去这些“黄金客户”。反之,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坚持效益第一的商业化发展定位,则可能与“小额、分散”的政策性指导原则不符。并且,我们还发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与贷款额度大小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由此可见,湖州市辖区内多数小额贷款公司选择发放较大金额贷款来控制成本支出、提高管理效率,是实现良好财务绩效的一种选择。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水平的相关因素,根据王骞和王满仓(2011)的研究,并结合本文的有关分析,我们构建以下模型对小额贷款公司利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P=c+β1·loan1+β2·loan2+β3·loan3+β4·loan4+β5·IR+β6·NPL+β7·client+εi,t其中:P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净利润;loan1、loan2、loan3和loan4分别代表小额贷款公司的农林牧渔业贷款、工业贷款、服务业贷款和其他类贷款;IR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NPL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不良贷款余额;client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数;c和ε则分别是常数项和误差项。

本文经过选择以湖州市辖区内12家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分析样本,从其财务报表中选取2012年有关数据,利用STATA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简单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的结果如下:

实证结果显示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小额贷款公司所有类别的贷款与其利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扩大放贷整体规模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放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为股东的注册资本金,放贷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资本金的大小,这也从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前面有关资本规模越大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水平越高的判断。而从贷款结构来看,β1大于β2,表示农、林、牧、渔业贷款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盈利的贡献度从整体来看要高于工业贷款。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额贷款公司遵循服务“三农”的目标可以实现经营目标和政策目标的有效统一。小额贷款公司客户数与其盈利水平的关系虽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但是其负相关的关系依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前面关于贷款集中度与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即集中度越高,盈利越高。但是,从不良贷款与公司的盈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来看,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中缺乏准确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目标,盲目扩充资本,降低信贷准入门槛,试图通过寻求业务超规模发展来增强规模效应,而不注重对信贷结构的有效调整以及对信贷投放中“大额、集中”风险的防范,则将无法避免因不良贷款风险而对盈利水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信贷投放集中度和不良贷款之间的权衡将是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

四、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一)明确市场定位,落实政策扶持,实现经营目标和政策目标的协调统一

为提高经营绩效,小额贷款公司要明确自己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定位,扎根乡镇,细分当地信贷市场,遵循服务“三农”的小微企业的宗旨,积极为专业种植户、养殖户和特色产业中的小微企业等生产经营性微小客户提供信贷支持,覆盖金融机构信贷盲区,成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着金融业务,但却享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待遇。因此,政府必须相应提供更有效的补贴手段来弥补小额贷款公司过高的经营成本。根据浙江省有关小额贷款公司税收留成补助的有关规定,湖州市政府也相应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营业税区级留存部分3年内实行先征后奖政策、企业所得税区级留存部分“三免二减半”政策、第4~6年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区级留存部分返还60%,以及对自然人股东5年内股金分红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实行先征后奖政策等。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区县财力不一,存在各区县落实政策进度、力度不均的现象。对此,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将落实小额贷款公司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一是使小额贷款公司享有村镇银行、农信社的补助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营业税应参照农村合作银行3%的税率征缴;二是运用政府财政资金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专项基金,在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之初给予一定支持,发展具备一定规模后归还资金继续支持其他小额贷款公司;三是对小额贷款公司支持“三农”的补贴落实到位,以提高小额贷款公司支农支小的积极性。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后,还可考虑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

(二)合理控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规模,加强其与商业银行的业务合作和创新

资本规模的大小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小额贷款公司绩效好坏不仅仅局限于资本规模大小,由于业务过快扩张引发的不良贷款也会对利润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为实现自我经营和发展的良性循环,小额贷款公司应该坚持自身的经验特点,不盲目追求大而全。应结合当地民间融资实际状况,合理布局资本规模和用途,发展成为专业的信贷零售机构,还原小额贷款公司应有的金融机构属性。我们认为向银行融资的机构家数限制可以适当放宽,从2家增至4家,并选择其中一家主要合作银行,将所有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银行资金纳入统一授信管理,据此监控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流向以及公司运营情况。在分散融资银行的风险的同时也避免了小额贷款公司自身过度融资的风险。可以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由小额贷款公司推荐客户,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并收益分成。这样既解决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又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业务成本。

(三)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和经营范围等限制,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浙江省对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原则上要求为“当地民营骨干企业,净资产5000万元以上且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近三年连续盈利且三年净利润累计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主发起人持股比例不超过20%,其余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对股东准入条件的限制使发起人股东仅有20%的权益,不利于提高其对公司实施长远规划的积极性。同时,限制每家小额贷款公司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之内(比如一个县或区)经营,将导致其客户经营行业集中度增高,容易发生关联贷款。并且,客户偿债能力与行业景气关联程度紧密,这就加大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风险。此外,政府部门给小额贷款公司规定的负债率上限是0.5倍,而银行的负债率是10多倍,其中农村信用社的负债率实际上更高。这就导致很多在项目拓展和风险后管理方面毫不逊色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受到负债率的限制而无法争取足够资金。因此,我们认为要争取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股东持股比例的限制,收缩过于分散的股权。同时要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跨地区经营、竞争和兼并,打破垄断的经营模式,在竞争中成长壮大。此外,我们也认为可以把0.5倍的负债率上限提高到2倍,并由商业银行和借贷市场来决定是否向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融资性贷款。

(四)适度放开对“小额”的认定标准和对利率的管制

“小额”的大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经济环境,应该是不同的。浙江省《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协办发[2009]71号)中规定,“小额贷款资金流向要遵循‘三七原则’,即原则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的70%应用于单户贷款余额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但从湖州市的现实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小额贷款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与贷款额度大小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此消彼长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认定100万元以下为小额贷款的标准要求过紧,而将贷款金额调整为200万元显得更为合适。同时,从国际上成功的小额信贷实践经验来看,贫困和低收入者更加关注的是贷款的可获得性、便利性,只要能连续获得贷款支持,他们可以接受相对较高的利率。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单一,目前几乎只能做贷款业务,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利息。因此,相应提高利率水平是实现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可持续的关键之一。对此,我们认为应逐步放开利率管制,用市场手段来调节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水平。

(五)建立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部门协调平台和机制,建立科学统一的监管标准

目前湖州市形成了由人民银行、银监会、金融办和工商局四部门联合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格局。其中,金融办和工商局均缺乏具备金融管理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难以胜任金融监管的复杂工作任务。这一点在近几年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践证明。上述两家单位在实际的业务监管过程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同时,政出多门的监管体系也令作为被监管对象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应付多方监管的过程中经常重复劳动并极大地浪费了资源。比如,湖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每月需向不同的部门上报11张内容交叉且格式不同的统计表格。对此,我们认为应积极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建设,加强自律和信息共享。在广泛、充分征求各监管部门和小额贷款公司意见的基础上,制作统一的业务处理凭证和开发统一的信贷管理系统,并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流程。这样既有利于提升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效率,也有利于监管部门统一监管数据、共享监管信息和提升监管效果。

作者:孙巍 张竞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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